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野望

1916年的六月底七月初，黎元洪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包括恢复《临时约法》，召集民二国会议员重新开会，把段祺瑞的职务改成国务总理。等等。他还公布了新的内阁名单：

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

外交总长：唐绍仪；

内务总长：许世英；

财政总长：陈锦涛；

海军总长：程璧光；

司法总长：张耀曾；

教育总长：孙洪伊；

农商总长：张国淦；

交通总长：汪大燮。

到九月初国会追认批准的时候，内阁名单是这样的：

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

外交总长：唐绍仪；

内务总长：孙洪伊；

财政总长：陈锦涛；

海军总长：程璧光；

司法总长：张耀曾；

教育总长：范源濂；

农商总长：谷钟秀；

交通总长：许世英。

以上名单，众议院通过是9月1日，参议院通过是4日。以此为标志，段祺瑞内阁正式成立了。

各方势力见到尘埃落定，便纷纷露出了本来面目。其中最为愤怒的是两人：梁启超和张勋——前者是国内所谓“稳健派”的精神领袖，也是国民党的政敌；后者是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当时的政治面目还相当模糊，但非常勇于担任北洋系高级军头的代言人。

袁世凯死后形成的“咸与维新”的局面还没稳固，看来就要被打破了。

1.

一个做大事业的人，只有在去世以后才知道谁对他真正忠诚。如果袁氏真的在天有灵，应该非常欣慰——段祺瑞是他的真朋友。因为后者在竭力维持袁氏开创的法统，及该法统的标志《中华民国约法》。只要这部基本法还在，那么，袁世凯的功业、名誉和历史定位，都能得到保全。

然而，非但还在枕戈待旦的西南系不认同段祺瑞的立场，海军也以“独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6月25日，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率第一舰队、练习舰队停泊于吴淞口外，并和两舰队司令官联名发表宣言，“非俟恪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并明确表示加入了护国军。

李鼎新这么做，当然也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效忠民元法统，但其基本原因，还是为了维护同是海军出身的黎元洪的地位。究其远因，则在于海军系统同北洋军政系统，一向面和心不和。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有两大政治势力，其领袖分别是左宗棠和李鸿章。左宗棠一辈子干的大事极多，于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都是功勋赫赫，可谓三百年来第一人。

其无论是平定回乱还是收复新疆，都是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但，有一个功绩经常被时人忽略，那就是他创立了南洋海军（福建水师）。

六十年代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后，就开始在福州发展海军。其属下的湘军子弟也大量渗入当地的军政系统尤其是海军系统。

李鸿章的力量则在北洋。后来，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按照籍贯来讲一个河南一个安徽，但按照出身，其根脉还在李鸿章创立的淮系集团。因此，也可以说，整个北洋系，就是当年淮系的延伸。只是精神领袖由李鸿章换成了袁世凯。

在八十年代，可以说李鸿章同左宗棠是政坛死敌。前者甚至费尽心机，毁了后者最重要的财政幕僚胡雪岩一生的名誉和事业，也间接气死了后者。

进入福州水师受训的学员后来以福建籍青少年为主，但其思想立场不能不受效忠左宗棠的湘军子弟的影响。

迨中日战争结束乃北洋水师覆灭后，这批在福州海军中接受养成教育的福建人，成为中国海军的中坚力量。他们对北洋系及其控制的北京政府，抱有天然的敌意和不信任。

袁世凯早就察觉这一点。因此，他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就竭力笼络和栽培了刘冠雄。后者是闽县人，少年时，和许多福建子弟一样考入了设在马尾的福州船政学堂。刘冠雄完成了在福州船政学堂为期三年半的堂课学习和近两年的海上实习后，顺利毕业，被派往北洋海军，成为一名见习军官。

2.

1899年，清政府在英国订购的两艘四千三百吨主力巡洋舰“海天”“海圻”建成来华，刘冠雄被任命为海天舰管带。也就是说，刘氏掌管了当时中国海军最庞大也是最重要的军舰。顺便说一句，同海天号巡洋舰同样庞大和重要的海圻舰，其管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李鼎新。

然而，五年以后，即1904年二月下旬，在从烟台出发赶赴江阴装运军火途中，海天舰竟然于吴淞口外因大雾触礁沉没。

损毁巨舰，按律当斩。刘冠雄想到了以自杀来保全名节。这时候，他的最高领导袁世凯救了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接到海天舰触礁的报告后，立即派代理北洋海军统领萨镇冰星夜赶往出事现场，调查事故原因，并组织救援。

在向朝廷报告“海天”舰触礁情况的第一份上奏中，袁世凯称刘冠雄是因为“迎提军火，深恐迟误”，才不得不“冒雾前行”，其失误“系因公奋往”所致。所以，他在上奏中只是提出将刘冠雄“即行革职”，同时建议仍将其留在舰上，协助萨镇冰组织打捞工作，戴罪图功。

此后，清廷虽有重办刘冠雄之意，但袁世凯以“其罪可诛，其才可录”为由，力请宽赦，最终使刘冠雄免于一死，仅受到革职的处分。

袁世凯的救命之恩，令刘冠雄感激不尽。此后，他为报答袁世凯，竭力事袁。他此后的荣辱皆由此始，这事件成为他一生命运的转折。

1912年初，袁氏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就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其后近八年时间内，除了袁死黎继那一年间，他长期担任海军总长，成为全国海军将领的领袖，也成为福建籍海军中投向北洋系的中坚人物。

但是，由于历史恩怨和派系纷争，除了刘冠雄，同北洋系亲厚的海军将领还真不多。因此，民初海军动辄就“护国”“护法”，脱离中央政府投向西南系，这是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北洋元老之一、当时出镇长江下游的江苏将军冯国璋也公开表态，要求中央承认《临时约法》。冯国璋这么做，有人说他畏惧在吴淞口的第一舰队的威胁；也有人说，海军南下，根本就是他的策划。

冯国璋在民初的历史中，一直是谜一样的人物。也是因为史料不足，因此对他的理解和分析，既不符合现有逻辑，因此也有悖于历史事实。我们只能猜测，辛亥时期及以后那一段经历，必然给予了冯国璋以巨大的教训。

1911年十一月初，他带领清军攻陷汉口，还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汉口放火延烧三天。冯国璋立下如此战功，袁世凯却举荐段祺瑞继任自己的湖广总督遗缺。

其后，由于冯国璋效忠清廷，愿意直接在皇室的命令下同革命军作战。袁世凯得知情况后，迅速让段祺瑞接手湖北前线的军权，令冯国璋回京。

由于冯氏深得清廷信任，因此回京后被任命为禁卫军统帅。在皇帝退位前夕，禁卫军鼓噪不安，在北洋心脏地带不啻是一枚定时炸弹。此时，又是冯国璋挺身而出，亲自去禁卫军总部劝说，以身家性命担保，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两宫保全及禁卫军待遇皆担保到底。

而事实上，民国成立后，清廷及废帝的一切尊号权位，已经毫无意义。冯国璋的担保固然出于真心，但实际上他成了袁世凯集团对内对外塑造的骗局的组成成分。

以上磨炼和经验，使得冯国璋无论对袁世凯还是段祺瑞，在民国年间始终保持着一种不信任的蔑视和张力。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北洋系渐渐分裂了。

3.

梁启超气得要爆炸了！他手下的进步党人一个都没进黎段内阁，已经让他觉得脸上无光，更要命的是，总统总理密商人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他是护国运动的灵魂人物，又是三朝国师，还是国会第一大党的精神领袖，而黎段确定中枢阁员，他竟然毫不知情！

能够令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几乎同时起兵反袁，诚然只有梁启超做得到；前清光绪帝、民国元首袁世凯、当今总理段祺瑞，都以国师之礼尊重梁氏；民二国会在1916年夏复会，其进步党议员的人数已经同国民党议员差不多了，而且还比国民党团结。

但梁启超还要结结巴巴跟那帮子看热闹的西南系军头解释。梁启超替自己粉饰的时候，一般有三个绝招：其一是瞒天过海，其二是知白守黑，其三是避重就轻。

1916年7月11日，即内阁名单公布十天后，梁氏给刚刚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广东督军的陈炳焜和广西督军陆荣廷发了封电报：“各事并非全由段（祺瑞）作主，有咎黎（元洪）当分任。前次任阁员，除许（世英）外，皆黎亲简也。”

我们刚才说的梁启超三大绝招，在这四十个字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内阁名单原本就是由段祺瑞提出的，经过黎元洪修正，双方都同意后才公布的。但，梁启超一直吹嘘段祺瑞对他言听计从，如今为何候任总长中一个进步党人都没有呢？梁启超解释道：是因为这事儿并不是段祺瑞在作主，他也受制于人嘛！

这就是第一绝招“瞒天过海”。其实段祺瑞草拟第一份参考名单的时候，进步党人也不过就是个范源濂，且根本没有征求过梁氏的意见。

这份名单，梁启超立即给出了政治定性，叫“咎”，也就是说，名单本身就是个政治错误。这就是他的第二绝招：“知白守黑”。梁启超还说，这份名单中，除了许世英，都是黎元洪亲自选定的。这就是其第三绝招：“避重就轻”。

首先，6月30日公布的名单中，汪大燮还在，他就不是黎元洪选择的；其次，梁启超如此措辞，无非是想说明黎元洪气量狭窄，师心自用。但问题在于，这份名单既然由段祺瑞同意，那么至少可以代表中枢公意，梁启超又何必如此急于将道德大棒呼呼地抡起来呢？

梁启超毕竟是大政治家，绝不仅仅只会像深闺怨妇一样喋喋不休。亡羊补牢尤未晚也，他一面自怨一面自艾，开始迅速地纠正错误。

4.

6月30日，黎元洪、段祺瑞联名公布了内阁名单，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了两个事实：一，各省军政民政长官的名单也要随之公布了；二，这份名单同样不会跟他商量。

于是，梁启超思考了三天后，给同他关系亲密的范源濂发了份长长的电报。他当然知道，自己手下的进步党都是文人，督理军务的军政长官是谋不到的，那么就试着来求几个民政长官吧？

而且梁启超也知道，黎元洪、段祺瑞绝不会将北洋系固有的地盘让出来。他所推荐的人选，所谋求的职位只能在发起护国运动的西南六省。

在电报中，梁启超通过范源濂，向黎元洪、段祺瑞提出了四个要求：

首先，“最好令黎段访才于我西南数省”，也就是西南的首长必须来自本地；

其次，“军民长官之调动，事前先与我商，必较妥洽”，也就是说，这次任命名单一定要同我商量。

然后，他开出了一份名单：籍忠寅、周印昆、周善培、徐佛苏、陈廷策。他强调，以上五位“皆巡按妙选”，建议范源濂不妨立即去“切实推毂”——再不举荐就晚了！（袁世凯时代，一省民政长官称为“巡按使”。梁氏拍这份电报的时候，此官名尚沿用。）

梁启超推荐的这五位，当然都是进步党内的骨干力量，而且都是护国运动的功臣。

籍忠寅：直隶任丘人，社会名流，清末资政院议员，民二国会参议员；1915年任云南省财政厅长；

周印昆：湖南湘潭人，清末的吉林省民政厅长，入民国后曾同籍忠寅创立共和党，后与梁启超的立宪派合并为进步党；他还是陈寅恪的私塾老师；

周善培：浙江诸暨人，从小生长于四川，进士出身，是中国警政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政治面貌非常复杂，对宗社党、国民党、进步党，关系都非常良好；

徐佛苏：湖南长沙人，早年同黄兴一起创立华兴会，后来参与创立立宪派；他是追随梁启超时间最久、也是最忠诚的门徒；

陈廷策：民二国会众议员，靠着进步党同志任可澄任云南巡按使的关系，同籍忠寅一起到昆明，任省民政厅长。

电报的最后，梁启超明确喊话：“循若必须有位置。”循若就是戴戡，当时任护国军右翼总司令。他是对梁启超忠心耿耿，以“死士”自命。在半年前护国军刚起兵的时候，誓师文告为梁启超事先起草，旁人想改一个字，戴戡都绝不同意。这样的忠实干部，当然要“必须有位置”。

梁启超的如意算盘真是打得呱呱叫。“推毂”六位进步党骨干，分明就是对应了川滇黔湘桂粤这西南护国六省的民政长官的位子。再不济，只有一半中选，再加上如今的云南民政长官任可澄也是立宪党人，那么，梁氏门徒，就可以控制西南的半壁江山了。

问题只有一个：国务总理段祺瑞会同意吗？

5.

民国三十八年间，虽然中枢屡屡变动，国旗、领袖、政体、基本法，换了又换，但地方制度基本没变。而且同清末一模一样。

大区最高长官，清末是总督，掌管一二省乃至三省的军政民政。到民国就称巡阅使、战区司令长官、剿总司令。

一省最高长官，清末是巡抚，省内军政民政都能管。到民国就称都督、将军、督军、绥靖公署主任。

一省民政长官，清末是布政使，管辖省内的民政财政。到民国就称民政长、巡按使、省长、省主席。

一省军事长官，清末是提督，管辖一省军事戒备。到民国就称会办军务、省保安司令、军管区司令。

地区军事长官，清末是总兵，管辖省内某地区军务。到民国就称镇守使、警备司令、师管区司令。

川滇黔湘粤桂，当时的西南六省有七位军事长官：陈宧、蔡锷、唐继尧、刘显世、汤芗铭、龙济光、陆荣廷。

很显然，四川的陈宧、湖南的汤芗铭、广东的龙济光，虽然在护国战争的尾声已经宣告独立，作出了反对帝制的表现，但他们毕竟都由袁世凯任命，现在新时代来临，怕不能见容于全国民众了。按照时局，一省最高长官方面，蔡锷主川、陆荣廷主桂、刘显世主黔、唐继尧主滇，是确凿无疑的。

而民政长官方面，能够得到西南系认可的，只有现任云南民政长任可澄，其他职位统统因出缺而被兼任。如此，就空出来八个位子。那梁启超推荐的六位党员都填进去，还绰绰有余呢。

段祺瑞却并不同意他的推荐。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的一个月，在张国淦的“撮合”下，黎元洪和段祺瑞可以说是进入了“蜜月期”。两人至少保持了高度的默契。选用内阁成员，属于中央政治事务，因此段祺瑞完全让黎元洪定夺。

确定各省的军民政长官，应该是国务院陆军部、内务部事宜，因此黎元洪完全让段祺瑞定夺。对于西南六省军政、民政长官这十二个位子，段祺瑞自有打算。

先要解决名分的事儿。

民国惯例，政治领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总会连带一系列官职名称的改变。西南系刚发动反袁起义，就将袁氏设定的将军、巡按使改成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都督、民政长。黎元洪、段祺瑞索性将这些新旧名称全部废除，打碎重造：今后，一省军政长官称督军、民政长官称省长。

这两个称呼维持了十年，到国民党北伐后才被打破。以致后来“督军”成了腐败军阀及黑暗的军阀制度的代名词，这是当年黎段所料不及的。

6.

7月6日，也就是梁启超电报“推毂”三天后，中央政府公布了督军、省长的名单。

北洋系控制下的北方各省，几乎都是袁世凯任命的原班人马。因此，当时的观察家更关注西南六省的人事安排。至少，梁启超大失所望。这次，他又要气得爆炸了。

先来看名单。

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

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

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

湖南：督军兼省长，陈宧；

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

广西：督军陈炳焜，省长罗佩金。

四川局面混乱。原本就是护国战争的战场。因四川将军陈宧曾于5月22日宣布独立，袁世凯令重庆镇守使周骏取而代之，督理军务。袁死后，周骏依然以四川将军的名义，率川军第一师在6月26日攻陷成都，自任都督。陈宧离开四川。

所以，川境内有护国的滇军黔军，川军中也分效忠北洋的和效忠云南的。当然，蔡锷也有自己的嫡系部队。所以，这一块还是先让蔡锷去敉平再说。

湖南也如同一团乱麻。就在7月4日，湖南将军汤芗铭在国民党稳健派程潜率领的护国军的逼迫下出走，段祺瑞一时缺乏有效人选，只能先让已经退居鄂西的陈宧去湖南掌控大局。

云南和贵州的人事任命也没什么可非议的，基本照旧。但广东广西这两省的省长位子，梁启超看了就心生气恼。

尤其是广东。广东督军由广西地方实力派陆荣廷担任，这原本也是梁启超的建议。他认为，“龙（济光）部悍将，惟陆（荣廷）能驭”。但是，空出个省长位子，为什么就不能给进步党呢？偏生大老远叫来个朱庆澜。

要说，朱庆澜也是辛亥革命的头面人物。朱庆澜的父亲是绍兴人，于山东济南的知府衙门做刑名师爷。后因父母双亡，二十岁那年在其父友人的举荐下出关谋生，在锦州从军。由于作战勇敢，由一名普通的巡警总局巡检（警官），升任巡防营统领（旅长），只用了十年。

他三十岁的时候，赵尔巽任盛京将军。说来也巧，赵父在山东当莱州知县的时候，朱父曾经做过其幕僚。因此赵尔巽对朱庆澜倾力栽培。待其调任川督的时候，也将朱带到了成都。

 他也是个练兵天才。

朱庆澜的任务，是训练新军。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招募了从日本回国的程潜、方声涛等革命党为军官，而自己也沾上了浓厚的反清共和意识。所以，辛亥革命时期，作为新军第十七镇的统制官（师长），他并没有镇压因保路运动而起的民变，而是顺应时事，担任了四川军政府副都督。

朱庆澜的命运好像非常有特征：能够得到上司的信赖重用，但其事业底盘一直会被下属掀翻。他的副都督当了还没半个月，就遇到兵变，只能仓皇出川。后到黑龙江主政四年，深得袁世凯信任，但又因下属兵变，于1916年四月底离开东北，黯然入关。

但是，为什么段祺瑞要他去广东当省长呢？

7.

在中国近代史上，蔡锷是个极为伟大的人物。其人格魅力和事功段位之高，简直可以比肩蒋中正。换句话说，他之于梁启超/进步党的重要性，相当于蒋中正之于孙文/国民党的重要性。

他曾率领护国军进攻四川，以四千疲敝之旅，对撼陈宧、曹锟、张敬尧之十几万北军仍屹立不败。早在护国战争刚开始不久的1916年初，梁启超就在思考，今后其领导的君宪派/进步党，政治出路究竟在哪里？他给正在四川前线同北洋军鏖战的蔡锷写了封信。其中说道：

“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僰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

——梁启超的文字，可以说是百年来海内第一。有资格同他相颉颃的，大概也只有十年后的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了吧？文字之华美感人固然重要，那么，梁氏究竟在说什么呢？

“吾弟”当然是他对蔡锷的称呼；“邛蜀滇僰”指的是川滇黔；“庄严此土”指的是用进步党的理念来教化灌溉这片土地；“国人”指的是梁氏门徒；“遗种地”指的是生存基地。

如此解释一番，梁启超的意思就很明白了——蔡锷君：请你尽力作战，努力打下川滇黔的疆土吧！我们进步党的理念能够在此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我梁启超及党员们的复兴根据地。梁启超说出了当时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和地方实力派们都在萌发的念头：割据。

那么，具体如何筹措呢？袁世凯刚死，梁启超对于西南六省的人事安排，就确定了全面战略。

广东广西，是他无法插足的。广东龙济光、广西陆荣廷，于清末就是提督，资格老，实力强，树大根深，外人很难摆布。陆荣廷表面上对梁启超言听计从，那也不过是忌惮梁在对段祺瑞和冯国璋的影响力而已。而且龙陆二人的恩公和老领导岑春煊，在历史关系和政治理念上，还更接近国民党一点。所以，梁启超最好能够在这两省安排进一两个民政首长。至于“一把手”，也不去考虑了。

云南民政长官任可澄是进步党人，这就够了。其军政长官唐继尧这个人的运势如日中天，谁都没法撼动他，也没法影响他。贵州也无需考虑，已经是进步党的天下了。四川战局甫定，天下未平。但梁启超相信，蔡锷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来镇抚局面。

这样，西南六省，只有湖南还可以运筹一番。袁世凯死之前，国民党人程潜率领的护国军已经逼近长沙，使得袁政府任命的湖南将军汤芗铭被迫独立。然而，护国军并没有放弃攻势。看来，汤芗铭在湖南站不住了。

8. 

革命党有推举黄兴为湖南都督的想法。梁启超也知道，段祺瑞绝不会批准。这样一来，既然北洋和国民党都没有合适人选，那何不举荐戴戡出长湖南？于是，梁启超建议道，先以龙济光、陆荣廷对调，然后，“莫如以（蔡锷、戴戡）安抚蜀湘，则（两广川湘）四省问题皆解决矣”。其他建议都是虚晃一枪，让戴戡去湖南做领导，才是这封信的要害。

当时，全国只有两位重要军政人物没有割据的念头，那就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他们分别作为袁世凯的法律继承人和政治继承人，会将袁氏的统一遗愿进行到底的。

梁启超的念头，段祺瑞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梁氏的要求。7月6日，也就是袁世凯死去刚好一月整，段祺瑞通过黎元洪发布了各省督军、省长的任命。蔡锷固然留在了四川，但戴戡被派往家乡贵州做省长。而湖南督军的位子，则留给了刚刚退出四川的陈宧。

这下梁启超着急了。贵州原本就是进步党大本营，又何必多加戴戡一个砝码？他一面让戴戡向中央辞谢任命，一面立即亲自致电段祺瑞。他说戴戡非常优秀，“才具开展而醇洁稳健，实当代有数人才”，所以“不宜弃置，能量移他省最善”。

三天后，他又致电已经到北京的门徒籍忠寅，让他去黎元洪、段祺瑞门上游说，让戴戡做湖南省长。

当时，陈宧还远在鄂西，又不愿就任湖南督军；而陆荣廷虽然已被任命为广东督军，却已经随北伐的护国军进入了湖南地界。因此，为稳定局面计，急令陆荣廷暂时署理湖南督军。所以，梁启超也请陆荣廷向黎段推荐戴戡去湖南。

段祺瑞对梁启超这些接二连三的推荐置之不理。不过，湖南的军政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央政府对陈宧任湘督并要求陆荣廷暂署的任命刚下来，程潜就率护国军进入了长沙。次日，推举刘人熙为都督。刘人熙在前清曾在广西任道台，同陆荣廷有旧，也不令北洋系反感。如此，段祺瑞承认既成事实，于九天后追认了这一任命，算是安抚了陆荣廷和国民党。但唯独没有安抚梁启超。

所以在对一系列任命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望后，梁启超在给周善培的电报中大发牢骚：“我辈为大局如此尽力，若结果为彼。真短气！”

9.

其实，段祺瑞的眼光要好过梁启超，他不重用戴戡是对的。在一些公开信函中，梁氏总是吹捧戴戡，说其同蔡锷一样“稳健顾大局”。但事实上，戴戡性格比较倔强刚毅，照当时的评论，“率性而行，颇不协舆论”，不是一名合格的政客，反而像个革命者。戴戡这种性格，若委以重任，会闯祸的。最终害人害己，也给了梁启超的进步党事业以深重的伤害。

1916年7月6日，段祺瑞在公布各省军政、民政长官（现在可以叫督军、省长了）的同时，就已经意识到至少西南六省会传来异议。当然，他也料到了，最大的异议会来自梁启超；或者说，所有的异议，根子大多来自梁启超。

比如戴戡就不愿回贵州任省长，因为梁启超想安排他去湖南。但湖南向来是北军南征或南军北伐的交通要道，因此北洋系长期在岳州驻扎精兵，所以段祺瑞怎么放心把这块地盘交给梁启超及其进步党呢？

所以，他先是急于控制形势，令广东督军陆荣廷兼代湘督。他知道广东对于陆荣廷吸引力更大，后者不会久留于湖南。然后他又照顾程潜及其国民党人感受，追认护国军任命的湘督刘人熙。最后，还是选择了性格温和又没有军事基础的谭延闿，来出任湖南都督。这也算是谭氏第二次督湘。

有意思的是，北洋政府的任命中，谭延闿是湖南省长兼署督军，府院给湘省的公文中，从来称谭氏为“省长”而不是“督军”。也就是说，在段祺瑞的计划中，谭延闿这个督军职位，终于是要让出来的。

谭氏也深知这一点，于是愈发气恼。他曾经明确要求下属，在公文中对其，只能称“督军”，不能称“省长”。当然，这是后话，但从中也能看出，段祺瑞对于西南六省的人事布置是多么的精细而斤斤计较。

罗佩金也不愿去广西，因为他更愿意按照自己的资历和禀赋从事军职；而且陆荣廷也把广西视作自家禁脔，哪能容得下他人染指？

就这样，滇黔护国军三位首长：蔡锷、罗佩金、戴戡，一股脑儿挤在四川，没有通道向外发展。如此，梁启超能够布局的省份，只剩下个广东了。

袁世凯时代，粤省军政长官为龙济光。此人对中央忠心耿耿，因此杀戮革命党不遗余力。护国战争后期虽然也被迫独立，但独立过程中发生了如“海珠惨案”等许多不愉快的冲突。因此他得罪了梁启超及其进步党，加之于国民党又有夙怨，所以广东是再也呆不下了。

于是，被段祺瑞流放去了海南岛，广东就交给了广西的前军政长官陆荣廷。然而陆氏军人出身，其夹袋中的高级干部也都是军人。所以广东的民政长官，只能由中央来任命了。

 一个奇特的机缘。

这是梁氏进步党最后的人事机会了。没想到段祺瑞偏生选择了朱庆澜。朱庆澜精通练兵，但辛亥革命时期因成都兵变而逃出四川；他又精通东北边事，但袁世凯去世前夕又是因为黑龙江兵变而仓皇逃进关内。

段祺瑞让他去广东，一方面是因为朱庆澜目前没有工作，而更重要的是，他早在辛亥革命前同革命党就颇多交往，后者同他也颇为亲厚。而广东又是革命党的大本营，让他去做省长，对国民党和各路会党有镇静安抚作用。

10.

当然，段氏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一道任命，诚然改变了历史——或者说创造了历史。

孙文能够创立不朽功绩，并于身后赢得千秋万世的名声，固然靠自身的才华、努力、人格和运气，也同各位朋友、同僚、下属对他的帮助、支援、拥戴分不开的。在这些下属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有两个人：一个当然是蒋中正，另一个就是朱庆澜。

正是朱庆澜在出任广东省长一年后，将自己的省政府亲兵二十营交予孙文，成为第一支真正的国民党党军。孙文也算是第一次得到了能够为自己的理想和主义战斗的正规军。

没有这支军队，今后孙文开府南粤，乃至黄埔整军、建立国府、挥师北伐、一统中原，都是难以想象的。朱庆澜是这并不算很长的逻辑链条中的第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因此也可以这么说，朱庆澜，对孙文的恩德仅次于蒋介石。这两人对于孙氏历史地位的塑造，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1916年夏的梁启超当然不能预料到一年后发生的这一切，但段祺瑞选用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北洋系旧官僚担任广东省长，而丝毫不照顾进步党的感受，也未免欺人太甚。

梁启超此人冷静而务实。即使有抱怨，也不会耽误他对于全盘计划的重新安排。既然戴戡没必要去贵州，也去不了湖南，只能留在四川，那么，何不请蔡锷出任湘督呢？

蔡锷原本就是湖南宝庆人，其籍贯符合民初形成的“湘人治湘”的号召。而且他在护国战争在独挑强梁，声威赫赫，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信任他，而北洋系又畏惧他。这个建议提出来，想必各方都不能或不想反对。

没想到，老天爷出来反对了——蔡锷撑不住，他病得非常厉害。蔡锷的去世，可以说是梁启超生平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以蔡氏的军事才能和人格魅力，安定四川绰绰有余。

即便闭关自守，也能够在富有安宁的四川盆地休养生息，为进步党培养一个安全而繁荣的军政基地。

而当时，如何消化广东及广东的革命党，会消解陆荣廷的力量；如何遏制刚刚崛起的王文华，会消解唐继尧的力量；如何应付冯国璋和曹锟，会消解段祺瑞的力量。

蔡锷会带领四川和进步党，在这个夹缝中默默生长，奠定基础。进而有机会西定康边，南下滇黔，北上汉中，东出夔关，平定天下如运诸掌。那时的北伐胜利者，可就是进步党的党军了。

“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僰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就在梁启超这个愿望即将实现的时候，蔡锷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