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伊藤博文》一文中说日本的宪政史是一部民间政治团体的驯化史，有朋友询问该说的细节，就把很久以前写就的一个介绍文放在这里，以供参考。
一
明治初年，当日本的维新志士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了维新政府之后，他们差不多立即就面对着一种社会抗争运动，那就是”自由民权”运动。
明治政府骤然建立的时候，其实政权基础薄弱的很，因为它是靠萨摩长州等几个强藩的武力拥护上台的，在其余各藩，并没有自己的人脉关系。这个时候，明治政府必须做做”联合政治”的牌子。所以，1868年3月，明治政府就出台了五条誓文，分别是：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在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之下，明治初年，遂有了所谓的”自由民权”运动：学者著书立说，宣扬宪政、自由、民主，民间风起云涌，开报馆，兴社团。结党者有之，游行请愿者有之，乃至私撰宪法、以死谏诤。这项运动长达二十余年，可见影响之大，关切之广。
自由民权运动的参加者的成分很复杂，不过，在一开始，主要是在政治斗争中失意的旧武士。比方说，萨摩、长州掌握政权，土佐人受排挤。当时，板垣退助（土佐人）就在1874年辞去政府参议之职，跑到地方上组织了”爱国公党”，当时还没有党禁这一说，武士们结社也是幕末的老传统，新瓶装老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当然，自由民权运动还有些不同的形式，比方说在农村有”产业结社”，地主、教师和商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农业问题，在城市有学会，比方说福泽谕吉的庆应塾。后两者算是社会中新出现的新鲜现象。
如果从人口比例上来说，自由民权组织成员在全体日本人只占极小的比例，但是这批人的组织能量其实不错，动辄几十万的请愿书签名。一方面，这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另一方面，这其实也说明，明治政府的政权底子还不够厚实，人心未固，也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管制手段。
1873年，当时日本一些思想、立场相同的著名学者、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了一个启蒙社团，名字叫做”明六社”（因明治六年成立而定此名），同时创办发行《明六杂志》，并定期集会，公开演讲。明六社成员皆为一时之选，福泽谕吉啊、加藤弘之啊，森有礼啊，都是响当当的大牌思想人物。观察他们的言论，最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思想风潮。
这些知识精英在想些什么呢？
明治时代第一大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可以说孜孜不倦于”讲人权、要自由”这六个字，在其名作《劝学篇》中，他喊出”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胡适的”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
明治时代另外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出石藩藩士出身，明治维新早期担任政府的文部大臣和外务大臣）则是最早在日本鼓吹立宪政体的人，”天下为公”、”上下同治”是他的口号，”政府要依据宪法从事，不得擅做主张”也是他当时的想法。
其实当时的有识之士，凡是到过欧洲，看到过欧洲列强强盛的物质文明的时候，都得出一个同样的结论：那就是，自由、宪政确是治国良方。我们的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先生，在出使之前在南书房待过的，身为翰林院庶吉士，做过皇帝秘书，应该说是见过大场面的。跑到伦敦去，到英国下议院观政，立马觉得人家真是了不起，觉得议会政治就是三代之治的古意。真真正正在中西两个官场都呆过的人，不可能不意识到宪政的优越性。
“宪政优越”的想法也跟世界大势有关，当时的西洋各国都纷纷立宪（德意志帝国尚在兴起），可以说在经历民主浪潮，而日本向西方学习，许多人也觉得立宪是世界趋势。
不过，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中，除了”重人权”这一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有”重国权”的成分。有的人评论五四，认为是”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我觉得，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也有这么一回事。
拿日本民权的首倡者福泽谕吉来说，在他的心中，国家对外利益仍然占据首位。福泽谕吉在写《劝学篇》时就认为：”一切事物既然有大小轻重之别，应辨其区别，尽可能忍耐，舍去轻小而不顾。今日国内人间交际为内之事，外国交际为外之事。内之交际轻小，外之交际重大。内可忍，外不可忍。”仔细阅读《劝学篇》，我们也会发现，福泽谕吉很少阐述人的天赋权利，而是多采取”有利于国事”这种功利主义逻辑来论证个人独立和平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加藤弘之也讲人权，不过这位哥们一方面在提倡自由人权，另一方面也在主张天赋国权。因为在他看来，个人的权利单单依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有国家的保护，即有了国家的保护，个人的权利才成为可能。所以，享受国家权力保护的个人也要捍卫国家的权力。本来这么说道理大致上也说得通，人权与国权，自然有互补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就会发现：一，所谓国权，其实是共同体之权，而不仅仅是政府之权力；二，即使是共同体之权，也有受没受到束缚和约束的差别。在威权政体下，人权本弱，还在强调后者，就有点过分了，这样在现实中就逐渐改变了西方思想家把个人权利作为出发点和归着点的思维逻辑，而把国家权力放到了主体位置。
面对这些明治时代的思想家，作为后人的我们有两个问题可以追问：立宪，基础为何？民权，以何为本？
立宪，基础为何？这是个关键问题。宪政是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达成的一项社会契约呢，还是建立在功利主义逻辑上的国政安排？后者当然是庙谟宏远，却缺少简单基础上的那份坚定。
民权，以何为本？是公民的自然权利呢，还是仅仅追求分权？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些民权活动家理解中的”民权”只是等同于”要有我一份”。说白了，这种意义上的”民权”和”族权”、”国权”有天然的亲近关系。
福泽谕吉等人的思想，我的感觉是，实际上包含着自由民权运动思想的一大特征：人权、国权调和论。
这种思想会把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带向何处呢？
二
福泽谕吉、加藤弘之这批启蒙思想家在论证日本应该尊重民权的时候，理由之一就是：”这对国家也好嘛。”
我们来看看这种民权诉求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传导吧——明治维新之后，萨摩、长州藩阀独霸政权。有一批在野人士对这些人的霸权很不满。1874年1月，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等人联名提交了一份《开设民选议院建议书》。《建议书》中指出：”方今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独归有司，而有司专制上不尊皇室，下不保人民”、”且政令百端，朝出暮改，政行成于私情，赏罚出于爱憎，言路雍蔽，困苦无告”，接着指出”救国之道唯在于伸张天下之公议，设立民选议院”。为了推进人民的文明开化，也必须设立民选议院，以使”人民养成敢为的风气，明白分任天下的义务”，指出，”开设民选议院的也是为了政府与人民之间能够相互了解，合成一体，这样国家才能强盛，政府才能强大。”
这个建议书在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政府内部的前高官搞出这个，确实轰动人心。在这份建议中，这些人鼓吹民权，早行立宪。表面上看，这份建议书大量采用了”权利”、”民选”、”议院”等新鲜名词，一时轰动，洛阳纸贵，天下议论纷纷。
《民选议院建白书》发表后，为了为这种主张申辩，古泽滋等人又发表了《民选议院辩》，声称，民选议院的开设不仅是要与帝国并立，而且还是护卫我皇室的”砥柱和屏障”。他们还从”爱国”的角度批判了君主专制：”君主专制下只有个爱国者，就是君主自己”；指责萨长土独占国家权力的状态为”不是、不公”，主张人民必须参与国家事物，分享国家权力。所以一定要开设议院，培养人民的爱君爱国的精神。不成立民选议院，则不能制定国法，人民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就不能培养出真正的爱国之心，国家也不可能强大。
这些道理其实都是对的，但只在一个方面对。那就是只强调了民权与国权之间的和谐，只用功利主义逻辑来考虑立宪问题（当然，这有民权派策略上考虑的因素在里面）。
我有个同事有一天对我说，西方人在考虑政治问题的时候有种幽暗意识，那就是时时刻刻对权力保持警惕，咱们这边的人却老是很乐天。我觉得，这些日本的自由民权派也有这个问题，他们笔下的”民”不是个体的人，而是集体的”人民”，他们相信只要有了”民权”，国家与个人就应该成为一体。尊人民也就是尊天皇，尊天皇也就是尊人民。
这种”民权”思想，落实到政治实践中，就立时走样。板垣退助当年当月（1874年1月）成立爱国公党的时候，其宣言是这样的：”我辈结社之主意，实乃爱国之情难以自已，夫爱国者须首先爱其身，将人人各爱其身之理推及其它，则须相互和睦交际，和睦交际则需相聚而谋，故必须开设会议。即开设会议则能相互研究协议，而达伸张各自的自由自主之权利，尽人类本分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可保维持天下之道，遵循此道则可增天皇尊容福祉，重塑我帝国以与欧美诸国对峙”。换句话说，开设民选议院，倡导民权的出发点是出于难以自已的爱国之心，而开设议院畅达民意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也是要伸张国权与西方国家对抗。当时全国各地连续出现了多个打着自由民权旗号的政治团体。但是这些政治团体的立社宗旨中，”爱国、忧国、天皇容光、帝国国威”这些词汇却比比皆是。这些人，与其说是个人权利的实践者，不如说是立宪、议院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分享权力的渠道。他们同当政者的差异，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又是怎么反过来看他们的民权思想造成的政治影响的呢？
于开设议院这回事，明六社中有些人虽然在理论上认为是好事，但是在实际上不可骤然行事。比方说加藤弘之，他发表《设立民选议院质疑》一文，说道：”让我国开化未全之人民共议天下之事，并欲采其公议制定制度宪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当今欧洲之硕学鸿儒皆认为民选议院对开化国乃为必须，对未开化国则有害。例如，德国的彼得尔曼就认为，欲创立制度宪法，必须依据实事民情，选择恰当适度者。盖仅以适用于文明开化之国的制度施用于未开化之国，不但毫无功益，必反受其害。因此，在日本不适宜立即设立民选议院，否则难以保证不危害国家……大凡人民智识未开，就先以得到大量自由权利，其时尚不知施行权利之正道，反而因此陷入自暴自弃之中，遂伤害国家之治安，岂不可惧？”
这个就是日本的”国情论”。如果纯从学术的角度上讲，加藤弘之的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比方说在一个社会极度分裂的国家中，普遍的政治参与反而会激发不稳定和社会冲突。我也能理解加藤弘之的现实担忧，那就是在那个时候，自由民权的主力是相当缺乏市民意识的旧武士阶层。
但是，这种说法从逻辑上说，也有若干的遗漏：一，开化的标准是什么？谁来确定开化不开化呢？二，如果不确保人们对手中的政治权利有控制权，一旦交出，怎么能肯定”智识”开了之后，当局会乖乖交回呢？怎样保证不出现路径依赖呢？
加藤弘之可能也知道他自己的说法有问题，于是他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国体是眼目，政体是达到此眼目的方法。……君主政体也好，民主政体也好，只要能培养公明正大之国体，不必要非去论证其是否可行……政体为政治的形貌，而非实事，实事为重，形貌为轻。共和政治形貌美，远比君主政体优越，然形貌之美未必生出事实之美，有时还会有损事实之美。”换言之，国体优先。我就纳闷了，加藤公，国体是什么东东啊？国体和政体可以分开来讨论吗？
其实，格外造出一个政体之外的”国体”概念，并非加藤弘之一个人，福泽谕吉也是如此。在《文明论概略》第二章中，福泽谕吉明确提出”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政统的变革，并不影响国体的存亡。政治的形态，无论如何变化，或者经过多少次更迭，只要是由本国人民执政，就于国体无损”。而对于政体，他在第三章说：”政府的体制只要对国家的文明有利，君主也好，共和也好，不应该拘泥名义如何，而应求其实际。有史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府体制，虽然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贵族专制、民主制等不同的体制，但是不能够单从体制来判断哪种好，哪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不使其偏于极端，君主未必不好，共和政治也未必都好。”
所以呢，所谓国体，这帮人心里实际上指的是”国家的独立”或者是”国势”。但这个词用的真是别扭，会让不知者以为真有这么一个”体”、这么一个没有具体标准、不可以定义的东西存在着。
同福泽谕吉一样，明六社的很多人，对骤行政制改革持怀疑态度，认为立宪、民权只是远景目标。他们的理由是：政治，只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环，要是社会和个人本身有问题，好的政制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社会改革要在政治改革之前。简言之，就跟我们这边的”文化决定论”一个调调。这番话的指向就是：在社会改革没有完成之前，政治什么的，就不要去管它。
这些人其实应该问自己：如果当下政治本身就是社会改革的障碍怎么办？他们也应该想到：即使我们承认立宪民主政治不是万能灵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要接受当下政治？为什么不可以是”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社会改革到政治改革是必然发生的单向度进程，而不是多长个心眼，保持警惕状态？
三
在以上，我们谈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兴起了自由民权运动，对这个运动向何处去，福泽谕吉、加藤弘之这批启蒙思想家给出的答案是——要渐进改革，要走符合日本国情的发展道路。
他们这些想法同当时日本的领导人不谋而合。维新初期，日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是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以及之后的伊藤博文。他们知道，无论是从情理还是从形势上来看，西学东渐、政权开放在当时都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在当时那种官民对立日益严重的状态下，坚持藩阀独裁专制，后果只有两个：一是革命；二是社会连续动荡之下，政权落到某个强人手上，这也会打破当前多人共掌朝政的局面。那怎么办呢？
明治五年当伊藤博文询问木户孝允对国家政体的意见时，木户回答说：”（如果）只是政体变换而已，即使外形美丽，然人心智力还相差悬殊，不可能达到欧洲文明的宪政之实，为防止轻举率行，切记要与国家社会现实相一致，要务实稳妥……”。最后他总结为”建国大法没有专制不能相立……当前由有司来总揽万机，由天皇独裁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他认为”今日独裁之宪法，他日等到民众能协议政事，亦能成为同治宪法之基础，人民幸福之根基”。大久保利通比木户较为保守，他的话则是：”不可轻易模仿欧洲各国君民共治之制。我国应自主制定皇统一系之法典，又有国民开明程度之限，应该慎重衡量其厉害得失，制定法宪典章。”
从这两个人的言论来看，他们主要是在讲：一，民众素质不高，所以要建立符合日本国情的政制，那就是中央集权；第二，集权本身不是目的，政治改革还是要搞的，不准备把立宪当幌子。这种走有控制的改良道路的论调，就叫做”渐进论”。我个人的感觉是，这种论调倒不一定全是假话。
明治政府匍成立，面临许多潜在的反对者，心怀不满的藩主、家臣、武士和幕府残余势力环伺，明治政府掌握着优势武力才得以压制。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人的眼中看来，一下子放开政治参与实际上是取祸之道，中央集权才有助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巩固自己的权位。但这些人也是有见识的，世界时势如何他们是知道的。
1871年11月，明治政府向西方派出使团，以岩仓具视为大使（挂个名而已），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副使，开始周游列国。史称岩仓使团。
出使的任务本是为了修约，但是这众多的大人物夹杂在这里面，其实就带了观察、学习外国政制、求答案的意思在内。出使时间原定是六个月时间，后来延长到一年零九个月。使团中人后来编了一本书叫《美欧回览实纪》，从篇幅上看，美英占大头、德法其次、意俄最少。这实际上表明了岩仓使节团的关注重心在哪里。美英作为最先接触日本，又有最多贸易量的国家，确实拔得头筹。
岩仓使团关切的重心，又首在政制。木户在逗留美国期间就曾留意美国宪法的翻译和研究，而到伦敦以后，又把当时在普鲁士留学的青木周藏叫到英国，对宪法、地方自治、土地制度、宗教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
在《美欧回览实纪》第一卷中就记载了使节们参观完英国议会后的观察：”〔9月4日晴）午后，到西敏区的巴力门，巴力门为大英联合王国的国会议会厅……由人民公选议员而执立法之权，乃欧洲的一般通例，这在政治上是与中国、日本最为不同的……中国、日本的人民，历来有农耕自立的风习，以修身为政治的主义，而不重视财产，因而立法上无基准的主义，更不知民权、物权为何物，反而压制民权、物权，并以此为移风易俗的良模，故治国安邦的议论常忽视财产问题。又因君子小人截然有别，自成一类，而使国家逐渐陷入贫弱。因东西洋相距遥远而来的人民习惯、差异，必然造成政治形式的不同。但方今世界舟揖相通，贸易往来，而欲维护国权、保全国益，则必须使国民上下全体一心，首先重视财产、致富图强。此不唯应须深切注意，且宜依此建立立法权。”
从使团对英国议会的观察结论来说，有些东西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使团认为，国家要发展就要保护民权、物权，不惟上级政府注重而已，也应该建立制度（立法权）予以保障；第二，使团所叙述的民权、物权，主要是私权，对政治权利却不置一词。
岩仓使团这么一路走下去，先到美英，次到法德，然后是意俄。等到了德国的时候，日本这些使节们觉得，德国比英法更有参考价值。《回览》中认为”研究此国之政治与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尤多。”木户孝允更断言”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为最”。
日本使节这种感觉来于何方呢？一，在德国当时的经济形态中，农业还有重要地位，比起英国这种纯工业国家，要跟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相似的多；二，德国面临的政治环境跟日本有相似之处，都要绝封建、兴民族国家，而且都是上层阶级从上到下推动而成的；三，德国的国家制度是君为主、民为辅。君主有大权，民众有议会——这种议会半像英美国会，用来消解国民不满，半像政协，不至于对君权提出挑战。有集中，有民主。看起来非常的和谐。
他们去见了俾斯麦，这位铁血宰相大声指责英法外交的虚伪，说道：”方今世界各国，皆谓以亲睦礼仪相交，此全系表面文章，而背地则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所谓公法以保全列国权利为常典，实则当大国争利而于己有利时并不要求执行公法，而若于己不利，即翻脸示以兵威。本无常规可守。小国孜孜以条文与公理省察自已，不敢有越，以努力维护自主之权，但遇对方簸弄凌侮之政略，亦每每难能自主……闻英法诸国于海外贪属地，争物产，擅用武力，诸国皆忧其所为。欧洲亲睦之交尚不足信，诸公亦应不放弃内顾自惧之念。”
日本这种撮尔小国，还值不得俾斯麦宰相剖肝沥胆。俾斯麦多半是在挑拨离间，他自己就曾经指示德国的外交不妨多同英国摩擦几回，有意培养德国公众对英国的厌恶情绪，以免英国的自由主义流传到德国境内。对日本人这么说，不过是顺手牵羊罢了。
接着，大伙到了俄国，就不大瞧得起俄国人，这倒不是因为俄国人的城市不够华美，排场不够奢华。《回览》记载道：”（市街）整齐恢宏……（建筑）壮观，在欧陆亦属第一……但俄国全为贵族之文明，人民全同奴隶，财物为上等人包揽，全国处于专制压迫之下，是以俄国之贸易不能自振，掌握于外国人之手，其利得为外国人所独占，观诸圣彼得堡之商店，触目皆大商号，但尽为日耳曼人所设。”一眼就看出俄国人外强中干。
所以呢，比较美英、德、俄，使节们得出结论说，这是民主共和、君民共治和君主专制三种制度。他们觉得，较理想者，就是德国这套”君民共治”的东东。
基于这种想法，以后日本对德国亦步亦趋。在军事上学习德国军制，在经济上搞财阀，在政治上建立由君主主导、君主权力中心的君主立宪政体，实施”君为主、民为辅”的”君民共治”。明治国家的根本大法——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也同1850年普鲁士宪法大体雷同，甚至有法学家声称只有三条独创。这并不奇怪，因为伊藤博文在制定宪法之前，特意到德国考察留学，先后受教于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格涅斯特(Rudlof von Gneist)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宪法起草过程中也有德国顾问律斯勒（Hermann Roesler）、莫设等人以备顾问。
在当时的日本决策者看来，”德意志道路”就是渐进、稳健的代名词，是以有控制的改良替代革命的最佳途径，是最值得效法和借鉴的对象。我们可以说，日本的国家制度在相当程度就是德意志帝国在东方的翻版。
这种有控制的改良道路把它们引向何方？
四
之前我们谈到明治政府初年，政府锐意求新，西学东渐之势澎湃而来，自由民权运动高企。伊藤博文本人在1880年底承认：”欧洲变革之说自法兰西兴起后，渐次浸染欧洲各国，相扶相拥终成大势，有政之国不得不改其政。当变旧图新之时，有的国家激荡混乱，至今未止；有的国家明君贤相乘机以变制变，转而稳定了国家。总之，均难免防止独裁之风，与人民分割政权。欧洲文明浸染我国，政体之说亦流布于士族之间，数年间蔓延全国，成不可遏止之势。”
面对此等浪潮，伊藤博文等日本政治家上下求索，寻求应对之道。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外乎三条政治道路：有司专制、英国道路与普鲁士-德意志道路。
所谓”有司专制”就是照走老路——出身于萨摩、长州等数强藩的藩阀人士依靠对军队、政府机器的掌握，强行压制民权呼声，保持对政权的垄断。
明治时代的政治家们，普遍觉得这条路不大能走得通。一是如上所说，分割政权看起来是时代大势；二是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大做出口加工贸易、靠外资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政治与经济条件，要想增强国力，只能靠国内社会与市场的内在发展。日本要与列国争竞，就不能不稍假民力；三是明治政权根基不稳——藩阀政府是靠二三藩的私人关系组建而成，并没有政党、社会团体与势力可做依靠。掌握政权这么久，靠的就是”改革共识”和枪杆子。这些年改革下来，得罪的人并不少。
这样，在日本，放权让利、建立立宪政治就成为势所必然之事，这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共识，比如元老院在《推进国宪复命书》（1878年）中写道：”（当今世界）以开明兴盛著称的国家均采用立宪之政……不伸张民权，国家则分崩离析，所以君主不能独享其权。因此，欲分享君民之权，使君民之权各得其所，非制定国宪不可。”
当时风起云涌的自由民权运动更加增加了这些政治家的紧迫感。右大臣岩仓具视十分担忧，说道：”期望开设国会之议论，四方泛起。如置之不理，恐诡激之言行越发煽动民心，扰乱国家之平安，终至无可防治之祸患。” 藩阀巨头井上馨的判断也是一样：”安危之机实在今日，待明日风雨震雷交替到来之时，即使牺牲性命也难以挽回。”总之，”国会问题若不解决，则明治政府之艰难永无休止之日”（伊藤博文）。他们必须马上主动出击，在制宪问题上掌握主动权才是。
那么，剩下两条路，到底该走哪条？
所谓英国道路，八字可以蔽之——”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全国的政治中心在议会，由议会控制立法、财政、军政。议会中多数党领袖或民选政治家组阁掌握行政权，控制行政官僚团体。当时，英、法、美各国均走的是这条路。
那么普鲁士——德意志道路呢？叙述起来就要复杂一些。
普鲁士——德意志如同日本一样，是所谓后发国家。十八世纪以来，统治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同样也感觉到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为了应对此等挑战，霍亨索伦王朝搞出了一套防御性弹性改革策略，即主动有控制的进行政治改革，有条件的放弃一部分专制权力与理念，以保证政治的主导权牢牢的掌握在王室与贵族手里。简单的说，他们知道，政治改革是免不了的，但是谁来主导改革，改革方向往哪倾斜，就大有文章可做。
王朝政治改革的前奏就是放弃王权神授的传统观念，将自己打扮成全民利益的服务者。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就称自己是国家的”头号公仆”，还说出了”一切为了人民，但什么事情也不靠人民”的名言。由此，霍亨索伦王朝编撰法典，厉行法治，同时建立了一整套官僚机构，限定君主权力，提升行政管理效率。这就是所谓”开明专制”。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王朝由”开明专制”转向有限度的立宪政治，让渡一部分政治权力。《俾斯麦回忆录》中有一则故事，是弗里德里希四世当笑话讲给俾斯麦听的。当时俄国同普国还是传统盟友，沙皇尼古拉找老朋友普鲁士国王借两个低级军官，帮他背部按摩，理由如下：”对于我的俄罗斯人，只要我能盯着他们的脸，就不愁对付不了他们，可是背上没长眼睛，所以我不能让他们到我身旁来。”尽管沙皇崇拜是其那个专制国家的特色，但被崇拜者本人猜忌其臣民如斯，普鲁士国王无疑是引以为戒的。俾斯麦自己呢，也否认自己是绝对专制统治的爱好者，他认为，在专制统治之下，最大的问题是无人负责，他还主张，应该让议会和报纸有公开批评政府的可能，尽好一个诤臣的本分。俾斯麦自承”我一直认为君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应受到一种独立的全国性代表机构的监督”，以免君权肆意妄为。俾斯麦的这种观点，无疑代表着相当一部分普鲁士——德意志贵族的意见。
不过，尽管王室与贵族都承认，有必要让普鲁士——德意志臣民享受一定的经济自由、私权保障乃至政治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决定将政权拱手相让。他们所希望的建立的这个体制，是”君主民辅”型的。这种”政权分割”体制的特征就体现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宪法之中。
根据帝国宪法，德国皇帝是最高行政首脑，政府官员的进退由他掌握，他还控制着军队与对外政策。除此之外，他对国家立法有相当大影响，没有他的副署，就不成其为法律。他还可以任意解散帝国议会。因此，他及其官僚机构是权力结构中的主动方。
帝国立法机构由两院制议会构成，分成上下两院，上院是联邦议会，由各邦派出代表构成，掌握实权。下院才是普选出来的帝国议会，权能很小。官吏任命、军队统率、内阁组成均不在帝国议会权限范围内，就算立法，也要得到联邦议会的同意才行，而联邦议会是不会同他们穿同一条裤子的。帝国议会的最大权力在预算方面，它可以同意或者拒绝政府提出的预算，不过，即使它拒绝，政府还是可以仍然按照上一年的财政预算获得资金，而不至于断粮，因此，议会对政府的实际压力并不如想象之大。此外，帝国议会的政治功用就是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讲坛。有学者因此讽刺说，帝国议会是一个”没有政府的议会”，此言非虚。
对王朝来说，帝国议会的真正作用在哪儿呢？它是一条护城河，能够吸收并缓冲德意志人民的政治热情。第一，它让大家伙能有个念想，消停消停；二，为政府提供合法性；三，最重要的，当时德国社会是很多元的，各邦有很强的地方主义情绪，又有新教徒天主教徒的对立，再加上城乡差别，帝国政府预计将看到社会上多个阶层、集团或组织将为了选票而互相斗争，帝国政府可以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四，它制造一种渐进主义气氛，给政府以从容布局的时间、空间。
总之，对普鲁士——德意志道路建立起来的这么一套政治体制，我称之为”最低限度的立宪政体”。帝国政府再伴之以相当的经济自由，加之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宣传，建立了有限的社会保障制度，事实表明，这么一套体制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民主的压力，增强了德意志国家的国力。
在当时许多日本政治家的眼中，德意志由边陲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大国，其国策同英法两国相反，但也做到了民富国强、皇室强盛、军队强大、学术进步、治理完善（这套机制有极大政治隐患，当时是看不出来的）。这种以政府为主要驱动力与主体的现代化之路，无疑对明治政府人士产生了极大吸引力。
1880年，日本皇室要求山县有朋、黑田清隆、山县显义、井上馨、伊藤博文、大木乔任、大隈重信等七名政府高官就宪法问题给出意见书，选择一条政治道路。年底，这些政府高官给出了答案：除了黑田清隆认为立宪时机尚早之外，其他人都赞成召开国会，分割政权。但是赞成立宪的这些人中，又只有大隈重信一人选择了英国道路，主张立即召开国会，建立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还权与民。这招致了其他政治家的一致反对。
这样，德意志道路就成为明治国家的唯一选择。
五
在我们这些古老的东方国家，重大政治路线的转换、重要历史道路的选择很少不是通过政变来进行的。1881年（明治十四年），对日本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政变年份。
就在前一年，朝廷下诏要明治政府的重臣们就立宪问题提交意见书。在重臣中，持政治改革意见的井上馨、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三人借这个机会，准备联手在日本建立立宪政治。但是很快，井上馨、伊藤博文就跟大隈重信发生了分裂。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既不赞同大偎重信实施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激进主张，也怀疑大偎重信同民间自由民权人士勾结在一起大造社会舆论，抢夺立宪的主动权，排挤自己。在政见分歧与私心的作用下，二人转身同黑田清隆等保守派合作，共谋应对之策。
明治政府当时主要的政治派系是由一群出身于原幕府时期萨摩、长州二藩的”老革命”组成的，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黑田清隆都是这个派系的成员。萨长两阀把持朝政。大隈重信则来自于佐贺藩，属于政府中的旁支。他功名心很重，其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主张，未必没有另辟蹊径、据此自雄的意图。而这，对萨长派系来说，是十分警惕的。
从事后看，内幕大概是这样的：萨长藩阀内的温和改革派同保守派达成了一个妥协，以罢免大隈重信为条件，换取保守派同意设立一个立宪时刻表。当然，这部宪法必须是”君主民辅”式的普鲁士型宪法。
经过一番暗地操作，1881年10月，朝廷大臣聚会，做出两项重要决定：罢免大偎重信及其同志，将之赶出政府；发布诏书，公告天下，以1890年为期，召集议员，开设国会。史称”明治十四年政变”。大偎如蒙雷击，一面喊着死去的大久保利通的名字，一面擦着眼泪，仓皇下台。
日本以后六十年的命运就在这一天被决定了。
这一 “打一下摸一下”暨”以退为进”的招数打了一个漂漂亮亮的翻身仗，第一，算是顺应民心，让庙堂之下的反对派失去进攻的口实；第二，顺理成章的将制宪的主导权抢在自己手中；第三，从1881年算起，到1890年还有九年时间，乘这个平稳期，足够做许多手脚了。
这些手脚有堵有疏，在堵的一方面：颁布改正教育令，搞教育改革，将英美思想清除出教育阵地；发布军人敕谕，着重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控制；修改府县会规则和新闻条例，以此来清除和限制自由民权派的活动基地；修改集会条例，指令各地官吏对自由民权派加强人身镇压；指令政府机构多多传达自由派所倾心的法国的阴暗内幕，奖励德意志学术，以培育保守思想。
在疏的一方面也有好几项，比方说，1887年明治政府制定了文官考试、试用、见习规则，规定由考试来招收公务员。其用意在于稍稍放开藩阀政府，制造某种社会流动性，加强政府的根基。原来藩阀是热心扶植同乡培植势力来着，现在也放开一部分政府职位（中低级职位），不拘出身广招人才，非藩阀出身的人也就有了投靠藩阀而发迹的机会。当时，官员数量激增，官僚培训机构中学生数也暴增。当时的青年人，一时间趋之若鹜。要他们等上十年以待政党政治，可不成的说。 其后果就是，”在动乱和无秩序中燃烧起来并促进动乱和无秩序的青云大志，当动乱平息和秩序得到恢复时，又立即为建立秩序而燃烧起来…..比起大张旗鼓议论天下国家大事的民权家，还是乘坐马车驱驰于大道的官员对人们更有吸引力。干是，天下国家热转变为立身发迹热。”
当然，藩阀人士也知道，这种堵疏的招数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最能对付民间自由民权力量的办法，还是拿出一套足以塞天下人之口的宪法与宪政安排。为此目的，1882年，明治政府派出伊藤博文前往德国进行宪法调查，学习德意志道路。
在欧洲，伊藤博文先后求教于德国学者格涅斯特、奥地利学者施泰因，尤以施泰因为重。这些德意志学者认为，民主与自由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过度的民主将会导致多数专制，损害少数人的利益，因此，为了保障国民的公共利益，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行政机构、一支训练有素的官僚队伍来制衡立法部门。在他们的眼中，纯民主政治有害无益，法国民主政治混乱不堪、效率低下，英国体制基于英国特殊国情，并不能普世皆准（他们提出，各国的宪政都立足于本国历史、传统和特殊文化之上，因此，不能搞”全盘西化”）。他们鼓励日本向德国学习，实施”君主民辅”的有限宪政——君主有强大权威，能够号令政府，但同时也依法行政，听取权限有限的议会的诤言。这样，君权和民权就能够相互促进、相互保障，开设议会、厉行法制就不会分割君权，反而会增强君主治国的权威与权能。
简而言之，这两位学者主张”君主积极中立”、”社会君主制”，要让”国王成为人民的国王”。宣称非如此不能矫正民主之弊。在历史上，几乎每一个专制僭主都声称自己是全体国民利益的天然监护人、传统的化身与维护者，格涅斯特、施泰因的学说未必有多少新鲜之处，但是现实往往比学理要更有说服力，德意志帝国欣欣向荣，不由得伊藤博文不引以为圭臬，也自以为能够服人（确实也能说服很多人）。他写信回国：”在德意志跟从格涅斯特、施泰因两位老师，了解到了国家组织的基本理论，确立了巩固皇室基础、永保国家大权的大政方针。我国目前的形势是将英、美、法的自由激进论者的学说当做金科玉律，几乎将国家颠覆。（通过这次宪法调查）找到了对付他们的道理和方法，死而无憾。”
1883年，伊藤博文回到日本，按照德国模式开始制宪。1884年，颁布《华族令》，设立了世袭的新贵族，为开设议会中的贵族院做准备。1885年，废除太政官制，设立内阁制。1886年，组成了以伊藤博文为主的宪法起草班子，在德国法律顾问律斯勒的指导下，以《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于1888年完成起草。1889年2月11日，在皇宫奉明殿举行了宪法颁布典礼，至此明治宪政体制宣告成立。
明治宪政体制，在保证行政主导的同时，大致说来，确实也对国家权力有所限制，有所放权让利。伊藤博文更宣称：”如欲举立宪政治之实，则不能不充分保护国民的权利及自由。而要实现此等目标，又不能不限制天皇的大权。”
在自由民权派方面，面对政府这一系列主动收缩的立宪攻势，可以说是无还手之力，蓄积起来的反对能量扑空，趋于瓦解崩溃。面对这部钦定宪法，民权派心中矛盾重重。一方面，这一宪法并非来自社会契约，而是从上而下的赐予，更无修改的余地，另一方面，当时的许多民权家们也觉得”无论如何，确实是诞生了叫做宪法的东西”，有总比没有好，日本不失为世界诸立宪先进国家中的一员。政府能主动立宪，看来渐进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一时间，民权运动哑然无声。当时的财相松方正义大力整顿财政，力行通货紧缩，老百姓的日子吃紧，无力关注政治，也是釜底抽薪。日本的几个早期政党——板垣退助的自由党、大隈重信的宪政改进党纷纷解体。
当时只有少数几个明白人，如中江兆民，看出了蹊跷。”被赐予的宪法究竟是何物，是玉还是瓦呢？还没有见到实物就先醉于其名，可见我国民之愚之狂！……唯有苦笑而已。”
一
咱们这边的教科书讲起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总是给出一个看似矛盾的说法——既进步又带有浓厚封建残余。但怎么个进步法，又怎么个封建残余，两者又怎么关联在一起的，却老是语焉不详。今天就来讲讲这个吧。
众所周知，明治宪法的制定者主要是伊藤博文。1883年，伊藤博文回到日本，按照德国模式开始制宪。伊藤博文的目标，大致说来，是建立一个最低限度的立宪君主政体，比方他说：”如欲举立宪政治之实，则不能不充分保护国民的权利及自由。而要实现此等目标，又不能不限制天皇的大权。但我国皇位在国史上具有深厚的根基，并且在国民心目中具有一种印象，皇位实在是国家的真髓、中枢。故在限制此等大权之际需要特别注意，将来应着意于使得此等大权成为实在之物，以发挥效力，而不能使皇位成为一种虚饰。”
伊藤博文正式制宪是从1886年开始的，到了1888年4月份搞定宪法初稿。然后召集政府勋臣、皇族、高官来审议这部宪法，众人讨论了十个月之久，最后才在1889年2月11日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你看，人家讨论这么长时间，确实是想把纸面上的宪法付诸实施的，否则，在宪法中写上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然后在现实中让”宪法顶个球”又有何难。
为了统一思想，伊藤自己亲自动手写了一部《日本帝国宪法义解》，称得上是”巧引异国千色线，织成斑斓日本锦”。在这本书里面，除了大谈日本特殊国情之外，还广泛引用外国学术意见来为宪法条款辩护。这本义解是跟着明治宪法条款走的，在每一条宪法条款下面，都附有伊藤氏的解释。伊藤呢，看来像是想要做到以理服人，所以每一项条款为什么如此设置，都解释的颇为精细。
明治宪法共分为七章，分别是天皇、臣民之权利义务、帝国议会、国务大臣及枢密顾问、司法、会计和补则。从顺序来看就能看得出来伊藤氏调和的意思。在义解一开始，他就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使上有元首大权之一统，下有股肱大臣之辅弼，议会之助力，各级机关各得其所，而臣民之权利义务亦日益明晰。”
在伊藤氏看来，制定一部宪法是势在必然的事情。本来也可以不制宪，他自己都心怀疑虑，宪法”实施之后，其结果对国家是有益呢，抑或相反，不可预测”；然而，”二十年前即已废除封建政治，与各国开始交往，其结果，欲讲国家进步，舍此别无其它经营良策，奈何！”
世人都知道张之洞有所谓的体用之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看义解，发现体用之说不是张之洞的独创，凡是被一对矛盾折磨的人早晚都会想起这招。在《劝学篇》出台十年前，伊藤博文就提出，天皇是国家元首，日本这么大，总需要有一些中轴力量，不能任着老百姓乱来，这样会出事的，在日本，这个力量就是天皇，为了这个目的，天皇必须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对之”指责非难，议论评价之行径必不允许”。不过呢，也不是天皇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不说别的，将官僚置于何地），还是要依据宪法行事才行。伊藤的解释是这样的，”盖总揽统治权者，主权之体也。宪法之条规者，行使之用也。有体无用，则导致专制，有用无体，则易生散漫。”换句话说，伊藤博文是承认宪政与限权有其必要的。所以呢，宪法第五条直接规定，”天皇依帝国议会之同意，行使立法权”。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伊藤博文对宪政和限权的支持，是因为很功利的理由——专制会泯灭一国之活力，而宪政则有利于下心与上同。伊藤博文大概从来没有接受社会契约、固有人权、主权在民之类的想法。
不过，既然有体用之说，怎样体现这个体呢？在立法方面，天皇有立法权（那就是命内阁起草法律），也有否决法律之权。议会的开、关、停及解散，也在天皇的掌握中（不过，伊藤博文加了一条，解散之日五个月内必须重新召开议会），天皇在议会闭会期间（议会的会期是三个月），可以发布敕令代替法律（伊藤博文予以的限制是，该项敕令必须在下次议会开会时交由议会审议，如果议会不批准，则失去效力。不过，伊藤博文也打了一个马虎眼，议会不批准只能使该项敕令在将来失去法律效力而已，对该项敕令造成的既成事实则莫可奈何）。在其他方面，天皇掌握政府的人事权，各部文武官员均由天皇任命，陆海军的统帅、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也由天皇独占权柄。换句话说，议会插不上什么话。
这几条拿到枢密院会议上讨论的时候，森有礼提出了异议。当时他担任文相，这位起初的启蒙思想家，现在的帝国贵族，对宪法第五条写着”天皇经帝国议会的承认行使立法权”提出疑问，他问道:”承认一词既可用于下对上，又可用干同等人之间，未知相当英语何字?”伊藤回答说:”承认即相当于consent。”森有礼对consent这个词一万个不乐意，提议把承认改为”赞襄”，也就是说，议会搞搞政治协商就可以了，别玩真的。伊藤博文毕竟还是英国留过学的，回答说，赞襄”表示主权完全在上，使用承认一词，则表示主权虽然在上，其行使则需经下面人民承认之意也。”强调”即使承认一词有赋予议会承认权之忌，但制定法律、编制预算等需经议会同意，仅此而言，在此宪法中终不可缺”，并指出”不经议会承认而施行国政，即非立宪政体”。他进一步声明”立宪政体之本义”说：”创设立宪政体，则天皇在行政方面设责任宰相，对君主行政之权亦多少加以限制，在立法方面，不经议会承认则不能制定法律。设立这两种限制，乃立宪政治之本义。缺此两点即非立宪政体。而且，宪法上对这两点巧饰伪装，亦均非立宪政体之本义。”换句话说，伊藤博文虽然只想搞一个阉割版的宪政制度，但至少还是打算玩真的。
我一直都把伊藤博文这种宪政实践称之为”最低程度的宪政”。这种最低程度的宪政跟其他形式的宪政比起来，最大的差别就是，即主权究竟谁属。比方伊藤博文在宪法第一章中列举了天皇的权力之后，特别指出：”元首之大权，除此等宪法条文之外，无有任何其他限制，正如太阳之光线，遮蔽之外无有阻挡一般，原本不必逐一列举。”这个跟美国宪法一比，就很有差别，美国宪法是政府只能行使宪法列举权力，宪法没有规定的，均在人民手中。这个对比很能说明两国宪法的立场差别，一个是从上到下的施与，一个是从下到上的授权。
同理，伊藤在宪法第二章中，就刻意回避”公民”这一称呼，标题为”臣民之权利与义务”。臣民之有权利，并非因为本身所固有，而是上面基于功利原因的赐予，此之谓臣民的权利。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相比，形式虽然一样，但精神却不一致，据此精神衍生的政策也就不一致。比方说第二十一条规定：”日本臣民依法律之规定有纳税之义务。”伊藤博文对法国依社会契约论产生的纳税学说大加抨击。他是这么说的：”此学说（法国人的纳税学说）皆以社会契约论为渊源，言纳税为政府政府职务与人民义务之相互交换物，其论说固然巧妙，然实谬之千里也。盖租税者，一国之公费者也，作为国家之一份子所必须负担之共同义务也。故臣民非独向当前之政府纳税，亦必须为前世、过去之负债纳税，非独为获得之利益提供，亦必须为未享受之利益提供。虽言欲要节省经费、减轻赋税者，本为政府之职责，议会负有监督财政、议定租税之要务，然如将租税义务定为上下相酬之举，则易导致将纳税之承诺确定为已获利益之相关者，则人民易将依自身之臆想判断，而生拒绝缴纳年租之事。如是，则即便国家免于倾覆之祸，亦会致国家之生存濒临困境。”
仔细分析伊藤博文这段话，我们就能看出，伊藤博文在税收这一节上非常反对的是把纳税看做是一种个体与国家之间一对一的交换关系，而主张纳税是一种共同体成员义务。初初看起来，伊藤博文似乎是在说，共同体并非个人的简单集合，共同体高于个人，个人应向共同体负责，而不是共同体向个人负责。”因个人为国民之一份子，国民作为无形之一个体，个人必须向国家交纳其实现自身职责之资需。”伊藤博文有他自己的理由：如果纳税是一种个别交换关系，那么公民个人或联合团体对国家自然就有审询的权利，就像顾客对卖主，说不定还会退货呢。如果纳税是一种共同体成员的共同义务，那么，那么一个人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一个小分子，对税收收多少，用到哪里去，说话的分量就要轻很多。
简单的说，我觉得，伊藤博文心里想的是，交多少，用到哪里去，得靠有人英明决断，不能让纳税人个人做这个主。
从文本上来看，伊藤博文对税收下了这么一个定义，自己心里也是不踏实的。在几十条宪法条文之后，他又想起这辙来了，再次围绕着税收的性质说了一番话。他是围绕着宪法第六十三条说这话的，第六十三条是”现行租税，未经法律重新改定者，仍依旧法征收”。简单的说，税收不是一年一议的，政府要收多少钱，以前收了多少，现在就能未经审议再收多少。
伊藤博文也知道欧洲国家和美国都不是这么干的。在这些国家，征税是以一年为期的，也就是议会对征税额度颁发的许可证只有一年，超出一年，政府就要重新申请。这是议会为了加强对钱袋子的监管而想出来的。伊藤公的解释是：人家国情特殊嘛。欧洲人的议会每年都要审议，是因为以前在欧洲国家里国事就是家事，欧洲国王是用自己的封地收入来支付国家开支的，开支不足，就召集人民交纳贡献。这是国家税收的开端。伊藤公接着说：”中古时期欧洲国家，国家生存之资源在于王室之财产，而非租税也，故人民可以每年承诺是否纳税，而近世国家之原理即已逐渐盖棺定论，国家之经费在于租税之供给，特别是为确保国家生存征税之固定税，关系国家主权，非人民随意贡献馈赠之物，不容有任何怀疑之余地也。”
解释一下，伊藤博文实际在说，欧洲国家原来的开支不依赖于老百姓，老百姓交纳的财务相对于礼物，而礼物嘛，自然可以是爱交不交，每年审议也无所谓，关系不大。而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完全依赖于老百姓，老百姓就非交不可，不能逐年审查，以免动摇国本。
伊藤公，这种强盗逻辑你也好意思说出口么！
明治宪法的第二章说完了日本人在明治宪法下的权利义务（自然是强调义务，不过，也确实明文保障了日本人民的一些公私权利）。明治宪法的第三章是”帝国议会”，在一开始，伊藤博文就说，”盖议会为立法之参与者，非主权之分隔者也，有议论法律之职能，无确定法律之职能。议会之参议职能只限于宪法原文赋予之范围，不存在无限之权能。”不过呢，伊藤博文在这里，也是矛盾着呢。
伊藤博文的难题是，既发挥议会的效能，又不至于喧宾夺主，冲击封建秩序，还不能让议会彻底无权化。”体””用”相互矛盾，伊藤公真是煞费苦心啊。他的理想是，议会经由民选产生，掌握一部分国政职能，但是不得成为主权者，而只能是主权者的辅助机构。这点其实颇难做到，议会既然经由民选产生，就自然而然握有权威，足以同人主争胜。
伊藤公自然还是有若干办法的（多半是因袭前人），比如说，帝国议会由两院——贵族院和众议院——构成，伊藤博文设贵族院分众议院之权。贵族议员自然是来自敕任或为世袭，不如此，无以安众位大人之心。又比方说，在立法方面，一方面，伊藤公规定，不经议会讨论，就不能制定法律。另一方面，伊藤公又让天皇、贵族院和议会各自拥有了对立法的Veto权。又比方说，帝国议会每年都要召开，但会期只能是三个月。伊藤公的理由是”防止议事迁延，久拖不决之情况也。”但是他又规定”不得已需要延长会期，延期闭会时，需要天皇之敕命，议会不得擅自行事”，这就显得先那个理由不够真诚。再比方说，伊藤公又规定，”议会议事之时，进入会场回答质询是大臣之重要任务”，但是大臣是否一定要履行这项任务呢？答案是不，大臣回答质询或不回答质询完全随他的心意。
议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财政监督。在这上面，明治宪法专门辟出”会计”一章来说明议会的权限。财政监督的一个重头戏就是税收权。在枢密院的宪法审议会议上，伊藤博文力排众议，要让议会掌握一部分对政府税收的控制权。在《义解》中，伊藤博文说：”新课租税之时，须经议会之审议通过，非政府之专职，此立宪政治的一大美果也，可以直接确保臣民之幸福……如无此宪法上之有效防范，则无法保证臣民财产之安固。问题是，议会对税收的控制又只是部分的。明治宪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现行租税，未经法律重新改定者，仍依旧法征收。”换句话说，过去政府收多少税，现在还能再收多少。议会所能管的，只是政府如果打算在这之外征收新税，议会就可以”说三道四”了。
财政监督的另外一个重头戏是预决算，宪法六十四条规定”国家之岁入岁出，须每年列入预算，经帝国议会审议通过。”不过呢，一，众议院和贵族院都有权审议预算案（在其他的国家通常都只有众议院有权这么做的）；二、皇室的经费议会管不着，用不着议会来审议；三、议会有一些开支是不能碰的，比方说政府官员的收入、国债利息、对企业的补助金什么的，议会不能拒绝给钱；四，如果议会跟政府吵架，就是不通过新一年度预算，那么政府可以按照上一年度的预算案花钱，议会只能干瞪眼。伊藤博文这里的意思是——别的都好说，钱不好说。
对于民选的众议员，伊藤公还淳淳告诫曰：”故议员者，依照各自之良心，自由发言之人，非代表所属选区之人民，作为一地方之委任使，代行委任之言行者。如参考欧洲之历史，过去议会之议员，往往依照委托之主旨，主张一部分之利益，忘却全局之大观与公义，放弃大是大非之原则，仅凭多数之投票审议议案，此为不知议员本分之过也。”从字面上来说，伊藤公这番论调并不为过，不过，政治上的事情，单纯从学理上来理解，其实是会有偏差的。比如这段话，我们既可以理解成议员的行为应该带有某种公共性，也可以理解成伊藤公希望用”大观”、”公义”、”大是大非”等东西来压服众议员。你觉得哪种解释更可信一点呢？
明治宪法中最后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国务大臣的权限，伊藤博文在义解中解释道，大臣权重，任何法令未经大臣副署者，均不能颁行。但大臣只向天皇负责，只由天皇任免。要追求大臣及各部文官的行政责任的话，只能通过行政法院来做，而行政法院又隶属于行政部门自己管辖。伊藤博文在之后的条款中解释道：”行政之事宜，通常非法官所熟知也，其判决则不免陷入危道。故行政之诉讼，必须要由密切熟知行政事务之人来加以断定。”否则的话，用伊藤博文的话来说就容易导致”法官牵制行政之弊端”。
通观明治宪法，天皇、议会、人权章节的条数都多，或扬或抑，唯有大臣这一章不显山不露水，着墨最少，只有两条（五十五条和五十六条共六十二字），当真是惜墨如金。那我为什么说这一部分重要呢？看伊藤博文为了解释这两条费了多少口舌就知道了。在对这两条的解释上，他所花费的条均笔墨最多，为了三十字的条文写了三页纸。这种差异就值得思量了，颇有在明在暗的意思。
关于明治宪法，以上说了这么好些枝枝节节的东西，绝不是在讥讽这部宪法只是件”皇帝的新装”。恰恰相反，相比于当时与现在许多国家的纸上宪法，这部宪法可以说是一部较先进的宪法，明治时代的宪政可以说是较先进的政治呢。
简单的说，当时的人家就走在现在我们的前面。但是，走在前面又如何呢？
二
在伊藤博文的主持之下，日本终于通过了一部宪法，认认真真的准备搞宪政了。虽然这个宪政有若干的不足，比如说君主和官僚权限宽泛、行政机构在相当程度不受议会控制、军队并不听命于政府，但是相较从前，议会确实也有了一定的实权，并不是一枚橡皮图章。这个搞法，算是一种妥协，一种高度控制下的有限宪政。上层和下层的渐进主义者在这个框架下暂时都能各取所需。问题是，框架虽然定下来了，怎么实践却还是未知之数。
在官僚方面，怎么对付新出现的伙伴——议会，是这个新架构下的新问题。那个时候的日本，可还没有”一个党，一个领袖”，所以官僚对这个新伙伴可以说是道路以目，满腹猜疑。
按照伊藤博文的意思，行政机构与议会可以说是主辅关系，在一次谈话中，他讲到：”盖议会或社会中党派兴起虽难以避免，但政府为党派左右甚为不可……盖君主位于臣民之上，必须立于各政党之外。”换句话说，在伊藤的眼中，政党、议会只是政治协商组织，大事还是官僚说了算。出于这种想法，伊藤氏的最初议会策略是所谓”超然主义”，一方面也就是说行政机构本身不去组建政府党，在各党派之间不偏不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不会让政党组织政党内阁。
当时担任首相的，是另一位藩阀元老，山县有朋。这个仅次于伊藤博文的老军头，对议会更加警惕，在他的心目中，政府也不能太”超然”。当时，民党有两大系统，一是自由党，一是改进党。山县有朋定了一个所谓”三分鼎立之策”。这是指不让某一个民间政党掌握议会绝对多数，力图使自由党与改进党互相对立而又保持平衡，同时，在平衡的两大政党中间介入御用政党，掌握决定性的票数，以操纵议会。具体操作就是组建”大成会”（一个亲政府的议员组织），分化瓦解民间政党。
在民党方面，却没有把自己当做扈从的意思。著名知识分子德富苏峰指出：”如今，我国人已告别旧日本，却尚未到达新日本，已出乎专制世界，但尚未进入自由世界。”并强调：”这种中间地带绝非吾人久留之地。”自由党和改进党锐气方生，决定抵制山县有朋的分化瓦解，联合起来在明治宪政的架构下走议会道路对藩阀官僚发起猛攻。
于是，1890年第一届议会一开始，自由党和改进党就立刻利用手里有限的预算权杯葛政府的新预算。藩阀政府的口号是”富国强兵”，议会则针锋相对提出”节约政费、休养民力”。山县有朋也没有想到府院冲突来的如此之快，他一开始的考虑是解散议会，但是考虑到国际观感，就选择利诱分化民党议员。地上政治既然走不通，那就地下吧。
结果有些议员禁不住诱惑，被政府拉拢过去，第一次预算冲突的结果结果以民党分裂、藩阀政府与民党妥协告终。不过，收买不可能无限制的持续下去。当时的日本社会转型激烈，农税居高不下，官僚市场经济盛行，环境在野蛮工业化下日益破坏，经济的迅速发展同百姓的怨气几乎同步发生。人心思变，西方自由民主思潮的传入更刺激着民意。民党一鼓作气，再次攻向政府，在以后的几届议会中，继续杯葛政府的预算。
山县有朋撑不下去，继任首相松方正义立马解散议会，举行临时选举，以此来镇压民党。在选举中，政府动员地方官吏和警察，公开对民党议员施加压力，命令银行援助亲政府议员的当选，这出现了日本宪政史上史无前例的流血选举。有政府公文公开宣称：”在第一届议会以来，反对政府的议员的选举区，利用能够与之对抗的有势力者，选择赞成政府者作为候选人，地方长官要尽力予以支持……对于反对政府的候选议员，要尽量阻碍其当选，特别是其有势力者要尽力阻止其当选”。 结果却以政府的彻底失败告终，民党再次占据多数席位。
至此出现了行政、立法对峙——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民党获胜——民党杯葛政府预算——重新解散的循环状态。要么修改或废除宪法（这样做的政治代价是巨大的），要么向民党让步（换句话说，伊藤博文料想的主辅之势将不复存在）。
伊藤博文看见小字辈稳不住阵脚，于是接手松方正义的乱摊子，来对付议会。他的暂时应对之策就是，乞灵于天皇的威权，”藏身于衮龙之袖”，向天皇建议降下诏书裁定争端。于是明治天皇颁布了”和衷协同诏敕”。在诏敕中，天皇表示期望议会发挥翼赞大业的作用，不能因为纷争而导致失去扩张国运的时机。在天皇的威权下，议会妥协，通过政府要求的预算案。
虽然暂时获胜，藩阀也由此知道，小打小闹的技术性应对是不成的，必须从根本上扭转攻防态势，那就要在人心上下功夫，要用”富国强兵”代替”民主自由”，成为国民意识形态和思想主潮流，从而将政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个时候，民间力量也露出了软肋。虽然在民党攻势之下藩阀政府苦苦应对。但俗话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四年之后，民党也开始心浮气躁。一部分议员开始认为，建党进行议会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责任内阁，但是在预算问题上进行纠缠，政治阻力实在太大。而且”议院不信任内阁而追问责任”则”形同削弱政权……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有削弱国家生气之嫌，而且有为实现此目标而手段不够平稳之虞……因此，最好的手段莫如导之向外。”也就是说，转换政治斗争的战场，从预算转移到外交。指责政府不够爱国，实在是省心省力。如此，入人彀中矣。
当时有好些人也觉得国内的政治斗争太激烈不是什么好事。比方说，福泽谕吉就觉得政府与政党这么对立下去不是一回事，也想把大家的心思往外转，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评论说：”以吾人之所见，如政府一变其方向而大力推进东洋政略，以使国内的人心外转，或许是眼下适当的方案”。
就在这个时候，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之乱，清朝出了兵。一开始，伊藤博文还犹疑不定，不想打仗，打算只是派出一支小部队谋求势力平衡，争取同李鸿章谈判了事。不过日本军队则有另外的想法。这个时候伊藤自己所制定的宪法中所包含的缺陷就出来了，作为文官政府的首脑，伊藤博文无权指挥军方。伊藤博文虽然有元老身份，可以通过人脉关系制约军队，但是他并不是唯一的元老，山县有朋则极力撺掇开战。在这种情况下，伊藤博文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
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战争背景下，民党立马偃旗息鼓，号称”军国一致、官民合作”。在广岛的临时议会上，全体议员花了五分钟，就全体一致通过了一亿五千万日元的军事公债，这相当于日本当时两年的岁入。
这笔钱没白花，仗打赢了，清朝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折合日元3.65亿。几年前，我们这边有一部非常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名为《走向共和》，其中有一段讲到了甲午中日战争，导演似乎想把中国之暮气沉沉同日本的锐意革新做一对比，结果出现了这样一幅艺术场景——中日议和已毕，清人同意割地赔款，日相伊藤博文向明治天皇请示这笔巨款应该如何处理，明治大手一挥：”统统投入教育。”我去查了一下史料，发现真实的情况大相径庭，这笔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走向如下：84.7%被投入军备再扩张，5.5%馈赠给日本皇室聊做酬庸，而只有2.8%真正投向教育。这种分配方式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崛起强国的心态和关注重心何在：关注有形的国力，而非无形的人力。要这么花这笔钱，藩阀政府依据宪法要征得议会的同意。议会却也爽爽快快的同意了，浑没有以前的抗争意识。
老百姓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甜头，但大国的荣耀还是极醉人的。天皇与政府的权威在战争胜利、”大国崛起”的背景下节节高升，时人回忆道：”日清战争前，在我的周围到处弥漫着反对明治新政府的气氛……在学校中叫喊忠君爱国的口号，似乎是在明治二十四、五年(1891至1892年)开始的，因此，它最初只是学校儿童的口号。深入大街小巷，家喻户晓，则是日清战争期间的事，战争使之铭刻在人们的心底。”
于是，这场战争对明治政府的而言，就是收获了一国之心。民党要再对政府的举措提出挑战，就无力的多了。
这场战争，百年之后回顾起来，实在是是日本宪政道路以及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从此，民间力量与政府攻守易势。明治宪政结构如日中天，再想改良却是千难万难。中日甲午战争就像一针兴奋剂，使整个国家迈入狂舞之中。长久看来，对日本来说，日清战争虽胜尤败。
三
中日甲午战争实际上救了明治政府一命。在甲午战争之前，官民对立非常严重，凡为政府说话的通常被人叫做”吏党”（今之五毛）。时人回忆道：”吏党是一个含有侮蔑之意和憎恶之念的名词，所以政治家深深忌避被人称为吏党。真心亲政府的人也怕被人称为吏党，决不以政府党标榜，而自称是无党派和中立之士……天下虽广，但自称吏党者绝对没有。……吏党或民党这样的名称，日清战争以后便完全绝迹，而被称为政府党或在野党以代之。因此，政府党是不光彩的而反对党是光彩的这种思想，也消失了。”（《利光鹤松翁手记》，引自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正所谓一战得民心。
在民主派（民党）方面，可谓方寸大乱。其实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民党中的好些人就已经消磨了锐气，有人开始考虑置身于藩阀门庭之下。当时的自由党领袖之一，河野广中，深切感到”即使攻陷了元勋内阁的牙城，还会有其他的藩阀之流取而代之，打倒几次，也还是照旧反复，只不过是在政党与藩阀之间徒事重复斗争，一味牺牲而已，对建立立宪政体的基础，大概一点成效也没有。”而”以往的政党和藩阀横断政界，两者拼搏相斗”只能是牺牲大而收效甚微，莫如”今后改变对于藩阀的正面攻击，说服藩阀巨头，投降于政党的军门，吸收藩阀巨头加入政党，以此从根本上扫荡根除藩阀，形成政界纵断的形势，以打开两大政党对立的新局面，……实现政权授受，如此则不失为建立立宪政体的捷径”。 河野更在议会中宣称，富国强兵也是他们所期许的，”我等与政府所争者乃方法手段也”。
甲午战争之后，河野更派出人去跟伊藤博文联系，寻求妥协。伊藤博文则求之不得，他意识到据此可以消化政党对萨长政府的冲击力，于是放下身段决定与之合作。
对于藩阀、政党合流这件事，各方各有各的算盘。在政党方面打的是从下而上渐进、趋利避害的主意。避害——政府议会对抗几度造成藩阀政府考虑解散议会或停止宪法，刀把子在人家手中，先保住阶段性成果比较好；趋利——从远景来说，将开明藩阀纳入政党，不失为一个变通的做法，所谓”打不过你的敌人，就加入他”，从内部做些软磨功夫。从近景来说，可以让政党人士进入政府。政党发展的困难很大部分是由于政府的掣肘，进入政府掌握实权（尤其是地方官职），就可以避免一些麻烦，同时也能让金主更容易掏钱。
在伊藤博文方面，藩阀与政党妥协却是不得以而为之的。既然不能依靠制度设计来实现主辅之道，那就只能纳入——调节，使政党变成一条护城河。对此，自由党方面私下开出来的价码是——预算和重要的大政方针要和自由党商量，自由党这方面要派出人员出任内阁大臣和地方官员，以及发给补助金（用以充作政党经费）。
双方切磋的结果是，1895年11月，自由党公布了提携宣言书，在这份宣言书中自由党声称：”我党向来愿与当局者同路共进，相互提携，协赞其处理国家要务，以实现我国之进步。”这就是政党藩阀合流的肇始。
朱兄，回头看这段历史，我为民党叹息。其实，一次败退并不足虑，可虑者气馁，可虑者不能坚持，可虑者做不到不徐不疾，可虑者好走捷径，可虑者目标替代、本末倒置。
从表面上看，自由党这种做法可以美其名曰”务实、渐进”。 务实、渐进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因为渐进而丧失批判意识就是一个大问题。”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这种不徐不疾的韧性才是真正的渐进所需。当民党把自己的政治角色定位在”协赞”一职上之时，”将军”就被甩到爪哇国去了。这也是民间政党自毁根基，为人怨不如为人患，抛开政治高地而去寻求组织利益，最终只能被人轻贱。
民党系统有两大党——自由党和改进党。随着板垣退助和自由党投入长州藩阀伊藤博文的门下，大隈重信等人联合了一些小党派改组改进党为进步党，也投入了萨摩藩阀松方正义的门下。这就是政界的合纵连横。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政局差不多一直是由萨摩、长州两藩阀派出人士轮流执政。这以后，无论谁上台，就在两大政党中择一进行所谓”提携”，而被”提携”政党则投桃报李，同意政府的预算案。
不过这种提携也不是一成不变，价码不合适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吵闹的。到了1898年，自由党和进步党都觉得藩阀提携不力，利益输送不足，决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新政党（宪政党），恢复旧日共同对抗藩阀的格局。
面对自由党和进步党的攻势，伊藤博文深感”雇佣兵不足恃，非亲兵不可”，提出来由自己来组建一个亲政府的政党，明治政府的另外一位大佬山县有朋惊怒交加——元老亲自组建政党，更将授政党以权威，今后藩阀、官僚如何节制。山县有朋声质问伊藤博文：”阁下的政党组织将要启政党内阁之端。但政党内阁制不是违反我国的国体，有悖钦定宪法的精神，堕入民主政治吗！阁下，你为什么要与党徒鼠辈为伍，作出这种奇怪的反常举动呢?”。
说白了，山县有朋对政党这个玩意持相当警惕的态度，始终视之为异己。对政党，可利用不可扶持，假一派以权威使之坐大，绝非他的心愿，分化瓦解、拉一派打一派、用过即丢才是他的作风。在伊藤博文以政党作为吸纳民间冲击力量的护城河设想之外，这是藩阀内的另一种主流政党观。
伊藤博文由于遭到众元老的反对而无法亲自组建政党，又不想中止宪法，于是向天皇奏请由大隈重信、板垣退助联合组织政党内阁。此老此举其实颇有深意，容后再说。
这样，由于伊藤推荐宪政党组阁，藩阀政府终于交出了政权，以宪政党为基础的政党内阁于1898年6月30日正式诞生。在内阁十个职位中， 除陆海两军的大臣继续由藩阀人士认领，其他的都是非官僚出身的政党人士。这可称得上是日本立宪以来政党攀登到的最高峰。看起来，日本的宪政已经上了轨道，民党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但宪政党的胜利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第一，时机已失，天皇体制的权威已经凭借种种制度设计与中日战争的胜利树立起来了，帝国主义话语开始培育出反动的人民，政党已不得民心；第二，此政党内阁受明治体制所限，用当时的陆军大臣桂太郎（长州系）的讽刺话来说”半身不遂”。这体现在内阁根本无法控制藩阀的大本营——军队上。军队坚决不同意削减军事预算，政党只能通过违反自己的选举承诺增税来满足这一要求。这大大损害了政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第三，许多党人眼见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以为胜局已定，赶快来分一杯羹。这种猎官行径大伤政党的形象。火上浇油的是，面对这些危境党人尚不自知，开始自己内讧起来。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本来就有很深的人际矛盾，两党的组织结构都很松散，开始为了分配内阁与地方官职纷争起来。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山县有朋的煽风点火，山县有朋对政党内阁极为反感，暗中挑动两派人马的争执，也组织贵族院和军队共同对议会和内阁施加压力。
那当初促成政党内阁的伊藤博文呢，态度暧昧，后代史家三宅雪嶺对他的心思洞若观火：”伊藤并非期望奏荐政党内阁，而是自己组建政党……在着手准备组党期间……出现意外局势，由于进步、自由两党联合，自己进无路，退亦无路，但必须寻找出道路，是以奏请两党之首领……二人果然长期提携，或提早因纷争而分手，出现任何一种情形都会将伊藤视为接生婆，两党都会感激伊藤，到分裂不可收拾之际，必定会向伊藤委托组织新党。大隈和板垣相互关系紧张，进步派和自由派不吝犬猿，不难推测其很难融洽相处。若伊藤真正对新内阁抱有同情，则应作之事也不在少数。但奏请两伯爵，飘然漫游清国，则匆忙组阁的两首领及两政党则不免陷入末路，不外乎是应该瓦解者唯有使之瓦解…..作为接生婆的伊藤，对于婴儿的死生冷然旁观。”果然姜是老的辣，不愧是老奸巨猾的伊藤公，好一个以退为进之策，把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和山县有朋都算计在内了。
10月30日，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彻底闹翻，宪政党内阁总辞。这样，日本宪政历程的第一个高峰就此消退。民党又各自托庇于某藩阀门下。
1900年，伊藤博文开始到各地巡回演讲，对工商界人士大谈党派倾轧之害，放出风声说要自行组党。宪政党（原自由党）新败之余，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派遣代表到伊藤博文处，希望伊藤博文加入宪政党，愿意奉伊藤博文为领袖。对宪政党的这种拥戴，伊藤博文予以断然拒绝，反而要求宪政党解散，然后加入自己组建的新党派。没有什么比这种姿态更能显示立宪以来（官僚——政党）主客之势的转移了。
有意思的是，伊藤博文的这个新党并不以党为名，他指示道”改变以往的以党为名，此次断然取名为立宪政友会，把中央组织改变为俱乐部，各地也设支部性的俱乐部”。 推敲起来，伊藤博文的用意恐怕旨在消除现有政党的组织色彩，使此新党成为”政协”之类的议政之所。”政友”一词也说明伊藤希望消除现有政党与藩阀政府竞争政权的色彩。
宪政党犹豫了一个多月，终于决定就此投靠，解散全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政友会。
至此，如果非要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立宪政治过程做一个相当简单的评价，我会说，这就是一部驯化史。驯化达到顶点的标志是，来自民间的政党人士完全丧失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与政治理想，投身于藩阀麾下，成为明治政府的护城河。
一
上海大学的朱学勤教授有”猫鼠体”一说，指的是世间尽有些”猫养鼠、鼠饲猫”的奇怪政体。如果拿明治时代的日本来说，明治元勋们将寡头政治、有限宪政、财阀资本主义捏在一块，似乎也可以归入”猫鼠体”的范畴。
这种”猫鼠体”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渐进改良，毕竟，在这种政体之下民众有了一定的自由或权利。但是，这种”看得见的”收益遮蔽了”看不见的”的放弃。假如大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代价是民众代表（比如说，民间政党）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那么这种制度化就只是单向的驯化而已，”拱卒”就永远只是”拱卒”，永无”将军”之日。
在这样的猫鼠体中，猫与鼠的关系如何，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大致持两种思路。一种路线的代表是大军头山县有朋，他对政党持有相当戒心，全力驱逐之（只准猫吃鼠）。当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于1898年黯然倒台的时候，正是山县有朋亲自上阵担任首相，收复明治政府的城池。
他的对策有策略有经略。策略有硬有软。在硬的一方面，他的弟子与亲信桂太郎道出了他的心声：”对政党必须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如果他们敢于恣意反抗，则解散，再解散，甚至不得已而中止宪法”。在软的一方面，就是力图在政党之中制造分裂，拉一派打一派。收买之、笼络之、抛弃之。
其经略也大致为二，一是制定《文官任用改正令》，建立完善的公务员制度，杜绝政党人士任意进入官场的门道（要考试、要入学）。其真实意图是用加强官僚机构建设的方式来防范政党势力侵入官僚机构内部。二是在1899年正式确立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非现役大将或中将不能担任军部大臣。其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文官军部大臣，遏制政党势力侵入军事机构。在此之后，军部可以利用陆海军大臣辞职、拒不推荐后继陆海军大臣等方式对内阁施加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说直接掌握了内阁的生死存亡。简单的说，山县的要诀在于把官僚和军队掌握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天下自然”安定”。不过，山县这种玩法目光显然不够长远。给予军队以独立性，其害非浅。山县在，凭借他的元老威望，还压得住军队。山县不在，谁人制之？
另一种思路的提倡者自然就是伊藤博文公。这位老人家一心想的是将民间政党纳入体制内，用软磨功夫消弭民间政党的批判能量，使之成为明治政体的护城河。所以不惜以元老之尊出来组织政党，使之成为政府党。
同为元老，不相上下，他们俩的思路于是交替在日本政治中得到实践。山县有朋的干将是桂太郎，其基地是官僚、军队和贵族院，而伊藤博文推出来的人选是西园寺公望，身为朝廷贵族，又手握政友会这一建设不足捣蛋有余的力量。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既有冲突，又相互合作，共同维持政局的平稳。从1901年开始，出现了长达十二三年的”桂园时代”，那就是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轮流担任日本首相。这种由官僚和政党轮流执政的体制被称为桂园体制，对此体制，原敬有较深刻的描述：”当今之政界存在进步党、政友会和藩阀三种势力。政友会和进步党均不能独立执政，藩阀也不可能把政进两党置之度外而处理政事。若此三分子中两分子联合的话，则天下之事易亦。故政友会与现当局相互提携的话，就能为国家的前途做出贡献。”
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反复纠缠下，在明治中晚期以后，猫鼠体就成型运转起来。
这种猫鼠体的存在不是没有后果的，在当时，整个日本实际上处于政治精神分裂状态，有所谓”显教”、”密教”的区分。”显教”是所谓国体论，一君万民，天皇被视为日本的象征与政府权力来源，众望所归。”密教”则是寡头、政党、财阀合纵连横，总体上又保持一个立宪政治的姿态。天皇作为立宪君主，统而不治，只是国家机构中的一个部件（而且并不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部件）。这样，在政治的表象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一道深深的鸿沟。国家的政治生活之所以会出现”显教”、”密教”这样的两重面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寡头必须借天皇权威以抗衡自由民权（每次议会抗命不愿通过财政预算，寡头就会请来天皇御敕，强令议会降服），又必须以宪政制度来约束天皇，使之相互制衡（天皇在御前会议上按例是不发言的），而将”有司专制”的现实藏起来。
正是在这种精神分裂状态的两面夹攻之下，就出现了北一辉这种思想怪胎。北一辉，原名北辉次郎，是明治时代后期出现的颠覆性思想人物之一。1906年(这是漫长明治岁月的最后几年了)，他出版了一本著作，叫做《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在这本书中，他首先是把明治维新立宪的部分法律精神当成了全部现实，认为日本已经是一个民主主义的近代公民国家，天皇只是代表全民主权意志的国家机关，然后认为之所以国家走到这步田地，是因为藩阀寡头偏离了维新的初衷，使资本家、大地主控制了国家，从而造成社会分裂，日本成为阶级国家。他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就是进行第二次维新革命，打倒藩阀、财阀、僚阀、党阀，重塑国家体制，在日本建设”纯正社会主义”。
你看，在明治这艘大船底下，影影瞳瞳开始游动着若干影子。在作为国家主体的农村，农民承受着严重的赋税、忍受着金融风波，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资金（尽管国家反馈在农村的经费却极少）。尽管他们在维新之后获得了身份上的解放，但仍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全国土地租佃率在1903年就达到了44.5%，地租率极高，达到了50%以上，而且佃农的租佃权也得不到保障。且出现了大量的寄生地主（从农村抽血到城市投资、消费）。对相当部分农民来说，单纯经营农业已经无法谋生，只能迈上出外打工之路。而日本的近代化工业由于国家干预色彩严重，偏重于重化工业，就业容积相对较小，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导致了工厂常以极低廉的价格雇佣工人。1892年，日本棉纱同业联合会竟然如此夸耀：”（日本的低廉工资）较彼（印度）之最低工资更低。”农村贫困化已成现实。
而当时的政党，由于其选举基础是地主（非普选的结果），资金来源是财阀（就要以维持低廉工资为着眼点），见不及此。他们一味认为，这只是个发展问题，用殖产兴业、提高农业产量的方式就能解决。总之，农村处于被忽视、被遗忘的境地之中，而在这个幽暗之处，愤怒和冲动正在暗地里不断滋长。社会在发展，但人们的怨愤却在不断的积累。到了1910年左右（明治末年），部分社会主义运动的激进分子与无政府主义者合谋，开始计划用暗杀等暴力手段推翻现政府，甚至出现了刺杀天皇的打算，这就是著名的”大逆事件”。
盛世之下，有多少波澜起伏啊。对于这点，明治天皇自己也似有所感。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常常叨念：”我如果死了，世上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已经想死了。”他的近臣则言：”似因民心逐渐涣散，圣上颇为痛心，故遂有厌世之念。”
1912年7月，明治天皇因病去世，皇太子嘉仁继位，年号”大正”。大正年间的风雨就此开始。
二
接下来咱们要探讨的是”大正民主”兴起与失败的根由。大正时期出现了旧日本少有的”自由化、民主化”时期，政党开始组织政府，全民普选，所以这段时期以”大正民主”为名。可是，为什么它没有改变日本的命运，为什么随之而来的是肆无忌惮的政治暗杀、军人主政和全国如痴如狂的陷入战争漩涡？
不过咱们还是先从”大正民主”是怎么出现的开始谈起吧。以前我们说到过明治国家的建立和”自由民权”运动的被驯化。不过，明治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在它建成之日起就有若干缝隙，其中一条缝隙就是藩阀内部的对立。正如政治社会学家们所通常观察到的那样，每一次革命的成功几乎都有赖于原有统治阶层的分裂，这一次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日本有”长州陆军、萨摩海军”的说法，指的是日本陆军控制在长州藩出身的派系手中，海军则控制在萨摩派系手中。除了由藩阀继承而来的历史上、政治上的恩怨之外，两军还有地位上、战略上和资金上的争夺。
两军关系的恶化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表现的特别明显。日俄战争虽然以日本的胜利告终，但是日本的战争代价也不小，其中之一就是昂贵的财政开支，达到了政府岁入的六倍半之多。日本政府不得不靠内外举债与加税苦苦支撑。原本希望靠俄国的战争赔款弥补亏空，但是和约签定，俄国一分不赔。战后日本又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外贸低靡，国家财政极度紧张。
但是战后，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要求加强军备建设。在陆军，是为了防备俄国的报复，在海军，则是因为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引发的全球军备浪潮影响所至。但是国家财政困难，无法满足双方。僧多粥少的结果，只能是和尚打架。
当时日本主政的两个人，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各有偏向。桂太郎是山县有朋的人，自然偏向陆军。西园寺公望同陆军没有什么瓜葛，从世界大势考虑，比较倾向于海军。
大正的第一年（1911年）秋正好是政友会当政、西园寺为相，在预算拨付方面偏向海军。当时还是桂园体制，即官僚和政党相互谅解、轮流执政的体制。山县有朋系统的人马本来就对政党有顾虑，此时更觉得政党与海军联手打压陆军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嫌。于是发动陆军大臣辞职，逼迫西园寺让步。西园寺只能辞职了事。桂太郎继任首相，干脆抛弃以往同政友会的提携关系，开始另组新党”同志会”。这下就彻底得罪了政友会。
海军自然也是不满的。萨摩系的领军人物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碰到桂太郎，当面怒吼：”人们都说你挟持新帝，作威作福！你太不象话了，别干了好吗！”政友会以推举山本权兵卫为新相为条件同萨摩合作，联手反对桂太郎政权。桂太郎准备解散议会进行压制。当时的议会各党派联合起来发动护宪运动，动员群众起来抗议。老百姓在战后由于税收沉重，生活举步维艰，早已对现状有极大不满。民间对藩阀的怨气也非一日之寒了。群众由游行开始发展成暴动，东京、大阪、广岛、京都等地都爆发了严重骚乱，牵涉的人数以万计。
在面对下层压力，而在藩阀内部又发生分裂的情况下，桂太郎辞职让贤，山本权兵卫出任新相。为了巩固胜利，山本内阁有两个动作，一是修改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开辟军外人员担任军部大臣的渠道，二是修改文官任用制度。前者是为了削弱军部的势力，后者是为了扩宽政党掌控官僚队伍的能力。这两者都是对以军队和官僚为基础的山县系进行的打击。
对山本当政这个事实，山县有朋一方面表示：”这好哇，轮班也该他了。”一方面暗中动作。结果山本只干了一年，就因为海军爆发了”西门子”丑闻（海军内部在购买德国军舰时发生的收受贿赂事件）只能辞职。
山县有朋出来收场，他的应对时局之策也有二。一是强调藩阀团结。他找来各方的元勋，说道：”今日的形势确实很难。而事已至此的原因，当然是前年末与去年初的政变所造成的社会人心惑乱与所谓民主主义新思潮在全国蔓延，但其最近原因则在于萨长的不和……因此，今天的当务之急。在于我们这些仍然活着的萨长老人要肝胆相照，为君国和衷共济，使后辈反省而矜式之。”这是在拿藩阀里的老人来压制新人，劝说大家不要搞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二呢，鉴于藩阀的形象太坏，就需要找人出来顶缸。山县使出老伎俩，那就是在民党内部制造分裂。他找到了一向同政友会不合的大偎重信，推荐他来执政，以收驱虎吞狼之效。大偎呢，自1898年宪政党内阁垮台后，一直赋闲在家，办私学，冷眼旁观世事。但此老的功名心不灭，在山县相召再次出山，浑似忘了当初自己是怎么被山县搞下台的。当然，大偎心里也知道，藩阀现在身处困境，要不然不会让政党人士出来执政。他大概以为，自己可以乱中取栗。
大偎重信作为政党活动家，对政党的弱点果然了如指掌。他组织同志会和其他党派联手对抗政友会，一下子夺去了政友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他执政到1916年10月为止。山县派开始觉得大偎有尾大不掉的嫌疑，山县对人说：”他（大偎）在打倒政友会的同时，却使同志会的势力过于强大起来，这等于赶走了一只狼，又引来了一只虎，所以情况依然未变，不仅未能免受毒害，反而使多年来一直渴望政权但又没有经验的政党拥有了过大的势力，以致难保政党的弊端不再加重。”于是反过来找到政友会，希望同政友会结盟，而政友会因为夺位之恨居然也就答应了。
在贵族院的狙击之下，大偎重信内阁旋即垮台，即位者是山县有朋系的寺内正毅。你看，在明治宪政体制的框架下，由于藩阀掌握贵族院、官僚、军队和首相提名权，只要他们内部不分裂，只玩政治，政党是玩不过这帮老人的。当各党成天所思虑的不是如何改善民生，而是如何获得更多的议会席位以获得更多的政治分肥的时候，一是难免被人收买分裂，二是自废根基、丧失民意基础（而这才是它们唯一的力量之源）。当然，藩阀这么折腾了一遍，也认识到，如今之世，藩阀单独执政已经是众矢之的，况且内部也有很多矛盾，对政党还是虚与委蛇的好。
对日本政党来说，幸运的是，随着一战的爆发，日本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出口额增长了2.8倍，整个外贸形势由入超变为了出超。由此，日本一下子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大战期间的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农业人口逐渐向工业人口转变，从1910年到1920年，第一产业人口比重由64.3%减至52.8%。随着这股景气，在城市出现了大批的白领（中产阶级），这批新生的市民阶层开始出现了政治要求，成为了政党一个新的民意基础。
这场战争除了给政党提供新阶级基础之外，还为社会变革提供情感原料：社会怨恨。由于没有社会保护网，在这个王朝资本主义国家，与经济繁荣相伴而生的是物价腾贵(普通工人的工资慢于物价上涨）与社会动荡。到了1918年末，日本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米骚动”，也就是大米短缺或价格腾贵之后的民众暴动，参与者主要是没有在经济繁荣中获益的下层民众。整个米骚动持续了约50天，全国计有369个地方发生过骚乱，总参加人数超过了一百万人。而政府出动镇压的总兵力也超过了十万人次。调查的警察原本怀疑这些骚动是有人策划，但是调查发现，完全出于偶然。这次运动完全是整个社会不安心理、社会失范的体现。
寺内内阁在整个社会的动荡中倒台了。山县有朋手中的人才已经耗尽。西园寺公望推荐了自己的继承者、政友会的总裁原敬出来收拾残局，山县也只得勉强同意。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原敬于1918年9月29日组成了新一届的内阁。原敬是日本史上第一位既没有贵族背景又没有藩阀势力做后盾的”平民宰相”，而这届内阁除了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交大臣为非政党人士之外，其余包括首相在内的阁僚全都隶属于政友会，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政党政府。就这样，政党第一次走上了政治前台，”大正民主”开始了。
三
所谓”大正民主”，一般说来，指的是大正中期到昭和初年十三四年间日本有过的一段”自由、民主”时期。当时的英国使节是如此评论日本政坛的新气象的：”以往是官僚操纵政党，现在则是政党主导。”这个评价或许言过其实，但藩阀、官僚、军队在这一时期却的确处于守势。政党人士轮流组阁主政，实现了国民普选，甚至能对军队有所裁减，这都是过去所不能想象的。
这一时期的开创者，是政友会的总裁原敬。这可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普通蕃士出身，既不是”老革命”，也不是”红二代”。他年轻的时候是新闻记者，被当时的外相井上馨看中（也因此与长州阀沾上了香火之情），成为外交官僚，混迹其中十数年。伊藤博文也很欣赏他，延引他担任政友会的干事长。后来伊藤博文将政友会总裁之职传位给西园寺公望，西园寺是贵族出身，为人懒散，党内的大小事务都是原敬在打理。原敬这个人是个天生的政治家，极具领导才能，为人既坚毅，处事又能临机应变。他有自己的治国理念，目光颇能洞远，又是一位务实型的人物，很有手腕。由于他跟井上馨、伊藤的关系，老革命们——尤其是山县有朋——也没有把他当做外人。
原敬身通三界（官僚、元老、政党），在明治、大正时期可谓是如鱼得水，是藩阀势力与民间力量之间折冲转圜的人物。从思想上来说，他担任驻外使节多年，对世界大势和日本政治的弊病还是能看清楚，但从组织上来说，他又是伊藤系统的人。因此，对明治体制，他不免抱若干同情的理解。
1918年，米价腾涨引发城市居民暴动（此事已在上封信中提到），藩阀人物需要找人出来顶缸，平息民怨，自然就想到了原敬这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日本侠客宫崎滔天在当时评论道：”原君及其政党不能以自己之力量打倒寺内内阁，而以十年如一日之妥协为能事，以熟柿主义（柿子熟了自然掉落）为信条以至今日，乃为人所共知。然有朝一日，此熟柿却由国民之手摇下，而落入原君之口。福自天降，此其事也。”
宫崎大侠这个评价倒是不假。一战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大幅增加，整个日本社会也进入了社会抗争的高发期，人罢工、农民租佃斗争次数节节高升。明治开国已经五十年了，教育普及、传媒发达，相当多的人对官僚控制政权、财阀垄断经济非常不满，人心思变。当时，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方兴未艾，从外部也施加了莫大的刺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共识已不复存在。
对这些老革命来说，封闭僵化固然不可，改旗易帜则心有不甘。让原敬和政友会出来收拾局面，虽说是无可奈何之举，但也能说明在藩阀的心目中，政党已经构成不了根本上的威胁。比方说，山县有朋谈起原敬，曾如此说道：”原和我没有什么意见上的不同，只是原要使政党成为大多数，并说要改造政党，而我反对，分歧仅此一点而已。”原敬也说：”有一个民主的将来，是件可怕的事情。对此我与官僚势力有相同的担忧。所不同之处在于官僚势力想阻断这种潮流，而我是想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进行疏导，使之不致引起大乱。”朱兄，你看，这活脱脱不就是若干年前山县与伊藤对话的翻版么。
作为第一个”平民宰相”，原敬深受期待。他也确实奋发有为，在国内加强高等教育、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初步社会福利体制，在外交领域主张与英美协调，强调不要走军国主义扩张之路，而应以经济竞争为主流。在政治上，他也是风生水起——取得了贵族院的稳定支持，更是成功的将政党势力伸展到官僚机构内部。
在当时，原敬已经对军方深具戒心，他对明治体制的这一大漏洞有清醒的认识，在日记中写道：”参谋本部总是强调统帅权……动辄抬出皇室对政界施压，其谬甚也……值此之际，将此弊端一扫而光才是为国家皇室着想之策。”大藏相高桥是清向他进谏，请他废除参谋本部，以绝后患。他以徐徐图之做答。
他是否能做到，已不可而知。1921年11月4日，东京火车站内，黄昏中一闪光，一名十九岁的工人少年手持利刃刺杀了原敬。理由是原敬贪腐（倒也没有说错，原敬本人清廉，但对腐败党员维护有加，政友会政治丑闻不断），要”从恶政中拯救国民”。
我有个研究日本近代史的朋友，有一次对我深叹，原敬被其为之奋斗之人所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又说，假如原敬不死，让他把政党政治这么搞下去，说不定日本的政治、社会、经济能从此走上正轨，不至于一路奔向战争悬崖。我摇头对他说：”不成的。凡政治社会鼎革，大约都可以从形、势、术三个层面去把握。形，是长期结构性因素；势，是一时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浪潮；术，则是人们所采用的策略集合。其形赋势，其势涵术。在原敬治下，大正民主虽然风头正健，也不过是有势无形，难以持久。”
有势无形这句话怎么讲？
社会发展的势头我们都看到了，但能容纳、引导这个势头的”形”却不存在啊。
你看，原敬去世之后，自24年加藤高明组阁至32年犬养毅被海军军官刺杀这八年中，虽然政党轮流组阁，看起来花团锦簇，甚至有加藤高明内阁裁减陆军四个师团的壮举。但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却不是政党本身之力。
1922年山县有朋、1924年松方正义去世，西园寺公望成为最后一位元老。按惯例，内阁总理由元老推荐产生，于是各个政党争相奔竟于西园寺的门下，冀希于得其一颦一笑。西园寺公望这个人，在法国留学十年，深受自由主义思想教育，他本身又是朝廷公卿出身，反而比下级蕃士出身的老革命们对天皇制要看的通透。于是在他的手中，才维持了这么一个”宪政常道”。各政党之所以组阁，并不是因为在大选中获胜，反而是因为被西园寺公望挑中，利用政权辅选才能获胜。
说到底，大正、昭和初年的政党，其社会基础相当薄弱。当时的日本政党，本身并没有良好的政治组织，同大众并无多深的联系。其获取选票，靠的是对地方政府的掌握，用政府力量辅选，以及用兴办土木工程的方式来拉拢地方权贵。其财政基础，靠的是财阀的捐献（当然必须有所回报），政友会背后是三井财阀，宪政会（民政党）的背后是三菱财阀。其选民基础，则主要是农村中的中上阶层（所谓名望家），依靠他们的势力来聚拢选票。
为什么政党这么薄弱？就要怪到原敬这些人政党人士头上。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当初原敬等人同藩阀妥协，固然使得藩阀将政权拱手相让，但也使得日本政党从一开始就有急功近利、忽视政党建设的倾向——人性如此，有方便的路走，很少有人会选择荆棘。能够依靠政府政策来扩张党势，何必辛辛苦苦去做大众动员工作。
说起来，在政党的党首中，从自由民权运动以来，只有犬养毅是纯政党人士出身的，其他的人要么是军人，要么是官僚，要么是贵族，同体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党的干部中，实业界、高级官僚和媒体人士出身者又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是人事上的。在政策上，由于政党的选民基础和财政来源都不是大众，所以在施政上也并不以大众为优先。比方说，其农业政策，其用意并不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而是以城市居民获得廉价粮食为优先考虑，而这又是为了让城市工商阶层能够压低其雇工的工资获得利润（当然也有防止再次出现”米骚动”的考虑）。
这样组织起来的政党，不过是一部选举机器，很难说是民意代表。既然只是选举机器，就不免有钱权交易的事情发生，政党组织本身也难免被金钱所腐蚀。当时，党的干部以其资金背景、筹资能力排班定位。党的议员之间以”干爹”、”干儿子”相称，干爹筹措资金，发给干儿子以壮声势。据说有三十个干儿子，就能够在政府里面当个部长。
由于政党与旧体制靠的如此之近，旧体制下的社会不公，政党也自然难辞其咎、牵扯不清。前面我们讲到原敬刺杀事件，其实那个少年也是受到了一件事的刺激。当时有一个人，自称神州义团团长，跑到一家财阀家中进行暗杀。他要求土地、工厂国有、救济佃农、没收富人财产。为达成这个目的，不惜使用极端手段。少年听闻这件事，十分振奋，决定效仿之，矛头就指向了政党与原敬。这自然是认为政党与财阀是一家的缘故。
以上杂七杂八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想说，大正民主，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但这个英雄，不是刘备，却是刘表。如若渔阳鼙鼓动地来，这位英雄恐怕就只能不支遁走。这恰恰是29年之后发生的事情。
四
在任何一个国家，军队都是最危险的政治势力。它手上有枪，这不用说。它的指挥体系紧密、等级森严，这使得它可以轻易动员人力、物力。军人的生活环境又在相当程度与外界隔绝，就引发较强的向心力。它只有唯一的雇主——政府，其生存全仰赖政府拨款，自然而然比其他的职业团体多几分对政治的关心。军队又做的是组织管理的工作，习惯的是”行政”，不习惯的是”政治”。军队里面”通行的是条令，看重的是效率，讲究的是服从，崇尚的是简捷”，从这种文化里面熏陶出来的人，很难理解或同情社会和政治的复杂性。况且，俗话说，手里面有个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
历来压制军人干政的方法不多，除了意识形态灌输、特务监控之外，主要的方法就是”以民制军”（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饮鸩止渴、削弱军队，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比方说，屋大维夺取罗马之后，虽然已是事实上的皇帝，但仍然要在表面上维持共和国的一切形式，无非就是知道自己虽然是靠武力夺取天下，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必须树立政府的合法性，以使内外相制。
明治元老们当初建立政权的时候，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老革命”，军队是他们一手拉扯起来的，所以暂时还不用顾忌军队干政的问题。正相反，他们的思路是”以军制民”。这既包括”统帅权”独立，文官政府实际上无法控制军令、军政，也包括军部大臣现役制，以内阁人事为质。其他的措施也有一些，比如军队的主体从农村子弟中召来，城市”浮滑之徒”被认为不适合从军。再比如组织在乡军人会，该会由退伍军人组成，算是准官方组织，有宣传和监督民间秩序之责。
在一开始，这还没有什么问题。老革命还在，余威尚存。同时为了富国强兵，不得不”文明开化”，宪政法制理念深入城市人心（至少是部分人心），政府的正统性还被大家所认可（尽管不是大家都满意）。所以暂时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即使是这样，历届内阁都还是要寻求军队的支持。日本的军费常年占国家财政的比例是英、美的两倍以上，虽然跟整个社会穷兵黩武的风气有关，但也可以看做是内阁对军队的贿赂——买个平安嘛。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老革命一代年寿已尽，相续去世，控制日本军队的弦就断了一根（剩下唯一的元老是西园寺公望，公卿子弟出身，同军队没有什么瓜葛）。
另一根弦的断掉么，还是要从”显教”、”密教”说起。之前已提到过，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处于自相矛盾中。一方面，它要文明开化，所以还要讲讲宪政、法制（虽然残缺不全）。另一方面，它又只把宪政、法制这玩意看做是富国强兵的工具，”天皇主义”路线还是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这种精神分裂反应到教育和文化领域，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对社会大众的宣传是一套，城市里的工薪阶层和文化人知道的又是另外一套。
一个年轻人，在小、中学读书的时候（在军队里也是一样），接受的教育是天皇是国民之”主”，是国家组织的”原则”，这是国家正统意识形态。要是他祖上有德进了帝国大学，就会发现大学里面教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比方说天皇只是”约定”，实际上天皇专政是行不通的，还是要讲讲人权和制衡。但这是”密教”，只能做不能说。
万一”显教”和”密教”公开起冲突了呢？那国家就尴尬了。所以长期以来，明治的统治阶层都打的是的”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的主意——”不讨论”，推诿了事。
但这只是把问题掩盖住了而已，不代表两者的矛盾不存在。当底层大众对国家、社会现状日益不满的时候，他们就自然而然就转向理想中的救星：天皇（据说天皇是国民的家长，对国民有救护之责），他们利用国家正统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来表达自己的抵抗。对这种呼声，无论是当时的”新左”，还是”极右”都觉得可以利用。
今天我们的科教书讲日本法西斯，说是右翼运动，其实如果认真看一看他们的政见，就会发现有许多是标标准准的左派主张。北一辉这个人，之前也提起过，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理论导师。他一开始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社会主义者，反法统，反皇权，被归类为反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思想异议人士。到了中年，就改为提倡”国家社会主义”，觉得整个国家是被资本主义和城市文明所腐蚀，可以利用现有国家权威对日本实施社会主义改造。他在1919年写下了一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主张在经济上限制私有财产，企业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在社会生活方面，保护工人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劳工代表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禁止童工、两性平等等），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要怎样做到这点呢？既然当下政府名实不符，那么大可以利用统治阶级的矛盾，请天皇亲政，来打倒现行专制政府，一展胸中抱负。具体怎样落实政变计划，就要依靠一小批觉醒的军队精英来统率推动。
为什么是军队？因为据说军队是日本唯一没有腐化的政治力量，可资依靠。在当时，日本军队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不错，号称反应民意的政党却被看做是保守、腐化的象征。一方面是因为政党被体制化太甚，妥协太多，掌权也太多，以致没有清新的反对派形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军队主体由农民子弟构成，同下层联系较紧密。而且在那个阶级分化、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军队几乎是贫寒人士唯一能靠个人奋斗晋升的地方。
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关键事件。日本由于贫富悬殊内需不足，平时非常依赖国际市场。在农村，农民种粮食不挣钱，靠的是养蚕（出口生丝到美国）等副业和农村妇女到城市打工（从事又多是严重依赖外贸的纺织业）才能度日。大萧条一来，国际市场关闭，农产品价格暴跌，近三百万失业农民工也从城市涌回农村。如果以 1926 年的农户收入为基准 100，那么 1931 年时农民各阶层的收入至少减少一半以上。1930年近八成佃农已无法维持基本的生计。北海道、东北地区的农家已经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而当时的政党内阁，在救济农村方面却几乎毫无作为。
农村的困苦传导到士兵，再通过士兵传导到低级军官身上。而北一辉讨巧的将思想之左与法统之右结合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在这个时候就很得一大批青年军官的欢心，也引发了一些高级军官的野心。他们大致分为两个主要的派别：有以低级军官为主体组成的”皇道派”，希望能通过军事政变来进行国内社会改造，救济平民。有以高级幕僚为主体组成的”统制派”，其目的主要在于让军队掌握国家政权，建立军国体制，对社会改造的兴趣不大。尽管政治目的不同，他们利用民心、军心，以”显教”冲击”密教”的方式是一样的。
而此时，日本的统治阶级实际上非常虚弱，虽然外表上仍然有统治的一切形式，但自信心早已衰退。几个文人、几十个妄想的军官虽然不多，但他们背后的形势却不可小觑。对于北一辉及青年军官运动，他们的态度矛盾。一方面，北一辉法西斯思想明显是对现行秩序的挑战，另一方面却又投鼠忌器。
1931年9月，关东军突然发难，侵占我国东北。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满蒙问题意见书》中自承，关东军这么做除了军事理由之外，还有政治目的，那就是”先驱使国家加速向外迅猛发展，而后在发展途中根据情况断然实行国内改造。”换句话说，利用开战，沸腾团结民心，然后借战争动员之机，扫荡旧有一切政治势力。
面对自己豢养的鹰犬突然显出反噬之像，帝国统治者们实际上手足无措。日本政府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出兵东北的打算，面对军队的擅自行动，西园寺公望等元老重臣只能事后承认了事。对其中的危险，西园寺是知道的，他对满洲来人恳求道：”此事只能限于满洲呀！如再从满洲跨出一步，就将危及日本的国家基础。”
如果你我在那个时候当上政府高官的话，所作所为恐怕跟西园寺也差不了多少。前年（1930年），爱国主义分子刺杀了滨口雄幸首相，原因是他签订《伦敦海军条约》进行裁军，今年（1931年），三月和十月，陆军幕僚两次计划发动军事政变未遂，明年（1932年），一伙陆军士官生和海军军官突袭首相府邸，刺杀了犬养毅首相。审判之日，据说当时万人空巷，为刺杀者求情。长期积累的社会不公使群众对任何反体制的举动、任何以人民呼声为口号的义举都报以热烈掌声。
犬养毅被杀之后，西园寺原本打算继续推荐政党首领担任内阁大臣，据说宪兵司令官把军刀弄得哐啷哐啷直响，说道：”国家处于这种非常时刻，什么事都会发生。”你看，军队开始直接威胁统治者本身，而西园寺就只好转而推荐海军将领为继任首相，他以后对人言：”政治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而陆军几乎什么都干得出来。”政党么，连个屁都不敢放，原因很简单。连续几任党人首相都被刺杀，市面上多的是号称要尊皇惩奸（所谓的奸，自然就是政党人士）的狂热分子。向市民呼吁支持么，则又不可能。因为市民当初拥护政党，多半是为了表达对藩阀、官僚的恶感，而不是政党真的有什么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意识形态感召力，不过顺风顺水罢了。掌握政权以来，腐化堕落也不是假事，深深让国民失望，在气势上实在撑不下去。可见其侵染政权后衰落到何种程度。
对咄咄逼人的军队，该怎么办？西园寺有一次对来访者谈道：”在欧洲列强，平时军人也有很多工作要干，比如在非洲的深山、印度的偏远地区等，平时也几乎不断发生类似战争的事情；军人一生从事那些军事行动，并在做了很多工作之后，可获得一代功勋。军人活动的舞台和机会并不少……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有时这也并非不是必要的维持治安方策。”在这里，西园寺实际上是在暗示，祸水它引、以邻为壑，以战争消耗军队心力，才能保全体制。
这一招有它的作用。对于”皇道派”青年将校的”国家革新”运动，以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为首的”统制派”幕僚将校觉得太过激进，认为当军部可以通过合法手段掌控政府，用不着大幅度改弦更张，当军队已经取代政党成为决定政局走向的主导势力时，就应承认革命已经成功，恢复军纪保持团结。原来政治体制下的财阀、官阀及元老重臣残余势力，不妨暂时放放，只要建立国防体制，这等障碍自然可以迎刃而解。两派斗争的结果是皇道派全面落败，它在部分程度上所代表的下层呼声被镇压下去，北一辉也被逮捕处死（这是1936年二二六兵变时发生的事情。二二六兵变可以看做是军方的一次内争。可怜那些年轻军官，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只是棋子而已），从此军方通过合法手段全面掌控国家政局。
但是西园寺公望这一招也不过是饮鸩止渴罢了。战后近卫文麿有一次面对麦克阿瑟哭诉藩阀和军队其实相互敌对，他们知道万万不能同英美开战。但是面对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军心民气，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只能听之任之。明治体制到这里，已经是风烛残年了。当初伊藤博文所建立起来的宪政平衡制度，已经被破坏殆尽。军部暴走而无任何制衡可能，整个日本国家开始朝着战争悬崖狂冲过去。
五
现在我们谈起旧日本，就有一种格外惋惜的心情。当年维新志士心未必不诚，意未必不真，全国奋发，去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实在是比我们这边的软脚虾要强的太多。其成就斐然——论政治，在那个帝国主义年代，可以自存；论经济，二战之后四小龙崛起拜全球资本、技术流动之功，又有合适的国际环境，日本在没有这些优越条件的情况下能够靠自己建立一个现代经济体，实在是难能可贵。
1905年，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隈重信、松方正义、副岛种臣等老革命及一些学者一起写了一套书《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历数了这五十年来（自1854年开始算起）日本在宪政、外交、军事、财政、法制、教育、工农业、金融、科学、思想与传媒业等诸领域的发展。虽然其目的是为后代留下一份记录，但其实也不无各自夸耀功绩的意思。大隈重信在序论中夸道：”欧美之民，习见乎近代进步之速者，且以日本近时之变革为电骤风驰而不胜惊叹，然则日本之进步真神速矣。此变化之影响近及于东洋邻邦，且远于世界列国。”对英美，大偎满口称赞，说道：”日本于国家危急之际，英美两国推之挽之，其功实大，是日本民族所感谢其铭记不忘也……日本宪政能结美果者，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之政治思想由外启沃也使之然也。” 对未来，大偎更称”日本之政策以不脱离世界之潮流为要旨”，绝不穷兵黩武，扩张领土更非其所图。
应该说，序论中这些言论并非绝然虚伪，还是能代表一部分老革命的心声。如果他们知道，就在四十年后，其亲手所锻造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毁于自己的子弟手中，又该做如何想呢？是子孙不肖呢，还是咎由自取？
我这边有位老麦教授跟我讨论问题，称呼我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是，我是。我觉得人们在一开始行动的时候，最初几步选择很关键。因为这最初几步路，往往是在锻造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结构和环境。说是路径依赖也好，说是行动惰性也罢，后来无论怎么打转，往往都只是在这个套子里面转悠。再简化，就是五个字：形势比人强。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朝野制造的就是这么一个形势——”不革命”的形势。
上个学期我在上海大学旁听了朱学勤教授的思想史课程，这位老朱先生一边吐着烟圈荼毒学生，一边说道（大意如下）：旧制度下的革命有三种——大革命、小革命与不革命。大革命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合二为一，法、俄是也；小革命是政治革命，其范例是英美；不革命么，就是德、日，这看起来好像是是一条避免动荡、温文尔雅的”改良”之路。
我很赞同这个判断，明治之路确实是一条”不革命”的道路。同”反革命”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以上层的自我改革以及民间力量的附庸化（而非完全吞没民间）为标志，它的取向是发展取向（而非简单的是政权的自我保存）。
使日本走上这条道路的，是执政者与部分民间精英两造的合力。他们（至少有一部分人）一开始打得是权威主义渐进改造的主意，希望以政府专断权威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等到时机成熟，再还权与民（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不管其最终的目标是否真诚，日本的政治精英确实做到了他们所部分承诺的：在一个强势政府的推动下，社会与经济都有所发展，老百姓在长时间内也享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和一定的自由与权利。
这条道路在一开始往往风光无限，但历史告诉我们，似乎到了某一步，整个进程就停滞下来，内部矛盾演化增多，然后就是爆裂。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最终都以战争惨淡收尾，这似乎不是偶然。人们常说，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是法国的百年板荡，德、日倒是没有大革命，也是近百年的折腾啊。
这个策略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我想，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这种”改良”并不是真正的改良，因为它以消解批判为特征。伊藤博文自承说是要以变制变，在民间一方也觉得有必要配合政府维护其权威，政治诉求要”制度化”嘛。
有一种意见把改良与革命、渐进与激进对立起来，认为非此即彼，有此无彼。我对此深深怀疑，我一直觉得，改良要有革命的精神，激进要有渐进的手段。如果硬生生把它们割裂开来，就会出大乱子。拿政治输入”制度化”来说，如果它指的只是官方开个小口子、下面山呼万岁，那只是单方面的驯化而已，也往往只是意味着官方对一小群精英的政治赎买（从而隔断他们与公众之间的联系）。
这种”改良”由于消解了社会的批判意识，是很可怕的。一，它容易使人们沉溺到技术细节中去，忘记了对形、势的考虑；二，由于”改良者”吸纳了部分合理措施，成功地把反对者变成”自己人”，这使得后来的反抗者无法甄别（或无力甄别）其中的差别，往往采取玉石俱焚的攻击手段，从而被人利用；三，这种”改良”没有批评意识的伴随，很难继续深入下去，属于小富即安型，只是暂时把矛盾拖后。
在一场改良运动中，始终存在一个”批判意识/技术解决方案”均衡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史家霍夫斯塔特在评论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说：”没有这种持续的反对、抗议和改革，整个美国社会就只能象一片荒芜的丛林——就象它在某些时候曾经是的那样。”在另外一处，他叙述道，”大企业的成长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即使如此，这一过程也是在迫使它采取守势的舆论气氛中进行的……正是所有那些警告、写作、热情宣传和演说，所有那些反托拉斯宣传，迫使大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采取了守势，并创造了一种舆论气氛，使某些改革立法成为可能……如果是在一个没有向大企业权力挑战的普遍要求所影响的社会中，要获得这些改革将困难得多。”简言之，在霍夫斯塔特看来，进步主义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保持了一种批判传统。
这种批判传统在日本的”不革命”中却是没有的，也许这就是进步主义运动成功而维新变法最终失败的根由。
日本宪政史我们讲到这就算是告一段落。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个国家失败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没有一个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一个国家选择了错误的历史道路的时候，所有人都是输家，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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