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邀约几位翻译界的朋友，编译了俄罗斯诗人曼德施塔姆的随笔集《时代的喧嚣》，后来还出了增订版。与此同时，我在《散文与人》丛刊首次发表了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回忆录的断片，及后又在《记忆》和《人文随笔》丛刊上陆续选发过多章。我的手头握有万宁先生的部分译稿，一直希望出版，惟因多次联系版权未果而终至放弃。因此，及见刘文飞先生新译《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面世，不觉有一种邂逅故人般的惊喜！
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于本书，我想都会像我一样渴望阅读，并且能够作出同情的理解。比较之下，我们可以知道，迄今为止关于文革一类著述是何等的苍白乏力，与“史无前例”的时代是很不相称的。
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共有三部，目前出版的中译本是第一部，也是最有份量的一部。第一部主要回忆曼德施塔姆于1934年至1938年两次被捕期间两人的共同生活，其中不曾涉及堪称中心的政治事件，只是将曼德施塔姆的诗歌写作与死亡过程作为主要线索，把众多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碎片连缀起来。但是，这是一幅巨大的镶篏画，其中不但有高级官员，有知识分子，还有众多有名和无名的小人物穿插其间，展现出一个畸变的社会结构的复杂而又单一的网络；他们的行动和活动，体现着一个极权国家的实质。视界开阔，结构宏伟，显示出惟俄罗斯妇女所特有的男性气魄。全书以叙述为主，间发议论，其深刻的批判性，也都非常富于男性的气质。这些被称为“文学政论”式的文字并非出自理论的推演，乃是根源于个人的生存经验，对周围生活的观察与沉思，因此又不失女性的特有的切实、细致、精确的感受力。
1958年，正值曼德施塔姆去世二十周年之际，遗孀娜杰日达在莫斯科远郊的一个小镇上开始回忆录的写作。其时，中国的反右运动刚刚结束。回忆录最早发表于赫鲁晓夫时代最大胆的地下文学刊物《塔鲁萨之页》上，1970年在纽约公开出版。那时，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和欧美的学生运动同时退潮。直至1995年，回忆录才在饿罗斯本土面世。而此时，苏联已经荡然无存，而曼德施塔姆夫人也已去世十五年，无从目睹这具长期威吓她的庞然大物的覆亡了。
一个充满革命性的诗人为革命所捕杀
曼德施塔姆是俄国的白银时代阿克梅诗派的代表性诗人。继同派诗人古米廖夫之后，他从十月革命的遗孤变做了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
1918年，曼德施塔姆与契卡特工发生冲突，被迫前往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等地，还曾先后被红、白双方的军队所逮捕，二十年代初始返莫斯科。1933年，他写了一首据说是影射斯大林的诗，次年又开罪于当时苏联文坛的重要人物阿·托尔斯泰，于1934年5月被捕，判处三年流放。在流放地切尔登，他曾自杀未遂，后改为流放沃罗涅日。1937年5月，他结束流亡生活返回莫斯科；次年再次被捕，并流放至苏联远东地区，年底死于海参崴附近的集中营。
在一个极权政体中，曼德施塔姆注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必死无疑。娜杰日达这样说：“为捍卫诗人的社会尊严而斗争，为捍卫诗人的说话权利和坚持自我立场的权利而斗争，这或许就决定了奥·曼整个生活和写作的一个基本倾向。”但是，在国家垄断了话语权的地方，这样的人“就不是一个正常人，而是旧时代的有害产物，文学中的多余人”。
布罗茨基认为，曼德施塔姆的诗歌美学本身就是叛逆的，因此“那把旨在对整个俄国进行精神阉割的铁扫帚才不可能放过他。”事实上，曼德施塔姆是倾向革命的，当然这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革命”，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娜杰日达不愧为曼德施塔姆的精神伴侣，她在书中特别强调指出：“他那些远道朋友没有看出他身上的革命性，把他的生活看得过于简单，忽视了他的一条思想主线。如果没有这种革命性，他或许便不会介入事件的进程，不会用价值标准去衡量这一进程。完全的否定能给人以苟且偷生、随机应变的能力。曼德施塔姆却不善此道，他的生活一如其同时代人，而且同样抵达了这种生活的逻辑结局。”曼德施塔姆确认他的“平民知识分子身份”，对革命的拯救力量和重建力量的信赖是非常自然的。可是，当因革命而崛起的新政权蜕变成为“特殊的强权世界”，众多文学团体和作家成为“新世界”的拥护者而纷纷加入齐声合唱时，他不能不起而揭露“血腥的土地”之上的现实，抨击“官方文学”。从本质上说，这正是他的革命性所在。然而知识分子是脆弱的，他也有犹疑退缩惊慌失措的时候，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特别列举了他一度撰文批判阿赫玛托娃——“他惟一可能的盟友”——的例子。然而，他毕竟是“文明之子”。在一场场的政治运动，为消灭富农运动、叶若夫恐怖时期，以及战后的种种措施中，他很快恢复了视力，深知自己为何孤身一人，珍重自己的孤立而坚持与时代相对峙。结果，一个充满革命性的诗人为革命所捕杀。
曼德施塔姆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受尽折磨。根据“十二城之外”的判决，有十二座城市不对他开放；三年过后，失去七十多座城市的居住权，接着全部失去。流放期间，由于失去工作，他们夫妇俩过的是一种近乎乞讨的生活。在监狱里，他被关进单人囚室，遭到毒打，强光灯照射眼睛，剥夺睡眠，还要接受多种虐待，如给吃咸东西而不给水喝，穿“拘束衣”等等。他身体羸弱多病，哮喘病、心脏病都得不到治疗，后来还得了精神疾患。单人囚禁是容易得精神病的，据我所知，在中国，王实味、胡风、林昭，直到张志新都是如此。后来胡风在关押期间，官方让梅志也像娜杰日达那样随夫生活，这种待遇在文革时期应当算是优容的了。
所谓“隔离”，不仅限于活动空间，还包括思想空间在内。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界本来已经是万喙息响，没有交流和争论；像曼德施塔姆这样的流放犯人居然要享受思想自由，岂非白日作梦。娜杰日达大约深受曼德施塔姆的影响，也把精神需求看得同物质一样重要，书中在提到曼德施塔姆极力搜求别尔嘉耶夫和其他几位同时代人的著作而一无所获时，她说：“不幸的是，被孤立的我们与各种思想均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人所能遭遇的最大不幸之一。”
每个人都将成为原子式的个人，如果有条件活着的话。曼德施塔姆的境遇在知识分子中可谓典型。书中报告说：“命运总是如此：奥·曼可以与之交谈的每一个人最终都难逃厄运。”接着总结道，“这意味着，新型知识分子在新的强权世界中仍无地位。”
国家的亚述性质：监控、镇压与恐怖
1987年，曼德施塔姆被彻底平反；1991年曼德施塔姆诞辰100周年被定为“曼德施塔姆年”。但是，所有这些，无论对于曼德施塔姆或是其夫人来说，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对于这个体制的受害人来说，如何作出赔偿确实成为一个问题。然而，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从来不曾鸣冤叫屈，因为事情在她那里只有善恶之分；如果说她有所希望，无非是在曼德施塔姆生前如何免受刑罚，而不是在身后恢复名誉。在中国，经过“肃反”、“反右”和“文革”等多次政治运动，曾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则是习惯于使用“冤假错案”一类字眼。娜杰日达不是这样。
对于曼德施塔姆的个人遭遇，娜杰日达从一开始就认为是政治体制以及立足于阶级斗争的各种政策造成的，因此是无可避免的。曼德施塔姆本人持同样的看法。虽然作为一个“等待者”，天性中有着天真、轻信的方面，但是，在政治上仍然有他清醒和独到的地方。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说，曼德施塔姆首次发现苏联国家的亚述本质。他是将亚述和古代埃及当作与人敌对的生活结构的例证来看待的，就是说，这样的国家只是利用人作武器和工具，齿轮和螺丝钉，而不是为了人，不把人当人。回忆录又说，当时最使他感覚不安的就是政党组织，他认为，政党就是教会的翻版，只是没有上帝而已。“社会主义国家形式的宏大并未让他眼花缭乱，反而令他心生恐惧。”他在1937年初写给丘科夫斯基的信中说：“我的一切都遭到剥夺：我生活的权利，工作的权利，治疗的权利。我被当成一只狗、一只劣等狗……我是一个影子。我不存在。我只有死的权利。”他确信，他始终逃不掉国家的镇压。无论在流放的途中，还是暂时恢复了自由，这种死亡的预感都在纠缠着他。
按照阶级斗争的理沦，早在1917年开始，就把人划分为两种：“自己人”和“异己者”。当时，就有了“异己分子”的称谓；后来又出现“坏分子”一词，范围更广泛，什么问题都可以算在他们头上。中国在五十年代有“五类分子”一说，其中就有“坏分子”，而“右派分子”作为一种政治特产是后来才加上去的。我还看到另外一说，说“坏分子”一词出现更晚。不过，今天看来，这类考据学已经无足轻重了。
谁的人？敌人还是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回忆录说，如果是“自己人”，就会获得保护、纵容和奖赏，而“异己者”将被根除。曼德施塔姆不能留在莫斯科的理由，就因为有“前科”。回忆录说，前科是一个纯粹的苏联概念，前科就是一个烙印，终生背着它的不仅是被判刑的人，而且还有他们的家属。其实说“前科”惟苏联所特有是不确的，在中国，它相当于“文革”前的“历史问题”一词。在文革，我们看见那些被批斗、游街的人，脖子上挂的牌子就有“历史反革命”，以区别“现行反革命”，这就是前科。回忆录又说，为了掩盖前科，人们往往尽可能地为自己杜撰虚假的履历。但是，曼德施塔姆写作反动诗的手稿已经进入档案室的“卷宗”，而这个喜欢喧闹的人，又把据说讽刺斯大林的诗篇向多达十四个人朗诵过，“人证”自然也就有了。
“阶级斗争”被弄得非常诡谲，形势瞬息万变。所谓“自己人”并非世袭，也并非终身，甚至有可能在转眼之间跌入“异己者”的范围。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布哈林曾经出面减轻对曼德施塔姆的惩罚，但本人很快便变为“人民的敌人”而遭到处决。这种剧变倒过来又影响了曼德施塔姆，他最后一次被捕，罪状之一就因为在抄布哈林的家时抄出了他写给布哈林的信和他亲笔签名的赠书。
关于苏联的肃反，一般把时间定在1937年，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初即已开始。恐怖的氛围笼罩全国，进入每个家庭，占据着每个人的大脑和心灵。可以说《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整部书都在述说恐怖。对于一个极权国家来说，恐怖乃是其政治文化、道德和社会心理的最富于特征性的概括。“我们全都是羔羊，任人宰割，或者甘为刽子手毕恭毕敬的助手，因为我们不愿步入羊群。”娜杰日达说，“意识到自己孤立无助，力量和意志均受束缚，这种感受控制着每个人，既包括被杀者也包括杀人者，无一例外。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方式参与建造这一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作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一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这样的生活空间让他们成了“准地下工作者”，见面小声说话，警惕地盯着四壁，看有无邻居窃听，或有没有安装窃听器。所有人互相监视，彼此均不信任，他们不得不怀疑每一位朋友都可能是告密者。任何一个单位，尤其在高校，都有国安系统的人。这些人还在不断发展外围势力，培植职业告密者，大学生受命监视教师是平常的事。即使在家庭里也不见得安全，不可能始终不戴面具；自家的熟人同样要反复掂量，从中寻找“地下工作者”、告密者和叛徒。在回忆录里，整个国家似乎患上了“侦查狂躁症”，每个阶层都感染了不同的“恐怖病”。体验恐惧，成了同时代人最可怕的刑罚之一。
娜杰日达发现，无论曼德施塔姆和她走到哪里，身后总有盯梢的人。为了摆脱困境，他们不能不到处“找人”，即我们惯称的“走后门”。虽然也有极个别的朋友施以援手，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两手空空。在一个告密成风的社会里，人们为了保全自己，避之惟恐不速也就不难理解了。
回忆录写道：“大恐怖就是一种恐怖行动。为了让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持续不断的恐怖状态，就需要让牺牲者的人数达到一个天文数字，就要在每个楼道里都清除几个人家。在被铁帚扫过的家庭、街道和城市里的剩余住户，一直到死都会甘做模范公民。”要做“模范”，就得顺从，不反抗，不添乱。书中说，自1937年以后，人们实际上已经停止互相见面了，当局成功地削弱了人们之间的联系，整个社会被割裂开来，所有人只会躲进自己的角落沉默不语，惟其如此，统治者的特权才得以持续不变。
知识分子“普遍投降”
极权主义体制把领袖推到一个绝对的高度，君临一切。在纳粹德国，有一个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在苏联，斯大林代表党，党代表人民，这是天经地义，无庸置疑的。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指出，统治者及其集团不允许任何人觊觎他们的权力，介入他们的事情，不允许任何人拥有自己的判断。这个体制需要借助一元的、严酷的社会秩序和纪律来实现统治者的政治意图，而基础则是对权威人物的绝对服从。
娜杰日达把自由思想称为“人道主义最钟爱的孩子”，由于它对权威构成威胁，因此必然变成“新思想”的牺牲品。所谓“新思想”，即是新型的国家意识形态。它自称拥有绝对真理，为政党和领袖的政治思想垄断行为辩护，把人为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把日常化的批斗、审查、关押、流放以至肉体消灭等论证为社会稳定的需要，美化恐怖统治。据说全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它鼓吹所有人要做的，就是服从历史的必然性。娜杰日达多次揭露“历史决定论”的危害性，认为它使人们丧失个人意志和自由判断，进入被催眠的状态，它表明这个国家中的一切将永远不会改变。不可思议的是，人们对此竟也信以为真，自动作出响应，有如共同犯罪那样连结为一个整体：名声不好的人、被拉下水的人和被吓破了胆的人，总之受到伤害的人越多，体制的拥护者便越多，他们同那些既得利益者一样，都希望这个体制能延续数千年。
相反，娜杰日达一直希望改变体制，这也正是她给赫鲁晓夫以较高评价的原因，因为他实行了人道主义的改革，虽然是有限度的改革。她看到，最高层常常更替，“脸黑的”销声匿迹，“脸白的”取而代之，随着名字的更换，整个生活方式和管理风格已会发生变化，但是仍有“某种东西”把所有这些阶段连结到一起。而这种东西，正是现行体制所以维持不变的本质。
知识分子本来是价值观念的立法者和阐释者，而今已为国家意识形态部门所取代。迫于新的形势，知识分子不能不对价值体系进行反复评估。书中多次使用“价值重估”一词。它包含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或者向善，或者作恶；或者有所发展，或者转向自我毁灭。娜杰日达对革命前后的青年知识分子抱有好感，大约因为他们怀有单纯的革命动机，是理想主义的一代；自三十年代起直到斯大林去世，这些知识分子继续干着同样的事情，但是动机已全然不同，不是企图擭取实际的好处，得到奖赏，就是因为恐惧。他指出，这是知识分子“普遍投降”的时期。对此，她表示无法知道，他们在未来的考验中能否恢复独立性，能否坚守并捍卫真正的价值。
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普遍投降呢？回忆录写道：“使所有人在心理上趋于投降的原因即害怕陷入孤独，害怕置身于一致的运动之外，甘愿接受那种可运用于一切生活领域的所谓完整、有机的世界观，相信眼下的胜利坚不可摧，相信胜利者会永坐江山。但最主要的一点，还在于这些投降主义者内心的一无所有。”失去良知，缺乏信仰，没有责任感。知识分子只要失去批判的意识和能力，就将助长现代专制主义的肆虐。
由于曼德施塔姆的关系，娜杰日达对苏联作家的生活及精神状态特别熟悉。她观察所得的结论是：“就其疯狂和堕落而言，作家有时胜过所有人。”她对高尔基似乎没有什么好感。高尔基位高权重，我在别的书刊中看到过他营救其他作家的材料，但他并没有帮助曼德施塔姆，反应冷漠，甚至充满敌意。书中有一个细节说，三十年代物质困难，发给作家的购买凭证由高尔基核准。有人去求高尔基卖给曼德施塔姆一条裤子和一件毛衣，高尔基划掉“裤子”二字，说：“没裤子也能行……”法捷耶夫自杀后，其国内似乎颇有争议，因为他在遗嘱中对过往的表现作了忏悔。可是，在娜杰日达笔下，法捷耶夫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人物。她用了“同谋”整整一章记叙与法捷耶夫的两次会面，见证朋友对他的印象：既冷酷又易动感情。这个苏联作协的权力人物，可以一面对作家报以亲吻和含泪道别，一面又批准对他们的逮捕和极刑。曼德施塔姆被捕之后，帕斯捷尔纳克是除了阿赫玛托娃以外惟一的一个到家探望娜杰日达的人。他曾为解救曼德施塔姆向斯大林求情，但是非常胆怯，电话中不敢正面承认与曼德施塔姆的“友谊”，也不敢充分肯定曼德施塔姆的诗歌成就。曼德施塔姆虽然朋友不少，但是除了募集有限的一点钱物之外，于自身命运的改变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在作家同行中，对曼德施塔姆施行试探，告密，骗取手稿，以及其他各种卑鄙手段者却大不乏人。曼德施塔姆最后一次被捕，同样出于同行的叛卖；他想不到所求助的斯塔夫斯基会诬告他，将密信直达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那里，让他永劫不复。
这就是文学界的现状。所以，后来当有评论吹嘘阿谢耶夫、柯切托夫等人如何同个人崇拜作斗争时，娜杰日达则予以坚决反驳。要知道，任何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都是对现存秩序的美化。她说：“我可以作证说，我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进行过斗争，人们只不过是在竭力躲藏起来。那些没有失去良心的人正是这么做的。要想这么做，也需要真正的勇气。”1956年，苏共二十大刚刚开过，娜杰日达在时隔二十年之后走进作协大楼，去见苏尔科夫。她说苏尔科夫愉快地接待了她，同时她发现，周围许多人都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会相当深入。对此，她批评说：“乐观主义者们没有考虑到由斯大林体制预先埋下的那根弹簧所具有的力量，即旧体制罪行的大批参与者们的合力抵抗。”她使用“弹簧”的出色比喻，意思是说，改革随时可能反弹回来。
作为非常时代的幸存者，娜杰日达对整个知识界的态度是悲观的，甚至是取消主义式的。她说：“知识分子阶层的任何一个特征都并非他们独有，它同时也属于其他社会阶层，比如特定的受教育程度、批评思维以及随之而来的忧患意识、思想自由、良心、人道主义……这些特征如今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目睹，随着这些特征的消灭，知识分子阶层自身也将不复存在。”
记忆与保存：一个人的战争
二十世纪是一个死亡的世纪。除了毁灭肉体生命之外，还掩埋了大量的历史真实，扼杀了正常的思维，无数富于真理性的精神创造。记录和思考原本是知识分子的事，但是都被他们放弃了，遗下的是一个“聋哑和失语的时代”。就在知识分子风从草偃的地方，娜杰日达，这个被布罗茨基称为“世纪的女儿”站了起来。继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之后，继苏菲亚们之后，她主动承担起一个记录者、见证者、思想者，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
在跟随曼德施塔姆流放的四年间，娜杰日达四出奔走，进出警察局，打零工，向朋友“乞讨”，照顾丈夫的生活和疾病，处理一切日常事务。其间，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工作，就是极力摆脱“一种自然的毁灭力量”，千方百计保存曼德施塔姆的诗。这时，诗成了危险品。除了仔细照看诗人的手稿之外，她还得亲手抄写几遍，然后将不同的抄本缝进枕头，藏进砂锅和皮鞋里，以防抄家，或者分送给朋友收藏。由于担心纸稿被抄走，保管者们在恐慌时刻把诗稿扔进火炉，记忆就成了她的一个附加的保存手段。她把曼德施塔姆的所有诗作都背了下来，《第四篇散文》就倒背如流；在纺织厂值夜班的时候，她一边照看机器一边背诵诗句。曼德施塔姆的大部分作品，就靠着娜杰日达如此顽强的意志和韧长的努力保留了下来。在回忆录中，她自豪地表示说：“这便是我的斗争史。”
曼德施塔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不但属于俄罗斯，而且属于全人类。他的诗，是现代世界文化最优秀的部分；而他的遭遇作为重要个案，已然进入苏联历史，成为其中摧人心魂的一章。娜杰日达对曼德施塔姆及其作品的意义有着充分的认识，就是说，她致力于记忆和保存的工作，就不仅仅为了曼德施塔姆，正如她所说：“我有表达意愿的权利，因为我一生都在捍卫一位逝去诗人的那份诗作和散文。我并非履行一位遗孀和女继承人的庸俗权利，而是一位黑暗岁月的同志所拥有的权利。”
所谓“庸俗权利”，就是把自己局限于个人温情的泥沼里。娜杰日达已自觉超越私人范围而及于全社会黑暗的暴露和审视，从而使回忆录具有一种崇高的品格。首先要记住，咬紧，狠狠地咀嚼，然后倾吐出来！她说人在痛苦时必须大声嚎叫，决不能沉默，而沉默是“真正的反人类罪行”。
记忆和保存是一场战争，长久的战争，始终没有援军的一个人的战争。当对手为极权主义的国家体系，面临的是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的强大而严密的包围，一个人容易失去坚持的勇气。所以，娜杰日达说她害怕在步入未来时会失去历史见证人的陪伴，因为她发现，“无论是在集中营内部还是铁丝网外面，我们全都失去了记忆”。但是，她也同时发现仍然存在另外一些人，他们自一开始便决心保全性命，以使自己完成作为见证人的使命。她赞美说：“他们是真理的无情捍卫者，他们被无数的苦役犯所淹没，但是坚忍不拔。”
但当对手转换为后极权主义国家，控制相对松弛，恐怖有所淡化，这时，同样存在丧失记忆的危险。究其原因，未必完全是勇气问题，也有可能来自历史的惰性和虚无主义倾向。娜杰日达写作回忆录时，非斯大林化时期已经开启，她指出，学校教育仍然停滞在斯大林时代。“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学校提供的是一种不完整的教育，而在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中总是更容易滋生出法西斯主义、低级民族主义乃至对一切知识分子的仇恨。”她说，“我们给他们的是斯大林式的教育，他们获得的是斯大林式的证书。因此，他们自然要捍卫那张证书带给他们的种种特权，否则他们便无路可走”。显然，斯大林时代的遗产已经构成国家资源的重要部分。她关注青年一代在新时期的变化，特别是精神状态和道德立场，指出他们对历史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没有兴趣，或者根本无法理解，竟至于跟统治者一样力求稳定，害怕变动。她说：“他们的理想，就是一辈子静静地坐在计算机前，从不思考他们的计算有什么用。他们说：‘千万别再闹革命了……’”一个被异化了的“革命”弄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人，对革命依然怀抱敬畏之心，而毫无“告别”之意。这种对革命的态度，老实说，是我私下对作者最为敬服的地方。
我接触到的有关苏联的个人回忆录不下几十种，这些书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作者是政治家，写的是政治和政治人，如《赫鲁晓夫回忆录》、雅科夫列夫的《雾霭》；一类是文艺家所撰，内容是文化和文化人，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像《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这样的很少，作者是普通妇女，而写的是与她和曼德施塔姆生死攸关的苏联的全部现实，包括政治、文化与社会，包括政治人、文化人和普通人，众多底层人、边缘人、流放犯与苦役犯。是政治恐怖抹去了所有人物的身份，所有生活的形相，而呈现为清一色的可怕的大黑暗。这是一部“黑夜史”。如鲁迅所形容的，由于作者“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所以，在《回忆录》中，能剥去掩饰的面具和衣装，揭示隐藏的真实，能把穿透黑暗的信念、意志和光明的希望——哪怕是微茫的希望——传递给世上所有需要的人们。
2013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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