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激进主义与法国大革命

英）哈里·狄金森

简评：好的选题，但是论述不够深入精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应该论述英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应激发展，以及对今天的意义如何。保守主义是如何成为一种不需要考虑现实实践检验的神话的。

18世纪最后几十年，由于商业利益需求、工业化发展以及城市扩张，此政治体系弊端引发的诸多不满也日益增长，并因此带来英国社会与经济变革。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男性与知识分子们开始主张政治改革，要求赋予更多男性以投票权，允许新的工业城市选举自己的下议院议员，并且要将选举常规化，每年都进行大选。其中有少数改革者希望能将投票权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到18世纪80年代早期，议会里开始讨论改革提案。这样看，温和适度的改革是有可能在著名的《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前就可以达成的。不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阻碍了这一切可能的发生。
1789年刚刚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使得法国比起同期的英国更加激进也更加民主，这让英国激进分子备受感召并力图效仿。遗憾的是，这种激进政治变革的和平面相在法国国内并未持续下去。更加激进极端的政治诉求导致以法王路易十六连同法国贵族，奥地利、普鲁士保守君主们一起坚决反抗激烈变革，这种反对力量毁灭了激进宪政变革中的和平努力。因之而来的系列法国事件也就变得越来越激进暴力，逐步走向恐怖统治并引发内外战争。18世纪90年代末，出于对法国陷入政治混乱局势的担忧，导致拿破仑·波拿巴这位功勋卓著的法国将军开启了军事独裁统治，从而结束了更自由的法国政治体制的进展。法国局势的进程令英国人尤其是有产精英与社会中等阶层人士震惊。他们决意抵抗英国改革者希冀追随并效仿法国模式的努力。法国大革命先是鼓舞了英国激进分子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甚至也鼓励了一些爱尔兰激进分子试图在1798年发动暴力革命；不过之后的法国事件却成为说服许多不列颠有产精英反对政治改革的理由。只有当拿破仑军事独裁体制已然证明，法国的追求不再是民主政治变革了，不列颠精英才开始不再反对在不列颠开展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运动。这种观点上的改变受到了由英国商业发展、工业化进程和城市扩张所引起的持续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影响。1815年，英国改革者重又发起议会改革运动。因此，英国改革运动的兴起、衰落与再兴，与1789年至1815年法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发展紧密相连。对这些变化的阐释与分析就是本书的主题也是所欲解决的问题。

第一章 英国雅各宾派

18世纪晚期，英国人口迅速增加，在较大城市的中心地带增长尤为剧烈。伦敦居民人口已经接近100万，同时，伯明翰、布里斯托、爱丁堡、格拉斯哥、利兹、利物浦、曼彻斯特、萨瑟克（Southwark）的人口总数也都增加到5万～8.5万人。另有十多个城镇的居民增加至2.5万～5万人，至少有20多个城镇人口超过了1万。人口增加以及城市扩充必须要靠农业、商业、制造业的高度经济扩张来支撑。反过来，这些改变也生发出一个愈益壮大的中产阶层来。伴随着财富的日益增长与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他们开始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地产精英的政治决策对中等阶层的财富状况影响甚巨，许多中等阶层民众对此种政治依赖充满厌憎之情。政治上的虚弱产生的经济后果就是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稳步地从大地主那里转嫁到了那些生产、售卖和使用大众消费品的人们身上。更有甚者，政府的政策会带来战争，而战争不但会扰乱贸易秩序，也导致了对贸易与手工业者商业活动的立法限制。这种种牢骚不平之气，也可以在一些非常低的社会阶层民众如小店主、商人、工匠身上感知得到。而贫困的劳工阶层面临物价上涨、工资水平不断降低的局面，却得不到任何保护。特别是当这些状况可以直接追溯到雇主的自私或统治阶级的某些特殊政策时，他们便会表达出对统治精英的强烈愤恨。
18世纪许多城市的人口充分增长，经济模式转型，使得这些城市中心的政治文化在广度上得到扩展，并变得愈加复杂。这种生机勃勃的政治文化尤其使中等阶层能够创建他们自己独立的组织机构，表达他们对于公共事务的见解，发展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先进理念。俱乐部与会社使中等阶层能够结合在一起相互支持，自我组织，以从贵族精英的掌控中独立出来。这些协会的成员们学着不借助贵族的领导而由他们自己组织活动。他们对于统治精英的批判精神日渐增长，并最终将这些组织变为协同开展政治活动的工具，用以挑战社会高等阶层的政治影响力。这些俱乐部和社团最初是为着社交或者娱乐而兴起的，但是很快就变得更具教育性和政治性，并且由此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交通网络，随后被政治激进主义者开发利用。
快速扩张的报刊是这些社团成员获取丰富政治信息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途径，倘若没有它们，这些社团是不可能益发政治化的。18世纪晚期，仅伦敦就有13种日报、10种一周发行三次的报纸，而在地方上，周报数目已超过50种。到1775年，报纸的年销售总量高达1250万份，截至1793年，其年销售量已达到1700万份。除此之外，还有无数月刊登载大量政治信息及宣传文字，而在每一次政治危机中，也会产生数目众多的独立小册子。在较为成功的出版物中，它们大多都在政治上反对内阁。这些繁盛无比、发行量巨大的报刊在鼓舞大众批判政府精英以及使他们知晓改革政治系统的建议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精英的反对者们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很久之前，就已经通过出版物来从事政治宣传运动了。这些人反对执政者权力的日益膨胀及腐败，而政府恰是通过这种手段使议会独立与国家自由遭到了破坏。他们针对王室庇护权展开常规攻击，但持久的要求则是经济改革，他们希冀借此减少王室庇护权，降低王权对议会的影响。早在院外有组织的激进运动兴起之前很久，就已经有人要求更为频繁的普遍选举，以及将衰败的小自治市镇在议会中的席位重新分配给那些没有代表权的大城镇，及人口更为稠密的郡县。早在激进派开始争取大幅扩展公民权利之前很久，出版物上就已经不断地呼吁作为一个英国人的权利与自由了。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皇权与贵族寡头统治的反对者们就已经断言，所有人都应享受到法治的保护，应该免于遭受专制、暴力政府的干涉。他们坚持所有人都该享有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主权存在于全体人民之中，作为最后的手段所有人皆可用强力反抗一个专制的政府。

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束，经济的迅速复苏及国内政治恢复稳定，使得激进派和议会改革事业的支持率突然降低。不过，到18世纪90年代早期，激进主义不但已经复苏，而且大力推进，恢复了十年前所曾占据过的地位。改革运动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激进，目标越来越具革命性，对于大众而言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诸多因素合力造成了这一戏剧性的转变，但最重要的影响因子还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1787年，新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宪法被批准通过。这向英国激进派展示出，依据大众的意志，为保护人们的主权及他们的自然权利而组建一个政府是有可能的。美国事例表明，政治上的平等可以跟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以及保有适度区分的社会结构相协调。一个更为公平的人民代表制并不必定引起社会无序或者内战，这就是美国人提供的经验证据。美国革命的激进政治后果更加突显了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英国保守的政治发展历程。为了庆祝光荣革命一百周年而创建了“革命社”（Revolution Society）的改革者们，以强有力的方式指明了这种对比。革命社成员坚持认为，1688—1699年革命的根本原则远比后来的政治发展所能指示出的要来得激进。他们坚信，光荣革命奉人民主权学说为神圣不可侵犯之信条。1789年11月4日，理查德·普赖斯，这位富有经验的改革家，在面对革命社所发表的最为著名的演说之一中断言，光荣革命已经宣告了那些内在于自由男性天性中最重要的权利，包括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反抗专制与暴政的权利，而所有权利中最激进的则是：“有权选择我们自己的统治者；倘其统治有误，公民有权解散其统治；公民有权构建一个为我们自己服务的政府。”不幸的是，这些权利并没有在1688—1689年间全部实现，但是，此时此刻，是时候实现它们了。由非国教徒主导的革命社在争取废除“宣誓条例和市镇社团法案”（the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该法案规定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公职只能由圣公会教徒担任。自1787年到1790年，发起废除该法案的非国教徒和他们在自由派圣公会教徒中的盟友一起，在媒体和议会里宣扬，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自然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国家并无任何合法权威来将某种特定的宗教观点强加于公民身上，以致剥夺他们的权利。政治自由是确保所有自然权利的最佳方式，这些人因为追求宗教信仰平等，被引导着投入到了争取政治自由的运动中。

潘恩的《人权》第二卷于1792年出版后，获得了极大成功，影响深远。此书表明，一个经过改革的政府如何可以纾解穷人的不幸。潘恩论证到，一个民主政府将会降低贫民肩负的税收，与此同时，又会向富人征收一笔特殊财产税，以募集到充足的资金来改善穷人的处境。他提议设立儿童补助金，由此穷困家庭每个孩子每年可以获得4英镑，直到他们年满14岁；每年发放6英镑的养老金给50岁以上的老人，60岁以上者则可以获得10英镑；贫困家庭每生一个孩子，可以得到1英镑的产妇津贴；每一对贫困夫妇结婚时，也将获得1英镑的结婚证书补助。

18世纪90年代，在激进派所采取的策略中，最明显的弱点是没能团结贫困劳动力参与到议会改革大业中。几乎没有哪个激进主义者对组织劳工表示出激赏之意，他们也没有试图利用暴乱和群体游行向政府精英施压的大众传统，或者是打算来一场以法国革命为模型的暴力革命。激进运动的领导人都来自社会中等阶层，他们很少直接跟工人团体联系，也害怕因为看起来像是在宽容暴力或是直接的暴力行动而令有产阶级与他们相疏远。他们首要关注的是确保获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改善穷人的经济状况。
尽管许多工厂里已经出现了各种工会组织，并且也已经通过大量扰乱生产秩序的暴力活动及有效的组织工人罢工证实了它们的实力，但大多数激进派仍不认为，工人的产业优势有可能是政治变革的有力武器。大多数激进派理论家仍然受到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社会观念的制约，个体自由也仍旧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有一些迹象表明，有少数的激进人士正在逐渐开始意识到组织起来的工人的重要性及劳工理论的概念。约翰·赛尔沃和托马斯·潘恩都控诉道：有钱的雇主有能力联合起来把雇工的工资和生活条件稳定在某种水平上，但却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当工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联合起来，组织起以和平方式撤回自己劳动力的运动时，却遭到当局的反对。赛尔沃、威廉·葛德文认识到劳动力在创造财富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过，他们并没有将这一洞识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劳动理论，因而也无法更加有力地去论证如何更为公平地分配财富。赛尔沃也朦胧地意识到，穷人们的劳动条件使得他们在一天的大部分时光里都聚在一起，这样的工作环境会促使他们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也让他们更有机会把自己那可被量化的力量联合起来。但是这一意识并没有引导赛尔沃进一步设想，如果工人们能更好利用他们那可以加以计量的力量与经济的价值，那他们就可能走上自救的道路。没有任何一个激进派提倡采用经济行动，比如说，通过工厂罢工的方式，迫使有产阶级做出实质性让步。激进派很少有人出身于贫穷的下层阶级，或者全然认同于劳工大众。在实际事务中，激进派社团成员和工会活动家有一些交集，但这种现象并没有让人想到，应利用工会活动从事议会改革大业。当然，也有一些零星事例，比如，政治口号被用在劳资纠纷和粮食暴乱中，就像1792—1793年间在泰恩赛德、1795年在谢菲尔德发生的事件，但这些暴乱与罢工首要关注的并不是政治议题，并且事件参与者中很少有人属于政治激进派（McCord，1968；Wells，1977a）。

第二章 保守派的反击与政府的镇压

研究18世纪90年代激进运动的历史学家们常醉心于改革者们高贵而又充满英雄气概的努力，以至于倾向夸大那些渴望政治变革的激进主义者们的力量与团结。他们并不总是能够意识到以下这些问题：除了争取更加平等的人民代表权，激进派之间很少存在共识；他们从未建立起组织机构，或开发出能对统治阶层施加不可抗拒压力的某些策略；在他们的改革方案中，也没有能够团结那些数量巨大的贫苦劳工，动员他们使之成为改革方案的后盾。只有当经济不景气，激进派充当了贫困劳工的代言人时，才获得他们最大力度的支持。而必须要等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深入发展，足以改变英国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改革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由于错判了18世纪90年代激进派的力量，对激进派抱有同情的历史学家遂不得不去解释激进主义的失败原因。在他们看来，问题主要出在法国的过度革命导致了英国有产阶级的恐慌，政府由此出台政策镇压国内一切潜在的激进威胁。这其实只是激进派改革事业溃败的一部分原因。统治阶层确实采取了一个强有力的镇压政策来削弱改革运动，但是激进派可不是单纯就向更大的军事压力退缩屈服的。保守派，即改革的反对者们应时而生，他们发展出一套理论，从学理、道义上为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辩护，这套政治理论不但令有产阶层精英，也令英国大部分民众信服。保守主义最终在反攻中占了上风，这是法律及社会秩序力量的一次成功，也是一次宣传的胜利。

1790年11月埃德蒙·柏克的著作《反思法国大革命》出版。这本书充斥着对法国大革命的夸张敌意，和对英国激进派智识论点的精妙攻击。在许多有产精英们仍在观望、对法国大革命持保留意见的时候，柏克即已决定警醒国人，使他们注意他察觉到的法国革命中所蕴含的危险。他惊骇于法国的革命进程，也非常恐惧在英国有可能出现类似的变化。柏克大部分著作都在针砭理查德·普赖斯及其他渴望议会改革的激进派们。在柏克看来，如果没有人反对这些激进派们，那他们将会摧毁现存的教会与国家秩序，消灭社会层级、和谐及公正，并怂恿贫困群众抢夺富人的财产。柏克的这些担忧并未立即为人们接纳，不过，随着法国社会日益步入混乱无序状态、恐怖行动成为家常便饭，再加上战争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英国国内雅各宾派力量不断壮大，人们越来越重视他对这个国家发出的警告。对法国革命者的怨憎，对英国雅各宾派将如法炮制法国革命的担忧，成为议会与媒体政治宣传的基调。一拨政治家开始追随柏克，重申他的观点，而其追随者数目也还在不断增加。由于越来越多的保守辉格党以柏克为榜样，并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及其他很多自由辉格党决裂，所以政府获得的议会的支持也在稳步增长。在议会中，甚至只是极为温和的改革，也难以找到足够的支持者——这令他们的人数迅速减少到只有50位议员左右。

尽管人们并不一定接受柏克所有的具体观点，但这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保守主义文献，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潮流，而它们全都笼罩在“柏克忧惧”（Burke’s fears）之下。其中，最为精妙、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有约翰·鲍里斯（John Bowles）的《对托马斯·潘恩〈人权〉的抗议》（A Protest against TPaine’s Right of Man，1792），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Playfair）的《议会改革不可避免之后果》（Inevitable Consequences of a Reform in Parliament，1792），威廉·文森特（William Vicent）的《短评“拉平”》（Short Hints upon Levelling，1792），罗伯特·内尔斯（Robert Nares）的《政府的原则》（Principles of Government，1792），亚瑟·扬（Arthur Young）的《法国的例子：给不列颠的警告》（The Example of France，A Warning to Britain，1793），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的《考量英国政府》（Thought on English Government，1795）。另外还有一些出自保守主义牧师如塞缪尔·霍斯利（Samuel Horsley）、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理查德·沃特森（Richard Watson）之手的布道词。为了对抗英国雅各宾派的崛起，许多效忠派（Loyalist）组织也涌现出来。这些保守主义作品中的一部分，就是经他们的手得以在底层大众中传播开来的。这些组织也模仿激进派如丹尼尔·伊顿、托马斯·斯彭斯等人的方式，推出了自己的出版物。他们发行了很多廉价的保守主义小册子，有论文、信件、演讲、诗歌，有的则从政治学经典著作中摘录片段而成。在“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的宣传品中，一本颇具战斗经验的杂志是由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威廉·吉福德（William Gifford）、约翰·胡克曼（John Hookman）在1797年11月至1798年7月创办的周刊《反雅各宾》（The Anti-Jacobin）。保守派的政治领袖们不定期给杂志供稿，令这一文萃类杂志通过各种渠道的销量，每周可达2500份左右，此后他们还出了该杂志的合集，共发行了四版。《反雅各宾》后来被《反雅各宾评论》（The Anti-Jacobin Review and Magazine）取代，这份月刊一直活跃到1821年。但是更为成功地深入下层民众之中的保守派政治宣传是由汉娜·莫尔（Hannah Moor）做到的。1792年，她受到伦敦主教的支持鼓励，出版了非常成功的《乡村政治》（Village Politics）一书；之后，在1795年至1798年期间，又发表了一系列类似的小册子，都收入《便宜小智库》（Cheap Repository Tracts）丛书。丛书中有接近一半的小册子都是由汉娜·莫尔独立完成的，而其余部分则是由与她观点相近、目标相同的人士供稿。该套丛书每册定价1便士或者0.5便士，到1798年，丛书已经销售了近200万册。这些书在车间、学校、济贫所，乃至于军队中广为流传，尽管许多买主都是有产人士，他们为了向底层民众灌输保守主义价值的教诲才买这些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书确实比潘恩及其他一些激进派宣传家的作品获得了更多读者。（Hole，1983，pp.53-69）。

对保守主义宣传来说，政治讽刺画和卡通漫画既吸引受过一定教育的公众，也是通向下层阶级民众的另一条道路。包括伊萨克·克鲁克香克（Isaac Cruickshank）、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在内的许多讽刺画家们明确赞颂英国宪法，希望保护它，使其免于外来的（without）攻击和内部的（within）颠覆。[1]在印刷出来的大量讽刺画中，潘恩、普赖斯、普里斯特利都被描绘成危险的阴谋家，正密谋采用暴力方式破坏宗教秩序和国家宪法。“革命社”成员被攻击成举杯诅咒国王倒台的人，诺威奇的激进派们被谴责为时刻准备为了法国的利益而要出卖自己国家的人，伦敦通讯社员们则被描绘成是一群既野蛮又贫困的阴谋家。许多印刷品都警告，如若英国人所珍视的宪法被法国模式所替代，则国家必将陷入恐怖状态，到那时，暴力充斥、混乱无序与贫穷困苦将是不可避免的后果。此类印刷品中，很多都得到效忠派团体的大力资助，因而它们可以以更为廉价的价格打包购买，以向底层民众散发（Bindman）。

在所有卷入煽动诽谤罪的审讯中，大多数被告最后都被判处有罪。尽管这样，18世纪90年代，被判处有罪的总人数降至不足200人，这几乎不可能构成恐怖统治政府。尽管如此，许多激进派领袖还是被判以煽动诽谤罪，比如丹尼尔·艾萨克·伊顿、托马斯·斯彭斯、约翰·赛尔沃、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托马斯·沃克、《莱斯特先驱报》的法人理查德·菲利普、《纽瓦克先驱报》的法人丹尼尔·霍尔特（Daniel Holt），以及《谢菲尔德信息报》（Sheffield Iris）的编辑詹姆斯·蒙哥马利（James Montgomery）。托马斯·潘恩在本人缺席的状况下被判有罪。而在政府的迫害和恐吓之下，一批杰出的激进派领袖被迫流亡，他们中有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约瑟夫·盖尔斯、约翰·阿什利，还有曾出版《曼彻斯特先驱报》的马修·福克纳（Matthew Falkner）和塞缪尔·伯奇（Samuel Birch）。另有很多人羁押候审长达数月，虽然后来被无罪释放，但他们在被关押期间，不但收入无着，又还得花上一笔辩护费用，困苦不堪。即使最终裁决结果为无罪开释，但是恶意诉讼仍会让人饱受折磨。有一些激进派领袖甚至并未被判有罪，也还是入狱数月，例如托马斯·斯在所有卷入煽动诽谤罪的审讯中，大多数被告最后都被判处有罪。尽管这样，18世纪90年代，被判处有罪的总人数降至不足200人，这几乎不可能构成恐怖统治政府。尽管如此，许多激进派领袖还是被判以煽动诽谤罪，比如丹尼尔·艾萨克·伊顿、托马斯·斯彭斯、约翰·赛尔沃、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托马斯·沃克、《莱斯特先驱报》的法人理查德·菲利普、《纽瓦克先驱报》的法人丹尼尔·霍尔特（Daniel Holt），以及《谢菲尔德信息报》（Sheffield Iris）的编辑詹姆斯·蒙哥马利（James Montgomery）。托马斯·潘恩在本人缺席的状况下被判有罪。而在政府的迫害和恐吓之下，一批杰出的激进派领袖被迫流亡，他们中有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约瑟夫·盖尔斯、约翰·阿什利，还有曾出版《曼彻斯特先驱报》的马修·福克纳（Matthew Falkner）和塞缪尔·伯奇（Samuel Birch）。另有很多人羁押候审长达数月，虽然后来被无罪释放，但他们在被关押期间，不但收入无着，又还得花上一笔辩护费用，困苦不堪。即使最终裁决结果为无罪开释，但是恶意诉讼仍会让人饱受折磨。有一些激进派领袖甚至并未被判有罪，也还是入狱数月，例如托马斯·斯彭斯、亚瑟·奥康纳、克罗纳尔·德斯帕德，还有约翰·宾斯和本杰明·宾斯兄弟。多数政治审判中的无罪开释案例清楚地证明，在努力击垮激进分子的过程中，当局可能并没有全面破坏法律原则；但他们确实歪曲、滥用了法律程序，表现出冷酷无情的决心，以使其批评者们噤声。

第三章 地下革命

18世纪90年代初，一场激进主义运动在爱尔兰兴起。从它的起源、目标，甚至社会组成等方面来看，都与英格兰、苏格兰的激进运动相类似。在爱尔兰，狭隘的寡头政治控制着政府行政，并利用其特权干涉立法机构的组成与决议。而这个寡头政府又受到掌控爱尔兰行政机关任命权的英国政府的严重影响，反倒是爱尔兰绝大多数人口对议会选举和国家决策过程都没有任何实际影响。无论如何，由于种族和宗教歧视，爱尔兰的政治不平等情况更加严重。由富人、圣公会信徒和盎格鲁—爱尔兰地主组成的新教势力（the Protestant Ascendancy），拒绝给予非国教徒们在国家层面上任何重要的政治权利，这尤其针对主要居于阿尔斯特（Ulster）[1]的苏格兰后裔，同时坚决反对给予占有全部人口至少三分之二的爱尔兰天主教原住民以任何形式的政治代表权。因此，与英格兰状况相同，在爱尔兰，更广泛的政治自由的吁求也系于对更大宗教自由的欲求之上，然而，其面临的壁垒也更高。

从很多方面来讲，18世纪90年代最令人震惊的颠覆性活动乃是皇家海军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而他们本来是抗法保国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这种不满的最初动因，毫无疑问也是1797年海军兵变主要的推动力，是水兵们对低薪资和恶劣工作环境的强烈不满，不过在这场兵变中存在几分政治动机，还需进一步研究。18世纪90年代的通货膨胀也导致皇家海军中普通水兵那已经非常微薄的工资进一步缩水。这些水兵们常常要扬帆出海，保卫国家，却不得不将他们贫困的家庭弃置不顾。在海上，伤亡的风险极高，也极大地增加了水兵家庭被不知感恩的国家遗弃不理陷入赤贫的概率——国家从未对这些水手为国献身的英勇行为给予应有的尊重。战舰上的生活条件令人震惊，使得大部分船员的不满愈益增长：居所逼仄狭窄，极不健康；食物也随着出海时间的增加而稳步恶化；至于军纪，则是又暴力又野蛮。在有些船上，造成这些实实在在的不满情绪的是严重的不公：长官体罚下属，对船员的福利待遇漠不关心。海员们就此状况向海军部申诉，请求予以纠正，却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对海军中长期不满情绪的漠视，终于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可能的时候，引发了一场惊人的大范围兵变。1797年4月，停泊于斯皮特海德（Spithead）的英吉利海峡舰队（the Channel fleet）拒不出航，要求纠正此前所遭遇的巨大不公；5月，诺尔（Nore）的北海舰队（the North Sea fleet）也起而效尤。政府被事件彻底震惊，迅即做出让步，快速结束了第一次兵变。可是诺尔的水兵们组织更为严密，而且他们提出的要求更高，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打发掉的。船员们从每条船上各选出两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由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担任委员会主席。而且有人放话如果所提要求得不到满足，将把舰队开到法国。政府面对这种危机，态度反而更为强硬，虽然做出一些让步，但这些手段却是处心积虑要使兵变者分裂之举——不过海员们其时已经就应采取何种斗争策略的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这场兵变最终受到沉重打击。1797年6月，许多参与者停止抗争，当局得以将36名领导者处死，但对数百名骨干“网开一面”，判以较轻的刑罚。

第四章 激进主义再发动

激进派相信，宣扬自由、平等和博爱将预示着理性与正义时代的到来，只有在那样的时代里才有和平与繁荣。而保守主义者则预言，革命性的改变势必将摧毁旧政权的稳定和秩序，从而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届时，没有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能够得到保障。爱德蒙·柏克曾经预言，法国大革命将导致军事独裁，它将在激进变革给人民带来的彻底混乱中强行制造出某种秩序。从恐怖的无政府状态，经由督政府的腐败，再到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法国发生的事件一一证实了此一惊人预言。詹姆斯·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这些人在早期还是法国革命的同情者，后来也逐渐认识到法国并没有推进自由事业，而是从一种形式的暴政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暴政。法国已经不再是欧洲人民希望的灯塔，而成为毫无节制的侵略者，意图一个接一个的毁灭其他国家的独立和公民自由。拿破仑征服了荷兰、瑞士、德国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西班牙，这向英国人民证明，他的目标不是把自由传播到国外，而是将法国的势力扩大至整个欧洲。更令人担忧的是，拿破仑准备入侵英国让“她”臣服于他的意志，当这看来已不可能时，就希望通过削弱英国的经济，使她再也不能挑战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这些危险动摇了英国内部的激进主义诉求，并极大地激起了英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时人心中，法国大革命和社会混乱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拿破仑这个名字与专制和军事侵略同义。因此，激进改革将带来和平与繁荣这一观点越来越难以为人接受，也很难再主张说，英国政府是反动派，正在向一个仅只希望改革其国内政治制度的邻国发动一场侵略性的、不必要的战争。英国此时已淹没在保守主义的政治宣传里，大部分的宣传目标都针对社会下层，但这些文献都不再专注于挑战自然权利理论的智识基础，或者试图反驳激进主义所声称的法国是自由之友这一观点，因为保守主义在这一场观念宣传之战中已经获得了胜利。保守派转而说服英国民众相信法国军事胜利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整个英国被掠夺一空而荒芜一片。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及一切他们所珍视的东西，整个英国必须团结起来，投入与外国暴君的斗争中（Klingsberg and Hustredt，1944）。

附录 不列颠及其意识形态十字军讨伐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阶段激发了如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和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等许多英国自由思想家们的正面反应。众多政治激进分子如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等人，也因法国事件的鼓舞而要在英国发动宪政改革。当法国革命原则迅速传播与法国战火的推进，激起了英国国内的保守反应与挑起对法战争之时，英国的自由派舆论反对国内镇压，同时也谴责被认为是对法国内政不必要的干涉的政治主张。当英国国内反动势力成功削弱宪政改革运动之时，一小部分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激进分子开始密谋策划武装暴动，并在此种情况下，转向法国人，希冀求得法国的政治同情、革命鼓舞以及军事支持。
那些没有受到法国革命原则感染的英国人，他们的态度也随着时间变化而有所改变。最初，保守派相当乐意看到法国由于政治失序而导致国家力量逐渐衰微。但当大革命的理念与行动在法国全面展开，旧制度被成功倾覆，许多英国人这才益发焦虑起法国人所展开的暴力攻击，认识到它不但旨在推翻法国旧制度，而且也会打击到整个欧洲文明。对于许多保守派而言，他们最先也是最根本的忧虑在于法国革命原则将传播至法国边境线以外。尤其当目睹法国革命思潮已经摆好架势就要作用于英国自身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时，着实让他们大吃了一惊。众多保守派观点都不仅仅满足于支持镇压内乱以彻底击败激进分子对于政治变革的要求这一面。他们也准备拿起武器，与试图将革命输出到整个欧洲的法国力量奋然为敌。有一小部分保守派思虑更为深远。他们认为，一场仅旨在制止革命原则传出法国的防御战绝不可能有效地反击法国革命的威胁，必须将大革命思潮的癌细胞在源头就予以切除，也就是说要深入法国直捣黄龙。他们并不满足于单纯地谴责法国革命纲领，即使是在法国境外开展政治、军事行动来抵制激进的法国革命思想，也并不如其所愿。他们敦促对法国开展意识形态讨伐，直到革命思潮彻底地灭亡在它的诞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