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

英）鲁德著；何新译

简评：收集法国大革命中群众的样貌及动机，并非如保守主义者所污蔑的那样是暴民，而是摊贩、雇工、妇女，目的主要是因为自身所面临的面包问题，也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缺点是缺乏各个阶层互动作用的一种整体宏观的叙述。

第一篇 引论

第一章 导言

在柏克看来，革命群众起的完全是破坏作用，并且认为他们是由社会上最可恶的不良分子组成的：1789年10月侵入凡尔赛宫的群众是“一群满身散发着……血腥气味的残酷的歹徒和凶手”；王室家族是被“那些地狱冤鬼化身的、卑贱丑恶到难以形容的妇女”一路挟持着返回巴黎的。国民议会迁移到首都以后，被迫在“一群凶恶的暴徒和无耻的女人的喧嚷中”考虑问题[1]。然而，柏克的诋毁还远抵不上泰讷，这位1848年时的自由主义者，后来被1871年的经历吓坏了的先生，他那一套咒骂的词汇以后一直为研究大革命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所引用。1789年初夏的外省起事群众，被他说成是“逃税者、私盐贩、偷猎分子、流浪汉、乞丐、多年积犯”。巴黎革命党人和攻陷巴士底监狱的群众都是最下层的社会渣滓：
社会渣滓浮上了表面……首都似乎落入了贱民和匪徒的手中……这些流浪汉、乞丐，许多人都“几乎赤身露体”，大部分像野人一样地武装起来，面目狰狞，他们是“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些人”。
10月间向凡尔赛进军的女商贩以及其他人在他的笔下是：
罗亚尔宫的侍女们……加上洗衣妇、乞丐、穷老太婆、几天前花钱雇来的卖鱼妇……这些乌合之众包括她们碰到的女看门人、女裁缝、家庭妇女，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的妇女。此外，还有流浪汉，在街头闲荡的二流子、土匪、盗贼，这些人都是汇聚在巴黎的社会渣滓，他们每逢动荡就浮上了表面……这就是前前后后卷入群众浪潮中的垃圾。
1792年8月10日把路易十六赶出图伊勒里宫的起事者变成了：
几乎都是一些最下贱的人……或者是那些操下贱行业的顽民，杀人不眨眼的好勇斗狠者和妓院小厮……来自各处的无法无天的冒险者，马赛人和外邦人，被驱逐出境的萨瓦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2]
直到今天，还有人像泰讷那样把上述的以及类似事件的参加者一般称为：“暴民”“最下贱的人”“土匪”和“强盗”。

另一方面，密什勒和共和主义传统的维护者用完全不同的字眼称呼革命群众。每逢革命群众提出或似乎提出革命资产阶级的愿望时，他们便被认为是人民的和共和主义的一切美德的体现者。在密什勒看来，巴士底监狱不是必须以武力才能攻破的堡垒，而是罪恶的化身，不可避免地要被体现着美德的人民所战胜；“巴士底并非被攻陷……而是自己投降的。它那罪恶的心灵受到谴责，它自己已经感到完全绝望。”谁攻陷它的呢？“人民，全体人民”。同样，在10月5日，当革命领袖们正在为危机寻求解决办法时，他说：“只有人民才能想出补救办法：去把国王找回来。”妇女群众起了重要的作用，决不仅是偶然参加而已：“群众中最能够代表人民的，也就是我所说的最有良知良能和勇敢精神的人，无疑就是妇女们。”[4]路易·勃朗对群众的评价虽然没有密什勒那样热情洋溢，但也相差无几[5]；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激进派教授奥拉尔，尽管措辞十分谨严和引证十分丰富，但也具有同样的传统：“整个巴黎都站起来了，武装起自己，攻陷了巴士底监狱。”

虽然这两个敌对的学派对于法国大革命史的编纂和教学有很大影响，但在英国，卡莱尔惊人的想象力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教师和教科书作者发生的影响也许更大。他用多种多样的辞藻来描绘为大革命所解放出来的，构成革命每一个决定性阶段的积极因素的社会力量：“激怒了的国民猛虎”“喷出熊熊烈火的世间怪兽”“胜利了的无政府状态”“席卷一切的火葬……世界的死亡之鸟”，等等。从这一切描写看来，卡莱尔郑重警告他的读者不要企图对法国大革命作更精确的分析就不足为奇了：“千万不要试图估计和衡量这一无法衡量的事件，为它作什么说明和把它化成僵死的逻辑公式。”

近50年来，许多优秀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使我们有可能用比较公正，也就是比较科学的态度来接触这一问题。这并非由于他们发现了很多前人所不知道或者得不到手的新档案材料；虽然有时是这种情形，但是至少就巴黎来说，情况却正好与此相反：密什勒和恐怖时代的历史学家莫提梅-泰诺曾经利用过的重要史料后来已经被毁。促使历史学家为新问题寻求答案，并由于这种探索的结果，而促使他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大革命史的，毋宁说是20世纪新的社会标准和新的问题。他们研究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构成无套裤党人的群众成分——农民、工匠、帮工和一般劳工——已经作为具有自己共同特点、利益和愿望的各个社会集团开始出现，他们的行动和态度再不能被看成仅仅是首都知名的记者、律师、演说家和政治家的思想、演说与命令的响应或反映。

早期的史学家虽然赞赏这些年中的贵族反叛对革命本身起了开锣戏的作用（即使不是一个组成部分），但却往往忽视了这些群众运动——正如他们在革命末期，往往忽视共和国四年葡月（1795年10月）的群众运动一样，这些运动虽然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的起事，可是却引起了巴黎无套裤党人的重大响应。因此，本书也许可以说具有这样的特色，即力图描绘出1787年至1795年整个时期的巴黎革命群众（在它的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明他们怎样行动，由什么人构成，怎样被吸引到革命活动中来，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实现了多少愿望。为此，本书准备首先叙述巴黎革命和紧临革命爆发的前几年中的那些事件，而这些事件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主要由普通男女构成的群众在街头和市场上参加活动。除去1790年（这是一个显著的社会平静时期）而外，这些骚动几乎是革命爆发前两年左右和爆发后最初六年间首都生活中不断发生的现象。叙述了这些事件之后，本书将从参加各种运动的群众的成分、举动、活动的动机和目的上，得出一般的结论。

第二章 大革命前夕的巴黎

1785年，新的围墙竣工，这是一圈围绕着首都的设有54个关卡的城墙，高10英尺，全长18英里。它不但把市区向外扩大到东边包括圣安东郊区，北边包括圣马丁和圣丹尼郊区；而且第一次把西边的巴塞和夏约两个村庄和南边的圣维克多、圣马瑟勒、圣雅各和圣日尔曼等旧郊区都划入首都范围[3]。但是，建筑新城的意图不仅是想划定新的京城外围，它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市内关税制度和通过杜绝走私来大量增加王室收入。它在这方面的重要性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1789年，巴黎关税收入不下于2800万里弗到3000万里弗，而全国关税收入不过为7000万里弗[4]。这当然不会使当时推行这项计划的大臣卡龙和负责制订与实施这项计划的总包税人受人欢迎。

特权阶级或比较有钱的阶级都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里·卡昂曾经试图计算出18世纪中叶居住在巴黎的各种社会集团或阶层的人口，他得出的结论是：教士约1万人，贵族约5000人，金融、商业、制造业和专门职业的资产阶级有4万人左右[13]；其余的人——绝大多数人口——是小店主、小商人、工匠、帮工、一般劳工、流浪汉和城市贫民，这些人组成了后来一般所称的无套裤党

1791年调查报告中记载，所有靠工资生活的人约有三分之一属于建筑业[51]；他们大部分是季节性工人或刚从克鲁斯和里摩日来的移民（所以他们的绰号叫“里摩日人”），住在莫弗塔大街或市中心那些家具很少的房间里

不过，尽管巴黎的帮工和体力劳动者缺乏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团结，但是，他们早就学会了怎样提出他们特殊的经济要求——常常是通过暴力手段。随着古老的中世纪行会存在目的和组织的崩溃，帮工发现自己已经降到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的地位，成为老板的希望非常渺茫[58]。老板和帮工这种物质利益的逐渐分歧反映在那一世纪日趋剧烈的罢工和社会运动上，而随着工资追不上逐渐上涨的物价，这种罢工和社会运动就变得更为剧烈

1789年，巴黎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每日工资大约是20～30苏，石匠帮工可能挣40苏，而一个木匠或锁匠可以挣50苏[70]。按照拉布鲁萨教授的说法，一个18世纪的法国工人平常要在面包上用去其收入的50%左右，在蔬菜、油脂和酒上用去16%，衣服15%，燃料5%，照明1%。所以，工资劳动者和其他收入少的劳动者主要关心的是面包价格，在巴黎，一块4磅重的面包在“正常”时期售价为8苏或9苏。如果它的价格飞涨到12苏或15苏（或至20苏），显而易见，大部分工资劳动者就要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而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

因此，当时传统的和典型的群众抗议形式仍然是食物暴动而非罢工；在这种暴动中，不仅有帮工、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而且有小店主、工匠和作坊老板参加，来共同反对农场主、磨粉商、面包商、囤积者、粮商和市政当局。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被证明是把组成大革命时期无套裤党的各社会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根最坚固的链条。

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一样，在整个18世纪中一直受着这种骚动的威胁。为了平息这种骚动，当局曾拟定一套复杂的制度以保证郊区的磨粉商按时得到充足的小麦供应，巴黎的面包商按时得到充足的面粉供应——这种办法常常使粮食供应区本身受到损害，或者使粮食运往首都所经过的河流和道路附近的村庄受到尽人皆知的损害。但是，这种保证在最大的限度上也不足以抵抗歉收、旱灾、冰雹、霜灾和交通不便的打击，或者粮食垄断者与投机者的侵吞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这套制度终于崩溃，抢购使面包价格猛涨并引起巴黎“贱民”的愤怒暴动。在1709年的大饥荒中，这种崩溃几乎是全面的，而且时间很长，以致有好几百人因饥饿而死[74]。1725年8月，据达冉松侯爵记载，面包价格高过1709年，为了平息民愤（“当时巴黎已发生严重骚乱”），将当时的负责大臣敦布里弗尔免职[75]。1740年9月，4磅重面包价格涨到20苏，相当于一个非熟练工人的一天工资；人们向国王大呼：“发发慈悲吧！面包！面包！”红衣主教弗劳里遭到一群愤怒妇女的攻击；比塞特勒监狱的50名犯人因抗议减少囚粮而群起暴动之后被枪杀[76]。1752年12月，由于巴黎大主教拒绝给一个有扬森派嫌疑的垂死修女施行圣礼，引起人们愤怒的游行示威，面包暴动也就同时与这场示威结合起来[77]；6个月后，面包价格仍然高得惊人，有人散发煽动性传单，传单上写着：“法院万岁！打倒国王和主教”[78]，还是那个国王——路易十五——人们认为是他制定了狠毒的“饥荒协定”

第二篇 行动中的革命群众

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

自法国在1778年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国家的财政一直陷于绝境。1787年2月，几乎空空如也的国库和不断增加的赤字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彻底的补救办法：为了能立即找到某种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案，专门召开了贵人会议。财务总监卡龙提出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措施，包括扩大印花税和普遍征收新土地税在内。正如杜尔果和内克尔在以前召集的贵人会议一样，实际上，政府希望应邀参加会议的特权阶级能够做一种亡羊补牢的贡献以挽救国家免于破产。然而贵族有他们自己的不满和要求，他们拒绝合作。于是，卡龙在4月8日被免职，由塞恩和图卢兹大主教洛默尼·德·布里盎继任，他很快就被提升为红衣主教。布里盎的建议和卡龙的建议同样地不能被接受，同样地遭到了反对，这一回是贵人会议在5月25日被解散，接着便发生了“贵族反叛”。就和以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打头炮的是宪法上对其权限规定得非常含混的巴黎法院。巴黎法院一方面接受了布里盎提出的放宽对粮食销售与出口限制的计划，并在抗议之下同意了印花税；另一方面断然拒绝给征收土地税的法令注册，并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当8月在国王亲临法院的情况下照样颁布了这些法令以后，各省法院群起支持巴黎法院，结果布里盎被迫屈服：9月21日，撤销了土地税和印花税的法令，被流放的巴黎法院法官几天后又重新复职

第四章 1789年7月

保王派历史学家嘲笑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冲向巴士底监狱去释放犯人的情况，因为当时堡内只囚禁有7个犯人，他们不是疯子就是品行恶劣的坏人[31]。这种批评并没有击中要害，因为攻打巴士底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释放囚犯，而是为了寻找弹药，因为人们知道不久以前曾经从军火库送去一批军火。无疑地，这里面也有其他动机，人们相信这座堡垒里有很多兵士；堡上的大炮当天早晨曾经对准圣安东街，它们可能对密集的房屋造成很大损害。在夜间，谣传有3万名保王党军队开进了圣安东郊区，并已开始屠杀那里的市民。此外，虽然巴士底监狱已经不再是主要囚禁政治犯的地方，但是作为君主专制的象征，它遭到人们普遍的痛恨： 巴黎各区的《陈情表》就证明了这一事实[32]。不过，看来当时并没有真打算用暴力把它攻陷[33]，在巴黎选举人常设委员会方面更没有这种企图——这个委员会当时正在手忙脚乱、拿不定主意地从市政厅来指挥一切行动。他们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和司令官德洛纳谈判，要求他把保存的军火交出来，并且把大炮从城堡上撤掉。这项计划的失败和巴士底只是在遭到正面进攻的威胁之后才陷落，完全是由他们所不能控制的环境造成的。

后来被人们称为“巴士底攻克者”的那些人，数目大约在800人到900人之间。他们就是经过仔细查证以后，才被正式承认为曾经直接参与进攻要塞的那些人。他们的名字被仔细编载在册子上，并且分成三份名单保存到今天。每份名单都在1790年各个不同时间经过制宪议会的承认[38]。这些名单中有一份——由“攻克者”的秘书斯塔尼拉-马伊雅制订和保存的那一份——包括662名活下来的人，其中将近600名是平民[39]。虽然它并不完全[40]，却是仅有的一份可以满足我们要求的名单，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份名单上才能找到有关的那些人的住址和职业，乃至于所属的军事单位的记载。当然，只有根据这种证据，才能认清巴士底攻克者的社会地位或职业身份，而不必靠着猜测或者不确切的推论。
这里面很少有富人，正如饶勒斯所说：
人们并没有把那些放利为生者，那些资本家列入战斗者名单，尽管所进行的革命一部分也是为了他们。[41]
名单中有3个制造场主、4个商人、酿酒商桑代尔、3名海军军官、4名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人，也许还有一小撮有钱的店主，其余的人，除去61名兵士和15名国民自卫军骠骑兵——没有列出他们的非军事职业——而外，几乎全是小商贩、工匠和工资劳动者。这些人当中，约有三分之二是来自约30种小工业的小作坊老板、工匠和帮工[42]；其余的是从事制造、分配、建筑、专门职业和一般行业的人[43]。工资劳动者不是经常都能被明确地指出来，但是他们似乎（如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预料到的）只占绝对的少数：从事各种小手工艺的也许有60人，从事其他职业的也许有85人或90人[44]。他们当中有一名妇女——她叫玛丽·夏潘提叶，是何塞恩的妻子，一个圣马瑟勒郊区圣希波里特教区的洗衣妇。
这些就是没有被打死的人；关于所说的在围攻中牺牲了的98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的更少。饶勒斯引用了记者路斯塔洛的话，他写道：“有三十多个人在这场不幸中丢下了他的妻子儿女，现在这些家属急待救济。”[45]此外还有证据表明：牺牲者中包括工资劳动者和城市贫民。据哈代报道，7月18日人们曾在圣塞佛林教堂为胡西特大街上的刀匠帮工，31岁的查理·杜松举行葬礼[46]。此外，桑代尔的一个酿酒工人让·马利·塞尔瓦思·戈戎在7月14日下午带着武器到巴士底去，这个17岁的青年也牺牲了

至少在没有死的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圣安东郊区的市民。诚然，在635名已经查明籍贯的人中间，有400人是外省籍贯[49]；但是，他们大都已经变成了这一区的定居居民：在602名知道地址的人中间，不下425人住在该郊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教区[50]。剩下的有60人来自圣日瓦、圣保罗和其他与巴士底毗邻的西部各区，有30人来自中央各市场[51]，约12人来自圣马瑟勒郊区。从离巴士底一二英里路以上的地方来的人寥寥可数：其中有一个来自圣端诺累郊区的锁匠和一个来自马尔斯教场附近格罗卡尤的洋铁匠。所有这些人，不管他们是来自圣安东郊区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绝不是流浪汉和无业游民，而是有一定住所和职业的人。或许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绝大部分巴士底攻克者都是作为新组成的资产阶级武装或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地方单位的入伍者[52]带着武器到巴士底去的。当然，这不仅进一步反驳了所谓攻克者都是流浪汉或社会渣滓的无稽之谈——这种分子当然已被严格剔出民兵队伍，而且也说明了这次围攻可能远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发的事件。

虽然巴士底的陷落没有多大军事意义，可是却具有极为深远的政治影响。国民议会被保全，并且得到了国王的承认，宫廷派开始瓦解，亚瓦多伯爵自愿流亡。在首都，政权转移到选举人委员会手中，委员们建立了市参议会，任命贝野为市长，拉斐德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7月17日国王亲来巴黎，在市政厅受到胜利者的接待，为了表示默认这次事变的后果，他戴上了革命的红白蓝三色帽徽。虽然在哈代看来，14日是“一个悲惨的日子”[54]，但这一周是群众狂欢和彼此亲切地互相拥抱的一周。然而，这段时期并没能持久。革命虽已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可是还远没有完成，庆祝和欢乐不久就为一系列新的严重而悲惨的事件所代替。

第五章 向凡尔赛进军

对教会僧侣的这种极端敌视——首先起因于缴纳什一税或者埋葬费等经济问题——对将来当然具有重要意义。哈代对于各区市场妇女、洗衣妇、商贩和工人几乎每天举行的宗教游行的纪律和盛大规模表示惊恐，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在8月和9月，经常有这样的游行，蜿蜒通过圣雅各大街，去到新建造的圣日讷维叶教堂举行谢恩祈祷的仪式。虽然这些游行具有半宗教的目的，但这些市场和郊区“贱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已经对向凡尔赛进军作了预先的尝试。

在10月5日早晨，暴动在中央市场和圣安东郊区同时开始。在这两个地区起领导作用的都是妇女；从许多人的各种叙述中看来，参加以后各项活动的有各个社会阶层的妇女——市场卖鱼妇和女摊贩，这个郊区的劳动妇女、衣着漂亮的资产阶级和“戴帽子的女人”[48]。根据一个警察局证人的证词，运动是由一个小姑娘发动的，她从圣尤斯塔区出发，敲着一面鼓，攻击面包缺乏；这样，就吸引了一大群妇女，人很快多起来

第六章 马尔斯教场“大屠杀”

第七章 王政的倾覆

虽然最后结局是不容怀疑的，但守卫者仍有可能进行更坚定的抵抗。守卫王宫的是900名瑞士兵，200名到300名圣路易骑士和2000名国民自卫军——他们后来全部投向进攻的队伍。围攻者集结的力量要大得多：到9点，在开始进攻前，他们可能已经有了20 000人，其中包括400名马赛人和来自布列斯特、卢昂以及其他城市的较小的队伍[35]。在枪响之前，侍奉国王的巴黎省检察官洛德莱劝国王偕全家到附近正在开会的议会去避难，这样也许可能避免流血，并由议员们找出一个解决方法而不必经过武装叛变的强迫命令。守卫者被国王丢弃之后，只有瑞士兵和一小撮金融界的掷弹兵准备抵抗。马赛人上前和防卫者表示亲近，但却遭到瑞士兵的开枪扫射。正如在巴士底一样，谴责背信弃义的喊声响起来了。猛烈的进攻开始了。在王宫被摧毁之前，国王传令停火；但是这并没有挽救瑞士兵被成批地屠杀，他们一共被杀死了600人，其中有60名被武装押往市政厅，经过设在那里的革命公社下令或默许而被杀死。进攻者这方面大约有90名结盟军和差不多300名巴黎各区的人战死或负伤[36]

结盟军的死伤者在有记录可查的全部伤亡数字中大概不足四分之一[40]，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对他们进行详细的社会分析。我们只要指出下面的情况就够了：在这些名单上所见到的那些人的姓名都是典型的法国发音，而标明他们是意大利人或其他外国人，无疑是意在制造偏见。在300多名巴黎市民中[41]，有120人注明了职业[42]；这就是我们估量当时参加者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所必须依据的蓝本。在这120人中间，有95人来自首都50种小商业和小手工业，不是店主、小商贩和制造商、作坊老板、工匠，就是帮工[43]。他们中间只有2名资产阶级和3名可以叫作专门职业者的人：1名建筑师、1名外科医生和1名绘图师。其余的是小职员（2）、音乐师（2）、家庭仆役（9）、码头工人、体力劳动者和马车夫（7）、玻璃工人（2）。考虑到几天以前“消极”公民还一直被排除于国民自卫军之外，他们当中工资劳动者之多是惊人的：一共有33个帮工和18个其他工人。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仍然远不足全部人数的一半[44]。那么总体来说，他们是典型的无套裤党，夹杂着少数比较富裕的公民；但是他们绝不是“最下流的人”，如抱有成见的泰讷想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

第八章 山岳党的胜利

虽然4日最初骚动的主要动因是物价和物资供应问题，可是在5日示威游行时发表的许多演讲中，它们似乎又一次被轻易地忘掉了。不过却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 各区一星期内只能开会两次，贫穷的无套裤党人每次到会可以领40苏的补助金；要拘捕嫌疑犯；要把拖延已久的“革命军”建立起来，这支军队作为恐怖时期的有力工具，要保证巴黎附近乡村对这个城市充分供应食粮和肉类。但是，当前的问题仍然存在，危机一直没有平静下来[52]。国民大会在试行了并且讨论了各种其他办法之后，终于在群众压力下屈服，于9月29日通过了有名的普遍实行最高限价的法律，限制大批生活必需品以及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服役的价格[53]。
因此而产生的新问题是将来的事情。就目前说，店主、师傅和帮工们都热烈欢迎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最高限价。一个内政部的密探这样写道：“人民都欢迎国民大会关于重要生活必需品限价的法令。”

第九章 热月

在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主要副手已经被处决，并轮到公社委员们被解赴刑场时，据说工人们当他们经过的时候这样喊道：“打倒最高工资定额！”[41]从其他一些记载中我们看到，构成巴黎无套裤党最大一部分的工资劳动者似乎相信，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亲信被除掉，将意味着可恨的最高工资限额的结束，而且为提高工资扫清了道路[42]。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其后果却既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也不是他们所能预料的。

第十章 芽月—牧月

为了一劳永逸地除掉无套裤党，使它不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政府认为有必要打击国民大会中各区议会和国民自卫军中的雅各宾派残余分子。有12名议员被逮捕，其中有6名曾经在牧月1日支持示威者的要求。 5月23日（牧月4日），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对于所有因携带武器或佩戴起义标志而被捕的人进行简单审讯和执行死刑。委员会工作了10个星期，审讯了132人；其中有19人（包括6名山岳党议员[28]）被判处死刑。各区被邀于5月24日举行特别会议，痛斥所有“恐怖”嫌疑者和雅各宾派同情者，并且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结果是大批人被剥夺人权，在这里面，清算旧账和考验政治上是否纯正起了同样的作用。据《法兰西报》统计，截至28日，已经有一万名受到这种惩处的人。被捕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的最后总数一定比这个数字大得多，因为，在好几个区里，所有前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所有“革命军”的士兵，不论他们在芽月和牧月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都一律被捕或被解除武装。这样树立起来的先例在督政府和执政府时期曾经不止一次地为人们所仿效

第十一章 葡月

和那时一样，在以后几个月里，生活更为困苦：12月，1磅面包涨到45和50里弗，1796年5月涨到80里弗； 肉价到1月涨到75里弗，3月涨到97里弗[75]。但是，这时，雅各宾派的余众哑然无声，无套裤党的武装战士灰心丧气、东零西散，或被监禁或被解除了武装，再也看不到1795年春天的战斗精神了。巴黎市民也适当地受到了葡月以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分子的威胁和控制： 国民大会召入首都的军队，在督政府时期一直驻扎在巴黎[76]，为波拿巴的军事独裁铺平了道路。“革命群众”——不论是由无套裤党还是由意见不同的资产阶级组成的——的时代在以后许多年内不复存在。

第三篇 革命群众剖析

第十二章 革命群众的构成

，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巴黎无套裤党人——首都的作坊老板、工匠、工资劳动者、店主和小商贩。

第十三章 革命群众的动机

但是我们必须避免某些历史学家曾经对之屈服的诱惑，惯于把革命时期的群众起义说成几乎完全是受暂时的经济原因的支配——好像每一个运动实质上都是“饥饿暴动”一样。这当然不是实际情况。我们不仅看到，随着革命的进展，无套裤党已经完全接受了范围广泛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和响应了行动号召；而且还特别看到，马尔斯教场示威和导向这个示威的整个准备活动，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更不必说无套裤党人对于像攻打巴士底和图伊勒里宫以及从国民大会里逐出吉伦德党等这些纯属军事政治的行动所给予的积极支持了。至少在马尔斯教场事件的情形下，饥饿的威胁或物价的高涨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无套裤党人对于共和国第四年葡月事件没有进行任何直接的政治干涉——和几个月以前，他们积极参加芽月和牧月事件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在这两次事件中群众对于面包缺乏和通货膨胀都是同样地十分关切[67]。根本区别当然在于政治情况有了变化和葡月叛变者抱有与牧月起义者完全不同的目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不可避免的结论仍然是：这一时期推动革命群众的主要的和最常看到的动机，是对廉价而充分供应的食品的关心。这一点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充分解释群众革命的根源，只有这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会持续不断地发生社会骚动——这是首都这些年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切重大政治事件本身都是从这种骚动发展来的。它还更可以说明“贱民”为什么有时候会爆发出独立的行动，超过或者违反他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的利益，并且被这些同盟者指责为“反革命”——例如累维伊扬骚动者爆发出来的盲目愤怒，或者是巴黎市民在1792年和1793年杂货暴动中强制执行一种群众限价的比较有建设性的努力等。但是，如果没有主要来自资产阶级领袖的政治思想的推动，这些运动就会由于无目的而成为不可思议的，并且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无套裤党果真像某些作家所说的那样，没能够吸收这些思想，那么，他们对于革命进程和结果，就不会起正如他们事实上所起的那么大的影响。

第十四章 革命活动的产生

1791年，民主派特别努力于打动挣工资的居民：马拉的《人民之友》刊登了补鞋匠帮工和建筑工人的来信[10]；路易·罗培于1791年6月在联谊会叙述“国民中最没有知识的阶级”入会情况时写道：“报纸已经不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它们唤起了这个阶级教育自己的愿望。”[11]同年警察局所作关于马尔斯教场事件的报告中，也有证据表明，至少有一大部分活跃的帮工和其他工人阅读革命报刊。例如，厨娘康斯坦·埃符娜告诉格雷讷累喷泉区的警务委员，说她阅读普律多姆、马拉、奥杜安、卡米累·德姆连作品，还常看《人民喉舌》[12]；一名烟草工人被捕时，发现带有《人民之友》；一名流动商贩讲述他的观点来自马拉和普律多姆；一名鞋匠帮工力言他的意见是由于阅读民主报刊而形成的[13]。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因政治犯罪而在巴黎各区被捕的250人中，有12人是报贩，他们的罪名是向这类主顾分发小册子和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