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台湾1620—1945

《发现台湾：1620—1945》（重庆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以全球视野展现了台湾社会1620年至1945年之间的发展变迁。自明末汉人移民来台垦荒至1945年光复回归，台湾从边陲小岛逐渐成为外贸重镇，成为古老中国探索外部世界的尖端，三百多年里，历经荷兰占据、郑氏王朝、清朝统一、日本殖民，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不断演变，既跌荡起伏，又血泪交融，令人感慨不已。

同时，由于台湾近现代受到日本殖民戕害，因此贯穿《发现台湾：1620—1945》的另一主旨，集中在19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共同面临的国运抉择之比较——如何融入全球化的工商业潮流并重塑国民精神。前者执着于西洋军事技术，却因循守旧，缺乏全盘思维；而后者从根本入手，全面借鉴西方先进文明，从而崛起于东方，甚至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抚今追昔，今天中国再次处在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如何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重塑大国文明，值得所有国人深思。

渡海：劝君切莫过台湾

横渡黑水沟，既象征着对桃花源的勇敢追寻与向往，也隐含着死生不知的恐惧和危险……

清朝时期，台湾一位无名诗人用客家语作了一首长诗，劝告大陆亲友千万不要走上渡台之路，后来这首诗被命名为“渡台悲歌”：

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

但是当家园兵荒马乱、饥荒连连时，终究不得不到海外去试着寻找一条生路。台湾前“司法院长”林洋港在谈起祖先移民的历史时，也喟叹道：“总是日子过不去才会来台的啊！”

横渡黑水沟，既象征着对桃花源的追寻，也隐含着死生不知的恐惧和危险。1717年完成的《诸罗县志》描述移民的处境是“舍祖宗之丘墓、族党之团圆，隔重洋而渡险，窜处于天尽海飞之地”。

清初对于移民限制甚严。1684年台湾设县后颁令：

一、欲渡船台湾者，先给原籍地方照单，经分巡台厦兵备道稽查，依台湾海防同知审验批准；潜渡者严处。

二、渡台者不准携带家眷；业经渡台者，亦不得招致。

三、粤地屡为海盗渊薮，以积习未脱，禁其民渡台。（这是康熙采纳施琅的意见而做的决策，一般认为施琅是痛恶粤民热心协助郑氏，而借故惩罚。）

申请渡台须经三道衙门审核，容易受到刁难，又有诸多限制。可是闽粤两省，人口早已过剩，谋生困难，听说台湾地广又肥，都想来创业开基，胆大的便走上私渡之路。

私渡台湾一次八两白银

私渡的口岸是厦门。半夜里乘小渔船到大担岛外，换上大船，到澎湖，再换大渔船到台湾，不入有官府盘查的鹿耳门，而是到打鼓、东港、大甲、北港、新港、鹿港之类的幽僻小港上岸。

私渡客每人收费白银六两至八两，但是有些奸恶船户，收了钱又怕官府查获，便“串同习水积匪，用湿漏小船收载，数百人挤入舱中，将舱盖封钉，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风涛，尽入鱼腹”。

也有的不肯把船驶到岸边：“比到岸，恐人知觉，遇有沙汕，辄赶骗离船，名曰‘放生’。沙汕断头距岸尚远，行至深处，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种芋’。或潮流适涨，随波漂溺，名曰‘饵鱼’。”

人为地“放生”“种芋”“饵鱼”，加上海上风险，使私渡客的命运如同黑水沟那不可测知的惊涛骇浪一般。

即使是合法的渡台，也要承担风险。台湾海峡常有不测风云，运气不好的便要葬身海底。因此，不论私渡与否，大家上船前都要先去妈祖庙前拜一拜。传说中白衣长发，在暗夜的海边提一盏灯，为海上船只照亮归途的这位海上女神，是三百年间移民横渡黑水沟时，祈求赐福的主要对象。而若能顺利抵台，事业有成之后人们往往会到台湾的妈祖庙谢恩还愿，妈祖就这样成为台湾民间最普遍的信仰。

先民渡海来台时，慈眉善目的妈祖，一向是他们祈求赐福的精神象征

妈祖祥和宁静、慈眉善目的面容，不知抚慰了多少移民颠沛流离的心情。而鹿港妈祖庙旁分列的“民安物阜、海静波平”八个字，正是从古到今，台湾人民共同的愿望。

政治人物也信奉妈祖。郑成功首先为妈祖建庙，施琅更进一步，在澎湖打败郑军之后，便宣称得到妈祖暗助，正式上表请求康熙皇帝敕封妈祖，原本称号为“天妃”的护航女神，便晋阶为“天后”，澎湖的妈祖宫也改称天后宫。

施琅结束郑氏二十二年的王朝，台湾纳入清朝版图

施琅到了府城台南，明朝宗室宁靖王朱术桂和他的五位妻妾不愿做清朝顺民，皆自杀身亡。施琅便把朱术桂的住宅接收下来，改建为大天后宫（在新美街民族路口），利用民间对妈祖的崇敬来转移对施琅灭台的不满。宁靖王原本和其他官兵一样自行划地开垦，垦地在高雄县路竹乡，当年和他一起开垦的部众的后人还住在那个现在叫竹沪村的地方，他的墓地就在不远处的大湖边。

而朱术桂的五位妻妾，民间敬仰她们的贞烈，尊称她们为“五妃”。今天到台南府城去，还可以看到五妃街上别致而幽静的“五妃墓”。

尽管黑水沟风浪险恶，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台湾的移民依旧逐年增加。从1683年到1780年的一百年间，台湾移民大约增加了七八十万人。

将军占田

新移民抵台之后，多半做佃农或帮工，但是也有一类有钱人，一来到台湾就向政府申请开辟大片土地，招来贫穷的移民共同开垦，这种人当时叫作“垦首”。

郑氏治台，在文化和政治上移植大陆明代的制度，经济上则部分承袭荷兰人的遗规，例如“王田”（改名为“官田”，今台南市官田区便是一部分）仍以政府为地主。另外增加了部队自行开垦的“营盘田”，虽然部分已经混杂了大陆上私人土地的租佃关系，却还没有私人大地主出现。（今天台湾南部仍有很多地名印证着当年的遗迹，例如高雄市的左营、前镇区，台南市的新营区、林凤营等都是。）

可是施琅平台之后，清廷赏赐封地，他自己和手下各级军官也趁着郑氏官员与军队迁回内地的空档，抢占田园。今天台南市将军区，便是施琅的产业之一。这些军官占了田，多半并不缴税。

郑氏末期，台湾已有三万甲田园，到清朝接收以后的1684年，官府列册有案的田园反而只有一万八千甲了。

清朝把登记在案、按亩征税的田叫作“升科田”，隐瞒不报、逃漏税赋的田叫作“隐田”。“将军田”多半是隐田，大部分的田赋，由一般小农的升科田来分担。“海疆既定”之后的清初，对台湾的课税虽比军费浩繁的郑氏时期要轻，但台湾仍是全国税负最重的地区。

土地政策和结构改变以后，郑氏时期台湾原有的“官田”和“营盘田”都消失不见，完全变成私人土地，生产的目的则依旧是作为商品出售。当大陆米价高时，大家纷纷种稻；国际糖价涨时，大家又全部改种甘蔗了。这种灵活应变的商业化农业生产方式，与大陆的很不一样。

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家的开台祖，也就是《台湾通史》作者连横的七世祖连兴位，便是在康熙年间渡台，落脚在今天台南市府前路、台南地方法院附近。当时那里叫作“马兵营”，原是郑成功的骑兵队驻扎之处。连兴位怀着汉族遗民的心情渡海，命令子孙永远不得做清朝的官。

连氏一族既然誓不仕清，便以制糖为业。连横的外孙女、台大中文系名誉教授林文月描述连家的“糖廍”（制作场）：“是几座石制的大轧轳，靠着牛力的运转，将甘蔗切断以后放进去，先榨出蔗汁，再将蔗汁熬成黑糖，然后将黑糖放入大桶里，铺上一层层的石灰，便制成白糖。”

连兴位在马兵营开设糖厂时，施琅的族侄施世榜也在凤山制糖。

种稻不必施肥

其实，不论种稻或植蔗，收成都让人惊喜，因为台湾“土壤肥沃，不粪种；粪则穗重而仆（施肥的话稻穗会饱满得倒下来）”。播种后，农民也“听其自生，每亩数倍内地”。

面对“土膏坟盈”、“每亩数倍内地”的台湾土地，渡海移民逐渐安顿下来，用心耕田。台湾成为米、糖专业生产区，多余的产品都卖到大陆和外国，布匹、铁器等物则依赖进口。在政治安定、商品流通的情况下，台湾社会摆脱了明郑末期的困匮，形成康熙三十年至六十年间的富裕局面。

17世纪末修撰的《台湾府志》和1717年修撰的《诸罗县志》都有描写当时台湾人生活奢靡的场面：“人无贵贱，必华美其衣冠，色取极艳者。靴袜耻以布，履用锦，稍敝即弃之。下而肩舆隶卒，裤皆纱帛。”（人不分官吏平民，衣着都极其讲究，用非常鲜艳的颜色。鞋袜都不肯穿布做的，要用锦缎，稍微穿旧了就丢掉。就连抬轿子的轿夫，衙门里的当差，都穿着纱帛做的裤子。）

台湾好趁吃

与今天台湾的状况一样，当时人请客非常大方：“宴客必丰，酒以镇江、惠泉、绍兴，肴尽山海；青蚨四千，粗置一席（四千块钱办一桌酒席，还只是随便吃吃）。”

“台湾钱淹脚目”、“台湾好趁吃”这两句流传至今的谚语，就是那时候（康熙中叶）出现的。

台湾物价“甲于天下”，薪酬也相对较高：“佣工计值，三倍内地。”若想杀价是请不到工人的：“宁游手乏食，必不肯少减。”

18世纪初叶的台湾，人烟麇集之处似乎是一片繁华富庶景象。其实台湾那时候开垦的地方主要是现在的嘉义、台南、高雄。以南以北大部分地区还是蛮荒之地，移民很容易水土不服，并染上疫病。诸罗、凤山两县的县官甚至不敢上任，地方官全集中住在台南府城。

清初的嘉南平原，据郁永河形容，遍地是极深的茅草，草深处比人还高，浅处也到肩膀，坐牛车走在草原上，“如在地底”。

台湾原本没有牛，荷兰时代为发展农耕，从大陆和印度运来牛，以后牛车竟成为台湾主要的交通工具。更有些牛逃入荒野，在这无虎无狼的岛上大量繁衍。郁永河说，台湾少数民族告诉他，野牛“千百成群”，在林间出没，已是台湾自然界的新族群。

至于更南的高雄，从今天的高雄市苓雅区到凤山区之间，那时是一片深深浅浅的沼泽，今天的澄清湖是其中的一部分。每当清晨或黄昏，有几十万只水鸟起落其间。

这静谧而原始的美丽之岛，可曾预见大批移民将为她带来怎样的变化？

为什么叫“台湾”？

“台湾”本来是台南安平的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名称。初到安平的汉人向台湾少数民族探问：“这是什么地方？”台湾少数民族答道：“Taywan”。所以汉人有的说是“大员”，有的译成“台员”，有的叫它“台湾”。沙洲安平就被称为“台湾屿”。荷兰人也称安平港为“台窝湾”。

来自漳州、泉州的大陆移民陆续在安平登陆。家乡的人问起：“你到哪里去呀？”回答便是：“去台湾。”台湾渐渐成为整个台南地区的代称。

1684年，清廷将台湾重新纳入中国版图，康熙皇帝定名为“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台湾厦门道。“台湾”一词正式成为全岛的名称。

又因为早期移民流落台湾冤死的很多，闽南移民便以怨叹的语气，说这是“埋冤”（闽南语与台湾同音）的地方。《台湾通史》作者连横则说，“埋冤”其实就是闽南语“台湾”的初译。

至于原本住在安平的“台湾族”台湾少数民族，有的可能已经汉化，其余的则迁移到台东的秀姑峦溪流域。

谁是最早的台湾人？

一部台湾移民史，就是汉人与台湾少数民族冲突与融合的过程记录。汉民族从自我中心出发，把所有“非我族类”的民族统称为“番”，只有汉民族才可称为“人”。

德国学者魏斯认为，台湾少数民族可分为北部群与南部群。“北部群是辗转经由大陆而来的印度支那人种，亦称后印度人，以泰雅人为主，分成许多支族。”而南部群是来自菲律宾的马来人种，随着黑潮北上漂流到台湾。

日本学者则将台湾少数民族分为泰雅人、赛夏人、布农人、曹人（1998年11月更名为邹人）、鲁凯、排湾、卑南、阿美、雅美九支，居住平地汉化较深的另称平埔人。其中以分布在花莲到台东一带的阿美人人数最多，有十万人以上，北部山区的泰雅人和阿里山区的曹人次之，各约五万人以上。

泰雅、赛夏两支有在脸上和身上刺青（黥面、文身）的习俗，各族人都爱喝酒、嚼槟榔，除雅美人外，都有“出草”猎头的风俗。在与汉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移民台湾的汉人常成为猎头的对象，当时称为“番害”。

汉人与台湾少数民族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隋朝。1622年荷兰人到台湾，便看到台湾少数民族与汉人交易、通婚、共居的景象。1661年郑成功进攻台湾，南部的台湾少数民族几乎都向他输诚，郑成功赠送明代衣冠给各部落长老，设宴款待他们，并且亲自到台南、嘉义附近的台湾少数民族各社去巡视。他派人教导台湾少数民族耕种，又严禁部下侵夺少数民族产业，已经注意到尊重他们的情感。

明郑时代以来，汉人因妇女奇缺，便有不少人娶台湾少数民族女子为妻，结果造成台湾少数民族男子无妻可娶，人口大减，有灭种之虞。因此，1737年（乾隆二年），清政府明令汉民“不得与番人结亲，违者离异”，还要打一百大板。

把台湾少数民族划分为“熟番”（又称“平埔番”）、“归化生番”和“生番”三大类，是从清朝开始的。划分的标准是依照对政府服从的程度而定。

17世纪中叶，居住在平原及近山地区，与外界有接触的台湾少数民族估计有四万多人，汉人则约一万人。到1811年（嘉庆十六年），汉人已增至二百万人，平埔人仍仅五六万人，成为绝对的少数。

到清代晚期，平埔人已与汉人几无分别。日据时代编撰的苗栗县苑里镇地方志中描述他们的生活“一如汉人”、“几忘本来之面目”，只有在过年和祭祖时，“仍遵旧制，醉舞酣歌，有极憨跳情态（非常天真烂漫），尚觉古道之照人也。”

台湾开港：商品经济的第一次风光

曾经，樟脑、茶、糖、珊瑚组成最早的“台湾第一”队伍，随着淡水、安平、高雄相继开港，台湾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一环……

在古老的中国外患频仍之际，康熙、雍正、乾隆与嘉庆朝移民的后代子孙，在台湾各地继续默默开垦，往山中、往溪边，或往无人知晓的番地。

移垦先民的冒险、勇敢、刻苦，不仅为后代台湾人留下一页值得记载的历史，也赢得外国旅行者的赞扬。

蛮荒变乐土

随着淡水开港，19世纪70年代抵达淡水传道的马偕博士，在日记中如此描绘当时的农民：

台湾的农夫，实在是汉人社会中最好的一种人，他们大多是勤勉、诚实而有道德的，很少做非礼悖谬的行为。

他们是以大自然最严格的模式铸成的，多有英雄气概。尘世的财货，他们拥有得很少。他们终日用斧头在山林中工作，夜间则燃烧柴木，炊烟常常飘在他们简陋的屋上。

他们战胜了困难，使那蛮荒偏僻的地方变成美丽安适的乐土。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仅开发森林，也开辟道路，建筑房屋，把荒凉的沼泽变成金色的良田。

一八六○年，淡水及安平首次开放外国贸易，淡水河畔的大稻埕成为当时台湾北部最繁华的城市

研究台湾社会的陈其南教授指出，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垦，到19世纪60年代，台湾早期以聚落为主的移垦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以城镇为主，具备宗族组织的农业社会形态。

为了方便管理，清廷继续在台湾增设官厅组织，到19世纪60年代，台湾已经拥有三府、三厅、十一县，大都以汉人聚集的城镇为主。

这些城镇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后来驻打狗（高雄）海关的英国副领事郇和如此描述当时几个主要厅县的风貌：

凤山县（包括现在高雄及屏东一带）拥有大量未开发土地，盛产竹、水果，土地的水质极好，汉人利用水道运送货物，宽阔大路则大多以牛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出了凤山县治理区，是后来移民与台湾少数民族的混住区，这一带移民大都是从广东来的游民，喜好打斗、诉讼，生活游移，没有目标。

嘉义县，原来叫诸罗县，土地肥沃，稻种播下去后，不需太多照顾，就会自然成熟。这里的住民也喜爱打斗，常常为了一句话起冲突，也可以为了一句话和好，讲义气。民情喜欢夸耀服饰，互争艳丽。结婚时，他们会慎重考虑对方的嫁妆、聘金，这是一个很坏的风俗，流传至今。他们好的一面是，极为好客，陌生旅客来到这里，随意敲门都会受到热情款待。

台湾县（现在台南一带），土地无限，但是经过长期开垦，土质已经露出贫瘠迹象，一年只能收成一次，这里的人民极喜欢衣着和装饰。男性主持外面农事，女性大部分时间都在刺绣。

这些气质特征，有些流传至今，例如好客、热情、讲义气，在今天台湾还常常能感受到。而浮华、夸耀、好斗却也成为抹不掉的恶习。

1840年到1860年，台湾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默默完成了向农业社会的转型。但在同一时期，历史的浪潮又开始拍打这个在成长过程中刚刚站稳脚跟的岛屿。

台湾开埠后的繁荣

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有着丰富资源与良好战略及贸易位置的台湾，成为欧美列强想在中国沿海建立根据地的下一个目标。

1848年，英国海军提督亲自来台调查基隆煤矿。

1853年，美国驻华公使帕克力劝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占据台湾的东部或南部，以利美国商人的海航。第一任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更是多方搜集材料，写了一篇有关台湾的报告，对于台湾的历史、现状、资源等都一一述及，并递送给美国国务卿，主张必须取得台湾。碰巧美国发生南北战争，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了。

1858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清廷被迫又签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列强希望台湾开港通商的愿望终于达成。长江沿岸及台湾各港口开设商埠，九龙半岛的一部分割让给英国，甚至连鸦片输入也正式予以认可。而俄国又以调停人身份向清廷索取酬劳，不费一兵一弹，就割走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

1860年，对台湾而言是个分水岭。这一年，台湾的淡水及安平因《天津条约》而首次开放中外贸易，鸡笼、打狗（高雄）也陆续开放。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对整个中国来说代表着一种耻辱，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对台湾却是一个有利的机会。

19世纪60年代的世界局势比19世纪初更加剧烈多变。美国发生南北内战；普鲁士帝国在俾斯麦“铁血政策”的领导下，国力蒸蒸日上；意大利在争取独立统一；“国家主义”在西方世界风起云涌，欧洲各国为争取霸权积极向外扩张。当时欧洲流行一句有名的口号：“远东的事务在欧洲决定。”

除政治势力加速变化外，西方世界在产业革命长达一个世纪的探索后，到19世纪60年代时又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1825年，英国人史蒂芬逊把瓦特的蒸汽机应用到运输，制造出人类最早的蒸汽火车。19世纪中叶，一小时可以行驶相当于从台北到新竹距离的快速铁路网已经遍布全欧洲。而这时候牛车仍是台湾的主要交通工具，台北人要走好几天才能到新竹。

铁路对西方国家最大的影响是，把欧洲各主要地点的距离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把一个政府所能治理的地区扩大了十倍。

代表人类交通进步的另一项新突破是电信。它于1835年登场，至1851年时，英法之间已经铺设了全世界最早的海底电缆。

西方人的交通、电信、信息流通对国力消长的决定性影响力在19世纪中期已初见端倪。

因为开港而被纳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台湾，这时无疑有了很好的机会赶上世界文明革命的列车。

由于欧洲及美国对天然资源的大量需求，安平及高雄开港后，台湾的茶、糖和樟脑，立刻成为贸易输出的主要物品。据估计，自1865年到日本据台前的三十年间，台湾因为净输出累积的财富已达到一千四百多万海关两，三十年间出口总值也增加了七倍。自19世纪70年代起，台湾每年对外贸易都出现大量顺差。当时中国大陆每年平均对外贸易只增长3.4％，而台湾的对外贸易平均每年的增长率高达6.5％，远远超前。

“这是台湾经济史上的第一次繁荣。”专门研究台湾经济发展史的已故东京经济大学刘进庆教授如此归纳台湾近百年经济发展的历史。

而促成这次繁荣的原因，除了国际市场需求外，出生于台湾新竹的刘进庆认为，主要是因台湾人民渡海而来，“商业目的很强，使得台湾的商品经济特质非常强”。

大陆的农业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但台湾农业与大陆不同的一点是，农民种米、糖的目的，是为了向大陆输出，以进口民生必需的日用品。这种经济形态不仅使得台湾农业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商业贸易特质，而且也间接提高了台湾农业的水平。刘进庆引用日本的资料指出，日本人刚占领台湾时，曾很惊讶地发现，台湾的农业水平竟然与当时的日本相差不多。

从重商主义立场分析，如果外贸大量顺差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及近代化的标志之一的话，那么在19世纪后半个世纪中，台湾似乎最有机会成为东亚地区最快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之一。

大稻埕：19世纪台湾经济发展的代表

如果要寻找19世纪台湾历史的发展轨迹，大稻埕（今天台北车站西北方，靠近淡水河一带，迪化街就在其中）无疑是个典型的代表。

大稻埕，沿着淡水河水门往市中心走，四周的建筑处处呈现文化的多样性。以洗石子为建材的巴洛克式洋房，从屋顶高耸突出的山墙一眼可辨，简单的几何图形的壁柱栏杆，辉映着19世纪欧洲现代主义的理性精神，偶尔穿插其间的闽南式矮房，红瓦覆盖着斜屋顶，屋檐下设有亭仔脚，红砖及土埆壁的建材醒目可见。

与上海或日本的横滨、长崎一样，这些混杂着本土风格及西方特色的建筑，背后都承载着一个东方城市面对近代西方冲击的曲折历史。

大稻埕原是平埔族的居住地，在清代中期以前，只有少数汉人和平埔族在此耕种。由于有大片晒稻谷用的空地（稻埕），因此得名。

1853年，艋舺（今万华）一带的“行郊”发生械斗。行郊当时是台湾商人组织的名称，相当于各种商会的前身。来往于台海之间进行贸易的商人，为了互相照应、提供讯息或融通资金而组成各种不同的“行郊”。有的以行业为主，如糖郊、盐郊，也有的以地区为主的，如厦郊、泉郊等。

艋舺的这次械斗发生在同安人所组成的“下郊”与三邑人所组成的“顶郊”之间。结果下郊同安人战败，先奔往北方大龙峒，但不被当地同安移民接纳，于是再转到大稻埕，沿着淡水河建店造屋，形成街市。由于大稻埕临淡水河，交通极为便利，很快就吸引了各地的郊商到大稻埕聚集。

在1860年以前，大稻埕崛起的轨迹，在台湾历史中是不足为奇的。

一个宽阔可以泊船的河港，拥有相当数量人口的腹地，勤奋的移民，加上为了共同贸易利益或因为相同族群而组成的各种商郊，大稻埕就像台湾其他的港口城镇一样，在短短十几年内，崛起为台湾与大陆市场贸易圈中的一分子。

这些著名的港口城镇，除了著名的“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南、鹿港、万华）”外，还包括乌石、梧栖、东港、基隆、打狗（高雄）等，固定向大陆输出米、糖和少许茶叶，输入日用品及手工艺品。

1860年，淡水开港，大稻埕一百多年来依附大陆市场的传统贸易形态有了巨大变化。

即使时至今日，大稻埕仍可见许多混杂本土风格与西方特色的建筑

1861年就任第一任英国驻台副领事的郇和，在淡水领事馆观察到，许多福州和厦门的商人从台湾北部艋舺一带输入茶叶，再将台茶与闽南地区质量较高的茶叶混合之后，转卖到大陆内陆各省，赚取中间利润。就任副领事以前，曾在台湾做过两次自然生态调查的郇和，在当年的领事报告中对台茶做了介绍，并将台湾的茶叶寄给英国的茶评家鉴定。

这份报告并没有引起英国官方太大注意，三年后却刺激了另一位在英国宝顺洋行工作的约翰·多德。1865年多德来台北收购樟脑及贩卖鸦片，发现北部山地适合种茶，便开始发展台湾的茶叶。

被称为台湾茶叶“开发者”的多德，对台湾制茶业最大的影响是输入了第一套近代商业社会的产销模式。他先从福建安溪运来最好的茶苗，分发给淡水附近的农民，为了控制茶叶来源，他又通过洋行大量提供贷款给茶农。

1867年，他大胆雇用了两艘帆船，载着贴有“台湾茶”招牌的茶叶直航纽约，出乎意料地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这是台湾茶第一次外销美国。

多德的成功故事，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大稻埕设立茶叶洋行。到1872年，大稻埕已经有五家专营茶叶的外商洋行。

善于经商的闽南人也相继渡海到大稻埕，到1876年，华人也在大稻埕开了近三十家商行。

茶业兴盛，大稻埕出现难得的景观，1878年淡水海关的贸易报告书上如此形容：

在大稻埕附近眼力所及的山上，大约十五年前连一株茶树的影子都难以见到，现在几乎每一片山坡都覆盖着茶树的绿叶，甚至连番界边缘的内山，在新开垦的山地上也可以见到小小的、一丛丛的茶园。

许多焙茶厂在大稻埕纷纷成立，一时间大稻埕变成类似现在的加工区。据估计，当时每天到大稻埕采茶、拣茶的茶叶工人达到一万人以上，许多人就蹲在迪化街一带的亭仔脚拣茶叶。

每天采茶、拣茶的茶叶工人，达一万人以上

台茶步入出口迅速成长的时期。到1878年，茶叶已占台湾北部出口总值的90％。

除了茶以外，樟脑与糖的输出也同时激增，台湾成为世界主要的樟脑与糖的产地之一。据估计，在人造樟脑出现以前，台湾出产的樟脑占世界樟脑总产量的70%-80％，是最早的台湾世界第一。当时，台湾的另一项世界第一是澎湖海域的珊瑚场。其中的一种“莫莫”珊瑚，据估计也占到世界总量的90％。

可惜的是，台湾人并不知道珍惜，经过几十年掠夺式的开发后，这些原始的“台湾第一”好景不长，都已消失。

当时一位曾来台湾探访的法国作家于雅乐就曾撰文批评中国人只忙着采伐樟树，却懒得种植树苗：“总有一天，生产会不可避免地枯竭下去。不幸的是，中国人从来不想到将来，他们只享受目前，再没有别的什么。他们仅在砍去樟树的地区种着蓝草或茶树，原因是这些植物可以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利益。”

大片美丽的樟树林在台湾已近绝迹，如今只在台北敦化南北路、中山北路的行道树梢，看见翠绿、纤细、秀丽的树叶随风摇曳，依稀唤起一些昔日台湾之美的记忆，却无法令人想象当初第一个“台湾第一”的盛况。

由于贸易快速增长，19世纪后半期，大稻埕成为台湾北部最重要的都市，但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的现象在大稻埕到处可见。

钱财流入外国人和富商手中，许多基层劳工的生活，并没有因茶业兴盛而得到改善。

后来，日本占据台湾时代，台湾民间广为流传的劫富济贫的“义贼”廖添丁，就是出没在大稻埕一带。

以记载当时台湾社会现象的《福尔摩沙的过去与现在》一书而成名的美国记者礼密臣，这样描述他看到的大稻埕基层劳工的生活景象：

数以百计衣衫褴褛、双脚赤裸、贫困不堪的茶贩，年复一年地挑着他们的茶叶来大稻埕售卖，但是他们得到的银子，在回家之后一转眼就不知去向了。他们的住屋和以前一样破烂陈旧，他们使用的农具和以前一样极为简陋，就连屋里跑出来向行人吠叫的狗，也同以前一样饿瘪着肚子……

王永庆是台湾光复以来最大的企业集团的掌门人，他的祖先，就是世居新店直潭的茶商。清道光年间，王永庆的高祖母携子媳从福建泉州来到直潭经营茶业，世代都与直潭其他居民一般过着赤贫的日子。每年只有春天到秋天半年时间可做生意。

王永庆的祖父王添泉告诫子孙：“经年拔草、雨水冲刷土地，茶山总有一天会变成废山，希望你们日后不要再靠茶为生。”王氏家族日后迁移各地，但在直潭的一条小路旁，仍有一栋三合院式的砖房，保留为家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