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父子为何不肯重用「名将薛岳」?

章来源: 严汣霖|短史记(ID: tengxun_lishi)

影响蒋氏父子对薛岳的信任的,主要有三件事情。

一、薛岳“以岳飞自诩”事件

1941年8月20日,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的唐纵,于日记中写道:

“晚贺主任宴客,鲁荡平自湖南来,言薛伯陵之飞扬跋扈与部下之阿谀逢迎。长沙近有‘新战长沙’之戏,演薛伯陵湘北大胜故事。鲁用戏台辞令,形容有声有色,听者皆笑不可抑。”①

《唐纵日记》本系私人性质,后唐随国民政府退往台湾,日记不慎失落于大陆,遂被公开。鲁荡平时任湖南省岳阳县县长。薛伯陵,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湘北大胜故事”,即俗谓“第一次长沙大捷”。

图片[1]-蒋介石父子为何不肯重用「名将薛岳」?-人文百科

图:薛岳

为什么“新战长沙”这出以“第一次长沙大捷”为主题的戏剧,在鲁荡平和唐纵看来,所表现的却是薛岳的“飞扬跋扈”和其部下的“阿谀逢迎”,其台词竟使人“笑不可抑”呢?

曾任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的赵子立,有一段可供参考的相关描述:

“这个战役(笔者注:即湘北之战)的结局,是双方互有伤亡。在全战役中,我军所占的地形,都比日军高些,因此,日军火力虽强,他的伤亡也不少于我军。但我军也没有击破任何一个日军部队,日军也没有击破我军任何一个部队。……(战后)吴逸志(笔者注:曾任第九战区参谋长)让人编了一出现代京剧——《新战长沙》。薛岳头戴帅盔,身穿帅甲,前有马童,后有大纛,纛上大大地写了一个‘薛’字,两厢的龙套打着‘精忠报国’的旗子(这四字是薛岳标榜的口号),俨然以‘岳武穆’自居。吴逸志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着‘八卦衣’,俨然以‘诸葛亮’自居,及至遭到外界的讥诮和内部的反对(如当时的秘书长王光海,看了这出戏的一半,就生气不看了)以后,薛岳、吴逸志二人互相推诿,薛说:‘这都是吴参谋长搞的。’吴说:‘这是得到长官同意的呀!’”②

该戏剧的脚本,或已不存。不过赵子立的描述,尚可得到诸多亲历者的证实与补充。

如第九战区军务处长贺执圭称:

“敌退后,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由耒阳回到长沙,竟集合秘书室和副官处人员,胡编了一个《新战长沙》的剧目,强迫长沙、湘潭各剧院演出一年之久。剧中称薛岳为元帅,他自封诸葛亮,道白时说什么‘山人吴逸志自有道理’……”③

第70军军长李觉则说:

“尤其可笑的是:他们还编了个《新战长沙》的戏剧,在大会期间演出,把吴逸志塑造成诸葛孔明,登台点将,各军长挎腰刀应‘有’,弄得大家脸上发烧啼笑皆非。”④

其余,如罗文浪、邹继衍回忆,薛岳曾“编成一出‘新战长沙’戏剧,交各剧团一再公演,广为传播,大造舆论。”刘正材回忆,“在长沙首次公演自编的《新战长沙》时,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参谋长吴逸志也亲临观看,当饰演吴逸志的娃娃演员穿着八卦衣出场自白‘俺参谋长吴逸志是也’。薛、吴相视而笑。”⑤

事实上,该剧影响力并不仅限于第九战区,桂林等大后方舆论重镇也有上演(如1941年12月11日,丽华平剧团曾在桂林金城西园演出该剧);1943年,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在文章中评价该剧:

“湘戏的《新战长沙》之类,现今的团长、营长、总司令都穿着旧戏的盔甲上场,大唱其二黄西皮,马童带马翻着筋斗。这大约也是旧瓶装新酒。”⑥

流风所及,1941年广东省政府组织慰劳团北上第九战区慰问时,“演出的剧目:一是《薛刚》(即《举狮观图》),二是《岳飞》。这两个剧目暗喻对‘薛岳’的歌颂。”⑦

剧情如此,唐纵和鲁荡平据之评价薛岳“飞扬跋扈”、评价其部下“阿谀逢迎”,并非全无道理。这种来自国民政府同僚的评价,与地下党人郭光洲(时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底给延安的秘密报告中的描述,大致相同。郭在报告中如此形容薛岳:

“关于薛岳我想说几句话。这个人不仅对我党存有‘成见’,而且脑筋狭小、固执与横蛮,特别是极喜‘表功’。每当别人谈论起张治中在湖南的施政成绩时,他是很不高兴的。如果你说一声薛主席的施政成绩好,则很易得他的恩惠。他自己时常说,他的军队是岳家军,百战百胜的。而他自己之所以取薛岳这名字,就是为表明他有薛仁贵、岳飞之才能。在湖南的政府机关报《湖南日报》,现在差不多变成了薛岳个人的‘表功’的报纸,一切都照薛岳的指示去办理,而编辑和主笔不能有任何自主的权利(以上这些都是根据事实中的表现和接近薛夫人的妇女会同志的报告)。”⑧

第九战区这场“以岳飞自许/诩”(在薛的支持者看来,薛是以岳飞自许;在薛的批评者看来,则是以岳飞自诩)的宣传风潮,最终引来了蒋介石的干涉。

1942年4月18日,蒋介石致电薛岳,禁止其将九战区部队擅自命名为“忠精军”,命令薛立即抹掉所有关于“精忠军”字样的宣传。蒋的电报全文如下:

“长沙薛长官。顷阅长沙会战报告,内有‘忠精军’字样。以后切不可再有此字样,并将已有之文字从速抹去为要。此对党国与军纪为最不良之影响。若为外人所见更对兄发生不利之批评。事虽小须知关系甚大。望即改正勿忽。如何,速复。”⑨

所谓“忠精军”,显系源自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这一历史传说。

薛岳在给蒋介石的“长沙会战报告”中,于正规军队序列之外,将九战区部队特别命名为“忠精军”,实是抗战期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

蒋不允许薛将九战区部队命名为“忠精军”,与其对薛的个人观感关系不大,而另有政治深意。

其时,为防军阀借抗战之机坐大(或战区长官演变成为新军阀),国民政府在各战区推行“军政分治”。薛岳所在之九战区首当其冲,被蒋寄予充当“军政分治之表率”的厚望。但薛岳对此极为抗拒,不愿交出湘省行政。作为对抗,薛还屡次以辞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职务要挟重庆。

薛的这种立场,令陈诚处境极为尴尬(薛崛起执掌九战区,系陈诚竭力扶持所致)。

1942年1月29日,陈诚致电薛岳,请求其撤回辞职之举,拥护蒋介石的“军政分治”政策,认可中央选定的湘省省长人选:

“长沙薛长官伯陵兄:密。养电敬悉。吾兄公忠体国,勋劳卓著,委座倚俾特殷,希望尤切,吾人处此艰巨之局,绝不宜言辞。至军政分治,中央已成定案,刻正分别着手调整中。以湘省地位之重要,自不能轻易托人,吾兄荐尤青兄(罗卓英)自代,此种忠诚实为敬佩,惟委座已决定调尤青兄至三战区,襄助经扶先生。弟意以湘省民情及吾等关系,除尤青外,当以东原(王东原)兄为宜。委座已于二十六日会报时提出讨论,咸认极为妥当。总之,今日委座对于人事极为重视,吾人之出处,一唯委座之命令与革命之需要而定,以减委座对于人事上之困难,想吾兄当以为然也。隆冬天寒,尚希为国珍重,并盼示复。弟陈诚。元月三十日。”⑩

2月26日,陈诚再次致电薛岳,告以相同的请求。3月6日,薛岳回函,再次以辞职相要挟:

“辞公钧鉴:奉读手谕,感激泣下。职对军事政治之交代,已于元月准备完毕,上令一到,当可立即交代清楚。尔后归耕九峰,誓不再出,以免误己误国,有负总裁、钧座培育之深恩。万恳钧座转请总裁早日赐准,实感再生之恩。对钧座军粮,据湘粮政局报告,已交一百五十三万市石。以盐易谷,仍请钧区卓办较为切实。余请琪兄(黄琪翔)代为面禀。敬叩钧安,并祝健康。夫人暨公子等均此请安。职薛岳谨禀。三月六日。”⑪

一再规劝无效之后,陈诚只得于1942年4月17日致电蒋介石,就此事引咎自责,并继续替薛岳开脱,称薛之所以一再负气辞职,乃是“彼深误会,以为职欲去其主席”;且称薛所误会者乃是陈诚,认为陈诚出于个人原因欲剥夺其湘省行政权,而非故意对抗中央和蒋介石的“军政分治”政策。

电报全文如下:

“重庆委员长蒋:亲译。前薛长官岳电辞本兼各职,钧座拟准其辞去主席,专任长官,职知其此次辞职,完全出于负气,故有先由职告以钧座意旨,再行决定之建议。惟职自劝其可辞去主席,专任长官,并说明此举为中央军政分治之已定政策,自应由吾人首先提倡,彼深误会,以为职欲去其主席。拟乘此次参谋长会议之便,令吴参谋长逸志晋谒钧座探察,是否出自钧座之意。职对于此事,无以报命,深以为罪。职陈诚谨呈。筱施。”⑫

陈诚此电发出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42年4月18日,蒋介石直接致电薛岳,明确禁止其将九战区部队擅自命名为正规序列之外的“精忠军”,不允许薛岳以“岳飞”自许/诩,其用意不问可知。

二、薛岳与“华南分离运动”

但薛割据之心已盛,蒋的禁令适足以强化其离心,故后续仍动作频频。

如1943年,薛岳曾命其亲信幕僚吴逸志,通过吴氏在外交界工作的襟兄,越过重庆中央,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呈递了一份《关于美国加强亚洲作战的方案》,获罗斯福复电嘉许。此种地方战区越过中央政府,直接与盟国“外交”的行为,令蒋介石极为恼怒,闻讯后欲严办吴逸志。因薛岳力保,仅以免职另调告终。

1944年日军攻击长沙前后,薛岳又参与了“华南分离运动”,在史迪威的支持下,密谋脱离重庆另组新政府。

“华南分离运动”一名,来自宋庆龄与苏联的书信往来。宋在书信中写道:

当初美国人直接支持同李济深派的接触。各方愿意协同行动。美国人已经承诺供给李济深所需的武器辎重。万事俱备之际,李济深突然赴梧州,从而打破了美国人的计划。……一说起李济深的行为,美国人总是极其愤懑。”⑬

所谓“极其愤懑”的美国人,指的是史迪威及其同僚。

查美方档案,史迪威于1944年7月间,已得到其下属军官Lindsey的报告,对李济深的活动有所了解。Lindsey电报称:

“为回应薛岳将军提出的由我们协助其重新装备并训练位于长沙的第四军的援助要求,派往第九战区的Z部队(Zebra Force)观察员已于7月20日抵达其总部。该援助包括使用我们存放在桂林支援中国的既定装备,以及来自您的额外装备。

“薛岳将军不会将该要求提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他认为这样做将被否决。我和白崇禧将军也讨论过此事,他表示不会向重庆传达该要求,若有可用军用物资,此时不应被送往该区域。我的看法是:第九战区不适合接受提供给中国的装备。据可靠消息来源,一个由李济深元帅(Marshal Li Chi-sheng)、张发奎将军、余汉谋将军、薛岳将军、龙云省长(云南),以及一群四川的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政治集团,一直在密谈脱离重庆,于中国东南地区成立自治政府。我认为目前装备分配问题的困难,是因为中央政府在担忧这个集团。”

1944年8月8日,衡阳陷落;次日,李济深前往美国驻桂林领事馆,要求将其意见转达给美国最高当局。据美国领事Ringwalt报告,李的意见是:

为应对中国的严峻局势,一个名叫‘西南联防政府’的新政权,将在不久后成立。该政权的参与和支持者,包括广东、广西、湖南、福建、安徽、四川、云南和西康等省的诸多军、政要人。该政权之目的如下:1、取代目前重庆的一党一人独裁政府;2、实现国家统一,全民动员击败日本;3、与盟国更紧密的合作。各军政要人会以公开发出联名电报的方式,要求蒋介石辞职,预期不会发生武装冲突。临时政府将由李济深领导。李是重庆军事参议院院长,在1926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中,担任过总参谋长。”

史迪威对李济深等人的密谋态度微妙。一方面,他曾致电马歇尔,反对由李济深来取代大元帅(蒋)的阴谋,万一此事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希望美国密切关注白崇禧,史迪威认为白可以解决乱局,并与美国合作。另一方面,史迪威又对马歇尔声称:蒋若得到李济深密谋的消息,为自我拯救,应当会同意由我统帅全部中国军队。

在日记中,史迪威对李济深等人的密谋,兴奋地写道:“Hooray for crime!”(犯罪万岁);更早一些时候,史还曾在一份笔记中写道:“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

李济深晚年则回忆称:

“我派李卓贤到重庆去见史迪威,……要史迪威给予装备,史迪威答应可以。……同一时期,我又派人去与薛岳联络,薛岳那时也与美国接上了头。我又派人与余汉谋联络。”⑭

上述密谋,因史迪威被驱逐离开中国,而终告流产。

三、“薛岳等于叛变”事件

其实,在“华南分离运动”暴露之前,蒋对薛岳总体上还是一种信任态度。比如,1944年2月11日,蒋在日记中如此评价薛岳:

伯陵能力与工作成绩,皆有显著之进步 ,即其对于中央之信仰,亦已渐增,但其对所属之军队,总以一念之私,不能至公大正,甚至捏造余之手令,派委师长,使牵制中央军,以为其掌握各军之计,此乃幼稚之举动与心术,思之可笑。应以理义启导之,使之成材也。⑮

该2月,蒋在衡山召开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这段日记显示,蒋虽然察觉到了薛岳与中央之间存在隔阂,甚至发现薛捏造蒋的手令,但仍相信“其对于中央之信仰,亦已渐增”,相信“以理义启导之”可以使薛岳“成材”,即仍对薛岳抱持着希望。

但“华南分离运动”极大地影响了蒋对薛的观感;之后,在史迪威被驱逐出中国后,又发生了让蒋对薛彻底丧失信任的“薛岳等于叛变”事件。

“薛岳等于叛变”一词,出自蒋介石日记。该事件的始末,蒋日记中亦有较完整的记载。

1944年11月16日、17日,蒋在日记中写道:

晚经儿由赣回来,知薛已自由行动矣。

薛岳不奉命令,擅将其胞弟所率之第九十师,开驻赣州自由行动,此人狡诈诡谲,不讲情理,好变成性,终非以理与情所能感召。余平生待人一本至公,惟才是用,而不问其已往罪恶如何,不忍执法以绳,此所以有今日养痈遗患之忧也。

薛岳的胞弟,即薛仲述。蒋日记所述“薛岳不奉命令”、“开驻赣州自由行动”,指的是薛岳在没有得到任何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命部队进占了本由空军控制的赣州机场。

薛为什么要占领赣州机场?蒋日记后文会有叙述。这里先依时间顺序摘录蒋的日记:

十一月十八日上星期反省录:一、薛岳在赣自由行动,等于叛变矣。十一月二十一日:最近桂柳失陷,敌寇西进不已,中外舆论对我讥刺诬蔑,……各种形势恶劣,尤以薛岳在赣自由行动等于叛变,对于我手令,久置不理,最令人难堪。十一月二十二日:近日最难问题无法解决者:……三、薛岳自由行动,占领赣州机场,不能令其撤退,亦不能下令处治,而倭寇向金城江进逼,西进未已,则犹在其次也。

由这几则日记可知,蒋对薛岳擅自占领赣州机场一事,定性非常严重,称之为“等于叛变”。而且,日记显示,赣州机场被占领后,蒋曾下达手令要求薛岳的部队撤出,但薛置之不理,令蒋非常恼怒;同时,在日军进逼的大环境下,蒋又不能对手握重兵的薛岳采取任何惩治措施。

不得已,蒋只能对薛岳采取怀柔政策:

十一月二十四日:薛岳事,以经儿意,只有暂时置之,以待其自悟,正合余怀。上星期反省录:薛岳亦覆电遵命,不设赣州警备司令部。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纬国飞赣。

这段日记显示,蒋介石曾与蒋经国商议薛岳之事如何处理,蒋经国的意见是“暂时置之”,因为处理不了,暂且不做处理。同时,薛也给了蒋一点“面子”,在拒不撤出赣州机场的前提下,同意不设立“赣州警备司令部”这种常驻机构。蒋纬国飞往江西,目的很可能也是为了安抚薛岳。

再往后,蒋的三则日记,道出了此次“薛岳等于叛变”事件的核心要害:

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与魏将军(德迈)讨论作战准备各事,彼对我前方将领作战不力,后方机关办事散漫懈怠,以及薛岳向美军私自求给军械,并问余,薛是否忠实可靠。 

本月反省录:本月严重局势:甲、桂柳、南宁,短期间同时失陷。乙、伊宁、伊犁被俄侵占。丙、薛岳擅占赣州机场,私求美军接济武器。丁、敌寇侵入黔境。戊、成都学生罢课。己、昆明、成都谣诼频兴,人心不安。此皆极恶劣之现象。

十二月三日:美军在华最近之策略与行动,正在吸诱我地方军队与军阀,以削弱我中央之力量,而处处以武器为饵。彼不仅对于××、对于滇龙,而且薛岳亦为其所诱,乃知薛之所以要占领赣州机场者,其欲美军空运武器,在赣接受也。

由上述日记可知,魏德迈告诉蒋介石,薛岳曾“向美军私自求给军械”,请求美军绕过重庆直接向九战区援助武器装备。薛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之前与史迪威勾结的余绪。但此时的驻华美军司令官已换成了愿意与蒋介石合作的魏德迈,所以薛的行为被魏透露给了蒋,而且魏还意味深长地询问蒋“薛是否忠实可靠”。至此,蒋终于彻底明了薛岳擅自侵占赣州机场的真实用意。

有了魏德迈的支持后,蒋介石对薛岳的处理开始有了主动权:

十二月二十一:预定 ……四、对薛、余之慰书。十二月二十二:下午批阅公文,写薛、余、顾、曹等手书六件。十二月二十三:昨哺,与辞修、天翼研讨对薛岳之方针,使其安心消萌之道。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午与魏参长及廖耀湘谈话毕,约天翼、辞修谈东南各战区近情,彼等由东南视察回来,皆以薛岳并无异状为慰。

由上述日记可知:一方面,蒋让薛知道,他即便占领了赣州机场,也不可能再绕过重庆获取到美军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蒋也通过亲笔手书等方式,对薛进行了抚慰,以免其发生不测之变。

失去了史迪威的支持,薛只好选择与蒋介石和解,“并无异状”,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事件始末,大体如上所述。另有两点需要补充:

(1)1944年11月,薛岳突然出兵占领赣州机场,欲利用该机场,跳过重庆中央政府直接从美军手中接收军械,当与1944年10月,史迪威被驱逐离华有直接关系。之前,薛曾在茶陵修筑临时机场(九战区内的赣州、大余等机场属于空军,不受薛岳控制),史迪威的突然被逐,令薛岳不得不铤而走险。

(2)薛岳如此铤而走险,既是在赌重庆军委会不能处置自己,也表明在史迪威被逐后,在华美军中仍有致力于分裂国民政府者,否则薛无处联络,当不致有此行动。薛未料及者,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乃是重庆国民政府的坚定支持者。故魏向蒋言及了“薛岳向美军私自求给军械”一事,且问蒋“薛是否忠实可靠”。

此次事件之后,薛岳遂终生不受蒋介石父子(蒋经国曾深度参与处理“华南分离运动”与“薛岳等于叛变事件”)重用。

注释

①《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P223。

②赵子立、王光伦:《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取得会战胜利》。赵当时系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王当时系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营长。

③贺执圭,《记第一次长沙会战》。

④李觉,《第一次长沙会战回忆》。

⑤罗文浪、邹继衍,《第一次长沙会战亲历记》。刘正材,《我在一O二师的片断回忆》。

⑥《桂林文化大事记 (1937-1949)》,漓江出版社,1987,P451。欧阳予倩,《后台人语(之二)》,1943年1月15日,原刊于《文学创作》第一卷第四期。收录于《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P 313。

⑦广东儿童教养院院史编辑组编,《烽火岁月的丰碑 广东儿童教养院院史回忆录》,广东儿童教养院校友会/出版,1995,P101。另可参见:冼政光,《登台演出唤醒黄魂》。

⑧《郭光洲关于湖南党的工作概况给中央的报告》,收录于《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省档案馆编,P96。

⑨《蒋中正电令薛岳速删改长沙会战报告册[忠精军]字样》,“国史馆”档案。

⑩陈诚,《电薛岳告以湘省人事之决定经过》,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P203。

 (11)同上,P204-205。

⑫陈诚,《电呈委员长蒋对于薛岳辞职事引咎自责》,1942年4月17日。

⑬李玉贞/译:《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谈话纪录(1942-1945)》,收录于《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2》,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该档案原件,现藏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⑭李济深/口述,张克明/整理:《李济深先生略历》

⑮蒋介石日记,1944年2月21日。下文引自蒋日记者,不再赘注。

© 版权声明
THE END
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点赞8 分享
评论 抢沙发

请登录后发表评论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