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的多重人生

大卫．梅西

说明：由于本书是台版，人名及属于不符合大陆标准规范。福柯是极其重要的思想家，晚年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作为反苏的自由主义左翼）。福柯继承的尼采、弗洛伊德，在非理想主义、后现代主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后现代主义在现代被极左翼和极右翼发展为基于民粹主义的反启蒙。启蒙主义对万事万物可理解，人类理性将会胜利的乐观消失不见。而这种后现代悲观图景也促进了某些反建制野心家的人类末日预言自我实现。现代性当然有问题，反现代反启蒙的范式则更加可怕。

童年

在一段大方得出人意料的颂词当中，对傅柯有过严厉批判的德国哲学家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写道：「在我这个世代针对我们这个时代提出诊断的哲学家当中，傅柯对于时代精神造成了最为长久的影响。」

马松也受傅柯医生诊治，傅柯医生则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表达友好，向他展示了一具死产的婴尸，尸体上有个罕见的伤口，使得脑膜局部暴露出来。后来这位画家就以这具尸体为主题，绘制了一幅线条流转的怪异画作，送给傅柯医生。米歇尔．傅柯在父亲死后继承了这幅画作，多年来都矗立在他写作的书桌上。这幅画现在由他弟弟持有。

巴黎高师

傅柯与阿图塞在一九四○年代晚期成为好友，前者深深受益于年纪较大的阿图塞所提供的忠告。傅柯就是因为阿图塞的建议而拒绝以住院方式治疗自己的忧郁问题，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也深受「老阿」影响：这是阿图塞在巴黎高师的暱称。他们发展出来的这段极为真实的友谊，不但不因各种政治差异与歧见所减损，也在痛苦的个人悲剧之后存续了下来。此外，这段友谊也不受阿图塞经常对身边的人抛出的挖苦讽刺所损伤。阿图塞对傅柯的评语不全都是好话。当他得知傅柯正在研究疯狂，还在圣安娜精神病院待了不少时间，于是在年轻的英国史学家约翰生（Douglas Johnson；他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间待在高等师范学院）面前说，傅柯应该要被关在那里。

阿图塞后来在一九六○年代打造出一种高度智识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意识」概念是其中的基本元素，意指一种意识形态或理论架构，任何概念都必须要有这种架构才能够存在，也才能够受到研究。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年轻的傅柯具有杰出的工作能力，他不论对什么事物都会记下笔记，并且整整齐齐地收藏在盒子里。他不时会遭受忧郁症严重发作所折磨，也是众所周知。

在哲学方面，傅柯年轻时期的法国智识界自然是受到现象学支配，而法国存在主义的两大支柱则是沙特的《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éant,1943）以及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1945）。不过，声称沙特彻底支配了文化界的说法并不精确。他在哲学、文学、戏剧、新闻等众多领域当中的各种活动，通常掩盖了一项事实，也就是对于许多人而言，战后那些年的主要发展是重新对黑格尔感到兴趣。

傅柯后来谈到自己的智识形成，他说那是奠基在为了「抵抗」沙特与黑格尔而阅读的众多作者之上：包括尼采、布朗修与巴代伊。57实际上，他看起来不太可能在求学时代读过尼采；庞格认为他接触《不合时宜的考察》（Unzeitgemäßen Betrachtungen）这项关键经歷是发生在一九五三年夏季，也就是在参加教师资格考之后，58而傅柯早期的书写当中完全没有提到尼采，强烈显示庞格在这一点上的记忆应该正确无误。此外，傅柯实际上也在一九八○年代的一场访谈里证实了他的说法。59傅柯声称自己在一九五○年怀着想要成为「尼采式共产主义者」的抱负而加入法国共产党，比较是事后回顾所投射的想法，而不是准确的回忆。

年轻的傅柯也阅读关于科学史的文本，这在他后来的着作留下鲜明的印记。举例而言，巴舍拉对于「科学理论的不连续性」所提出的思索令他颇感兴趣，但巴舍拉对他比较是一般性而不是特定具体的影响。

明显可见，到了一九五一年傅柯参加教师资格考之时，他已经对那个即将属于他的领域感到兴趣，那个由科学史、海德格式（以及后续的尼采式）哲学论述以及某种文学视野所划定的领域。他这个跨学科领域又进一步受到他对心理科学日益成长的兴趣所影响。

直到一九四七年，拉葛许（Daniel Lagache）才创立了第一个心理学的学位。他刚从任教数年的史特拉斯堡大学转到索邦大学，接替纪尧姆（Paul Guillaume）成为社会心理学教授。

傅柯在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方面的知识不只是来自于听课。窦梅宗也鼓励学生前往圣安娜精神病院这家服务巴黎中心地区的大型精神病院从事观察。

傅柯在一九五○年春季进入教师资格考的最后关头。他也在这一年终于加入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在二战时崛起，成为法国最重要的政治团体，并在一九四五年赢得五百万张选票。到了一九四七年中，党员人数达到九十万人的高峰。威权、高度中央集权而且纪律严明，这个党是典型的史达林式政党，对于总书记多列士（Maurice Thorez）也有一种颇为荒谬的个人崇拜。他在阿图塞的敦促下取得党证，而阿图塞则是在两年前做了相同的决定。

傅柯后来曾说，众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广泛感到兴趣，是「一种手段，藉此延长那种对于另一个世界的青少年梦想」

一九五三年初，苏联九名医生被指控谋杀斯大林事件令他留下「不愉快」的回忆，导致他退出法国共产党。终其一生对法国共产党极为厌恶，对于苏联也深怀成见。

法国教育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小学与大学都同受教育部的直接管辖。因此，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两个领域之间移动，理论上应该会比较容易。法国有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其实从来不曾在大学任教，沙特与阿兰就是两个明显可见的例子。傅柯最早见到伊波利特也是在亨利四世中学。即便是像阿居隆这么杰出的史学家，与傅柯同期就读巴黎高师而且后来在法兰西公学院担任教授的他也曾经在中学担任实习教师。不过，进入大学教书绝非必然，而许多资格考及格教师也对于被派往中学教书感到沮丧。更糟的是，他们有可能被派往全国各地，所以离开巴黎一直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教师

傅柯透过穆希（Robert Mausi）这位高师的同学牵线，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首度与罗兰．巴特会面。28当时四十岁的巴特还不是知名人物。他年轻时期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一家肺结核疗养院里，因此没有机会参加教师资格考：这是每个想要开创学术事业的人都必须通过的关卡。

巴特与傅柯拥有相同的兴趣，但他们也非常不一样。举例而言，他们的政治观点彼此不同，讽刺的是两人的立场后来在一九七○年代互相对调。在这个阶段，巴特仍然依循一套准马克思主义的架构，而傅柯则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虽然都是同性恋者，看待同性恋的态度却也极为不同。把傅柯在一九五○年代的表现称为「出柜」虽有时代错置之嫌，但他的性倾向对于他的朋友与弟弟而言确实都不是秘密。他的母亲大概也知道。相较之下，巴特对于同住的母亲极力隐瞒自己的性向，并且成功瞒到她在一九七七年去世为止。尽管如此，他们两人还是成为密友，也是偶尔的爱人。

一九五七年夏天，一场颇为不同的邂逅在巴黎发生。傅柯为了找寻「我记不得是什么书」而走进「卢森堡公园对面的那间大书店」；换句话说，就是走进廓堤（José Corti）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书商暨出版商开在美第奇路（rue de Medicis）的书店。当时廓堤正忙着和一个朋友谈话，傅柯在等待之余开始浏览起一套老旧的黄皮封面丛书，出版社是勒梅赫书店（Librairie Lemelle），以出版高蹈派诗人的作品最为知名。他因为一时好奇而开始翻看其中一本。这本书是黑蒙．胡瑟勒的《视野》（La Vue），一首二千行的诗作，描述刻在笔筒上的一幅海滨风景画。傅柯立即注意到《视野》与霍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窥视者》（Le Voyeur, 1955）之间的相似性。他没有听过胡瑟勒这个人。等到廓堤谈话结束之后，傅柯怯生生地问他胡瑟勒是谁。「廓堤以一种宽容的怜悯眼神看着我，说：『这个嘛，胡瑟勒……』我立刻明白我应该要知道黑蒙．胡瑟勒是什么人，于是我又以同样胆怯的姿态问道我能不能买这本书，毕竟这是他店里贩售的商品。结果，这本书的昂贵价格让我吃了一惊，或者该说是颇感失望。」29接着，廓堤建议傅柯看《我的某些书是如何写的》（Comment j’ai écrit certains de mes livres）。在后续几年里，傅柯陆续取得胡瑟勒的完整作品；他找到一个新的热中对象，几乎可说是一项痴迷，但没有向别人透露自己的这项秘密爱好：「我有几年对他深深喜爱……而且完全没有人知道。

瑞典法国文化中心

乌普萨拉大学有少数阿尔及利亚学生，他们也举行聚会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所领导的独立运动。傅柯和这些学生有些接触，也邀请了其中一些人到他的房间共进晚餐。他对阿尔及利亚人追求的目标依稀怀有一些同情，但不是激进的支持者。32
尽管有这样的同情，他对于卡缪获颁一九五七年诺贝尔奖所发表的演说却也深感惊艳。傅柯身为法国文化中心主任，因此参与了卡缪来访的准备工作，在十二月十日当天也在场聆听卡缪发表得奖演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过后两天，卡缪参与了举行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场辩论，一名阿尔及利亚学生质问他为什么没有採取支持独立的立场。随着讨论愈来愈激烈，卡缪在愤怒之下说出了这段恶名昭彰的话语：「我向来谴责恐怖行动，我也必须谴责受到盲目运用的恐怖主义，例如阿尔及尔街头上的那种恐怖主义，尤其是那种恐怖主义有一天可能会伤及我的母亲或者我的家人。我信奉正义，但要我在母亲和正义之间抉择，我一定先捍卫我母亲。」

华沙大学法国中心

根据傅柯所言，从瑞典迁往波兰乃是从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民主国家」搬到「一个运作『不良』的人民民主国家」。

两件事情特别引起傅柯注意。一方面，波兰人认为这个政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以及占领行动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党与政府是他们被迫与之共存的外来集团。另一方面，悲惨的经济状况则被视为战争的痛苦续章。一切事物都带有一种应急和临时的意味。41对于他大多数的学生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令人作呕的东西，是一项根本无用但他们又不能不学的理论，就像法国学童可能必须学习天主教的教义问答一样。42不过，天主教在他们眼中代表一种消极反抗的形式：「许多人都去望弥撒，但他们这么做纯粹只是为了表现自己反对政权的态度。

汉堡法国协会

对于在一九六六年写作的傅柯而言，人之死代表了不可能再继续以人的抽象概念进行思考；自主人类主体的这种高尚概念已因为精神分析、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发现而不再成立。在一九六一年的博士论文里，他挪用了一种荒凉惨澹的尼采式观点，认为在这个后神学世界里，由神明保障的人这种概念已经问题重重。《词与物》的着名公式实际上有一套完整的歷史或者史前史。

疯狂的歷史

西方的理性就是在慈善救济所这类机构当中遇见甚至创造了其所认为的疯狂人物。这些机构收容了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放荡者、梅毒病患、鸡姦者、炼金术士、亵渎神明者，以及其他各种非理性的代表，各种违反古典理性准则的人。

监禁并不是对疯狂施以住院治疗的一种刚起步的粗糙手段，而是在理性统治下，疯人和其他各类人都同样被认定为非理性而全部遭到监禁。

监禁特定人的决定也许是基于医学理由做成，但非理性的实务定义却是由法律、社会甚至神学的论述建构而成。

柯区分出此一意识的四种型态：批判、实践、发言与分析。27对于疯狂的批判知觉或意识，基本上是一种谴责，这种谴责对于自身的理性充满自信，认定自己没有发疯；而实践意识则主要是察觉到个人偏离了群体或社会的常态。后者涉及划定分界线，并对踰越此一界线的人提出谴责。发言意识的存在仰赖于「他疯了」这项陈述，但不对疯狂的成立或不成立做出判定，因此有可能逆转成为相反的认知，从而能够造成无尽的反讽，就像狄德罗的《拉谟的姪子》（Le Neveu de Rameau）这部文本所出现的那种状况。后来傅柯曾经颇为详尽地加以分析，认为这部文本彰显了「任何一种判断形式只要把非理性谴责为来自外部而且不属于其本质，就必然会有不稳定以及讽刺性反转的情形」，28原因是这部文本引介了「这就是你的故事」（de te fabula narratur）这种主题。分析意识检视其对象的形式、现象与显现方式。对于意识的这种型态而言，疯狂不具神秘性，只是其各种现象加总而成的整体而已。分析意识提供了客观理解疯狂的基础，也终将支配疯人院时代，就像实践意识支配了古典时期一样。

傅柯虽然获得可观的声望，也赢得同侪的敬重，但也不免受到抨击：巴黎知识圈并不是非战区。最早的一项攻击，而且就个人层面而言也对他伤得最重，就来自他的身边。一九三○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德希达，在一九五○年进入高师就读，一九五六年参加教师资格考。在高师期间，他与阿图塞还有傅柯的关系相当亲近，对于傅柯的课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他后来自称是对傅柯「深怀仰慕与感激的学徒」。112德希达在一九六三年就已享有高度的哲学名声，他出版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翻译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Origin of Geometry）并撰写导论，结果赢得卡瓦耶斯奖，得奖原因是对现代认识论有杰出贡献。一九六三年三月四日，在索邦大学任教的德希达发表了对哲学公学院的第一场讲座，主题是「我思与疯狂史」。
德希达的讲座在一开始先对傅柯称颂了一番，接着却对《疯狂史》提出极为严厉的批评。这本书「在许多面向都令人深感钦佩，其中的启示与风格都非常强而有力」，德希达相当有幸能够跟从傅柯学习。不过，他是一名学徒，而学徒与大师展开对话之后，他的意识是一种苦恼的意识：「学徒无尽的苦恼，也许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或是尚未向自己揭露的事情：大师也许就像真实生活一样总是缺席。因此，我们必须打破玻璃（glace），也许该说是打破镜子，打破反射，打破学徒对大师无尽的猜测，而开始发言。」113
接下来，德希达开始向台下那群包含傅柯在内的听众尽情发言。他针对两个面向发动攻击。首先，德希达质疑傅柯对《沉思录》的第一个沉思所採取的解读。在第一个沉思里，笛卡儿思索自己有没有可能否认自己的双手和身体实际上属于他所有。他断定指出，这么做就像是穷人自以为富有，像是一丝不挂却自以为身穿华服。他对这样的思索嗤之以鼻，认为这么想的人根本就是疯了，而他若是效法这种人的行为，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疯狂。在《疯狂史》里，傅柯认为这段文字代表古典理性充满自信的确定姿态。114古义耶在论文答辩时曾对这项解读略微提出异议，但傅柯对于自己解读笛卡儿的观点似乎没有赋予高度的重要性。《疯狂史》的节略版在一九六四年推出时，这个段落就是受到删除的其中部分内容。对于傅柯在极为简短的序言里提及的「这本书的整体要旨」而言，这个段落大概不具关键地位。然而，德希达却指出：「傅柯这整个研究计画的意义，可以浓缩于这几页引经据典而且稍微带有谜样色彩的内容。

德希达首先针对傅柯引用巴斯卡的那句话的意涵进行解析：「人皆不免疯狂，因此若有人不疯狂，即是给予疯狂一个疯狂的转折。」傅柯试图书写疯狂本身的歷史，阐释一项沉默的考古学。德希达认为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这项沉默所进行的考古，难道不会是最有效也最细腻的一种重新开始，也就是重复打压疯狂的那种行为？」117要逃离遭放逐之疯狂的总体语言，唯一的方法就是保持沉默，或者跟随疯子一起流亡。换句话说，傅柯使用的仍是理性的语言。德希达不禁「把傅柯的这部着作视为一项强而有力的保护与监禁之举。一种二十世纪的笛卡儿式举动。一种负面性的再生」。118
第二，德希达认为傅柯採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在这种方法当中，结构总体内的一切都以环形的方式绑在一起……结构主义的极权可能造成（opérait）一项限制了我思的行为，而这项行为可能（serait）与古典时代的暴力属于同一类型。我不是说傅柯这本书是极权的……我是说这本书偶尔有成为极权的危险。

傅柯的书写当中确实极少提及德希达，而只要提到就没有好话。

词与物

《词与物》的最后提出一个在大多数读者心中萦绕不去的意象，也不免影响了所有关于这本书的辩论：「对我们的思想进行的考古，可轻易揭示人是一项近期的发明。而且，人的末日可能已经近在眼前……我们大可打赌人将会消失，就像一张画在沙滩位于海水边缘（limite）的脸。」

在夏普萨的访谈里，傅柯首度开始提到自己的作品可能含有明确的政治面向：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彻底摆脱人文主义，所以就此而言，我们的工作就是政治工作。拯救人、重新发现人当中的人性元素，等等……是所有那些啰哩叭唆的许诺的目标，想要在理论上与实务上把，例如，马克思与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调和起来……我们的任务是要让自己完全摆脱人文主义，所以就此而言，我们的任务是一项政治任务，因为所有的政权，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会高举人文主义旗帜而偷渡劣质货……我们必须谴责所有这些神秘化的行为，就像阿图塞与他那些勇敢的同志在法国共产党内抗拒「德日进马克思主义」一样。

他所谓的「德日进马克思主义」指的是葛侯迪，尤其是莫诺（Jacques Monod），想透过宇宙创生论把人文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把科学与信仰结合起来的尝试。一九六七年，在阿图塞探讨科学家的「自发哲学」的一门讲座课里，抗拒德日进马克思主义即是其中的主题之一。

在西蒙．波娃的小说《美丽的形象》（Les belles images, 1966）里，主要角色是一名建筑师与一名在广告业工作的女子，这两人在傅柯的新群众当中也许是相当典型的人物，他们对于获取商品以及「形象」的着迷远胜过其他一切。他们和他们的朋友都看相同的期刊，而那些期刊轻易说服他们「人的概念必须修改，而且可能会消失；那是十九世纪的发明，现在已经过时了」。102波娃自己公开表示，她讽刺的对象不仅限于傅柯读者群当中那些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傅柯本人。在她眼中，新小说、《原样》，尤其是傅柯，「为资产阶级意识提供了最佳的托词。他们压抑歷史、压抑实践，也就是压抑奉献，并且压抑人」。

1968年

突尼斯在一九六七与一九六八这两年动盪不安。在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以阿战争期间，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造成新一波的反政府抗议运动，但也沦为反犹太暴动，导致突尼斯市中心由犹太人经营的店家遭到纵火及劫掠。傅柯对于自己目睹的景象深感惊恐，试图向部分学生示威者表达不认同那样的做法。这些示威者试图标举支持巴勒斯坦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但是反锡安主义与反犹太主义之间的区别已不再有用，就连富有政治见识的人士也是如此，种族意识逐渐主导抗议运动。

为了对他们的巴勒斯坦手足表达支持，学生与青年群体于是攻击并放火焚烧犹太人的房屋。傅柯在六月七日写给康纪言的一封信里描述自己目睹的情形：
至少有五十处失火，一百五十家或二百家商店遭到洗劫，而且明显是最贫穷的店家；壮丽的犹太教堂遭人闯入破坏，地毯被拖到街上践踏焚烧；许多人在街上奔逃，躲进一个街区里，而暴民又想要对那里放火。在那之后则是一片寂静，窗户都盖上遮板，那个区域空无一人或者几乎没人，儿童玩着坏掉的小东西……民族主义加上种族歧视，形成某种非常可怕的东西。要是再想到学生因为他们的极左派倾向而对这一切也助了一臂之力（还不只是一臂之力），实在是令人深感悲哀。让人不禁纳闷的是，到底是因为歷史的什么古怪诡计或者（愚蠢），马克思主义竟然会造成那样的情形（并且为那种情形提供一套词汇）。

傅柯当时没有公开评论或书写他在突尼斯的见闻与经验。他对学生的支持虽然实际、公开而勇敢，却从来不曾表达于公开的文字，直到一九七○年代他才开始谈论这些经歷。一九七○年代的傅柯对于自己认为「无可容忍」的事情总是会立刻提出谴责，绝不可能像那样保持沉默。所以，我们只能猜测正是在突尼西亚的经验，促成了后来这个更为积极发声的傅柯出现。

一九六八年秋天返回巴黎的傅柯，已经变了一个人。他经歷了政治上的战火洗礼，也首度直接遭遇到他后来还会经歷许多次的状况，也就是警方的暴力对待。他的外表也出现变化。他在突尼西亚首度把头发剃光，从此终其一生每天早上都会剃发。他在几年后对庞格说，这样使他再也不必担心掉发问题；1但他告诉别人的说法则是，剃发是为了揭露自己真实的面容。傅柯就此创造了他的个人形象，成为许多照片当中瞪着一双明亮大眼的那个熟悉人物，几乎总是穿着白色高领毛衣，藉此省去熨烫衬衫衣领的麻烦。

随着傅柯倾向左派，他的着作也因此成为期盼中的日常生活革命的文化基础设施。《疯狂史》此时尤其成为一本不一样的书籍。这本书在一九六一年主要被视为学术着作；一九六八年之后，却被放在「以政治行动以及普遍性的反压迫感受为特徵的一种社会运动」这样的脉络当中阅读。

《疯狂史》成了所谓反精神医学运动的关键文本。8这本书的地位变化有一大部分是受到英国的发展影响。在英语世界里，卡斯特从学术角度针对这本书所写的第一篇介绍文章，其引人注目之处主要是这本书没有英文版。等到《疯狂史》的英译本出现之后，几乎立刻就成为一九六○年代晚期「反文化」的代表。霍华德的翻译不是全本。一九六四年，傅柯为了让这本书纳入10 /18 口袋书图书馆丛书当中出版，亲自缩减内容，篇幅减掉一半以上。早在许久以前就已绝版的这本节略版，让许多读者初次接触到傅柯。对英文读者而言，这个版本是他们认识傅柯唯一的管道。也许是因为商业考量，所以当初翻译的就是这个版本，再添加一些原始版本当中的材料。9这部书名《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的译本，由纽约的万神殿出版社（Pantheon）于一九六五年出版，两年后又由伦敦的塔维斯托克出版社（Tavistock）出版。颇具意义的是，这部英译本由库珀（David Cooper）撰写序文，他是反精神医学运动里的重要人物。他写道：
如同傅柯在这部非凡的着作里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明白指出的，疯狂是一种在极端状况当中掌握真相基础的方法，而我们对于自己的作为所拥有的确切理解即是奠基在此一真相上。疯狂的真相就是疯狂本身，而疯狂本身即是一种视界的形式，因为在既有的社会手法与策略型态面前选择遗忘而摧毁了自己。

激进教授

一九七一年秋，无产阶级左翼认定福法纳（Moussa Fofana）这名负责在北方执行任务并在比利时卧底的成员是叛徒，而且是警方的线民。福法纳被告知武装抗争即将展开，并且被诱入一座他误以为是军火库的洞穴。他的同伴掏出枪枝，对他说他已经遭到人民正义判处死刑。他接着被告知他的刑罚暂缓执行，并建议他从此销声匿迹。他同伴手中的枪并没有装填子弹。
《人民事业报》指出，只有真正的人民正义能够判处并执行这样的刑罚；对秘密性的要求，与人民法庭在本质上要求公开是互相冲突的，人民法庭至今仍然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只是未来的希望。

至于福法纳是无产阶级左翼内部极为少见的黑人干部这件事实，则完全没有提及。

傅柯一次又一次与无产阶级左翼的领导者讨论福法纳案件，并且欣然同意举行比较正式的观点交流，以便发表讨论内容。他的主要对话者是「皮耶．维多」。这是班尼．列维（Benny Lévy）的化名，他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成为沙特的最后一名秘书。身为高师人，维多是无产阶级左翼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其首要理论家；他先是长期沉浸在学生政治的复杂世界里，然后才成为一名好斗的毛派分子。一九七一年，他的总部是在梧尔木街的高等师范学院，而且他极少离开那里。他在一九四五年生于埃及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后来随家人被迫踏上政治流亡的道路；这时的他没有国籍，还在等着取得法国国民的身分。因此，这位无产阶级左翼的领导者由于自己的处境而不得不避免他的团体所发起的暴力冲突，因为他一旦被捕，必然会被驱逐出境。
这场辩论有录音，文字版本刊登于《现代》的一期特刊。这期特刊由无产阶级左翼的一个团体协调促成，标题是「新法西斯主义和新民主」（Nouveau Fascisme, nouvelle démocratie）。这场讨论实际上可以说是聋子的对话。套用傅柯自己所言，他主要的兴趣在于检视「司法国家机器的歷史」，29而维多及其同志「吉勒」则一心要为他们自己的毛派教条辩护。有时候这场对话沦为近乎荒诞的喜剧，例如傅柯问维多认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结果得到这个意料之中的回答：「毛泽东思想。」傅柯接着评论指出：「好，那么你必须同意大部分的法国无产阶级内心所想的并不是毛泽东思想，而且这种思想也不必然是革命的意识形态。」30
傅柯的基本假设是，法庭不是人民正义的自然表达方式，法庭在歷史上的功能向来都是掌控以及扼杀人民正义，方法是将人民正义重新嵌入国家机器的典型制度当中。他理解中的人民正义，首要例子就是一七九二年的九月大屠杀，当时革命部队在出发前往瓦尔密（Valmy）之前先杀了巴黎监狱里的囚犯，理由是在极度危险的时期，不能容许叛徒活着从内部对革命造成威胁。在傅柯眼中，这场屠杀代表「至少是首度近似于人民正义行为的表现；是一项对压迫的回应，不但在策略上有效，而且在政治上有其必要性」

法国的女性主义在初期阶段主要是对许多极左派分子的「大男人」心态做出的反应。凡森大学的氛围颇为典型。在那里，一项筹备女性集会的尝试遭到一群毛派突击者打断，他们高喊着：「权力来自阴茎顶端。」另一方面，一群女性举行的一场小型示威，则简洁有效地呈现出新兴的女性主义运动认为的问题所在。在一九七一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有人在凯旋门底下的无名战士墓放置花环，还有展开的布条写着：「每两人就有一人是女人」，以及「比无名战士更加无名的，是他的妻子」。90警方的反应迅速而残暴。
同性恋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一度共同并存，但在一九七一年春季，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的成立标志着独立的同性恋运动的出现。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首度彰显自身存在的重大举动，是在《一切》四月号刊登一份四页的跨页宣言。这份宣言的语气盛气凌人，插图充满情慾色彩。这个组织宣称它的成员再也不会躲在阴影里：「没错，我们被阿拉伯人捅过菊花；我们以此为傲，以后还会再这么做。」91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的集会主要于法国美术学院举行，会议上总是以喧闹放纵的方式颂扬同性恋性向。大部分的参与者都很年轻（资深无政府主义者盖林﹝Daniel Guérin﹞是一大例外），不但反抗「正常」社会，也反抗拘谨的左派。可想而知，那期的《一切》被指为色情而遭禁。同样不意外的是，诺曼．贝第讷书店（Librairie Norman Bethune）这家主要的毛派书店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进货这本杂志。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没有存续太久，因为这个组织原本的设计就是要透过本身的存在来表明论点然后就自我毁灭。
傅柯对女性主义虽然大体上抱持同情态度，却不是他最关注的议题之一。同性恋议题对他而言比较切身相关，但他没有积极涉入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的活动。他出席过几场在法国美术学院举行的集会，却意外地抱持怀疑态度。他虽然乐见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的存在，却担心这个组织可能会导致另一种形式的隔离聚集，并认为「gai / gay」一词可能带来的压迫性恐怕不逊于其他任何一种标籤。92他在这个情况下首度结识了年轻的欧肯格姆（Guy Hocquenghem）：这名年轻人不久之后即成为同性恋运动中能见度最高的人物，他也写了一本书，认为同性恋者承继了《疯狂史》当中那些遭到排拒与监禁的族群。

监视与惩罚

刑虐在法律上的消失，以及监狱这种标准惩罚型态的出现，在傅柯眼中并不必然是一种渐进而人性化的改革进程。十八世纪晚期的改革目标不是要「减少惩罚」，而是要採取「更有效的惩罚」，也就是把惩罚的权力更深植于社会性的身体当中：「为惩罚的权力构成一种新的经济与新的技术。」26这种新的经济与技术，共同促成傅柯所谓的「符号技术」，奠基于六项原则之上。27他提出那些原则，是基于阅读众多出版于启蒙时代与革命时代的着作

规训本身不是一种制度，也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权力，「是权力的『物理学』或者『解剖学』，是一种技术……总而言之，我们因此可以谈论一种规训社会的形成，从封闭的规训，也就是一种社会『隔离』，演变为可以无尽通则化的『全景监控模式』机制。」

规训社会的终极表达，当然就是边沁的「全景监控监狱」。傅柯的描述如下：
边缘是一栋环状建筑，中央有一座高塔。高塔上散布着大面窗户，可以望见环状建筑的内侧；边缘那栋环状建筑划分成一个个与建筑物同宽的牢房；那些牢房都有两个窗户，一个位于内侧墙，与高塔上的窗户相对，另一个位于外侧墙，可为整间牢房引进室外的光线。接着，可在中央高塔内派驻一名监督官，并且在每个牢房关进疯子、病患、罪犯、劳工或者学童。……那么多的牢笼，那么多的小剧场，每个演员在其中都是独自一人，完全个人化而且随时可见……明亮的光线与监督官的凝视比黑暗更能够捕捉资讯，因为黑暗终究是一种保护。能见度是一种陷阱。32
全景监控监狱听起来虽像是建筑幻想，却为实际的监狱提供了样板。「监狱必须视为一种形塑场所，可让人对于被关押者获得临床知识。全景监控监狱的主题（包括监督与观察、安全与知识、个体化与整体化、隔绝与透明）在监狱里找到了特别合适的实现场所。」

性史

加州带来的乐趣绝非只有学术方面。傅柯在此处发现了一个在法国根本无可想像的同性恋社会以及对于性的开放态度，令他深感着迷。他在这次的短暂行程没有什么时间探索这个社会，但后来的美国之旅让他对此相当熟悉。傅柯似乎就是在这时开始涉足皮革与施虐受虐的世界，这还只是那里提供的一部分乐趣而已。他在这时还没有在公开发表的文字当中提及这些，后来提到的时候，也完全是以客观淡然的语调为之。加州有两名同性恋学者向他提供LSD，这是傅柯首度尝试这种迷幻药。那个场合近乎隆重，地点是在沙漠中，背景还播放着作曲家史托克豪森（Stockhausen）的一卷录音带。关于这场迷幻旅程的谣言满天飞；这是傅柯生平当中似乎所有人都知道的故事。有些人声称傅柯对他们说这趟旅程改变了他的人生，但我们对这样的说法也许应当抱持怀疑态度；LSD赋予的洞悉开悟感通常稍纵即逝，虚幻而非真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傅柯以怀念的语气向莫里亚克提及「一个难忘的LSD夜晚，服用精心准备的剂量，在沙漠的夜里，伴着美妙的音乐、和善的人，以及一些荨麻酒」。59如同许多使用者，傅柯也声称这种致幻剂为他带来启示般的效果。据传他曾对德费说「那项可怕的经验对他而言有如一种精神分析」，但我们不清楚他指的是不是这第一趟旅程。德费在一九八四年七月与莫里亚克谈话，吐露说傅柯曾告诉他那次的用药经验向他揭露了一件事：丹尼尔在他的人生中已经取代了姊姊芙兰欣的地位。60自此以后，傅柯的乐趣来源多了一个新项目，偶尔由LSD提供强烈的欣喜。

一般的共识是，他确实经常光顾皮革酒吧，以及纽约的矿井（Mineshaft）和加州的类似场所：矿井位于「西村（West Village）肉品加工区的一个阴暗角落」，是「重度活动」的首要中心，81提供各式各样的施虐受虐乐趣，包括拳交，也就是用涂上润滑油的拳头逐渐插入直肠里。这类交合造成的快感与疼痛不必然会带来传统意义上的高潮，也可能不会造成射精。就这方面而言，傅柯所谓的「快感的去性化」几乎可说具有临床上的精确性。

在《倡议者》的访谈里，傅柯对这些场所的吸引力提出了更为鲜明的描述，也提及施虐受虐的次文化：
认为施虐受虐与一种深层暴力有关，认为施虐受虐行为是解放这种暴力与这种攻击性的方式，这是愚蠢的想法。我们很清楚那些人的行为丝毫不具攻击性；他们是以身体的奇特部位为快感发明新的可能性，透过身体的情慾化。我认为这是一种创造，一种创意活动，其中一项主要特徵就是我所谓的快感的去性化……利用我们的身体作为非常多种快感的可能来源，这种可能性相当重要。举例而言，你要是检视快感的传统建构，就会发现身体快感，或是肉体的快感，总是不离吃喝与干炮。我们对自己的身体还有快感的理解，似乎就是以此为限。

傅柯的整体立场是，性在原则上不该受到立法处理或者控制。不过，他立即指出两个有问题的领域：强暴与儿童的性。他针对强暴所提出的论点颇具争议性。他提出欧肯格姆在《同性恋慾望》（Désir homosexuel）当中也提出过的那个想法，也就是强暴案件当中涉及的肢体暴力应该受到惩处，但他承认女性也许不会认同这个观点。玛辛．泽卡（Marine Zecca）与玛丽欧迪．菲耶（Marie-Odile Faye）都不认同傅柯的观点（前者是库珀的合作者，后者是《改变》的编辑助理），尽管前者承认强暴的重点在于暴力而不是性，但却困于傅柯的这项论点：认为遭到强暴比脸部遭到殴击更为严重，等于是主张「性」在身体的组成当中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必须以一项不适用于身体其他部位的立法加以围绕或关注。德威特（de Weit）把欧肯格姆与傅柯的论点重述如下：「女性主义者主张﹝强暴﹞应该受到比较严重的惩罚，其论证本身就是阳具中心的，因为这样的论证隐含认为某些身体器官，也就是性器官，比其他器官更重要。」102傅柯也引述他与法官联盟一个成员的对话：对方告诉他没有理由把强暴列为刑事罪行；强暴可以是一种民事责任，涉及「损害与利益」。103
傅柯对强暴的看法，显示出他对女性主义的分析与要求出人意料地缺乏理解；他没有提及强暴也许不能类比为殴击脸部这种个人暴力的可能性。此外，他似乎也不知道这个时期在法国提出的强暴控诉，大部分在最后是以「攻击」或者「outrage public à la pudeur」（差不多相当于公然猥亵）的罪名进行审判。104莫妮克．普莱莎（Monique Plaza）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号的《女权问题》（Questions féministes）当中提出一项尖锐回应，指控傅柯主张没有理由禁止强暴：
强暴是允许的，「只要」被强暴的女人去要求损害赔偿即可。换句话说，她要为了一个男人在没有得到她同意下和她「一起」犯下的性行为去要求对方付费。因此：每个女人都是男人的性猎物。女人要不是什么都不说而「同意」；不然就是在性行为之前要求惩罚（卖淫），或是在性行为之后要求惩罚（强暴）。105
一名女性主义者以较不尖锐但仍深具批判性的言词总结指出：「如同普莱莎所言，傅柯的去性化策略在强暴法的领域当中并不恰当，因为去除刑罪化造成的立即效果会以一种可能相当暴力的方式集中于女性身上。」106
傅柯没有回应普莱莎的批评，甚至也没有证据显示他知道这些批评的存在。不过，他后来确实改变了立场，主张「性选择的自由」不表示「性行为的自由」，因为「不该允许某些性行为，例如强暴，不论是一男一女还是两名男性」。107他起初对强暴的说法带有的那种抽象法律特质，在女性主义者眼中可能反映了他是以男性身分发言；那项论点无疑显示他对于当时的女性主义政治毫不熟悉。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的《违反我们的意愿》（Against Our Will, 1975）已有法文译本，也很容易买到。但傅柯从来不曾针对她主张强暴「是一种有意识的威吓手段，所有男性藉此让所有女性处于恐惧状态」这项论点提出评论。108傅柯的论点也许合乎《求知的意志》的「去性化」主题，却也令人想起一名女性主义评论者的说法，亦即他的书写有着「深刻男性中心」的性质。109
傅柯关于强暴的说法显示他对某些重要辩论相对缺乏熟悉度，他讨论儿童的性更是一项当代争议的一部分。虽然他讲的是儿童的性，但那项争议实际上是关于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性关系。傅柯此时涉入一场以恋童癖议题为核心的运动。傅柯在他与库珀的讨论当中顺口提到当前这项议题，110

也就是有三名男子（一名医生与两名老师）在凡尔赛法院面临了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指控。谢黑收到他们其中一人所写的信，那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已经被关押将近三年，他开始筹办一场连署运动，唿吁当局撤回告诉以及修法。111罗兰．巴特已经同意签署他的请愿书，在不久之前刚出柜的阿哈贡也是，还有另外四十人左右。傅柯询问这起案件的细节之后，也同意加入连署。这场连署运动实际上没有任何结果。那三人被判有罪，但是立刻获得释放，原因是他们遭到拘留的时间已足以抵销刑期。傅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改革委员会提出儿童与性的评论。此外，当时媒体上谴责儿童性骚扰与儿童色情的声浪也愈来愈激烈。112
在与《改变》的讨论当中，傅柯提起这个问题：「受到引诱的儿童，或是开始引诱你的儿童。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提议立法者应该这么说：对于一个表达同意的儿童，一个没有拒绝的儿童，个人可以和他发生任何种类的关系；这一切都与法律无涉？」他几乎立刻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倾向于说：那个儿童只要没有拒绝，就没有理由该与法律有关。」113尽管从这项讨论本身来看不是完全清楚明确，但傅柯心中所想的实际上是青少年或者前青春期的孩子，而不是幼童。他在其他地方建议把最低合法性行为年龄降到十三至十五岁之间，但随即表达了疑虑：「鉴于一般的性氛围，以及孩子能够阅读的书籍，或是他们在墙壁上或者在前往学校途中能够看到的东西，关于此事的立法因此是一项细腻而棘手的问题。」114
儿童的性与恋童癖的议题在《研究》刊登出来的讨论纪录又再度出现。傅柯在他的开场白里指出两种趋势。一方面，这个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就显示一项自由化的改革趋势已然出现。这个趋势似乎与「米尔盖修正案」在一九六○年施行而臻于高峰的压迫倾向反其道而行。一九六○年那项法律的第三三一条除了把同性恋定义为一项「社会祸害」之外，对于和同性的未成年人犯下猥亵或非自然行为而被定罪的人士也予以加重处罚（未成年人的定义是未满二十一岁）。然而，如果这个委员会的存在代表氛围可能在改变，那么其他发展却令人深感忧心。当时媒体上正如火如荼展开一场反「儿童猥亵者」的运动，而在傅柯眼中，安妮塔．布莱恩（Anita Bryant）发起的「救救我们的孩子」（免于同性恋）运动在美国造成的那种氛围，也确实有可能复制于法国。欧肯格姆和其他人发起了一项要求废止三三一条的运动；这项运动获得的支持包括法国共产党的党员，甚至还有朵尔托（Françoise Dolto）这位法国精神分析界的祖母级人物，而且正如欧肯格姆所言，她不是能被轻易描述为有恋童癖的人物。傅柯强力支持法律改革的唿声，指出不雅暴露这种显然极易犯下的行为并没有法律上的定义。在更一般性的层面上，他把那场广播辩论当成一个平台，勐烈抨击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对「幼儿性慾」的理论，也就是将其界定为「一片具有其本身地理特质的土地，成人绝不能侵入其中。一片处女地，当然是性的土地，但这片土地必须保有其贞洁」。115他的反驳论点是再度指出儿童能够也确实会引诱成人。声称处于那种状况的儿童很可能会受到创伤，因此必须受到保护，以免他们遭到自己的慾望所伤害，这样的心理学论点在他眼中将会造就出一种反乌托邦的未来：
我们将会有一个充斥危险的社会，一方面是身陷危险的人，另一方面是带有危险的人。此外，性也不再会是一种受到特定禁令禁止的行为；性将会是一种一般性的危险……由于一系列的特定干预措施，可能是由法律制度在医学制度的支持下施行，因此我们将会有一种对性进行控制的全新机制（dispositif）。

批评

傅柯的政治演变与新哲学家出现交会。他自己的「左倾」时期已然结束，他对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幻灭，开始移往一个由异议与人权所主导的政治场域。他活动于其中的政治群体也在改变。一般认为他的研究成果为新哲学家提供了基础，尤其是《监视与惩罚》阐释的权力理论。克拉维勒写道：「不论傅柯喜不喜欢，总之他击败了马克思与启蒙时代，」并指称所有的新哲学家都「走在一条最初由傅柯标记的道路上。至于身在另一侧的人，则是连最低程度的反击都做不到，因为现在已不再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再有『人文科学』思想」。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人类学家纪尔兹（Clifford Geertz）对于《监视与惩罚》虽然绝非毫不认同，但他的书评在一开头便提出许多人对傅柯着作怀有的疑虑。他写道，傅柯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能存在之物：一个非歷史的歷史学家，一个反人文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如果再加上他紧绷密实的散文风格，能够同时显得专横又充满疑惑；还有以古怪细节支持广泛的概括性论述的方法，即可完整看出他的着作有多么近似艾雪（M. C. Escher）的画作：上行的阶梯通往下方的平台，通往屋外的门却把人带入屋内。

当然，傅柯以自己的难以捉摸为傲，也无疑会以自己被称为不可能存在之物而感到莞尔。不过，其他批评想必没有这么受他欢迎。在一篇至今仍然备受争议的文章里，米德尔福（H. C. Erik Midelfort）主张傅柯在《疯狂史》当中极度夸大了「大禁闭」在欧洲发生的范围，愚人船也纯粹是一种文学现象，关于这种船只真的漂流在欧洲北部的运河与河流上的证据其实少之又少，甚至根本没有。
疯人被放逐于海上的形象，这时已收入变态心理学歷史的标准教科书里；其中关于愚人船的存在，引用的权威来源总是傅柯。温妮弗瑞与布伦丹．马赫（Winifred and Brendan Maher）夫妇这两位美国研究者开始探究愚人船真实存在的主张，结果发现这种船只纯粹是寓言的产物。85马赫夫妇接着写信给傅柯，询问他的文献来源。一九八○年十二月十日，他回覆了一封充满法国人用语习惯的信件：我要回答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我收到过的其他类似问题也是如此。我在《疯狂史》当中使用的文献，主要都来自乌普萨拉的图书馆，这些文献在巴黎很难找得到。在此同时，我会尽力找出你们提到的文献，也终究会把必要的引用内容寄给你们。
在此同时，傅柯的这两位批评者与乌普萨拉的图书馆员通信之后，确认了傅柯唯一可能参考的文献必定是勃兰特的《愚人船》，以及一部十六世纪的文集，其中复制了勃兰特的意象。这两位作者因此断定愚人船实际上不曾存在，认为傅柯屈从一种「结构主义」需求，让社会行为合乎于「象徵体系的理论模式」。

傅柯没有回应这项批评。不过，他倒是回应了斯通（Lawrence Stone）发表于《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长文〈疯狂〉（Madness）当中的评论。在斯通眼中，傅柯看待疯狂的方式所带来的核心挑战，挑战的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人文价值与成就」。87他承认傅柯的着作具备的影响力，但深切质疑其经验基础：「傅柯……为我们提供了现代社会的一幅黑暗图像，但只合乎部分的歷史事实。他的表达充满抽象与隐喻，毫不在乎时间或地点的歷史细节，也不在乎严谨的文献根据……。」88此外，斯通质疑「大禁闭」的存在，也质疑书中所谓「认为疯狂是一种可耻的现象，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强制跟社会隔离开来，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加以管理这种新原则」的出现。他接着提出这项最异于寻常的论点：「伯利恒医院（Bedlam）那二十几个被铐上链条，在骯脏的牢笼里胡言乱语怪吼怪叫的疯子，就远远没有与社会隔离，那间医院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九世纪初一直是伦敦的一大观光景点。」
这一次，经常声称自己「不喜欢卷入论战」90的傅柯确实回应了他的批评者，立刻就抓住斯通提到伯利恒医院那段话的缺陷：「你真的认为把人关起来，把他们变成供人观赏的对象，竟是证明了他们没有遭到隔离？请告诉我，你要是被上了镣铐，只能在庭院里哀号或者在牢笼里翻滚扭动，还必须遭受旁观者的嘲笑与瞪视，你难道丝毫不会觉得自己遭到孤立？」大部分的反驳都不是在这个层次上，但傅柯指出并驳斥他所谓的「九大谬误」。不过，他没有谈及自己被指控的反启蒙立场，也没有提出进一步的经验性论证或者文献资料佐证《疯狂史》的主张。他的主要辩驳是斯通其实没有看过他的书，并提出内容细节来证明这一点。

傅柯人在纽约时，高师的平静在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早上遭到残暴地打破。校医艾堤彦被一阵疯狂的敲门声吵醒。他开门之后，只见阿图塞一脸慌张地站在门口，对他说他认为自己把太太杀了。艾堤彦走进阿图塞的公寓之后，发现艾莲倒卧在床上。她死了，尸体已经冷却，但现场没有打斗痕迹。艾堤彦与学校当局决定应该立刻把阿图塞送到圣安娜精神病院，于是他们打电话叫了救护车，然后才报警。验尸报告确认艾莲遭到勒毙。94警方与地方预审裁判官试图讯问阿图塞，却发现他完全听不懂别人对他说的话，于是把他交给医生照管。最后，他们认定他在杀人案发生期间暂时精神错乱，因此他并未接受审判；根据一八三八年的法律，被断定精神错乱的人所从事的行为不算是犯罪。这项法律也规定这类人士必须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无限期治疗。
阿图塞的余生除了待在他原本就相当熟悉的圣安娜精神病院之外，后来也陆续待过一连串的私人诊所（偶尔得以出外走动），并在那些诊所当中试图再度开始写作。阿图塞早在一九七六年就曾写下一部零碎的自传（《如实记述》﹝Les Faits﹞），这时则写出篇幅长许多的《来日方长》（L’Avenir dure longtemps,1985）。在他自己的观点当中，《来日方长》是一项「关键『自白』」，相当于皮耶．希维业写的回忆录。95他并以绝望的幽默称之为自己的「创伤传记」。96基于一八三八年的法律被剥夺任何法律或公民身分之后，阿图塞声称自己「是个消失的人（un disparu），不算活着也不算死了，尚未埋葬，但以『没有作品』（sans oeuvre）──傅柯以这个绝美的字眼指涉疯狂──的形式消失」。97阿图塞的消失一直持续到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在一所老人院第二度死亡为止，那是他从精神病院获释之后两年的事情。

去世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日，他把那本签了名的《快感的运用》送给莫里亚克两个星期之后，傅柯就在家里昏倒，被送到私立的圣米歇尔诊所（Clinique Saint-Michel），接着又在六月九日转入硝石库慈善医院。六月七日星期四，德费哭着打电话给莫里亚克，对他说傅柯病得很重。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傅柯的状况确实改善不少。他继续拟定计画：与德费到安达鲁西亚度假；与叶维．吉伯共游厄尔巴岛。他也依照原本的计画，在维墟（Verrue）这个距离旺德弗赫几公里处，「不太远也不太近」的地方，买下一栋原是神父住宅的房屋进行装修。59他因为必须接受治疗所以无法收看巴黎网球公开赛的电视转播而埋怨不停；他尤其想看马克安诺（John McEnroe）与蓝道（Ivan Lendl）的对决。60他接受採访，也读到他的书最早出现的书评。他接见访客，也收到不少信件。其中一封信来自德勒兹，傅柯对于他们终于能够和好深感欣喜。61
六月二十四日，他的状况严重恶化，高烧不退。62第二天，一切都结束了：米歇尔．傅柯告别人世，享年五十七岁。

虚构

傅柯常说自己所有的着作都是「虚构」的，但这么说不必然表示其内容都不真实。例如克洛德．莫里亚克曾经问他有没有想过要写虚构着作，他的回答是：「从来没有。我连想都没想过要写虚构小说。另一方面，我在我的书里确实喜欢对我蒐集或汇整在一起的材料进行虚构的运用，我也会刻意用真实的元素从事虚构的建构。」

一九六七年，傅柯也向贝路指称《词与物》是「一部单纯的『虚构』作品；那是一部小说，但不是我编造出来的……」96这种虚构的概念源自尼采《曙光》里的一段文字：「事实！没错，虚构的事实！史学家必须探究的不是实际上发生的事物，只该探究应当发生的事物……所有史学家谈论的事物，都不曾实际存在，而是只存在于想像当中。」

这种虚构的概念源自尼采《曙光》里的一段文字：「事实！没错，虚构的事实！史学家必须探究的不是实际上发生的事物，只该探究应当发生的事物……所有史学家谈论的事物，都不曾实际存在，而是只存在于想像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