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史

【英】苏珊—玛丽·格兰特

简评：本书以美国历程的重大事件为纲目，突出主题：美国研究普遍对于美国如何输出自己的民主理想、如何将之强加于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一问题更感兴趣，但有时却低估了这个国家自身在历史中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经历了怎样的挣扎。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如果说这个新世界的“巨人”总是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一边在海外“传授民主”，一边在海外“强求解放”，那么，美国自己的历史——不管是在19世纪60年代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则提醒我们，美国在国内也经常被迫展开相似的过程。与其说这是一种矛盾，不如说这是一种模式，一种在公民与种族、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保持平衡的困难行为。虽然有些批评看起来过于严厉，因为美国值得这样批评，如潘恩所说：美洲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

引论

美国身份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排他性的白人种族核心基础之上，并将土著人、非白人、女性和非新教信徒都排挤到边缘，但争论的重点还是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美国身份中具有包容性的公民理想。这种公民理想形成的基础正是《独立宣言》——这个国家的国本、宗旨，它摒弃了旧世界价值观，开启了新世界共和国。

历史学家芭芭拉·菲尔茨（Barbara Jeanne Fields）指出，在美国，一个白人女性可能会生出一个黑人小孩，但是至少在美国社会看来，一个黑人女性是不可能生出一个白人小孩的。她由此强调指出，现代有关种族的文化假设本质上就是矛盾的：白人可以创造黑人，但黑人不能创造白人。

殖民者在解决美洲土著部落和英国皇权给殖民地带来的问题时，都是通过冲突来确立新世界的身份。在这里，冲突与新世界身份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得到了巩固。

在美国还未建立之前，来到这片土地上定居（有些时候仅仅是短暂定居）的主要是欧洲移民、传教士、军队和商人，而驱使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正是欧洲的宗教冲突。因此，从最开始，冲突就充斥着整个移民过程，也体现在欧洲外来者对美国土著人的态度中。早期宣传家努力说服欧洲君主和商人，让他们相信“新世界”既能传播宗教也能带来利润——那里有需要皈依的土著人，也有钱可赚。这些说辞将掠夺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致命的结合体，在这种背景下，冲突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当然，这个国家的军事起点是在最终的殖民冲突中，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中被建立起来的。这场战争将国家和公民服务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也将美国国家主义与战争联系在一起。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独立宣言》（1776）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实际上，这些如此冗长的“真理”只对那些要么是白人男性精英，要么是接近或有潜力成为这些人的群体有效。即使对于白人男性精英而言，这些真理也只是部分得以实现。当英国激进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时，虽然美国人已经完全做好准备接纳他的话，但他们还是将这个信息置于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解读，在发扬平等和自由的同时，仍在捍卫着奴隶制。

对于一些人来讲，只有当所有人都获得自由时，这个国家的理想才能最终实现。对于另一些人来讲，这个国家的未来只有当一些人终生为奴时，才是安全的。19世纪中叶，当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内战中奋力维持国家统一时，有一项真理对他是不言自明的。“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战，”林肯评论道，“但我们虽然使用了同一个词，表达的意思却是不同的。”

直至今日，如何让这种公民理想与现实相符或者甚至只是相近，仍然是美国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对于这个地理、人口和文化都错综复杂的国家而言，这个问题尤其棘手。美国研究普遍对于美国如何输出自己的民主理想、如何将之强加于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一问题更感兴趣，但有时却低估了这个国家自身在历史中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经历了怎样的挣扎。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如果说这个新世界的“巨人”总是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一边在海外“传授民主”，一边在海外“强求解放”，那么，美国自己的历史——不管是在19世纪60年代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则提醒我们，美国在国内也经常被迫展开相似的过程。与其说这是一种矛盾，不如说这是一种模式，一种在公民与种族、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保持平衡的困难行为。

第一章 新发现的土地

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反应大部分是基于想象的，这种想象甚至在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之前就开始了。然而，他们几乎无法理性地理解其他民族的生活，更不用说与这些民族达成妥协——这又刚好是想象的反面。但要注意的是，哥伦布大交换造成的后果并不应该过分夸大，也不能将美洲土著部落的不幸遭遇完全归结于欧洲出于贪婪而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贪婪固然是一方面，但在欧洲与美洲第一次接触时，并不全然是这种贪婪造成了美洲土著灾难性的人口剧减。疾病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天花、麻疹、黄热病都曾肆虐美洲。149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泰诺人的总人口估计尚有30万—100万，却在之后的短短50年间几乎完全消失；16世纪，墨西哥人口也锐减了90%。几乎没有医学证据表明美洲土著部落特别容易感染欧洲菌株。事实上，即使在对这种疾病免疫的群体中，天花也可以带来毁灭性的后果：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期间，有38%的白人联邦士兵因感染天花致死，与1520年阿兹特克人（Aztec）的天花致死率几乎一样。

欧洲人对于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之间的关系就有一种近乎矛盾的看法。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当地土著似乎是理想的剥削对象。从宗教的角度讲，他们又适合作为传教对象。欧洲人对于适应新世界的文化毫无兴趣，也从未认真考虑过以欧洲规范去同化原住民将有何影响。在他们眼中，这些非欧洲人既是潜在的宗教皈依者，又是陌生的“他者”，这种不确定的矛盾视角不仅存在于西班牙殖民过程中，也是16—18世纪整个美洲殖民进程的一个整体特点。

德拉斯·卡萨斯是西班牙的一位多明我会（Dominican）牧师，他目睹了西班牙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以及古巴的暴行，从个人经历出发，发自内心地控诉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土著部落施以的骇人听闻的残忍行径。德拉斯·卡萨斯极为反对这些暴行，指出美洲的土著部落应当得到认可与平等对待，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无疑超越了同时代的人。然而，他主张的解决方案却仅仅是换一种剥削对象：用非洲黑奴来代替印第安人劳动。他自己在晚年也对此懊悔不已。

在当时的英国，宗教改革后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亨利八世早逝所引发的皇室动荡更是让冲突愈演愈烈。由于爱尔兰信奉天主教，这种冲突也蔓延到了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上。英国人将爱尔兰人视为危险的陌生“他者”，效仿三千多英里之外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民族的残忍手段，对爱尔兰人进行了残酷迫害。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对以新教为国教的英国构成潜在威胁，也一直是西班牙和英国权力斗争中的一枚卒子。因此，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年继承英国王位后，加大力度让爱尔兰归于英国皇室治下。这一举措本不一定会影响英国后来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但伊丽莎白派往大西洋对岸扩张势力的那批人马，却正是16世纪六七十年代派到爱尔兰的原班人马。

在吉尔伯特、雷利和格伦维尔这些新教徒看来，爱尔兰人这些盖尔人的后代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他们对王权的忠诚度值得怀疑，他们自己的政权也非常残暴；因而，征服爱尔兰岛不仅是一个正确举措，在这个过程中使用残忍的手段也是正当的。据当时的目击者托马斯·丘奇亚德（Thomas Churchyard）描述，吉尔伯特采用将爱尔兰反叛分子斩首的手段，并且规定砍下的头颅“必须摆在通向他住所的道路两边，这样就没有人能够随便走进他的住所，如果非进不可，那就必须走过一条摆满头颅的大路”。吉尔伯特以这种方式“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惧”。[1]
对爱尔兰和美洲来说，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英国将西班牙对待美洲土著部落的暴虐之举看在眼里，在镇压爱尔兰时也采取了同样残暴的手段，而镇压爱尔兰的经验又使得他们日后在美洲面对土著部落时愈发肆无忌惮。不管是在镇压爱尔兰还是在殖民美洲时，他们都认为当地居民的文化是劣等文化，为了让这些土著“开化”就得使用极端手段。这也为后来开了先例：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这些新教徒白人一再边缘化新世界里的美洲土著、非洲黑人、天主教徒和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以此来划清优劣界限，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

当时的英国面临着贫困和人口过剩带来的困境，哈克卢特的论述很能引起女王的共鸣。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人口不断增长：从1520年的230万到1603年的375万，再到1690年的520万，但经济并没有跟上这种增速。就在哈克卢特写下这篇论述的时候，人口剧增带来的副作用已经相当明显。哈克卢特指出，“我们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多到“人们几乎没法比邻而居：非但如此，他们甚至准备好了互相吃掉对方”。在他看来，人口过剩带来的失业问题使得一部分人要么是威胁到社会秩序，要么至少是成了“英联邦的累赘”。这些社会弃儿倾向于“偷窃、做贼、做出各种淫荡下流之举，让英国所有的监狱每天都烦恼不堪”，他们注定了要么“饿死”，要么“可悲地被绞死”。哈克卢特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这部分过剩人口用来在美洲建立并且维持英国的殖民地。这个论断在日后也会成为英国为自己殖民美洲提供的理由。

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下篇》中，思想家约翰·洛克在探讨所有权和财产的性质时，提出“全世界初期都像以前的美洲”。他指出，劳动赋予土地价值、确立土地的产权。没有劳动，美洲的土地就一文不值；如果不以欧洲标准加以改善，任何人都可以拥有这些土地。“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美洲几个部落的情况更能作为明显的例证，”他观察指出，“这些部落土地富足，但生活上的一切享受却是贫困的。”然而，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对于在新世界付出劳动毫无兴趣，更不用说与土著部落共同创造一个多种族、舒适安逸的乌托邦社会。

最后让詹姆斯敦得以生存的是17世纪的两种贵重商品：烟草和奴隶。这两样商品都不在弗吉尼亚公司最初的计划里。在许多年里，烟草的种植也一直遭到管制，并没有其他作物种得多。但这场与“罪恶之种”的早期斗争注定失败，因为烟草能卖的价格实在太高，完全可以满足殖民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需求。1619年，弗吉尼亚公司首次运送了约90名“年轻、漂亮、接受过公正教育的年轻姑娘”到弗吉尼亚给殖民者做妻子。他们希望“妻子、孩子和家庭”也许会让弗吉尼亚的男人们“更加安定，减少流动”。弗吉尼亚公司担心，家庭纽带的缺失不仅会使殖民地必须靠源源不断的新来者帮忙维持种植园，还会让不少人仅仅到那里“赚到一笔就返回英国”[14]
。这次速配行动的受益者以烟草支付了他们妻子的船费。但烟草的种植需要土地，也需要劳动力，而殖民地还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不过，当年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解决这个困境的长期对策：1619年，一位荷兰商人将第一批非洲黑奴带到切萨皮克，从此，为美洲最初的移民，也为他们满怀野心来到的这片土地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想象世界。

第二章 山巅之城——一个救世主国家的起源

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因此，如果我们所行之事违背了上帝的差遣，使他收回了赐予我们的帮助，我们就会成为整个世界的传说与笑柄。
约翰·温斯罗普《基督慈善之典范》，1630年

当英国女性到弗吉尼亚后不久（图8），因为需求太高，“新娘的价格”从120磅烟草迅速飙升到150磅，使得女性成为只有成功的种植者才买得起的奢侈品。即便如此，对于殖民者而言，女性这种商品的吸引力也仍然无法与烟草抗衡。正如弗吉尼亚公司批评的那样，殖民地移民“过分尊崇他们挚爱的烟草，以至于不再种植其他主食作物”。新娘市场虽然没有让这个趋势继续恶化，但也丝毫没能让它有所好转。到1620年，烟草已经成为标准货币单位，并且在之后的许多年里都是如此。虽然弗吉尼亚公司在新娘的选择上付出了“非同寻常的精力和谨慎”，也期望市场中的女性可以嫁给“诚实且能力卓越的男人”，但整个交易中的商业贸易因素还是使这一期望化为泡影。具体来说，1621年，弗吉尼亚公司在一封详述泰格号向殖民地运送女性的信件中明确指出，经济利益是它最关心的事情。它期望“一名妇女能卖150磅优质烟叶”，还指出“如果任何一名妇女死去，其他妇女的价格就需要按照相应的比例增加”

这种将女性视作商品的做法凸显出切萨皮克殖民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它一开始对于商品和个人的态度。在最初的几十年中，殖民地的基本食物供给仍旧过分依赖印第安波瓦坦部落和弗尼吉亚公司，发展壮大则要依靠新移民劳动力的大量涌入。这些新移民来自英国贫困的家庭和教区，大多数人都在殖民地从事烟草种植业。殖民地从未试图变得像英国社会那样自给自足，也没有像推广人曾预想的那样，把它发展成返销国内市场以谋取利益的发财工具。詹姆斯敦仍然只是一个边陲小镇，居民酗酒成性，工作却消极怠慢。它不仅要面对来自外部攻击的威胁，还要被弗吉尼亚公司和移民者自身对殖民地未来不切实际的期望所消磨。正如一本关于19世纪弗吉尼亚历史的书籍中描述的那样，烟草对于殖民地有着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

最初，土著对殖民者恐怕并没有太多善意。就算有，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可避免的渐渐恶化，最终导致了1622年3月的大屠杀，造成超过300名殖民者死亡。即便如此，殖民者仍旧将烟草种植放在优先位置，却不愿增派人手驻防。资料显示，大屠杀发生一年之后，弗吉尼亚仍然“只有烟草而没有其他商品”，很少有人尝试种植对于殖民地的未来至关重要的“主食产品”。到了大屠杀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624年，由于弗吉尼亚公司宣布破产，弗吉尼亚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royal colony）。这些建立殖民地的商人们所怀揣的新世界的财富梦想，最终“灰飞烟灭”

即使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Charles I）强烈反对烟草消费，其管制方式也仅仅是将弗吉尼亚向英国进口烟草的垄断权收回到自己手中而已。因此，大量伦敦居民涌入烟草商店，英国皇室赚了个盆满钵满。虽然吸食烟草成为风靡一时的恶习，但烟草业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为它进入英国社会扫清了所有障碍。

没有一个英属美洲殖民地像新英格兰一样背负了如此多的意识形态包袱。在美洲的发展过程中，新英格兰同时还肩负了其他殖民地未曾有过的民族主义重担。1620年，到达美洲的五月花号（the Mayflower）虽然只载了100多位移民来到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却缔造了一段神话，而这个延续至今的神话，恰恰就是起源于普利茅斯岩这样一块岩石之上。政治家罗伯特·温思罗普（Robert Winthrop）在1867年写道，五月花号“在每一个新英格兰人的内心中都被奉为神物，一队拓荒的朝圣者乘坐它来到这里，并在美洲的海岸上确立了宗教自由的伟大原则”[11]
。和马里兰的建立如出一辙，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建立，如同它的命名所清晰体现的，同样是源于英国本土的宗教分立。至少就宗教而言，在1620—1642年来到新世界的清教徒就是希望可以在这里寻找到一个全新的、更好的英国。

清教出现在16世纪末期的英国，其信徒认为英国教会中的天主教组织和教皇制度是一种威胁，故而创立清教与之抗衡。清教运动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更像是一面意识形态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之下聚集的信仰者，不论其理念是极端还是温和，都共同坚持这样一种信念：英国教会应该和新教改革倡导的神学教义更加紧密地结盟。在新教改革的领导者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看来，一个人的灵魂注定只有两种结局：得到拯救或永世受难。这些人要想获得救赎，就必须成为上帝的选民（God's elect），也被称为“有形的圣徒”（Visible Saints）。因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所以清教徒相信，就算上帝已经预先指定了一个人的最终命运，也还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愉悦成功的生活，就算这样做未必能获得永恒的祝福，也还是有可能扭转局势获得救赎。

处在挣扎边缘的殖民者幸运地遇到了两个会说英语的阿尔贡金土著：一个是帕丢赛特人提斯匡托姆（Patuxet Tisquantum），殖民者习惯称他为斯匡托（Squanto）；另一个是阿贝内基族人萨摩赛特（Abenaki Samoset）。在分离主义者于1620年到达美洲之前，斯匡托曾被英国探险家托马斯·亨特抓捕，带去西班牙和伦敦住了一段时间。此前一年他回到家时，发现在自己离开期间，部落中的其他人都因疾病死去了。之后他见到了这些新殖民者，帮助他们与当地土著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而这些土著则帮助殖民者播种。他们之间的传奇还不仅于此。次年，土著与殖民者为了感谢上帝的恩赐，共同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一天后来成为美国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即感恩节（虽然这个节日一直到美国内战期间，即1863年才确定为全国性节日）。从此后十年的经历来看，这个历经挣扎但终获成功的殖民地也许树立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殖民冒险的先驱。

从当时一份参与屠杀的清教首领的记录中，可以清醒地洞悉到那时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思维模式。“看到他们在火海中煎熬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威廉·布雷德福回忆道，“同样恐怖的是，血液汇流成河并且凝固起来，散发出一股恶臭。”尽管如此，布雷德福仍旧认为这场屠杀和之后对于佩科特人的清洗是一种“甜蜜的牺牲”，也是上帝支持清教使命的一个例证。康涅狄格军队的首领约翰·梅森（John Mason）赞美这场屠杀“是上帝的行为，在我们眼中它非同凡响！”除此之外，温斯罗普在之后写给布雷德福的信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期望：这场屠杀再次证实了佩科特人和“其他所有印第安人”一样，都是白人殖民者“共同的敌人”。就连远在500英里之外的切萨皮克的爱德华·沃特豪斯恐怕也会认可这一观点，毫不怀疑地表示同意

1662年，弗吉尼亚殖民地首先确立了奴隶身份的母系制度，换言之，孩子将会继承母亲的法律身份。两年之后，马里兰殖民地确认了终身奴隶制的法律地位。弗吉尼亚殖民地则通过1667年和1670年的两项政策微调，透露出殖民地的种族政策走向。1667年，殖民地宣布洗礼入教并不会改变一个奴隶的法律身份。1670年，黑人购买基督徒或白人雇工被宣布非法

1705年，虽然奴隶制在各个殖民地已经非常普遍，弗吉尼亚殖民地下议院还是通过法律规定，“所有黑人、黑白混血人和印第安奴隶”是一种“不动产”，可以和其他不动产一样被买卖。紧接着这项规定，诞生了所谓南方殖民地的“特别制度”。

第三章 全人类的事业——从殖民地到《常识》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美洲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
托马斯·潘恩《常识》，1776年

在当时所有的宗教团体里，贵格会受到的迫害最为严重，这一点从1660年玛丽·戴尔在马萨诸塞被判处绞刑的事件中就可窥见一斑。正如贵格会《教友》期刊上早期的一篇文章所说，“遭到极为严重的误解和歪曲”是贵格会教徒难逃的宿命，他们被指控为诡辩家、自然神论者、浪荡子和偏执狂，“被迫对每一条教义和教规作出辩护”[3]
。因此，佩恩一直在为自己的“神圣实验”（Holy Experiment）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点。在1681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那一年，查理二世赐给他一片土地。他给这片土地取名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意为“佩恩的天堂”（Penn's paradise，图12）。第二年，佩恩抵达属于自己的这片天堂，亲自监督殖民地的建造。在这里，将会建起宾夕法尼亚最重要的一座城市菲拉德尔菲亚（现名费城），希腊语里“兄弟之爱”的意思。随后，佩恩又从瑞士人手中买下特拉华河畔的一个殖民地，那里在1703年成为独立的特拉华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英国贵格会移民。1680年，英国约有10000名贵格会教徒因异教信仰被抓进监狱，其中很多都遭处死。因此，数千名贵格会教徒来到了美洲，而吸引他们的正是佩恩在1701年《特权宪章》（Charter of Privileges
）中明确做出的保证：
居住在本地区的所有人都无须宣称或认可万能的上帝是这个世界的造物者和统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歧视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或仪式，或以此为由侵犯其人身、财产安全；不应强迫任何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敬拜、保持某种宗教信仰或是做出任何其他违心之举。

从1700年到1776年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的几十年间，超过50万移民涌入了殖民地。这些移民中包括约10万契约佣工、约5万遭到驱逐的罪犯、约20万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以及约28万非洲移民。

1691年，只会在小孩噩梦里出现的情景成为可怕的现实：人们认为巫术是导致他们疾病发作的原因，一个名叫蒂图巴的黑人奴隶和几个白人女性因此遭到控告。到了第二年，整个事态已经发展得不可收拾：邻居之间互相攻击，有些明显是在清算宿怨旧账。到后来，马萨诸塞总督不得不插手干预，解散了塞勒姆法院，而那时已有上百人受到审判，其中有14名女性和5名男性被定罪为使用巫术，遭到处死。

1699年建于波士顿的布拉特尔街教堂正表达了这种声音：这座教堂带头摒弃了只有上帝的选民才可以加入教会的观点。到18世纪中期，在“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在新泽西和纽约北部兴起，并且在18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在整个殖民地蔓延开来。一些激进的神职人员甚至连宿命论都予以摒弃，转而开始布道灵魂救赎论。

在写给他的朋友、伦敦商人彼得·柯林森（Peter Collinson）的一封信里，富兰克林暗示道，帮助不幸的人也许会构成“对上帝和自然秩序的反抗，他们的贫困和悲惨很可能是自己懒惰和浪费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为此而注定遭受的适当惩戒”

1758年，由于烟草歉收，烟草价格从每磅两便士涨为每磅六便士，为减少影响，弗吉尼亚立法机构希望以每磅两便士的价格用现金支付神职人员的薪酬，遭到国王否决。说到底，一切都是钱的问题。后来发生的殖民地与王室对抗的事件中，虽然不是全部，但大多也都是关于钱的问题。到最后，这改变了一切。

身处现在的人理解过去的事件时会遇到极大的障碍。现代人会很容易将1763年之后殖民地向英国权威发起的一系列挑战按时间顺序排列，并从这些事件中看到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而指出殖民地决定脱离英国是不可避免的。1764年，英国政府为偿还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带来的债务而颁布《糖税法》和《货币法案》，第二年颁布《驻营法》和《印花税法》，1767年开始征收“汤森税”（Townshend Duties），1768年派兵前往波士顿，1770年发生“波士顿惨案”，1773年颁布《茶税法》，1774年制定所谓的《强制法案》，这些都太经常被看成既定路线上的一个个指路牌，其终点正是1774年的第一届大陆会议以及1775年4月19日早晨莱克星顿草地上打响独立战争的第一枪。但是，通往革命的这条路上并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撇开帕特里克·亨利这类人的夸大言辞不提，1763年乔治三世治理下的英国王室的举动普遍说来并不会引起乔纳森·梅休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些人的疑虑。

1765年召开的反对印花税法大会通过了《殖民地人民权利及其不满的宣言》（由于这些不满并未得到解决，1774年又有了第二份同名宣言），总结了殖民地的立场。这份宣言着重指出殖民地效忠于英国王室，同时也强调殖民地是英国国会的局外人。简言之，他们在英国政府里没有代表权，却又似乎可以未经允许就被政府强征税收。大会坚称这样做是错误的。“能够代表这些殖民地的只有殖民地自己推选出的自己人，”大会强调，“殖民地从来没有，也不能通过宪法强行征税，必须由殖民地各自立法规定。”为了废除《印花税》，殖民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英国也没有就此罢休，在1766年又颁布了《宣示法案》，指出英国国会“完全有权在任何情况下制定拥有足够效力的法案来约束殖民地和美洲的人民——这些大不列颠王室的子民”

虽然《印花税》常常被解读成是对于美国独立革命“无代表，不纳税”战斗口号的最初表达，但它其实并不完全是通过印刷文化煽动起美国民族主义的产物。英国王室试图给殖民地打上自己的印记时，确实激起了殖民地的全体反抗。这种反抗虽然很快结束，但问题绝没有就此消失，反倒越来越明显。1767年以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的名字命名的汤森税意图对更多类别的殖民地进口货物征税。詹姆斯·奥蒂斯为此写了《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1768年），进一步反对征税。两年后，一群和奥蒂斯持相同观点的民众走上波士顿街头，试图阻止英国军队执行税收法。他们与军队发生激烈冲突，五位殖民者不幸丧生，即所谓的“波士顿惨案”。这些民众后来也成为美洲殖民者反抗英国的著名形象（见图15）。在当时，这起事件并没有引发大规模起义，但波士顿在引爆革命中的角色还没演完。真正的燎原之火，是茶叶。

1773年，英国王室颁布《茶税法》，企图垄断北美的茶叶生意，扶持经济下滑的东印度公司。这对殖民地商人的利润构成威胁，导致殖民地和王室发生直接冲突，即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殖民地向波士顿港口倾倒成箱茶叶的这种戏剧性反抗姿态并没有上升为武力反抗。反倒是英国王室变本加厉，于1774年颁布强制法令，想要更严格地监管马萨诸塞，但这只是逼得殖民地团结起来共同反抗英国王室。这时候，问题已不仅是关于增加收入或管理经济，而完全是关于对殖民地的控制了。英国王室通过强制法令关闭了波士顿的港口，想让整个马萨诸塞殖民地归于更严密的王室控制之中，并且规定王室官员必须在英国本土接受审判，从而解除了王室官员可能在殖民地受审的威胁，此外还提议对《驻营法》进行更严格的实施。此外，英国王室也试图通过立法（《魁北克法案》）正式成立魁北克省并扩大其领地范围，同时还认可该地区的天主教主导地位，这也使得美洲殖民地对英国王室的政策越发感到不安和愤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实现了最终的转变：1763年时，它们还是一群互无联系的独立司法管辖区；到1776年时，几乎已经完全团结在一起，为了“全人类的事业”与英国王室抗衡。但如果不是1776年托马斯·潘恩写下了那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这么做。虽然殖民者于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1774—1775年的冬天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与英国公然发生了武装冲突，1775年召开第二届大陆会议并通过了《关于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声明》，但即便此时，他们也还没有一起走向独立的打算，也没有明确表达出殖民地所面临的主要危险。直到潘恩写下《常识》，才终于有了这样的表达

潘恩的小册子非常简短，便于广泛传播。当时的殖民地处在一种矛盾情绪中，这种情绪不仅影响到参加1774年大陆会议的代表，在1774—1776年间也给殖民地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而潘恩跨越了这种矛盾。他在一定程度上奉承了殖民者，将他们对于英国镇压的反抗称为“全人类的事业”。这种观点其实植根于当时广泛传播的反君主政体的共和主义言论，但在美洲殖民地却引起了特别的反响。在这个世界里有着多种多样的人口，在来到这里的人当中，有些是为了利润，有些是为了宗教宽容，有些是为了机遇，有些只是为了逃离；也有些人从没打算过来这里，最终却还是来到这个新世界，不管情愿与否，都要开始新的生活。潘恩这位来自诺福克的紧身胸衣裁缝正是在这个新世界里有了新的开始。潘恩了解自己的主要受众人群，他也正是这个人群里的一个典范，但他传达的信息却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反响。

第四章 不言而喻的真理——革命共和国的建立

我无意彻底排斥爱国主义观念。我知道它存在，并且还知道它在当前的争端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我敢断言，一场伟大持久的战争决不能仅仅靠这个原则来支撑，还必须有对于利益或回报的预期。
乔治·华盛顿写给约翰·巴尼斯特的信，1778年4月21日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1776年《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的确是鼓舞人心的宣言，但它既不能反映殖民时期美国的真实状况，也和独立后的美国国家发展没有太多关联。不过，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一旦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理念，就和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在《鲁拜集》（The Rubáiyát
）中所说的一样，手动自然“字成，任你如何至诚、如何机智，都难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任你眼泪流完也难洗掉一字”。这样雄心壮志的言辞，一旦被付之于纸面之上，就不可能再被收回。

在起草《独立宣言》之时，美国的国父们坚信他们仅仅在为脱离英国的决定进行辩护。但事实上，他们创制了一份充满梦想的宣言。在宣言中，他们向这个国家的子孙后代做出承诺，要将殖民者曾经信仰却从未实现的理想变成现实。在建国之初，美国就面临一个悖论：奴隶主宣扬着自由，而这种悖论至今仍在美国的土地上游荡。同时，从美国由殖民地变成国家的那一刻起，它就背负起“将原则付诸实践”这样一个自我强加的命令，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发展。“人人生而平等”的言辞就像国王宴会中班柯的鬼魂一样挥之不去。与此同时，“不言而喻的真理”这样的断言还伴其左右，总是不合时宜地跳出来，撼动着白人共和派的牢笼。

1776年，目睹殖民地时期美国的奴隶制现实，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指出，殖民地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大不列颠所奴役。在18世纪的殖民话语中，奴隶制度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修辞的手法，而是越来越多殖民者的一种生活方式。不过，这个词却很难被准确地定义。实际上，对于这个新生的国家来说，奴隶制和自由一样，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19世纪中叶，美国内战（1861—1865）激战正酣之时，联邦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总结了北方和南方各自的立场。“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战，”林肯评论道，“但我们虽然使用了同一个词，表达的意思却是不同的。对于有些人来说，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支配自己以及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自由可能意味着某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人以及他人的劳动成果。”[1]
革命的一代开创了这样一个自由的矛盾体，而几乎在一个世纪之后，美国人仍然在与之苦苦斗争。

这个国家决定切断与大不列颠的殖民关系时，并没有决定废除奴隶制，但这并不能全然归咎于《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事实上，在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初稿中，关于奴隶制的内容要比最终版中多得多。在初稿中，杰斐逊指出，乔治三世在殖民地犯下的最终的，可能也是最无争论余地的罪行就是“向人性本身发起残忍的战争，剥夺了一个从未开罪于他的遥远民族最为神圣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捕获和贩运他们到另一个半球为奴，或者使得他们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受悲惨的死亡”[4]
。杰斐逊想要将奴隶贸易的过错转嫁于大不列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人很难站在奴隶拍卖台前宣扬自由。此外，杰斐逊以那些殖民地的名义落笔起草宣言的时候，那些殖民地也不只寻求在大不列颠面前为自己辩护，而是着眼于所有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世人。

从任何标准来看，这些种植园主都是相当富有的。那些所谓的第一代弗吉尼亚家族——卡特家族、菲茨休家族、李家族和伦道夫家族——主要从他们可观的烟草种植业中获利，但在南卡罗来纳州低地，大米种植业的可观利润迅速将它变成了最富有的英属美国殖民地之一。其主要城市查尔斯顿也变成了一个非常繁荣、精致的城市。从很多方面来讲，这都是一种特权生活

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在1740年通过了《黑人和奴隶管理法案》（亦称《黑人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奴隶未经主人允许不得擅自活动，禁止奴隶接受教育，并且允许奴隶主处决反叛奴隶。

佐治亚殖民地是英国慈善家詹姆斯·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为了给英国穷人提供一个新的开始而创建的，其创建观念是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奥格尔索普试图从第一批殖民者到达佐治亚时就开始除去所有的诱惑之源。他认为，正是这些诱惑让这些人陷入了贫困，让他们来到了佐治亚。因此，酒精和奴隶在佐治亚均被禁止。奥格尔索普期望佐治亚殖民地中居住的都是那些在英国生活严谨、不畏辛劳的“值得帮助的穷人”。然而，这些穷人感觉他们理应获得更多利益，于是像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一样请愿，希望有权拥有奴隶。1751年，佐治亚成为皇家殖民地时，新议会第一时间便废除了禁止奴隶和酒精的法令；到了革命前夕，佐治亚最主要的城市萨凡纳已经像查尔斯顿一样成为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图17）。很多黑奴从这里被送往各个水稻种植园。他们将在那里度过余生，而他们的余生也很有可能因此缩短。

里维尔在1775年4月18日的夜晚的确骑马来到了莱克星顿、康科德和那里的武器仓库，警告人们英国军队正在向那里进发。不过，他几乎不可能像之后人们描述的那样，大声呼喊过“英国人就要来了”。首先，英国正规军本就驻扎在那里，实际上，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就在那里了。其次，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荒谬的说法，因为很多殖民者认为自己就是英国人。不过，真相和这种半虚构的表现手法之间的鸿沟，本质上正是美国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分野。实际上，作为殖民者的爱国主义与作为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是相互冲突的，但是白人殖民者并没有像战后的革命故事中所暗示的那样，立即转变身份，把自己当成是美国人。在里维尔的奔骑传奇中，蕴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在革命时期，美国殖民者自发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英国人的镇压。这与事实完全不符。不过，从殖民者的角度来看，里维尔在传说中独自奔骑的故事恰好反映出1775年和1776年殖民地事件的真髓：正如托马斯·潘恩劝诫的那样，是时候让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了。里维尔的故事成为反抗英国统治者的一个象征性事件。这种反抗意识在当时已经在缓慢凝聚，但在1775年时还没有统一形成一种追求美国独立的信念，更没有塑造出明确的美国人身份。

如果说民兵志愿军有时候并不可靠，那么，13个殖民地同心协力反抗英国政府这件事情，也并不是那么可靠。或者毋宁说，爆发的是13场本质上互不相关的革命，这些革命最终都沿着相似的轨迹，但却是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朝预期的终点进发，也带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

照顾到奴隶制的批评者，宪法规定“对于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在1808年之前，国会不得加以禁止”。简言之，到了1808年，从海外进口奴隶的贸易就将被废止。同时，奴隶也不会因为逃往一个不那么接受奴隶制的州而重获自由，因为宪法为了保障奴隶制的拥护者，规定“凡根据一州之法律应在该州服役或服劳役者，逃往另一州时，将不会……解除其服役或劳役，而应依照有权得到劳役或劳动的当事人的要求，将其交出”。宪法中的这一条款明确支持奴隶主追回任何逃跑的奴隶。不过即使这样，一些南方代表仍旧心怀不满。他们希望鱼和熊掌可以兼得。虽然他们将奴隶视为财产，但在涉及代表权问题时，又发现主张奴隶具有人性才有利于自己。土著人因为不用缴税，也就没有选举投票的权利，但是奴隶被计算为3/5个自由人。简言之，南方可以在把奴隶视为财产的同时，还将他们算作人。

第五章 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国革命

我们知道如何挽救联邦。世界也相信我们知道如何挽救它。我们——甚至是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拥有这项权力，也肩负这个责任。给奴隶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我们所给予和保留的同样光明磊落。我们将要么高尚地挽救、要么卑鄙地丧失人间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
亚伯拉罕·林肯《国情咨文》，1862年

对于这个牢固的联邦要如何实现、如何维持，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作者麦迪逊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对人性有更充分的认识，相信“党争的潜在原因”不是只有美国遭遇的问题，而是“深植于人性之中”。因此，尽管拉什强调改善美国公民的“原则、道德和社会行为”来构筑起共和主义大厦，麦迪逊却认为需要通过在地理和人口上的扩张以及新的宪法体制为美国的未来保驾护航。“把范围扩大，”他指出，“就可以包罗更多种类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全体中的多数人也就不太可能找到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即使存在这样一种共同动机，所有具有同感的人也较难发觉这种共同的力量，更难以采取一致行动。”

威尔逊警告指出，如果没有宪法，“我们政府的权力就只是空谈”。没有宪法，美国既不能防御也不能发展，甚至无法“移走河里的一块石头”。而一旦宪法到位，石块将成为这个伟大国度的建筑石材，河水也将成为这个伟大国度的天然渠道。威尔逊进一步预言，在国家建立发展之时，美国人“也会形成自己的民族性格”，这将不是一种普通的民族性格，而是被尚在讨论中的宪法所塑造的民族性格。他指出每个国家都“应当具有独创性”，但美国保留了太多其他国家风俗习惯的影响。美国的政体将会消除这些影响，并且也许会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5]

反联邦党虽然未能阻止宪法通过，但也没有就此罢休：既然他们无法阻止宪法得到批准，至少也可以确保宪法立即得到修正。他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忧虑，那就是在费城拟定的宪法没有涵盖《权利法案》。对此，一些联邦党人质疑《权利法案》在当时和以后都未必能比宪法更有效地保护个体的权利，麦迪逊也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8篇中警告不要太过于“相信那些公文保障能够防止权力的侵蚀”[6]
。尽管如此，第一届大陆会议仍然考虑到反联邦党的忧虑，在1791年通过了10条宪法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旨在遏制任何滥用中央集权的行为，提出保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一条），保护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第二条），并且解决了殖民时期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几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军队驻扎和“不合理的搜查和羁押”（第三条和第四条）等。此外，这些修正案也试图保障刑事诉讼的公正，禁止双重审判和自证己罪（因此才有“以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为庇护”避而不答的做法），也禁止施予“残酷且不寻常的惩罚”（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八条）。

这些修正案里有一些与英国的司法惯例相去甚远。1689年英国曾制定《权利法案》，首先提出“宣言”、“权利法案”这些概念，界定免受君主（或中央）权威干涉的自由，规定新教徒享有持有武器的权利，同时也保护言论自由。美国在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后，并不会完全复制英国的生活方式，照搬政府体制的形式与功能。美国宪法与英国司法规范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美国宪法用世俗语言严格区分教会与国家，并且通过第一修正案强调了这种区分。当然，这样做其实也几乎没有带来多少不同，新教白人精英仍然在美国政坛占据主导地位。

华盛顿在离职演说中提出，形成国家品格对于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他列举了形成国家品格能够带来的部分好处，但更多的是提醒民众防范随之而来的风险。他强调指出，“政府的统一”相当重要，这不仅能让美国人成为“一个民族”，而且更是独立“大厦的主要支柱”。“极为重要的是，”他敦促美国民众，“你们应当正确估计全国性的联合对你们集体和个人幸福的巨大价值。”他着重强调美国人是“出生或选择住在这个共同的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有权要求你们专注地爱它”。他鼓励民众将自己的“美国人”身份置于州民身份之上，将爱国主义置于“任何因地域差别产生的名称”之前。他再次强调指出，美国取得的成就是“群策群力的结果，经历了共同的危险、苦难，赢来了共同的胜利”

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s Whitney）发明了轧棉机，能从棉籽上成功分离出短的棉纤维，这项技术革新使得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成为可能。因此，与北部地区奴隶数量的减少不同，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等南部各州迎来了奴隶数量的剧增。在19世纪30年代，一个“种田能手”即健康的成年男性奴隶价值约500美元。到了50年代，其市场价几乎已经达到原来的三四倍。美国内战前夕的内部奴隶贸易每年转卖的奴隶约有8万、贸易额约6000万美元。当然，这种贸易的真实成本的支付者其实正是奴隶自身

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两个趋势“就像一个河床里有两股水流，一股往东流，一股往西流”，而南方尤甚——“在全体美国人中，南方人最需要维持联邦，因为如果让南方诸州各自独立，他们肯定吃亏最大。但对联邦的团结最有破坏作用的，也正是南方各州”。

第六章 帝国的西征——从联盟到国家

惠普尔声称：“这个国家不容许有任何不公存在。”到了内战结束、联邦获胜之时，在许多人心里，尤其是林肯心里，这种想法是最重要的。再次当选总统的林肯将目光坚定地投向了内战爆发的原因及其最有可能的终结方式，他将这场两败俱伤的冲突理解为奴隶制不可避免的代价。“我们满怀希望，我们热诚祈祷，愿这场可怕的战争灾难早日结束，”林肯讲道，“但假若天意要这场战争延续下去……直至奴隶在皮鞭下流淌的鲜血，用刀剑下的鲜血来偿清。”他强调，美国应该准备好为此付出代价。

由于前一年在那里发现了金矿，加利福尼亚州在1849年加入联邦的决定大受欢迎，并且迅速被接纳。加利福尼亚州最开始的宪法与美国其他各州并无区别，第一项条款便指出“所有人生而自由独立”，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这些“不可让渡的权利”，上述权利受到属于人民的政治力量的保护，并通过一个“为人民获得保护、安全和利益而建立的”政府来表达。其中没有规定任何种族或者人种之间存在差别。不过，30年之后，加利福尼亚州对宪法进行了修改，1879年的州宪法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议案。虽然“白人移民和非洲后裔移民”与“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但上述权利并不能扩至所有人。州宪法宣称“中国人，痴呆和精神病人，或被宣判犯有可耻罪行的人”无权“行使州内的选民特权”。除此之外，加利福尼亚州的任何商业活动都不允许雇佣“中国人和蒙古人”。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州宪法还规定“所有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都“只能使用英文实行、保存和发布”。

至少按照美国最重要的讽刺作家之一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话来讲，伯克利主教在18世纪所期许的美国新的黄金时代，在19世纪末不过仅仅是“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1873年，随着马克·吐温与好友编辑查尔斯·达德利·沃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合著的《镀金时代》一书正式出版，“镀金时代”一词便开始经常被用来指称内战结束到20世纪初期之间的时代。

从19世纪的医生和作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将美国人描绘为“现代世界中的罗马人——被同构的伟大人民”，到1908年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在著名的戏剧《熔炉》中提出的美国社会“熔炉”隐喻，多年以来，有很多名言表现了与克雷夫科尔所说的“美国人，这种新人”同样的意思。

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

联邦对于南方的政策常常优柔寡断，对于非裔美国人的政策更是摇摆不定。
1865年联邦资助成立了自由民局，来帮助实现从奴隶制到自由的顺利过渡，其中包括开办学校、建造医院、提供一般性援助和建议等，但自由民局只存在了短短五年，也从未得到必要的资源来实现其雄心壮志。

私刑并不只是在刑事案件中实施某种可疑的法外“正义”或者“滥用私刑的暴徒”擅自处理案件这么简单。白人对非裔美国人滥用私刑这件事也不能仅仅理解成白人为了控制黑人，不顾一切地维护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表达，虽然它的确是一种最为极端的表达。那些受害者遭受的私刑极其残忍，并且私刑这种公众场面经常会招来许多的围观群众（图38），有时甚至有超过一万人围观，因此这种现象绝不是能够简单分析的。一些旁观者还会自豪地将私刑照片散发给亲戚朋友，这种做法恐怕更让人感觉不安，也更难以解释。

反移民情绪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1855年，亚伯拉罕·林肯在批评当时的本土主义“一无所知”党时就曾指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起初宣布‘人生而平等’，现在实际上却变成了‘人生而平等，但不包括黑人’。一旦一无所知党掌握大权，它就会再度变成‘人生而平等，但不包括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

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
，1888年）一书中的男主人公，著名人物朱利安·韦斯特（Julian West）穿越到未来，发现2000年的美国已经完全消除了不平等，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韦斯特的未来之旅让他得以重新评估当下，他指出，“自从我见过另外一个世纪的样子，我眼里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从未来回来之后，他带着自己对当下世界的全新理解，在1897年的一次晚宴上严斥在座宾客。“我到过各各他（Golgotha），”他宣布道，“我看见人类被钉在十字架上！难道就因为你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太阳和星星在这个城市中看到的是什么景象，所以只能考虑和谈论别的事情吗？在你们隔壁，就有无数男男女女，你们的至亲骨肉，他们从生到死所过的生活只是一场痛苦，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克利夫兰坚称，这代表着“彻底背离了我们有关移民的国家政策”，而这个政策“原本是鼓励那些外国人来与我们共命运、参与建设我们辽阔的国家，作为报偿，他们可以获得美国的公民身份”。他提醒国会说，“美国在19世纪的巨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几百万勇敢爱国的移民，这也证明了这项慷慨大方的移民政策是成功的”。同时，他还攻击了那种将移民与失业、犯罪以及社会和经济衰退联系在一起的危言耸听的言论。“就在前不久，”克利夫兰指出，“人们还在这样谈论移民，但如今，那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已经成为我们最好的公民。”

1869年在费城创立的劳工骑士团秉承安德鲁·杰克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等前美国总统信奉的价值观，宣扬了一个不同版本的“财富的福音”。
骑士团实质上也在回顾从前那个人人都可以切实为自己做主的年代。在他们的理想世界里，就像林肯在1861年提出的那样，劳动不仅“先于资本、独立于资本而存在”，并且本质上也是“优于资本”的。在这个世界里，“自由雇佣的劳动力不必终身都禁锢在这种处境里”。林肯期望“节俭的穷人在为别人劳动、领取薪酬一段时间之后”，能够转成“为自身利益而劳动”，这种期望一直到19世纪末期都是许多人的基本信仰。正如林肯所言，这个梦想“为所有人开辟了道路——给所有人带来希望、能量、进步和境遇的改善”

1881年，更加实用主义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并很快取代了劳工骑士团，但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几乎一直在持续爆发劳资纠纷：从1877年的铁路罢工事件，到1892年的秣市骚乱事件、卡内基霍姆斯特德炼钢厂罢工事件，再到1894年更著名的普尔曼罢工事件，人力和机器之间冲突愈演愈烈，而处于这些冲突中心的正是移民。这个政治舞台上甚至短暂出现过一个政党——平民党，又称人民党——既质疑大财阀的崛起，又呼吁限制移民。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就在商业和边境两个方面。有人提出，只要管控好两者，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第八章 士兵的信仰——冲突与服从

我们的国家只是刚刚迎来了黎明。不要脱下军装，继续奋勇向前。为了正义的和平，为了人民心中渴望的繁荣，将你的目光投向那些尚待征服的生命中的伟绩，并战胜人类的所有战争与错误。
伍德罗·威尔逊，葛底斯堡演讲，1913年7月4日

作为三位进步主义总统中的头一位（另两位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罗斯福为美国设计的发展方案既是创新的，也是保守的。那些他所热衷的计划，不管是巴拿马运河、环保节能问题还是美国的国际影响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着“美国主义”这一理念。在罗斯福于1894年谈到“真正的美国主义”这一观点之后，“美国主义”成为又一个经常和罗斯福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多政客和发言人都会反复回归的主题。在20世纪之初，如同罗斯福所做的一样，“真正的美国主义”这句口号最常在移民的背景下被提出，尤其是针对美国这样一个深陷矛盾之中的国家。美国的矛盾体现在它既疲于应对经济、种族和政治的平等之梦，又要面对大面积的工业落后和城市贫困的严酷现实；既要履行全球责任，又要解决国内动荡。这意味着美国不仅需要在移民中培养一种切实的爱国主义精神，更要首先确定这种爱国主义的含义。

如同罗斯福和其他一些人所表达的那样，进步主义在前景上是绝对乐观的，但其前提——首先要存在诸多需要与之战斗的邪恶——本质上则是悲观的。它大概分为两个主要阵营：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社会主义聚焦于提升美国最贫困阶级的生活，将主要矛头对准所谓的城市环境中的邪恶：住房和健康的不平等、童工法律、有组织的和其他形式的犯罪、卖淫和戒酒，这些仅仅是其中一些需要进行社会改革的问题。保守主义则采取了一个更为宽泛的策略，在过剩的工业时代和有机社会的必要性之间、在消费者和资本家之间、在国家和它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寻求平衡。它更多聚焦于联邦层面，通过“反托拉斯”来扩张中央政府在铁路定价和税收等方面以及推动八小时工作制等立法方面的权力。其成就包括建立了劳工部和联邦儿童局，并通过了一系列旨在保护雇员和消费者的法律。不过，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改革运动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信仰和恐惧在他们的工作中都是相伴而行的。

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

美国是一块大陆中的一片。美国是一群控股公司，是一些工会组织的集合体，是一套小牛皮封面的法律书，是一个广播网，是一群连号的电影院……美国是一帮穿着制服被埋葬在阿灵顿公墓的人。美国是你离家后的通讯地址上最后的那几个字母。但是多数情况下美国是人民的言论。
约翰·多斯·帕索斯，《美国》，1938年

随着“百分之百美国主义”这一理念的崛起，在强劲的现代化市场驱动下，三K党的成员数量剧增，从1920年的5000人增至1925年的几百万人。
自内战后首次化身以来，三K党也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移民、进步主义和一战造成的紧张局势中，将三K党的所作所为指责为带有偏见似乎已经不够准确了，因为它看起来好像反对一切的人与事，并且有各种各样的反对理由，从种族到宗教，五花八门。三K党的活动范围也更多地聚焦到城市，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南方的黑人和白人移居到了北方城市，尤其是像底特律这些汽车行业飞速发展、有大量就业机会的城市。不过，三K党势力的中心地带还是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在印第安纳州，三K党有效控制了该州的共和党。

第十章 变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时代的美国

在美国为谁而战这一问题上，罗斯福的两次著名宣言阐明了官方立场的两个核心，这两次宣言都是在美国正在支持盟军但尚未参战时发表的。第一个核心是罗斯福把美国描述为“民主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第二个核心出自他对民主社会最可贵的品质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两大核心含义都建立在民族责任感的基础上，这种责任感让美国人感受到历史的重任，也将美国人放置在了以独立战争为起点的历史脉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