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纪念：国共两党的“青年节”

撰文：陈占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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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对五四的认识和态度可从它们最终将五四制定为不同性质的纪念日中约略可知，共产党将之定为“青年节”，直至今日。国民党开始将之定为“青年节”，继而将其废止，改“五四青年节”为“三二九青年节”，这一节日至今仍在台湾延续。

1五四青年节：在延安的五四庆祝大会上

五四过去两年后，1921年5月4日，李大钊就号召“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这恐怕是将五四“节日化”的最早倡议，只不过，李氏将纪念日定位为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五一”）。真正将五四加以“节日化”要等到1939年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之际，在国家层面上，五四被设定为“青年节”。

这与当时的时势相关。时值全面抗战初期，中国革命的对象一变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这时，虽然与五四之时的时代有所不同，面对的敌人也不尽相同，但是五四时期“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精神和使命却完全相同。正如罗家伦所说，“现在外争国权，便是反攻日寇，收复失地，内除国贼，便是消灭汪伪，肃清汉奸。”这时，五四精神与时代任务相当契合。

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国共两党暂时摒弃政见，团结御敌，这时，国共两党皆以五四运动中“反日除奸”的爱国精神来激励青年服务抗战，报效国家，对付眼前亡国灭种的大难，是时，延安与重庆的青年不约而同地将五四设置为“青年节”。

在延安，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于1939年3月间正式向政府、社会、青年团体提议，将每年的5月4日定为“青年节”。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等团体于五四当日发表宣言称，“五四的旗帜上写着：我们的唯一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结成强大的统一战线，集中火力消灭它，并且一定能够消灭它！” 

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于5月4日，即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暨首届青年节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影响深远的，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一篇名为《五四运动》的纪念文章。

在毛泽东的演讲和文章中，他阐述了抗战时期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和动力，总结了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指明了当时革命的任务，并找到了实现此一任务之途径。现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抗战特定时期，革命对象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主体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而这其中根本的力量，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以往革命的教训在于没有“唤起民众”。于是，毛泽东为其时的青年提出这样的任务和要求，“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青年的任务就在于“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可以说，到民众中去，结合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是日后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之法宝。

在这次较为重要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暨首届青年节庆祝大会上，毛泽东不仅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而且还接受延安市全体青年敬献的锦旗和献词。今天，我们有幸能从当年的《新中华报》看到这次大会召开的具体情形。

庆祝大会是在5月4日下午6时在抗大五大队操场举行，参加者约有万余人。

大会程序，首先鸣炮升旗，全体肃立。继选出林主席、蒋委员长、毛泽东、朱德、王明、宋庆龄、李宗仁、阎锡山、林伯渠、沈钧儒、柯乐曼等十一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又选出冯文彬、艾思奇、胡耀邦、齐华、李昌、乔木、高朗山、流光……等廿三人为大会主席团。即由李昌同志领导向孙总理及蒋委员长肖像致最敬礼，并恭读总理遗嘱，后向抗战死难将士默哀三分钟。李昌同志致开幕词，适时正值青年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蒞会参加，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即请其演讲，演词颇长，全场青年，倾耳静听，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与高呼口号。毛泽东同志演讲完毕，即举行向蒋委员长及毛泽东同志献旗典礼，惟因蒋委员长远在重庆，故拟日后特派专人前往敬献。献旗开始，由几个健强英勇的青年高举火炬，由会场北端黑暗中出现，带着光明奔驰而来，全场兴奋起立，一致鼓掌欢呼。后跑步绕场三周，至主席台前向毛泽东同志举行献旗，并由一女同志朗诵献（献词附后）。旗上书献给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中书新中国的火炬几个大字，下书延安市全体青年敬献等字样。毛泽东同志与微笑中举手向台下青年答礼。献旗完毕，又高唱中国青年进行曲。由冯文彬同志演讲后，抗大、工人学校亦各有同志登台演讲。演讲完毕，即通过大会宣言与提案。大会乃告结束。

会后还举行了野火晚会以示庆祝。大会中延安青年给毛泽东的献词全文如下：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延安市全体青年在纪念五四廿年周年及庆祝西青救成立二周年和首届中国青年节的大会上谨向您——中国革命领袖致崇高的敬意，并献旗一面，写着新中国的火炬！

您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遵循者这个政策我们定能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而建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民主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青年的最好的朋友，我们青年时刻受到他的亲切爱护和热烈指导。中共对我们青年的帮助，使我们获得无限的自信心，去为了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

毛泽东同志！我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用自己一切力量去实行您向我们青年所指示的任务——“把自己的工作与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民众中去，变为民众的宣传者与组织者！”

希望您常常的指导我们。

祝您的健康！

延安市全体青年敬献 

大会的议程体现了国共两党一致对敌的情形下，共产党治理下的延安对国民政府的认可。当然，从毛泽东的“适时”蒞会，也可以看出这认同中的“特殊性”。

在延安将五四设立为青年节的同时，在重庆的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也吁请将五四定为青年节。“为纪念‘五四’运动、发扬民族精神、号召全国青年、肩负抗战建国重任起见，特规定自五月一日起七日止，为青年运动周、请中央通令全国、以每年五月四日为青年节。” 

国民党的五四纪念的发起者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一年前的1938年国民党“临全大会”，为抗战之需要，成立的中国青年组织和训练唯一的最高机构，蒋亲自担任团长。蒋介石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青年书》中就说，“本团之目的，在集中全国优秀之青年国民，无问兵工农商学，而与以一贯之训练，集之于同一组织，纳之于新生活之规律，由明礼义，知廉耻，具备现代国民之基本条件，以进于群策群力，一心一德，负责任，守纪律，共同建立三民主义现代最新国家之基础。”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以达到训练青年，团结青年，“统一青年的意志，集中青年的力量”组织青年，使弥补了当时五四运动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的缺点。 当然，五四运动并非没有组织，胡适就称许五四时学生的“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而是此组织是学生“自组织”，非三青团的“他组织”，后者组织的目的在于，信仰统一、领导统一、组织训练统一。

为鼓舞、激励青年团结在“领袖”身边，服务抗战，报效国家，国民政府明令5月4日为青年节。当日，重庆救国青年同盟会全体成员举行国民公约宣誓，表示绝对拥护最高领袖、绝对拥护抗战国策，发扬五四之革命精神，检讨自身，排击日伪，并向全国父老宣誓有生之日，皆报国之年。

宣言称：

（一）我全国青年，向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最急进最热烈最血诚之先锋队，追忆当年，不屈不挠之革命精神，不仅为中国历史上空前之一页，其提高我全国民众之政治认识民族观念者，亦至伟且巨，厥后复由政治运动之告一段落，更深入的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之推进，由于革命种子之广大播植，我国革命浪涛，遂若钱塘怒潮，汹涌不息，保持并发扬五四时代之革命精神，实为我全国青年界所晨夕自勉而不敢稍怠者。

（二）在此抗建期内，我国家民族所遭遇之艰危苦难，实为立国四千余年来空前的一页，我全国青年界所负职责之重大，自不待言，在前期抗战中，固已稍尽国民天职，然细加检点，使我人不能自满自足之处颇多，值兹后期抗战急剧展开之今日，自当竭其所有之知能，为国家效死力。

（三）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所颁布之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为争取最后胜利之唯一武器，唯有举国同胞在国家民族至上，军事胜利第一，意志力量集中之共同目标下，始可还我河山。我全国青年，自当响应领袖之呼召，切实奉行纲领所昭示之各项，本市纵成孤岛，环境纵极恶劣，然我全市青年之精神，反因环境之险恶而继长增高，须知五四精神，系在军阀铁蹄下锻炼而成者。

（四）我人深信，欲求最后胜利之获得，其基本条件有二，一曰绝对拥护最高领袖，二曰绝对拥护抗战国策，侵略者方可彻底打倒，故汪逆兆铭及其羽党，我全国青年必以全力排斥之，务使中华国土之上，永无民族叛徒存在之一日。

（五）我全市青年在热烈纪念青年节之今日，谨以血诚，向我敬爱之全国父老宜誓：我全市青年有生之日，皆报国之年，誓以统一之意志集中之力量，听候政府调遣，领袖命令，为抗建大业，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该宣言所提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系民族战争危急之际时对全民抗日意志的激励和动员。它的宗旨是集中一切意识、思维、智慧与精神努力于抗战之中，树立战后建国永久的基础，达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之目的。

是日，该青年团体同时向蒋介石发出致敬。电云：

重庆蒋委员长钧鉴，窃思五四纪念为我有志青年不忍坐视我民族之横遭欺凌，而以最大之决心与毅力所发动之在民族革命史上占有最大光荣的救国运动，属会会员，一本青年之职，矢勤矢勇，加倍努力，值兹二期抗战开始之际，精神尤重于物质，谨择于此青年革命纪念日，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切实奉行中央所颁布之精神总动员，并电钧座致敬。 

集会、宣言、发致敬电，延安和重庆的青年团体以相似的形式庆祝他们的首届青年节。

抗战初期，日寇凶焰正炽，我军“节节败退”，民族败类纷纷成立伪政权，中国的敌人就不光有外来的日寇，还有内部的奸伪。

1940年的五四青年节纪念时，上海虽为日伪所控制，但还有“孤岛”之存在，故还能发出斥奸励志之声音。是时，国民党上海党部、三青团团部、上海市青年界廉耻运动委员会纷纷发表告“青年书”。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吿青年书”中，呼呼青年发挥“五四运动”的精神，集中意志力量，在国民党和最高领袖蒋总裁领导之下，摧毁日伪的恶势力。

原文略云：

“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运动的胜利纪念节，我们回想当时，青年学生的磊落光明的声讨卖国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力争拒绝巴黎和约签字，抵制日货等等的奋斗精神，充分地表示了爱护国家民族的诚挚热烈的心理。我们应该明了，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系为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所启示，乃克获得空前效果。我们更应该明瞭能够集中坚信三民主义的知识青年伟大力量，是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一切反动的恶势力。当此日军横行中国，傀儡登场之时，知识青年们，尤须加倍努力，发挥“五四运动”的精神，集中意志力量，在国民党和最高领袖蒋总裁领导之下，一致团结起来，体念中央既定的抗建国策，摧毁日伪的恶势力。

我们的口号是：（一）发挥五四运动的精神；（二）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三）摧毁日伪的恶势力；（四）拥护国民政府；（五）三民主义万岁。

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团部，亦为纪念“五四”，发表“吿青年书”，正吿侵略者，不应忽视潜在每个中华青年血液里的“五四”精神，称纪念“五四”学生运动的唯一目的在于，发扬“五四”的精神，增强抗战意识，给奸伪们无情的打击。略云：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牠非但在思想界文化界都激起澎湃的怒潮，使当时的思想文化，有划时代的进步，同时也使当时未臻澄清的政治机构及政客官僚，有所警惕畏忌。他们知道这种新的思想和新的力量，使解脱了满清束缚的中华民族不能再变相的给少数人所操纵了。

我们再揭开“五四”以后的史迹，检看一下，我们民族每次受强暴凌辱而造成的几次惨案，那一次不是由知识青年的学生份子起来反抗，领导群众，向压迫者坚强的抗争？这些血的事迹为民族争生存而英勇的牺牲，都深印吾人脑海。凡中华民国的国民，对于这些秉承“五四”的精神而热忱爱国的青年，应一致加以敬爱。

这里我们还得正吿侵略者，不应忽视潜在每个中华青年血液里的“五四”精神。自鸣得意的侵略者，往往逞着气焰，一味蛮横，恣意压迫。他们只知这中国懦弱，却不知道革命后的中国，在外观上虽未十分健全，而国民的意识，青年们的坚毅热忱，决非旧时代的中国所可比拟。这便是他们没有了解“五四”学生运动在中国一般知识界及青年群众所发生的影响。

民国十五年以前，侵略者的参谋部陆军部所调查报吿的，都说国民政府不能统一中国，军人没有国家观念，革命军不能完全统一中国。那知民国十五年到十七年，中华民国毕竟由三民主义的革命军统一了，这是侵略者的估计错误。这一次的战争，他们以为用速战速决的手段，便可以实现征服整个中国的梦想，这梦想又破碎了。又用了政治攻势、外交攻势，但这些攻势，反使中国的抗战愈趋坚强，民众的热忱更趋炽烈，这是侵略者又一次的估计错误。而这些错误的由来，都因为不明白中国青年自“五四”以后都受了新思想的洗礼，有着坚强的意志和沸腾的热血，中国的知识份子，也决不是迂腐懦弱之流了。这种侵略者的估计错误，因为民族隔膜，才产生这样的结果。

中国绝大多数和青年，都是自觉的优秀份子，在坚强的抗战中，青年们更磨练得英勇坚定。自今而后，青年们更应该发扬“五四”的精神，增强抗战意识，给奸伪们无情的打击，这才是民族革命的实践，历史任务的完成，也是纪念“五四”学生运动的唯一目的。

上海的各大中学学生响应“廉耻运动”，组织七十余个“励行团”，上海市青年界廉耻运动委员会亦发表“吿同学书”。提出三点共相勖勉。

（一）发扬固有道德，坚树精神堡垒。“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勃兴，中国也怒吼了，可是一般士子，醉心欧化，摈弃了中国固有的精华。所以二十余年来，政治毫无进步，而且外来的侵略，一天加甚一天。其实我们对于新文化固应尽量接受，同时对于良好的旧道德，也应提倡发扬。礼义廉耻，是我们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系，方今奸恶横行，皆由于廉耻道丧之故。所以我辈青年，务须以礼义廉耻为思想行动的指针，排除物欲，坚定意志，以“白刃可蹈，爵禄可辞”的决心，加强利诱威胁的防御，务使魑魅魍魉，绝迹于我们的四周。

（二）认清目标，确定前进趋向。我们要在目前伟大的时代中，免于堕落，首先要明辨顺逆，识别是非，以确定自身前进的趋向。我们全市青年同学，过去努力此项工作，已有相当表现，惟此后史应认清目标，沉着应付粉碎阴谋的侵袭。

（三）刻苦耐劳，励行节约运动。青年学生，处身孤岛，环境如此，固然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难得的光荣际遇。因环境给我们以苦难，同时也给我们以磨炼身心，砥砺志节的好场所。我们务须涤除旧习，刻苦淬厉，于日常生活中，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之习惯，革除凌乱、污秽、繁复、奢侈之恶习，实践极端的节约与辛劳艰苦的生活，以挽救社会经济之衰落。狂暴的风雨，正在孤岛激荡着，悖理的压迫，和惨酷的摧残，踵接而来。我们要维护正义，在各种腐恶势力的夹攻之下，抗御挣扎，以完成神圣的历史使命。 

除过第二、三条外，第一条“发扬固有道德，坚树精神堡垒”，与其说是继承五四精神，勿宁说是克服五四“毛病”，这由国民党一贯的民族主义政治立场，保守主义文化立场所决定的。

可以说，抗战初期，为鼓舞青年，发动青年，借五四以“抗日除奸”是日寇祸华、群丑横行、中国亡国灭种之际，国共两党的共识。

2五五青年节：“汪伪”的双五青年节“深意存焉”

可是，抗日，抗日，对媚日事敌的汉奸来说，难道也要抗日？以五四来抗日，这对以背叛国家和民族为能事的大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汪精卫来说，岂不尴尬？ 

1940年3月30日，南北各路奸伪同流合污，以中华巨奸汪精卫为首的全国性的伪政权在南京成立。1943年4月29日，在南京伪政府举行“最高国防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通过“由国民政府命令规定五月五日为青年节案”的决议。 明令将每年五月五日定为青年节。 汪伪选定五月五日，即1921年孙中山于广州就职“非常大总统”纪念日为青年节，言外之意，是将自己组织伪政府的劣迹与孙中山当年的义行相提并论，可谓“深意存焉”。

是日，“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林宣长秘书长，就“五五青年节”发表谈话，提出五点意见与“青少年同志共勉”。谈话称：

（一）双四为儿童节，双六为教师节，双五为国父就职非常大总统纪念日，（民国十年双十节国庆纪念日）今定双五为青年节，事非巧合，益有深意存焉。吾人于此，当认识中华民国艰难缔造之经过，尤当深切认识国父历年领导青年赓续革命，前仆后继，与反动势力搏斗之精神。十年前之双十，赖十年后之双五而重见光辉；（廿二）年后之双五，更应继承（廿二）年前双五之革命精神；使今后之双十，永为中华民国光辉灿烂之国庆纪念。

（二）完遂大东亚战争为当前第一任务，亦为兴复中华保卫东亚第一要着。国家之兴亡，取决于青少年之精神与力量；战争之胜负，亦取决于青少年之力量。当此大东亚战争胜利展开，中日友好关系日益增进，中国于多年灾难之余，经殊死之斗争，方得以挣脱百年来侵略主义之束缚之际，举行第一届青年节，凡我青少年同志，务须淬励奋发，集中一切精神与力量，以求战争之完遂。由锻炼一己之精神与力量，充实全国青少年之精神与力量，进而团结东亚青少年之精神与力量，使我之精神与力量随时随地足以克制敌人之精神与力量，粉碎敌人，争取胜利，端赖于此；中国前途，东亚前途，亦系于此。

（三）青年节之规定，在使全国青少年，每年一度，提高其勇猛精进刻苦耐劳之朝气与勇气。每年此日，应检讨过去之工作，认识责任之重大，于深切反省与自我批评中，激发其以后一年之努力。

（四）领袖倡导新国民运动，以建立自己，勖励国人，必人人能建立自己，乃能有所贡献于国家之建立，亦必中国能建立自己，乃能有所贡献于东亚之建立。我青年同志奉行领袖训示，当□此四字，用作新国民运动之座右铭。每年青年节尤当以此为检讨过去，策动将来之准绳，处处发挥建立自己之精神，并且不断充实此精神。

（五）我国青年运动曾有过蓬勃之发展，然或则空洞散漫，始而浮嚣，继而消沉，或则派别分歧，相斫相残，因之个人之知能无由充实，集体之力量，无由发挥，国家民族以至东亚大局，并受其害。今后当以青年节产全国青少年信仰一致，行动一致之表征，坚固其团结益增其力量，以救中国，以保东亚。 

总之，希望青年淬励奋发，完成大东亚战争，促进“中日友好”。人妖颠倒，胡言乱语，可见一斑。

到了五月五日，即“汪伪”的第一届青年节。汪精卫亲自披挂上阵，发表《五五青年节之意义》一文，“奇文共欣赏”，兹全录如下： 

国民政府定每年五月五日为青年节，是具有意义的，四月四日是儿童节，六月六日是敎师节，介于这两节之间，是青年节最为适当，而且在这时候，正是新绿弥漫，万里山河，都添上一层蓬蓬勃勃的清新活泼的气象，以之象徵青年，更是贴切不过。

说到历史，元年一月一日，是国父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的纪念日，十年五月五日，是国父在广州就职大总统的纪念日，前者关系中华民国的开创，后者关系中华民国的复兴。回想当时，全国之内，军阀割据，暗无天日，即以广州而论，也还在反革命势力酝酿爆发之中，国父不忍国民革命的中断，在万分恶劣的环境里，担负起复兴中华民国的重任，这种只知正谊明道不计成败利钝的坚苦卓绝的精神，真是一般青年的最高模范。当时还有些人，以国会未足法定人数为言，须知自六年督军团作反违背约法解散国会以来，所谓护法，其根本精神在打倒督军团，既然要打倒护法的对象督军团，便不可无护法的主体中华民国政府，这种根本精神的重要，较之形式，何止万倍。无如当时许多人还泥于形式而忽略了根本精神，以致十一年间，为督军团所利用，在北京恢复国会，十二年间这恢复了的国会，便替督军团的首领曹锟捧场，每一个议员，以数万元一票以至数千元一票不等，选举曹锟做大总统，从此国会便坠入泥犂地狱去了。这因为根本精神已经消失，留着躯壳，自然归于腐烂，许多人虽然追悔，已经无及了。由此可知，历史的进步，全凭着根本精神，形式可变，根本精神不可变，我们举行青年节的时候，想起青年节的日子，也就是国父担负起复与中华民国的重大责任的日子，我们应该追随者国父不死的精神，一直的干下去。

再说到更旧的历史，阴历的五月五日，是端午节，相传战国时候，有一个屈原于是日自沉于汨罗，屈原的列传见于史记，其文辞见于离骚。本来自杀是消极的行为，不足取法的，但是我们读了史记列传，读了离骚可以领略出屈原的苦心。顾亭林日知录有两段说得最好，现在手边没有日知录将其大概，记出如下：

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

老氏之学，所以异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尘，此所谓似是而非也，卜居渔父尽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从也，而义有所不当为也，子云而知此义也，反离骚其可不作矣，寻其大指，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欤。

以上两段，大义是说，一个人要信道笃而自知明，不可为环境所屈服，像屈原这样宁死不为流俗污世所屈，是值得佩服的，如果他不是自杀而死，而是革命而死，那就完全了，然即此宁死不屈的精神，已经难得。一般青年，信道要笃，操守要坚，必须这样，才能建立自己，改造社会，屈原能不为恶俗所屈，是值得佩服的，我们还要更进一步，与恶俗奋斗，战胜恶俗，改造一个光明纯洁的社会。

从前端午节，纪念屈原有一个办法，便是龙舟竞渡，龙舟是古时的工具，竞渡的精神，却是今古如一的，几十个人，在一条船上，一齐努力，与其他的船，争向前进，这种竞争，是相摩相厉促成进步的竞争，这种竞争精神，在历史进步的意义上，在社会进化的意义上，是很重要的。

以上是因如今青年节，而联想到以前的端午节，随便附带的几句话。

总而言之，一般青年，在这时代，应该认定复兴中华保卫东亚的使命，以刻苦耐劳勇猛精进的精神，担当一切。当度着青年节的时候，想起十年五月五日国父就任大总统时那一种艰难奋斗的苦心毅力，加重了我们承先启后的心事，誓当继续努力，以贯彻国父生平未竟之志，同时联想起古代一段美丽的历史，也就可歌可泣所谓百世之下，闻风兴起，我们应该鼓起蓬蓬勃勃清鲜活泼的朝气大踏步往前进。 

如不考虑到汪氏降敌叛国之情状，汪精卫的这篇“五五青年节纪念”文章，实异于一般内容空洞的宣传文章，文史皆备，情理兼具，只字不提“大东亚战争”，“中日亲善”，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他由五五青年节，谈到孙中山于1921年5月5日在广州就职大总统时，“在万分恶劣的环境里，担负起复兴中华民国的重任”。想到农历5月5日，屈原不为恶俗所屈，自沉汨罗。赋五五以光明正大、艰苦斗争之“正能量”。只是他此时已经落水事敌，这个文章读起来就未免弦外有音，“话中有话”，让孙中山、屈原这些民族英雄、爱国志士为你这个和敌人沆瀣一气，与本国人民为敌的巨奸“站台”，其涂脂抹粉之意显而易见。因此，这个文章可谓是“狗嘴里吐出的象牙”。

 “五五青年节”时，“汪伪”治下的《申报》发表《青年节献词》，称，“从世界的现势来看，为了争取大东亚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了建设东亚乃至世界的新秩序，固然非期待青年们热烈参加不可；从国家的立场说，不仅是今日实际的参战，必须全国青年力量之总动员，而且将来建设新中国，也非尽速开始有计划的训练青年不可。而所有这些，主要是要全国青年的自觉和自发的奋斗。”还向青年发出号召，提出希望：

我们希望于全国青年者，是要鉴于目前时代的严重局面，和国家民族的严重地位，认识青年对于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决定力量，人人不再自暴自弃，人人从此自尊自爱，人人要准备做国家的主人翁，做改造社会建设新中国的先锋。其次，我们再不容许一般青年不问时事，因而浪漫颓废，或是死读书，读死书；我们更不能再消极悲观，而要切实振作，关心国事，担负起自己对祖国的责任。再次，我们更希望认清目前东亚与我国的迫急需要，大家加倍努力，研究科学技术，展开科学运动，推进技术学习，锻炼成钢铁一样的队伍，真正的做改造社会的先锋，做建设新中国的干部，完成大东亚乃至世界新秩序的大业！ 

只是要别人不要自暴自弃，自尊自爱，准备做国家的主人翁，先得“撒泡尿”照照自己有没有自暴自弃，有没有自轻自贱，是不是甘做日本的“狗腿子”。

在“汪伪”的首届“五五青年节”，自然免不得办得热闹一些。是日，“上海新国民运动促进会上海分会暨中国青少年团上海市团部”，在市府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大会向“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发致敬电。电文如下：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钧鉴：窃维还都三载，幸赖钧座领导群伦。奠国基于磐石，艰难缔造，策东亚之繁荣，兹值第一届五五青年节，本分会谨于是日在上海市政府大礼堂召集全市青年团代表举行庆祝大会，在热烈严肃之情绪下，咸忻领袖嵩降之翌辰，即为青年磨莹之令节，事既巧合，意更深长，自当仰体训示，推行新运，检讨过去之工作，认识当前之责任，日夜淬砺，共同奋勉，一心一德，以建中国，以保东亚，肃电致敬，仰祈睿照。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上海特别巿分会中国青少年团上海特别巿团部叩。 

汪精卫生于1883年5月4日，其生辰恰巧与光荣之五四运动凑巧同日，何其幸运，然如此“好日子”竟舍之不用，将青年节从五四改为五五，上海的“中国青少年团上海特别巿团部”就只好借五月五日青年节贺其“嵩降之翌辰”了。当然，他们这批“国贼”又有何资格、有何颜面纪念五四呢？

殆到1945年，日伪灭顶之日即将来临，是年“五五青年节”是汪伪政权最后的一个青年节了。这时，灌浇汪精卫墓的水泥已硬，陈公博沐猴而冠，勉为维持。五月五日“青年节”这天，上午九时在青年馆操场隆重举行“全国青少年第三次总检阅”。“场中高搭检阅台，上悬巨幅国父遗像及中日国旗，台前遍插第三次总检彩徽及小旗，随风飞展，气象蓬勃。”“分列式完毕后，由中国青少年代表恭向陈代主席献旗致敬，旗下彩绣‘最高统帅万岁’六字，由林会长接受转呈，陈代主席旋即向全体恳切赐训，语多勖勉，全体恭聆之下，倍极感悟。” 

“陈代主席”训词原文如下：

今天是三十四年的青年节，同时举行全国青少年团第三次总检阅，广场上集合着数千个生气蓬勃的全国各地青少年代表，并得盟邦日本青少年代表惠临参加，充分表现出青年中国的中国青年组织与力量，本人至感快慰。在中国革命史上，青年留下光辉灿烂的事迹，现在革命过程中，正遭遇到空前的难关，祖国的命运有如千钧系于一发，我们要突破难关，把祖国挽救回来，复兴起来，进而使东亚得到解放，得到安定，必须全国民众精诚团结，把全部人力与物力贡献给国家，而青年是社会的中坚，青年首先要实践兴华保亚的工作，领导民众，实践兴华保亚的工作。最近全国民众倡导统一救国运动，已经蓬蓬勃勃的发展，青年的统一救国运动，也正在蓬蓬勃勃的发展，全国青年，无论在江浙，在两广，在四川，在直冀，在甘陕，都是中华民国的同胞，都是黄帝的子孙，都爱自己的祖国，只有共产党徒，他们背叛国家，戕杀同胞，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施行赤化政策，我们必须展开反共的斗争，把共匪荼毒下的青年与同胞抢救回来。汪故主席生前倡这新国民运动，又以青少年运动为新运工作的重点，组织与训练全国国民与青少年，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完成国民革命的大业，自从去年汪故主席逝世后，半年以来，国际情势如此的险恶，国内情势如此的混乱，希望全国青少年站稳自己的岗位，多多锻炼自己，训练自己，充实自己，了解自身责任的重大，强固自身的组织，完成国父与汪故主席的遗志，建设光明灿烂的中华民国。更希望中日两国青少年，全东亚各地青少年，相亲相爱，互尊互谅，共同奋斗，建设自由解放的新东亚。 

在丧钟敲响、来日无多之际，仍强打精神，苟延残喘，怂恿青年为他们陪葬，“建设自由解放的新东亚”。只是自知罪孽难逃，高唱反共高调，以讨重庆欢心。只是就连国民党都对付不了共产党，你一个“千夫所指”的伪府除过叫嚣之外，有何能力伤中共一根汗毛？

从1943年首设青年节，至1945年过了最后一个青年节，随着日本的毁灭和投降，“汪伪”政权亦是一枕黄粱，“五五青年节”也便昙花一现。

3三二九青年节

殆到抗战后期，民族矛盾缓和，国共矛盾上升，特别是五四的“反政府精神”成为共产党的斗争的利器，也成为国民党软肋，于是，国民党对“五四”嫌怨日增，终于1944年废五四青年节，将“三二九”（1911年3月29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日。按，黄花岗起义为农历3月29日，如公历则是4月27日，后来以为公历3月29日来作为当年农历3月29日纪念日）定为青年节。“三二九”本来是“革命先烈纪念日”（即“黄花节”），这时，“青年节”与“革命先烈纪念日”合二为一。于是，原来的“五四青年节”变成了“三二九青年节”。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对国民党来说，将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七十二烈士为反抗满清而杀身成仁的日子定为青年节，和与国民党关系不大的五四运动相比，再理想不过了。在此一事件中，政治性（党派）、正义感、牺牲精神结合的天衣无缝，无美不备。无论是从历史联系上看，还是从现实意义上看，对国民党来说可谓“百利无一害”。国民党将其本身的光辉事迹和宝贵遗产祭出来，实为“聪明”之举。

1944年3月29日，是第一届青年节。是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他首先阐明了新改的青年节的原因和意义。他说，“今天是我们革命先烈纪念日，也是我全国青年所应共同珍护的第一届青年节。我们所以特别选定这一天为青年节，就是因为当年为革命而成仁的黄花岗诸烈士，大半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他们纯洁热烈的爱国精神，成仁取义的革命精神，正是今日青年所当效法的。先烈之血，国族之光，这光辉是照耀万古的，是引导着我们青年向革命建国成功之道路而前进的。”

随后蒋介石从四个方面“说明我青年与革命建国的关系”，或者说对青年提出要求：立志继承革命的历史，达成先烈革命的目的，切实负起革命的责任，积极履行革命的义务。

第一、我们全国青年要立志继承我们革命的历史。在今天敌寇在境，建国未成的时代，“要继承革命的历史，达到革命的目的，应该竭尽责任，严守纪律，牺牲个人的自由，而求取国家的自由。”

第二、我们全国青年要继续达成我们革命先烈的目的。而这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只有求得中国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每个国民才有平等自由之可言。因此，“要达到革命的目的，就应该竭尽责任，严守纪律，牺牲个人的自由，而求取国家的自由，这样我们才能享受永久的自由，得到真正的平等。

第三、我们全国青年要切实负起革命的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不论男女老幼，人人皆有复兴民族，建设国家，来完成他革命应有的责任。尤其是今日中国的青年，更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主人翁，更应该担负这个革命成败，和国家存亡民族盛衰的责任。”

第四、我们全国青年要积极履行革命的义务，来实现三民主义。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五大建设的完成，尤其重要的是在于具备革命人格的修养。革命人格的修养在于三点：一、建设与革命哲学之建立；二、社会与学术风气之改造；三、自由与法治观念之养成。在谈到自由与法治不可分离时，他说，“自由必须在法定的范围之内，若越出了法定范围以外，便是放纵恣肆，败德乱行，这种自由就是野蛮民族的自由，决不是现代国民真正的自由，所以要痛自反省，互相督励以守法为国民的义务，以负责为青年的天职；不以个人利益，妨害国家的公益，不以个人自由，侵犯他人的自由；必须如此，然后才能以坚强的组织，求得最后胜利，造成现代国家，而免除我中国国民历采所受一片散沙的讥刺。”

最后，他对青年说，“你们必须认识今日的时代，认识革命的环境，更要认识国民革命的历史，要明察是非，辨剔真伪，洞识国家民族和个人成败荣辱的前途，切莫因循迷惘而误入歧途作了革命先烈和国家民族的罪人。 

无论是对个人自由的批判，对纪律责任的强调，还是奉劝对青年远离“种种邪说莠言”，“切莫因循迷惘而误入歧途”，无不是针对青年受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此亦为国民党政权更改五四青年节之注脚。

在同日《中央日报》发表的社论中，也强调青年要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要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以个人的利益为轻；忧国家民族之所忧，急国家民族之所急”。以国家民族之“平等自由”来否定、压制个人的“平等自由”。

一部革命史就是一部思想斗争史，十三年十一月，国父曾剀切训示我们：“我们革命之失败，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自由平等这两个思想打破的！”“革命的始意，本是为人民在政治上争平等自由，孰不知所争的是团体和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个人自己的平等自由。中国现在革命，都是个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在孙文学说第六章中也说：“今次之世界大战争，凡参加此战争之国，无论共和君主，皆一律停止宪政，行军政，向来人民之行动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皆削夺之，甚且饮食营业，皆归政府支配，而举国皆无异议，且献其生命，为国家做牺牲，以其目的在战胜而图生存也。人之已行宪政，尚且停止，况我现正尚未发生，方欲由革命战争以求之，其可由开战之初（军政时期之初），即施行宪政也？此诚幼稚无伦之思想也！”现在像国父所指的“幼稚无伦之思想”，尚不免于流行，并且还有有人渲染此“幼稚无伦之思想”以为武器，来妨碍革命抗战的大业。蒋委员长所以认“落伍思想”足以阻碍我们的进步，也就是指此而言。 

因此，青年的责任在于“对个人本位的自由平等论，须作不停不断的斗争”，对“败战思想，亡国思想，分裂思想，做不姑息不放松的猛烈的斗争”。

在1944年的三二九“革命先烈纪念日”和第一届青年节，当日的纪念活动还是相当丰富和隆重。“陪都定清晨八时至南区公园举行邹容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九时在复兴关举行革命先烈纪念会，暨第一届青年节，检阅陪都各界青年及童子军，中枢党政军首长及地方领袖，均将参加，典礼甚为隆重，会后游行，十一时在遗爱祠公祭先烈，下午三时，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干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中央团部开幕。 

国民党的青年节自然是继承和发扬林觉民等七十二烈士慷慨成仁的精神，但同时，三二九，恰巧跟在“世界青年周”之后，因此中国的三三九青年节也就具有了“世界的意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伦敦举行的国际青年会议，为促进世界和平及世界青年团结，选定了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为世界青年周，中国为国际青年会议的参加国，中国青年为国际青年的一员，所以中国青年节定于三月二十九日，紧接着国际青年周而发展，又具有世界的意义。”

随着国共决战之临近，国民党借青年节来煽动青年以中共为敌。1947年，世界和平已经来临，中国却面临国内和平问题。我们多知道中共号召“要和平”，其实国民党也号召“要和平”。“不幸共党复破坏统一，于是兵连祸结，民生凋敝，国无宁日。”3月29日青年节，《申报》发表社论《革命青年所负的时代责任》说，“在国内为了和平，允须对凭借武力，蓄意叛乱之徒，加以正义的声讨，这是革命青年所负的时代任务，所负的对世界的任务。”  这里，和平即战争，战争即和平。

无奈人心向背，青年要么消沉而颓废，要么躁动而横决。1948年，蒋介石发表吿全国青年书称，“青年们应审思明辨，认清国家敌人。青年应当有热烈的情感，同时应当有丰富的理知……共匪和共匪的工具，利用你们断送你们的种种鬼蜮伎俩，在去年一年各种学潮中表现得已够深刻了。” 报上也呼吁青年应“致力于‘理知’的培养和‘意志’的锻炼”。 “惟有明理知才能导青年感情于正轨，惟有励意志才镕铸青年的情理而达于力行。” 

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之际，上海居然借庆祝“五四青年节”（注意不是“三二九”青年节）以呼吁各界青年积极参加“反共自卫战”。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致词，略谓：“吾人纪念‘五四’，必须以反帝反封建之一贯精神，救民族救国家，不惜以血肉与共匪作生死存亡之斗争，上海市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不乏为民族国家斗争牺牲之青年志士，望能一致奋起，加强团结，参加此一救国救民之自卫战争。上海有精锐之海陆空军，有坚固之防御堡垒，如果共匪悍然进犯，决予迎头痛击，惟吾人希望全市青年，必需发挥‘五四’运动光荣之精神，配合一切军事行动，分赴郊市区作宣传慰劳国军，肃清匪谍，救护伤病之工作，”云云。 

“无可奈何花落去”。1949年，兵败退至台湾的蒋介石将青年节带到了台湾。自1950年到1963年的十四年时间中，每逢“三二九青年节”，蒋介石都要于当日发表“告全国青年书”，高唱“反共抗俄”，“反攻复国”之老调。这一节日至今在台湾仍在延续。

本文作者所著《五四细节》一书，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4五四文艺节

1944年，国民党将青年节从五四改为三二九，同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六年年会决定将五月四日改为“文艺节”。

国民党改青年节的原因正在于五四运动的“反政府精神”。“也许因为五四运动是学生反对政府的运动。二十几年来，政府虽然换过几个，在怕人民反对这一点上，却并无二致。但是人民却偏不肯忘记五四，从去年（按，1945年）起，定五月四日叫做‘文艺节’——因为新文艺运动也是五四开的端。” 1945年，抗战胜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称“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五四被节日化为“文艺节”。

1945年5月4日，中国文艺界首次庆祝五四“文艺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于是日发表《为纪念文艺节公启》，强调了文艺介入社会的传统和使命。“本会认为：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中的觉醒，本质上当然是在政治意识上的觉醒，但它却是在文化运动，特别是文艺运动里面取得了最尖端的表现的。在五四之前，文化、文艺运动替它开辟了道路，在五四之后，文化、文艺运动担负了艰苦的持久的斗争。”该公启提出三点建议；

本会建议：文艺是人民的心灵的声音，文艺节的纪念应该放在人民的争取民主生活的伟大的斗争目标上面。

本会建议；文艺是人民的事业，文艺节的纪念应该愈广泛愈好，在文艺节之前要展开—个广泛的运动，要动员一切文艺社团、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用各种形式的工作参加，一直到农工大众里面。

本会建议：文艺的对于民族，对于人民的服务，非通过文艺本身的发展力量小可。文艺节的纪念应该诚恳地检讨过去的成果，特别着重在和人民的解放要求的结合这一点上，使新文艺能够真正争取到广泛的发展和伟大的前途。 

郑振铎也发文强调将五四定为文艺节，“说明了文艺工作和政治运动，思想运动是分不开的。文艺家绝对的不能把自己关闭在象牙塔里，在做着白日梦。”他几乎用口号式的写作写道：

发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运动而争斗！

“文艺节”给我们以一种警惕和鼓励！

我们要记住：文艺运动和民主运动是分不开的！

争斗正在进行着！文艺作家们要奋身的投入这个争斗中，为人民的一员，为民运动而不停不息的争斗着！

“文艺节”在今日是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的！ 

1946年5月4日，由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发表的，郭沫若起草的《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中称，文艺是“极犀利的政治斗争的武器”，“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号召一切文艺工作者，都应朝着实现和平民主的目标前进和奋斗。

同年，中华文艺协会港粤分会也发表宣言号召文艺家站在人民的一边，“我们要挥动我们的笔，对于那些残害百姓，剥削人民，贪污腐化，天天高谈仁义，而行为卑鄙的人们，那些迷信武力，唯恐世界不乱，以发动战争为维持自己地位和特权的人们要表现其无比的憎恨，对于那些为祖国的自由和人民的幸福而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人们，对于那些牺牲自己的幸福，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大众的人们要表现其无比的爱。” 

同年，郑振铎仍然重复一年前的话，号召文艺家走出象牙塔，争民主，争和平。“今日的世界，已经不允许文艺作家们自己关闭在象牙塔里了——其实，从来也不曾关闭过。不为人民大众而工作，便要为反和平，反民主而工作。”“我们纪念‘文艺节’，我们要继续的争斗下去，要争取‘和平’，争取‘民主’，争取‘五四’的要求：‘科学与民主’！” 从中可见五四是“文艺节其形，青年节其实”。

1947年，解放战争进行之际，许杰甚至说，“我们对外是要和反民主的势力斗争，而造成了一种运动。运动的重要性，是不下于创作。主持文艺节的文艺协会，就应当发挥这种领导的作用。” 文艺家不搞文艺，而要搞运动，足见在许杰的眼中，文艺节其实就是青年节。当然，这时，即使在形式上，仍有人以五四为青年节的。 

许杰建议文艺协会领导大家搞运动，当然文人能起的作用还是笔。文艺家不光是“走出象牙塔”，而且要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所说的“为谁写”“怎样写”的问题。1947年，边区文联，边区文协分会于五四纪念时，号召文艺家要“面向工农兵、与工农兵结合”。并举了解放区这种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化”的范例。“我们的农民作家赵树理同志如此辉煌的成就，为解放区文艺界大放光彩，提供了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方面。尤其是经过土地改革，广大群众翻身后展开自唱自乐的文艺运动大踏步地走进文艺领域来，带来了一片新气象！而前线战斗中也还有自士兵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象李文波营长那样优秀的通讯员……这种种事实，都足以证明与工农兵群众结合后的新文化、新文艺一定有非常烂灿的前途！” 可以说，这是中共文艺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和败逃台岛，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2月24日，政务院举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的办法即行公布实施，正式规定五月四日为青年节。 1950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常委会，决定以五月四日中国青年节同时做为青年团成立纪念日。 这一节日延续至今。

国共两党将“五四”定义为不同性质的节日，“虽然这半不意味着共产党把这个运动仅仅看作是一个青年运动，而国民党把它仅仅看作是具有文学意义的运动事件。但是这个插曲的确说明了他们对五四运动意义所持的不同观点。” 这不同的五四观就是：在野的共产党更愿意从社会政治运动的角度来定义五四运动，而在朝的国民党更愿意从思想文化运动的角度来定义五四运动。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巴黎第十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访问学者。授权刊发，刊发时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