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中的世界秩序:橋水基金應對國家興衰的原則(瑞 · 達利歐 (Ray Dalio)

我與世界各地領導人談論時,一再聽到他們說有經濟與軍事兩項首要考量。他們幾乎全都表示,若從經濟考量選擇,他們會選中國,因為中國在經濟上(貿易與資本流動)對对其主体内容进行摘要,下文中的我均指作者。在后面不做评述。在开头先说明我的观点,作者并不是什么见识深刻的人。但是作者自称被自己发现的规律所惊悚,于是求教于各方智者,最终验证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当然,我们现在明显可见进入历史的危急时刻。且先看看作者的论证,就算我的观点与作者有所不同,在后面也不会轻易指出,以免干扰作者论证的完整性。但是内容会根据我所认为的重要性进行侧重和削减。

世界是如何運作的

我透過這份研究發現,長期以來影響多數國家的多數民眾的最大問題,就是和財富與權力的創造、取得和分配有關的爭鬥,不過多數國家的多數民眾也會為了其他問題而爭鬥,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識型態和宗教方面的爭鬥。

我也透過研究觀察到,綜觀歷史、放眼所有國家,擁有財富生產工具的人都擁有創造財富的條件。而為了維持或增加自身的財富,那些人會和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合作,彼此建立一種共生關係,共同打造並強制執行各種規則。我發現,各個時期的各個國家都發生過相似的情況。

我觀察到,這個動態使極小部分的人口獲得並控制絕大部分的總財富與權力,最後漸漸變得過分擴張,但接著,等到惡劣時期來臨,受創最深的卻是最不富裕且最沒有權力的那一群人,而那樣的動態必然會引發衝突,最終更會演變成革命和/或內戰。等到這些衝突結束,世人將重建全新的世界秩序,週期也會重新展開。

擁有大量儲蓄、低負債以及強勢儲備貨幣的國家,比沒有太多儲蓄、債務過高且沒有強勢儲備貨幣的國家更禁得起經濟與信用崩潰的打擊。相同的,當一國領袖強勢且能幹,國民素質良好,它的管理也會比沒有優秀領袖與素質良好國民的國家更完善;另外,較有發明創造力的國家將比較欠缺發明創造力的國家更能適應新局面。誠如你稍後將見到的,這些要素都是恆久有效、放諸四海皆準且可衡量的原則。

儘管經過許多世代,這些週期依舊因基本上相同的理由而迄今幾乎沒有改變,這個理由是:無論經過多少世代,人類生命週期的基本要素都維持不變,因為人性幾乎沒有隨著物換星移而發生明顯的變化。舉個例子,自古至今,人類的恐懼、貪婪、嫉妒及其他最基本的情緒都未曾改變,而這些情緒正是驅動週期的重大影響因素。間後,繁榮期最終又會變得過分擴張,形成債務泡沫與巨大的財富鴻溝,最終導致債務崩潰;債務崩潰會帶來新一波壓力測試,以及破壞/重建期(例如戰爭)的再次展開;而破壞/重建期將再次帶來新秩序,到最後,強者再次獲得相對比弱者多的利益等……這一系列事態總是如此不斷周而復始。

想要重新分配財富與不想重分配財富的人之間的爭議永遠無解,而他們之間的爭鬥也永遠無法平息。歷史上的多數週期都是因基本上相同的理由而發生。這些破壞/重建期摧毀了弱者、明確凸顯出強權誰屬,同時確立了各種革命性的新做事方法(亦即新秩序),而這些新秩序會成為繁榮期的基礎,不過,一段時間後,繁榮期最終又會變得過分擴張,形成債務泡沫與巨大的財富鴻溝,最終導致債務崩潰;債務崩潰會帶來新一波壓力測試,以及破壞/重建期(例如戰爭)的再次展開;而破壞/重建期將再次帶來新秩序,到最後,強者再次獲得相對比弱者多的利益等……這一系列事態總是如此不斷周而復始。

儘管如此,歷史告訴我們,就算當局沒有盡可能縮短破壞/重建期,絕大多數的民眾通常還是順利在經濟蕭條之際保住飯碗,在戰火之中毫髮未傷,並在天然災害之中僥倖保住性命。曾度過那些苦難時期的某些人甚至表示,儘管這些時刻極度艱難,卻也帶來了重要且美好的事物,例如,它使人與人之間變得更親近與團結,使人的性格變得更加強韌,並使人學會感恩最基本的幸福等等。

經濟破壞期與戰爭期間通常不會延續非常久——大約二至三年左右。而天然災害(如旱災、洪澇和傳染病)的延續時間與嚴重程度雖各有差異,但通常民眾會因漸漸適應而不感到那麼痛苦。

作者的预言

基於本書解釋的理由,我相信我們正目睹一個相對財富與權力以及世界秩序的主要典型大變遷,這個變遷將會深刻影響所有國家的每一位民眾。

這個大規模的財富與權力變遷並不顯而易見,因為多數民眾腦袋裡並沒有一個可將這個變遷歸納為「眾多變遷中的另一次變遷」的歷史型態。

在那些典型的週期當中,最重要的三個就是我在引言中提到的:長期債務與資本市場週期、內部有序與混亂週期,以及外部有序與混亂週期。

這些週期總是在兩個對立面來回擺盪——在和平與戰爭之間擺盪、在經濟繁榮與衰退之間擺盪、在政治左派與右派掌權之間擺盪、在帝國聯合與瓦解之間擺盪等等——那就是物極必反的道理,當世人將各項事物推向遠遠超過其均衡水準的極端,必然會引發一個過度而朝反方向前進的擺盪。使鐘擺朝某一方擺盪的根本力量,正好也是導致它朝反方向擺盪的要素。

雖然我相當確定未來幾年,你、我和世界秩序將會經歷非常大的挑戰與變化,我還是相信人類將會以非常務實的方式,變得更聰明與更堅韌,而那些務實的作為將帶領我們克服這些挑戰時刻,繼續創造更新且更高水準的繁榮。

「帝國興衰大週期」的主要典型模型

財富與勢力興衰的八項決定因素

1)教育;2)競爭力;3)創新與技術;4)經濟產出;5)世界貿易佔比;6)軍事實力;7)金融中心實力,以及8)儲備貨幣地位。

興起階段:

興起階段是新秩序形成之後的建設繁榮期。當一個國家基於以下理由而成為根基強大的國家時,它就處於興起階段:a)相對低的債務水準;b)民眾之間的財富、價值觀與政治鴻溝相對小;c)民眾能有效率地團結合作,共同創造繁榮;d)優質的教育與基礎建設;e)擁有強勢且有能力的領導者;以及f)和平的世界秩序,整個世界由一個或多個具支配力量的強權國引導;這樣的景況促成……

顛峰階段:

這個期間的特色是會發生以下幾種形式的過度狀況:a)高債務水準;b)巨大的財富、價值觀與政治鴻溝;c)教育與基礎建設一路沉淪;d)各國國內不同階級的民眾之間衝突不斷;e)因過分擴張的帝國面臨新興對手的挑戰,導致國與國之間纏鬥不休;這樣的景況導致……

衰敗階段:

這是鬥爭與重組的痛苦期,這個時期會爆發巨大的衝突與劇變,新的內部與外部秩序也在此時確立。這個時期奠定了下一個新秩序與新繁榮建設期的基礎。

這個國家的財務體質日益委靡,長期下來更將導致它的貨幣弱化。換言之,在借款活動與支出強勁之際,這個帝國的外表看起來雖然依舊非常強大,但它實際上的財務狀況卻已漸漸削弱,因為借款活動為這個國家提供的財源已超過維持帝國的基本勢力所需,多出的資金被虛擲在國內過度消費與旨在維護帝國勢力的國際軍事衝突上,最終產生有害無益的影響。擁有帝國地位變得無利可圖。

當較富裕的國家向較貧窮但較積極儲蓄的國家借錢,並因此而債台高築,就是財富與勢力變遷的初期訊號之一。

一旦生產力的基礎遭到侵蝕,就會導致經濟大餅縮小,並引發更多和資源分配有關的衝突(畢竟此時大餅已經萎縮)。這時,兩極化的民粹主義領袖將從各自陣營崛起,並誓言取得掌控權與維護秩序。那是民主政治面臨最大挑戰的時刻,因為它無法控制各種亂象,最終形同陷入無政府狀態,也因為此時此刻受夠這一切的民眾,將最可能倒向一個有能力撥亂反正的強勢民粹主義領袖。

一旦帝國日益衰敗,且持有其儲備貨幣與債務的人失去信心,並開始拋售那些通貨或債務,就代表該帝國大勢已去,也代表它的「帝國興衰大週期」已經結束。

幾個主要的老帝國(這些帝國也是主要的儲備貨幣帝國)正以傳統的模式,漸漸走向一個長期債務週期的末期階段,在那樣一個階段,債務非常龐大,且典型的貨幣政策通常已無法發揮理想的成效。在政治層面上已四分五裂的各國中央政府,近期試圖藉由發放大量透過舉債取得的資金來填補財政漏洞,而各國中央銀行則試圖藉由印製大量貨幣,助中央政府一臂之力(也就是將政府債務貨幣化)。這一切又正好發生在財富與價值觀出現巨大鴻溝之際,而一個崛起中的世界強權在貿易、科技發展、資本市場與地緣政治等方面對當前首要世界強權的步步進逼,更使情勢顯得一觸即發。除此之外,就在我撰寫本書之際,我們還得應付一場大流行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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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中的世界秩序:橋水基金應對國家興衰的原則(瑞 · 達利歐 (Ray Dalio)

中國與人民幣的興起大週期

中國副主席王岐山是出色的歷史學者,愛好探索不同文化,他曾對我說,美國人與中國人最主要的差別是,美國人把個人看得高於一切,中國人則最重視家族與集體。美國行事是由下而上(如民主),個人利益最大;中國行事是由上而下,集體利益最重要。他說,「country」的中文是由「國」「家」兩個字組成,所以中國領導人治國,是希望做到像他們認為的,父母的治家之道,人人知道自己的本分並敬愛尊長。因此中國人較謙遜、恭敬、守規矩,美國人較自大、平等、厭惡規矩。我自己的觀察是,中國人比較願意問問題和學習,美國人則更有興趣暢談他的想法。

我覺得訝異的是,中國人平均所得約美國人的四十分之一,卻借錢給美國人,照理富人應比窮人更有錢能出借。在我看來,美國人多麼寧願負債,以資助自己過度消費,而中國人多麼重視儲蓄,反思起來令人震驚。我也反思,新興國家意欲累積主要儲備貨幣的債券/債務作為儲蓄,卻可能使主要儲備貨幣國家變得舉債過多。

我在1995年送十一歲的兒子麥修(Matt)到中國,住在顧女士夫婦家,上當時一所貧窮的當地小學(史家胡同小學)。麥修從三歲起,曾多次與我一起到中國,與顧女士熟識。他不會說中文,所以必須融入中文環境中學習,他確實是那麼做。學校雖窮(比方到11月底才有暖氣,所以學生上課時要穿棉襖),但有聰明、具愛心的老師,給孩子優良、完整的教育,包含品格教育。麥修雖失去一些他習慣的舒適生活(像是他住的老公寓每週只供應兩天熱水,所以他無法天天洗熱水澡),但他受到極佳的教育和關愛,比他在美國富裕的社區成長得更好。他與老師、同學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至今仍存在。他因為這番經歷,成立了協助中國孤兒的基金會,並主持其運作十二年。約在同時我也聘請中國團隊,把美國機構資金投資於中國企業。進行兩年後發現美中兩頭兼顧太困難,不得不中斷。

這些年來習政府強力執行改革及開放市場與經濟的政策;管理債務成長;更彈性地管理貨幣;支持創業及市場導向的決策,尤其對中國想成為領先世界的產業;制定合理監管機制,由健全的主管機關執行;建立未來科技與工業的能力;擴大惠及最落後地區與人民的經濟利益;控制污染及環境惡化。

但很多人不這麼想,我猜測原因在於a)改革與其他管制趨嚴同時發生,b)有些對中小企業的支援(如提供貸款),不如大型國企受到的支援(這更多是與技術上的挑戰有關,而非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意願降低),c)政府由上而下指揮經濟,有時會期待銀行和公司做不符經濟效益、卻有社會效益的貸款(為國家整體最佳利益著想),d)中國扶植企業,追求國家目標,e)不讓某些外國公司享有與中國公司同樣的待遇,f)中國協調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管制經濟,做得比主要儲備貨幣國家多很多,所有這些通常都不受國外資本家歡迎。

當然有很多美國人批評這些政策。我雖不會深入其優劣,但我要說,我們應預期各國的領導人都會設法透過適當管理及協調貨幣與財政政策,在「國家」(政府影響並控制經濟)與「資本主義」(由自由市場控制經濟及資本市場)間取得最佳平衡,我們也應設法理解領導人作為背後的想法。

為了解中國領導人的環境及觀點,我建議各位不要以刻板印象(如簡化為「共黨作風」)去看待他們的作為,並接受他們正在嘗試、也會繼續嘗試,同時並行這兩種看似矛盾的作法。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是提高大多數人生活水準的方式,不是為了服務資本家。無論你認為這麼做是好是壞,其成果一直極為突出,因此我們不應期待中國人會放棄它,改採美式或西式作風。反而我們應加以研究,看看能從中學到什麼,就像中國人曾研究西方,向西方學習。畢竟我們面對的是各種治理方式的競爭,我們需要多了解才更有勝算。

至於中國國內政治,2018年習近平a)鞏固自身及支持者(即「核心」領導班子)的權力,b)修改中國憲法,明訂中國共產黨控制一切,c)取消國家主席及副主席任期限制,d)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確保政府官員依照黨意行事,e)將習的主張「習近平思想」正式列入憲法中。截至撰寫本書時,政治巨大變動,加強管控,擴大財富分配,都在進行中。有人擔心,習正變得比毛更專制。我非中國政治的專家,所以對中國內政事務可置喙的不多,不過我願傳達我聽到的:習採取加緊管控的爭議性行動,是出於相信中國在挑戰更大的世界形勢裡正進入更艱難的階段,此時團結、連續性的領導特別重要,未來幾年內,這種情況將有增無減。前面提過,在重大危機時期,往往適合較專制、較不民主的領導。

依我所見,美中兩國及其領袖處於目前的地位,是命運及週期規律所致。美國因此經歷了相互強化的成功大週期,以致過度行為而在某些領域趨於沒落。同樣地中國因此經歷了負向的衰退大週期,以致陷入困境,導致革命性改變,而使中國來到目前所處的相互強化上升週期。所以基於所有典型因素,美國似在走下坡,中國似在崛起。

美國若開戰,我相信為台灣與中國打仗而損失美國人命,在美國將大失民心,美國也很可能戰敗,所以關鍵問題在於,戰事會不會擴大。對此大家都很害怕。但願恐懼那種大戰及它造成的毀滅,就像對相互保證毀滅的恐懼一樣,將防止戰爭發生。

我與世界各地領導人談論時,一再聽到他們說有經濟與軍事兩項首要考量。他們幾乎全都表示,若從經濟考量選擇,他們會選中國,因為中國在經濟上(貿易與資本流動)對他們更重要,但若要按軍事支援做選擇,則美國佔優勢,不過關鍵問題是,在他們有需要時,美國是否會給予軍事保護。他們多半懷疑美國會為他們打仗,有些亞太地區的領導人更質疑美國是否有力量打贏。

中美彼此間的主要挑戰起因於有些人不了解、不能以同理心看待對方的價值觀及行事方式,不許對方做其自認為最恰當的事。

這些差異也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中國政府更像父母般對人民,例如規定兒童可玩哪種電玩,及每天可以玩幾小時,在美國電玩不歸政府管,這類事被視為個別家長的決定。這兩種作法都各有利弊。

有鑑於中國過往輝煌的歷史,及其背後的文化多麼深入人心,要中國人放棄其價值觀和制度,那種可能性不會比要美國人放棄來得高。試圖強迫中國人及中國的體制變得更像美國,對中國人而言,等於要消滅他們最根本的信念,他們將誓死加以捍衛。為了和平共存,美國人必須了解,中國人相信他們的價值觀以及實踐那些價值的方式都是最好的,正如美國人相信美式價值觀以及實踐那些價值的方式都是最好的。

譬如我們應當接受,在挑選領導人上,大多數中國人認為,讓有能力、有智慧的領導人去挑選,比讓全民以「一人一票」方式去挑選要好,因為一般大眾的資訊和能力不足。他們大都相信,一般大眾會憑一時情緒和根據候選人為爭取選票所開的支票來選擇領導人,而非根據對人民最好的政策。同時他們相信——正如柏拉圖所相信、也有好幾國曾發生——當民主政治碰到局面混亂,人民為政策方向爭辯不休,而不是支持堅強、有才能的領導人,就易淪為失能的無政府狀態。

當中國人處於優勢地位時,他們傾向於要求a)相對地位很清楚(處於劣勢的一方要認清自己的地位),b)劣勢方要服從,c)劣勢方要明白,不服從就會受罰。

那是中國領導人物的傾向/風格。在有需要時,他們也可能是伸出援手的及時雨。例如當新冠肺炎疫情及死亡人數首波大爆發時,康乃狄克州州長亟需個人防護設備,可是向美國政府或其他來源都無法取得,我向中國友人求助,他們提供了全部所需,數量龐大。當中國走向全球之際,有不少國家的領導人(及人民)很感謝中國的慷慨之舉,也不滿中國懲罰之嚴厲。有一些文化差異可透過談判使雙方都滿意,不過有些最重要的差異很難靠談判解決。

我的简评

在他们的视野,历史又回到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范式,更像中国三百年治乱循环。当然,他们熟悉的是罗马帝国(也可能是阿西莫夫的《基地》,将罗马衰亡的原因一股脑堆到美国身上。

美国存在巨大危机,这种危机第一不是历史的周期循环,第二原因和解决方案不是他所认为的那样。美国需要的是给富豪以及跨国资本加税,让富人和跨国企业纳税是核心议题,既然做不到这个话题多说无益。主要危机来自于对制度失去信心,想要终结制度的人窃取国柄。

作者恐惧债务,但是国债等价于货币发行,是增长的原因。我认为美债不是问题的原因是,如果真的有问题就会导致美元贬值,那么什么货币升值呢?如果发生全球危机,那么就不是美国的危机,换句话说,作者担心的美国衰落其他国家崛起是伪命题。

货币会贬值,这本来就是货币就该有的属性,适度通胀刺激经济生产。黄金不贬值为何不用黄金?有人强迫你不用黄金了吗?因为没有货币通胀属性就根本就不会有经济的增长。这几年金价的高速增长表征的是经济的衰退。

美元本身是一种信用,只要不破坏信用就没有问题,成问题的是利息支出,所以需要给跨国公司加税,美国是世界帝国,美国的危险在于放弃世界帝国的义务。

他认为中国没有债务,是世界的债权国,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中国。中国把债务全部压到地方并不是说债务就不存在,一个国家的货币无法国际化也无法成为真正的强国。本质就是一个养鸬鹚的世界工厂,所谓债权都是从鸬鹚嘴里吐出来的。作者所做的全球交易与世界政治息息相关,但是作者缺乏对政治的洞见力(直接说就是对政治与历史狗屁不通),对他来说幸运的是他由于与中国的密切联系而被要求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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