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共同体内，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某种程度的紧张。政府作为权力的受托人，总是单方面违背契约，对授权人构成冒犯和侵害。人民的要求，政府完全可以闭目塞听；在契约的双方，人民实际上处在被动的地位。最后，只有当大多数人都感受到了严重的压迫和威胁时，人民才会起来，以革命的形式收回权力。
所以，革命是一种被迫行动，是对于契约所作的最后一点必要的补充。
政治危机是革命的潜在阶段，它能否发展为颠覆性的革命活动，将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就是说，它的制度设计建基于人民主权的观念之上，政府受限于人民的意志，不但自身具有约束力，而且有能力将社会运动纳入国家体制内并加以消化调节的话，那么将有可能克服危机，避免革命。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到今天，有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之说，即使存在危机，但它所以能超越“古典资本主义”而仍然表现出某种生机，就因为社会并未失去其开放性、多元性和竞争性，不失其自身整合的能力。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进入“垂死阶段”。所谓“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自由经济加民主化的趋势日益扩大，不可阻挡。
非民主国家，专制主义国家，即使有能力吸纳市场经济，也没有能力改变因高度集权而形成的制度刚性。在这里，经济与政治呈不对称的二元状态；有限的改革，即使激活经济部分活力，也很难进入僵化而且腐败的政治肌体内部。潘恩早经指出：“长期的经验表明，这种改革不是旧政府所愿意提倡的；因此，这些问题应当向各国国民而不是向这样的政府提出来。”就是说，这样的政府无以言“改革”。当改革宣告无效时，革命自然成了替代物。
苏联政体的崩溃，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强人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开始着手改革，所谓“去斯大林化”；后来勃列日涅夫接替了赫鲁晓夫，使改革陷于长期停滞；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再度进入轨道，并且加速进行，结果致使政权突然倾覆。此前，西方绝少有政治家、外交家预料到这种不期而至的结局，原因就在于改革的速度相对太慢，虽然在党内保守派看来已经太快，从雅科夫列夫回忆录《雾霭》中可以得知改革派戈尔巴乔夫所承受的压力之大。由于来不及改变其核心部分，即极权政治的本质，人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等待终于来到了极限，导致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破裂。
一个现代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突然覆亡，竟然可以兵不血刃，这是一个奇迹。它以最朴素最真确的事实，提示人们重新把目光投向卢梭创设的名词：“公意”。人们在论说苏联兴亡的故事时，始终忽略公意的存在，而斤斤于人员、政策、策略等等技术性的统计。公意是潜在的，看起来空无一物，实际上抵得上千军万马。
再读读潘恩：
“早些时候的征服与暴政剥夺了人们的一切权利，现在人们正在收回权利。正如一切人事有方向相反的盛衰变迁，革命亦复如此。以道德学说、普遍和平体制和不能取消的固有人权为基础的政府，正借助于一股比依靠暴力由东方绕向西方的政府更加强劲的冲力，从西方绕向东方。它不会引起个别人的兴趣，但会引起进步中的各国人民的兴趣，并且向人类许下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诺言。”
——摘自《革命寻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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