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年九十了,耳不聋,眼不花,精气神十足,广场溜达时,偶尔还会跟着秧歌队扭几圈大秧歌,聚会时经不住众人起哄,就亮开嗓子唱一段陕北民歌。
但爷爷还不到三十岁时就病故了。所以我觉得,寿命与基因关系不大。
爷爷死时,父亲只有12岁,下面还有三个妹妹,最大的7岁,最小的1岁,奶奶虽年轻,但长着”三寸金莲”的小脚,无法下地干活,也算不上利索女人,父亲一下子就担起了养活全家的责任。当时村里已搞过土改,家里有几亩地,父亲天生能吃苦,脑瓜也灵,人又实诚,没几年就成为远近有名的好庄稼汉,熬了个好威信,到结婚年龄,家虽穷,还是娶到了来自殷实人家的母亲。外祖父看重的是父亲的人品。
当时的农村,孤儿寡母免不了受人欺负,特别是同家族人的欺负。爷爷死后不久,家族的几位长者就逼着奶奶改嫁,但奶奶放心不下几个孩子,没有立马顺从。直到母亲过了门、大姑和二姑出嫁后,奶奶才带着三姑改嫁到五十华里外的绥德农村。之后,父亲每年正月去看一次奶奶,我小时候走的最长路就是跟随父亲去看奶奶时走的那条路,那是一条从吴堡县出发、穿过佳县、再进入绥德县的山路,中间要爬几次山,我走累了,就得父亲背着。
父亲16岁那年,共产党的军队攻打国民党占据的榆林城,久攻不下,需要农民工到前线抬担架,村里分配到三个名额。即便抬担架,毕竟要在枪林弹雨中奔跑,还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理说,父亲是”独子”,这事摊不到他头上,但村委会偏偏派他上前线抬担架。当时的村主任是父亲没出五服关系的爷爷,也是那个逼着奶奶改嫁的人。父亲的外祖父可怜自己的外孙,怕他丢了命,七凑八凑借了6块银元交给政府,把父亲赎回来。
农村人起名,同一辈分人的名字有一个相同的字,这样,从名字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辈分和族人的长幼排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惟一无法从名字读出辈分的人。原因是,辛庄村张姓家族没有固定的辈分谱,通常是年龄最长的起名后,其他同辈的人跟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最年长的男性,他给自己起名”福元”,但没有人跟随”福”字起名,他之后的同辈人都用了”建”字。到我这辈,我是最年长的,我给自己起名”维迎”后,其他同辈人的名字多从”维”字了。父亲说,我比他有出息。
但不知为什么,父亲小的时候,村里的外姓人不欺负他。不仅不欺负,而且还关照,所以他的异姓朋友很多。父亲的朋友圈,也影响到我小时候的交友。我的小朋友中,异姓孩子多于同姓孩子。
02
父亲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在村里也有很高的威信,人缘好。合作化一开始,他就出任村干部,担任过生产队队长,生产大队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村里人对他的评价是:务实,不贪,办事公道,敢承担责任。
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时,队里曾偷偷开过瓜园,种了些西瓜和甜瓜到集市上卖,给队里搞点副业收入。说”偷偷”,是因为按照上面的说法,这是搞”资本主义“,不被允许。我曾随父亲照看瓜园,晚上睡在庵子里,每当此时,我可以大饱口福,但父亲只允许我吃熟过火或被野兔、松鼠糟蹋过的,也就是没法卖出去的瓜。遗憾的是,瓜园也就开了两年,到第三年,公社来的干部把瓜苗拔了,只好再种晚作物。秋收的时候,队里会搞承包,也就是把庄稼包给个人收割,按亩记工分(类似计件工资),这样不至于把庄稼烂在地里。这事上面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倡,也不禁止。
队里有个社员霍常金,是有名的石匠,但不安心干农活,喜欢做点投机倒把的事。他老婆是个巫婆,有病在延安治疗,他向一些村民借了些布票去延安偷偷倒卖,赚点路费,走时也没有请假(请假肯定不批准),生产队就把他的口粮扣下。夏天他回到村里,家里没一粒粮食,队里有余粮,父亲决定把口粮分给他,但遭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世招的阻拦。队长要给分,支书不让分。在双方争吵不休的时候,霍常金就把已经装好的一袋子粮食扛走了。支书曾是吃国库粮的干部,原则性强,就打电话给公社书记,说霍常金盗窃仓库。公社马上就安排了批判大会,但他没有到场,另一个批判对象逃跑了,会没开成。公社副书记专门来到村里调查此事,在我们家吃饭。父亲说:霍常金外出不请假、借布票倒卖,这都是事实,但说他盗窃仓库,不对。应该分给他的口粮不给他,又要他下地干活,他没办法,只能如此;是人总得吃饭,否则会饿死,你们要批判就批判我,不要批判霍常金。公社副书记听了父亲话,不仅没有批判霍常金,反倒训斥了大队支书:”如果饿死人,你们谁负责?”类似的冲突,父亲和支书之间发生过多次,其原因,用父亲现在的话说,是”他左我右”。
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和王世招的私交还是不错的。”文革”开始后,王世招成了村里的头号”走资派”,村里很多人站出来批斗他,有仇的报仇,有气的出气,很快就把他赶下台。但无论会上还是会下,父亲从始到终没说一句话。王世招比父亲大一岁,48岁病逝。病逝的前几天,父亲专程从几十里外的工地跑回来看他,俩人聊了很长时间,依依惜别。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期间,王世招的儿子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对我很关照。可惜,他后来因车祸身亡,死的时候也是48岁。
1972年,霍常金从县引水渠工程承包了一段工程,大概是念及父亲曾经对他的好,允许我暑假期间在他的工地打工。我打工一个月,赚了52元钱,中秋节那天,霍常金冒雨把工钱送到我家。那年我13岁,正在上初中一年级。
1969年,父亲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但他执意要去一百里外的国防公路(现307国道)工程跟工。他想去跟工,一是工程上能吃饱饭,二是也可以给家里人省下点口粮。工程以公社为单位组织施工,全公社工队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父亲去后第一天垒灶台,第二天被任命为二连二排排长,第三天又被任命为二连连长。当连长活轻,每顿九两玉米面蒸的圪梁(长条窝窝头)吃不完,父亲就把剩下的晾干保存起来,回来时带给家里人吃。所以,父亲每回家一趟,我就可以饱食几天。
父亲所在工程的主要工作是凿石开路,每次上百米的路段20多个炮眼同时炸裂,工伤事故时有发生。父亲出发前,母亲哭了,怕再也见不到父亲了。父亲说,这是母亲为他哭过的唯一一次。同村去的另一位社员王居升,有文化,曾在西安工作过,担任三连连长,一次放炮炸石,一块拳头大的风化石砸在他的脸上。父亲送他去医院抢救,他的命保住了,但鼻子没有保住,政府给他在县医院安排了个炊事员的工作,后来又安排在乡卫生所卖药,算是对他失去鼻子的补偿。王居升的儿子现在是西安有名的外科医生,他学医与他父亲有关。
我读高中时,父亲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里的插队知青就是父亲去县城接来的,他对他们的生活做了精心安排,还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知青们现在还念叨他的好。
我高中即将毕业回乡时,村党支部换届选举,父亲被选下去了。有人说父亲落选是因为我要回来了,这属于农村政治学。公社书记说,这个人大队不用,公社用,就安排父亲到县黄河引水上塬工程领工。直到我上大学的头两年,父亲一直在工程上。我第一次暑假回家,中途下车先到工程总部所在地看望父亲,发现他在那里生活得像个公社干部。
人民公社解体后,生产队没有了,父亲准备捡起他的老手艺——弹棉花。我小时候见过父亲用”梳棉弓”弹棉花。文革初期,父亲和他四舅及另一个人合伙买了一台梳棉机,在离我们村25华里的佳县螅镇镇上租了一孔窑洞,每到赶集的时候就去镇上弹棉花。每次干两天活,每人可以赚到三四块钱,这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他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1980年,我暑期回家,发现父亲把那台梳棉机从镇上搬回家了,他高兴地对我说,包产到户了,又可以弹棉花赚钱了。但父亲的预测完全错了。没过多久,村里人都开始买衣服穿了,没有人纺纱织布了,连棉花也没有人种了,他的老手艺也就废了。
1993年,父亲62岁时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我当时还在牛津读书。当村支书三年,他为村里干了两件事,一是打了一口水井,解决了村民生活用水问题;二是给村里拉上了电,解决了村民的照明和电气化问题。村里通电后,石磨和碾子都不用了。拉电的钱是我向几位朋友筹集的,但有几个村民说不拉电,要分钱,父亲不许,还闹了不小的矛盾。
1996年换届时,父亲又高票当选,但他坚决不干了,让给了得票第二的人。
父亲不干了,也是我的坚持。为拉电的事,他差点被人打。我不想让他再受别人的气。农村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有老实本分的人,也有流氓无赖。没有能力的玩不转,有能力但心地善良的人只能自己吃亏。父亲属于后一类。
父亲当村干部期间,没有沾过公家的便宜,倒是为招待下乡的干部贴过不少顿饭。人民公社时期返销粮、救济款的分配,我们家总是排在同类家庭的最后。
但80岁之后,倒有机会得点好处了。父亲是49年之前入党的老党员,现在每年能拿到一万多元的”老党员生活费补助”(包括节假日慰问费)。全村(及全乡)有这种资格的只有两人。父亲很满意,说差不多够他的酒钱。父亲每晚睡觉前自斟自酌二两白酒,多不喝,少不行,很有原则。
父亲是个乐观的人。2009年和2016年动过两次手术,手术前躺在手术台上,他还和大夫开玩笑,手术后麻醉一过,他又和大夫说说笑笑。大夫说,很少见到这么开朗的病人。
父亲唱陕北民歌的照片
03
父亲从小喜欢栽树。父亲说,全村就两个人爱栽树,他是其中一个。当然,合作化之后,树只能栽在屋前屋后,或不适合耕种的沟沟洼洼,那属于无用的”公共荒地”,谁栽树归谁所有。我曾问父亲:为什么其他人不栽树,就你喜欢栽树?父亲说,树是需要人伺候的,我勤快。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领着我认树,”这棵树是咱家的”,”那是别人家的”。村里有一小沟,一大沟,成丁字形交汇。小沟就在我家窑洞坡下,沟里的树大部分是父亲栽的。大沟里的树也有不少是我家的。1971年生产大队在大沟上游打坝堰,一下子就掩埋了我家20多棵还没有成材的树。那时候,没有什么赔偿。
父亲栽的树对我家的生活和我本人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家里人多、劳力少,每年下来都要欠生产队大几十块的粮钱,不是卖粮就是卖树。卖树的钱也是家里日常开支和我上学用钱的重要来源。当时,一棵树大致能卖二、三十元,最高的卖过40元。有一次父亲外出,村里来了买树的,母亲就自作主张卖了一棵。父亲回来后说,卖便宜了,母亲难过了好几天。
每卖掉一棵成材的树,父亲就在原来的地方再栽一小棵。当然,这是指水桐树。柳树不同。柳树树干上长十几根椽子,有首陕北民歌中唱道”青杨柳树十八根椽,心里头有话开口难”,”十八根椽”就是这个意思。椽子是箍窑頂的好材料,也可以做门窗格。父亲卖柳树,只卖椽子不卖树干,这样卖了一茬,过几年又长出一茬,可以继续卖,就像从银行取利息一样。
1980年家里修了三孔新窑,做门窗用的木材全部来自父亲栽的树。
除了木材树,父亲也栽果树。我上小学时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家的杏树和红果树下度过,这让我至今对杏和红果有特别的偏好。我曾挑着杏(或红果)到邻村卖过,但由于害羞,不愿喊叫,不是很成功。
家里的红果树在一个比较偏僻的犄角旮旯,果实快成熟的季节,需要有人照看,一是防止松鼠糟蹋,二是防止人偷摘。但我做得也不成功。我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再回到果树下时,总会发现果子不是被人偷过,就是被松鼠啃过。学过博弈论后我明白,这种情况下我应该用”混合战略”,即随机监督,让想偷果子的人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现,但我当时用的是”纯战略”。我以为我在监督别人,其实是别人在监督我。现在一些政府监管部门犯着我当年一样的错误,所以监督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父亲对自己的树有着很深的感情。前几年他和一位邻居发生了纠纷,因为一棵榆树的产权归属问题。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每次回家看他,他总要跟我唠叨这事。我说,爸呀,这树也不值几个钱,他说是他的就让他拿走吧。父亲很恼火,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我相信父亲说的是实话。去年村里搞填沟工程,小沟里的树都得砍掉,其中多一半是我家的。村主任电话里和父亲商量补偿问题,父亲说不要补偿,你们把砍下的树堆放整齐就行了。村主任办事心急,用铲土机把树铲得乱七八糟,把我家的树和别人家的混在一起,父亲就当作笑话给我讲。
当然,父亲不在意补偿,也与树木现在不值钱有关。自上世纪90年代后,农村人用木材,多选择进口的加拿大木材,质量好价格又低;本地木材卖得价格,连人工砍伐和运输成本也难以支付。不独木材树,果树也一样。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栽了一大片苹果林,他信心满满地说,等挂果之后每年可以有不少收入,没想到,挂果后没几年,果子根本卖不出去,没人照看也不要担心谁会偷。看到红红的苹果烂得满地,父亲也懒得再打理了。去年村里平整土地,推土机轰隆隆把一大片果树连根拔掉了。
父亲栽了一辈子树,第一次见到这么粗的树
04
父亲小时候没有机会上学,自己的名字能认得但写不出。父亲曾对我说,如果自己稍微识几个字,凭能力,十有八九吃公家饭了。我说,爸啊,如果你吃了公家饭,我肯定不是你的儿子了。
不识字被人低看,父亲一直难以释怀。有次到集镇上卖粮,对方知道他没文化,给少算了几毛钱,父亲说你算错了,对方说没错,父亲坚持说错了,僵持了半天,对方最后不得不承认确实算错了。从此之后,这个收粮人再没有算错父亲的粮钱。
父亲对我上学寄予厚望。记得三四岁的时候,我发现家里柜子里有一支墨水笔,就拿出来玩。父亲看到后厉声斥责道,这是为你以后上学准备的,现在不能玩,玩坏了以后上学就不能用了。大概在1964年”四清”期间,有天晚上我在睡梦里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今晚会上我把水笔的事说了,明天就交了吧。后来我知道,原来,生产队曾买了几支笔,每个队干部一支,父亲当时是保管,虽然不识字,也分到一支,想留着我上学时用。运动来了,父亲担心这属于经济问题,就上交了。
我小时候挨过父亲不少打,其中两次与上学有关,我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是我到上学年龄,第二天就要报名,我哭着喊着说不去上学,父亲很生气。当时我坐在门栏上,面朝里,父亲在门外,一脚就把我踢到三米远的后脚地。第二天我就乖乖报名上学了。
另一次是我小学一年级的下学期,父亲买回几种不同的菜籽,包括白菜籽和萝卜籽,装在不同的小白布袋里。白菜籽和萝卜籽肉眼看上去区别不大,为了避免下种时搞错,须在布袋上写上菜籽的名字。这样的事过去他是找识字的叔叔做,但现在自己的儿子上学了,他觉得应该由儿子写。他也想看看儿子上学是不是学到了点真本事。吴堡话”白”发音类似”撇”(pie),如白菜叫”撇菜”,白面叫”撇面”,瞪白眼叫”瞪撇眼”,等等。父亲要我在一个袋子上写”pie cai”,我说,爸爸,pie cai就是白菜吧,我会写”白菜”,不会写pie cai。父亲很生气,说”什么白菜,pie cai 就是pie cai。你这一年学给老子白上了。”说着就打了我一巴掌,把我打哭了。第二天,小学老师告诉父亲我是对的,pie cai 就是白菜。父亲向我道了歉。从此后,父亲就比较相信我说的了。
开学需要报名费,母亲总是催父亲早点准备,但父亲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直到报名的前一天晚上才去借钱。我不知道父亲是胸有成竹,还是一筹莫展。倒是从来没有误事。
父亲没文化,但记性好,喜欢给我讲故事。当然,他讲的故事都全是从别处听来的,有些故事讲过多遍,基本上都是”好人有好报,坏人跑不掉”之类的。但有一个故事比较特别,好像是在去探望奶奶的路上讲的,让我实在忘不了。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很久很久之前,有位老父亲送儿子到山里拜师学艺。学徒期是三年,中间不能回家。老父亲把儿子交给师傅后,就走了。老父亲走后,师傅把徒弟领到一个湖边,告诉徒弟:从今以后,你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趴在湖边对着湖水吹,吹上三年,湖水能翻过来的时候,你就算学成了。徒弟信以为真,每天一大早起来,就老老实实按师傅说的做。但一年半过去了,看到湖水还丝纹不动,徒弟泄气了,不辞而别。
儿子回到家里,老父亲非常生气,说你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学徒期还不满就跑回来,这算怎么回事啊!儿子也很沮丧,闭着眼睛长叹了一口气,就再听不到屋里有任何动静了。睁开眼睛一看,发现父亲不见了。他一声叹息,就把老父亲不知吹到哪里去了。
我相信,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我当时听了,也就咯咯一笑,好玩而已。但牛津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悟出了这个故事包含的哲理。到北大当老师后,我经常给学生讲这个故事(好多年不再讲了),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功夫是不知不觉中练出来的。读书、做学问,就像这个徒弟吹湖,需要信念,需要耐心,持之以恒,功到自然成,不要急功近利,不能每天都想着有看得见的效果。
自上研究生后,我有时反倒庆幸父母不识字。如果他们识字的话,一定会看到我写的文章,免不了为我担心,会告诫我这不能写,那不能写。这样的话,为了不让他们为我提心吊胆,我写文章时就会谨小慎微,锋芒全无。但随着新的通讯技术的使用,这个文盲屏障现在不完全有效了。
三年前的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除非有特别的事情。父亲在电话里说,听说有人把我告了,他一整夜都没有睡着。
原来,在北大国发院召开的有关网约车管理政策的研讨会上,我做了个发言,批评了有关部门和出租车公司维护既得利益的倾向。随后,三十多家出租车公司联名给北京大学领导写了告状信,我一笑了之,北大领导也没作任何反应。但告状信被放在网上,我姐夫看到了,告诉了父亲,父亲就紧张起来。我反复给他解释我没事,他还是似信非信,直到我专程回去一趟,见到我确实好好的,父亲才放下心来。父亲说,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人家领导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要写,千万不要惹麻烦。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1989年夏天,有人说看到一辆拉犯人的车从绥德路过,我就在车上。这话传到村里,传话人说的活灵活现,父亲在焦虑中抽起了烟。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抽过烟。我小的时候,父亲在自家窑前坡地种过烟草,但只是为了卖几个零花钱,自己舍不得抽。
看到父亲这么大年纪,还要为我操心,我感到有些内疚。我现在倒希望父亲是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人,这样,即便我有个三长两短,被污名化,他也能理解我。
我对父亲说:爸,你放心吧!为了你活过一百岁,我不会惹麻烦!
我与父亲在自家的谷地 | 冯东旭摄
(注:父亲生于1931年10月初一,今年90虚岁。本文中其他年龄是周岁。2020年8月17日定稿。本文发表于《榆林日报》2020年11月13日第6版)
我的母亲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时间是2008年农历五月初三下午2点50分,离端午节还有两天,离她老人家七十三岁生日还有整整半年。母亲早走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让我见她最后一面。此为我终身遗憾。
母亲去世几天前姐姐与我通电话,说母亲已不愿意下炕,但病情与之前相比并没有显著恶化。姐姐问我什么时间可以回去一趟,我说学期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我就回去。因为家乡的窑洞里收不到移动信号,姐姐打电话必须站在院子里,我也就没有办法与母亲说几句话。我本以为她还有一段时间的人间生活,一定会等我回去。但她,没有等。
母亲在临终前也没有催我回去。只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天,清晨5点,姐姐打来电话说父亲希望我回去一下,我突然预感到母亲真的快要走了。因为这一天工作上已经有些安排,晚上还要主持一个重要讲座,我问姐姐第二天回去是否可以,姐姐说不急,晚一两天没关系。我取消了之后几天的工作安排,第二天早晨七点开车从北京出发,下午5点到家。一下车,周围气氛凝重,弟弟低声对我说:你回来晚了。我就这样失去了最疼我爱我的母亲。
母亲对自己的离去是有预感的。去世几天前她曾对父亲说,看来她熬不过去了,等过几天老院子的大门修好了,吃了合吉(龙)糕,她就走。她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希望在她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看到修缮一新的大门。她还嘱咐父亲把土院子用水泥硬化一下,这样下雨天走起来就不会泥泞。这也是她一贯爱好(美)的表现。
张维迎母亲 | 冯东旭摄
但母亲早走了四天,没有看到新修的大门,没有等到吃合吉糕。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走得这么急,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但我清楚,她临终前没有催我回去见她一面的原因:怕耽误我的工作。在母亲的心目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她儿子的工作更重要了。她几次到北京看病,来时就不很情愿,来了没有几天就嚷着要回去。她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心疼花我的钱,二是怕耽误我的事。为了安抚她,我常常不得不把很贵的药说得很便宜。即使这样,她仍然唠叨我赚几个钱也很不容易,不应该在她身上花这么多。有一次我生气了,脱口而出:你再唠叨我就把钱都烧了!母亲流泪了,她觉得说这样的话不吉利。这令我内疚不已。
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办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但她知道我很忙,忙的是”大事”。我无须向她解释什么,无论每次回家看她,还是在她北京住院期间去病房探望她,来去匆匆,她看得出来。住院期间每次与她告别时,我说:”妈,我走了”,她总是一句话:你忙你的去吧,不要担心我。她从来不问我在忙些什么。即使我一天都没顾上去病房,她也不会叫我过去。
母亲不是不想我。事实上,她非常希望我一直在她的身边。只要我在她身边,她的情绪就显得好些。但她不想耽误我的事。只是在住院的最后几天,她有点反常。有一天早晨5点不到,她就让姐姐打电话要我过去。我赶快起床去病房,她说她很难受,如果不是怕我分心,真想放声大哭。她说要马上出院,回村里去。我哄她说,再治几天就好了。当天上午9点我有课,8点半与她告别时,她问:你为什么那么忙?就不能多待一会吗?母亲的反常给我一种不祥的征兆。
母亲走了,留给我的只有思念。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女性,目不识丁,但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母亲十七岁时与父亲结婚,生过八个孩子,其中三个幼年夭折,长大成人的有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姐姐、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母亲爱她的每一个孩子,她把她所有的爱给了我们。
1980年春节全家合影 | 田丰摄
母亲没有自己的事业,她唯一的事业就是儿女。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女。
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把五个孩子拉扯大本身就不容易。但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是想办法让儿女吃饱肚子,穿得干干净净,在人前体体面面。村内老小都夸奖她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与村里同龄妇女一起做针线活的时候,喜欢唱当地的山曲,那一曲优美动听的《兰花花》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但自我上小学后,再没有听到过母亲的歌声。她不唱了,可能是看到儿子大了有些不好意思,也可能是生活的艰辛使她失去了唱歌的兴趣。
为了儿女的成长,母亲吃过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记得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父亲因为是党员不能搞”投机倒把”,解决吃饭问题的责任就落在母亲身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起身离开家,天蒙蒙亮的时候背回了一斗高粱。这一斗高粱是她用还长在地里的小麦青苗从邻村换来的,比价是1:1.1,即春天借一斗高粱,夏天还一斗一升小麦。她为此爬山下沟,摸黑走了近十华里的路。那是一条到了晚上连男人也不愿走的路。
父亲在修国防公路和引(黄河)水上塬工程领工期间,母亲虽然身体不好,但必须干男人们才干的苦力。担水送粪,掏地背庄稼,修梯田打坝堰,没有她没做过的农活。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少欠一些粮钱,母亲承包了为生产队饲养四头牲口(毛驴)的任务。这四头毛驴是生产队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耕地、运输全靠它们,必须精心照料。
农忙季节,母亲白天上山干活,收工后铡草拌料,夜里还要起来四五次为牲口添加饲料,睡眠时间很少。我当时不懂事,母亲和姐姐没明没夜地干活,而我总是帮着别人家干活,不管自己家的事情,好像我是母亲为别人家生的儿子,但母亲从来没有责备我。父亲回家后有时会为此训斥我,但母亲总是护着我。她说,只要别人说我好她就称心如意。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不是滋味。
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又热情好客的人。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一年难得吃上几顿白面,但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总是以最好的饭菜招待。所以上面来的干部派饭时,都喜欢被派到我家。即使因”犯错误”被”下放”到村里的干部,母亲也热情招待。
1974年村来了十几个插队知青,母亲觉得他们可怜,逢年过节家里吃一顿像样的饭,她总是请他们一起来吃。而且,越是家庭困难的知青,她越疼爱,越照顾。母亲入土时,有七个当年的知青驱车几百里来为她送行。
与专程前来参加母亲葬礼的几位当年的知青合影 | 冯东旭摄
母亲好面子、重名节,请客送礼,从来都做得很大方,生怕别人说自己小气。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人活眉眼(脸面)树活皮,不要眉眼剥树皮”。为了生计和供儿女上学,家里不时得向别人借钱,但一旦家里有欠债,母亲就难以入眠,总是催父亲尽快想办法还债。
为了还债,母亲曾两次决定卖掉她结婚时陪嫁过来的旧衣柜,这是当时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只是因为我和弟弟的阻挠,这个衣柜才没有卖成,得以保存至今。第一次,是我的泪水感化了买衣柜的人,不忍心把它搬走。第二次,是弟弟用擀面杖赶走了买衣柜的人。但母亲几次成功地迫使父亲卖掉还没有长大成材的树木,而只要晚卖两三年,就能卖出高得多得价格。
母亲还变卖了她结婚时戴的一对银手镯。那是她唯一的饰物。
从我们一懂事起,母亲就教育我们与人为善,做诚实正直的人,不干偷鸡摸狗的事,不要沾别人的便宜,也不能沾公家的便宜。
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时期,生产队的粮食就放在我们家,但母亲没有多吃一粒。所以村里人都知道,公家的东西放到我们家最安全。”文革”初期村里乱得没人管,许多小孩子成群结伙,砍集体的树木背回家当柴烧,但母亲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干这样的事情。而当我把自家的萝卜和梨拿去喂学校的兔子时,她不仅不责备,而且引以自豪。小学一年级时,当听说我把拣到的一把裁纸刀交给老师,受到表扬时,母亲还专门为我做了一顿好吃的奖励我。
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从小就在村内老小中有很好的口碑。我十一岁时就成为全公社的”好人好事标兵”,被挑选出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给几百人讲自己的”先进事迹”。
母亲心直口快,不会对别人耍心眼,不搬弄是非,不在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也不妒忌别人。每当别人家有什么好消息,她总是很高兴。所以村内老小都喜欢她。
母亲不记仇,但谁对她有恩,她会牢记一生,有恩必报。
母亲目不识丁,但格外敬重读书人。读书人中,母亲最敬重的是教书的先生。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将同班一位同学的恶作剧错怪于我,打了我一巴掌,有同学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说: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
村里小学的教师,都受过母亲的热情招待。这并不是因为她想让老师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即使在我们都长大成人,村小学里不再有自己的孩子读书,母亲仍然是这样一如既往地对待老师。在北大校医院住院时,护士和医生有时尊称她”薛老师”,她很不自在,几次与我提及此事,因为在她心目中,”老师”是非常神圣的称呼,不可用于她这样目不识丁的普通人。
母亲对我们管教甚严,但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女。十七岁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同公社一个生产大队要聘请一位民办教员,选中了我,每月40元的报酬,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公社正式干部的工资。父母非常想让我去,除了经济原因,还怕我干农活太受罪。但我当时一心想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愿去。对方派人到我家请,父母把铺盖也准备好了,还请来人吃了一顿饭,但临行前,母亲见我眼泪汪汪,就对父亲讲,孩子不想去,就别去了吧。父亲也就顺了我心愿。但后来看到我在农村受苦时,母亲又后悔当时没有强逼我去教书。
母亲为儿女操尽了心,但从不愿意儿女为她操心。在我上大学期间,母亲有一次去赶集,从拖拉机上摔下来,在炕上躺了两个多月,但她一直不让家里人写信告诉我。在过去几年里,她身体不好,但我打电话问她时,她总是说自己很好,要我别担心。
五个孩子中,母亲对我最疼爱。她对我的偏爱是那么理直气壮和不加掩饰,姐姐妹妹弟弟们好像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任何妒忌之心。
母亲最疼爱我的一个原因是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有着非常浓厚的重男轻女思想,在她心目中,儿子永远比女儿重要。所以,当我到学龄时,她让我上学,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则因为要帮助她做家务活、照料妹妹,延缓了学业。小妹妹曾开玩笑说:妈妈总是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儿子,最难做的事情留给女儿。这话一点不假。弟弟与我相差十一岁,当他出生时,我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已是牢不可破,之后也一直享受着先出生的优势。
母亲最疼爱我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小到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她总是听到别人夸奖我,觉得我为她争了脸面,让她脸上有光。我考试后拿回的奖状,她总是整整齐齐地贴在墙上。但母亲自己从不在别人面前夸奖我,因为在她看来,儿子是别人夸的,不是自己夸的。
小时候我嘴馋,经常会偷吃母亲为喂养幼小的妹妹准备的馒头饼子(当时买不起奶粉),母亲即使知道了,也不闻不问,好像这里面本来就有我的一份。而每次家里来客人吃饭,母亲总是多做一份,让我陪客人一起吃。所以,我特别喜欢家里来客人。姐姐和妹妹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母亲是个坚强的人,但为我流过不少眼泪。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没有饭吃,母亲说,孩子你如果实在太饿,就去自留地摘几个嫩南瓜,妈给你煮煮吧。摘完南瓜回家的路上,天下起了雨,我滑倒了,一篮子嫩南瓜满坡乱滚,小腿上被石棱刺了一个两寸长的口子,流血不止,白生生的骨头也露了出来。母亲哭了,哭得那么伤心。这个伤疤至今留在我的腿上,成为永久的纪念。
我十三岁那年的暑假,因为生计所迫,母亲很不情愿地同意我到六十里外的引水工程打工,干的活是凿石放炮,非常危险,常有工伤事故发生。我走时母亲泪流满面,一个月后我平安回来,母亲又哭了。她哭,不仅是因为高兴,更是因为心疼。
自幼母亲就对我充满信心,对我的前途好像比我自己更有预感。听说在我两三岁的时候,村里来过一位算命先生,一见到我就对母亲说,这孩子长大一定有出息,至少当个县长。算命先生或许只是讨好她,但母亲却很当真——或者说很愿意当真,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上。所以无论家里生活多么拮据,她一心供我上学。而且常对我讲,我上到哪里,他们就供到哪里。
我读初中时,有一次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们一起步行的几个孩子爬上一辆过路的拖拉机,其他孩子因为有熟人说情,坐上走了,而我被开拖拉机的人拉下来。晚上回家后我伤心地哭了,向母亲诉说了自己的委屈。母亲说,孩子,别哭,咱不坐拖拉机,以后坐小卧车。
记得考大学那年,母亲对我说,你一定能考上。正月十五过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发过了,很快大学也开学了,我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开始上山干活。母亲曾为我上大学时酬人留了一些萝卜和软糜子,我建议卖了,还上欠生产队的粮钱,但母亲就是不卖,说还要为我上大学准备着。后来扩招,我真的收到了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母亲高兴得流泪了。母亲是对的。如果没有母亲的预感和耐心,家里不可能在农历三月中旬还能招待全村人吃上一顿米糕烩菜。
大学四年期间,每次假期回家,我都用省下的助学金买一袋子白面、一箱子挂面带回去,希望改善一下父母的生活。但母亲总是用来改善我的生活,在我在家期间用各种方式把我带回来的白面和挂面吃完。
自十九岁那年上大学之后的三十年里,我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她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我。每次回家看父母,我都不敢事先告诉母亲。因为告诉了她,她就会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等待着我回来。我到家了,她高兴得睡不着。我走后,她又想念得几天睡不着。为享受见到儿子的快乐,母亲以牺牲睡眠为代价。
母亲五十岁前,家道贫困,为养育儿女,省吃俭用,吃不上自己想吃的东西。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儿女都长大了,本来不愁吃不愁穿,但因为有糖尿病,不能吃她喜欢吃的东西。父亲说,母亲没有”吃禄”。
母亲脾气不好,爱着急,当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她心里就会憋着一肚子气,久而久之,就憋出了病。母亲的病,与她的性格有关。
母亲活了七十三岁,我没有给她祝过寿。但我知道,她不会抱怨。
母亲在世时,我总觉得自己尽了孝心,但她走了之后,我突然觉得有太多的遗憾。如果当时把手头的事情推掉,多陪陪她老人家,会少一些遗憾。当然,我知道,如果我那样做,母亲会更加不安。
农历五月十一上午,按照老家传统的习俗,母亲入土为安了。开春以来,家乡久旱无雨,土豆和谷子都过了播种季节,因为缺雨,不能下种。但母亲刚刚入土,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连降三天,行路也难。
村里人说,母亲积了德,老天爷在为她哭泣!
母亲下葬后,发小们步行送我去十里外的地方坐车。肩上扛着行李的是霍东征,右侧露着半个身子的是霍玉平 | 冯东旭摄
(初稿于2008年6月8日晚;修改于2008年6月18日晚。全文曾发表于《英才》杂志2007年第7期,缩写版曾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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