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年的初春二月，中共党史学界痛失两座重镇，一位是哈佛大学教授、《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作者麦克法夸尔（马若德）先生；另一位就是中共党内著名的异议者、《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李锐先生。随着李锐的逝世，以《炎黄春秋》杂志为代表的中共民主派，已日渐凋零，进入谢幕时段（我认为此文中还是用「民主派」比较切题，下同）。
老成凋谢：民主派后继乏人
李锐先生逝世的次日，有关部门来电话，指责我接受外媒的访问，要求我不出席李锐的追悼会。我说：「我是李锐的朋友，他逝世了，为什么不能去悼念？请说出不能去的理由。」对方无言以对。
我回想了一下对外媒的发言，大意是：一位中共老干部，敢于公开地表明自己对中共现任领导人的批评，这是前所未有的。接下来要看的就是，领导人会不会给李锐送花圈，或者出席他的遗体告别仪式。观察气量和态度的时候到了。我还提及，李锐说过死后不盖党旗。
李锐虽然在病榻上批评过领导人，但领导人也说过「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追悼逝者，展示「雅量」，此其时也—我这提示亦不为过。既然有关部门给不出缺席的理由，那么我就有理由去追悼。
二月二十日上午，我按预定时间去了八宝山殡仪馆。想去看看有没有关键的花圈，遗体是否覆盖党旗—我要见证历史时刻。
一路上碰到的熟人，都提醒我警察在盘查。离八宝山越近，警察就越多，我偕夫人坦然前行，未受阻拦。
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官民通用的东礼堂举行。中共党内等级森严，李锐先生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却未安排在高官专用的大礼堂（原第一告别室），也没按惯例悬挂悼念逝者的黑布横幅。
迎面遇上蒋彦永大夫。他是赶在第一拨进去告别的，未被允许拍照。礼堂那时暂停入内，门外的高台上排起了长队。门口立着「谢绝拍照」的牌子，没有发放逝者生平的文字，一些外媒和港媒记者，被便衣精确地清出队伍。排了半小时队进入礼堂，颇感气氛诡异。门内有工作人员收缴吊客自带的鲜花，礼堂内没有奏哀乐。鞠躬后凝视逝者，李锐先生安卧在鲜花中，遗体还是被覆盖了中共党旗。仔细扫视众多花圈，仅看到刘云山、贺国强、田纪云等人的名字。
李锐先生表达过「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的遗愿，但「党是领导一切的」，既然无法占有其灵魂，也只好掌控其躯壳了。所谓「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与李锐先生同辈的朱厚泽、于光远、何方等人，虽在不同程度上被认为是党内异议者，只要逝者还有党籍，遗体都毫无例外地被覆盖党旗。逝者意愿得不到尊重现象，体制内也颇为常见，最著名的先例就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曾亲自在火葬倡议书上签字，表明身后火葬的意愿。如今签字人中唯一还躺在水晶棺里的，就是毛自己。
慰问家属后走出礼堂，有不少熟人在交谈，得知习近平、李克强、朱镕基等也送了花圈，可能是被工作人员遮挡起来了，搞不清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送别者中包括《炎黄春秋》杂志的作者、编辑和读者群，郭道晖、杜光、姚监复等老先生均有出席，还有些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受难者，皆垂垂老矣，更多的是体制内退休者及红二代，与我年龄相仿，鲜见有年轻面孔。据港媒估算，约一千五百人出席了今天的告别。我的总体感觉是—这个群体年龄偏大。
李锐之锐：性格决定命运
李锐先生是我认识的前辈中，性格最为特殊的一位。
最早见到李锐，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在《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联合举办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上。我们这些与会者的发言，《世界经济导报》曾以五个版面发表，导致该报被永久停刊。
本世纪初，我成为《炎黄春秋》杂志的作者之一，与李锐先生和其他前辈作者，不时在一些联谊活动和座谈会中相遇。
李锐口才极好，出口成章，他这一代学运出身的人物，与当下那批脱稿说不了话的官僚，不可同日而语。就我记忆所及，他在一些公开场合，对一些事件、人物的评论，总是直截了当，态度鲜明，不留情面。
例如二○○四年七月，李锐出席《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的座谈会，他批评一九四九年之后向苏联「一边倒」以及左的影响，导致中国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他说：「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我觉得他就是中国水利界的马寅初、陈寅恪。」
李锐先生指名道姓地谈到：八十年代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除了钱正英、张光斗一对老「搭档」，还有两位姓王的前封疆大吏对此最为积极，一是王震，一是王任重。方案上报到陈云那里，陈没有明说反对，批示要求水电部调研。当时李鹏代表水电部，提出水库移民问题难办，算是说了一句明白话。 「主上派」又跑去游说邓小平，称工程完工以后，万吨轮船可直达重庆，把邓小平说动了。但工程上马以后，他们就改口说「万吨船队」了。这后半段的发言，在发表时被「和谐」了。
记得我发言时引用的数据不准确，李锐快人快语、当面提出纠正。会后他私下对我提及：「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我与令尊见过面，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聚餐时，我注意到，李锐先生不大掩饰个人好恶。他耳朵有点背，即便坐得远，只要他想听你说话，会用手掌拢起耳朵听；某人就坐在他身边缠着问话，他却毫无反应。
李锐一生的命运，与他这种锋芒毕露、剀切透辟的个性密不可分。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他与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林一山，就三峡工程当着毛泽东面折廷诤，过后又受命撰文各抒己见。当时毛氏「高峡出平湖」的狂想几成定局，由此被搁置了三十四年。设若这项好大喜功的方案，乘着「大跃进」的东风大干快上，后面的那场「人祸」（大饥荒），为害之烈不知还要翻上几番。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李锐以其口才文笔，推迟了一场经济和生态的双重灾难，由是获得毛泽东的青睐，成为御用「兼职秘书」；但「伴君如伴虎」，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李锐因批评「大跃进」及议论「斯大林晚年」贾祸，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公职下放改造，「文革」入狱八年，直至一九七九年复出，二十年间遍尝盛衰荣辱，皆因以天下奉一人。
李锐之真：秉笔直书党史秘辛
在我的经历中，亲见二人衰年变法，「破门而出」成为史学家。一位是《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先生，由新闻记者变「旧闻记者」，以翔实的数据和记录，将共和国史上惨烈的大饥荒展现给世人。另一位就是《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李锐先生，他以亲历者的现场实录，首次披露了中共高层围绕「大跃进」的斗争和决策过程，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必读书，同时也是解析大饥荒成因的一把钥匙。 《庐山会议实录》与李志绥大夫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从政治层面，一从生活层面，以不同角度立体解读了毛泽东其人，是对中共党史的重大贡献。
李锐先生能够完成这部力作，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除了毛泽东兼职秘书的身份外，他既是庐山会议的亲历者，又被指定做现场记录人。
二、复出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离职后又主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有搜集查阅资料的便利。
三、八十年代的体制内外政治氛围及党内高层的支持推动。
说到第三点，就不能不重提胡乔木。这位与李锐两度共事的毛泽东「文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主持者，一生有其多面性，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九九二年增订版后记中，证实了胡的幕后推手角色及其在资料上提供的支持。这也令我对这位被称为「左王」的人物，有了较为立体的认识。当然，胡乔木支持李锐写书的用意，除了信史存真，还包括总结历史教训、维护中共执政地位的长远考量。反观当下以禁言禁书为能事的文宣主管，若有胡乔木一半的见识，也不至于如此讳疾忌医。
李锐的庐山会议笔记本，一度曾被陈伯达掠走。从另一角度证明当时的中共高层，懂得历史档案的重要性。记得有一次《炎黄春秋》座谈，李锐先生谈及他在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任内，亲历的一次销毁周恩来档案事件。当时邓颖超找到杨尚昆，说是恩来有一批档案，必须销毁。杨推说需要请示邓小平，邓颖超说那你马上请示，我就坐在你这里等。杨电话请示小平，同意把档案运过来，当场销毁。李锐作为组织部门负责人，被召到现场监督销档。他说自己曾拿起一份卷宗看，是某某某（章注：名字我忘记了）的专档。
我立时想起：曾有纪念文章提到，周恩来临终前与邓颖超有一段对话。周说：「我知道很多事，但我不说。」邓说：「我也知道很多事，我也不说。」李锐所述，印证了这一说法。小超（邓颖超）履行了与恩来的约定，将很多见不得光的党史秘密，付之一炬。
理想主义：「两头真」寻觅初心
关于中共一批老干部的「两头真」，我宁可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希望它变成一种社会现象，因为毕竟中间有一段失真了。不幸的是，当下体制内外「两面人」比比皆是，「双重人格」已成社会常态。
以《炎黄春秋》为旗帜的中共党内民主派，被认为是「两头真」的群体，李锐先生亦为其中翘楚。这批人中多数是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加入中共，确曾怀有救国救民和自由民主的理想，且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对日政策感到失望。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是一个全世界知识分子趋向左倾的时代。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共为摆脱困境，大力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吸引了大批学生和知识青年投奔中共，这些人与在「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召唤下加入中共队伍的农民，素质完全不一样。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很多场合大讲新民主主义宪政，主张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承诺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美国式的民主国家。那一时期《新华日报》等中共媒体宣传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的文章，相当一部分出自这批知识分子之手。
然而这批人的命运，与历史上加入农民起义队伍的知识分子们雷同。要么成为新王朝的辅佐，要么成为祭坛上的牺牲。李锐经历延安整风，遭受过政治和家庭生活的双重打击。中共建政后，李锐作为中共革命干部，参与过建政时期的左倾，写文章宣传过土改。但作为体制内的文化人，他保护了曾国藩故居，发现了重要史料《唐纵日记》；他从一九五二年就开始搜集整理毛泽东的史料，并于一九五七年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尽管有参与「造神」的成分，但也成为李锐研究毛泽东的开端。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李锐也会成为「两头真」人物中的一员，但中期的迷失在所不免。亲历「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使他看到中共体制的弊端和阴暗面，醒悟得比别人早；近二十年的流放和监禁，更积累了深刻的认识。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这批「两头真」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实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党主立宪」，使中共在宪法在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推动国家走上宪政之路。不过，这种主张既有早年自由民主的理想，也有维护中共执政地位的考量。李锐在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局长任内，主抓「第三梯队」建设，考察推送了两位后来担任总书记的人物。八十年代中期，中共实行干部新老交替，李锐等「一二九」群体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而大佬仍在掌握实际权力，中国的改革形成「爸爸已经退休，爷爷还在管事」的局面。这段工作的功过是非，只好留待后人评说了。一九八九年学潮期间，李锐、李昌、于光远和杜润生四位中顾委委员联名，「呼吁学生与部队双方无条件撤退」。
炎黄春秋：一代人其鸣也哀
「六四」事件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摆。杜导正先生创办了《炎黄春秋》杂志，成为党内民主派的主要发声平台。李锐作为中坚人物，呼吁民主宪政不遗余力。他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我就不再详述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权贵利益集团形成，政治氛围日趋保守，言论空间收窄，李锐的书也无法在大陆出版了。他们这批老人家在体制内处境日艰，仍坚持保住话语权。
记得李锐曾谈到：二○○七年十月，中共召开「十七大」，九十岁的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分组讨论时跟李源潮一个组。李锐发了一次言，李源潮过来对他说，从现在起到会期结束，你都不要发言了。李锐觉得深受侮辱，真想拂袖而去。考虑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并保持话语权，才强忍着继续与会，直到「十七大」结束。
二○一二年中共「十八大」，特邀代表李锐在书面发言中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从党内民主和差额选举做起，实现党政分开；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允许党内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和批评领导人及党的政策；领导人离职后取消特殊待遇、不得干政；他质疑中国模式，重申「宪政大开张」和普世价值，清算苏俄模式，反对一党专政。这恐怕是他在党内会议上最后一次公开表达。 「十八大」闭幕后，《炎黄春秋》杂志社和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联合在京举办了「改革共识论坛」。李锐与会，介绍了自己在「十八大」小组会发言，指出：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政法委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主张尽快废止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何方、高放、杜光、郭道晖、江平、陈光中、资中筠、宋以敏、高锴等前辈也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最后提出一份《改革共识倡议书》，有七十一位与会者联署。
此时我对政治改革已不抱希望，在发言中有明确的表达：「我想重新解释三个名词：什么是旧中国？宪政中国出现以前的中国是旧中国。什么是旧社会？公民社会出现以前的社会就是旧社会。什么是改革开放？改革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应该开放党禁、报禁。」「可能很多人跟我没共识，我也不追求这种共识，因为在座很多老同志的心情我也理解，你们怀着革命理想风风雨雨几十年走过来，走到今天，可以说，你们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但不愿意承认，还希望救党，我相信你们的真诚。」我坦承自己的心情是「死马当作活马医」，能救就救，救不了就算了。
此后的剧情发展，一如我所预感，李锐先生和《炎黄春秋》老人们的期盼，不仅没有实现，而且朝着相反的方向倒退。甚至《炎黄春秋》杂志自身，也在风刀霜剑下被劫夺，被迫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哀莫大于心死」，深刻反思之后，李锐先生真正大彻大悟。他没有出席二○一七年的中共「十九大」。其病榻遗言掷地有声，成为这位世纪老人的绝响。
李锐先生逝世后，我曾作小诗二首送别。兹录于此为奠：
一
空将遗蜕裹红旗，心路云泥哪得知。
七十年来一台戏，剧终谁是好男儿？
二
回首尘寰事不空， 百年大愿众心同。
中华宪政开张日， 俎豆馨香告锐翁。
（作者为内地近代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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