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革命者孤身一人，没有群众，没有组织，将很难表现他的能量和价值，包括美德。组织的规模不一，革命组织可以是几个人的小组，可以是千万人的团体，如历史上出现过的俱乐部、公社、工会、农会，各种委员会以及联合会等等，直至政党。所谓组织，是指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则把群众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共同体。结构可以简单，可以复杂；可以松散，可以严密；可以公开，也可以隐蔽，但是无论是何种结构，革命的力量多表现为组织的力量。
卢森堡认为，革命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不是哪一个政党的决议产生的，而是自动爆发。不是组织先于行动，而是行动先于组织；而且，这种“行动的迫切压力”总是源于社会下层。卢森堡从革命的起源说到组织，主要在于强调民主性，并非否定组织的作用。事实上，即使行动先于组织，最后仍然得回到组织里，行动成为有组织的行动，而且常常是联合组织的行动。
卢森堡本人就曾先后参加过好几个革命组织，她同李卜克内西建立的斯巴达克同盟，行动是激烈的，组织是紧密的。
有革命组织，就有革命纪律。但是，在纪律的另一端，总有无政府现象相伴随。一个是权威的，理性的，文明的产物；一个是激情的，自治的，本来的自然状态。德古佛雷认为，两者是人民追求他们在历史断绝中的原始平衡。但是，在革命过程中很难维持这种平衡，反而表现出两者之间的紧张和失衡。
阿伦特说法国大革命的一大不幸，就是革命者相信权力和法律来自同一源泉，没有一个制宪会议拥有足够的权威来制定国内法；反观美国革命，其幸运在于殖民地人民在与英国对抗之前，就已经以自治体形式组织起来了，就是说有了联邦制的雏形。当然，拥有一批坚定而明智的革命领袖非常重要，他们在开国之路上奠定了一部富于革命气质的宪法，在律法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无政府主义的踪迹，活生生的个体反抗的精神。
组织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苏联帝国所以屹立七十年而不倒，就因为有苏共及其严密控制下的庞大的国家组织的存在；只要整个极权架构还能统一协调工作，社会纽带依旧强固，帝国将安然无恙。它所以突然崩溃，实际上并非出于革命组织的挑战，却正是由于党和国家组织在短时间内发生松动所致。
东欧国家的剧变，虽然受到苏联覆亡的直接影响，但考其政体改变的机制，与苏联相比并无二致。不过，匈牙利、捷克、波兰有所不同，此前这几个国家都曾有过人民组织起来反抗的历史，波兰的团结工会尤其声势浩大；大约正因为一度存在革命组织的缘故，所以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其推行新体制，似乎要比起其他国家顺利许多。
亨廷顿这样说道：“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组织开始时是较为纯粹的，后来参加者多了起来，不免泥沙俱下，尤其在革命得势的时候。这时，大家都来投奔革命，连原先反对革命的人也都趁势颂扬革命了。由于革命组织增加了非革命的成分，革命原则势必受到损害，对此，革命精神也将变得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便是复旧。对此，鲁迅曾经拿佛教中的小乘到大乘来比喻，可谓精警之极。
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的必经之路。要有效地打击一个政治实体，最简捷其实也最繁难的办法就是设法瓦解、破坏其组织。对革命如此，对反革命亦然。
法国史学家高善创造了一个“政治社交”的概念。据傅勒解释说，从1750年左右开始，法国纷纷出现沙龙、咖啡馆、共济会等一类小团体，极盛一时。他们称为“思想会社”，构成为一个进行政治社交的平台，使平等主义思想在其间得以培育滋长。后来的俱乐部，其实也是同类组织，每位革命者都有自己的俱乐部。这些组织带有法国人的浪漫气息，结构并不严密，但是从传播革命意识到凝聚革命力量，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民间结社不能见容于专制统治者，必须予以取缔和严厉打击者，就是为此。
米涅写法国革命史，说罗伯斯庇尔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没有像其他历史家那样将罗伯斯庇尔的失败归于“恐怖统治”，而是归于组织力量的缺失。米涅说，拥护罗伯斯庇尔的人为数甚多，关键是，并不曾组成一支队伍。罗伯斯庇尔所有的，不过是一种舆论和恐怖力量——米涅承认，罗伯斯庇尔在他那一派中并不是恐怖政策的最热烈的宣扬者，不得已时才使用恐怖手段；即使这时，他也没有用克伦威尔式的暴力去出其不意地打击他的敌人。他是公开的威吓，不能奏效时就发动群众暴动，其实是借助“民主”的力量。
这是一个极富于思考力的历史视角。
如果说罗伯斯庇尔是一个大独裁者，而手中却又不曾掌握组织的力量，这样的例子恐怕为历史上所仅见。
群体性运动要取得成功，必须及时发展出紧密的组织并拥有整合加盟者的能力。
霍弗在强调组织的重要性的时候，列举了几个例子：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众多信仰与哲学派别的竞争中胜出，就因为其他对手不具备它的紧密的组织；布尔什维克也是以严密的组织才战胜了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纳粹运动能打败德国其他民粹运动，其中主要的原因，也是希特勒很早就意识到了组织的作用。
列宁高度颂扬组织的作用，说：“我们的战斗组织是组织，我们必须组织每一件事。”他对组织的强调，已然深入到布尔什维克，以致后来各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党内的老布尔什维克支持列宁，据说并不喜欢托洛茨基，总的来说，是因为他一直宁愿采取跟党的现行政策相对抗的立场。美国的威廉·布兰察德在一部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的著作中指出：“托洛茨基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提出他自己的主張，而拒绝采取更安全的立场，他似乎一点也不关心在党内培植起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他忽略了要给老战士们以安全的保证，因为他使他们相信，他不是任何一个派别或者特殊的利益群体的一分子。他的这一行为似乎给他们带来的威胁更甚，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永远扮演着一个反叛者的角色，而且还因为他拒绝寻求盟友，以及他的可以预见到的行为方式，这一切似乎使他成为任何人的反对者。”在苏联，托洛茨基非但不去努力培植个人势力，反而强调非组织性。在他的身上，除了具有軍人的气质，显然还保留着作为一位理论家的“书生气”，坚持做党内的“不结盟主义者”。结果，就像多伊彻概括他的那样：环境、保存革命的愿望，以及他自身的骄傲，都使他陷入两难的困境之中，以致最后就像一切传统悲剧的主角，在登上权力的顶峰时摔倒。
斯大林在党内原本是一个名气不大的沉默的角色，当他被列宁提名为总书记之后，野心就开始迅速膨胀了。在通往绝对权力的道路上，他接连制造“反党”事件，打倒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那些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足以威胁他的地位的人，进而形成以他为代表的“党的领导核心”。对他来说，纯洁党组织的工作是第一位的。此外就是篡改历史，编苏共（布）党史，出版个人传记；再就是制造纪念像、纪念碑，永久性的纪念物之类，大搞个人崇拜。苏共二十大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拿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说事。
在领袖那里，个人与组织其实是无法分开的。
米歇尔斯的结论是：“组织即意味着寡头统治。”
在他看来，这是一条“铁律”。他在《寡头统治铁律》中写道，一个组织在其得到巩固之后，会产生出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利益往往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菲力浦·瑟尔兹尼克将米歇尔斯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著《官僚统治铁律》，指出：为了组织的存续和扩大，官僚精英们常常违背初衷。在所有组织中，只要新的利益和动机核心一旦形成，组织原来的原则和目标就将随之遭到抛弃。
革命组织也是组织，米歇尔斯的观察同样的独到而深刻。他说：“存在于威权国家的革命组织，其领导人所凭借的手段最终与国家所采用的手段毫无二致，而且为同样的精神准则所激发。他们也不可能不觉察到，政党组织无论在将来取得怎样的发展，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个对国家组织低效的微型拷贝。”
关于革命组织的集权化倾向，重温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对列宁有关“极端集中制”的观点的批评，可以看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心与边缘人物的一些思想路线上的分歧。
卢森堡认为，最富有成效的工作“总是不受束缚的运动本身所产生的自发后果”，而不是“任何专门的领袖或‘领导组织’先决的、机械的发明”。她对革命进程中的“自发性”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兴趣，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创造作用”表示强烈支持。她相信，列宁滥用了“纪律”一词，过分依赖中央委员会的“控制功能”。列宁要让组织权威“自上而下”流动，她则相反，要求它“自下而上”发展。
曾经是卢森堡的青年崇拜者，阿伦特延续了卢森堡的重视“民间性”的思想。她在《论革命》中高度评价“委员会”的组织原则，把它当成避免高度集权乃至专制的解药。委员会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名目，从巴黎公社到苏维埃，它们总是在革命期间涌现的，是源于人民的作为行动和秩序的自发组织。与政党不同的是，它的最大特征就是产生的自发性，而不是谋划性，处理和参与公共事务是它的天然追求。在比较论述中，阿伦特批评了代议制，认为那是“政党制度的产儿”，是不健康和缺乏活力的衰败堕落的标志。同样地，委员会与职业革命者集团也是有冲突的。委员会总是要让每位公民都能直接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但是职业革命者集团则极力将委员会贬为革命活动的单纯执行机构。她指出，只要革命能够平顺地发展，一党专政——职业革命者的模式——就将最终占上风。革命党的意志一旦占了上风，委员会必定变得多余。
阿伦特在书中回顾了委员会制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演变史，并作出如下的评述：
对于意料之外的事情，马克思纯粹是一位目击者。在那一瞬间他理解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公社，因为据说成了“最小乡村的政治形式”，便将成为“为劳动的经济解放而最终发现的政治形式”。但是，他不久就明白了，这一政治形式在多大程度上与一切“无产阶级专政”观念是矛盾的。这一专政依靠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它们对权力和暴力的垄断，是模仿民族国家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的。……在1905年，列宁可以由衷地赞扬“人民的革命创造力”，他们在革命中自发地开始建立一种全新的权力结构，就如同十二年后，他能够以“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的口号发动和赢得十月革命一样。但是，在两场革命（按，指1905、1917年革命）之间的年月里，列宁并没有做什么来重新定位他的思想，将新的组织纳入众多党纲中的任何一个。结果，在1917年，一样是自发的事态发展，而列宁和他的党也跟1905年一样毫无准备。最后，在喀琅施塔得暴动中，当苏维埃奋起反抗党的专政，新委员会与政党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暴露无遗之时，列宁立刻决定打倒委员会，因为它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权力垄断构成了威胁。
一般而言，组织强于非组织，严密的组织强于涣散的组织，拥有暴力手段的组织强于和平组织。
老子曰：“柔弱胜刚强。”此乃哲学，并非政治。
——摘自《革命寻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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