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撰文：奥兰多·费吉斯

翻译：郭丹杰、曾小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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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里，娜塔莎，这位自小接受法国教育的贵族小姐，爱唱歌、跳舞，不论苏格兰舞、英吉利茲舞，还是俄罗斯民间舞，她都能翩翩起舞，展现婀娜多姿、优雅动人的俄罗斯风情。奥兰多•费吉斯通过“娜塔莎之舞”，重新诠释《战争与和平》这部巨作，介绍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契诃夫、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以散文般的笔触再现广袤质朴、包容一切的俄罗斯。

《娜塔莎之舞》（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通过对18世纪兴起的俄罗斯芭蕾、绘画、诗歌、戏剧和音乐等讨论，探索俄罗斯文化中欧洲文明与民间元素之间的分歧，“文明”和“本土”两个俄罗斯之间的对抗，以及贵族上流社会和底层农村民众间的分裂。书中更进一步讨论“俄罗斯灵魂”和“俄罗斯性”的建构与表现，揭示政治、国族认同、社会观念、风俗習惯、民间艺术、宗教等对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呈现出一幅充满戏剧性的细节、辉煌炫丽的文化长卷。

以下摘自该书第七章：透过苏维埃看俄罗斯。

1

阿赫玛托娃来到舍列梅捷夫家族的故居喷泉宫。1918年，她搬到这里来与第二任丈夫弗拉基米尔·希列伊科同住。这座建筑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过去4年，在这场将彼得堡变成彼得格勒*的战争和革命中，这里是保护这个家族免遭战火的避难所。但是正如这座城市（已经不再是首都），这座宫殿也盛景不再。它的最后一任主人谢尔盖伯爵，是普拉斯科维娅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孙子，正是他将这座房子作为家族博物馆保留了下来。他自己写过几本关于舍列梅捷夫家族历史的书籍。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期间，群众涌入这座建筑，要求提供武器来帮助他们对抗最后一批忠于沙皇的军队。伯爵打开了这座宫殿的创立者，陆军元帅鲍里斯·舍列梅捷夫的收藏间，交出了一些来自16世纪的鹤嘴锄和战斧。为了让自己的家免遭侵袭，他将宫殿交了公，并在携全家流亡国外之前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签署协议，要求保留这座建筑做博物馆。舍列梅捷夫家的老仆人们留了下来。同时一位聪明年轻、研究中东的考古学家，希列伊科也在房子的北翼有了一间房间，他曾是末代伯爵孙子们的家庭教师，也是该家族的密友。阿赫玛托娃在一战前就已经认识希列伊科了，当时他是她在“流浪狗俱乐部”的波西米亚小圈子里认识的一个小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和她的前夫，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也在其中。喷泉宫不仅是她与希列伊科之间发生关系，也是将她的心向他拉近的地方。舍列梅捷夫家族的格言—“上帝善存一切”（Deus conservat omnia）镌刻在喷泉宫的家族盾徽上，她将在这里度过接下来的30多年，而这句话也成为她生活与艺术的救赎指导。

尽管在搬入这座前舍列梅捷夫家族居所时，阿赫玛托娃只有29岁，但这里就像她的新家，她来自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她生于1889年，在皇村上学。和普希金一样，她在这里吸收了法国诗歌的精髓。1911年她搬到巴黎，与画家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成为好朋友。他为她画了许多肖像，其中一幅在1952年之前一直挂在喷泉宫她的房间里。她的早期诗作受到象征主义的影响。但是在1913年，她与古米廖夫和曼德尔施塔姆一同加入了一个新的文学团体阿克梅派（Acmeists）。他们拒斥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倾向，重返诗歌的经典创作准则：明晰、简洁，以及对情绪体验的精确表达。她收入《黄昏》（1912）中的情诗为她赢得了很多喝彩，随后的《念珠》（1914）也是。她简单易懂的韵律风格使其很容易让人记住，而她的女性笔触与敏感在当时的俄国还属于新事物，这使她的诗歌非常流行，尤其在女性读者中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阿赫玛托娃正处于成功的巅峰。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身边总是围绕一群朋友、情人和仰慕者。那些年，她的生活中满是自由、欢悦和波西米亚精神。她与曼德尔施塔姆会让对方放声大笑，以至于“都陷到了睡椅中，不断传出弹簧的歌唱”。然后，随着战争的爆发，在一瞬间，“我们衰老了一百年”。她在《记1914年7月19日》（1916）中这样写道：

我们衰老了一百年，

这事发生在一瞬间；

短短的夏季已经结束，

耕后的平原升起硝烟。

沉寂的大道顿时声色杂乱

哭声阵阵像银器响彻云天……

我祈求上苍，捂住了脸，

让我死在第一仗之前。

歌声倩影从记忆中消逝

从此摆脱了多余的负担

上苍命令它把空白记忆变成可怕的书，

把雷雨的信息写在上边。

在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之后，阿赫玛托娃诗歌那种私密、抒情的风格看起来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它已经过时了，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纪。

二月革命扫除的不仅仅是俄国君主制，更是一整个文明。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等自由主义者和温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临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领导着国家，之后选举产生了立宪会议。他们都假定革命能够被限制在政治领域之内。但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的权力机构及权威都土崩瓦解—教会、法律、领地上的乡绅、军队里的军官、下对上的尊重和服从—全国唯一真正的权力都转移到地方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也就是苏维埃）的手中。正是以它的名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通过结束战争、割地赔款并与德国达成和议来巩固政权。《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于1918年3月签署，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大部在德国保护下取得名义上的独立，俄国于是损失了帝制时代三分之一的耕地和超过一半的工业基地。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被削减到仅与17世纪俄罗斯相当的程度。利用沙皇军队的残部，布尔什维克建起了红军，在1918—1921年的内战中与白军（保皇党、民主派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者的大杂烩）和支持白军的外国干涉军（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和其他10多个欧洲国家）作战。

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场反对一切特权的战争，但是要论俄国革命实际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作用—半文盲的大众对他的著作所知甚少—要远小于平等主义的习俗和农民对乌托邦的呼唤。早在马克思写下这些理念之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就贯穿着它们：多余的财富是不道德的，所有财产都是偷窃得来，以及体力劳动是价值唯一真正的来源。在俄国农民的头脑中有着基督教尚贫的美德观念，而布尔什维克给自己的报纸起名为“贫农报”正是机智地利用了这个事实。这种对真理（pravda），对真相与正义的追求，赋予了这场革命在大众认知中半宗教的地位：对私有财产的宣战是通往地上天国的炼狱之路。

通过给这场革命披上制度形式的外衣，布尔什维克得以调动广大贫民身上极为强大的革命力量。这些贫民是很乐于看到富人和强者被毁灭的，不管这是否会让他们自己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他们允许赤卫军和其他自封的武装工人团体劫掠“富人”的住所、没收其财产。他们把有闲阶级驱赶去做诸如扫雪和扫垃圾这样的工作。阿赫玛托娃被迫清理喷泉宫周围的街道。房屋委员会（一般由前守门人和家仆组成）接到命令，将城里的穷人迁入之前特权精英的住所中。喷泉宫等宫殿被分隔成了公寓单元。在夺取政权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就发起了一场群众运动，鼓励工人和农民向革命法院和当地的契卡（Cheka），也就是政治警察告发自己的邻居。几乎任何事情都能被认为是“反革命”—隐藏财产、上工迟到、醉酒或流氓行为，于是监狱不久便人满为患。大多数在布尔什维克政权早期被契卡逮捕的人都是被邻居告发，而且经常是公报私仇。在群众运动的气氛中，没有任何私人空间不被触及。人们生活在不断的审查中，一直被房屋委员会监视，还要随时为被捕担惊受怕。这可不是抒情诗的时代。

作为来自昔日的人物，阿赫玛托娃被大众所遗弃。左翼评论家说她表达个人情感的诗歌与新的集体主义秩序不符。有一些与她同时代的诗人适应了革命的新情势，比如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一些人天生就为革命而生，比如马雅可夫斯基。但是阿赫玛托娃深深植根于古典传统，于是就像曼德尔施塔姆一样，发现自己很难与新的苏维埃环境相妥协。在苏维埃时代早期，她创作很少。在内战期间彼得格勒条件艰苦，挣扎求生耗尽了她的能量。当时长期缺少食物和燃料，人们不是沦为冻死骨，就是从这座饥荒的城市逃去乡下，结果人口下降了一多半。树木和木屋都被砍了当柴火烧，马匹倒毙在大路中间，莫伊卡河与丰坦卡河漂满了垃圾，鼠疫疾病横行，这座沙俄首都的日常生活仿佛回到了史前时代，绝望的人们翻箱倒柜，只为一片果腹的面包或一根用来烧的木棍。

对旧知识分子来说，条件尤其恶劣，他们成为社会的最底层。虽然大部分人都被国家征召加入了劳动组，但很少人有工作。虽然他们从国家能得到食物，但是用彼得格勒的党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的话说，这微薄的第三等配给“仅是一点面包，只够让人尝一尝味道”。高尔基在布尔什维克中间以其1917年之前的左翼立场而颇受看重，于是担起了为饥饿的彼得格勒知识分子发声的重任，为他们请求特殊配给和更好的住房。他建立了一个作家的避难所，随后建立了“艺术家之家”，还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世界文学出版社—为大众出版廉价的经典名著。世界文学出版社为大量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提供了翻译和编辑的工作。实际上，许多20世纪的文学巨擘能在饥荒年月中活下来，都要感谢高尔基的帮助—包括扎米亚京、巴别尔、楚科夫斯基、霍达谢维奇、曼德尔斯塔姆、皮阿斯特*、左琴科、勃洛克和古米廖夫等人。

阿赫玛托娃也向高尔基求助，请他为自己谋得工作和配给。她当时与希列伊科分享他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古代所当助手的微薄食物补贴。他们没有燃料，痢疾在喷泉宫住户中蔓延，而且听起来有点夸张，他们还养着一只希列伊科捡到的被遗弃的圣伯纳德犬，根据舍列梅捷夫格言的精神，他们把它留了下来。高尔基告诉阿赫玛托娃，她只能通过做某种办公室工作来得到最微薄的工资，然后还带她去看自己收藏的高级东方地毯。据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说，“阿赫玛托娃看着高尔基的地毯，赞美了它们，然后空手而归。我相信，这让她终生讨厌地毯。它们尘土味太重，而且带着一种与即将毁灭的城市不符的奢华气息。也许高尔基害怕帮助阿赫玛托娃，也可能他讨厌她和她的诗歌”。但是在1920年，她还是成功找到一份在彼得格勒农业学院当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也许还是高尔基帮的忙。

1921年8月，阿赫玛托娃的前夫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彼得格勒契卡逮捕，监禁了几天，不经审判就遭枪杀，罪名是参与了一次保皇派阴谋—这几乎肯定是莫须有。古米廖夫是被杀害的第一个大诗人，而之后还有很多。他死后，知识阶层感觉他们的文明已经死掉了。

阿赫玛托娃对革命没有希望，只有恐惧。但是她明确说道，她认为一位诗人如果在1917年之后离开俄国，那就是罪恶：

抛弃国土，任敌人蹂躏，

我不能和那种人在一起。

我厌恶他那粗俗的奉承，

我不会为他们献出歌曲。

我永远怜悯沦落他乡的游子，

他像个囚徒，像个病夫。

旅人啊，你的路途黑暗茫茫，

异乡的粮食含着艾蒿的苦楚。

我剩余的青春在这儿，

在大火的烟雾中耗去，

我们从来没有回避过

对自己的任何一次打击。

我们知道，在以后进行评审时，

每个小时都将证明自己无罪……

然而世上不流泪的人中间，

没人比我们更高傲，更纯粹。

就像所有伟大的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感到成为祖国“记忆的声音”是一种道德义务。但是她的责任感超越了民族立场，作为一个基督徒，她有着留在俄国与人民共同经受苦难命运的感情冲动。和很多她那一代的诗人一样，她将苦难命运视为对原罪的惩罚，相信她是受召来用吟诵诗歌救赎俄国的过犯（或罪）。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有救赎情怀的诗人。楚科夫斯基说她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东正教诗人”。为俄国的苦难而牺牲的主题贯穿她的著作。

2

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在之前住过的公寓饮弹自尽，时年37岁。这所公寓位于莫斯科的卢比扬卡大楼附近，那时布里克一家把他赶了出来。自杀是马雅可夫斯基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为自杀写的遗言就是从一首未命名也未完成的诗中摘选的（略有改动），那首诗很可能写于1929年夏天：

如他们所说，

一个拙劣的故事。爱情之舟

在现实面前

摔得粉碎。我们的生活

恰好已经过够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无益地

用痛苦和侮辱互相指责呢？

对活下来的人—我祝福他们。

布里克夫妇将他的自杀解释为“马雅可夫斯基扭曲生活态度不可避免的结果”。他超越俗世的希望和期待与现实生活发生了激烈的冲撞。最近有证据表明，马雅可夫斯基并非自杀。现已发现莉莉·布里克是政治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她负责报告这位诗人私底下的看法。在他的公寓中有一条密道，通过那里别人能够进入马雅可夫斯基的房间，将其射杀后逃脱而不引起邻居的注意。他的密友爱森斯坦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些笔记，说明马雅可夫斯基一直生活在对被捕的恐惧中。“他必须被消灭—于是他们把他消灭了”，这是爱森斯坦的结论。

不管是自杀还是谋杀，诗人之死的意义很明显：苏联文学中再也不会有特立独行者的空间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思想毕竟深植于革命前的时代，而他的悲剧也在所有像他一样、将自己的命运和新社会绑在一起的先锋派艺术家身上重复。马雅可夫斯基晚期的作品遭到苏联当局的攻击。《臭虫》（1929）是一部针对苏联作风和新官僚、令人目不暇给的讽刺剧，而肖斯塔科维奇为其作曲，让多个乐队在台上台下交错演奏不同类型的音乐（从古典音乐一直到狐步），更为这炫目的蒙太奇多添了一笔。媒体攻击这部剧，说它没能以英雄主义来描绘苏联的未来。一位评论者抱怨说：“我们就此剧得到的结论是，1979年社会主义下的生活将会非常沉闷。”（事实上，这正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真实写照。）[88]下一部剧《澡堂》在诗人去世前一个月于莫斯科梅耶荷德剧院首演。这部剧是一场惨败，它对苏联官僚的诙谐批判再一次为他惹来了媒体的挞伐。但是压倒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30年3月在莫斯科举办的回顾展。这场展览被艺术界人士有意识地回避了。去展览上拜访他的奥尔加·博尔格里茨回忆说，她看到的是一个“表情严峻忧伤的高个子男人，他的手背在后面，独自在空荡荡的展厅中徘徊”。在为展览工作了整整一晚之后，马雅可夫斯基说他再也得不到他追求的东西了—“嘲笑那些我认为错误的东西……而把真正伟大的诗歌带给工人，这既不是落魄文人的穷酸文章，也不用刻意降低标准。”

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RAPP）的活动让非无产阶级作家和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同路人”无路可走。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星期中，为了挽救自己，绝望的马雅可夫斯基解散了左翼战线，加入了RAPP。这个组织于1928年成立，是斯大林工业五年计划的文学组织。它自视为对抗旧知识分子的文化革命的急先锋。在1930年的会刊中，它宣称“苏联文学的唯一目的就是描绘五年计划和阶级战争”。五年计划的目的是开启一场革命，将俄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同时让劳工阶层掌握权力。实业界迎来了新一波针对所谓的“资产阶级”管理人员（即1917年之前就担任管理职务的人）的恐怖行动，随后类似的运动也落到了技术和艺术领域的“资产阶级专家”头上。在国家的支持下，RAPP宣称苏联文学的“资产阶级敌人”就隐藏在左翼先锋派之中，并对其展开抨击。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前仅仅5天，他在一次RAPP的会议上遭到了谴责，批评他的人要求他证明自己的作品在20年后仍然会有人读。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任何发表个人思想情感的作家都被认为在政治上可疑。首批遭到冲击的是活跃在气氛相对自由的20年代的讽刺作家，其中就有米哈伊尔·左琴科。在五年计划的新政治气氛中，他针对苏联官僚空洞冗长的发言以及集体宿舍糟糕的生活状况所写的道德讽刺作品，突然间就被打成了反苏维埃。此时作家被要求表现积极面，唯一能够讽刺的题材就是苏联的外国敌人。随后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也遭到打击，他的果戈理风格的讽刺作品不仅被禁止出版，甚至不许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比如针对审查制度的《紫红色的岛屿》，以及针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莫斯科日常生活的《奇奇科夫冒险记》，苏联仇外的《不祥的蛋》，还有杰出的喜剧小说《狗心》（讲述一位神似巴甫洛夫的实验科学家将狗的大脑和性器官移植到人身上的故事）。最后还有安德烈·普拉东诺夫，他是一位工程师和乌托邦式共产主义者（直到他在1926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为止），对苏联所做实验在人身上产生的代价，他越发感到忧虑，这反映在他一系列非凡的反乌托邦讽刺作品中。其中有《叶皮凡水闸》（1927），一部适逢其时的寓言，讲述了彼得大帝进行的一场宏大但最终失败的运河开凿计划；《切文古尔》（1927），一个讲述追寻纯正共产主义社会失败过程的故事；还有《基坑》（1930），描述了噩梦般的集体化景象，其中为当地无产阶级准备的巨大公共宿舍—基坑，最后成为了人的巨大坟墓。这三部作品都被斥为“反革命”，而且在接下来的60多年中都禁止出版。

1929年，在对扎米亚京和皮利尼亚克有组织的批判运动中，RAPP的阶级斗争狂热达到了高潮。两位作家都在国外发表过苏联国内遭到查禁的作品：扎米亚京的《我们》于1927年在布拉格出版，而皮利尼亚克的《红木》则于1929年在柏林出版，是一部对苏联革命理想的失落提出尖锐批评的作品。但是对他们的攻击不仅限于对个别作品的批判。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时任全俄作家协会（All-Russian Writers’ Union）主席团主席，实际上就是苏联的头号作家，可能也是苏联读者和模仿者最多的严肃散文作家。对他的迫害是苏维埃政权向全体作家发出的明确警告，要求他们严格地服从并和党保持一致——正如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初就提出的那样。

五年计划并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化方案，它更是一场文化革命，是国家将所有艺术形式动员起来建设新社会的一场战役。根据这项计划，苏联作家的首要目标就是提高工人的觉悟，通过包含着工人能够理解的社会内容并从中联系到积极理想的作品，让他们加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对RAPP这些好战分子来说，只有高尔基这样根正苗红的作家才能完成这一点，而不是由那些最多不过是“同路人”的左翼“资产阶级”作家。1928—1931年之间，约有1万名“作家突击手”—如同“工人突击手”，为了完成计划，他们将带头冲锋——从工厂中选拔出来，由RAPP训练他们为苏联出版社编写工人自己的故事。3

随着20世纪30年代走入尾声，苏联政权完全放弃了建立与旧文化区别开来的“无产阶级”或者说“苏维埃”式文化的努力。反之，它推动了19世纪民族传统的回归，当然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形式加以重现。重提“俄罗斯民族经典”是斯大林政治谋划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其统治的那一剧变年代，它通过文化创造出一种稳定的现象，尤其是要高举自己那一套民族艺术旗帜，来抗衡“外国”先锋派的影响。在所有艺术门类中，19世纪的经典都被奉为苏联艺术家应当效仿的榜样。阿赫玛托娃等现代作家的作品无人问津，而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和托尔斯泰（虽然不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倒是数以百万计地出版，以满足新一批读者的需要。风景画本来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濒临绝种，结果突然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宠儿，尤其是展现苏联工业征服自然世界壮举的画。这些风景画遵循的都是19世纪末画家的风格，比如列维坦、库茵芝†和巡回展览画派，有些年龄大些的画家年轻时还可能跟他们学过画。正如伊凡·格隆斯基所评论（以《消息报》编辑向来的直率作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鲁本斯、伦勃朗和列宾”。

在音乐上，苏联政权也将时钟拨回到19世纪。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和“强力五人组”在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作曲家那里虽然失宠，但现在又成了苏联所有未来音乐的典范。19世纪宣扬民族艺术的斯塔索夫，他的作品现在又被擢升为经典。斯塔索夫支持在艺术作品中加入民主的内涵和进步的目的或理念，这在20世纪30年代被利用来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张目。他对佳吉列夫和欧洲先锋派世界主义的反对，被苏联拿来为其反对现代主义“异类”的运动服务。这是对这位艺术评论家观点的极大歪曲。斯塔索夫是西化主义者。他希望将俄国文化提升到西方的高度，让双方能够平等地交流接触。他的民族情怀从不排斥欧洲的影响。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他成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是西方势力的反对者，是宣扬苏共领导人对俄国文化优越性信念的先知。

在1937年，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是苏联当时的一件大事。全国四处举行节庆活动：地方小剧院上演他的戏剧，学校组织特别庆祝活动，共青团员去诗人生平行迹所至之处朝圣，工厂组织起学习小组和“普希金”俱乐部，集体农庄也在举办嘉年华活动——会上还有人装扮成普希金童话中的角色（有一个地方不知道为啥出现了拿机关枪的恰巴耶夫）。当时拍摄了几十部关于普希金生平的电影，建起多座以他命名的图书馆和剧院，还有不少街道、广场、剧院和博物馆也都改以他命名。普希金作品出版也惊人地繁盛起来。在这场狂欢中，他的作品卖出了1900万册，计划于1937年推出的新版普希金全集也接到了上千万份预订——虽然由于大清洗以及频繁的工作人员流失，这部全集直到1949年才完成。在《真理报》宣布普希金是“半神之人”，以及中央委员会颁布法令授予他“俄国文学语言的缔造者”、“俄国文学之父”甚至还有“共产主义奠基人”荣誉称号之后，对普希金的崇拜达到狂热的顶点。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在《我们的普希金同志》中写道，普希金已经预见到了十月革命的到来，因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在他的心中像“火红的煤块”一样熊熊燃烧，这种精神在整个19世纪不断闪现，最终在列宁的灵魂中燃起了新的火焰。《真理报》宣称，因为普希金是一位为所有人写作的纯正民族主义诗人，他的祖国就不再是旧俄国，而是苏联和全人类。

“只有在这个国家中，诗歌才受到尊重，”曼德尔施塔姆在20世纪30年代对朋友们说，“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有更多的人为它而死。”就在苏维埃政权不断树立着普希金纪念碑的同时，它正在解决着普希金的文学后辈。在参加了1934年第一届作家大会的700名作家里，只有50人活到1954年的第二届大会。斯大林救了布尔加科夫，喜爱帕斯捷尔纳克（两人尽可以被打成反苏维埃分子），但是也毫不犹豫地谴责RAPP中党的写手和左翼作家。他阅读严肃文学（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很讨厌借书给他，因为他还的书上面总有油乎乎的指纹）。他知道诗歌在俄国的力量。在1934年运动全面发动之后，他转向了更强有力的控制措施。转折点就是1934年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被谋杀。他支持更温和的政策，因而比斯大林更受欢迎，而且之前也有过将他推上台的密谋活动。斯大林利用这次谋杀发动了一场针对苏维埃政权所有“敌人”的大规模运动。这场运动在1936年8月对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三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摆样子的公审时达到高潮，直到1941年俄国卷入二战之后才停止。阿赫玛托娃将20世纪30年代初的日子称为“素食年代”，因为跟随后的年代相比，这段时间造成的伤害要少得多。

曼德尔施塔姆第一个被打倒。1933年11月他写过一首关于斯大林的诗，还秘密地读给朋友们听过。……1934年5月秘密警察冲进曼德尔施塔姆一家在莫斯科的公寓时，阿赫玛托娃正好拜访他们。“他们搜了一整晚，”她在一部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中说，“他们四处找诗，他们把手稿从箱子里扔了出来，仔仔细细地查。我们都坐在一个房间里。当时非常安静。隔壁基尔萨诺夫的公寓里传来了尤克里里的声音……他们在早晨七点把曼德尔施塔姆带走了。”在卢比扬卡大楼接受审讯时，曼德尔施塔姆毫不避讳自己那首诗（他甚至还给审讯者把诗写了下来），可能因为他已经猜到自己会被直接送到西伯利亚的集中营。但是斯大林的决定却是“隔离审查”。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站在曼德尔施塔姆一边进行了干涉，警告斯大林“诗人总是正确的，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还有帕斯捷尔纳克，在尽量不把自己也卷进去的前提下，当斯大林给他家里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尽全力为曼德尔施塔姆辩护。

曼德尔施塔姆一家被流放到莫斯科以南400公里的沃罗涅什，在1937年回到了莫斯科地区（但还是不许进城）。当年秋天，他们一家无处可去，于是就去列宁格勒拜访阿赫玛托娃，睡在喷泉宫她房间的大沙发上。……6个月后，曼德尔施塔姆再次被捕，并被判处到西伯利亚东部科雷马河畔进行5年劳动改造—对身体羸弱的他来说，这无异于死刑。一路上他渡过了叶尼塞河、赤塔的小城还有斯沃博德内。1938年12月26日，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转运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在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中，阿赫玛托娃回忆了最后一次看到这位朋友的情景，那时他已经被剥夺了一切，而且即将被捕：“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更是一个伟大的人，在发现了这座丰坦卡河上的房子对我来说是多么糟糕［很可能是从纳迪娅（娜杰日达）那里知道的］以后，就在莫斯科火车站告别时跟我说：‘阿努舒卡（他以前从没这么叫过我），要一直记得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啊。’”

曼德尔施塔姆那首获罪之诗，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1935年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被捕。自从1921年父亲去世后，列夫一直和几位亲戚一起住在莫斯科以南250公里的别热茨克城，1929年他搬进了普宁在喷泉宫的公寓。1934年，在多次申请后他终于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之前每一次都因为“家庭背景”问题被拒）。一个春天的晚上，列夫在喷泉宫吟诵起了曼德尔施塔姆的那首诗—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能把这首诗背下来。但是当晚在他的同学朋友中，有一个是人民内务委员会的密探，于是他和普宁一起于1935年10月被捕。阿赫玛托娃几乎发了疯。她冲到莫斯科，帕斯捷尔纳克帮忙给斯大林亲自写了一封信，列夫这才被放出来。这不是列夫第一次被捕，也不是最后一次。他从来没有参加任何反苏联的煽动活动。事实上，他唯一的罪过就是生为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如果被捕，那他也只是用来确保他母亲对苏维埃政权保持默许态度的人质而已。她与曼德尔施塔姆的亲密关系足以让当局对她心生疑窦。

阿赫玛托娃自己在1935年也受到人民内务委员会的严密监视。特工们会跟踪她，拍下进出喷泉宫的访客来为逮捕她做准备—档案已经披露了这一点。阿赫玛托娃很清楚自己身处险境。在列夫被捕之后，她觉得可能还会对普宁的公寓来一次全面搜查，于是烧掉了自己的大量手稿。就像所有集体宿舍一样，喷泉宫里遍布人民内务委员会的告密者—这可不是领薪水的官员，都是些普通住户而已，他们要么是感到害怕，想要展示自己的忠诚，要么与邻居有些小矛盾，或者觉得这样也许能得到更大的居住空间。集体宿舍糟糕的生活条件带出了在其中受苦之人内心中最阴暗的一面。当然也有大家相处融洽的集体宿舍，但是总体来说，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与共产主义理想还差着十万八千里。邻里会为各种事情争吵：个人财物、从公用厨房消失的食材、吵闹的情侣、彻夜不停的音乐等，而且每个人都处在紧张的偏执狂状态中，于是邻里纠纷很容易就会导致向内务委员会的揭发。

列夫在1938年3月再次被捕。他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被关了8个月，受尽折磨，随后被判处在俄罗斯西北部的白海运河工地做10年苦工。这正是此次运动的高潮期，上百万人就此消失。在这8个月里，阿赫玛托娃每天都会加入克列斯特监狱门前的长队，就像很多等待着通过小窗将包裹或信件传进去的俄罗斯女人一样。如果东西被收下，她们就能稍稍宽慰地离开，因为她们知道自己所爱的人还活着。这就是她的诗作《安魂曲》漫长的创作周期所处的背景（写于1935—1940年间，1963年在慕尼黑首次出版）。

正如阿赫玛托娃在她简短的《代序》（1957）中所解释的：“在那令人担惊受怕的叶若夫年代，有17个月我是在排队探监中度过的。一天，有人把我‘认出来了’。排在我身后那个嘴唇毫无血色的女人，她虽然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却突然从我们大家特有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我耳边低声问道（在那个地方人人都是悄声说话的）：‘您能把这个都写出来吗？’‘能。’我说。于是，在她那曾经是一张脸的部分掠过一丝似乎是微笑的表情。”

在《安魂曲》中，阿赫玛托娃在为人民发声。这首诗是她艺术发展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从描写私人体验的抒情诗到“亿万人民用我的呼喊抗议”——用《安魂曲》里的话说。这首诗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是它也表达了每一个失去爱人的人所感受到的痛苦。

这事情发生的时候，

唯有死人才会高兴，

高兴他获得了安宁。

列宁格勒像多余的废物，

在自己的监狱周围彷徨，

被判罪的人走着，成队成行，

苦难的折磨使他们神情癫狂，

火车的汽笛短促地

把离情别绪吟唱。

在沾满鲜血的皮靴下。

在囚车黑色的轮胎下，

无辜的罗斯在痛苦挣扎，

死亡的星辰高悬在我们头上。

正是从此时开始，阿赫玛托娃留在俄国的决定有了意义。她与同胞一同感受着苦难。她的诗已经成了一座纪念碑—为死者作的悼词，在朋友间低吟的符咒。它以某种方式对苦难达成了救赎。

不，我并非在异域他邦，

也不是在别人的羽翼下躲藏——

我当时是和我的人民一起，

处在我的人民不幸而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