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马克思致拉法格
小引：近两年严肃而认真地阅读马克思，引来不少朋友的不解甚至嘲讽。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早就过时了，他的剩余价值论站不住脚，计划经济则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事实上，马克思并未明确主张过计划经济，确切来说，他的论点是，伴随着集中化和垄断，资本无序的时代可能会结束，又有谁能否认现在的市场经济【无论中西】掺杂了不少社会主义的性质呢？ ）。 以我对马克思粗浅的了解，很难系统而全面地反驳这些质疑。 只是，当我深陷996的旋涡中无法自拔无可奈何，当我不断感受到异化旧伤新痛交织之时，就不断想起马克思来。 那个被多少人盲目仇视的大胡子，多么远见地看到了工业化的痼疾。 我时时想就马克思说些什么，又时时失掉言说的兴趣。 还是说说吧，算是对马克思诞辰201周年的小小纪念。
苦闷的象征——青年马克思
文件式的马克思传记通常将他描述为千年一遇的天才。 在这些作者看来，马克思很早就表现出非同凡响的天分，对马克思在野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说法，他们歇斯底里，怒不可遏。 事实上，被普鲁士当局驱赶出境前的马克思并没有特别出众。 根据麦克莱伦的考证，在特里尔念中学时，马克思在32人的班级中排名第八，拉丁文和希腊诗文较好，宗教课程令人满意，法语和数学成绩都一般，而历史成绩则非常糟糕。 在同龄人中，马克思的知识水平中等偏上，怎么看上去都不像是一位天才。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马克思都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 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就读期间，他花钱如流水，一年要花七百塔勒，引起父亲的极度不满，“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 马克思挥霍无度、欠债不还的恶习，在大学期间即有所展现。 五年的时光里，他至少更换了十次住址，以避开债主。
青年马克思极度矛盾和撕裂。 他对知识的狂热，鲜有人能与之相比。 他曾经一学期选了39门课程，并因此病倒。 但他很少去上课。 在柏林大学的最后三年，马克思马克思仅去听过两次课，一次是听布鲁诺·鲍威尔讲述《以赛亚书》，另一次是关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 与此后雪茄不离身的岁月相比，青年马克思偏爱酒精，喜欢酗酒打架（曾因此被关禁闭），甚至与人决斗。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从赫斯等人的高度评价来看，青年马克思似乎已经学富五车。 但他对自己的学术成果并不自信。 虽然在柏林大学念书，却将博士论文寄往耶拿大学，因为那里“非常容易获得博士头衔”。 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在缺席的情况被授予博士学位，据说这还与他的朋友海涅认识该校教授有关。
或许可以说，时而酗酒狂欢，时而离群索居都是青年马克思苦闷的象征。 在政治气氛保守专断、前途晦暗不明的普鲁士，青年人何去何从？ 在这种苦闷彷徨的时代里，对于马克思这样的徘徊者来说，黑格尔哲学热余温大概是最好的安慰。 对浪漫主义的热情消退后，马克思成为黑格尔的信徒。 这种转向，被一部分学者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步。 马克思至今仍闪耀着天才光芒的唯物辩证法和异化理论，都来源于黑格尔。
马克思为什么很少论及民主自由权利？
对普鲁士当局和沙皇俄国，马克思保持了一生的憎恶情绪。 他将沙俄视为专制主义最大的堡垒，人类文明的毒瘤。 仇视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任何反对沙俄的力量，都可以成为合作对象。
这种立场决定了马克思的人生道路不会平坦。 他曾想想通过老师鲍威尔的帮助，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未料鲍威尔也被当局解聘。 希望破灭，只好去《莱茵报》作编辑，短短半年内使该报影响力大增。 1843年初，该报因民主主义倾向而被普鲁士当局查封。 对此，马克思似乎早有预见。 在1842年1月，马克思撰写了第一篇政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在审查制度下，“作者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涉嫌的制裁。 追究倾向的法律，即没有客观标准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 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 可是，追究我倾向的法律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在行动以外所想的。 所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侮辱，是一种危害我的生存的法律。 “在文章的末尾，他透露出悲观而清醒的心态：”我可以随意挣扎，设法摆脱困境，但是事态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 “
这篇政论文，至今仍被视为马克思捍卫言论自由权利的强音，时时被引用来驳斥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基本人权的呼吁，在马克思的作品里比较少见。 1930年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在西方思想界引起极大震动，并因此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等人试图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入手，向外界展示马克思的另一面——人道主义者。 对此，马克思可能会说：“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是人道主义者”。 “凡是加上他的名字的那些声明、信仰宣言和行动章程，几乎都很少提到道德进步、永恒正义、人类平等、个人或国家权利、信仰自由、为文明而斗争，或者其他一些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民主运动中惯用的（曾经也的确代表过理想的）词汇; 他认为这些词汇言不由衷，毫无用处，只代表着思想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无能而已“。 他对民主、自由这类价值理念，保持着较为审慎的态度。 柏林写道：“（马克思）异常地缺少感性，对知识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情感主义极为厌恶，就像对资产阶级的愚昧和自满的厌恶一样; 在他看来，前者总是漫无目的地跌跌不休，远离现实，而且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一样讨厌; 后者则无比虚伪，自欺欺人，沉浸于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中，对其所处时代的明显社会特征熟视无睹。 “对于理性的推崇，使他公开声称对道德考量漠不关心。 在他看来，表面的权利与实际权利之间有着巨大鸿沟。 所以，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进行了较为尖锐的批评。 只有总体的权利得到了保障，个体才能真正享有民主自由权利。 倾向于用集体主义的方式来实现民主，这或许是马克思很少论及民主自由的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不会恳求，而是要求; 它不谈权利，只谈从束缚的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新生活方式，在它势不可挡的方式面前，旧的社会秩序明显开始分崩离析。 “（柏林《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
恩格斯化的馬克思主義
很多人都存在这样一个误解：马克思建立了一个逻辑严密、无所不包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 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较为杂乱。 在《莱茵报》任编辑期间，有同事抱怨马克思写稿速度太慢。 他声称要在1850年前后写出付印的《资本论》，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 目前能看到的三卷本《资本论》，其实并未写完，而且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 资本只是马克思庞大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点。
恩格斯曾经谦逊地表示，没有马克思，他绝对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第二国际的领导者，拥有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而没有他，马克思照样能取得同样的成就。 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并不愉快，而第二次相遇畅谈则颇有一见倾心之感。 在马克思一生的后40年里，恩格斯不仅尽其全力向马克思提供了极为丰厚的物质援助（在尚未独立的时间里，恩格斯接济马克思的钱甚至超过了自己的支出。 恩格斯逝世后，他的所有遗产都留给了马克思的女儿），还将马克思引入了政治经济学的大门（马克思在多个场合称赞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还将马克思的思想系统化了。 1870年代，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杜林，对马克思的基本主张提出质疑。 当时，马克思已经疾病缠身，精力不济，再也不能像1860年代反击福格特那样写出《福格特先生》了（有不少人对马克思这类反驳诽谤的兴趣表示不解，惋惜他浪费了宝贵的精力）。 恩格斯代马克思应战，在较短时间内写出了《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除了简要概括辩证法和剩余价值等马克思的主要主张外，还加入了唯物主义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 这本比较简明的著作，成为一切僵化唯物主义教科书的主要来源。 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列宁等进入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深深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 据麦克莱伦考证，《反杜林论》的发行和印刷数量，超过了名气远大于它的《共产党宣言》，为马恩系列著作之最。 列宁在1905年前后的著作中，引用恩格斯的次数明显多于引用马克思的次数。
同样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对唯物论的信仰程度要高于马克思。 虔敬派基督徒的家庭背景，使恩格斯对宗教的立场更为偏激和极端。 检索马克思的著作，他很少说到唯物。 某种程度上来说，唯物辩证法中的唯物具有更为鲜明的恩格斯主义色彩，而非马克思色彩。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的细节描绘则很少。 与恩格斯对自由王国的乐观情绪不同，马克思较为审慎。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 “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恩格斯才是为外界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立者，而真实的马克思，则被遮蔽在这一巨大的幕布之后。 马克思逝世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构想极为宏大，试图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囊括其中，并给出答案。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作这种尝试，但完成度很低（他是一位精益求精的完美主义者，总要等到看完所有的资料之后才会动笔，而不断新出的材料总会修正他的看法，对此，恩格斯不得不一再写信催促他）。 是恩格斯操刀，努力用浅显直白的文字将马克思大脑中格外复杂的思想体系呈现在世界面前。 布热津斯基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巨大影响力归功于其“大简化”。 “大简化”让几乎所有识字者都能理解和弄清楚阶级斗争、剩余价值这些理论，同时又为学者们提供了异化这些可以穷其一生去研究的理念。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大简化”为各个阶层的人都提供了魔力。 恩格斯是首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简化”的思想家。 这种“简化”，一方面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日渐完备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不断抛弃马克思的一些基本主张（比如国家必然走向灭亡），表面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其实缩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涵。 正如吉拉斯所说，“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之间出现鸿沟是不可避免的; 政治哲学越是企求合乎科学和不犯错误，这一鸿沟就越深。 “（《铁托：内幕故事》）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失败，根因即在于它的”科学“。
異化
与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学说引起巨大争议不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不过，像阶级斗争学说一样，异化理论也并非马克思的原创。 （阶级斗争学说，起源于兰盖与圣西门; 异化理论源于黑格尔，而施蒂纳至少先于马克思前一年提出了无产阶级异化理论）
个体的异化，源于资本。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物体通常有两种关系：一种是通过使用产生的价值关系，另一种是通过交易产生的商品关系。 使用价值与价值不对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之一。 通俗来说，作为商家，其出售商品A，它的使用价值必然低于交易价值。 货币充当等价交换物之后，人们逐渐将交易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误以为越贵的东西越有用，越值得追求。 人们不再以自己的需求，而是以交易价格来衡量某一物体的使用价值。 价格将一切都商品化了，扭曲了使用价值，破坏了一个更真实、更基本、由“使用价值”构筑起来的世界。 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商品-金钱-商品的模式是合理的，金钱在交换过程中只充当了一般等价物功能。 但资本主义时代经济运行的模式通常是是金钱-商品-金钱，作为手段的金钱反而成了目的。 正如杨照所说，“从’使用价值’堕落 到以’交换价值’定义商品，再堕落到将自己的欲望让渡给’拜物’冲动，再堕落到以金钱衡量一切价值，再堕落到金钱又从交易计算工具上升为主宰，也就是’资本’的出现。 金钱本来是人用来购买物品的，变成’资本’后便倒过来，变成以金钱来购买人，将人化为’物’，为换取更多’资本’而服务。 “（《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马克思》）
资本永不止息的逐利行为，导致个体的异化不可避免。 个体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动。 资本主义来临之前，很多人生产，主要是为了维生，而不是用于交换。 在此时段，个体与劳动的分离还不明显。 比如说，我用木材给自己做了一个书桌，很有成就感和满足感。 资本主义导致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个体的独立性日渐削弱，只有依附他者才能生活。 正如韦伯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懂得怎么去乘地铁，但没有人能独自造出一辆地铁来。 在此背景下，异化首先表现为劳动工具的剥夺。 譬如，一些文字工作者工作需要借助某个系统平台（劳动工具）进行，而这是他无法自己生产的，只能由资方提供。 劳动工具的剥夺，必然导致劳动成果与劳动本身的分离。 “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对立”。 通俗来说，就是大家常用的吐槽句式，“公司又不是我家开的”。 而且，在社会分工的背景下，个体的作用被削弱到可有可无的地位。 工作原本是完善自我的媒介，现在却成为劳动者的对立面，以至于对很多个体来讲钱成为工作唯一的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异化及其失败
按照马克思的构想，社会主义会先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 “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就要爆发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贫困得当掉衣服以至于不能出门，近乎食不果腹的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每一次经济危机来临时都表现出歇斯底里的兴奋情绪。 将法国视为革命中心的他，一直希望欧洲率先爆发革命，进而推动全球变革。 只是，每一次危机都没有严重到马克思所期望的那个程度。
对欧洲革命兴趣逐渐冷落之后，马克思将目光转向东方，尤其沙俄，并提出了“卡夫丁峡谷”理论。 诚然，“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 但是，在较为落后的国家，比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国际竞争所导致的尖锐矛盾，会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替或变质，即一定程度上跳跃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 很多所谓专家，喜欢用“卡夫丁峡谷”理论来解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社会主义先在落后的东方而不是发达的西方出现。 事实上，马克思在提出这一设想的同时，仍然念念不忘欧洲革命。 马克思暗示俄国有率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但它的前提必须是欧洲革命。 只有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并支持俄国，俄国社会主义才能建设成功，否则必然是变质异化的社会主义。 “卡夫丁峡谷”构想，促成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苏联建政后短时期的革命输出。
“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避难所。” 作为一名无国籍的流浪者，马克思对约翰逊博士的这句话，想必心有戚戚。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是人的第一社会属性，因处于相类的环境里，最能感同身受。 身为世界主义者的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完全没有料到民族主义在20世纪的兴盛，及其对政治经济形势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战期间，民族主义取代阶级斗争，成为西欧各国的工人阶级中更具吸引力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若生活在当代，看到混杂了民族主义，甚至将其作为内核之一的特色社会主义，想必会目眦欲裂。
“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它的前提是中产阶层不断无产阶级化或者资产阶级化，到最后只剩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他的尖锐批评，他的恐吓，他的主张在20世纪掀起的巨大影响力，很好地帮助资本主义进行了调试，从而延缓了“总危机”的爆发。 相较于社会主义，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显得更加灵活，它对经济的适应性远高于教条化了的社会主义。 事实证明，一个绝对数量的中产阶级始终存在。 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仍然遥遥无期。
“天真的”列宁，在苏联建政之初，仍然对国家消亡理论充满幻想。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仍然憧憬国家的完全消亡。 无产阶级先锋队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促成国家的消亡。 一架庞大的机器，起初运转是为了磨麦子，后来维持自身的运转成为它的唯一目的。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时间较短，而在实践中，它的时间被无限延长了。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语体系中，“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甚至消失了。 很难想象马克思会如何看待这种实践异化催生的红色利维坦怪物。
对于社会主义在东西方的不同遭遇，吉拉斯如是解释：“大简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落后国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从而摆脱被消失或奴役的命运。 他进而断言，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将会无一例外地抛弃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评，任何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都会上演。 所以，他在东方被视为先知，而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地区，马克思就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会被视为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大师。
100年前，列宁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视为修正主义叛徒。 100年后，相对于特色太多社会主义因素太少的东方某国而言，西欧反而体现出更多的社会主义色彩。 对那些试图对此否认的人，只要问一句，寄望于国家干预，强化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因素吗？
被湮没和遗忘的巨人
稍有知识的人，几乎每一个都听说过马克思，并对他的理论有一知半解的了解。 然而，马克思在当代一直遭受被误解的命运。 捧他的人，给他奉上“千年思想家”之类的称号，借其名巩固自身的合法性，而那个为无产阶级鼓与呼的马克思被捧杀了，被湮没在又臭又长的教条粪坑之中（在50多年前，他的《资本论》甚至在某些国家被禁，因为很容易被“坏分子”用来批评时局）。 骂他的人，“与恶龙缠斗久者，自身亦为恶龙”，也将他的主张“大简化”了，自以为高明地逐条批驳被简化了马克思理论。 被称为“撒旦”，对压根不信神的马克思来说，实在是一种嘲讽。 无论是笨拙地捧他还是看似酣畅淋漓骂他的人，似乎都没有读过他的主要著作，因此批评或赞美看起来都显得怪诞。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大规模实践的世纪，也是其在理论方面遭遇劲敌的世纪。 相较于当今的宵小之辈，马克思对波普尔、哈耶克、米瑟斯这些反对者，想必会有更多惺惺相惜之感，想必会有更多敬意。
应该思考，马克思被标签化背后反映了什么？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批判和揭露，至今仍罕有其匹。 但是，他并没有提出很好的解决方案。 对于深陷不断异化痛苦中的个体来说，马克思只能起到安慰镇痛的作用，而非指路明灯。 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已经失去号召力了。 像青年马克思从黑格尔理念中挣脱出来一样，或许会有人从马克思中挣脱出来，提出另一种理论。 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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