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追随者

群众要永远增长,但它需要导向;要不断扩张,所以需要团结。从此可以得知,权力者为何总是利用外部的目标诱惑群众,目的无非在于凝聚内向力。

弗洛伊德说:“人类内在的、不可消除的不平等性的一个例证就是,他们分成领袖和追随者这两个阶层。后者占绝大多数。他们渴望有一个权威,来帮助他们作出决定,而他们在多数情况下,又都无条件地服从这些决定。”

这类的精英决定论,虽然听起来令人沮丧和不平,但至今为止,确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事实。正因为难以推翻这一事实,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专制作为一种统治现象,在全球化的时代,仍然得以大行其道,所以,作为一种平衡器,无政府主义的价值值得重估,因为除它以外,很难寻找到更有效的强权政治的解毒剂。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民族国家林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乘势而起,建立话语霸权;无政府主义日见式微,自是势所必至。

勒庞说:“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上帝”;又说:“在革命中,人民的行为是受革命领袖支配的。”

他目击了法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暴乱和后革命时代的巨大变化,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个人的暴政为集体的暴政所取代。”所谓“个人的暴政”是指国王的暴政。他又这样说:“个人的暴政常常产生于集体的暴政。”这里的“个人的暴政”,则指革命领袖如罗伯斯庇尔一类人物的暴政。至于“集体的暴政”,无论前后,自然所指都是革命。

不问而知,“暴政”是无人喜欢的东西,但是此间有一些实质性的内容极易被混淆。当革命使用暴力而又在斗争中处于强势的时候,往往被目为“暴政”,因为多数民众参与其中,故称“多数的暴政”。假如不问暴政针对何人,暴在何处,暴力乃出于主动抑或被迫等等,而一概以“暴”论,则革命纯属多事,革命者与国王原本便是一丘之貉!

关于群众对法国大革命的进程的影响,斯考切波也说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催生的集权化的、官僚化的国家组织”。她认为,群众运动带有混乱的、分散的、暴力的倾向,当发展到一定极限时,集权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形式或政治现象势必出现。要防止集权,就必须对此有充分的理性认识;而且,她说这种认识只能建立在民主的观念之上。

民主就是大多数,就是群众本身,于是事情又回到了原点。对群众来说,秩序不可能不是理性所乐见的,而激情和狂热的想像力又往往导致混乱,如何摆脱两难的历史性命运?这是一个足够使政治家头痛,也令历史家困惑的问题。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使用了“多数的专制”一词。他提出,专制的群众不再使用“镣铐和刽子手”这种沉重的武器,而是通过公众观点和共同信念这样的社会机制来操纵权力,而不是通过传统的部门或国家武器。但他同时认为,这也同样是“恐怖”的。

政府容许群众使用非传统的武器表示政见,这种政治形式,只有在民主国家中才能实现。虽然在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偏向,即便名为“恐怖”,仍然可以通过同一机制加以解除。由群众操控舆论,其权威性、强制性和有效性,比由执政党和政府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发布统一的观念、观点和口号要小得多。

对托克维尔来说,来自群众的恐怖显然大于国家的政治恐怖。

1880年春天,杰斐逊给从支援美国革命后回到法国,在大革命中被国民公会任命为国民近卫军统帅的拉法耶特写信说:“……我认为你的国家无论如何都会得到拯救,但我相信,如果她一旦失去你,她将元气大伤,陷入长期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拉法耶特试图保存立宪君主政体,又能让其体现平等、自由的革命精神,为此积极联合所有革命,结果失败了。右翼保皇党人谴责他包容群众示威,是对皇族的侮辱;而左翼激进分子则攻击他镇压革命群众,目的在于保护国王,寻求个人权位。1791年7月,他下令近卫军向要求废除君主制的示威群众开火。于是,这个曾下令拆除巴士底狱,在国内外革命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从此声名尽毁。

稍后,美国驻法公使,著名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古维诺尔·莫里斯写信给华盛顿说:“我坚信,如果现在拉法耶特没有军队的护卫就出现在巴黎的话,他一定会被群众撕成碎片。感谢上帝,在美国没有这样的民众。”

美国的民众倾向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秩序主义,法国的民众则倾向于集体主义浪漫主义、激进主义。至于德国的民众,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一书中使用了“神圣的自私主义”一词;对于他们,唯一的一条诫命是:“要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权力!”

梅尼克在书中说到一个超民族、超时代的普遍人类现象是:“国家理性”和“马基雅维里主义”。他认为,现时代与旧制度的时代相比,差异就在于过往是少数人搞政治,国家理性和马基雅维里主义是一种秘密宗传;现在是大众的时代和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政治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这样便增加了开启其中有着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本质的哪个毒药柜的锁钥。马基雅维里主义从一桩贵族的事业变成了一桩资产阶级事业,又终于变成了人民群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

梅尼克问德国人:为什么在同一个民族里,浩劫竟也会成为可能?他引一位奥地利诗人的“人性-民族性-兽性”的公式,认为利用从少数人的文化导致群众的无文化这一发展的普遍图式,便可以对此作出最终解释。

群众普遍的缺乏教育和无文化,确实是悲剧的主要根源。

由于无文化,在复杂的政治情势面前容易丧失理性,丧失个人的独立判断,这样便无法避免盲目性,容易为政治人物所利用。一旦被利用,就会甘于顺从。群众的趋同心理,衍生出一种风从草偃的现象;那种近于宏伟的投降场面如纳粹大会场,森林般的手臂令人触目惊心。

其中,被利用最多的,是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服从。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引发集体焦虑的,莫过于民族和国家之类的宏大用语。而这,也是使统治者获益最大之处;特别是独裁者,正好利用这种大众情绪并加以煽动,如法西斯主义头子墨索里尼经常叫嚣说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国家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什么事物可以反对国家”。这时,另一种类似集权现象的政治狂潮出现了,那就是“国家崇拜”、“民族崇拜”和“领袖崇拜”。

1850年,蒲鲁东在狱中如此悲愤自语道:“人类需要被统治,这是肯定的。我为我的同类感到羞愧。”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依靠的是“使个人主张和志向完全丧失”,“使个人身份永久消失”,并通过系统的工程进行洗脑。其他的专制统治者也会这样做,鼓吹“忘我”、“团结”和“牺牲”。

个人会在群众运动中不断地自我疏离,组织也会促进这种疏离。霍弗观察到,这种疏离几乎总是在充满激情的气氛中进行。不但煽动激情可以有效推翻一个人与其自我之间的平衡,而且推翻本身也会释放激情。霍弗说,一个人一旦被迫丢弃、怀疑或遗忘自我,他就会变成一种有高度反应性的物质,就像一个不稳定的化学基一样,渴盼与任何他碰到的东西结合。他无法单独生存,非得全心全意依附于某种力量不可。因此,只要在个人心中点燃和煽动起凶猛激情,设法延长个人与自我疏离的时间,他就会甘愿留在神圣组织的怀抱里;反之,这种自我诋毁和弃绝,必会使激情保持在白热状态中。

于是,群众就成了一群忠心耿耿、紧密无间、无所畏惧的追随者,一个同质的可塑体,任由组织和领袖随意形塑。

个人主义成为专制统治的大敌是必然的。

在社会运动和革命过程中,如何使个人主义连同集体主义一起获得同步发展,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只有当运动退潮以后,或者说在运动与运动之间,个人方可从群众那里脱逸出来;但要获得“个人性”,还必须有机会接受正当的教育。

如果群众不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群众,而只能沦为永远的盲目的追随者。

——摘自《革命寻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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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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