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提出，正常的成长发生在他所谓的“普通的、可预期的环境”中。这种环境类似于儿科医生和心理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所说的“足够好”的成长环境，比如良好的家庭、学校或社区。在这种成长环境下，孩子们能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足够的食物、足够的关爱、足够的和平、足够的约束、足够的监护、足够的榜样、足够的关注、足够的爱情、足够好的父亲母亲或其他成年人的关心。对于一个足够好的童年而言，生活中未必完全不会遇到任何问题，相反，与年龄相适应的、适度的挑战对孩子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不过，哈特曼和温尼科特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具有可预测性，应该属于一种文化观念所认为的正常范畴之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特曼设想的“普通的、可预期的环境”可能既不普通，也不可预期。在哈特曼所说的“高于普通水平的环境负担”中成长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0年的一份报告估计，约有25%的成年人在儿童期遭受过言语虐待，15%遭受过身体虐待，10%遭受过性虐待，大约30%的人目睹了父母离婚。大约30%的人生活在有家人滥用毒品或酒精的家庭环境中，15%的人目睹了某种形式的暴力。约5%的人在父亲或母亲入狱的环境中长大，20%的人与患有精神疾病的家庭成员同住。
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似乎只会发生在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经济困难的确会导致家庭问题，影响孩子们的成长，但并非所有问题都是由经济困难引起的。就算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同样会出现影响孩子成长的不利因素。有一项震惊医学界的里程碑式研究表明，人们在早期成长阶段承受压力非常普遍，也非常有害。这项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及凯撒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共同赞助，由联合首席调查员文森特·费利蒂（Vincent J. Felitti）和罗伯特·安达（Robert F. Anda）共同主持，研究项目名称是“儿童期不良经历研究”。他们研究了大约18万个中产阶级家庭。其中，将近2/3的家庭存在一种上述不良经历，将近1/2的家庭存在两种或多种。
大多数儿童在童年期经历的逆境之所以非常危险，并不一定是因为这些事件本身的规模多么大，而是它们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发育中的身体和大脑产生了持续不断的折磨。现在广为人知的一个事实是，困难经历会以毒性应激或慢性应激的形式侵入我们的皮肤。长期的压力会造成身体伤害，这就像反复轻轻地敲打人的头部一样。
2011年，美国儿科学会前会长罗伯特·布洛克（Robert Block）在参议院儿童与家庭小组委员会证实，儿童期的逆境“可能是美国成年人健康状况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长期的压力使我们有可能患上各种各样的疾病，包括溃疡、抑郁症、癌症和自体免疫性疾病等。复原力强的人也会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也许能比其他人更好地与之斗争，生活不至于因此陷入混乱。
2017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成功战胜逆境会让你生病》（Why Succeeding Against the Odds Can Make You Sick）的文章，介绍了科学家们在研究复原力强的人（也就是那些努力克服童年劣势的人）的过程中取得的成果。这些人越是认同“事情不如意，只会促使我更加努力工作”或“我总是觉得，我想让生活什么样，就能让它变成什么样”等类似的观点，他们的健康就越可能受损。有鉴于此，有研究人员表示，当谈到我们的健康问题时，所谓的复原力可能只是表面的。
破产问题研究专家、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表示，在21世纪，“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的双份收入凑在一起，才勉强维持在中产阶级，那么，在签署离婚文件的那一天，单亲家庭就已经在金融深渊中摇摇欲坠了”
关于复原力的研究中，最有力的发现之一就是，保护孩子不受艰难时期影响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孩子在生活中能缔造多少高质量的关系，而离婚可以使这种关系的数量减少一半，因为家曾经是一个既有父亲又有母亲的地方，而他们离婚后，只剩下一个了，会让孩子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闪光灯记忆”，指人们遇到新奇而令人震惊的事件时会激活大脑的一个特殊的记忆机制，这一机制被形象地称为“现场拍照”机制，这件事情就成为一个凝固在时间里的记忆，对于这件事情的记忆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淡化。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和詹姆斯·库利克（James Kulik）在1977年的一篇论文中首次向科学界介绍了这个术语。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提出，当我们发现一些令人震惊或意义重大的事件时，我们会将这些事件永久地铭刻在记忆中，就像照片一样。典型的闪光灯记忆是那些具有标志性的、从文化角度看具有新闻价值的时刻，比如几乎每个美国人都能回忆起2001年9月11日上午自己在哪里以及在做什么。他们可能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如何发现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大楼的，也能清楚地记得自己接下来做了什么。
1890年，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道，有些记忆似乎是不可磨灭的，因为“它令人产生非常激动的情绪，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可能会在脑组织上留下一道伤疤”。虽然19世纪还没有人知道这种疤痕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但许多与詹姆斯同时代的人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法国神经科医生、现代神经学创始人让–马丁·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感到非常困惑的一点是，人们对令人震惊的事件的记忆不仅是持久的，而且可能消耗很大的体力，就像心灵寄生虫一样在起作用。奥地利神经学家、精神分析学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的病人主要遭受记忆之苦。换句话讲，他们始终无法忘记那些令自己感到恐惧、焦虑、羞愧或痛苦的事件，这些糟糕的记忆一直萦绕心头。法国心理学先驱皮埃尔·珍妮特（Pierre Janet）提出，这种“强烈情绪会让人们审视自己生活的演变”。人们最初对情绪记忆的了解主要来自对女性生活中的压力和创伤的研究，但两次世界大战很快就把男性患者纳入了研究范围。美国精神病学家艾布拉姆·卡迪纳（Abram Kardiner）关于“战争神经症”的著作被许多人认为是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为研究战争应激与战争对心理的影响奠定了基础。1945年，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伊·格林克（Roy Grinker）和约翰·斯皮格尔（John Spiegel）写道：“石板上的文字可以抹去，让石板恢复之前的样子，而战争则会给人的心灵留下抹不掉的持久印象，就像重要的人生经历一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
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似乎威胁或有利于我们生存的人、地方或情形，而且对它们的记忆会得到加强，从进化的观点来看，这是有道理的。有时这些时刻是特别快乐的，比如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到海滩上冲浪，或者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比如在厨房地板上看着螃蟹爬。但也有痛苦或可怕的事情，比如看着父亲沿着走廊离去，离开我们的生活。虽然快乐和激动人心的事件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体验，但可怕的事件提供了关于生活的重要信息，因此，对于负面情绪的记忆往往更牢固地扎根在我们的脑海中。正如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在他那篇经常被引用的论文中总结的那样：“不好的东西比好的东西影响力更大，在我们的脑海中，不好的情绪、不好的父母、不好的反馈往往比好的冲击力更强，不好的信息比好的信息处理得更彻底。”这是因为当我们的生存面临威胁而不是快乐时，我们的大脑会受到更强的刺激。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写过一篇论文去探讨过（或者是否有人治疗过）病人无法忘记一段特别快乐的时光的情况。只有那些令人震惊、令人沮丧的经历才能最深刻地铭刻在我们的脑海中，直到最近这几十年，我们才更好地理解了大脑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反复听到的一个大脑区域是杏仁核。脑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将杏仁核称作“恐惧之轮的中枢”。它位于大脑深处，呈杏仁状，结构复杂，功能多样，但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它在管理危险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当我们的感官察觉到环境中存在干扰因素时，杏仁核就会警觉起来，并在千分之一秒内做出反应。根据勒杜的研究，杏仁核是“刺激因素开始触发身体产生反应的地方”。
杏仁核触发的一个关键反应是HPA轴的激活，所谓HPA轴，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一个反应链，由下丘脑、脑垂体和肾上腺组成。当HPA轴受到刺激时，肾上腺会释放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些激素以前通常统称为肾上腺素，因为它们是由肾上腺产生的，现在被更普遍地称为“压力激素”，因为它们帮助我们适应压力。在我们的身体里，压力激素让我们做好战斗或逃跑的准备，在我们的大脑里，它们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注意力和记忆力。压力激素告诉我们的大脑要清醒，要集中注意力，告诉我们的身体要准备好采取行动。它们还告诉我们的大脑记住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脑成像研究表明，当我们看到能够引起强烈情绪的材料时，比如场景非常愉快或不愉快的幻灯片，杏仁核的活动就会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杏仁核受到某个因素刺激之后的活动越多，几周后的回忆就越清楚。如果情绪激发的水平非常低，这就表明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大脑免受超负荷的影响，像洗澡或开车去上班这样的普通事情不太可能被详细地铭记或长时间地铭记。有时，在一些极端事件中，我们的大脑也会避免受到超负荷的影响，帮助我们忘记情绪极其激动的时刻，尤其是那些极度恐惧或无助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遭遇鲨鱼袭击或暴力犯罪之后根本不记得这种创伤。这些事件的刺激性太强了，以至于杏仁核无法吸收相应的压力。然而，适度的压力会提醒我们注意环境中存在的威胁，提醒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也应该做些什么。神经生物学家詹姆斯·麦克戈（James McGaugh）说：“没有什么比适度压力更能让人对事件产生强烈而持久的记忆了。”
情绪学习是强大的，也需要高效，因为当涉及生存时，没有太多的试错空间。据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杏仁核学得快，忘得慢。勒杜说，情感记忆可能是永远的。萨姆不需要多次看到父亲提着行李箱离开，那个情景的记忆就能维持数十年。美国人只需要经历一次“9·11”事件，那个早晨就会永远萦绕在他们的脑海里。情感记忆比日常记忆更牢固、更持久，关于情感的记忆更生动，让我们觉得它们比琐碎的日常记忆更真实、更重要。问题是，如果这些记忆是消极的，那么我们的情感记忆就变成一种“恶性记忆”，产生一些不良结果（这与科特、弗洛伊德和珍妮特的观点具有相似性）。过去的残酷记忆一直主宰着现在和未来，这些超强的、顽固的记忆在我们的回忆，甚至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令我们永远难以忘记。比如，在父亲离家出走之后，正在读四年级的萨姆虽然肯定会去参加别人的生日聚会，肯定会骑自行车、吃冰激凌、在公园玩，但那一年除了父亲出走带来的失落感和打击之外，他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
有人可能难以想象这种好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不要气馁，请振作起来。如果没有别的朋友，那么时间就是你的朋友。这可以归因于心理学研究人员劳拉·卡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所称的“积极效应”，即当我们变老时，会自动从积极的东西中获取力量，我们会花更少的时间去回忆不好的经历和坏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权，我们倾向于同别人建立关系，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有意义的、积极的人际互动，而不是消极或琐碎的人际互动。我们也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对困难时刻的反应也不那么强烈了。随着我们长大成人，我们对他人的信心会越来越强，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如此。总的来说，在后半生，我们更关注什么是对的，而不是什么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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