1905年俄国革命后，激荡一时复归平静。知识分子保持在革命中的激进立场者寥若晨星，他们急遽后退，甚至主张否定革命、告别革命。1907年7月，《路标文集》出版，标志着俄国知识分子的这一思想转向。
文集中的七位作者司徒卢威、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伊兹戈耶夫、基斯嘉科夫斯基、格尔申宗，都曾经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或者是立宪民主党人，或者是革命的鼓吹者和同情者，在1905年至1907年间积极参与政治，在知识界中很有代表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日本有知识者发起组织“思想的科学研究会”，曾经进行关于知识分子“转向”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鹤见俊辅指出：“转向”受到权力强制是一个核心性问题，它包含强制性和自发性两个侧面。这个侧面不是孤立的，权力者和知识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机制。对敏感的知识者而言，除了权力，其行动还常常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影响。
1905年革命血腥结束后，沙皇政府作出让步，君主制变成了君主立宪制。但是，沙皇仍然保留了巨大的权力，包括“独裁者”称号。新成立的杜马由立宪民主党人占主导地位，因之被列宁称为“最革命的议会”而与沙皇政府相对峙。但是，第一、二届杜马很快被强令解散，代替温和的维特上台执政的是斯托雷平。这是一个铁腕人物。他一面实行警察统治，宣布立宪民主党为非法，捕杀自由民主派人士，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致使第三、四届杜马蜕变为政府的御用工具。在意识形态方面，强化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宣传，颁布各种特别法令，审查书报以至勒令停业，审判编辑，还创设特别军事法庭，几个月内即对一千多人进行判决。另一面启动改革，解散公社，将土地分给小农，刺激生产，带动整体国民经济持续繁荣，出现所谓“斯托雷平奇迹”。
1905年是一个拐点。政府持续的政治高压和土地改革带来的经济奇迹形成一种奇特的社会景观，使知识分子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抗议乎？赞颂乎？沉默乎？时局的变化对于他们的立场、理智和意志，都是一种严重的考验。
“路标派”知识分子试图在思想方面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及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清算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激进主义传统。
他们批判起自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及其后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激进思想，提出应当消除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叛逆性。据沙皇俄国司法部门调查统计，至二十世纪，在“反国家罪”的职业分布中，工农比例迅速递升，而知识分子比例相对减少。可见路标派的主张，在犬儒化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他们充当了领头羊的角色。
别尔嘉耶夫自称为“造反者”，“在最高程度上倾向于造反”，非正义、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践踏，都会引起他愤怒的抗议。而此刻，他却宣称：“1905年革命所具有的特征和它的道德后果引起我的厌恶，使我产生了精神上的反动。”革命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呢？他认为，原因是缺少能够改革和改造社会的创造性精神力量。所以，革命性在他看来首先是“精神的革命性”，是“精神的起义”，也即“追求自由和反对奴役”。他表示说：“在我们的政治革命中我是很不积极的，我甚至用精神上的革命起义来反对这种政治革命。我觉得这种政治革命是精神上的反动，我在这种革命中发现了对自由的厌恶，对个人价值的否定。”他一再表白自己稟性中具有造反和抗议的因素，并强调这种因素反对“革命中的奴隶制”。
格尔申宗说：“别林斯基以来我们的政治史完全是一场噩梦。”他对激进主义清楚地表明了憎恶的态度，在政府与人民之间，他甚至因为害怕狂热的革命而公开表示支持官方的镇压行动，说：“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路标派把精神革命同政治革命割离开来，实质上是希图以一种自我完善的内省方式代替不可调和的外部冲突。尤其在革命遭到政府的镇压之后，这种公开告别革命的表示，无论如何是对官方的支持，这在道义上是不能容忍的；再就是在血腥面前，集体逃避风险，这里不难看出以体面的形式显示了自身的怯懦。
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和弗兰克等提倡“新神学”，被称为“寻神派”。他们反对“外科手术式”的革命，对过去参与革命的行动表示忏悔；主张回归东正教，在斯拉夫文化传统基础上建设“新的中世纪”，以期实现“精神再生”。
别尔嘉耶夫自称是一个自由思想的基督徒，说“自由是基督教的内容”，“基督教是自由宗教”，“基督教和精神自由是一回事”。不排除基督教包含精神自由的内容，但是，在这里把自由和宗教等同起来，明显地缩减了自由所固有的政治意涵；名为追求精神自由，实则放弃在专制政体下为实现个人的自由权利所作的斗争。
布尔加科夫批判无神论，认为是革命的哲学基础，在精神方面远离基督教的顺从，以及基督教本身。他一方面批判革命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另一方面又标榜一种“基督教自我牺牲的行动”，“自我牺牲与顺从的业绩紧密联系的行动”。为他们所憎恶的巴枯宁的有名的著作《上帝与国家》，仿佛就是预先针对这批“寻神派”知识分子而作的。他指出：“不论玄学家、宗教唯心论者、哲学家、政治家和诗人们是否喜欢，上帝这观念蕴含着人类理性和正义的扬弃；它是人类自由的最坚决的否定，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必然要归结到人类的沦为奴隶。”他是无神论者，认为一切宗教都是残酷的，都是建立在鲜血之上的，因为在原则上它们都恰恰是建立在牺牲的意念上的，人性将永久殉祭于神的贪婪的惩罚之前。在宗教那里，他说人总是牺牲者，而牧师被赋予特权，是神的刽子手。在论述中，他把教堂和国家同构看待，结论与路标派确实很两样。他喜欢说的是，国家崩溃之后，新的秩序将是“人的正义要来代替那神的正义”。
路标派提出以神代替人，以上帝代替人民，以基督教代替无神论，正如司徒卢威所说的：“宗教思想能够钝化这种激进主义的锋芒，减弱它的刚性和激烈程度。”
“路标派”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布尔加科夫说：所有的思想体系，先进战士、倡导者、鼓动家和宣传家的精神武器都是知识阶级革命所提供的。革命是知识阶级的精神产儿，革命的历史则是对知识阶级的判决。
这群以“纯粹的、独立的知识的捍卫者”自居的人物，俨然“上帝”的使者，对俄国知识分子作出居高临下的严厉的批评。其实，他们恰如布尔加科夫自己嘲讽革命知识分子说的那样，一个极其平庸的凡夫俗子，当他披上知识分子的外衣，便开始对别人傲慢不逊起来。别尔嘉耶夫批评说：俄国知识分子存在着某种不幸，如对平均主义的公正性、社会之善和民众利益的崇尚消解了对真理的崇尚，甚至扼杀了对于真理的兴趣。又说，他们之所以需要真理，目的是为了将真理变成社会变革、民众利益和人类幸福的工具。那么，在别尔嘉耶夫那里，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对上帝的爱”，是真理本身。他反对通过认识和掌握真理以改造世界。布尔加科夫把追求社会进步与“外部变革”看作是启蒙运动在俄国的变体，他批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雅各宾主义”的缺陷，崇尚自我崇拜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冒险主义和极端主义，追求以自己的力量从外部拯救民众，并敢于自我牺牲。他嘲笑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认为对个性的曲解、理想的虚妄是他们发展的根本动因，他们的英雄主义心理完全是警察制度的一种放射，有末日论的情绪，有必要从内部进行修正。司徒卢威也指俄国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轻率和政治上的无能”，格尔申宗则全然一派失败主义论调，说：“在自己祖国，他们是一群孤独无援的患者——这则是俄国知识阶层的真实写照。无论是根据自己的内在素质，还是根据外在的条件，他们都不可能战胜专制制度；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他们不可能凭借自身力量去获取胜利。”
布尔加科夫在文中重提历史上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全面肯定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甚至不惜美化聚集于修道院寻求精神依托的“民众”，认为“比知识阶级更具文化教养”，——这里的知识阶级当然是指革命知识分子了。
为了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布尔加科夫举例指出：“在英国清教徒革命与法国无神论革命之间，如同在克伦威尔与马拉或罗伯斯庇尔之间，以及在雷列耶夫或十二月党人的信徒与近期革命的活动家之间，同样存在着重大的精神差异。”司徒卢威也指出，诺维科夫、拉吉舍夫和恰达耶夫与巴枯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的差别，不仅是“历史的”差异；两者之间不是同一序列中的几个环节，而是实质上不可调和的两种精神潮流。他还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与赫尔岑之间的不同，也不仅在个性方面，而是本质上的区别，他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属于另外一种精神典型。
在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路标派”的宗教立场。他们在比较革命者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时候，只是偏于两者的差别，并没有强调他们之间的同一性，那就是：革命。而且，造成不同群体和个人差异性的因素是多元的，路标派在这里成了一元论者。更何况，在这些人物中间，也很难泛泛地论优劣。因为寻神，他们倒是把现实中的革命和革命人简单化了。
《路标文集》出版后，一个月内加印4次，半年内全国发表了多达154篇评论文章，可见影响之大。斯托雷平评价说，这是“每个关心俄国命运的人都需要读的书。”
列宁谴责它是一部“臭名昭著”的“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叛变和变节”的见证，作者是资产阶级和旧政权的“高级奴仆”，是一群“自由派蠢猪”。
《路标文集》引起知识界集体附和，身在国外的高尔基成为第一个批判者。他认为，这是俄国知识分子集体堕落的表现，他用“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这一短语加以形容；他明确表示说，本书的出版开始了“俄国知识界历史上最无耻的十年”。当时知识界普遍向右转，他向左转，不免群起而攻之，此即有名的“高尔基争论”。
不能说“路标派”的观点毫无可取之处，至少，他们对精神性的关注，是大多数职业政治家所忽略的。症结的问题在于，他们打起“精神革命”的旗子，目的是以此代替政治革命；可是它并没有这种力量，那结果，实际上保护了旧制度。在《路标文集》出版时，革命确实处于低潮，然而，斯托雷平改革的红利太少，杯水车薪，社会矛盾依然激烈，怨恨心理继续扩散，革命的力量重新慢慢集结，十年之后也即1917年，最终仍然是依靠政治革命终结了沙皇专制制度。
二月革命革的是专制王朝的命，十月革命则是革民主革命的命。但是，不能因为十月革命的集权统治而否定列宁此前对“路标派”的批评。二月革命的发生，足以看出路标派的虚妄；随后十月革命的变异，也未可证实其真确。
革命高潮时，多激进主义者，也多投机主义者；革命退潮时，则多怀疑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摘自《革命寻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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