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与复原

歇斯底里

沙可追随者的野心是，想以验证出歇斯底里症的成因超越沙可的成就。竞争最激烈的要属让内和弗洛伊德。他们都想成为这个伟大发现的第一人。在追求此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们都发现，光观察和分类歇斯底里症患者是不够的，还需要和她们深入交谈。就在这短短的10年间，身为科学家的男人用爱心与尊重聆听女性的心声，这个举动实属空前绝后。他们几乎天天与歇斯底里症患者会面，常常一谈就是数小时。这个时期的个案研究，读起来几乎就像是医生与患者共同创作的作品。

法国的让内，和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及其合作者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ph Breuer），都各自得出极为类似的结论：歇斯底里症是由心理创伤造成的。创伤事件引发让人难以承受的情绪反应，并因此使意识状态改变，从而造成歇斯底里症的症状。让内称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为“解离”；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则称它为“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

让内与弗洛伊德也都识别出歇斯底里症的生理症状，其实是代表已从记忆中被排除的强烈痛苦经历，以一种伪装过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内描述他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是被“潜意识的固着意念”（subconscious fixed ideas）（对创伤事件的记忆）所控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则对此给出了一个不朽的总结：“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痛苦主要来自回忆。”

19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研究者也发现，当创伤记忆和伴随着强烈感受被找回并述说出来时，歇斯底里症的症状有可能会减轻。这个治疗方法后来演变成现代心理治疗的基础。让内称这种技巧为“心理分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称为“发泄”（abreaction）或“宣泄”（catharsis），弗洛伊德后来将它称为“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但是一个最简明、可能也是最好的名称，则是由布洛伊尔的一位患者发明的。布洛伊尔给她一个假名叫安娜·欧（Anna O），她是一位天资聪颖但有严重精神困扰的年轻女子。她称她和布洛伊尔之间的私密对话为“谈话治疗”（talking cure）。

虽然古老的临床传统认为女性的性欲与歇斯底里症症状有关，但弗洛伊德的良师益友（沙可和布洛伊尔）则高度怀疑性欲在歇斯底里症的成因中所扮演的角色。弗洛伊德一开始并不接受这个观念：“当我开始分析我的第二个病患时……性神经性官能症是歇斯底里症主要部分的预期早就远离我的脑海。我刚受到沙可学派的启发，而且我认为将歇斯底里症与性欲这件事扯在一起实在是一种侮辱——就像那些女性患者所感受到的一样。”

研究记录透露，一个男人表现出如此热切的求知欲，以致愿意克服自己的防卫心理，并愿意倾听。他所听到的故事则令人胆战心惊，病患不断地告诉他有关性侵害、虐待和乱伦的事。弗洛伊德和他的病患沿着记忆的丝线回溯，发现儿时的主要创伤事件被隐藏在最近的、通常也相当普通的经历底下，而这经历正好促使歇斯底里症症状的初发。1896年，弗洛伊德相信自己已找到歇斯底里症的源头了。在一份名为《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Aetiology of Hysteria）、包含18个病例研究的报告中，他做了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宣示：“我因为这些研究而提出的论点是，每一个歇斯底里症案例的起因，都有一次或多次的过早性经验发生，而发生的时间都在人生的最初几年。虽然事件的发生已相隔数十年，却可能透过精神分析的过程使其重现于记忆中。我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神经病理学的革命性发现。”

然而《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的正式付梓，却也同时宣告此一系列研究的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弗洛伊德在私下已拒绝承认歇斯底里症病源的创伤理论。他在信件中很清楚地表明，他愈来愈受理论中假设的激进社会性指涉所困扰。歇斯底里症在女性中甚为普遍，如果他的患者的故事是真的，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他将要被迫下一个结论：他所谓的“对儿童的性变态行为”应具有共通性，它不只会发生在巴黎的无产阶级——他开始学习歇斯底里症之处，也会发生在维也纳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家庭中——他执业之处。这样的想法根本无法令人接受，它的可信度是受到质疑的。

面对这样的困境，弗洛伊德停止对女性病患的倾听。这个转折点被记录在有名的“多拉”（Dora）案例中。这是弗洛伊德最后一个歇斯底里症个案研究，读起来已不再是合作地共同探索，而比较像明争暗斗。弗洛伊德和多拉之间的互动，被形容为像是一场“情绪的搏斗”。在这个案例中，弗洛伊德仍认可病患所经历之事件的真实性：青少年时的多拉是父亲精心设计的性游戏中的傀儡，父亲将她提供给朋友当性玩具。然而弗洛伊德却拒绝承认多拉的感觉是愤怒且屈辱的；相反地，他坚持要多拉探索她性兴奋的感觉，就好像被玩弄正好是她情欲的实现与满足。多拉最后中止接受治疗，弗洛伊德则视此为报复行为。

由于抛弃了歇斯底里症的创伤理论，弗洛伊德创造出精神分析论。这个在往后近一个世纪占据主流地位的心理学理论，原来是建立在否定女性真实状况的基础上。性欲仍然是研究的中心主题，但尽管剥削的性关系确实在发生，如此的社会真相却完全被隐藏起来。精神分析成了对幻想与欲望内在变化的研究，与真实的经验完全脱节。20世纪的最初10年，在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患者做不实叙述的临床证据下，弗洛伊德下结论说，他的歇斯底里症病患所说的童年遭受性虐待的事都是假的：“我最后不得不承认，那些性诱惑的场景从未发生过，都只是我的患者编造出来的幻想。”

在19世纪末，有了这个庞大且具政治性的理由才激起研究歇斯底里症的热切兴趣，也给了沙可及其追随者探究的动力。寻求歇斯底里症之谜的解答，就是要用来展示去宗教化的启蒙运动对迷信反动力量的胜利，同时也显示出去宗教化世界观的道德优越性。这些男性科学家对歇斯底里症患者的仁慈呵护，与异端宗教法庭的暴虐呈现出强烈的对比。

弗洛伊德的研究将这一切远远地带往女性生活中从未被探触过的境地。童年遭受性侵害是歇斯底里症根源的这个发现，超越了当时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因此使他在专业领域中遭到全然的排拒。弗洛伊德原本期待《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一书的出版可为他带来荣耀与赞美，不料前辈与同侪却表现得无动于衷、提都不想提。就如他不久后写给弗莱斯的信中说的：“你能想象得到我有多孤立，就有多孤立。到处传说我已遭放弃，空虚孤寂笼罩在我的四周。”

在这群早期的研究者中，唯一一位将歇斯底里症的探索带至合理结论的则是布洛伊尔的病患安娜·欧。在布洛伊尔离弃她之后，她显然仍病了好几年，但最后她康复了。这位曾发明“谈话治疗”的沉默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终于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找到自己的声音与健全的心智。她使用笔名保罗·伯特霍尔德（Paul Berthold）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经典论文《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译成德文，并创作了一出舞台剧《女权》（Women’s Rights）。她使用本名伯莎·帕彭海姆（Bertha Pappenheim）成为一位杰出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知识分子和组织创立者。在漫长而成果丰硕的生涯中，她管理一所专收女孩的孤儿院，创立一个犹太妇女的女性主义组织，并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全欧洲和中东地区以推动对抗对妇女和儿童的性剥削。

战争创伤神经性官能症

英国精神科医生刘易斯·耶南（Lewis Yealland）。在其1918年所著论文《战事所致的歇斯底里性障碍》（Hysterical Disorders of Warfare）中，他提倡一种基于羞辱、威胁和惩罚的治疗策略。对歇斯底里性症状如缄默症、感官知觉丧失、肢体麻痹等都使用电击治疗。患者被指为懒惰与懦弱而遭辱骂，那些表现出“丑陋之消极负面态度”的患者则以军法审判威胁之。其中有个案例是耶南治疗一位不说话的病患，他将病患绑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在他喉咙上连续不停地电击数小时之久，直到病患开口说话为止。而在电击的过程中，耶南则不断地教训那位病患：“记住，你的行为一定要像个英雄，就如同我期望你的那样……一个身经百战的男人应该是很懂得自我控制的。”

一位年轻的美国精神科医生艾布拉姆·卡迪纳（Abram Kardiner），于1922年由维也纳回到纽约，在一年的朝圣之旅中他曾受教于弗洛伊德。一个探寻伟大发现的梦想深深地启发了他，“有什么比做一个发现心灵新大陆的哥伦布更令人兴奋的事呢？”卡迪纳成立一家精神分析的私人诊所，当时约有10名精神分析学家在纽约执业。他同时也到退伍军人署（Veterans’Bureau）所属的精神病院工作，在那里他看到许多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患者。他为这些患者痛苦的严重程度和自己无法治愈他们而深感困扰。卡迪纳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位他治疗了一年却无太大起色的患者。后来当这位患者向他表达感谢之意时，他奇怪地说道：“但我并没有真的帮到你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把你的症状医好。”这位患者却回答：“不过你真的试了。我待在这里都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他们从来连试也不试，而且根本就不在乎我。但你不一样，你在乎。”

卡迪纳后来承认有关他自己童年早期的“无止尽的梦魇”（贫穷、饥饿、被忽略、家庭暴力和母亲的早逝）深深影响他做学问的方向，也给了他对受创伤军人感同身受的能力。卡迪纳花了很长的时间，努力想在精神分析学说的架构下发展出一套有关战争创伤的理论，但最后都以失败而放弃。他并因此转向一个不同的职业生涯（就像前辈里弗斯）成为人类学者。他并于1939年与另一位人类学者科拉·杜·博伊斯（Cora du Bois）合著一本基础人类学教科书《个人及其社会》（The Individual and His Society）

直到写完这本书，卡迪纳才有时间再回到战争创伤这个主题来做研究。这次他多了人类学的观念架构，可以帮助他了解社会现实的冲击，进而使他有能力真正理解心理创伤。1941年卡迪纳出版一本包罗广泛的临床与理论研究报告《战争所致的创伤性神经症》（The Traumatic Neuroses of War），他也在书中批评了不断阻碍此领域研究发展的社会间歇性失忆症：
过去25年来，因战争而导致神经官能障碍的这个主题，一直沉浮于大众兴趣与精神医学流行的反复无常中。公众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常关注这个主题，但并没有持续太久，精神医学界亦然。此后这些现象即未再有延续性的研究……只是偶尔提起讨论一下，但从未认真对待过。部分原因是战后退伍军人的地位逐渐低落……虽然并非所有精神医学界皆如此，但一个可悲的事实是，每个这方面的研究者都认为他有个从头做起的神圣任务，就好像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有关这方面的任何研究一般。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重新燃起医学界对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兴趣。为了找出一个快速而有效的治疗方法，军方的精神科医生遂试图将加诸战斗压力症状的污名去除。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愿意承认：任何人都有可能在炮火下精神崩溃；精神科伤员有可能依暴露在战斗中的严重程度，而预测出一个相称的比例。当时的确付出很大的努力，想验证出到底暴露于战斗中到何种程度会导致精神崩溃。在大战结束一年后，两位美国的精神科医生阿佩尔（J.W.Appel）和毕比（G.W.Beebe）的研究结论是，处于战斗状态下200至240天即足以使人崩溃，连最坚强的战士也不例外：“绝没有‘慢慢习惯于战斗状态’这回事……每一个战斗时刻都将加诸沉重的压力在军人身上，而崩溃与否也与他们暴露在战斗状态下的强度与时间直接相关。因此在战场中有精神科伤员，就和会有枪伤和榴弹炸伤的伤员一样无可避免。”

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将精力集中在找出有哪些因素可能避免突然的崩溃，和帮助患者尽速复原。他们所发现的就是当初里弗斯在治疗萨松时验证过的道理：战友间相互扶持、生死与共的情感力量。1947年卡迪纳重新修订他与赫伯特·史皮格（Herbert Spiegel）合著的一本经典教科书。史皮格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刚从前线治疗伤员回来。卡迪纳和史皮格主张，对抗极端恐惧的最强大保护力量来自军人、他的直属战斗单位，和与长官间相互关切的程度。精神科医生罗伊·格林克（Roy Grinker）和约翰·史皮格（John Spiegel）也报告了类似的发现，他们认为接连不断的危险处境，使军人对战友和长官发展出非常强烈的情感依附。他们观察发现，要避免精神崩溃的最强大保护力量，就是在小战斗单位中的士气与长官的领导能力。

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人权斗士黛安娜·罗素（Diana Russell）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从事一个最详尽的流行病学调查，以随机抽样的方式挑选出超过900名的妇女，对她们进行有关家庭暴力和性剥削经历的深度访谈。结果令人相当震惊，有1/4的受访者曾遭强暴，有1/3的曾在童年遭受性虐待。

除了将普遍的性暴力做成正式文件记录外，女性主义运动还提供一种理解性侵害冲击的新诠释。强暴的问题第一次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妇女认为有必要加以强调：强暴是可恶的暴行！女性主义者重新定义强暴是一种暴力犯罪，而非只是性活动。这个简明的阐述进一步驳斥了传统的看法：强暴满足了女性深层的欲望；在当时，这种看法充斥于各种形式的文字中，从通俗色情文学到学术教科书。

50年前，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如此写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分不开的……公共领域中的专制暴政和屈从奴化，也就是私人领域中的专制暴政和屈从奴化。”如今同样明显的是，公共领域中的创伤，也就是私人领域中的创伤。女人的歇斯底里症和男人的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根本是同一回事。承认这种苦难的共通性，或许有可能跨越那一道鸿沟：它隔开战争与政治的公共领域——男人的世界，和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女人的世界。

外部关系的断绝

创伤患者的羞耻感和负罪感，可能会因他人的严厉批判而加深，却不会因轻描淡写地说她没有责任而减轻，因为这样的轻描淡写，纵使是正面的，代表的含义也可能是拒绝与创伤患者一起处理在危急处境中被撕裂的道德体系。从那些见证创伤事件的人身上，创伤患者寻求的不是责任的免除，而是公平、体谅，和愿意理解面对极端处境时人心中产生的负罪感。

最后，创伤患者在哀悼自己的创痛时，需要别人的帮助以渡过难关。所有的经典著作，最终都认定为在解决创伤性的生活事件中，哀悼和重建的必要性。如无法完成哀伤的正常过程，将使创伤反应永远存在。利夫顿观察到“未解决或不完整的哀悼方式，将造成在创伤过程中的停滞和羁绊”。谢顿在观察参战退伍军人后也提到，他们有“被压缩的悲痛”。一般的丧亲之痛，会有许多社会性仪式包容和支持哀悼者度过这个过程；相对地，并没有任何的习俗或共同的仪式，认可创伤生活事件后的哀悼。缺少这种支持，造成病态悲伤和严重而持久的抑郁症状之概率将非常高。

少于10%的强暴案件曾向警方报案，只有1%的强暴案件是逮捕侵害者并以将其定罪告终。因此，最普遍的女性创伤仍然被禁锢在私人生活的领域，没有从社群中得到正式的认可和救济，也没有为强暴罪行创伤患者设立的纪念碑存在。

那些复原得最成功的妇女，是在经历中发现某种超越个人悲剧局限意义的人。最普遍的情况是，妇女通过与志同道合者参与社会运动，找到这个意义。伯吉斯和霍姆斯特龙在对强暴罪行创伤患者的追踪调查中发现，复原得最好的妇女，就是那些成为反强暴运动活跃分子的妇女，她们成为强暴危机处理中心的义务咨询员、陪受害者上法院的义工、推动立法革新的游说者。有一位女士远赴其他国家去唤起对强暴的重视，并组织了一个强暴危机处理中心。拒绝躲藏起来或沉默以对、坚持强暴是一个公共议题、要求社会改革，创伤患者以这些行动堆砌起她们自己活生生的纪念碑。

一个独裁专制、深藏不露，有时又不可一世甚至偏执多疑的加害者，却对权力的运作和社会的规范有绝佳的敏锐度，所以很少会碰到法律上的麻烦；或者说，他会寻找可以容忍、宽恕或欣赏他专制行为的环境。他的翩翩风度提供良好的保护色，因为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么道貌岸然的人竟会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

加害者的第一个目的似乎是奴役他的受害者，他以高压手段控制受害者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来达成此目的。但简单的顺从并无法满足他，他似乎有将罪行合理化的心理需求，为此，他需要受害者的确认和保证。因此他不停地苛求受害者表达对他的尊敬、感激甚至是爱。他的终极目标，似乎是创造一个心甘情愿的受害者。一些人质、政治犯、受虐妇女和奴隶，都曾提及加害者对其受害者怪异的心理依赖感。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一九八四》（1984）中描绘极权主义者的心态：“我们不会满意于被动的服从，也不要最卑微的屈服。如果你最终决定要向我们投降，那必须是你自由意志下的决定。我们不因异端抵抗而摧毁他；只要他仍在抵抗，我们就永远不去摧毁他。我们要改造他，要虏获他的内在心智，要重新塑造他。我们要除去他心中所有的邪魔和幻象；我们要让他成为我们的一分子，不是只有表面上的，而是真心诚意死心塌地的。”完全控制他人的欲望是各种类型之暴君的共同特性。极权政府要求被统治者要自白忏悔和改变政治信仰；奴隶主要求奴隶要心存感恩；异端宗教团体要求教徒做献祭的牺牲以表达对教主神圣意志的服从；家庭暴力的加害者要求受害者用牺牲所有其他的人际关系证明完全的服从与忠诚；性侵害者要求受害者乖乖地享受性高潮。全然控制他人是色情文化中最有力量的中心主题，这种迎合数百万极端正常男人的色情幻想，助长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在其中许多的妇女与儿童受到凌虐，不是在幻想中，而是实际上。

除了制造恐惧感，加害者还会想办法破坏受害者的独立自主性。他用仔细且彻底地检查和控制受害者的身体与生理功能，以达成这个目标，他会监视受害者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上厕所、穿什么衣服。当受害者的食物、睡眠和行动受到剥夺时，这种控制将导致受害者身体羸弱不堪。但就算受害者的基本生理需求尚能满足，这个对身体自主性的打击，会羞辱并削弱他的勇气与自信心。一位政治犯艾琳娜·拉图辛史卡亚（Irina Ratushinskaya）如此描述其加害者所使用的方法：
一个人从婴儿期就被反复教导的那些人类行为常规，受到蓄意且系统化的破坏。喜欢干净应该很正常吧？……感染疥疮和皮癣、住的地方污秽不堪、闻到的是馊水桶的恶臭——然后你会开始后悔当初为何要行为不检！女人应会比较害羞吧？那更有理由在搜查时把她们脱光光……一个正常的人会唾弃粗暴和谎言吧？两者你都会遇到一大堆，你将需要用尽所有内在资源努力记住，还有……另一个真实世界……只有发挥最大可能的意志力，才能保存你之前所拥有、正常尺度的价值观。

在一些异端宗教团体中，成员可能在饮食与服装上有严格的戒律，并可能受到彻底审查是否破戒。同样地，性和家庭的囚犯经常描述，她们不断地遭到巨细靡遗的盘问，以致睡眠遭长期剥夺，她们的服装、外表、体重和饮食也受到严密监控。而且几乎对所有的女性囚犯而言，无论是政治的或家庭的，对身体的控制也包括性的威胁与侵犯。一位受虐妇女描述她的婚姻强暴经验：“那是个很残暴的婚姻。他非常大男人主义，他觉得他拥有我和孩子——意即我是他的财产。在我们刚结婚的最初三个星期，他就告诉我要尊他如上帝，他的话就是圣旨。如果我不想做爱但他想要，我的意愿是不重要的。有一次……我不想做爱，为此我们吵翻天。他因为我胆敢拒绝而狂怒，我一直抗议和恳求，但他说我是他的老婆，所以无权拒绝他。当时我们在床上，因此他能够用身体压住我，他的体型比我大得多，将我压得动弹不得，他就这样强暴了我。”

一旦加害者成功做到对受害者日复一日的身体控制，他不只成了恐惧和羞辱的源头，同时也是慰藉的来源。有饭吃、能洗澡、听到一点亲切的话，或其他一些人类基本生活质量的小小满足，对长期被剥夺这些需求的人，可能变得有强大的吸引力。加害者也可能进一步给予会上瘾的毒品或酒精，让受害者更无反抗能力。这种捉摸不定地给予小恩小惠的方式，对受害者心中抵抗意志的破坏效果，远比持续剥夺和恐吓大得多。曾经成为恐怖分子人质的帕特里夏·赫斯特（Patricia Hearst）描述在被监禁时，如何因她的顺从而得到生活质量小小改善的回报：“由于开始同情他们的理念与作为，我愈来愈常被放出衣柜外，有时他们会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当他们在开会或有读书会时，偶尔会让我蒙着眼坐着和他们一起待到很晚。晚上被锁在衣柜中时，他们允许我把眼罩拿掉，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要摧毁依恋关系，需要的不只是将受害者与外界隔绝，还要将受害者留存在心中、会与他人产生关联感的影像一并破坏。为达此目的，加害者通常会尽最大努力夺取受害者拥有的任何重要象征意义的物品。一位受虐妇女描述男朋友如何要她为表达忠诚而做的仪式性牺牲：“他没有打我，却狂怒不止。我以为那是因为他很喜欢我而在吃醋，但我后来才发现那跟喜不喜欢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很不一样的。他问了一大堆有关我在认识他之前曾和谁一起约会过之类的问题，还要我从家里拿出一大沓信件和照片，然后让我站在路上一个排水沟前，他站在我前面命令我一件一件地往排水沟里丢——先撕碎再丢。”

在这种关系的最初阶段，受害妇女还能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象征性让步。受虐妇女的叙述中充满这种不情不愿的牺牲，此种牺性正以一种缓慢不易察觉的方式腐蚀她与他人的联系。许多妇女事后都形容自己原来一步步地踏入陷阱中。琳达·拉芙蕾丝（Linda Lovelace）是一位受压迫的妓女，也是色情影片的演员，她描述了自己如何逐渐落入一个皮条客的圈套中，他一开始即说服她断绝与父母的关系：“我跟他跑了。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鬼迷了心窍……没有人押着我做什么，当时还没有。每件事都是温和而渐进地，一小步，然后再一小步……它从非常细微的地方开始，直到过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它的模式。”

当受害者被隔离时，她会变得愈来愈依赖加害者，不只是为了生存和求得温饱，还为了取得信息，甚或情感上的支撑力量。她愈是害怕，就愈会忍不住紧抓唯一可得的关系：与加害者的关系。由于缺乏任何其他的人际联系，她会试着寻找加害者较有人性的一面。无可避免地，由于缺乏任何其他的观点，受害者将逐渐变得用加害者的角度看世界。赫斯特描述与绑架她的人之间的相处，她原以为可以感化智取他们，但不久之后，被同化的人却是她：

随着时间流逝，虽然我几乎察觉不出来，但他们却完全改变了我，或者说几乎完全改变了我。我就像一个战俘，一直蒙着眼关在衣柜中两个月，他们对人生、政治、经济、社会现况和近来大事的诠释，不断密集地轰炸着我。每当我被放出衣柜，我都想故作幽默地模仿他们老是重复的一些话和口号，虽然我本身不相信那些鬼话。然后……一阵麻木感向我袭来。日复一日生活在这个新环境中，为了让自己神志清醒且心态平衡，我已学会表现得非常机械化，像个好士兵，做吩咐我做的事并搁置内心的怀疑……他们认知的事实全然不同于从前我所知道的事实，而现在，他们的事实却也变成我的事实。

恐吓、间歇性地施予小惠、隔离和迫使产生依赖性，这些方法可能会成功地制造一个屈服而顺从的囚犯，但要想达到在心理上对受害者完全控制的最后阶段，则要迫使她违反自己的道德原则和背叛她的基本人际网络。在心理上，这是所有高压技巧中最具杀伤力的，因为如此一来，受害者会开始厌恶自己。到这个地步，当本身被监禁的受害者也参与伤害别人的行动时，她就是彻底“被打败了”。

1964年针对被殴妇女所做的研究，题目为《殴妻者的妻子》（The Wife-Beater’s Wife）。起初计划探讨殴妻者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男人绝对不会对他们开诚布公。于是将目标转向态度较为合作的被殴妇女，因而发现她们具有了无生气、冷漠呆板、攻击挑衅、优柔寡断和被动消极的特性。研究人员因此认为，婚姻暴力满足了这些妇女的“被虐需求”。既已找出妇女的人格障碍为问题的根源，这些临床工作者便开始“治疗”她们。在一个个案例中，他们设法说服妻子相信暴行是因她的挑衅而起，并教她如何“改善”现况。因此，当她挨打时，不再向她的青少年儿子要求保护；当她的丈夫要求性交时，就算是酒醉或态度粗暴也不再拒绝。最后，她的治疗被认为是成功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美国精神医学会的诊断手册在进行修订的时候，这种误诊受害者的倾向成为争论的中心主题。一群男性心理分析家提议，要在手册中增订“被虐狂人格障碍”。这个假设性诊断，适用于任何“纵使有机会改变现况，仍留在被他人剥削、虐待或被利用的关系中”的人。这项提议激怒了一些妇女团体，并因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公开辩论。妇女坚持要公开制定诊断准则的过程——这曾是一小撮男人保有的特权，并且首次参与进了心理学上实存现象的命名的过程中。

童年受虐

当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成为精神病患时，他们常呈现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症状，痛苦烦恼的程度也比一般患者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或许是发现其症状的数量和种类之多，以及它们与患者童年受虐经历的关联性。心理学家杰弗里·布莱尔（Jeffrey Bryer）及其同僚指出，有身体或性受虐经历的妇女，在躯体化（又称身体化）、抑郁、一般焦虑、恐惧焦虑、人际的敏感性、妄想多疑和精神异常（psychoticism，可能是解离性症状）等方面的标准化测量中，分数显著地高出其他患者。心理学家约翰·布洛尔（John Briere）的报告也指出，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会出现比其他患者更多的失眠、性失调、解离、愤怒、自杀倾向、自残、毒瘾和酒精中毒等症状，而且这些症状的项目几乎不胜枚举。

在复合性创伤后症候群的根本问题识别出来之前，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经常会被加诸许多不同的诊断。治疗师在判定病情时，很可能会将具有强烈负面含义的诊断给予他们。治疗师经常应用于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但尤其令人困扰的三种诊断是：躯体化障碍（somatization disorder）、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以及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这三种诊断曾被归入现在已过时的名称“歇斯底里症”里。得到这些诊断的患者（通常是妇女）常会挑起医护者极其强烈的反应。她们的可信度经常受到质疑，她们频频地被指责是装病；她们经常是学术派别激烈争论的中心主题；有时她们更受到医护者毫不掩饰的厌恶。

在密切的人际关系方面，这三种障碍的患者皆经历典型的困扰。这类困扰在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中有最广泛的描述。的确，强烈和不稳定的关系模式，是让治疗师给予这种诊断的主要标准之一。边缘性的病患觉得孤独难忍，但也谨慎地提防他人的接近。他们既怕被抛弃又怕受控制。他们摆荡在紧抓不放与畏缩禁闭两个极端之间，亦飘忽在悲惨地顺从与狂怒地反抗之间。他们极易与被他们理想化的医护者建立“特殊”的关系，人际间基本的界限已受到忽略。作者认为，这种不稳定性是源自童年人格形成期中失败的心理发展。一位权威专家表示，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能成功地建立自己对情感对象的稳定性”，也就是说，未能在自己内部产生完整的信任的概念。另一专家表示，这些病患无法将那些提供给自身一种暂时抚慰性的安全感加以内化，因而导致人际关系发展的失败。换句话说，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病患无法在脑中唤出一个与医护者有可靠关系的影像，以致无法得到平静或抚慰。

这三种障碍的共同特征是，病源都始于患者童年精神创伤的经历。此种关联性的证据从明确的到暗示性的都有。严重的童年精神创伤，目前已确认是多重人格障碍的病因。精神科医生法兰克·普特南（Frank Putnam）的一项研究显示，100位病患中，97位有严重的童年创伤历史，最常见的是性虐待、体虐，或两者均有。在这些可怕的历史里，极端的性虐待和杀气腾腾的暴力是必然而非例外的现象。几乎过半的病患曾亲眼目睹他们亲密的人横死的场景。

复原的阶段

心理创伤的核心经历是自主权的丧失（disempowerment）和与他人感情联系的中断（disconnection）。因此，治愈伤痛的基础在于重建创伤患者的自主权和创造新联系。复原仅能在患者拥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进行，不可能在隔绝中进行。在与他人重建联结的过程中，创伤患者须重塑由创伤经历损坏或扭曲的心理机能，包括基本的信任感、自由意志、主动性、能力、自我认同和亲密感。这些机能原本即是从人际关系中形成，也必须在这样的关系里重建。

首要原则：恢复自主权

复原的首要原则是恢复创伤患者的自主权。在自我重建的过程里，她必须是全权的主导者和裁决者，他人可以提供忠告、支持、协助、关爱和照顾，但不能代替她走向痊愈。许多基于仁慈和善意协助创伤患者的企图之所以会失败，正在于未遵循这个自主权的根本原则。干预创伤患者的自主权不可能促进她康复，即使看起来似乎最能立即让她受益。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如是说：“好的治疗师是那些可以真正确认我的经历，并帮助我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设法控制我的人。”

创伤性移情作用

在治疗关系中，创伤后症候群的患者会对治疗师发展出典型的移情作用。他们对任何一个权威的情感反应，都被其恐怖的经历扭曲了。因此，不同于一般的治疗经验，创伤移情反应有一种强烈的、非生即死的特质。康伯格表示，这好像是“患者的人生取决于能否有效地掌控治疗师”似的。有关创伤性移情作用的变化，一些最深入的观察出现在边缘性人格障碍典型的病历中，虽然当时创伤的起源还不为人知。在这些病历中，破坏性的力量显然一再地闯入治疗师和患者的关系之间。这个力量过去以为始于患者先天的侵略性，现在则认为可能是来自加害者的暴力。精神科医生艾瑞克·里斯特（Eric Lister）注意到，精神创伤患者的移情作用并非反映出单纯的二人关系，而是三人组合：“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当患者和治疗师面谈时，好像有第三者在场似地，他是施虐者……他要求保持缄默，但他的命令现已不被奉行。”

创伤性反向移情作用

精神创伤是传染性的。治疗师在为灾难或暴行做见证时，有时情感上会显得无法负荷。她体验到和患者一样、但可能程度稍低的恐怖、愤怒和绝望。这种治疗师对病患的移情现象，就是所谓的“创伤性反向移情作用”（traumatic countertransference），或称为“替代性受创”（vicarious traumatization）。治疗师可能会开始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治疗师听了患者的创伤故事，重新勾起自己过往的创伤回忆。她也可能发现，与患者故事相关的影像会闯入自己的幻想或睡梦中。

卷入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冲突里

创伤性移情作用和反向移情作用的反应是难以避免的。同样难以避免的是，这些反应将干扰到良好医患关系的发展。为维护双方的安全，某些保护措施是必要的。两个确保安全的最重要守则，其一是列明目标、规则和界限的治疗契约；其二是治疗师的支持系统。

恢复主导权

诊查时，我会花很长的时间帮受害者做准备工作；每一个步骤我都尽量采取让受害者感到有主控权的方式。我也许说：“我们要做这，可是我们怎么做是由你决定。”然后我会提供给受害者很多的数据，虽然我确定受害者对大部分的数据不会在意，但这仍是我表示关心的做法。我尽量设法让受害者积极参与、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我的诊治。

提供基本医疗照顾之后，对身体的掌控将集中于恢复饮食和睡眠的生理时钟，以及减轻过度警觉和记忆侵扰的症状。如果创伤患者的症状很严重，就该考虑用药物治疗。虽然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药物研究仍然不成熟，但数种不同类别的药品已显示足够的疗效而获准临床使用。关于作战退伍军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一些抗抑郁剂显示中度的疗效，不仅有减轻抑郁的效果，还能缓和记忆侵扰和过度警觉的症状。此外，较新类型的抗抑郁剂，主要作用为影响大脑的血清素（serotonin）系统，亦显示极可观的疗效。一些临床医师推荐使用中断交感神经系统功能的药品，如心得安（propranolol，用于治疗心律不齐、心绞痛等）；或降低情绪反应的药品，如锂盐，用以减轻兴奋和易怒的症状。但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及许多其他的病症，最常见的处方可能是轻微的镇定剂，

如苯二氮卓类药物（benzodiazepenes）。这些药物在创伤事件后使用短期内是颇具疗效的，但有上瘾的风险。
让患者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应允用药，这一做法对患者的疗效绝不亚于药物本身。如果患者只是单纯靠用药物抑制症状，等于是再度被夺走自主权。反之，如果药物的提供只是供她自主决定的一个参考，让她有权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使用，就会大幅提升患者对效力和掌控的感知。在这种态度下提供的药疗，还有助于双方合作治疗联盟的形成。

建立安全环境

边缘性患者的早期治疗，主要在于“患者的安全课题及谁来负此责任”。可预期地，患者和治疗师会花很长的时间在这些问题上奋斗不休。

照顾自己，掌控身体

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需要患者在生活中做出巨大的变动，而这牵涉困难的选择和极大的牺牲。如果不能掌控生活的物质情况，她不可能康复。没有自由，就没有安全，更没有复原，但自由的代价通常很高。

承认精神创伤的存在是创伤患者复原的第一步——漫漫长路的小小一步。
复原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安全的建立，第二个阶段是回顾与哀悼，第三个阶段是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感。不论是通过个人诊疗，还是采用团体治疗的方式，最终的目的是要与他人产生共通性。进展到这个地步，创伤患者总算可以真正的休息。
从创伤到复原，追寻的不过就是成为一个“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