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淦，及黎段内阁的形成

袁世凯死后，各党各派纷纷对于时局提出自己的主张，归纳起来无非是恢复以《临时约法》和民二（1913）国会为基础的民元法统；并且惩治所谓的“帝制祸首”。岑春煊毕竟老于宦道，他有更进一步的要求

当时他有个非常冗长的职衔：中华民国护国军军政府军务院抚军副长摄行抚军长，其实也就是反袁西南系的政治领袖。他同西南系当时的精神领袖梁启超一阴一阳，互为表里，来同北洋政府步步讲价。在这个“红脸白脸”游戏中，他唱的是红脸。

1916年6月13日，也就是袁世凯病逝一周后，岑春煊联合陆荣廷等其他几位西南系军事领袖，致电黎元洪，提出了四个要求：

一，黎大总统为继任，非代行职权；

二，护国军拥护《临时约法》，非袁记约法；

三，恢复民二国会；

四，组织新内阁，交由国会同意。

以上事项，前三项是国内主流意见，岑春煊只不过重复了一遍。只有第四条是他的“原创”——国家大政，法律和制度固然重要，而决策者和执行者更加重要。岑春煊要求更新内阁，就是想让本派政客作为新人进入被北洋系把持已久的政府中枢。

1.

对于来势汹汹的各种要求，北洋系非常奇特地保持集体静默。这是因为，北洋系在中央的政客，如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等，之前为袁世凯亲信，而今却沦为“帝制余孽”，戴罪之身当然不敢乱说乱动。

至于作为督理某省军务的将军而分散在各地的北洋系军人们，原本就没什么政治主张，对于时局一时间难以臧否。

而且，既然北洋系中地位次高者冯国璋也于15日致电黎元洪，请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那么各省将军就更不能发表什么其他意见了。

但，此时的张勋蠢蠢欲动，有着与众不同的立场。在袁世凯去世的前夕，即5月30日，江苏将军冯国璋召集在各省督理军务的北洋系将军于南京开会，讨论袁氏及其政府的进退出处。会议无疾而终，不欢而散。但应张勋要求，南京会议的部分代表复于徐州集会。

当时是6月9日，袁世凯刚死。徐州会议提出了十条纲要，主要是要求保全袁世凯的家属生命财产及袁氏身后一切荣誉；并“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当时，所谓的“暴烈分子”，指的就是国民党员。

这个十条纲要，可谓是说出了北洋系地方实力派的心声。此次徐州会议，也成为今后一年内操控乃至左右政局的“督军团”的滥觞。

张勋此次作为北洋系军人的代言人，慷慨激昂，豪情万丈，一副大义凛然的伟丈夫的作派。要到一年后大家才知道，原来他的忠勇，并非来自于其对北洋系的团队责任心，而是别有怀抱，另有图谋。

在上述的十条纲要中，他夹带了一些私货：“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项条件。”

从中也可以看出，张勋有超乎常人的政治智慧，完全不是传说中的一介莽夫。他清晰地预见到，动荡之中有变乱，变乱之中有革命，革命之中有毁灭，而前清皇室很可能会成为毁灭对象。

事实正是如此。两年后，沙俄皇室成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毁灭对象；又过了六年，前清皇室也终于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

6月20日，张勋通电，反对惩办帝制祸首。他说，君主还是共和，只是理念差别，“无非各抒己见，岂能以成败为衡？”又说，“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张勋就是这种人，口含天宪的嘴脸，表面上看来豪迈豁达，正义凛然，其实精明细致，心思诡谲。

不过，此时，无论是野心勃勃如梁启超，也是诡异狡黠如张勋，都没料到，一场细腻绵密的人事安排，正在悄然策划推行，一张张名单，正在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手中频繁往还，反复揣摩。

从今后一年的历史事实来看，段祺瑞和黎元洪的关系非常糟糕。因此，当时政坛的观察家们完全忽略了他俩的秘密沟通，也实属正常。

一直流传着一个笑话，以显示黎段之间缺乏沟通。说是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去北京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府邸请其出任总统。段在东花厅落座后，对着黎元洪半小时没有说一句话。然后突然站起身来，向黎鞠了三个躬，扬长而去。

当时诸事纷乱，对外连个统一的政治口径都没有。据说北洋系军人又群情汹汹，想要废黜黎元洪而拥立徐世昌为大总统。因此原本就拙于言辞的段祺瑞，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但这不要紧。无论是当时的观察家，还是后世的史学家，在评论这段尴尬可笑的会面时，只突出了段氏的笨拙傲慢，黎氏的敷衍懵懂，及两人之间毫无默契和了解的关系。但所有人忽略了一点——和段祺瑞同去见黎元洪的，是张国淦。正是这个人，决定了袁世凯死后最初一个月中国的命运。

2.

清末民国，一些促狭的时评家喜欢给当朝政客起外号。比如，他们叫国民政府的两位重要人物，谭延闿为“文甘草”，何应钦为“武甘草”。

作为中药的甘草本身药用价值并不大，而且貌似平庸，但益气补中、缓急止痛、泻火解毒、调和诸药，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味良药。

理解了甘草的药性，就知道，这个外号虽然戏谑味道十足，但谭延闿、何应钦在政坛的功效和能力，也就呼之欲出了。

张国淦也是这样一味“甘草”。

在民初的这些政治领袖中，袁世凯、徐世昌算是“50后”，段祺瑞、黎元洪算是“60后”，梁启超和张国淦呢，则是“70后”。汪兆铭和蒋中正算是“80后”，要到近十年后才真正登上政治舞台。

民国的政坛年龄段很有趣。“50后”功业赫赫，领袖群伦；到“60后”就是事事挣扎的过渡性人物了；“70后”更可怜，迅速被时代抛弃。要到“80后”，才又成为决定国家走向的中坚力量。

作为“60后”的段祺瑞、黎元洪同“70后”张国淦交往，地位处于师友之间，既能深交，也能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而且，清末非常重视同乡之谊。他籍贯是今天的湖北赤壁，但跟随着湘军出身的父亲，在安徽成长、读书。后来他们家就定居在了芜湖。所以，他能够以生于安徽的身份，同安徽人段祺瑞亲近；也能够以籍隶湖北的身份，同湖北人黎元洪亲近。

当然，也能以湘军子弟的身份，得到袁世凯的信任——湘军毕竟是中国近代所有地方实力派的鼻祖。

张国淦三十出头开始官运亨通，1916年是四十周岁，之前四年已经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内务部次长、政事堂右丞（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等显要贵重的职务。

袁世凯最倚重张国淦的，是他身上那种令人信赖的亲和力，以及能够令人妥协的协调能力。袁氏当国的四年间，张国淦前两年调处袁黎关系，后两年调处袁段关系，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到袁氏统治末期，一方面张国淦不同意帝制，另一方面，袁黎关系、袁段关系都已经崩溃，没了协调共处的可能。因此，在袁氏去世黎氏接任的当口，张国淦是教育总长。

但段祺瑞请黎元洪当总统，还是要拉上他一起去。他当然也知道，同时能够得到黎段二公高度信任的，也只有张国淦了。

1916年6月6日上午10:40，袁世凯去世。段祺瑞立即带着张国淦来到黎元洪公馆。段祺瑞走的时候，留下了张国淦，也就是留下了一条沟通渠道。

到当天傍晚，北京城的流言越来越多，都说北洋系军头要罢黜黎元洪，让徐世昌出来做总统。

黎氏当然很惶恐。这不是权位的问题，北洋系军头来逼迫让位，肯定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于是张国淦先亲自去府学胡同的段祺瑞公馆打听情况，然后在东花厅陪黎元洪坐了一晚上，到凌晨三点钟知道各方安全后，才去休息。

是张国淦陪黎元洪度过了最惊险难熬的第一天。

3.

段祺瑞是实干派，对于政治上那些名分字句，看得非常淡漠。6日下午三点钟，国务院以袁世凯的名义发布“故总统令”：“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这个“约法”，是袁记约法。

但是黎元洪自己发布的“就职令”呢，则第一句是“元洪于本月7日就大总统任”，“就任”两字，是根据民元约法而来的。

文告写就后，张国淦亲送府学胡同由段祺瑞过目，段祺瑞也没有提出异议，即署名盖印然后登报，并电告全国。

所以不管是当下的“护国”，还是后来的“护法”，段祺瑞内心无法理解这种争执有什么意义。他毕竟是军人而非政客，对于前者而言，实力才是决定政治走向的最后的指路牌。

就在海内喧腾，为“继任”还是“代行”，为民元约法还是袁记约法吵翻天的时候；就在连精明如此的张勋也不过在计较帝制祸首该不该被清洗的时候，黎段二人已经在悄悄开展一系列组阁工作。全国政治家中，只有岑春煊敏锐地注意到了内阁问题。难怪当年他能同袁世凯齐名。

自6月7日就任总统以来，黎元洪在张国淦的沟通下，不断同段祺瑞秘密商议了一系列重大事项，包括内阁成员人选，各地军政负责人的确定。在公开层面，他们还推行了一些体制上的变革。

10日，黎元洪当上大总统才三天，就裁撤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其职权交还陆军、海军、参谋等部。这应该是段祺瑞最注重和欣慰的事。这样，他这个陆军部长才是真正的全国军事领袖。

黎元洪还准“帝制祸首”周自齐辞职，其财政总长的职务，交给老革命党陈锦涛继任。这也是黎元洪变革阁员的第一步。

而外界仍是茫然无知，通电满天飞，说来说去还是“约法”“国会”“继任”“代理”’这些字眼。

自6月29日开始，经段祺瑞及所有旧内阁成员的副署，黎元洪发布第一七五号总统令，宣布恢复民元法统。全国民众还没回过神来呢，黎元洪、段祺瑞又连续发布命令，确定了内阁成员，并于7月6日任命了各省所有的军政、民政负责人。此时，距袁世凯病逝，才整整一个月。

4.

遥想1916年初夏，段祺瑞之孤苦伶仃，已经达到极点。

一方面，他要保持对老首长袁世凯的忠诚，试图维护袁氏的身前身后令名。因此，他才必须要竭力延续以《约法》为主干的袁记法统。

然而，西南系护国军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反袁——不是护国，不是护法，不是保卫黎元洪，不是拥护梁启超——而就是打倒袁世凯。袁氏的肉身既已死去，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其政治遗产正是生命的延续。所以，西南系坚定地否认所有袁氏创设的政体设计。

而即使在北洋系内部，段祺瑞的这种忠诚和执着，也找不到盟友。自一年前袁氏策划帝制，其最亲厚信任的两个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就开始日渐疏离。问题是，前者仅仅是情绪化的遁世，而后者则坐镇南京，左右逢源，几乎同当时国内所有反袁人物都有密切的沟通，不臣之心呼之欲出。

所以，冯国璋根本不关心袁世凯的历史地位这些劳什子。因此，对于段祺瑞的坚持，觉得莫名其妙。

就在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率领两大舰队“独立”，乃归附西南系护国军的时候，冯国璋也致电段祺瑞，逼迫他承认《临时约法》。

这样，反而简单了。

于是，段祺瑞突然爽快地在六月底宣布，全面恢复以《临时约法》为主体的民元法统。如此，也意味着袁记《约法》被永久废除，1914年初被袁氏强行解散的民二国会立即恢复召集。

从细节来看，段祺瑞的职务，也从袁世凯任命的“国务卿”，变成了黎元洪任命的“国务总理”。

1616年7月1日，《申报》就兴奋地认为，“民国之无穷之希望，亦自此始”。著名媒体人邵飘萍也认为，这是“根本解决”，且“结果圆满”，所谓“可深为民国前途庆”。

全国喜气洋洋，输家只有一人，那就是去世还未满一月的袁世凯。所有人都是赢家，而最大的赢家，其实是段祺瑞。

首先，段祺瑞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北洋系新的领袖。当然，冯国璋的资历、地位同他不相伯仲，但人在南京，虽然可以直接控制长江中下游，但毕竟离政治中枢北京还相当之远。

而在北京，虽然黎元洪是大总统，但威权出自院部。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6月29日，先由国务院开会，定下恢复民元法统的大政方针，第二天才由段祺瑞副署，交付黎元洪以大总统的名义作为命令发向全国。

所以，后人可以认定，段祺瑞不愿恢复民元约法，不是为了私利，纯粹是对袁世凯的忠诚。因为，作为总理，民元约法能够使他大权独揽，而总统黎元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5.

《临时约法》制订得很仓促，于法律上并不专业，于事实上并不合理，于结构上并不匀称。其要旨，与其说是要确定一个国家体制的基本大纲，还不如说是临时起意，匆匆忙忙地扩张国会的权力，而使总统成为“虚君”。

由于关注点全在于总统和国会的斗争，所以民元约法对于国务院、国务员及国务总理的规定，既不具体，也不严格。

从理论上来说，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须大总统任命，并应接受国会的质询和弹劾。《临时约法》中，段祺瑞所受的限制，也仅止于此了。

说得简单点，民元约法就是一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制度设计——在总统和国会的角逐较量中，互相制衡，互相伤害，而国务总理正可以上下其手，纵横捭阖。

现在，制度和体制都已经确定，段祺瑞就要开始工作了。第一步，当然是“排排坐，吃果果”，先要把官位安排好。

一般而言，在满清官场，于中央做到尚书侍郎，于地方做到总督巡抚，这官算是当得心满意足了。至于大学士、军机处、入阁拜相，那是殊遇，并不在计划之内。而且，伴君如伴虎，同皇帝走得太近，政治风险成倍增加，反而不是理想处境。

至于民国，一般文官的最高理想同清朝也没啥差别，中央做个部长，地方做个省长。反而武人要跋扈一点，做了督军要做巡阅使，做了总长要做总理。

但是，1916年夏天的局面，明显僧多粥少。

一场护国运动，使得许多原本资历浅薄、威望不足的军政人物走上前台，尤其是西南系，兵强马壮，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半年前那种畏葸的模样。

而在中枢政坛，因为民元法统的恢复，原本已经被袁世凯排挤出去的革命党系统人马，现在又将回到中央。何况，他们还是黎元洪身为大总统的执政基础。说白了，也就是政治本钱。

全国当时二十二个省份（北洋控制省份：奉吉黑直鲁豫晋苏皖赣鄂闽陕甘新；南方护国省份：川滇黔粤桂湘浙），那么督军加省长，才有四十多个缺；

至于总长，那人数更少，因为国务院才九个部：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段祺瑞自己还兼了个总长——陆军部。

有一个人，自己不愿做官——当然也可能是官太小他不愿做——其目标是为自己的政团打下千秋万世的基础。他就是康梁党/君宪党/进步党人的精神领袖——梁启超。

因为他认为，他是这一场护国运动最大的胜利者，当然，也就必须要成为最大的获益者。然而，国务总理段祺瑞并不同意他的观点。

6.

1916年6月30日，中华民国总统府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命令，恢复《临时约法》和民二国会。至此，民元法统的三大要素：约法、国会、总统，已经全部光复，似乎袁世凯在政坛留下的污泥浊水已经涤荡干净，中国又重新回到了共和宪政的康庄大道。

当时，连最挑剔的时评家也认为，国家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因为“结果圆满”，故而已经可以为民国的前途预先庆祝了。

但是，此时，同前年大前年袁世凯治下的巅峰时代相比，中枢政治家们的视角和立场，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明显的不同，发生在康梁党/君宪派/进步党人的精神领袖梁启超身上。他竟然开始邯郸学步，模仿革命党/同盟会/国民党人及其精神领袖孙文，再也不追求中央政府的官位了。

同政治建设相比，孙文更注重社会建设和心理建设。因此他一以贯之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倒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清高自持，敝屣权位，而仍是基于“必须唤起民众”的理想，试图从根子和命脉上改变中国。这才是一位大革命家应有的风骨和风范。

所以，民国元年，孙文对于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不感兴趣；甚至对于党人参加选举进入民二国会，也不感兴趣。他比较在意，革命党能否深入民间，真正做一些对国家民族有利有益的实事。

但是，他的政治对立面梁启超就截然不同。梁氏对于议会政治很感兴趣，也愿意亲身尝试，入内阁担任总长，试图在中央政府掌控政局。

尤其在1913年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后，梁氏很愉快地进入熊希龄内阁，担任司法总长。后又任币制局总裁。他也以此为机会，安插了大量的康梁党/君宪派/进步党人进入重要部门。后来于政坛赫赫有名的张嘉璈、吴鼎昌，都是由他此时开始提携栽培。

不过，在1916年7月1日，内阁重新安排部长人选的时候，梁启超却失去了三年前的热情，并没有将自己的党徒塞进国务院的打算。也就在那天，刚刚坐实总统大位的黎元洪延聘梁氏为总统府秘书长，并给予每月二千大洋的津贴。

不得不说，黎元洪的政治谋略诚然很差。总统府秘书长，是大总统的幕僚长，虽然位高权重，但终究属于“内廷官”，比不上总理、部长这些“外廷官”来得尊荣显赫。而且，以《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可以任免官员，但对于总理部长的任职，须得到国会的同意。

这也证明，这些“外廷官”并非总统私相授受，而是有民意基础，单单是声望权威，已然与众不同。进而言之，恢复民元约法，就是恢复责任内阁制，也就是说，裁夺在国会，执政在总理。至于大总统，虚位而已。

在这种局面下，总统府秘书长无非是个缓和总统和总理矛盾的挡箭牌，费心费力又不讨好。梁启超长期缺乏具体的行政经验，在清末官场又没有根基。说实话，即使他有意愿做好这份工作，在能力和资望上，恐怕还差了一大截。

以今天眼光来看，无论黎元洪还是段祺瑞，其挫败的根源，在于缺乏优秀的参谋。只是区别在于，前者的军师太蠢，后者军师太坏。

也不知道是谁建议黎元洪以总统府秘书长这一“诱饵”来拉拢梁启超的，这样做，既是对梁氏的不尊重，又暴露了黎元洪对于内阁人选判断乏力。

民元法统恢复，国务院重新成立后，段祺瑞向黎元洪上报了各部总长人选。当时陆军总长由段总理兼任，那么，需要确认的是八位部长究竟由谁来当。

没想到，八位之中，竟然被黎元洪否定了四位。这空出来的四个名额，大总统还提出了自己的人选，且都是国民党人——看来，黎元洪并非仅仅对内阁人选判断乏力，而是压根儿看不起梁启超。在他心里，还是倾向于国民党的。

7.

段祺瑞有自己的想法。

之前几天，政界还在为到底是执行民元约法还是袁记约法大起争执，即黎元洪究竟是代理总统还是继任总统名分未定的时候，段祺瑞已经拟订了一份内阁名单。

外交总长，原来的陆徵祥已经辞职，现在由交通总长曹汝霖兼署，段祺瑞建议换成汪大燮；

内务总长，原来是王揖唐，段建议换成刚刚从福建回来的许世英；

财政总长，原本是周自齐署理，但此人同袁世凯关系实在密切，被目为“帝制余孽”，再留在中央政府恐怕有所不便；

因此，在6月23日，已经由黎元洪亲自提名，换成了陈锦涛。陈氏是老同盟会员，也是孙文的老朋友。在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他就是财政总长。

教育总长，原本是张国淦。但为了使反袁人士更能接受这个新政府，段祺瑞提名由范源濂接任。

范氏资历很深，前清就任职学部，北京政府刚成立的时候，他就是教育部次长，进而总长。后来又赞助梁启超反袁，因此在护国军方面声望很高。

农商总长，原本由司法总长章宗祥兼任，现在段氏建议给张国淦接任。

剩下来的四个部的总长不变：陆军段祺瑞兼任，海军刘冠雄，交通曹汝霖，司法章宗祥。

段祺瑞自认为安排得很妥帖。九个总长，留了五个旧人。如果他自兼的陆军总长不算，也就是说八个国务员，进了四个新人，也算是不偏不倚，新旧交融了。而且四个新人中，财长陈锦涛可以照顾革命党的感受，教部范源濂可以照顾梁启超的感受。

没想到，对于这份名单，黎元洪在审核盖印时并不同意。他主要想换掉两个人：外交总长和海军总长。

自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事实上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大到内政、财政，小到借款、关税，无不看列强眼色。别国的外长，是维护本国及国民在海外的利益；而中国的外长，是维护本国及政府在列强掌控下的生路。因此，当时的外长相当于是副总理。

另一个名额，海军总长，也十分重要。海军向来同北洋系离心离德，而黎元洪自己就是海军出身，尤其得到海军高级将领的拥护。但现任海军总长刘冠雄虽然也属福州系，却效忠袁世凯，简直已经成为北洋系插进海军的一根钢钎。不将其拔掉的话，黎元洪今后同海军的隔膜会越来越大。

所以，他提出，外交总长换成唐绍仪，海军总长换成程璧光。再加个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后两人原先一是革命党，一是进步党，但现在都属于国民党阵营。

这样的话，除了段祺瑞以外，内阁八个成员，竟然有五人要么是国民党，要么同国民党历史关系深厚。段祺瑞会同意黎元洪的安排吗？

8.

段祺瑞将自己精心挑选的内阁成员名单交给了继袁世凯而任大总统的黎元洪，没想到被后者改掉了一半。段祺瑞竟然全部同意了。

——当时民元约法尚未恢复，按法律和事实，责任内阁制还没有确立，黎元洪确实有资格像其刚刚死去的前任袁世凯那样大权独揽。因此，还没摸清情况的段祺瑞非常谨慎地不表示抗议，先静观风色再说。

于是，1916年的六月底七月初，黎元洪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包括恢复《临时约法》，召集民二国会议员重新开会，把段祺瑞的职务改成国务总理。等等。他还公布了新的内阁名单：

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

外交总长：唐绍仪；

内务总长：许世英；

财政总长：陈锦涛；

海军总长：程璧光；

司法总长：张耀曾；

教育总长：孙洪伊；

农商总长：张国淦；

交通总长：汪大燮。

这是总统总理交换意见的结果。比如汪大燮就是段祺瑞执意要留用的。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名单仅仅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意愿，也就是提名，并未得到国会的同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任命建议，甚至还没得到他们本人的同意。

还有一点隐然的影响：包括北洋系、西南系在内的各省地方实力派，究竟如何看待这份名单呢？国民党、进步党，也就是孙文和粱启超，他们怎么看待这份名单呢？

按照计划，国会两院要到8月1日才复会，追认这些包括段祺瑞在内的阁员名单，要排到八月底。那么，首先看看，这八位总长，能不能过得了舆论关？

首先“中枪”的，是拟任交通总长的汪大燮。当时汪大燮已经是年近六十的老人了。他祖籍安徽黟县，但早就落籍浙江钱塘。

他宦途顺利，在前清已经是外务部、邮传部（即交通部）侍郎，入民国后，于1913年任教育总长。因此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无论是外交总长还是交通总长，都是绰绰有余。但问题是，他犯过“政治错误”。

1914年春末，他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副院长，负责具体事务，因此，汪大燮也被时人看作是当然的“帝制余孽”，一听他要入阁，尤其是西南系的政客们，群起而攻之。汪大燮实在受不了，任命才十来天，就辞职了。

9.

下面，谁来当这个交通总长呢？或者，我们换个问法：谁有资格来当交通总长呢？交通部，主要业务就是建造和管理铁路。当时的中国极为穷困，要建设铁路，势必要向列强借款，因此，身为交通总长，未必要懂得铁路如何敷设，但必须是外交人才、财政人才、金融人才。

而如果当时中国政府想对外政治借款，必须有抵押，而最可靠的抵押品便是铁路（的运营权），借款一般都会经过交通银行。所以，在民国初年，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交通总长、交通银行总经理，这四个职务往往是四位一体、互为因果的。

汪大燮是老外交，也当过前清邮传部侍郎，做交通总长自然没问题。既然他辞职，接任的只有同样熟悉外交、借款、金融的曹汝霖了。可惜曹氏是签订中日《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在袁世凯时代就声名有损，如今更加留不住政坛了。

但是，黎元洪的夹袋里，也没几个人才。支持他的，一般都是革命党/同盟会/国民党系统中的人，这些人多激进分子，多英雄义士，但少有建设性人才。

其实梁启超的立宪派/进步党中，也是文人多、政客多，论到那些懂得脚踏实地经世治国的技术性官员，非常之少。所以，只能起用许世英做交通总长了，虽然之前他做的是司法内务工作，对于外交、金融全然一片陌生。

张国淦也辞职了。他随父亲于芜湖长大，籍贯却是湖北蒲圻。袁世凯时期，他身为总统府秘书长，以同乡之宜结交副总统黎元洪，深得其信任，张国淦也正好居中协调袁黎关系。

如今，黎元洪刚刚当上总统，位子还没坐稳，就要面对既沉默寡言又气势逼人的段祺瑞，又想起了善于折冲樽俎的同乡张国淦。于是请他专任总统府秘书长，农商总长的位子，就让给了又一个国民党人谷钟秀。

就这样，到九月初国会追认批准的时候，内阁名单是这样的：

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

外交总长：唐绍仪；

内务总长：孙洪伊；

财政总长：陈锦涛；

海军总长：程璧光；

司法总长：张耀曾；

教育总长：范源濂；

农商总长：谷钟秀；

交通总长：许世英。

同最初段祺瑞提出的名单相比，八位阁员中留下了三人，也不能算全盘否定。但这八人中，国民党五人，外加一位倾向西南系的程璧光。

范源濂其实对国民党也多有好感。否则，他也不会一当上教育总长，就马上请远在法国的老革命党蔡元培回来做北京大学校长。这样，八名阁员中，亲近北洋系的，就只有一个交通总长许世英了。

以上名单，众议院通过是9月1日，参议院通过是4日。以此为标志，段祺瑞内阁正式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