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红色才女杨刚自杀之谜

杨刚(1905~1957),祖籍湖北沔阳,生于江西萍乡。1943年与费正清见面时38岁,已是声誉卓著的《大公报》文艺编辑,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并称新闻界”四大名旦”。她告诉费正清自己成长于父母失和家庭,很早就有”男女平等”意识。费正清品评:

她不具龚澎的魅力,也未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分出现,但是她以更锋利的笔调、更广阔的哲学背景来探索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就是杨刚。[1]

辛亥前后,杨父历任武昌守备、江西道台、鄂省政务厅长、湖广漕运使、湖北代省长,还是古籍字画瓷器收藏家。北伐期间,农民烧毁杨宅(包括藏书),分掉田产,监禁杨父。1939年,杨父逝世于川。杨母乃大地主幼女,没读过书,但聪明顽强,生育11个孩子,丈夫娶妾,婚姻无幸福,吃斋念佛为寄托,1921年去世。

杨刚自幼在家塾诵习古籍,读了商务版新式教科书。1922年,17岁入南昌葆灵女中(美国教会学校),1927年高中毕业,成绩优异,葆灵女中荐入燕京大学英文系。

少女时代,杨刚爱上老师林源,她的思想启蒙者,武汉学运领导人之一,后参加北伐。她与林老师志同道合,感情相通。但为了革命,他们没时间徜徉在爱情的林荫小道。1927年”七·一五”宁汉合流前,林源失踪,据说装麻袋丢进长江。

改名·婚姻

1928年.杨刚在燕京加入中共,北方”左联”发起人之一,与潘漠华、谢冰莹、孙席珍等作家交往。这一期间,北大经济系男生郑侃热烈追她,性格豪爽的杨刚问:

你真的爱我吗?我有我的志向和追求,又有男人般豪爽的性格,我可不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啊。

郑侃信誓旦旦:

只要你答应我,接受我的爱,这就是我的幸福,别的我不计较。

1932年秋,杨刚燕京毕业前改名”刚”,表明思想倾向——斯大林说共产党员具有”钢”的质量。费正清说这一改名是”斯大林的幽灵”。

毕业不久,杨刚嫁给郑侃,婚后生育一女。因与党小组长赌气,杨刚脱党,但一直参加中共地下活动。1933年春,杨刚赴沪,参加”左联”,结识史沫特莱。是年秋,应燕京新闻系教师爱德格·斯诺邀请,回北平与萧乾一起协助斯诺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中国左翼文学较早译本,译介鲁迅、茅盾、巴金等人作品,亦收入杨刚英文小说〈日记拾遗〉(后译中文,改名〈肉刑〉)。1935年,杨刚翻译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杨刚在报刊发表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文艺评论。

1936年,杨刚与丈夫参加顾颉刚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七·七”后,杨刚重新加入中共,辗转武汉、上海,积极救亡,三岁女儿郑光迪寄养友人包贵思家。由于与郑侃在性格气质、信仰追求上存在差异,夫妇裂痕难弥。杨刚决定随左翼文化人南下,中央银行职员的郑侃则要随单位转移福建永安。夫妇争执不下,杨刚泪曰: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我未能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时代赋予我的使命,不允许我做一个旧式的贤妻良母,更不允许我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平庸女人,关于这一点,当时我不是就声明了吗?

郑侃回敬:

杨刚同志,我可敬的革命家,我知道在革命的天平上,我的分量比你轻。想当初,我也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人生道路,我敬佩你的革命精神。但你不能在家里也总想着革命,而不把丈夫、孩子放在心上。我请问,这样的革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杨刚回掷:

自私,可耻的自私。郑侃先生,没想到国难当头,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我替你羞愧。既然我们在认识上有分歧,感情上又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那还不如快刀斩乱麻,登报离婚。

郑侃不同意登报,有损颜面。从此,分道扬镳,各奔一方。1943年,郑侃在福建永安死于日机轰炸。

《大公报》女杰

1937~39年,杨刚供职《大公报》,后随报社南迁香港,接替萧乾主编《大公报》副刊。她拧紧感情闸门,勤奋采访、发疯撰稿,在创作中寻找感情寄托,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

一天,杨刚找中华抗敌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许地山约稿,谈完公事,许夫人将杨刚拉到身边:

我的好妹子,你和那个不称心的男人分开好几年了,不应该再这样孤独地生活下去,你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杨刚身边确有一位热情追求者,但她觉得他的情分太轻薄,只能是同志,不能成为情投意合的生活伴侣,予以婉拒。见杨刚沉思不语,许夫人再说:

你相识的男朋友中,有没有你喜欢的?只要你向我吐露真情,我给你做红娘。

杨刚敬答:

我只能先感谢夫人的好意了。夫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对爱情是深有体会的。爱是双向的,只有互相真诚的爱,才是人类最圣洁的精神生活,如果勉强凑合在一起,就会使夫妻关系变成庸俗的情欲伙伴。我现在宁愿孤独地生活,也不愿与不称心的男人勉强凑合。

许夫人又说:

你还年轻,三十刚过头,对待个人爱情生活应乐观些,不能老是忧心忡忡。听说有一位德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先生,不是与你朝夕相处的亲密朋友吗?一个是有才华的女作家女诗人;一个是学识渊博的哲学家,我觉得你们是天生的一对!

杨刚苦笑了一下,知道指的是乔冠华。她与乔冠华确实关系较近,彼此印象良好。乔冠华精通德语兼通英语,知识渊博,谈吐不凡,双目深沉,姿态雍容,风度潇洒。乔冠华见杨刚性格豪爽,文思敏捷,倚马千言,对时局分析精辟,同样精通英语德语,文学创作方面又有炽热感情,想象丰富优美,很是倾慕。两人又都是中共党员,经常一起从事地下活动,共同理想,文化水平相当,很快成为亲密”同志”。杨刚感觉这种关系很自然,也很温馨,但不愿再进一步。后来在重庆,杨刚成为乔冠华与龚澎的红娘。

龚澎(1914~1970),燕京历史系毕业生,1936年加入中共,1938年赴延,马列学院毕业后分配太行山八路军总部。1940年8月嫁朱德秘书刘文华(留德工科生),不到一月后,龚澎调重庆南方局,任周恩来外事秘书。1942年5月,刘文华因盲肠炎死于太行山。龚澎闻讯病倒,许多朋友前来医院探看,”其中不乏每天都会带着鲜花的仰慕者,而每一天都会带一束玫瑰花来的,就是爸爸乔冠华。”1943年秋,龚澎再嫁乔冠华,老朋友开玩笑:”断肠人找到心上人”。毛泽东也有闲评:”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2]

留美·返国

1940年,杨刚在岭南大学讲授文学。1941年《大公报》内迁桂林,她坚持前往,不愿为操持家务牺牲事业。1944~48年,她为《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在美国采访新闻,兼事中共国际统战。其间,1945~47年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进修,专修文艺。

1948年11月,杨刚奉命归国,经香港到西柏坡。先任天津《进步日报》副总编,平津战役后参加天津接收,1949年初,天津《大公报》副总编、党委书记。同年5月南下,上海《大公报》军代表。1950年调京,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10月调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周恩来召集会议布置话题,会议结束杨刚就拟出文件初稿。吴冷西——

在朝鲜停战谈判三年间,她每天晚饭后即去总理值班室上班,通宵达旦,12小时连续作业,出色地完成周总理交付的工作任务,成为总理在处理外事上的非常得力的助手。……她对国际问题远见卓识,敏感非凡,写成文稿,分析透彻,逻辑分明,论证说理头头是道,鞭辟论敌入木三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加以她文字功底深厚,真可谓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我曾几次在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上看到,总理在会议开始时布置下起草声明,会议刚结束,她就拿出初稿来了。总理常誉之为”快手”。[3]

1950年10月,杨刚丢了一册重要笔记本,内有中共机密。杨刚向周恩来请求处分。周恩来说:不会丢在远处,会找到的。原来已有人捡到交给周恩来,周看了,里面除了党内机密,还记述与美国新闻处驻华负责人费正清的密切交往,包括费正清的联系方式。此时,中共出兵朝鲜,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一向很注重”第五纵队”的中共,当然很担心人家的”第五纵队”。周恩来嘱中组部长安子文找杨刚谈话,调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长。虽是平调,一切待遇不变,杨刚知道已失去周恩来及中央信任,不能”参与枢密”,十分难过。这一”机密”细节,安子文在得到”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的保证后,透露给中国作协副秘书长黎辛。[4]

1955年春,杨刚再调《人民日报》副总编,惟一女编委,分管国际报导。不久,因车祸脑震荡,无法正常工作,赴广东从化与杭州疗养,疗效不佳。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从四版扩至八版,杨刚辞去国际部重任,分管文艺部,负责筹划及签发文艺部副刊大样,审阅重要稿件。1954年出席一届人大、1956年出席中共”八大”。

杨刚身材苗条,虽不漂亮,但有知识女性的秀雅,一口流利英语,才智卓越,朋友多为名流:茅盾、夏衍、乔冠华、龚澎、胡绳、冯雪峰、田汉、杨之华、徐迟、萧乾、邵荃麟、袁水拍等。此时,杨刚单身多年,女儿郑光迪在苏联读书,家里只有哥哥杨潮(中共烈士)遗孀沈强(也在报社工作),姑嫂相依为伴,但修养悬殊,话题不多。杨刚精神有些孤寂,晚饭后常常一人散步小院,或到米市大街、王府井大街走走,有时约同院邻居、《人民日报》女编辑叶遥一起散步。杨刚不愿多谈自己的过去,也不愿谈自己的病。但她对袁水拍的评价十分到位——

水拍的政治讽刺诗写得很好,有才华,他是个老实人。古话说,愤怒出诗人,这话一点不假。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常痛恨,写起诗来讽刺国民党像个无畏的勇士,但他的弱点是性格软弱,不太善于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规劝过他。他的小儿子出生时,我给他小儿子起名叫刚健,他接受了。但水拍的性格仍然刚健不起来!

袁水拍为《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兼任《人民文学》、《诗刊》编委,参加调查武训历史,与江青有接触,后任最敏感的中宣部文艺处长。文革后期,”四人帮”拉拢袁水拍,将他从贺兰山放牛处召回,”上了最后一班贼船,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错事。”(袁鹰语)[5]1976年2月,袁水拍任文化部副部长,四人帮倒台后停职审查,故人疏离,自己也羞于见人,1982年郁郁而逝。杨刚确有先见之明。

自杀之谜

1957年10月7日,”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杨刚服安眠药自杀于北京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震动京华。原因至今为谜,共有三说。一、病因说。费正清分析:”她发现她的大脑遭受的损坏如此严重,再也不能做有用的工作了。她自杀了。”[6]二、丢本说。胡乔木说杨刚不久前丢失一个重要笔记本,一时想不开。显然,胡乔木对杨刚的”丢本”并不知详,还以为是近期之事。三、政治说。不是病情也不是丢失笔记本,而是深刻复杂的政治原因。

自杀前两天,杨刚出席”丁陈反党集团”批判大会,王府大街(王府井大街北段)中国文联大礼堂,800余人,座无虚席,杨刚挨坐丁玲身旁,目睹对丁玲、冯雪峰”历史错误”的严厉批判。她当然会想到自己1932年脱党、1950年丢本。

自杀前一天(10月6日),作为《人民日报》”反右领导小组”第三把手,她写了一篇批判萧乾的书面发言,很朴实,调子不高,没有无限上纲,只是规劝老友萧乾看问题不要太片面。副总编林淡秋交编辑叶遥校对小样。过了23点,快校完时,杨刚敲门而入,对叶遥烦躁地说:”没意思,没意思,不要发表了。”叶遥回答做不了主,林淡秋交的任务。杨刚说回家后会给林淡秋打电话。叶遥看她态度坚决,答应明天一定转告林淡秋,劝她早点回家休息。见她一人走,不甚放心,叶遥扶她下楼回家。

我陪她到家大门口,她双手抓住我的手不放,好像要说什么,但没有说。

次日清晨,其嫂发现她死在床上。党员自杀,中共一向视为叛党。叶遥说:

我心里的问号是:难道她的死和”反右派”斗争造成的极不正常、人人自危的严峻政治局面无关?当时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包括著名报人、作家、艺术家等等,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公之于众,其中有她多年共处的老同事和相知的朋友,难道对她没有触动?……她是个政治敏感性很强,有情有义的刚强女性,在当时情况下,她只有沉默。这是我自己对自己心里问号的回答。[7]

萧乾划”右派”,杨刚十分尴尬,也无法接受。1949年,是她竭力拉劝这位燕京同学”回国服务”。其时,萧乾在香港接到剑桥大学聘书。现在自己的”好心”使萧乾得了”恶报”,还要出手批判萧乾,正直的杨刚如何接受这一事实?但组织正式定性,萧乾已”右”,她无力回天,只能选择”回避”。加上出席批斗丁、冯大会,产生不良联想。安子文分析杨刚自杀原因,认为中宣部副部长××(估计周扬)想”扩大战果”,故通知杨刚出席丁陈批斗会——

那种场面使杨刚感到她可能也要像丁玲那样被批斗,所以自杀了。其实调动杨刚的工作,事情就处理了,不需要批斗她。[8]

杨刚自杀,病情因素不大。自杀前,她出席会议、撰稿、截回批萧稿件等,说明病情干扰并不大,可以排除。”丢本说”或为诸因之一,然绝非主因,事隔七年,何至于为之自杀?”政治说”应该是主因,肃反以来的高压氛围,反右运动又如此暴烈野蛮,人际关系没法看了,正直的杨刚无法继续”刚强”,因厌世而弃世。”政治说”之所以长期不被接受,或曰长期回避,当然是有需要回避的原因——岂非否定”伟大的反右运动”?就是为右派平反,但”反右运动”仍定性”必要”。

1940年代新闻界”四大名旦”,1957年全军覆没。彭子冈、浦熙修、戈扬”划右”,杨刚自杀。这一集体际遇,问号垂空,质疑毛时代的”激情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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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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