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

撰文：梁展

自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弗朗茨•卡夫卡的亲戚、熟人和朋友们纷纷入伍离开了布拉格。然而，作为波希米亚王国“劳动事故保险局”（AUVA）的官员，卡夫卡却无法实现成为一名奥地利-匈牙利帝国战士的愿望。尽管心脏不适的问题最终不是什么障碍，但上司却以卡夫卡拥有丰富行政经验且为工作所“不可或缺和替代”为由，申请帝国军事管理部门免除他的军役。1915年6月22日，当局正式下达命令，“无限期”地免除了卡夫卡的军役。[1]开战以来，卡夫卡一直相信，只有走出布拉格，奔赴战场，才能摆脱烦琐和劳累的日常办公室工作，医治好内心的孤独和长期困扰着他的神经衰弱症。翌年5月，当入伍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后，卡夫卡给远在柏林的未婚妻菲莉丝•鲍威尔写信，表露出了十分沮丧的心情。虽然投笔从戎的梦想没有得到满足，但这位颇受赏识的职员却意外地获准了一个带薪长假。在这样的心境中，卡夫卡独自一人来到了位于波希米亚王国西部的著名的玛丽恩温泉（Marienbad）疗养地。一场“最猛烈”的暴风雨过后，卡夫卡向菲莉丝寄出了一张明信片：“假如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即将启程返回家乡（我根本上就是个中国人，此刻正走在返乡的路上），我必然会迫使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再次返回到这里。”[2]如此模糊的表达不禁让人产生一丝困惑：对于眼前这位孤寂的旅者，何处才是故乡？是布拉格吗？现实中的故乡让卡夫卡感到万般无奈，数天之前，卡夫卡迫不及待地从那里“逃离”，可是马上却又要回到那里。难道是梦想中的中国吗？暴雨过后的玛丽恩温泉，她的“寂静”和“空疏”不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着力表现的经典意境吗？在这段时间里，卡夫卡怀着极大的兴致，一遍遍阅读和玩味着由汉斯•海尔曼编译的《中国抒情诗：12世纪至今》[3]这本小书。现实处境与诗歌的意境交织在一起，让卡夫卡对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在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的《寒夜》一诗中，这位布拉格作家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4]作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的这首诗生动地呈现了一位青壮年学者红袖添香、秉烛夜读的家庭生活场景，卡夫卡曾激动地把这首汉诗完整地抄录给刚刚结识的菲莉丝，表达他希望与后者结合的意愿（see Briefe：119）。诗中和睦温馨的场景一直贯穿在两人长达四年的通信当中[5]马克思•布罗德甚至认为，“与长篇累牍的讽刺表现出的诗人品格相比”，这首诗“更能揭示卡夫卡个人的性情”[6]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长期生活在维也纳的德语作家埃里亚斯•卡内蒂认为，“中国主题从18世纪开始就为欧洲文学所经常采用，然而，就性情而言，卡夫卡是唯一一位被西方人认可的汉风诗人”[7]假如《寒夜》中的学者是诗人袁枚的真实写照，那么卡夫卡则正好与诗的作者年岁相仿、才情相当。德译者海尔曼对袁枚的评价——“满腹经纶、聪颖早慧，才艺非凡”（Chinesische：153）——更给了卡夫卡深刻的印象。

在经历订婚、解约、再订婚和再分手之后，在对婚姻生活极度失望的卡夫卡的世界里，《寒夜》里的那一幕场景渐渐褪色。1917年初，一位陌生的中国学者突然闯入了卡夫卡的梦境，他“丝带系腰”，神情紧张，“身材瘦弱，鼻梁上架副眼镜，［下巴］留着一把稀疏的、黑灰色硬山羊胡子 ”[8] 。时间回转至1913年初，那时卡夫卡就曾对菲莉丝说：“中国学者总是在午夜两点钟的光景光临他的梦境。”（Briefe：249）在上面那个奇特的梦境里，卡夫卡变身为一个中国人，远道而来，想要拜访以欧洲人面目出现的另外一个自己：年迈的欧洲学者一把抓住了正想逃离的中国学者，于是“卡夫卡掌控了卡夫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知道，将自己视为他者、陌生人从而取消主体与客体的界线、使两者的意识相互交融的现象并不鲜见。[9]不久之后，又有一个中国人出现在卡夫卡的笔下，那就是《中国长城修建时》（”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的叙述者“我”——一位研究“比较民族史”（vergleichende  Völkergeschichte）的中国学者，而之前那位不期然造访欧洲人的瘦弱不堪的中国学者，同样是一位身患心疾而依然手执古卷的史学家（see NSF I：323）。《中国长城修建时》是一部残稿，卡夫卡生前无意发表它。1930年，德国犹太宗教史学者汉斯-约希姆•肖普斯首先在卡夫卡的遗稿中发现了小说的底稿，并将其发表在柏林出版的一份犹太双月刊上[10] ,之后肖普斯又与布罗德合作，编辑出版了同名的卡夫卡遗作集[11],至此，《中国长城修建时》才真正为读者所知。1937年，布罗德在这部残稿后面又发现了一个段落，首句为“如今修建长城的消息满世界传开了”，这显然与已发现的部分有着密切关联，两者合在一起应当从属于一部篇幅更大的作品。[12]

肖普斯推测《中国长城修建时》写于1918-1919年间。[13]至于它的确切创作年代，人们一时无从知晓，但至少可以知道，这篇小说应当作于卡夫卡搬离父母家、独居铁匠街（Alchimistengasse）小屋期间，也就是说，是在1916年11月之后落笔的。1980年代，在整理从德国乌普塔尔大学得到的卡夫卡私人藏书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册由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编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Chinesische Volksmrchen，1914），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本书的扉页上竟然留有卡夫卡的亲笔题赠：“赠予奥黛拉 ‘扑腾跳上帆船的水手’ 17年3月29日 。”[14]

奥黛拉即卡夫卡的小妹妹奥黛拉•卡夫卡，在所有家庭成员当中，她和哥哥卡夫卡的关系最为亲密。1917年3月至4月间，在哥哥的支持下，从农业学校毕业的奥黛尔准备到位于波希米亚王国西部的曲劳（Zürau）生活和劳动，身在前线的大姐夫卡尔•海尔曼之前曾在那里购买过一处田产，不过当时已经转在了卡夫卡家的名下。题赠《中国民间故事集》之事便发生在这段时间。[15] 然而，卡夫卡为何自比“扑腾跳上帆船的水手”？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研究者们猜测，这句话很可能出自卡夫卡在当时已经完成的某部作品。果不其然，人们在以“如今修建长城的消息满世界传开了”这个句子开头的那段文字当中找到了它。卡夫卡有个习惯，即在一篇作品写成后不久，就会在周围的亲戚朋友中间公开朗读它，奥黛拉显然明了哥哥的话里包含的寓意：在长城开建30年后某个夏日的午后，一名来自异乡的“陌生水手”率领一干群情激昂的人马，驾驶着帆船经过坐落在帝国偏僻一隅的小乡村，向一位正值壮年的村民传递了修建长城的消息，当这位村民不住地摇头表示不信之后，失望至极的水手非常无奈地跳上帆船匆匆离去。秉烛夜读的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历史学家，还有那位来自异乡的水手，一次次走进了卡夫卡的梦境与现实中，这位布拉格作家令人眼花缭乱的身份变换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模糊、陌生和神秘的印象。然而，“小说构建起来的文学和虚构的世界与作者的现实世界，这两个相互冲撞的世界”究竟是如何被联结在一起的？[16]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长城修建时》，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卡夫卡当时的个人生活处境以及他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然后重建这样一个历史世界，并基于这个历史世界去把握卡夫卡的两个世界相互引领、相互交融的过程。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产生的年代，作为奥匈帝国制下波希米亚王国里一个操着双语（德语和捷克语）的犹太人，卡夫卡依然未能脱离晚期奥匈帝国皇天子民的身份，他的想象的或虚构的世界只能由此开始。

1帝国的神话

1916年冬至1917年春，无论对卡夫卡个人及其家庭，还是对奥匈帝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卡夫卡与菲莉丝的爱情一度复燃。1917年2月，在布拉格亲人们的见证下，他们再次订婚，并商定等战争结束之后，卡夫卡就移居柏林以自由作家为业，菲莉丝则继续其商业生涯。为了婚后的生活能够宽裕一些，卡夫卡还向“劳动事故保险局”提出了升职申请。鉴于战时严峻的经济形势，申请未能获准，但卡夫卡却因此有了少量加薪。次月，在战争影响下，卡夫卡家族经营的石棉厂于停产30个月之后最终倒闭。[17]如何将变卖工厂的所得重新投入到能够获利的地方？这让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很伤脑筋。最后还是儿子卡夫卡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用这笔资金盘下了女婿海尔曼在家乡的那处田产。一方面，精明的父亲看到了战时食品紧缺的现状给国内农业生产带来的良好前景，另一方面，这样也能够在不伤和气的情况下缓解奥黛拉与父亲的矛盾：时年24岁的奥黛拉一直想脱离父亲的工厂，寻求独立的生活；受布拉格犹太复国思想的影响，她想离开布拉格这座城市，到乡间从事农业劳动（see Kafka：176）。1916年11月底，卡夫卡迁入由奥黛拉租赁的、位于铁匠街的一间简陋小屋；1917年3月，他又迁入勋伯恩宫（Schönborn-Palais）一处拥有两个房间的漂亮住处，准备以此作为他和菲莉丝的婚房。[18]在此期间，卡夫卡迎来了一个创作上的高峰。

1914年7月28日，在德国允诺给予军事和后勤支持的情况下，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动了复仇战争。出乎意料的是，交战诸国计划当中的局部战争却迅速扩大为一场“世界大战”。[19]因此，英国战争史家约翰•基根认为大战实际上是一场“悲剧性和不必要的冲突”[20]。战火初燃，奥匈帝国的军队就在东线的加里西亚（Galizien）和南线巴尔干地区接连溃败。1915年5月，事先与德奥结盟的意大利出于本国利益，转而投入了协约国的怀抱。随后，罗马尼亚在1916年8月也加入了英法俄阵营，东西两线吃紧的奥匈帝国不得不开辟第三战场。在后勤供应方面，奥匈帝国军队主要依赖德国的支援，德奥军事同盟的主动权也牢牢掌握在德军司令部手里。1916到1917年间，德国农业歉收和协约国发起的海上禁运，造成了多瑙河帝国境内普遍的物资和燃料紧缺，饥饿和贫穷现象处处可见，布拉格、维也纳等地民众中出现了厌战情绪，罢工和抗议的声浪此起彼伏。在波希米亚王国内部，德意志族群与捷克族群历时已久的为争夺政治主导权而展开的斗争此时愈演愈烈。捷克民族主义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也趁着战争这个有利时机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同时，战争的失利、经济的恶化和民众生活水平的迅速下降，使犹太人这个群体成了各个族群眼中的“替罪羊”，不断受到叛国和投机的指控，其中一些被指控“不忠于祖国”的人遭到了军管当局不加审判的关押。[21]然而，上述政治事件却很少在卡夫卡的日记、书信和作品中留下明显印迹。长期以来，卡夫卡研究界和读者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外部世界，无论是历史事件也好，还是社会和政治状况也好，都与卡夫卡无关，他所感兴趣的只有‘其痛苦的内心生活表现’。”[22]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卡夫卡对同时代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社会、法律、国家治理非常熟悉，他的作品是对同时代混乱状况拉开距离的讽刺以及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法西斯体制兴起的预言和前瞻。[23]

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离世，使绵延数百年的哈布斯堡王朝进入了最让人痛心的日子。1916年11月22日，卡夫卡每天早餐前阅读的《布拉格日报》转载了《维也纳报》号外刊登的消息：“我们的国王去世了。”[24]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面对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波希米亚地方报和帝国官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发布官方消息之外，《维也纳报》还刊文缅怀了约瑟夫一世谦和、勤勉、睿智的人格；而掌握在自由民主派手中的《布拉格日报》则特别颂扬了这位执政长达68年的哈布斯堡皇帝在维护帝国境内各族群的团结、维护“大奥地利”帝国方面做出的不朽功绩。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约瑟夫非常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象征这个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唯一人格。当他离去之时，梦魇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五期战争债券刚刚发行；就在四周之前，帝国国务总理卡尔•施杜尔克在维也纳遭到反战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射杀。“上天没有来得及让他看到和平的降临，但他却有幸看到了帝国神奇力量的迸发，有幸见证了一个古老的、令人崇敬的王国从可怕的烈火中重生。”[25]《维也纳报》以如此动情的笔调表达了人们对皇帝离去的哀思。 对奥匈帝国各个族群而言，这位深受爱戴的皇帝永远活着，人们甚至无法想象没有他的帝国究竟会怎样（see Kafka：166）。尽管如此，哈布斯堡-洛林家族另一位皇帝、约瑟夫的侄子卡尔一世在第二天就登基了。年纪轻轻、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的卡尔皇帝，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挽救濒临崩溃的帝国，如重开关闭已久的帝国议会、释放战争中被逮捕或羁押的政治犯、削弱贵族在军队中的指挥权等等，但这些措施非但没有成功，反倒因为他在1917年春天试图单独与法国私下缔结和平条约的行为败露而威信扫地。[26]风雨飘摇中的多瑙河帝国如何才能渡过自1866年以来遭遇的最大统治危机？如何重建一个在精神上统一的“大奥地利”？这不仅是刚刚继任大统的皇帝及宫廷政治家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深深触动了帝国子民的心灵，无论他是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捷克人，还是犹太人，因为帝国的前途决定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卡夫卡自然也不能例外。

正值此时，维也纳作家弗里茨•兰普尔致信邀请卡夫卡加入由一些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共同发起的奥地利爱国主义组织“艺术厅”（Kunsthalle）。据布罗德回忆，类似的爱国组织在战争年代的奥地利非常多。[27] 1917年3月8日，卡夫卡回信道：“我显然搞不清楚，一个在精神上无论以什么方式完成统一的大奥地利（Grosse Österreich） 是何面目，当然，我想自己也不能完全融入这个精神意义上的国家，在这样的决断面前，我因感到害怕而退缩了。然而，这不会给您的组织带来任何损失。恰恰相反，我根本就没有能力融入其中，我个人的见识浅陋，也不具备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力，我的参与不久就会给您带来麻烦。”[28]

信虽然被寄出了，但草稿却留在了卡夫卡的八个八开笔记本中的第三本里，这寥寥数行文字的位置恰好就位于《中国长城修建时》之前（see NSF I：336-337）。由此可见，这封信的草拟与小说的创作在时间上应当相距不远，它们的内容均与帝国重建的话题有关：一个在西方，另一个在东方；一个是眼下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奥匈帝国，另一个是古老而遥远的中华帝国。在同一册笔记本当中，与《中国长城修建时》相隔数行，出现了另一则有关中国题材的札记，即《古史一页》，卡夫卡原来拟就的题目是《中国古史一页》（”Ein altes Blatt aus China“），它从帝国广场上一位鞋匠的视角出发，描述了游牧民族入侵帝国的场景（see NSF I：358）。在一道横线将以上文字隔开之后，作者走出来向读者交代：“这是由一位从事具体行动的朋友向我们提供的，它们是对中国古史手稿数页内容所作的［纯粹欧化的］翻译。这是一个残篇。发现其续篇的希望并不存在。”（NSF I：361）卡夫卡简短的说明把前述两个故事残篇的时间和空间转换到了当下的欧洲（奥匈帝国），两者之间由此建立了一种明确的隐喻关系：《中国长城修建时》、《古史一页》以及作为前者的一节在作家生前就已发表的《一道口谕》（”Ein Kaiserliche Botschaft“）[29]，这些围绕古代中国题材展开的小说和笔记，应当是卡夫卡以虚构的方式对奥匈帝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的回答，这个现实问题就是卡夫卡在给兰普尔的回信中所提出的一个精神上统一的“大奥地利”国家如何可能的问题。法国学者克劳迪娜•拉布万甚至认为，小说中围绕修建长城的事件而牵出的有关中华帝国的描述，其复杂性、其令人困惑的防御体系和行政体系完全对等于濒临崩溃边缘的多瑙河帝国。[30]曼弗莱德•恩格尔则认为卡夫卡笔下的中国并非是好友罗伯特•穆齐尔所描绘的卡卡尼恩（Kakanien）的肖像，而是他的一个未能实现的理念。[31] 

《中国长城修建时》于20世纪30年代问世后不久，瓦尔特•本雅明就被作品中的隐喻和（犹太）宗教哲学因素所吸引，把它看做“纯粹的散文”，认为卡夫卡在此思考的是“人类共同体中的生活组织和劳动”问题。[32]卡夫卡步入文坛不久，布罗德就认为其主要书写对象是“懊悔、自责和黑暗的罪责意识”，它们从反面见证了一个孤独的个人对犹太宗教共同体的向往之情。[33]布罗德试图把卡夫卡纳入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者（Prager Zionist）行列的做法，通过他撰写的作家传记[34]及其以“托命人”身份对卡夫卡作品和遗稿的编辑工作[35]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支配性的阐释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卡夫卡的遗稿不断得到整理和发表，但《中国长城修建时》的阐释工作依然无法摆脱上述原则。例如威廉•埃默里希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影响颇大的专著仍旧坚持思辨性的宗教哲学立场，从普适性与个体生存境遇之间的关系出发，将《中国长城修建时》所描述的皇帝口谕无法传递到帝国偏僻角落里的某位子民的现象，解读为个人与上帝无法直接沟通这样一个为清教徒所批判的天主教的固陋。[36]另一方面，人们习惯于脱开小说采用的古代中国叙述框架，直接把它置于20世纪初期处于离散状态的欧洲犹太人向其周边非犹太人社会的归化、犹太民族意识的建构以及犹太共同体和国家的重建语境当中。里奇•罗伯特逊1980年代面世的著作认为《中国长城修建时》不只是对人类社会状况所做的一般性反思，更多的还是对犹太社会重建原则的考虑，后者正是当时马丁•布伯领导的东欧犹太文化和宗教复国主义热衷议论的话题。[37]从严格的文献学考察出发，卡夫卡全集校勘版（KA）主要编者之一的约斯特•施勒迈特提醒我们，中国长城不应只是对活跃在卡夫卡身边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以及对那个时代彼此关联的各种历史性革新和追求的反映，更是对作者本人（作品中的学者和水手）的历史处境和个人处境的诠释。[38]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文化研究”潮流影响下出现了一些论著，它们将长城形象置于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生产当中，揭示了这一形象背后隐藏的知识/权力关系。[39]

笔者在此仅仅列出了西方学界对《中国长城修建时》所做的几种代表性阐释。可以看出，以上研究或是从普适性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宗教、哲学和社会内涵，或是将作品设定在单一的犹太宗教和民族运动这一认知框架之内，忽视了构成卡夫卡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环节，即作家在面对一个想象中的、精神上统一的“大奥地利”国家时所表现出的情感上的暧昧和行动上的踌躇。从归属关系和集体认同方式来看，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不能被简单地等同起来。应当说，在单一的近代民族国家里，两种认同或许是一致的，但在一个由德意志、捷克、匈牙利、波兰、乌克兰等多民族共同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格局却绝非如此清晰。民族认同建立在一个最初基于“生存需要而且自发形成的共同体”[40]的文化记忆之上，它在较小的地域范围里容易形成。然而，国家认同是一种政治认同，它基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君主与臣民、主权者与公民的彼此认同，当然这种认同需要统一的文化作为前提。[41]对奥匈帝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其民众的认同方式是二元的：既要认同于本族群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又要在政治上忠诚于帝国主权者——皇帝，那么，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尤其是在战争导致的混杂局面当中？也许问题过于复杂，在接到兰普尔的邀请信之时，卡夫卡仍然没有想清楚。或许，即使他已经想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短短数百字的书信，他反复修改了许多遍。

卡夫卡最终也没有能够完成《中国长城修建时》，像小棕色笔记本里留下的其他札记、信稿、散记、对话等等一样，这部用“铅笔草草写成”[42]的残稿看起来模糊、混乱，勾勾画画之处比比皆是。小说的内容大致如下：（1）长城在帝国最北方已经宣告建成。但叙述者此时却对它的分段修建方式感到十分困惑：来自东南和西南的两支建设大军分别被划为一个个20人的小组，两组人马相向施工，各自用五年时间完成划定的500米任务，待两段城墙合拢之后，这些人又被派往很远的地方继续修建。这种“分段修建”方式的后果是，长城并未连为一体，一段段墙之间留下了缺口，有些缺口甚至在整个工程完工之后也未能补上，而且恐怕再也无缘补上；（2）当时一位学者指明长城的修建可以为巴别塔的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3）叙述者不断地猜测和分析“最高领导”之所以采取分段修建的意图，却发现没有人知道“最高领导”的身份和居所；（4）修建长城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御北方蛮族，可是作为千里之外的南方人，叙述者根本就没有见到过蛮族的凶恶面目；（5）垂死的皇帝试图通过自己的信使向帝国偏僻角落的一位臣民传达一道口谕，但这位孔武有力的信使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拥挤不堪的京城，而那位臣民也只能在夕阳西下的窗边枯坐空等；（6）长城始建30年之后的某一天，一个陌生的水手突然驾船来到小村庄，告诉他父亲长城开建的消息，当后者摇头一再表示不信时，水手跳上帆船匆匆离去（see NSF I：337-357）。

让我们从小说的叙述者说起。通过了“最低等学校的最高等考试”（NSF I，343）的叙述者“我”，一个20岁的年轻人，有幸作为拥有基本建筑知识的工程师投入到了建设大军当中。这位底层“领导者”（NSF I：340）把自己与以挣取工钱为目的的底层劳工区分开来：由于不理解工程“最高领导”的意图，劳动之余的“我”便孜孜于比较民族史的研究，“只有借助于这个手段，才能触动某些特定问题的神经”，“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对一些民族和国家层面的制度特别清楚，而对另一些制度则特别地糊涂”。“最清楚”的制度莫过于帝制，而尤其让人感到 “糊涂”的事情则是分段修建长城的方式（see NSF I：340）。以叙述者的这一“自白”为分水岭，卡夫卡笔下的长城故事可以被看做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叙述者对分段修建方式的理性冥思（nachdenken），从中牵出了“最高领导”（das oberste Führung）的组织意图或者“无意图”；后一部分则围绕帝国的主权者——皇帝——与臣民之间的疏离关系而展开。长城是一项浩大的 “民族工程”（das Volkswerk），它是“数十万民众的辛劳和生命投入换来的果实”，它用伟大的“蓝图”将全民族力量（Volkskraft）凝聚在未来的新工程之上（NSFⅠ：344）。在此，“民族”并非德意志传统意义上单一的“文化民族”（Kulturvolk），而是与卡夫卡同时代的乔治• 耶利内克眼中的“政治民族”，即所谓“国族”（Staatvolk）。这位出身维也纳犹太家庭的实证法学家认为，只有那些“通过组织行为而形成的民众”才能够称得上“民族”的共同体，而“这种组织也只有借助于受到认可的法律条文才成为可能，后者关乎民众在法律意义上的意志形成，只有这样才能将它们组织成一体”[43]。依照人为原则把来自东西部的劳动大军划分为一个个20人的小组，这种“分段”或曰“分治”方式正是耶利内克所说的政治组织方式。另一方面，由于能够看到自己部分的劳动果实，修建者便克服掉了漫长的劳动容易引起的“厌烦”和“失望”情绪。因此，修建长城绝非强制性的劳役（see NSF I：342)，而是集体意志的体现，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建国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两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个问题重新加以表述：帝国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是什么？

故事的核心是皇帝和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国政治。独自坐在皇城内一张“大小应当合适、实则相对逼仄和狭窄”的龙床之上，皇帝看起来“非常疲惫”，“张开柔弱的嘴巴，不断地打着哈欠”（NSF I：350）。传说中，在弥留之际僵卧病榻之上的皇帝，试图向帝国一隅的一介布衣下达一道重要的口谕。在《古史一页》中，面对从千里之外奔袭京城的游牧民族，他只有紧闭门窗，困守宫室，于一片黑暗之中无奈地看着广场上骚动的敌人（see NSF I：360）。前述海尔曼的德译汉诗集中选译了杜甫的一首诗，诗中一位头戴耀眼金冠的君王，出入于嫔妃们中间，沉湎于声色而无暇参与大臣们议政（see Chinesische：57-58）[44]；同一诗集中还出现了李白的《口号吴王美人半醉》，诗中那位纸醉金迷的末代君主——吴王夫差以及醉卧“白玉床”的美人西施（see Chinesische：49）[45]，还有《金陵三首》中的第三首对六朝往事的兴叹（see Chinesische：34）[46]，一定给布拉格的这位“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皇帝正是一位身处王权兴替之际、肉体衰弱不堪、精神萎靡不振、完全失却掌控帝国之能力的君主。如此没落的中华帝国形象更多来自于尤利乌斯•迪特马的游记《在新中国》[47]。受《莱比锡报》的委托，迪特马自1910年1月从德国出发开始作环球旅行。1910年深秋，他从鸭绿江朝鲜一侧进入中国，先后游历了中国北方的盛京（沈阳）、天津、北京、青岛和南方的上海、香港和广州。旅途中对晚清中国社会的了解使这位欧洲人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大变革的边缘，皇室及其官员的乱政已经达到了不可忍受的顶点”（Neuen：4）。在游历北方时，与迪特马同行的有一位德国小姐法尔克、一位俄国间谍Z先生、一位英国人摩尔女士，还有一位美国人利维斯。他们当中既有帝国主义者，也有和平主义者；既有对中国充满好奇、急于想了解这个东方国家的人，也有对中国十分熟知并且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在旅途中，这些持不同立场的西方人不断就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展开时而平和时而热烈乃至针锋相对的讨论，从他们的言谈和思想中，我们可以一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西方流行的种种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定型看法。显然，迪特马游记中记录的山海关长城及其照片（see Neuen：29）给了卡夫卡直接的创作灵感。西方学者大多认为迪特马笔下的长城只是为卡夫卡的长城故事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叙述框架，其本身不足以解释作品，也就是说，不能够构成作品阐释工作的基础；反之，执着于这种“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ät）就会重蹈实证主义研究的覆辙，即以对作品生成原因的精确研究来代替对作品“复杂语义体系”的分析。[48]然而，如果深入细致地阅读迪特马的旅行记，就会得出不同的意见：《在新中国》不只为《中国长城修建时》提供了一个创作诱因，更重要的是，它也为卡夫卡的中国故事奠定了基调（Grundstimmung）。迪特马重复了同时代在西方人中间普遍流行的“东方主义”话语，宗主国的殖民主义优越感在书中也随时可见[49]，但他与热心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海尔曼（see Chinesische：v-x）一样对中国古文明的覆亡抱以同情，对中国新变革的到来寄予希望。1905-1911年间，大清帝国和奥匈帝国——其实何止这两个帝国，还有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四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多民族帝国（multinational empire）几乎同时面临着多重危机，即宪政危机、边疆危机等等，这些帝国因无力应对上述危机，遂在1911-1923年间相继走向解体，在这些崩溃和濒临崩溃的帝国边疆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50]

不要忘了在长城故事里，卡夫卡已经转身变成了一位研究“比较民族史”的中国学者。两个古老的帝国分别在1910-1911年和1916-1917年走到了革旧鼎新的时刻，这自然会激发起这位布拉格作家无限的政治想象力。在迪特马的眼中，盛京百姓居住的大街小巷凌乱、“嘈杂”、“肮脏”和“丑陋”，而埋葬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则干净、整饬，松柏和石像分立两侧，共同守护着这位已逝的君王，它们“让宁静的陵园充满了生机，让死者的沉默越过自身传向远方”（see Neuen：26）。皇家陵园的极尽奢华让这位远道而来的德国旅行者想起了陵园外面一座百姓坟茔（“小土堆”）的破败：前者是闻名于世的帝王陵园，后者是一个无名“苦力”的坟头（see Neuen：27），迪特马禁不住问道：“难道丧葬习俗不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高低的尺度吗？”（Neuen：23）在天津租界里，西方人以主人姿态来往穿梭，而华人却为挣取一块面包而甘为人下，迪特马评论道：“再也没有比在中国的城门口纷纷建立的繁荣的欧洲殖民地更能显出一个庞大帝国的无能和一个伟大民族的无助了……一边是最丰富的艺术和最有魅力的奢华，一边是最让人痛苦的贫穷和最肮脏的破败，在民众和他们的皇室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Neuen：34）在紫禁城里：“天子生活在神圣的闭塞当中，因为对中国人来说，他是最受尊重的人。他就像一个被关进金笼子的囚犯一样，我想起了一个修饰语‘孤独的男人’，实际上这只是他的诸多名头之一。正在强有力地叩击中国大门的新时代，难道不会连这种光荣的苦难一同扫尽吗？”（Neuen：44）那位俄国间谍这样解释道：“他们把他们的皇帝命名为天子，普通的中国人不敢奢望见他一面，甚至不能抬眼看他。当皇帝出行时，街道必然被封闭起来，全部门窗都必须关上，以至于普通民众中没有人看到过他。”（Neuen：36）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中，叙述者将帝国君臣的隔绝状态表述为，“我们民族”除了祭拜当地的“农神”之外，“所有的心思都指向了皇帝，不是指向当朝的皇帝，或者不如这样说，假如我们了解他，或者假如我们能够得到其确切消息的话，我们的思想就会指向当朝的皇帝”（NSF I：349）。所有的人都没有体会到皇帝的存在，朝圣者也好，水手也好，中国的疆域太大，北京和皇帝都只是一个点而已，然而，“活着的皇帝和我们一样”（NSF I：350）。

在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发的统治危机中，弗朗茨•约瑟夫接替身体虚弱的费迪南（Ferdinand I，1793-1875）当上了奥地利帝国的皇帝。为了扭转费迪南治下极端薄弱的统治力，他仿效特雷莎女皇（Maria Theresa，1717-1780），采取了一套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策，这被称为“新专制主义”。[51] 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在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和撒丁王国的战争中接连失利，并于1866年在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联盟霸主地位的战争中遭受挫败，这些失败严重地削弱了弗朗茨•约瑟夫的权力，使他不得不谋求与匈牙利统治精英的联合。一番艰难的谈判过后，1867年6月，他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成为奥地利-匈牙利帝国（Osterreich-Ungarn / Kaiser und König）皇帝。然而自其建立之初，这个二元制帝国就一直面临着日趋激烈的民族冲突：一方面是匈牙利贵族的独立要求，一方面是奥地利境内德意志人与波希米亚少数族裔为争夺统治主导权而产生的冲突。尽管如此，约瑟夫皇帝仍然坚守1867年宪法的原则，不愿在帝国的旧制度上做出任何改变，拒绝了后来被刺杀的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提出的联邦制计划。1897年，巴德尼（Kasimir Badeni，1846-1909）内阁在波希米亚推行的民族妥协（Ausgleich) 政策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波希米亚王国的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冲突。在这样的形势之下，1908年10月，奥匈帝国又不顾周边国家的反对，使用武力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1914年6月，奥地利王储费迪南夫妇在萨拉热窝巡视时，遭到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包括波黑地区在内的“大塞尔维亚国”的“黑手党”（Schwarze Hand）暗杀。一个月之后，约瑟夫皇帝签署文件向塞尔维亚宣战。[52] 1914年8月，糟糕的作战计划致使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遭到惨重的失败，80万训练有素的士兵因此阵亡。[53] 到了1916-1917年，内外交困的哈布斯堡帝国显出了分崩离析的迹象，战争初期涌起的爱国主义情绪明显减退，帝国内部也开始出现批评帝制的声音。

自约瑟夫于1849年登基以来，帝国的政治领袖、各个党派和统治精英们都在持续不断地制造“帝王崇拜”。皇帝的生日庆典、结婚纪念日庆典、外出巡视活动甚至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符号和礼仪形式，均被用来表现这个二元制帝国的主权者：约瑟夫皇帝成了象征多民族帝国统一的唯一人格。每逢皇家庆典来临之际，成千上万的民众纷纷站立在大街小巷的两旁，争相向皇帝表达忠心。人们聚集在天主教堂、清真寺和犹太堂里，聆听神职人员对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家族的颂扬。人们用德语、捷克语、波兰语、乌克兰语放声高唱《上帝保佑吾皇弗朗茨》（”Gott erhalte Franz den Kaiser“），频频向皇帝送去健康的祝福。公共建筑、市民家庭、咖啡馆、农舍，到处张贴着皇帝的画像，在帝国子民的心目当中，约瑟夫就是“奥匈帝国的父亲”[54]战争伊始，奥匈帝国与这位皇帝更被看做一个命运共同体，《告我的各民族书》（”An meine Völker“)用那种真诚而恳切的语气一下子点燃了民众心头的爱国热情，渴望以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民族纷争、换取国内和平的思想，不仅使统治精英、政治党派，也使普通民众对帝国及其主权者——约瑟夫皇帝表达出一种空前的忠诚：战争成了检验和衡量帝国境内的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甚至是和平年代就已经遭受怀疑的犹太人对帝国和皇帝是否忠诚的手段。[55]但是，晚年的约瑟夫却因接连失去亲人、突发的政治暗杀和对战局的悲观情绪而陷入了一种老年人的孤独之中。1907年染上的支气管炎一度使他中断了工作，1911年，一场严重的咳嗽又向他的健康发出了警告。尽管这没有使约瑟夫皇帝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或放慢工作节奏，却使他的出行从此往后受到了限制：在大部时间里，他只能留在美泉宫（Schönbrunn）听取官员们的汇报，埋头处理文件，维也纳的百姓更是难以见到他。“他和外部世界之间隔着某种雾霭，某种极大的疲惫”（Erste：647），公主玛丽亚•瓦莱里（Marie Valerie）在1916年10月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于是，围绕皇帝周围形成了一个神话，有关他已经驾崩的消息不胫而走。[56]卡夫卡的好友穆齐尔和弗朗茨•沃伏尔（Franz Werfel）分别带着反讽和哀伤的语调怀疑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是否还在世，或者根本就已经不存在了；另一位作家理查德•封•肖克尔（Richard von Schaukal)则声称，皇帝被“装进了自己尊严的盔甲里”，如同一个“遥远的星辰”；雷欧•萨菲亚 （Leon Sapieha）也评论道，“有时人们可以听到一些谣言，悄悄地说弗朗茨•约瑟夫已去世好久了，只是消息被封锁了起来，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不久之后就会在前线见到他”。[57]

哈布斯堡王朝的合法性建立在天主教的圣体说之上。据说，王朝的缔造者鲁道夫一世曾经把身下的坐骑赠予一位手执圣体的牧师，帮他渡过湍急的河水为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做临终祷告。作为回报，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被赋予了统治世界的权力，而牧师随从手中的铃铛则象征着上帝的声音，召唤他去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这个帝国将受到上帝的神佑，这就是中世纪广泛流传的所谓“奥地利虔诚”(Pietas Austriaca)。自1622年开始，圣体游行作为哈布斯堡王朝与上帝和天主教会之间独特联系的象征，年复一年地在奥地利的土地上举行，它帮助帝国渡过了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主义、1848年民主革命和1870年天主教会分裂所造成的一系列政治危机。这个盛大的仪式及其象征内涵被帝国境内的天主教、东正教以及非基督教少数族群广泛接受，为哈布斯堡王朝赢得了一种跨族群的普遍忠诚。在经历了1897年巴德尼危机之后，圣体游行从一种民间宗教游行演变成为官方组织的仪式，教会的作用反倒退而居其次，约瑟夫皇帝于是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皇帝本人也非常严肃地对待人们对圣体的崇拜，并将其作为把自己展示给臣民的绝佳机会。1898年之后，皇帝个人的不幸遭遇（妻、子相继去世）又被看做是与耶稣基督一样为民众受难的过程，因此，他的形象又与后者联系在了一起。学校的教科书不断传播着旧王朝和世袭的国家观念，先后有两代人接受了这种帝制的宣传，从内心深处崇敬“帝国的父亲”。[58]

这种将皇帝的身体与耶稣基督的身体关联起来的作法复兴了中世纪“国王的两个身体”（the King’s  two bodies）这一法律信条，一种“神秘虚构”，即主权者（国王或皇帝）拥有“一个人格，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的和必死的，另一个则是超自然的和不朽的；前者是生理的，后者是政治的；前者看得见，后者却看不见。[59] “尽管与我们在尊严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他生活在我们中间，但还是与一般的市民完全不同”（NSF II：264），在写于1920年深秋的另一篇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拒绝》(”Die Abweisung“)里，卡夫卡借叙述者“我”之口，说出了主政一座小小边城的“最高税务官”也就是这个城市的“首脑”的特殊身份。面对市民请愿团，他手持两根长长的竹竿，俨然代表了法律，“这个古老的习俗意味着：法律就这样支撑着他，而他也这样支撑着法律”（NSF II：266）。叙述者随后又解释道，这种现象绝非孤立的，而是普遍的，市民“小小的请愿不时能得到满足，那是首脑出于一个有权势的个人所负有的责任而这样做的……在重要事情上，市民们总是会被拒绝，仿佛如果不被拒绝，人们就不习惯了似的”（NSF II：268）。作为权力主体的首脑与普通市民之间的距离，不亚于一座边城与首都之间的距离：“每当请愿团来到他面前时，他站在那里就像竖起一道世界之墙一样。在他身后什么也没有，人们支起耳朵来听，预感到从那里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但这明显是个错觉，它只意味着整体的结束，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NSF II：264）在长城故事中，卡夫卡借叙述者之口说：“然而，活着的皇帝却跟我们一样，与我们一样地坐在他的龙床之上，这张床大小应当是合适的，但实则相对逼仄和狭窄。”（NSF I：350）皇帝的肉体已经虚弱不堪，但他还要挣扎起来，试图向远方一位微不足道的子民传达一道重要的口谕。如今就连这道口谕也难以抵达，尽管信使力量强大，尽管他胸前绣着象征皇权的“太阳标记”，他却仍然无法穿越重重叠叠的宫殿和鳞次栉比的民宅走出北京；而身在帝国偏僻一隅的那位子民也只能坐在“夜晚的窗边梦想着圣谕的到来”（see NSF I：351-352）。中华帝国的地域之大、边城与首都的距离之远根本就不是什么自然或地理的属性，而是帝国主权者力量虚弱的主观表征。不仅皇帝的血肉之躯行将死去，而且其超自然的、神圣的和不朽的身躯也在消失。在讨论了“分段修建”的方式以及当时“人们头脑中的许多混乱”之后，《中国长城修建时》的叙述者评论道：“在领导的斗室当中——他在哪儿，谁坐在那里，我问过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而且过去也不曾知道——在这间房子里，人们所有的想法和愿望组成了一个圆圈，而人们所有的目标及其达成又组成了另一个相对的圆圈，然而神圣世界的余晖（Abglanz）却透过窗户照在了正在描绘蓝图的领导者的双手之上。”（NSF I：345）中国皇帝身上神圣的光芒在渐渐退去，其政治的和超自然的身体也在逐渐消亡。身处奥匈帝国晚期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其命运也不过如此。

“帝制不朽，但某位皇帝可以死去和崩溃，整个王朝也甚至会在顷刻之间衰落和消亡，”卡夫卡的叙述者说，“这些斗争和苦难从来不为人们 (das Volk) 所知，他们仿佛是后来者，仿佛是城市里的陌生人那样站在拥挤的小巷深处，安静地享用着自己带来的饭食，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市场中央，他们的主人正在被当众处决。”（NSF I：350-351）中世纪的法学家们把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永恒性”学说应用到宪政和法律-政治领域，建立了一种王朝连续性理论。罗马法学家巴托罗斯（Bartolus de Saxoferrato，1313-1357) 认为，“整个世界的规则都存在于国王那里”（Kin’s：293-294）。由上帝建立的罗马天主教世俗帝国国运不朽，而且罗马的人民也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力，他们能赋予帝国和国王所有的权力。既然罗马和帝国是永恒的，那么罗马人民也就是永恒的，无论由谁来代替原来的罗马人民，也无论谁在特定的时期发挥着作用。罗马法的解释者们承认这种“无视变化的同一性”和“在变化中的同一性”原则。英国法学家爱德华•库克在英格兰王位交替之际，提出国王凭借“与生俱来的权力”而拥有英格兰，王位依据王室血统而世代传递，因此，“加冕礼仅仅是王朝的一种装饰和对君主名号传递的庆祝而已，它并非王位的一部分”（King’s：317）。王朝不朽，国王不死：皇帝乃王权的守护者，其主权的永恒性寓于王权之中：“国王可以一个个死去，但他代表的主权正义与最高法官所代表的东西却是不死的；他将通过他的官僚机构，甚至在他的自然身体死去之后仍持续不断地行使司法权力。”（King’s：418）

 然而，中世纪政治神学制造的王朝和国王（皇帝）连续性却在卡夫卡的想象世界里断裂了。1916年11月底，或许就在约瑟夫皇帝去世的同一周内，[60]卡夫卡写下了一生中唯一一部戏剧《守陵人》(”Gruftwächter“)[61]，一部经过数次修改却最终也未能完成和发表的作品。剧本主要展现了当朝执政的侯爵雷欧（Fürst Leo）与其家族守陵人之间的对话场景：这位年过七旬的伤残军人拖着疲惫的病体，面向新统治者讲述了自己数十年来与以弗里德里希公爵（Herzog Friedrich）为首的家族幽灵们夜复一夜的循环斗争（Ringkrieg）（see NSF I：267-303）。这个剧本的创作时间稍早于《中国长城修建时》。读过《在新中国》一书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卡夫卡剧作的灵感依然来自迪特马的中国游记，事关皇陵和百姓墓葬的内容占据了该书相当大的篇幅。从盛京到平津铁路沿线，迪特马一行人目睹了包括清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墓）在内的多处明清皇陵，中国的丧葬习俗以及其中表现的民族性格是这些西方旅行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天津驶往北京的火车上，摩尔女士对在座的人说，中国人迄今为止依然相信世界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幽灵，相信自己的祖辈生活在一个幽灵组成的世界里，“活着的人如若不能让逝者保持良好的心情（Laune)，那么他们就会给活着的人带来伤害”（Neuen：37）。也许是从迪特马的游记开始，卡夫卡便对中国民间的“鬼故事”非常感兴趣。[62]《守陵人》的前文本——《破碎的梦》这篇札记的首句便是“出于心情，一位过去的侯爵打算在陵园里的石棺边上安排一位守陵人”（NSF I：267）。然而，侯爵的这个决定果真如剧中人物内廷少府所说，是“向伟大的逝者表示致敬”（NSF I：276），希望他们不要给自己带来伤害吗？至于这一做法的必要性，侯爵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他而言，陵墓意味着家族的在世者与其他人（das andern）的界限（see NSF I：276）。

从剧本的下文来看，所谓“其他人”显然是弗里德里希公爵等生活在幽灵世界中的人。守陵人的职责不在防范陌生百姓进入墓地，而是设法阻止阴间的幽灵们夜晚从墓穴中走出来打搅阳间的雷欧侯爵。在宫廷发号施令的侯爵雷欧和只在夜间叩击守陵人门窗的公爵弗里德里希，两者分别是新统治者和旧统治者。戏剧故事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新旧权力交接的时刻。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与墓穴幽灵们持续斗争长达30年之久、行将就木的守陵人，竟然对这个显赫家族的世系全然不知，正如长城故事中的叙述者一样。守陵人既不了解面前的侯爵何时当上了统治者，也不知道自己与之终夜缠斗的公爵弗里德里希究竟死在何时。守住陵墓的界限对他来说意味着不让旧统治者加害于新的统治者。在卡夫卡的笔下，守陵者是一位迷信“鬼魅伤人”的中国人，正是他在誓死捍卫着新的统治者（see NSF I：302）。虽然每每落得体无完肤，但他总能够仅仅凭借“拳头”和“喘气的力道”赢得一夜又一夜的胜利，幽灵们总是习惯在天亮时分放弃战斗回到墓穴里：毕竟它们“没有生命”，也见不得阳光（see NSF I：276）。守陵的战斗如此关键，以至于战士（守陵人）把自己的职业看做是比内廷少府（Hofkammer）——一位伯爵——还要重要的官职：“我（竖起拇指来）拥有最重要的宫廷职位。”侯爵反过来对守陵人说：“我们如此信任对方，尽管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见到你。”（see NSF I：286）实际上，正如在《美国》、《诉讼》和《在法的面前》等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守门人”（Türhüter）以及《拒绝》中的边城“首脑”一样，守陵人充当着“当局的眼睛”（NSF II：268）和法律守护者的角色。然而，应当特别加以指明的是，虽然剧中的守陵人坚定地维护了贵族或者王朝制度下的既定秩序，但他同时也斩断了贵族权力和帝王权力的形而上学-神学来源（“幽灵”），其结果是世袭权力因此而失去了合法性。

在修改《守陵人》的过程中，卡夫卡删去了在两位新旧朝臣之间展开的一场精彩的对话，它揭开了一幕发生在新旧权力交接之际的宫廷政治戏剧。管理财务的内廷少府是已逝的弗里德里希公爵的旧部，与他对话的是管理政务的内廷总管（Obersthofmaister），一位跟随侯爵夫人来自“陌生朝廷”的新臣。在雷欧侯爵暂时离场的间隙，身穿制服出场的年轻总管便指责内廷少府向“反对党”献媚。从被指控者的否认当中，我们得知内廷发生了纷争，到任不久的内廷总管卷入了这场“复杂的宫廷纠葛”当中，并试图从中弄出个是非曲直。这是一位理性的政治家，一些在内廷少府看来显得复杂的事情，却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侯爵有两个身形，前一个身形埋头于国家事务，对百姓漫不经心、犹豫不定，不能有效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后一个身形则像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目标精准地寻求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王朝的］过去中寻求它们［基础］，常常更远地深入其中。这是对事态多么严重的误判！一个不能不算是重大的误判，其错误的程度要大于人们在短时间内所能看到的样子。[63]

在年轻的内官看来，侯爵实际上无需采取任何措施巩固自己的权威，假如他能够运用手中所有的权力手段，他就会发现，这些东西“足以创造出对上帝和人民拥有的那种最让人感到紧迫的责任所要求他做的一切”，然而，“他却害怕平庸的人生，他正走在成为暴君的路上”（NSF I，Apparatband：256）。对话者还向内廷少府直白地透露，侯爵夫人和总管本人以及“支持他们的人”对此已经感到“不可忍受”，这些天已经接近了“一个让人充满希望的良好决断时刻”（NSF I，Apparatband：255）。一场内廷少府所说的“风暴”（die Strmungen）（NSF I，Apparatband：254）就要来临。我们看到，最后出场的年轻侯爵夫人“面色黢黑，牙关紧咬”（NSF I，Apparatband：263），她不正是长城故事的传说中那些饱食终日的皇后和嫔妃们中的一员吗！她们“为沾染贵族习气的宫廷佞臣贼子们所利用”，权欲熏心、肆意妄为、嗜血成性（see NSF I：353）。

在剧本中，内廷总管诚恳地劝告内廷少府，希望后者能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所吸引，参与到这场风暴中去：“阻止这样的做法，这是唯一的政治，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关乎侯爵制度、侯爵夫人，或许甚至关乎侯爵本人。”（NSF I：256）在年轻的政治家们看来，侯爵刻意造就勤勉形象，目的在于“用尽一切能够拼凑起基础的力量，而这个基础据说都赶上了巴别塔的高度”（NSF I，Apparatband：256）。阻止侯爵的这项工作，就是要切断他与在弗里德里希陵园上空盘旋的幽灵和鬼魅们的联系，切断侯爵制度的连续性及其世袭权力的神圣来源，从而转向现实，建立起一种新的统治合法性。在新一代朝臣看来，真正的臣仆需要有这样一种清醒的意识，陪伴一个已经走上邪路的侯爵走下去，或者说“以全部恭顺的姿态将他追赶回来”（NSF I，Apparatband：254）。由此看来，身份卑微的守陵人就像是长城脚下那些只为挣取工钱而劳动的人们一样，在内廷总管的“心情”或者“迷信”当中，“他不只是一个拙劣的工具，也是一位在困苦中完全受人尊敬的独立劳动者”（NSF I，Apparatband：257）。1911年秋，在卡夫卡定期阅读的《新评论》杂志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革命》的文章，作者是神学家和政治家保罗•罗尔巴赫，他先后在德国海军部和外交部供职，辛亥革命前后曾访问过中国。[64] 在这篇文章里，罗尔巴赫追述了清王朝自咸丰以来的政治历史，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细节是慈禧太后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对光绪皇帝的残酷处置。在咸丰皇帝死后，一直作为 “摄政女王”掌握清王朝统治权的慈禧通过秘密手段将年仅四岁的载湉立为皇帝。成年之后的光绪皇帝希望借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改革，赢得独立执政的地位。变法失败之后，他被幽禁在瀛台。这位熟悉北京政情的德国外交官说，1908年秋，长年患有多尿症（即糖尿病）的光绪皇帝病危，慈禧恰在此时患上了肺炎，也将会不久于人世，于是，她决定赐死光绪，让他在悬梁、吞金和服食鸦片这三种死亡方式中选择一种，结果光绪皇帝选择了最后一种。[65] 罗尔巴赫的细节描述非常具有戏剧性，不难看出，《守陵人》的修改稿和《中国长城修建时》中“后宫干政”的传说可以说均取材于晚清的宫廷政治戏剧。同样，在《中国长城修建时》的修改过程中，卡夫卡也删去了一则发生在邻省的叛乱事件。造成这场叛乱的原因在叙述者的眼里无关紧要，它与一场范围和规模更大的“国家变乱”（staatliche Umwälzung）和“当代战争”（zeitgen össische Kriege）一样，很少能够触及“在这个国家里生活的人们”。谁也无法看懂来自叛乱省份的一份政治传单，因为他们使用的口语与“我们的”不同，其书面语带有古语的特征（see NSF I，Apparatband：349）。

为了将这些故事编入文本，卡夫卡有意抹去了它们的时代标记，以完成时态语句展开的叙述读起来使人如堕“云雾”（NSF I：349）之中。“人们（das Volk）就这样看待过往的帝王，却把当今的万岁爷混同于死人”（NSF I：353），卡夫卡的叙述者说道。我们无法把《守陵人》中的雷欧侯爵、弗里德里希公爵、长城故事中的皇帝和皇后，与奥匈帝国现实政治中的弗朗茨•约瑟夫、弗朗茨•费迪南以及末代皇帝卡尔一世一一对应，正是缘于卡夫卡的上述写作策略。但是，剧本所表现的宫廷政治在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却并不鲜见。弗朗茨•约瑟夫和其皇后伊丽莎白各自拥有属于自己的内廷官员[66]，50-这些同样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贵族们对皇帝和皇后施加的影响非常显著。伊丽莎白自拜因王国来到维也纳之后，生性自由的她与拘泥于礼仪的皇太后之间渐渐产生了敌意，后者甚至派遣宫女暗中监视自己的儿媳。当伊丽莎白终于有权选择自己身边之人时，她的内廷又被匈牙利人所占据。[67] 1867年，正是伊丽莎白对马加尔人的亲近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约瑟夫皇帝与匈牙利达成了妥协，这一决策被认为破坏了奥地利与沙皇俄国的同盟关系，因此立即引起了帝国境内的斯拉夫族群的不满。[68]约瑟夫皇帝的第二任内廷总管阿尔弗雷德•封•蒙特诺沃因费迪南大公不合身份的婚姻而与皇储结成了死敌。当时的报纸普遍猜测，皇帝对侄儿的厌恶再加上封•蒙特诺沃在一旁怂恿，致使被谋杀的费迪南大公夫妇的遗体无法入葬哈布斯堡家族在维也纳的传统墓地，这位皇帝的近臣因而受到人们的猛烈抨击。[69]在现实与虚构的边缘，卡夫卡让笔下的中国学者的眼光在两个帝国之间不停地穿梭，叙述者“我”借此努力地为帝国制度的疑难寻找一个答案。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执意从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中汲取神学-政治资源，通过名目繁多的节日游行和勤勉治国的身体形象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国父”的形象。面对日趋激烈的族群语言、政治和文化纷争，他退缩不前，甚至不愿对陈旧的帝国制度做出丝毫改变：他分明是《守陵人》中的现任统治者雷欧侯爵，晚年的弗朗茨•约瑟夫从维也纳和整个奥匈帝国人民的眼睛里消失，正如雷欧侯爵那样，单纯在“心情”的驱使下，想为陵墓增添一名守卫，然而对宫廷以外的事情，他却一无所知。难怪“守陵人”无法把新任的侯爵与已死15年之久的弗里德里希区分开来。

2大奥地利

《圣经》中的巴别塔故事旨在宣示上帝对人类傲慢天性的惩戒。如果通天塔能够被建成，那么人类今后便会无所不能；因此上帝让奇迹降临，迫使人们操起不同的语言，彼此无法沟通。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还让人们散居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卡夫卡作品中的巴别塔如同《圣经》里的一样，“同时象征了人类为实现理想的目标而付出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失败”，但《圣经》中人类的失败缘于“最高力量对人类意志的干预”，而在卡夫卡这里，这要归咎于“人类自身的弱点”。[70] 在《守陵人》中，雷欧侯爵的工作是竭尽全力为自己的统治打下堪与巴别塔一比高低的基础。据生活在长城修建之初的一位学者的看法，“长城是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为一座新的巴别塔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NSF I：343）。在他看来，当初人们之所以没能建成巴别塔，并非出于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它的基础过于薄弱，如今随着建筑知识的增长和技术的成熟，一座崭新而坚固的巴别塔将指日可待。

这又重蹈了人们在当初修建巴别塔时的普遍看法：“工程根本不会耗时太久；在奠基这件事情上，人们完全没必要过于夸张，乃至退缩”（NSF II：318），在作于1920年秋的《城徽》（„Das Staatswappen“）中，卡夫卡借叙述者之口这样说。但是，之后的数代人在真正投入建塔的劳动时又会这样做：“掌握完善建筑知识的下一代人，会发现前代人的劳动成果并不怎么好，于是他们将旧塔推倒，以便重新开始。”（NSF II：319）如此周而复始，建一座完整的巴别塔便成了无望的事情。预料到这一结局的人们转而希望“拥有漂亮的街区，于是就爆发了各种各样的冲突，直至这些冲突上升为流血的战争”（NSF II：319）。 

长城的修建也无外乎此：防御“北方民族”的入侵、维护帝国一统的大业无法排斥修建长城这项宏大工程所要求的劳动分工。“分段修建”实出于人类的天性：“人类的生性，根本上来说就是轻浮的，就像是在半空中飞扬的尘埃一样，受不得一星半点儿的束缚，假如他们被捆住了手脚，那么不消多时，他们就开始疯狂地挣脱绳子，将城墙、锁链甚至是自己都抛撒向四面八方去。”（NSF I：344）由于人类的天性中“缺乏必要的集中”（NSF II：319），“分段修建”方式的结果表明，长城的最终目标并非为筑就一个完整和封闭的防御体系；相反，人们各自在修建属于自己的长城，城墙与城墙之间根本就无法连通，而是被有意地留下了一个个的缺口，后者“通常不能得到填补，据说这些缺口的宽度要远比已经建成的部分更大”（NSF I：338）。

当初修建巴别塔的事业失败之后，人类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修建着（各自的）长城，正如《城徽》中的人们转而修建供自己居住的街区那样，就连作为下级指挥者之一亲自参与工程建设的叙述者“我”也弄不清长城的修建究竟始于何时[71], 他说：“不如说领导向来都是存在的，而修建长城的决策也是如此。”（NSF I：348）分段修建的方式表面上看来是领导者的有意设计，但实质上只是顺应了人们出自天性而提出的要求而已：“他了解我们。带着深切的关怀，反复思索的他知道我们，了解我们小小的追求，他看见我们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低矮的茅屋里，夜晚坐在亲人们中间的父亲发出的祈祷有时让领导感到高兴，有时却也令他感到不快。”（NSF I：347-348）领导的意图和决策“早就已经在那里”，不像那些高官们仅凭一时之兴，便召集大家开会，做出那些朝令夕改的决议（see NSF I：348）。正如叙述者所说，领导者不见得没有意识到分段修建本身隐含的“矛盾想法”，但他显然没有能够克服“集体劳动所面对的困难”，因此，他的所谓决策也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不合乎目的（Unzweckmässig）”（NSF I：345）。此乃人类的天性使然，它体现了人性中的弱点。 

巴别塔寓言中的人类傲慢与中国人的封闭之间仅仅隔了一层纸。迪特马在他的中国旅行记中记录了两位西方人与此有关的一段谈话。俄国间谍Z先生认为，长城的修建正是中国人傲慢、封闭的国民性格的表现，“再也没有比中国人更加封闭的民族了……他们将整个帝国用一道城墙与外界隔绝开来”（Neuen：38），他说，城市有城墙，家院有院墙，刚刚致富的家庭就迫不及待地要修建第二道院墙。在市民生活中，人们也尽可能地不与他人往来，甚至中国人的复杂穿戴方式也与其封闭的性格有关。美国人摩尔女士不同意俄国人的观点，她认为在层层围墙背后的是中国人不断向后退缩的倾向，这“或许是他们从遥远的故乡，从寒冷、荒芜的内陆亚洲高原地区继承下来的东西”（Neuen：38）。

应当指出，这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人所建构的典型的东方主义话语。在上世纪30年代以欧亚边疆研究著称的欧文•拉铁摩尔看来，长城的修建虽然体现了作为农耕文明的中国与“蛮族”即中亚地区的蒙古、满族这些游牧和森林民族之间的关系，但其功能却并非是防御性的，相反，修建长城实质上是中华帝国对其国家行动范围的自我限制。在理论上，长城的修建旨在界定哪些地域和民族可以被有益地纳入帝国以及哪些地域和民族应当被排除在帝国之外；在实践中，作为不可跨越的绝对边疆概念的长城从来就不存在，它试图达到的目标在于保持一种外部压力持续存在的表象，以减缓帝国扩张的进程。与古罗马帝国一样，修建长城的真实目的是对中华帝国的“天下”扩张加以限制。[72]

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话语反过来成为《中国长城修建时》的叙述者的自我和国家认知。透过这位“比较民族史”学者的眼睛，我们的目光又转向了另一个国度。1867年始建的多瑙河帝国，由于皇帝的去世、战争局势的恶化以及饥饿人口的增加，在1916年末至1917年初再次陷入了统治危机。大战爆发以后，约瑟夫皇帝身体不佳，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但他还是能够通过频繁地召见内阁大臣、阅读前线送来的报告、召集御前会议等方式，牢牢地掌握着帝国内政和外交的最高权力。对于事先选定的继承人，他一个都不满意，无论是他的弟弟费迪南•马克思，还是他和伊丽莎白的儿子鲁道夫，或是他的侄子弗朗茨•费迪南（see Erste：640）。

鲁道夫大公生性聪慧，俨然一幅皇位继承者的气象，但成年后的他与父亲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与信仰天主教的父亲不同，鲁道夫是一位自由思想者，亲近法国，崇尚法国式的民主制度。老皇帝对匈牙利的妥协态度令他感到不满，鲁道夫认为多瑙河帝国必将通过与沙皇俄国的一场战争来捍卫帝国的未来所在——巴尔干半岛。因此，他拒绝源自约瑟夫一世时代的那种带有保守色彩的联邦制构想，计划建立一个以德语为官话的统一和强大的奥地利帝国，同时采取措施将帝国制下那些落后的少数族群提升至西欧文化的高度。为了赢得捷克人的支持，他准备认可他们所主张的波希米亚国家法权；对南部的斯拉夫民族，他预料到他们必然会投向奥匈帝国的怀抱；而波兰人则让人无法信任，因此他准备为生活在波兰境内的鲁提尼人（乌克兰人）提供保护；他拒绝承认意大利族群拥有国家法权，打算在那里推行“日耳曼化”，准备通过与意大利交战来保护帝国的意大利族群。至于帝国的深远目标，这位王子认为，在于建立起一个将大塞尔维亚国家和大罗马尼亚国家纳入帝国版图的“大奥地利”，反对任何试图使匈牙利脱离奥匈帝国的行为。由于不被允许参与任何政治决策，鲁道夫的帝国计划无法付诸实施，他只能坐观老皇帝的“错政”使国家一步步走向衰亡（see Grundzüge：255）。

鲁道夫死后，其继任者费迪南大公的命运更具悲剧色彩。他资质平平，缺乏必要的政治和法律知识经验，却非常急于接掌大权。既然不能直接参与国政，他就建立起由自己掌控的“军部”。1905年，亚历山大•布罗什-阿莱瑙成为费迪南大公的侍从副官。这位靠自学成才的年轻军官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成功招纳了一批知名的法学教授、新闻记者和各族群的著名人士，他们在维也纳费迪南的寓所贝尔维德莱（Belvedere）组成了一个为未来皇帝的政策提供全面支持的团队。这些人不断就国内政策、族群政策甚至宪法问题发表备忘录、计划书等宣传品，以至于在维也纳皇宫之外形成了一个“影子政府”，朝臣们必须在皇帝叔侄之间做出选择：或跟随现任的统治者，这样不久就会获得一个重要的官职；或跟随未来的皇帝，这样做马上就会换来个人美好的政治前景，当然也同时会开罪于台上的皇帝。出于天主教信仰，费迪南主张在奥匈帝国建立 “一个介于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和分裂天主教的俄国之间的天主教大国”，其“大奥地利”的构想受到了罗马尼亚人奥莱尔•波波维奇的深刻影响，后者提出严格按照地理和语言界限将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帝国划分为15个联邦国家。在外交方面，费迪南反对与沙皇俄国交恶，力主恢复与德国和俄国在1815年对抗拿破仑法国时形成的“神圣同盟”（see Grundzüge：259）。

约瑟夫和费迪南之间的矛盾，据说缘于他在老皇帝患病期间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以及他和波希米亚贵族出身的苏菲•肖特克的不符合身份的婚姻，但更多应是出于两人性格上的不合：年轻的侄子性情暴躁、容易发怒，年老的叔父则处事灵活、善于妥协。另一方面，正如费迪南的一位传记作者所说，类似现象普遍存在于王朝新旧权力交接之时：一个是保守的统治者，一个是自由的继任者。[73] 约瑟夫对侄子心生厌恶和不信任，侄子则对自己身边的人说：“然而，他［约瑟夫皇帝］难道是世上唯一能逃脱生老病死规律的人吗？”[74] 晚年的老皇帝有意在家族成员面前表现出某种等级感，在身体上更是疏远他们，这个习惯甚至影响到了他对新立的皇储卡尔•弗兰茨•约瑟夫的态度：虽然新选定的继任者在皇宫拥有自己的位置，但约瑟夫总是支使他外出巡视，尽可能地设法不让这位皇储留在自己身边。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新的继任者却一改前两任的做派，对老皇帝的态度变得非常谦恭（see Erste：641）。因此，我们很难说，《守陵人》中的弗里德里希和雷欧身上就没有这叔侄三人的影子，透过卡夫卡的政治想象，我们似乎看到了隐藏在哈布斯堡王朝光鲜外表下的阴暗一面。

面对新的合法性危机，鲁道夫和费迪南都曾经发愿要修改1867年宪法（史称“十二月宪法”）奠定的民族妥协体制。战争造成的国内困局迫使奥匈帝国军政部门也开始考虑进行必要的帝制改革，实行具有地域差别的、更有效的军事专政形式。唯一的反对力量来自皇帝本人，约瑟夫不惜付出向匈牙利低头的代价维护这个持续了数十年的二元体制，“他以自己的存在造就了一个障碍”（Erste：649）。眼下老皇帝已去，机会终于到来了。1917年3月12日，新皇卡尔一世发布敕令，决定不久将重新召开帝国议会（see Erste：734）。然而，就在三天之后（3月15日），俄国爆发革命，沙皇制度顷刻间就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推翻。在奥匈帝国内，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都认识到帝国无法经受起这样一场暴力革命，于是，他们通过外交部长策尔宁向卡尔一世皇帝施压，要求他认真考虑修改宪法的问题。5月30日，中断三年多的帝国议会终于重新召开，困扰帝国数十年的二元体制遭到了正面的冲击，被视为压迫各族群的工具，人们纷纷要求将“哈布斯堡-洛林王国转变成一个建立在民族自觉权之上、由多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国家组成的联邦国家”（Erste：736）。

在这次会议上，南部斯拉夫族群的代表要求将帝国境内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统一起来，按照民主原则重新建立一个居于王朝君主制之下的国家；鲁提尼人和乌克兰人要求从波兰属下的加里西亚独立出来；波兰则要求重新恢复受到战争重创的加里西亚地区的民事管理、经济秩序，要求为本地区人民在战争期间遭到的甄别和审判给予道德上的补偿。人们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军队最高司令部”（AOK）：扩大战区、军队拥有民事司法权、军人接掌地方行政等制度均遭到了清算（see Erste：736）。这些战时军管措施加剧了战前就已经趋于紧张的地方与中央以及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不过即便如此，包括以推翻帝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极端势力在新的国会中也没有市场，捷克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法权”没有成为会议的议题：尽管受到来自日后分别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首任总统和总理的托马斯•马萨里克、爱德华•贝内齐领导的伦敦流亡组织的压力，捷克代表团的领导者在会上还是坚持宣誓效忠哈布斯堡国家，同时要求按照联邦制的路线重组帝国。[75] 由此看来，虽然皇帝已死，但在约瑟夫统治之下，奥匈帝国在经济繁荣时期所积蓄的国家意识却没有迅速消散，至少在国会重开之际，以联邦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底色的“大奥地利”帝国观念依然占据了公共舆论的主流。弗里茨•兰普尔的爱国主义组织“艺术厅”就出现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当中。3月8日，卡夫卡发出了上文提到的那封致这位爱国艺术家的书信。四天之后，卡尔一世宣布不久将重开国会。在此期间，至少是在3月29日之前，卡夫卡写下了《中国长城修建时》，两个月之后，国会正式召开，他所关心的奥地利重建问题成为中心的议题，由此，卡夫卡的虚构走到了现实的前面。

奥匈帝国的二元体制是历史的产物。1866年，两场战争的失利使约瑟夫认识到，面对普鲁士和意大利的威胁，要想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必须依靠匈牙利的力量，尽管此时的马加尔人还没有从因1849年匈牙利革命失败而对奥地利的仇视中完全走出来。1867年3月15日，约瑟夫皇帝与匈牙利代表弗朗茨•德克达成了两个国家的妥协。自此之后，奥地利帝国变成了由两个主权国家构成的一个国家实体，约瑟夫皇帝随后在布达佩斯加冕成为匈牙利的国王。新的帝国以莱塔河（Leitha）为界，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东南部即被称为“外莱塔尼亚”的施蒂芬王国或者匈牙利；西北部被称为“内莱塔尼亚”，即由王国和领地组成的奥地利（1915年之后才有这个官方名称）。在二元体制下，双方共同拥有一个国家元首、共同处理防卫、外交和财政事务，国会代表由两个国家分别选出，轮流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召开。

但是，在具体实践的过程当中，1867年体制却出现了许多无法弥补的权力和义务漏洞，这些权力真空使这一体制本身最终变成了一个压制和剥夺国内少数族群政治权力的工具。首先，在决定加入这个体制之前，匈牙利国会并没有征得境内少数族群代表的同意；其次，匈牙利自己制定的妥协法案规定，在帝国两个组成部分之间，“鉴于要处理共同的事务，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完全的平等” [76] 。作为这一平等原则的体现和象征，国会中的奥地利和匈牙利议员在人数上必须相等，双方按照70/30或63.6/36.7（1907年的数据）的比例缴纳费用。“上述平等原则的政治含义在于，在现今更加平等的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议会中，那些占据多数的团体变成了妥协原则的受益者,” 奥匈帝国史专家格哈德•施杜尔茨说，“这一情形对多瑙河帝国其他少数族群——文策尔王国领地上的捷克人——所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dualistische“：108）它实际上导致了西部操德语的奥地利人和东部马加尔人（匈牙利）士绅变成了奥匈帝国的“统治族群”，而其他的族群则成了二等族群（see Grundzüge：232）。

 “十二月宪法”在规定两个属国地位的条款上存在着模糊性，这为匈牙利一方留下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解释空间，使组成奥匈帝国的两部分之间未能实现融合，而是形成了一种并列关系。首先，匈牙利有意否认宪法中的“奥地利”一词的含义涵盖了整个帝国，借以逃避自己对帝国所承担的义务。其次，尽管约瑟夫皇帝规定新帝国的名称是“奥地利-匈牙利帝国”或“奥地利-匈牙利王国”，但匈牙利的统治精英却执意去掉“帝国”字眼，坚持使用带有独立色彩的名称——“奥地利-匈牙利”。在国际条约签订中，在国家象征符号（旗帜和国徽）的使用方面，匈牙利刻意突出了自己与“奥地利”之间的对等和竞争而非隶属的关系。第三，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个属国之间签订的海关和商业条约有效期只有十年，到期将须续约，而续约与否常常受到匈牙利当权者对待奥地利之态度的影响，“续约的恶果体现在它使妥协法案的整个存在常常成为问题”（„dualistische“：117)。归根结蒂，奥匈帝国的两个属国各自拥有非常不同的结构：匈牙利是一个拥有少数族群的民族国家，而奥地利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还有保持境内各民族和语言平等的权力诉求（see „dualistische“：119)。 

1867年宪法引入的“民族平等”原则在奥地利产生的另一个深远的后果是“民族自治”（die nationale Autonomie）, 即族群（Volksstämme）自治的思想。奥地利的自治传统始于1849年革命之后制定的自由社区制度，作为没有国家行为干预的行政制度，它一直延续到1918年。[77] 帝国政府与民间自治机构组成了奥地利复杂的双重行政体系：在维也纳设有中央政府和多家行政机构，在王国领地（Kronland）有地方长官（Statthalter），他们负责执行国会制定的法律以及政府各部门发出的政令。王国自治领地也有自己的一套组织机构，领地议会有权制定法律，行使管理职能。领地之下是拥有不同自治程度的社区，在领地议会，尤其是社区议会和市级议会当中还有分别操不同语言的族群代表组成的一个个小组，它们负责管理日常与语言相关的事物。[78] 

1900年代，民族自治思想在奥地利国家成为主流的政治话语。大战之前，这个制度曾经激发了新的奥地利民族意识。1905年，在维也纳成立了“民族自治协会”，其成员包括自由派政治家卡尔•雷纳、捷克民族主义者托马斯•马萨里克、捷克诗人和政论家让•马沙尔、犹太作家和政论家纳坦•伯恩鲍姆、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理查德•沙拉马茨、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赫尔茨等等政界、学界和文学界名流人物（see „dualistische“：120)。波希米亚王国的莫拉维亚（Mären，1905）和布克维纳（Bukowina，1909）分别实施了富有成效的族群调和工作。德意志族群代表和捷克族群代表经过充分协商，制定了共同的族群和语言认定规则，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它把族群身份引入到了奥地利的国家事务当中，自此之后，帝国的臣民不再以家乡而是以集体身份——族群归属——来加以区分。基于这段历史，施杜尔茨认为，1867年至1918年之间，奥匈帝国的政治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族群化”（Ethnicizing）时期。[79]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卡夫卡生活的波希米亚王国。1867年，自由派改革家、1848年革命的英雄、德裔犹太医学博士阿道夫•费什豪夫提议，在一个少数族群人口不少于五分之一的行省，议会代表应当组成一个类似于罗马元老院的机构，投票决定涉及族群管理的种种事务；族群混杂省份的代表应当依据代表者本人的民族情感和意愿，选择自己要加入的由各族群分别组成的“元老院”。这项提议于1871年在捷克成为法律草案，赋予当地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平等的选举权，他们自愿选择加入不同族群的“元老院”。1873年，波希米亚王国正式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将在同时设有德语学校和捷克语学校的社区分别成立各自的校委会，当校委会某位成员自愿选择的族群归属遭到他人怀疑时，将以本人的自认作为最终依据。随着族群归属的认定制度进一步推行，波希米亚王国各地的行政机构纷纷开始分裂。1890年，波希米亚王国的学校委员会分裂为德语和捷克语分部。1892年，布拉格大学分裂为以德语作为授课语言和以捷克语作为授课语言的两所大学，接着波希米亚医学院也分裂了，医生们不得不在去哪个分部的问题上做出选择。在此后的数年里，帝国的西里西亚、莫拉维亚和波兰都出现了类似的分裂状况。[80]

在认定个人的族群归属问题上，传统的“主观”即以个人意愿作为最终标准的方式，在莫拉维亚的族群调和工作中转变成了“客观”的方式，即按照某个人可以触摸到的（fassbar）外部特征作为判断其族群身份的标准。一位具有捷克民族主义思想的官僚甚至主张，在遴选学校官员之时，应当考察他的“情感和思想是否能够代表其所从属的族群”，也就是说，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族群（national gesinnt）成了遴选官员的依据。这种做法甚至导致了“特洛伊木马”现象：在选举过程中，一个声称德裔的捷克人故意潜入对方选民阵营，并向当局揭发其中有3,000人“不是”真正的德裔，结果可想而知。[81] 在战争年代，忠诚和爱国超越其他一切情感，被视为能够促成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因此，甄别人们对帝国的忠诚度是奥匈帝国军管部门的任务之一，而一个人的族群归属则成了判断其忠诚度的重要标准。例如，在波希米亚，操德语的捷克人被认为是帝国最忠诚的族群，而操捷克语的捷克人则与懒惰、不服从和叛国联系在一起，捷克民族主义者甚至遭到了逮捕或被迫流亡，但新近的研究却表明族群类型化的做法遮蔽了他们对帝国的真实情感。[82] 总之，在战时的国家管理中，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族群因素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边界的认定、空间的安排等等均须考虑复杂的族群问题。出于对敌国阴谋和间谍的恐惧，人们往往对居住在国内的、拥有不同民族情感的“陌生人”，对隶属于敌对国国籍的人，对来自国外不同族群的人都产生了怀疑。[83]

在奥匈帝国晚期，“民族自治”导致的民族隔离（Apartheid）日趋严重，各民族之间充满了怨恨和敌意。1897年4月5日，时任奥地利（内莱塔尼亚）总理的波兰贵族巴德尼为了获得捷克人的政治支持，与内阁其他几位部长联合签署了一道命令，要求波希米亚王国的“司法和国家行政官员”在1901年7月1日之后须“具备两种语言［德语和捷克语］的读写知识” [84] 。这项语言法令自公布之日起就遭到大批德裔官员的激烈抗议，因为他们只掌握了少量的捷克语，捷克官员的涌入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压力。暴动、骚乱、阻拦国会召开的现象迅速蔓延至维也纳和布拉格等地，国家遂陷入一场影响广泛的危机。

虽然迫于压力，巴德尼的职务被约瑟夫皇帝解除，但这场危机却使政府内阁经历了不小的动荡，深刻地动摇了帝国统治的根基。卡夫卡和他的妹妹们求学的时代正值捷克人主导的布拉格市政当局推行“语言民族主义”的高峰时期。作为犹太人，他的父母和其他族群的父母们一样面临着究竟为孩子选择哪所语言学校就学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要在民族归属上做出选择。[85] 语言的政治已经将波希米亚首府分裂成两个阵营，“人们可以说，把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分离开来的东西是‘一道玻璃墙’”，“帝国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dualistische“：124）。在奥匈帝国的晚期，从两个属国之间到普通的民众之间，正在用语言和族群的篱笆筑起一道道围墙，把自己封闭起来。穆齐尔的话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状态：“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可以说，每个人面对其他任何一个人与我们今天全都一致的追求表现出的厌恶，早就形成了一种被升华了的仪式。”[86]“结实的篱笆造就友好的邻居”，一位研究莫拉维亚族群调和工作的学者这样说，但施杜尔茨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恰恰是“良好的意图”带来了“邪恶的后果”（„dualistische“：124）。

如此冷漠、封闭、充满敌意的国民，难道与摩尔女士眼中的那些“躲在重重围墙之后”的晚清中国人有任何不同？东方主义话语在卡夫卡的笔下被翻转过来：隐藏在“分段修建”与“民族自治”背后的是试图平息族群和语言纷争的帝国治理技术，它所体现的正是“我们”——普通民众——的本性。“在对最高领导所做安排的解读当中，我们认识了自己，假如没有领导，我们从学校里得来的那点儿知识和理解力，连我们在一个巨大的整体之中承担的小小职责也无法完成”（NSF I：344-345），卡夫卡借《中国长城修建时》的叙述者之口如此说道，维持帝国境内各个族群间的妥协或平衡（Ausgleich），勿使其中的任何一支像春天的潮水般泛滥成灾（see NSF I：346），这是帝国治理的秘密。生活在中国长城修建时的这位叙述者不仅对王朝的过去不感兴趣，对遥远的北方民族、对帝国发动的边境战争也置若罔闻，仅仅因为语言和族群的不同，他和他的族群甚至连邻省爆发的叛乱都表现出厌恶的态度（see NSF I，Apparatband：344-345）。

卡夫卡并非和平主义者。1914年7月31日，约瑟夫皇帝发布了战争总动员令，卡夫卡的两个妹夫都应征入伍，他顿时陷入了孤独当中。[87] 8月5日，《布拉格日报》登出了一条不起眼的小消息：“一支炮兵部队今天穿越城区，受到了公众的热烈欢呼”，妇女们纷纷投掷鲜花，士兵们频频脱帽致意。[88] 目睹这一场面的卡夫卡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记下了“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以及出征的军人们脸上那种肃杀、凝重的表情：“我被震撼了，久久不能平静。”（Tagbücher：545）翌日，有人看到卡夫卡出现在布拉格街头的爱国集会和游行队伍当中。游行的队伍汇集在布拉格老城议会大厦的敞廊前，市长格罗茨站在一层露台上发表讲演，代表市政当局向市民们的爱国热情致谢。从一片山呼万岁的声浪中悄然离去的卡夫卡在日记中流露出了他的不满：“‘我们亲爱的君主万岁，万岁。’我带着恶意的目光站在那里。这种游行是战争附带的最让人反感的现象。”（Tagbücher: 547）

卡夫卡自己也肯定喊出了“皇帝万岁”的口号，因为他承认“虽然从犹太商人的角度出发，既是德裔，又是捷克人，但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大声呼喊出来”（Tagbücher：547）。在战争动员期间，德国人表现出来的审慎、有力和果断的品质使卡夫卡一度坚信，与奥匈帝国结盟的德国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89] 1915年11月5日，在一番犹豫过后，卡夫卡劝说母亲购买了2000克朗的战争债券，“我感觉自己直接参与了战争，在心里尽我所知地盘算着经济前景，利息的升降，供我支配的又有多少”（Tagbücher：771）。1915年4月底，他还陪伴着妹妹埃丽乘火车去往位于匈牙利最北边的纳吉伊米哈（Nagymihály），看望军营中的妹夫海尔曼，并在这座被军队占据的小城里住了一晚。[90] 从前线探访归来，卡夫卡曾经三次打算放弃公职，申请当一名战士。1914年秋天，东线战局受挫，加里西亚难民大量涌入布拉格，对奥地利失败的担忧甚至使卡夫卡中断了写作（see Tagbücher：677）；两年之前，他对土耳其在巴尔干战争中的失败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因为这个结局会使南面毗邻的塞尔维亚国进一步强大，直接威胁奥匈帝国，尤其是1908年被吞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的安全（see Briefe：54）。1914年冬，奥匈帝国军队在塞尔维亚的失利让他感叹道：“指挥者没有头脑。”（Tagbücher：710）

与生活在波希米亚土地上大多数说德语的犹太人一样，卡夫卡至少在战争初期是完全拥护战争的，其中的原因无外乎三个：其一，1867年宪法赋予了犹太人与帝国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力，这使约瑟夫皇帝制下的犹太人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战争给了他们表达爱国热情和对帝国忠诚的机会；其二，在犹太人看来，这是一场圣战，因为敌人就是全面迫害境内犹太人的沙皇俄国；其三，通过这场战争，犹太人希望获得国内和平，减轻他们向周边民族归化的压力，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刊登在《奥地利周报》（Österreichische Wochenschrift）上的一篇文章还言之凿凿地声称，“俄国之所以迫害犹太人，缘于他们对奥地利的同情，对皇帝的忠诚，缘于他们对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陛下的热爱和敬重” [91]。当然，战争对卡夫卡和包括布罗德在内的布拉格文学圈子来说，也意味着个人外部生存环境和写作环境的恶化。[92] 由于保险局里有多名同事入伍，再加上卡夫卡所在的部门还要承担从前线下来的伤残人员及其家属的抚恤工作，卡夫卡的工作负担陡然增加，无法从容地从事创作，以至他在日记中时有抱怨之声（see Kafka：58）。但与战争追求的宏大目标相比，个人受到的影响退居其次，因此卡夫卡说，“这种［对奥地利失败的］恐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可笑的，而且也是卑鄙的”（Tagbücher：677）。与倡议和平主义的布罗德等人不同，有一件事情可以表明卡夫卡的政治态度。1917年12月初，维也纳的文学史家约瑟夫•科尔纳邀请卡夫卡参与编辑《多瑙河家乡》(Donauland)，一份由科尔纳本人、布罗德、霍夫曼施塔尔和里尔克等人合作编辑的杂志。面对这份杂志制造的“狂热的混杂”，卡夫卡说：“我并不是说反对奥地利，反对军事主义，反对战争。” [93]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于以往的战争，是一场机械化和工业化战争 [94]，它所造成的伤残不止局限于士兵的身体方面，神经系统的损伤程度更为严重。作为战时社会保险部门的职员，卡夫卡每天都要面对大批各式各样的伤病人员，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了现代战争残酷的一面。在1916年9月致菲莉丝的信中，卡夫卡说：“人们试图把历史作为对下述命题之验证的通常做法是错误和危险的，即所谓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人们应当放弃这个无法自我证明的历史验证，把目光集中于暴力在其施加者和受害者的心灵当中所造成的苦难的心理学表现。”（Briefe：707）不久之后，卡夫卡就承担了建立“士兵和平民神经疾病治疗机构德裔人士协会”的宣传工作。在一份倡议书中，卡夫卡带着罕见的热情呼吁民众解囊救助深受病痛折磨的父老乡亲：“倾尽全力去施以帮助，这是我们出自人类、祖国和民族的、理所当然的义务。” [95]卡夫卡甚至用“民族力量”（Volkskraft）这个词汇来描述这项事业所需要的巨大动力支持，令人联想起中国长城修建时的那种民族团结（Solidarität）的状况：离别家乡奔赴异地的“领导者”受到了乡亲们的夹道相送，“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家乡如此广阔、富庶、美丽和可爱，每一位乡亲都是兄弟，为他去修建一道保卫他的长城，他倾其所有，日日夜夜都在想，统一！统一！胸贴着胸，跳起民间的圆形舞，血液不再被堵塞在逼仄的血管里，而是甜蜜地流动着，一遍又一遍地穿越无边无际的中国”（NSF I：342）。 

《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叙述者遍寻偌大的中华帝国，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最高领导者”的足迹，他在想象中看到了垂死的帝王正在向一位身处偏僻乡间的卑微臣子传达一道口谕，但信息的传达是如此的艰难，以至于“你”只能在日落之后的夜晚，枯坐在窗边梦想着它的到来。“我们的民族如此无望也如此满负希望地看待皇帝”（NSF I：352），“或许再也没有哪个民族比我们这个居住在南方的民族更加忠诚于皇帝了，但忠诚却对皇帝没有益处”（NSF I：354）。伴随着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故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也许会就此终结，然而我们看到，战争年代的卡夫卡却对祖国怀有特殊的感情，奥地利帝国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依然清晰可见。抬起头来看看现实吧，新君卡尔一世还不到30岁，在老派帝国官员的眼里完全是个小孩子（see Erste：665），他迫于形势而提出的联邦制改革究竟能否挽救奥匈帝国于水火之中？摆在卡夫卡面前的问题是：一个没有皇帝的奥地利帝国将如何存在？

在卡夫卡的长城故事落笔两年之前，赫尔曼•巴尔在《新评论》上一篇讨论奥地利前途的文章中说道： “奥地利首先是由通过征服、联姻和讨价还价得来的一块块土地联结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它们被操控在一个人手中，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96] 在这位同时代的文化评论家看来，奥地利“依赖她的社区而存活，她的生命隐藏在国家之中”，整个国家从外表上看来凌乱不堪，但其散落各处的社区却一个个秩序井然，因此，在一个陌生人看来，“所有这些秩序井然的社区合在一起便产生了一种无序状态”。扎根于奥地利土地上的社区数十年来处于一种自治状态：它们完全为自己生活，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事务，它们是自主的（suverän），仿佛一个自由国家立足于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之上，没有任何力量来约束这个国家，也不存在任何必须予以认可的法律，它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无须把自己或自己的任何一个部分交付出去（see „Österreich“：917)。奥地利的社区最初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1848年革命之后，时任内政与文化部长的斯达东伯爵在“没有国家行为介入”（Staatfreiheit）的社区中发现了“奥地利国家的生命力”，并努力使之成为一项国家制度。1849年3月20日，刚刚登基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授权斯达东领导的部长会议在全国实施《社区临时法》。这一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背后的基本信念就是，从法律上认可基于“共同利益、共同生活和共同效用”而形成的社区共同体，认为后者表现了个体生存的基本权力；社区作为一个道德人格，合法地促进了对个人发展的承认和保障。[97] 出于自然主义信念，巴尔认为假如1849年的社区法能够贯彻至“国王领地”，最终上行到达国家层面，那么一个现实的奥地利国家终究会出现在人们面前。“斯达东把一个现实的奥地利奠定在他的社区里，然而，在这个基础上什么也没有能够建成”，巴尔继续说，“奥地利的根基在这里，而它的上面却什么也没有。奥地利建立在它的旁边，而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建立在空无之上”（„Österreich“：921)。

卡夫卡毕竟是卡夫卡。在巴尔对奥地利帝国历史所做的自然主义诠释中，卡夫卡并没有找到让自己感到满意的答案，于是，长城故事的叙述者在百般困惑当中停止了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肉体的皇帝虽然离去了，但对于这个布拉格的犹太人作家而言，精神上的帝国和帝王却依然没有消失。《守陵人》中的内廷少府说：“我自始至终都会永远同情那种不顾自身安危、誓死效忠于公爵的行为。”（NSF I，Apparatband：256）一个来自异乡的、陌生的水手突然出现在长城故事的结尾，他对“我的父亲”说：“一道长城将被筑起，用来保卫皇帝，一伙异教民族聚集在皇宫之前，他们中间有一些魔鬼正在把他们的黑箭射向皇帝。”（NSF I，Apparatband：302-303）一番撕心裂肺的表白显然没有收到说服乡民的效果，于是这个水手“扑腾跳上帆船”走向了“圣战”的战场，这不是别人，而正是“想当一名战士”的卡夫卡。1915年6月，在写给菲莉丝的信中，他曾经这样说：“当兵对我而言是件幸事儿，假如身体吃得消的话，而那是我希望的事情。”（Briefe：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