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法》之后，1999年的春天，人们蓦然发现还有一本湖南的《书屋》可读，那时中文互联网尚在初起阶段，刊物仍是思想的主要载体，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 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其实，《书屋》的创刊号是在1995年8月出版的，当《方法》于1997年7月以崭新的面目出现时，《书屋》也在稳步的成长之中， 并已渐露锋芒。这本湖南新闻出版社局主办的杂志，原先叫做《湖南新闻出版》，属于内刊，由内部的指导性刊物转为公开之后，以“屋不在大，有书则灵”为号 召，在周实的手里逐渐磨砺成了一本思想文化刊物，到1998年已开始站在时代的前面。《方法》消失之后，它成为言论史上不可或缺的又一棒。2000年是 《书屋》的巅峰时代，最具有标志性的就是这一年第三期的大手笔，一期只刊出两篇长文，一为何清涟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为林贤治的 《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十年之后，许多朋友对于那一期、那两文仍记忆犹新。在洛阳纸贵的那期《书屋絮语》中，编者只是淡淡地说：
“本期仅发文章两篇。
发排之际，已是年关，窗外雪花纷纷扬扬。
这两篇虽然长，读起来却不觉长，让人一口气读完了，心里还觉得不过瘾。当然，你也可以慢慢读，细细品，睡前读几节，三四天或一星期，忽近忽远，沉思默想。”
对于这一大手笔，曾多年主编《读书》的沈昌文欣羡不已，2001年，他在《出于无能——忆《读书》》中有这样的感叹：
“还有一点，也是我多年感到不足的。1949年，我学过一些新闻学理论，听先师王季深先生说，在延安时凯丰曾对丁玲说，《解放日报》应当打破惯例，好的小 说也可以上头条。我在随后几十年里总想学习这种精神，打破陈规旧框，在编排形式上也有一些创新而终未能如愿，始终引为一憾事。直到去年，见到一家同行某期 只发两篇大作而成一期，真是大手笔，颇有革命先辈凯丰同志所说的精神。我做编辑恁多年，不只内容，为什么连形式也不敢创新一下呢？”
那一刻，《书屋》攀到了它的最高处，浑身散发着思想的魅力，几乎每一期都有读者翘首期待的好文章，能引发广泛的共鸣和回响，这是处于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很难想象的。
一
多年以后，周实早已离开《书屋》，在电话里与我聊起办《书屋》的时光，他表示：“问心无愧，我很高兴，不想多说。”
周实是个诗人、小说家，他一生的事业却是主编《书屋》的那6年，从最初不署名的常务副主编，到1999年正式署名出任主编，他和王平等人一起把《书屋》打 造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平台，逐渐凝聚和吸引了全国各地具有独立思想和精神追求的作者、读者。尤其在《方法》之后几乎一枝独秀。
离开《书屋》将近十年，如今已提前退休的周实深知杂志要润物细无声，不能张扬，对于编辑之道他有着许多铭心刻骨的感悟，比如“别着急，慢慢来”，“表软里 硬”，“每期有迷魂阵”、“意到笔不到”等等。在不算漫长的六年中，尤其在后面的三年，他在现实中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独特的编辑艺术，比如他说的互相呼应， 从第一篇到后面不是孤立的；用心，布局谋篇，不是随意组合；隐藏，而不是什么话都说透。就连《书屋》的文章从不转版，他也有几分小小的得意。当然，他不仅 讲究编辑，也讲究文字，好文章的标准离不开好文字，也许这是出于一个诗人对文字的敏感。
谈起《书屋》当年的选稿标准，周实立马想到了2001年第4期《书屋絮语》上概括的九个字：有思想、见性情、不生涩。他曾进一步解释，“有思想是说要独立思考。见性情是说文章要有个性。不生涩是说文风要明白，要晓畅，不要故作高深状。”
从《书屋》创刊号《编辑的话》提出：“十八般‘文’艺（莫来‘武’艺），只要含得有一个‘真’字，《书屋》求之不得。”到公开提出九字标准，这是它成熟的 标志，也是一个期刊自我塑造的完成。周实对我说，当时因为向继东问他择稿标准，他就说了这九个字，这是他对“单纯”的具体化。他举了一个例子，1980年 代中期，他在湖南潇水河上乘船，看着水很清，以为很浅。艄公笑着一篙下去，两人长的竹篙只留下了一个篙尖。他感叹说：“单纯不等于单薄。单纯也可以丰富和 深厚。……这就是美。”他说，好文章，看上去清水一潭，其实深不可测。坏文章，像小水洼，像小水洼，浑浊，不见底，深却不过一脚背。
当年有人夸《书屋》，“编得好，有思想，有内容，文字尤其好”。据周实说，《书屋》其实没有挨过“上面”一次书面批评。这大约就与“文字尤其好”有关，这个“尤其好”的后面，应该包括了编辑将文字“处理得好”，并不单单是指作者将文字写得好。
《书屋》高峰时，每月来稿就有三四千篇，几乎每篇都看。自2000年从双月刊改成月刊以后，一个月内几乎要完成3期杂志的编、印、发，工作量很大，大多数 时候其实只有两个编辑，就是周实和王平，一度请了几个兼职的编辑（包括向继东、王开林、李致中），主要是看初稿。周实对我说，2001年夏天他们离开《书 屋》时，移交给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还有四千多篇可用的稿子。
然而就是那样大的工作量，《书屋》那时每篇发排的文章校样都要寄给作者校对，2001年4月初，我曾收到《书屋》寄来的《康有为的神话》一文清样，三张半 清样用的都是已用过一次的打印纸，背面有何清涟长江读书奖的一页清样稿，上面有何清涟的亲笔校正，一页是程晓农的译稿《民主的价值》最后一页，注解中布满 了他校正的密密麻麻的字迹。也许节约纸张只是小事，也许叫作者亲自校正校样也是小事，但我不知道如今有几家刊物仍在坚持？
1998年之后，那是周实、王平两个编辑最忙碌的时候，也是他们最激动的时候，合乎九字标准的好稿子滚滚而来，应接不暇，有限的版面容纳不下，稿子排队， 这是《书屋》最好的时光。对于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情，对国人真正关心的许多重要问题，《书屋》几乎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作出了回应。
与《东方》强化的知识分子公共意识、《方法》特别强调的启蒙意识不同，《书屋》似乎没有特别标举什么，有之也不过是对常识的肯定，2000年第2期的《书 屋絮语》最后说：“记得《书屋》创刊不久，曾经发过一篇文章，文章具体如何写的，三言两语难以尽意，但那题目却如烙印深深烙在我的心上——‘胜过真理的是 我们的常识’！”那是关于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的读后感，只是一篇千字短文，发表在《书屋》1996年第五期，署名“搏非”，《胜过“真理”的，是我们 的常识》确是一个好题目，它提出了一个触及我们生活本质的命题，即使在被绝对真理覆盖的地方，还有我们的常识在。《书屋》一步步攀登的过程，其实就是向常 识靠近的过程，从常识出发，单纯而不单薄，最终让我们拥有了一份与时代同行的刊物。
二
最初，《书屋》的作者以文学界或偏重文学的人为主，包括小说家、杂文家、诗人、文学评论家，韩少功、邵燕祥、彭燕郊、何满子、刘心武、、易中天、舒芜、江 枫、朱健、赵玫、陈村、公刘、残雪、南帆、张远山、周泽雄等人，内容偏重于书评，趣味也偏向文学性。虽然，李锐、李慎之、李冰封、陈家琪、朱学勤、朱正、 丁东、邢小群、谢泳、胡文辉、智效民等以思想见长的作者也已露面，或者已发表有锋芒、有见地的文章，如陈家琪的《“文革”话语管窥》、丁东的《逢场作戏的 悲哀》、朱学勤的《引进常识》等，但所占比例不高，或者像李慎之，在《书屋》前期发表的文章，比如《食谱与菜单》，并不是最能代表他思想的文字。
《书屋》的作者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到1998年以后，思想含量明显加重，这一年第五期带头两篇文章，景凯旋的《毫无目的的残酷》和单世联的《历史的纪录与 革命的反思》都受到读者的瞩目，同一期发表江小燕写给余开伟的信，这位江南义女与翻译家傅雷素昧平生，却在傅雷自杀之后的黑暗时代，冒险认领并保存傅雷的 骨灰，如果没有这封信，我们对她的命运遭遇真的一无所知。我把这前后看做是《书屋》的一个新起点，经历三年之后，《书屋》打开了一个更大的世界，许多名字 开始悄悄出现在《书屋》的作者序列，林贤治、潘旭澜、胡绩伟、龙应台、王元化、李南央、雷池月、单正平、何清涟、程晓农、蓝英年、肖雪慧、毛喻原、王思 睿、王毅、苏文、秦晖、王康（大迟）、余世存……他们的文章为《书屋》带来了新的生命，它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读物，就是因为问题意识的逐渐凸显，他 们讨论的问题各不相同，但问题背后都有对当下现实的关怀，都有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的感觉，渐渐摆脱了那种被个人情趣所笼罩的书斋感，也就是走出书斋，融入 书斋外那个急剧变化之中的社会，这是《东方》曾经的追求，也是《方法》接续的路子，《书屋》也走到了这一步。
我们从《书屋》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无论是对历史的解读，还是对时代的理解都在深入，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对读者造成的冲击和引发的反思，也许是 作者未曾料想的。2001年第6期发表的一组解读文章，王若水的《左倾心理病》、李冰封的《并非家务事》、朱正的《是家务事，是大历史》，深化了对这个话 题的讨论。
林贤治的《五四之魂》是“五四”八十周年最具震撼性的长文，虽然其中观点不无可议之处，但是在饱满的激情之中蕴含着作者对那个时代以及整个“五四”传统的 反省和批判精神，毫无疑问能激发起许多新的思想火花。胡绩伟的长文《劫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不仅将我们带到80年代的回忆中， 更让我们体认改革的艰难与包袱的沉重，作者没有回避他所敬重的胡耀邦的限度，而是直面真实，真诚地讲述自己亲历的时代。
周实回忆，1999年11月，李慎之的《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发表之后，“反响很强烈，读者极喜欢”。2001年，《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发表后，“反响也很大”，林贤治先生有不同看法，寄来了一封公开信，要与作者商榷。《书屋》将此信复印，转寄 给李慎之，本来打算请他答复，将两封信一同发表。与他早年在《东方》谈全球化、全球价值、中国人如何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文章不同，此时，李慎之老人致力于重 提五四启蒙价值，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问题。这些文章通过《书屋》公开发表，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到处被复印传诵。
2000年第3期只发两篇长文的大手笔注定要载入报刊史、言论史和思想史，何清涟和林贤治分别从经济学和文学出发，抵达了时代最核心的问题：公正与自由。 十年后重读《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我们仍然会有被子弹击中的感觉，她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活的、当下的、令人心惊肉跳的。无论是利益集团的 多元化趋势及强势集团的形成，还是两极分化和中间阶层的不发达状态，相隔十年，大家都可以看得更为清晰，但在那个时候，作者就已写出来了，而且看清了时代 的走向。那是一篇无愧于时代的文字，是一个知识分子良知的表达。在林贤治自由的标尺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不留情面的褒贬，他的评点因为个性张扬而充满真性 情，他的解读因为有血性而显得血肉饱满，不流于我们常见的那种冷冰冰的文学批评。这是一部他“私人治史”的50年散文史，如他在文中说的，“文学史就是自 由史，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张远山、周泽雄、周实化名“庄周”连载的《齐人物论》，对当代文坛各类人物、各种作品无所顾忌、痛快淋漓的评点，也是 自由精神的一次实践，颇招读者的喜爱，我曾在报纸上看到有读者说自己每次“都是急读之而后快”。
作为一个公共平台，《书屋》并不是只发表一种观点的文章，各种不同的观点只要言之成理，哪怕针锋相对，也都有同等表达的机会，肖雪慧关于纳税人意识的《喻 先生，请另出招吧！》在2000年第6期发表，2001年第2期发表喻权域的《反驳肖雪慧，何须用新招？》。毛喻原的《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在2000年 第9期发表之后，江枫不同观点的《汉语啊汉语，危机，却在哪里？》也于2000年12期上发表。当然更多的是回应与商榷，
三
1995年，《书屋》创刊之初只有1500个订户，到1996年发展到5000订户，1997年有15000册，如果算上各地书商的零售，突破了两万多， 以后的发行量达到3万多册。《深圳商报》曾有这样的评论：“长沙根本就不是文化中心，《书屋》也没有闻名天下的主编，该杂志甚至是没有什么好的历史渊 源，……它紧紧地抓住中国知识界所关注的全球化、市场化、大众文化、后殖民问题、腐败问题、民族主义、农民问题、女权主义等问题，一跃而成为了读书杂志的 自由中坚。……办刊物最重要的是刊物本身，而不是技术层面的更新、商业层面的包装或国外流程的引进。只有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寻找到杂志的最锐利的诉求 点，才能让一份杂志站稳，而不是其它别的要素。”
从1997年第2期起，“读书人的心灵家园，思索者的精神领地。”这句话出现在《书屋》每期的目录页上，显然《书屋》的读者定位就是读书人、思索者，他们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学历。周实曾有文章写到过一个《书屋》的忠实读者单剑锋先生，是一个很好的山水画家。更多的是普通读者，2001年第3期 的《书屋絮语》，讲述了的就是读者的故事。一个冬季的雨天，中南工大土木建筑系的一个大二学生，乘公共汽车化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专门赶到编辑部买合订本， 挑选再三，最后只挑了1997年的《书屋》合订本。因为他的钱不够多买。那篇絮语写得很平淡，也很温暖。
有读者在报纸上这样评点《书屋》：“有人说近年《书屋》风头之劲，几乎要超过老牌的《读书》了。作为一本诞生不久的刊物，这是对《书屋》最大的褒奖。”
天南地北甚至海外的中文读者，今天，心中仍保存着《书屋》记忆的一定不少，我身边的朋友中就有不少《书屋》的读者，台州有个老中医曾是《书屋》的热心读 者，与编辑部有书信、电话往还。当然，《书屋》与读者的互动，最重要的大概是每年的推荐好文章，1999年第2期就以头条的位置刊载读者意见，这也是比较 少见的。这位叫做刘畅的读者最初接触到《书屋》1998年第5期，从此被抓住，他以屈原《橘颂》中的句子“青黄杂糅 文章烂兮”来形容《书屋》，他在信中说：“忧人也好，忧天也好，忧社会也好；质朴也罢，尖锐也罢，深奥也罢，其背后体现的编辑思想却是一致的：关心人，关 注生命。影响读者的，不仅是作者的观点，还有编者的思想;文章中凝结的，不仅是作者春蚕吐丝般的劳动，还有编者蜡烛燃烧般的热情。”
对于刊物后来的命运变迁，编者也并非毫无察觉，2001年第1期的《书屋絮语》曾以哲学或诗的语言做过这样的预言，“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世界要‘无’，连政治家、哲学家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譬如，要是《书屋》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 《书屋》今日还在，只是从2001年第6期出版之后已换了主办单位、换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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