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出逃记

《路易十六出逃记》，原书名为When the King Took Flight，是专攻法国大革命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谭旋（Timothy Tackett）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全书以“路易十六出逃”这一在法国大革命之中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历史事件为焦点，通过大量的历史档案、官方文献、回忆录和民间通信，抽丝剥茧地揭示出一重重导致了这一事件的社会背景和民众情绪，乃至种种阴差阳错的时机巧合。第三等级的崛起、革命情绪的涌动，以及逐渐丧失王权威仪和实际权力的国王本人，加上与跨国婚姻所带来的境外势力的参与，推波助澜，使得路易十六出逃一事看似不可避免，然而这一事件所引发的法国民众的强烈反抗情绪，以及随即导致的跌下神坛的王权，暗示了之后法国大革命不可阻挡的进程。

简评：既大又小，大的是路易十六出逃被捉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大事，小的是从微观社会史角度去考察当时人的实际思想与生活状态。语言生动易读、细节丰富，是一部很适合读的书。

国王与王后

路易体格魁梧，体态佝偻，长着肥厚的双下巴，脸上带着昏昏欲睡的神情。他跟自己仪态优雅的凡尔赛朝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沉迷于锁匠或者石工这样的活动，也使同时代的人感到困窘。据说他的锁匠导师曾经告诉他说，这样的爱好“并不符合人们对于君主消遣习惯的通常想象”

尽管有朝臣和大使们的暗讽，以及他本人的担忧，但是路易其实并不是没有头脑的。他的教育一直都得到了特殊的关照，特别是当他的父亲和兄长去世，他本人成为法国王太子，王位的直接继承人的时候。他有条不紊地致力于学习，有时甚至躲在书房逃避那些他缺乏风度也没有兴趣参加的宫廷活动。并且他取得的成就也并不平庸。最终他掌握了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凭借对于细节的良好记忆力，他在天文、地理和历史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他导师的帮助下，他尝试着翻译了英国历史学家吉本（Gibbon）的作品。他终生都有阅读的习惯，经常对他详细阅读过的报纸发表评论，并在1777年购买了一部著名的狄德罗《百科全书》。他也非常喜欢地图，对法国地理有很深的研究，并谋划着要做一次穿越他整个王国的旅行。[5]实际上，他对于事实和数据非常痴迷，这可以通过以下事实展现出来，即他详尽的打猎数据，和以一种近乎一个会计或者本笃会修士的精确记录下来的长长的清单和列表，记录着漫长岁月中所有的宫廷侍从和猎狗看管的名字和职位，记录着从他12岁起骑过的所有马匹的名字和详细信息（一共128匹），还有王家园林中所有他观测到的动物，以及他日常生活预算的每一个细节。他还记了一本详尽的私人日记，但这也同样是他所有日常活动的事实记录，其中打猎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任何个人情感或者想法的痕迹。

在他的导师认为是王权所必不可少的责任和义务方面，路易接受的教导也许比他的任何一位波旁先祖都要多，这些教导在他尚是一个男孩的时候就作为王家版的教义问答仔细抄写了下来。[7]同样无可置疑的是他也深受宗教训导的影响，他像近代早期的那些法国君主一样重视基督教的虔诚与道德。他的导师曾让他宣誓“将我信仰的宗教戒律深深印在我心中”，并且在他的一生中，他每天参加弥撒，年复一年地履行复活节义务，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下的那样。他的君权来自于神授这一点是清晰而毋庸置疑的：“我知道我能够继承王位是上帝的恩赐。”他在自己的“教义问答”第一页这样写道。也许是来自他导师的教导，或许是基督徒的责任感和家长制作风，他获得了一种强烈的信念，即国王应该对他的人民负责。“我的人民应该知道我首要的关心和愿望就是减轻并改善他们的状况……王子的慈悲应该模仿上帝的慈悲。”这种观点他在大革命之前和大革命之中都曾反复重申过。[8]同时，他似乎显示出了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希望得到人民的欣赏，对于他代表他们做出的努力，他也希望能获得人民的溢美之词。1775年，在他登上王位一年之后，他在兰斯接受加冕礼时得到的热情款待使他深受影响——他也将1786年从巴黎去港口城市瑟堡（Cherbourg）的行程称作他统治时期最欢乐的时刻，驾着马车列队迎接民众的欢呼。在他的生命将要终结的时刻，如果没有听到民众按惯例高呼“国王万岁”或者高呼时有气无力，他就会深觉悲痛。

他除了坚信君主要对人民的福祉负责之外，还对一种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抱有强烈的感受，而这种等级社会是早已为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潮所摒弃的。他还很明显地具有双重观点，两种互相矛盾的目标——一方面是大众的福利，另一方面是保持王家的特权和威仪。这困惑了整整一代人，当人们提到18世纪后期的君主时，往往将他们称作“开明君主”。这种分裂的目标所固有的困难之中也掺杂了路易本人的性格问题，他的缺乏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严重了。他病态地在自己的判断和顾问们的不同意见之间游移不定——一方面赞成改革，另一方面想要保持威严和传统——经常会觉得做出决定是一种极其痛苦的过程。根据他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后来陪同他一起去瓦伦的图尔泽夫人的说法，他“极其缺乏自信，总是很容易被说服，别人对事情的理解要超过他本人”。“他的心，”康庞夫人在他死后这样写道，“能使他看到真相，但是他的原则、偏见、恐惧，以及特权者和虔诚者的喧嚷，往往使他胆怯，迫使他放弃在对人民的热爱驱使下原初打算采纳的想法。”

1770年，国家政策和国际联盟体系为他选择了一位妻子，即未来的王后，这使得他的身份认同感变得更加复杂了。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奥地利女大公玛利亚-特蕾西亚的女儿，在十六个孩子中排行倒数第二，比路易还要小一岁。她一头金发，有哈布斯堡（Hapsburg）家族特有的鹰钩鼻和厚厚的下唇，即使算不上美丽动人，也是优雅而富有魅力的。她仅仅受过一点初步的教育，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只稍带一点德国口音，但是她几乎不会正确地拼写，对历史、地理或文学都近乎一无所知。去维也纳将这个十四岁小姑娘培训成为未来法国王后的导师，形容她非常聪明，但是也极端任性，对学习或者是严肃的谈话一类事情只能保持非常短暂的注意力。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不般配的一对：肥胖、内向、缺乏安全感的路易，以及优雅、活泼、自信的年轻公主。[12]这对夫妻潜在的不合还包括在婚姻的头七年中一直困扰他们的性生活失调，路易的生殖器畸形使得他们的夫妻生活既痛苦又艰难。一段时期过后他们仍然没有孩子，于是开始流传出这样的说法，玛丽觉得她的丈夫既烦人又令人生厌。随即有流言蜚语开始传播——玛丽四处卖弄风情，而路易缺乏男性能力。这种羞辱只可能会再次抹杀一个男人的尊严，尤其是路易的王室前辈们正是以性能力卓越而著称的。

这场灾难性的婚姻在1777年获得了一点转机，当时距离路易登基已经过去了三年，玛丽的大哥，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来到凡尔赛，试图改善他们的关系。国王被说服接受了一次小手术来改善他在夫妻生活中的表现。同时，年轻的王后也受到了兄长的严厉斥责，命令她为了她家族的国际战略，应负担起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14]约瑟夫的婚姻辅导成就斐然：接下来的八年玛丽怀孕了五次，最终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活了下来。当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路易完全被欢乐和对妻子的感激之情所征服，他对朝臣骄傲地宣布说要努力孕育更多的子孙。

特别是路易有了子嗣之后，总是非常关心此事的法国民众对路易的爱戴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对前一任君主路易十五的统治深感失望——他没完没了的风流韵事，以及国际事务的广泛失败——很多人显然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年轻的国王身上，盛赞他的诚恳、履行责任时的努力、对妻子的忠实以及对宗教的虔诚。他的温和、谦逊、远离宫廷，以及对外表的漫不经心——都使得民众对他更加喜爱。1778年出版的《秘密回忆》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说法：“没有人能比路易十六更自然，更亲切可爱。”也有很多故事流传着他对待宫廷仆人是多么仁爱而又亲密，当他打猎归来的时候，“既没有剃须也没有扑粉，身上的衣服也乱糟糟的”[16]。这种强烈的正面形象在大革命的早年得到了延续甚至是增强。

另一方面，王后却从来没有改变，乃至做任何努力去改变她即位没多久就获得的明显的负面印象。怀孕和监督孩子们学习，多少使她的行为有所收敛，减轻了她初到法国宫廷的那几年中永恒的寻欢作乐之气。尽管如此，她也从未觉得在法国的生活十分称心如意，并且总是不喜欢跟凡尔赛宫廷联系在一起的没完没了的公共仪式。她组织了一个私下的小社交圈子，围绕在她身边的是一小群富有魅力的年轻男女，其中最有名的是阿图瓦（Artois）伯爵（国王最小的弟弟）、朗巴勒（Lamballe）公主和美丽的波利尼亚克（Polignac）公爵夫人。王后被人们鄙夷地称作“奥地利女人”，成为无穷无尽的流言和嘲讽的对象。甚至还有一些胡编乱造的乱伦和女同性恋色情作品是以她为主角的。在俗艳的“项链事件”中，据说王后参与了一场数目庞大的王室诈骗案，这进一步抹黑了她的公共形象。[17]因为国王对宫廷生活毫无兴趣，王后又十分排外，很多古老的贵族家族感觉被边缘化或受到了排挤。这些家族中的部分年轻成员很快就将在大革命中拥抱那些改革措施。

虽然跟玛丽的性生活有关的大部分传闻都是彻底的谎言，但是确实有一位她的男性密友跟她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她第一次遇到瑞典伯爵，军官阿克塞尔·冯·费森（Axel von Fersen）时，他们彼此还都是青少年。她当时还是王太子妃，而他正在欧洲进行游学旅行。后来他离开了几年，在罗尚波（Rochambeau）将军麾下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但是只要军情允许，他就会定时回到凡尔赛宫中。王后从没有被法国人迷住过，却迅速地被这位英俊的外国人所吸引，他有着沉静保守的风度，与宫中的其他年轻人迥然不同。在王后的帮助下，费森拥有了自己的法国军团，并在巴黎有了一处居所。在1786年生下最后一个孩子之后，国王和王后开始再次分居，或许就是在那段时间她和瑞典伯爵的关系变得特别亲近起来。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确知他们是否真的是情侣。费森在宫中的言行总是极其谨慎，但是他们在凡尔赛附近森林中的小特里阿农宫（Petit Trianon）中有过无数次的单独会面。对国王夫妇非常了解的大臣圣普利斯特（Saint-Priest）伯爵对此事确定无疑，将费森称为王后“有名无实的爱人”——就像蓬巴杜夫人曾被称作路易十五的“有名无实的情妇”一样。不管他们身体接触的程度究竟如何，这两人之间确实有着深刻而密切的情谊——这一点清楚地显示在费森写给他妹妹的私人信件中——这份情谊在1791年国王一家出逃时将会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从18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国王、王后乃至整个法国都被卷入了一段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法国参与美国独立战争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却花费巨大，再加上效率低下和不够充分的税收体系，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日渐增强的经济危机当中，只得尽力支付所有的账单。在旧制度和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中，国王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可以永无止境地争论下去。但是路易对这一系列事件最具渗透性的影响，与其说来自于他做了什么，不如说是由于他没有做什么：因为他极度缺乏领导力、他的犹豫不决和前后不一。

​​

在他统治的早期时期，即他的祖父在1774年去世之后不久，年轻的国王看上去是以相当的努力和责任感来专注履行他的职责的。他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报告，与议员们交谈。他同外交部长的通信尽管有时显得尴尬笨拙，但依然显示出了对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把握能力。他密切地关注着发生在美国殖民地上的革命事件，而且多少对法国介入此事的策略做出了贡献，为了“支持那些向我求助的被压迫的人们”，但最重要的是指挥打击英格兰，“我家园的对手和天然的敌人”，因为它过去“践踏了法国的荣耀”。[20]但是他非常依赖两位年长议员的建议和决定，这两位就是在他刚当上国王时对他进行指导和教育的莫勒帕（Maurepas）伯爵和韦尔热纳（Vergennes）伯爵。但是随着这两位导师在1781年和1787年相继去世，80年代的经济危机也变得更加棘手，其余的大臣之中阴谋和内斗也愈加激烈，国王开始在不同的顾问之间辗转求助，并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对手头任务的力不从心。年复一年，他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捕猎，记录在他的日志中的“猎物”数目急剧上升。[21]在原则上他依然希望为“他的子民”争取最好的，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愿望，他却一直不确定且摇摆不定。18世纪80年代末期，那些在他身边的人发现他变得整日昏昏欲睡。他从前一直沉默寡言，现在似乎变得更加不善表达，寂静无声，甚至在重要的辩论中昏然入睡——还打起了呼噜。

在统治的后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激进的大臣和临时代理的大臣之间摇摆不定，在为一场激烈而彻底的革命而努力和采取反对革命的紧缩措施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在1788年年中，先是大主教洛密尼·德·布里埃纳（Loménie de Brienne）然后是瑞士银行家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占据了支配地位，路易被说服采取意义重大的行动，为磋商目前不断恶化的形势召开三级会议。但是政策上的不断起伏波动不但在整个国家造成了一种深深的不确定和动荡感，还——通过前后不一致的改革措施——使得人民学会并习惯了存在产生巨大变革的可能性。

有计划地把玛丽隔绝在所有的政策决定和会议之外——遵从国王反奥地利的导师的意见，至少王后相信是这样。但是她通过自己的能力，早就施展过一种间接的影响力来成就或者毁灭个别大臣。她在宫廷阴谋中的参与，毫无异议地对于倡导改革的大臣杜尔哥（Turgot）1775年下台和内克1781年第一次下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那时，她那身为皇帝的兄长曾经对她的“胡乱干预”表示过不满，特别是当这对奥地利的立场没有丝毫帮助的时候。但是约瑟夫二世和他能干的大使梅西-阿让特伊伯爵（Mercy-Argenteuil）成功地让王后逐渐理解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策略，也使得她逐渐理解了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并将她培训成为在法国政权心脏地带活动的名副其实的奥地利间谍。[23]在大革命即将发生之前，因为路易失去了他最信任的导师，也被各种均告失败的改革措施弄得既困惑又迷茫，他开始依赖玛丽在各方面给他提供意见。从1788年开始，他邀请她参与一些会议。甚至当她不在场的时候，有时他也会在讨论中离开房间去征询她的意见——这使得大臣们既惊愕又困惑。并且，与路易不同，王后从来不被犹豫不决或不能确定所困扰。她毫不犹豫地断定这些所谓“爱国者”和自由大臣提出的改革，是对她所信奉的一切事物的诅咒。她坚定果断地反对一切改革，而这最终也开始对国王产生影响。

在大革命爆发的最初几个月，尽管出现了一系列极其重大的事件，如成立国民议会，巴黎攻陷巴士底狱的人民起义，对贵族和神职人员特权的镇压，以及取消“封建制度”，国王却依然在法国各个阶层的人民中间受到广泛的欢迎。他在7月23日发表演说，坚持保守的贵族立场，并拒绝承认国民议会的存在，这使得爱国的代理人们深感失望。但是在接下来一连串匆忙的事件发生之后，局面开始朝着对大革命有利的方向发展，人们也就很快原谅了国王。大部分爱国者都仍然确信他的本意是好的，他争取的是整个民族的最大利益，这只是一个听信了谗言的好国王的经典案例罢了。后来的发展似乎提供了证据表明路易一度抛开了他那个阶层的一切“偏见”，真心实意地支持大革命。在攻陷巴士底狱一周年那天举行的联盟节（Fête de la Fédération）上，对于君主的正面印象再次得到了加强。就是在这里，在几十万名欢呼的民众面前，朱斯坦·乔治、埃蒂安·拉代和其他来自瓦伦的国民自卫队队员见证了路易在“祖国祭坛”之前举起手，宣誓表示支持新宪法。每个人都知道，对路易这样十分的虔诚的人来说，这样的宣誓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于是胜利的愉悦很快就传播开来，大革命已经成功，并且君主确定无疑地站在人民这一边，恰如其分地配得上“法国国王”这一称号。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知道这一流传很广的场景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一种美好想象的产物。早在1789年6月初，路易就被爱国代理人们对他的长子悲惨地去世表现出的漠不关心激怒了。1789年9月国民议会没有能够授予他绝对否决权，他对此也十分不满。但是对于路易和王后来说，那一年的关键无疑是可怕的“十月事件”（October Days）。在10月5日和6日，几百名巴黎妇女，后来还有几千名荷枪实弹的国民自卫队队员在凡尔赛游行，强迫国王将他的居所搬回巴黎。王家随从们都不能忘记王后一大清早在宫殿走廊里奔走逃命的景象，她身上只穿着晨衣，侍女和孩子们紧紧跟在她身后。[25]我们已经无法确知那些追逐她的人是想要伤害她，还是只想跟她谈谈，讨一些面包吃。但是玛丽本人确信她刚刚极其惊险地逃脱了一场谋杀。王室一家当天下午坐着缓慢的马车驶回巴黎，一大群粗野而吵闹的男女就跟在他们身后——王家卫兵耸立的长矛尖举在人群上头——只会让这样的体验更加可怕可厌。

逃亡

主要由王后推动的跟外国政权的长期谈判，结果却是非常令人沮丧的。许多周边国家的君主，虽然对国王一家的窘境抱有同情，但是对于做出承诺却表示犹豫，除非其他大国也同意参与其中。王后对于自己的亲哥哥利奥波德本人的谨慎态度尤其感到失望，后者在1790年约瑟夫去世之后成为奥地利皇帝。最后直到1791年6月底，利奥波德才直接表示，同意提供钱和军队方面的全力支持。但即使这时皇帝也特别指出只有当国王逃脱之后，并处于一个可以独立做出行动的地位之时，他才会提供援助。

对于逃亡行动的过程，布耶和费森最初都大力建议国王一家分成几个小组，乘坐小型的不引人注意的交通工具，以便快速地冲向边境。而这一建议正是国王的弟弟“大亲王”所采取的策略，在国王夫妇逃亡的当天晚上，他化装成一位英国商人，毫无阻碍地逃到了布鲁塞尔。[43]但是国王和王后坚决不同意分开行动，也不同意不跟他们的孩子或者国王的妹妹伊丽莎白一起走。王后还坚持要带着孩子们的两位保姆，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他们很快又加上了一位家庭密友达谷（d'Agoult）侯爵，作为出现问题时的“向导”和发言人，还有其他三位伪装成马车夫的贵族作为保镖。最后，参与行动的总共有十一个人，这样就不可能只乘坐一辆马车了。

但是布耶要操心的还有国王本人是不是靠得住这个问题。他自己曾经设想过要不要邀请达谷侯爵跟他一起逃亡，以弥补国王本人缺乏旅行经验的问题。然而，在最后关头，国王一家又抛开了达谷，以给女家庭教师图尔泽夫人让出位置，而图尔泽夫人一听说这个逃亡计划就提出要带着她的报酬一起上路。布耶还担心，国王可能永远下不了足够的决心去执行这么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很可能会在最后一刻突然反悔，而作为同谋的布耶只能束手就擒，被控以叛国的罪名。[58]而国王一再推迟出发的日期，更加深了布耶这样的恐惧。逃亡的日子起初定在5月底，然后变成了6月初，接着再一次又一次地推迟到6月12日、15日，乃至19日。[59]更加不幸的是，布耶一直到6月15日才知道国王一家又再次更改了出发的日期，改到了20日。当时，布耶将军已经下达了所有的指令，他的部队也开始行动，准备就位了。这些不得不修改的命令，最后东拼西凑在一起，很可能会造成许多微小的错误和矛盾，最终影响整个庞大计划的顺利实施。其中问题最严重的可能是，一个骑兵分遣队将会被迫在途中露宿一夜，这会引发当地居民的强烈不安和巨大怀疑。

奥地利大使梅西-阿让特伊十分清楚这一点。在整个冬天和春天的漫长通信过程中，梅西反复恳求王后向国王反映逃亡会带来的后果，以及一旦失败又会引发什么样的局面。梅西声称，国王和王后大大低估了大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在目前阶段，逃亡已经不太可能了。每个村庄都会是你们前进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我一旦设想行动失败会是一场怎样的灾难，就忍不住瑟瑟发抖。”他明白当时的情况令人沮丧而不快，且国王已经丧失了他大部分的权力。但是这位奥地利外交官力争国王一家最好还是静待风暴平息。“如果您能坚持待在巴黎，大革命分子制造出的那些疯狂的产物迟早肯定会自己崩塌。”但是，选择“这样极端的行动（逃亡）几乎已经不可避免地注定了国王一家的命运”

在离开沙隆一路向东走向洛林边境的过程中，国王一家的心情都极度乐观，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过了最后一个大关，马上就要投向舒瓦瑟尔公爵和他的骑兵们的保护了。国王手头有详细的旅行日志，所以他知道他们已经比原计划的时间安排落后三小时了。但是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会是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在松韦斯尔附近一个位于离村庄不远的主路上的驿马站进入视野时，他们欢乐的兴致就突然中断了。在他们面前开阔的一望无际的农田里，并没有任何军队的踪影。瓦洛里小心地打探了消息，发现骑兵确实在这里驻扎过，就在驿马站附近一个小池塘边上。但是骑兵队已经被当地的农民弄得心烦意乱，一小时之前，他们刚刚离开了。刚开始国王一行认为舒瓦瑟尔可能只是把他们沿着大路带到了远处一个安静些的地方。但是当他们到达下一个驿马站时，舒瓦瑟尔和他的骑兵却依然不见踪影。当国王一家在刚刚降临的暮色中驶向圣梅内乌尔德城，远处就是阿尔贡森林那漆黑的暗影时，他们，用图尔泽夫人的话来形容，已经深陷“极度的焦虑”之中。

当他们刚离开瓦伦的时候，伴随在他们身边的是六千名国民自卫队队员，遵照一种类似的命令排成两列，由巴黎的自卫队队员和信使拜翁（Bayon）带领着。但是在他们一路向西的时候，乡下人从各个方向源源不断地出现：男人、女人、孩子，经常是整个村庄全体出动，坐着运货马车或者是徒步，带着各式各样匪夷所思的武器。这些人数量众多，从路上满溢出来，散布在周围的田野上，像一大群蜜蜂那样紧紧跟随着，这让旁观者感到十分震惊。保镖穆斯蒂耶后来回忆说，这些“数不清的群众”，“男女老少都有，带着火枪、军刀、干草叉、长矛、斧头或者镰刀”。代理人佩蒂翁（Pétion）在旅途的后半程一直陪伴着国王一家，他的回忆大同小异：除了自卫队队员之外，还有“老人、女人和孩子，有些带着镰刀或者长长的烤肉叉，其他人带着棍棒、刀剑或者是古老的枪支”[41]。有些人赶来仅仅是想要看看国王和王后，他们之前不但没有见过，也从没有想象过能见到他们俩。其他的城镇或者乡村自卫队队员，则是赶来保护国家和国王的——最初曾有谣言说国王遭到绑架了。这差不多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把自己的旗帜和五颜六色的新制服派上用场，之前都只是在城里广场附近游行的时候才有机会穿。人群有时甚至是欢欣鼓舞的，特别是当国王的车队经过前一天晚上发生过恐慌的那些地方。人们兴高采烈，载歌载舞，为了国家和国王的健康而频频举杯。市长们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模仿着他们之前在国民议会的辩论中听到过的花言巧语。忠诚的图尔泽夫人震惊地听到很多当地的权贵滔滔不绝地指责国王，急不可耐地教训他这样抛弃自己的子民，使他们陷入恐慌是多么轻率的行为——即使他只是听信了叛国者的劝告。她认为，这些城镇的官员“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为自己的胜利而自豪，并羞辱国王一家。用刻薄的谩骂来摧毁不幸的国王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乐趣”

巴黎

在6月21日之后，已经很难找到哪怕一张报纸——除了那些最保守的保王党——愿意对国王发表任何正面的评价。《巴黎编年史》（The Chronique de Paris）提到了国王的“背信弃义”，在策划逃亡行动时的“残暴而黑暗的伪装”。一向态度温和的《佩尔勒日报》（Journal de Perlet）对比了国王之前的声明和他的最新宣言。编辑质问道：“人们还如何能够相信国王说的任何事情？”[29]严肃的反应，名副其实的潮水般的嘲讽，以及对于国王的反感和厌恶，给当时的旁观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报道甚至开始评论国王的怯懦行为，他放弃了自己的朝臣和保王党，把他们都丢给了愤怒的民众。在洪水般泛滥的文章和小册子里——在之后的三个星期里出版了一百多种——他被冠以各种各样的标签，比如“叛国者”“骗子”“懦夫”，或者仅仅是“虚伪的路易”。“试着想想你所能想到的最侮辱人的措辞，”巴黎的学者兼书商尼古拉·吕奥（Nicolas Ruault）这样写道，“就是这样你也还是低估了当时实际说出的那些话。”瑞士作家埃蒂安·杜蒙（Etienne Dumont）说：“没有一种耻辱的绰号，没有被人毫不留情地反复提起，伴着冷血的嘲笑。”

国王的审判

到1795年，1791年仲夏夜逃离巴黎的六名王室成员及随从中，仅有两名苟活于世。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叛国行为更为恶名昭彰，远甚于她的丈夫（她甚至将法国的战争计划偷偷传递给了奥地利），同年10月，她步路易后尘，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国王的妹妹，伊丽莎白，仅因为她的姓氏波旁和对王兄的忠诚而获罪，于1794年5月被斩首。一年多后，被保王派称为“路易十七”的年幼王太子，在狱中病逝。他的姐姐本来也可能会遭遇同样的命运，然而剧情就是如此讽刺，她于1796年因交换战俘让-巴蒂斯特·德鲁埃而被释放了。让-巴蒂斯特·德鲁埃是一位在阻止国王出逃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人，也是国民公会的成员、投票处死路易的人。他两年前和法国军队执行任务时曾被奥地利抓获，回到巴黎后又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惊异的险境，他徘徊于法国、牢狱和政治中，结了婚，在另一个外省城市获得了新的身份。最终，于1824年在那里安然长逝。

1791年，大部分保王党的结局远远好过他们的爱国主义对手。9月大赦获释出狱后，舒瓦瑟尔、戈格拉、达马和三名保镖很快投靠了流亡在外的布耶将军和他的儿子们。除了布耶外，所有人都在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幸存了下来，1814年后重返法国，被保守的复辟政府奉为英雄。阿克塞尔·冯·费森也在大革命中幸存。凭借一身非凡的胆略，他于1792年2月从流亡地布鲁塞尔潜回巴黎，在杜伊勒里宫见了王后最后一面。18个月后，他被玛丽遭到处决的消息压垮，回到了瑞典。“要是我能够和她一起死该多好！”他在给妹妹的信中绝望地写道。他终生未娶，即使在瑞典拥有显赫地位，也一直对王后怀着深切的情感。1810年6月20日，他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民众起义中遭到屠杀。此时距离他发动那场著名的、几乎改变了法国命运的国王出逃事件，已经过去十九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