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传

撰文：欧内斯特·C. 莫斯纳

翻译：周保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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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休谟，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建立了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不可知论的哲学体系。

半个世纪以来，莫斯纳的《大卫·休谟传》（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7年9月）一直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的现代最权威的传记。这本书不仅对大卫·休谟的生平有详细的著述，披露了关于休谟的罕见史实，同时也还原了一个精彩纷呈的18世纪，更探究了休谟所有的智识领域和智识活动，探究了作为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文人的多重面向的休谟，休谟的哲学——作为一种心智倾向，它为自己找到了这些面向不同的表达方式——在本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三十九章《哲人之死》。

“我估计将不久于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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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时出现的论争，其日益加重的病情也严重地侵扰了休谟晚年的幸福。自1772年起，休谟的身体状况就开始每况愈下，只是他尽力向身边的朋友隐瞒了这一切。三年后，他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以至于一年之内就猛瘦了70磅。夜里的高烧、严重的腹泻和内出血，所有这些病症都让休谟意识到：这些病痛也曾长期折磨过他的母亲，并最终导致其死亡。基于这种意识，也基于他知道他与其母亲体质相同，对于不可避免的死亡，休谟已能坦然面对。这位哲学家或许还会想起巴特勒主教的一句话：“一切皆有定数。”就这样，内心释然的休谟尽可能地继续从事其正常的活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心怀善意且生龙活虎地给久违的朋友们写信；还在校订他的《随笔和论文》和《英国史》；还在关心爱丁堡大学和苏格兰教会的补缺；还在如饥似渴地品读新近出版的书籍。简而言之，一切活动如常。

当时，休谟正翘首以待的两本书，一本是爱德华 ·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本是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春，在迫不及待地读完这两本书之后，休谟提笔分别给这两位作者写了贺信。在给吉本的信中，除了颂扬，休谟还夹杂着些许民族主义的自矜：“无论是就您行文的高贵和论题的深入而言，还是就您学识的广博而言，我都必须给予大作以同等的尊敬。而且我承认，倘不是先前曾有幸与您相识，那么，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英格兰人之手诞生出这样一部作品，将不免让我感到些许诧异。您也许会对这种观点报以讪笑。可是在我看来，在近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您的同胞自甘堕落，投身于野蛮而荒谬的党派斗争，从而将一些风雅之学（polite letters）全都抛之脑后。因此，我已不再指望他们能创作出什么有价值的作品了。”在给斯密的信中，休谟写道：“由于您自己、 您的朋友和公众都对您的这部著作抱有甚高的期许，所以，我一直都对它的面世提心吊胆，但现在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在就一些经济问题向斯密提出商榷之后，休谟继续写道：“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一百多个问题，我们只有在面谈时才能说清楚。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自认为我们很快就能见面。我希望我们能早一点见面，因为我的健康状况已非常糟糕，已经不起一再拖延。”

由于身体日益虚弱，休谟开始婉拒朋友们的邀约，并总是抱怨他们给他安排的房间要么过冷，要么过热，说他已经睡惯了自己的床和床垫，已不再能忍受旅行的种种不便了。相反，休谟的朋友们总是恳请他们“亲爱的、固执的大卫”，他们“执拗的哲学家”，他们“善变的、一会一个主意的女孩”大驾光临。不过，他们总是温和而宽容，因为他们知道——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大卫与他们共处的时日已屈指可数。 

1776年3月，继阿里莫勋爵（ Lord Alemoor）之后，缪尔男爵（ Baron Mure）的离世让爱丁堡的文人圈悲悼不已。大卫哀叹道：“男爵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好的朋友。”在男爵辞世后不久，布莱尔写道：“可怜的大卫·休谟，他的身体状况正在迅速恶化。一想到他的辞世，我就会提心吊胆，甚至不寒而栗。最近，我们圈子里几位朋友的相继离世，已让我们备受打击，而大卫如果再有什么三长两短，这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1]休谟的朋友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建议：有人建议他在家静养；有人建议他到英格兰和国外去疗养。休谟仍选择信任其当地的三位医生朋友：约瑟夫·布莱克博士（Dr Joseph Black）、威廉·卡伦博士（Dr William Cullen）和弗朗西斯·霍姆博士（Dr Francis Home）。他们劝他在家静养，“在圣大卫街安详地死去，要好过去任何地方”。

但是，身在伦敦的约翰·普林格尔爵士（Sir John Pringle）一直迫不及待地诚邀休谟去伦敦。自1745年辞去爱丁堡大学的教席之后，他已成为现代军事医学领域声名卓著的奠基人和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早在1775年春，普林格尔爵士就致信休谟道：“我近来屡屡听闻您身体暴瘦，而且夜里一直高烧不退。尽管我现在对爱丁堡的医疗水平颇有佳评，但是，出于对您的关心，我还是希望，实际上是诚挚地恳请您今夏来一趟伦敦，看看我到底能为您做些什么。 ”之后的第二年，普林格尔爵士一直在为休谟开方诊治。1776年4月，因架不住伦敦一干友人的苦苦相劝，休谟终于答应前往伦敦。“除了担心这会让我提前去见阎王爷外——这压根不是理由，您再也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了吧？”休谟向布莱克博士垂询道。 

4月18日，也即在离开爱丁堡的前三天，休谟撰写了《我的自传》。在其中，休谟承认：“我的肠胃病”竟成了“致命的不治之症。我估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于生死，我现在早已看破”。作为一位名人，也作为一个因在宗教和灵魂不朽问题上的见解而臭名昭著的异端，休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死亡方式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他是一位哲学家，他决定以哲人的方式赴死，从而让公众相信：面对死亡时，他无愧于自己的哲学原则——既不抱有任何希望，也不怀有任何畏惧。因此，《我的自传》部分是自传，部分是宣言。正是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位哲学家向正统的宗教观点发出了莫大的嘲讽。

在1月4日草拟的新遗嘱中，休谟对于生死的超然和洒脱态度已可见一斑。4月15日，休谟又在这份新遗嘱上添加了一条附录。依照遗嘱——霍姆伯爵是遗嘱的见证人，九泉的约翰·霍姆既是第一继承人，也是首要的执行人，万一约翰·霍姆在休谟之前故去，就改由其次子大卫担任。其姐姐凯瑟琳将获得1200英镑的现款遗赠，位于詹姆斯宅邸的那栋房产的“终生租金”，以及她自己挑选的100本书籍。不仅如此，休谟还给他的三个侄子和两个侄女做了专门安排。所有的仆人都将拿到一年的薪酬，而佩吉·欧文（Peggy Irvine）将拿到三年的薪酬。休谟不仅向一众亲友分赠了各种小礼物，更是向达朗贝尔、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这三人分别赠送了200英镑现金。并向爱丁堡医院赠送了50英镑。

与原始遗嘱写于同一天的“附录”写道：

不管我死于苏格兰何地，我都将以一种私人的方式埋葬于卡尔顿教堂墓地（Calton Church Yard）的南面。可以在我的墓穴之上建一座墓碑，但其靡费不可超过一百磅。墓碑刻上我的名字及生卒年月即可，其他的任由后人评说。 

［休谟的墓碑是由其朋友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设计的。数年后，亚当·斯密评价道：“我不喜欢那块墓碑。这是我在我的朋友休谟身上所看到的最浮华无益之物。 ”］4月15日的另一条补充条款，还为重建邱恩赛德桥（Bridge of Chirnside）提供了100英镑赠款，但前提是：建桥所用的石头不能取自九泉的采石场，已经开采好的除外。休谟还向其侄子约瑟夫赠送了50英镑，以用于修建“一条环绕九泉老宅的通畅便捷的下水道”，前提是：如果这项工作不能在一年内完工，这些钱将被转赠给邱恩赛德教区的穷人。2

休谟最感焦心的仍是其手稿的处理，尤其是那些尚未出版的手稿的处理。他下定决心要确保《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出版。这本书写于1750年代早期，初校于1760年代早期，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休谟再度对它进行了校订和润色。休谟并非不愿意发表那两篇扣压的论文——也即《论自杀》和《论灵魂不朽》，但他并未坚持己见。前面所提到的给吉本的那封信表明：休谟急于看到吉本是如何处理早期基督教史这一棘手的题材。“我知道您性格一向沉稳；但是，在处理这一题材时，您不可能不授人以柄并招致猜疑，因此，您不难预料随后必将有一场喧嚣。”吉本对宗教题材的处理之所以让休谟大感兴趣，部分是因为它提醒休谟：自己的宗教著述同样可以付梓于世。

《自然宗教对话录》是休谟的骄傲，正如其向威廉·斯特拉恩所坦承的那样：“我的一些朋友向我大唱谀词，认为它实为我所写过的最佳著作。此后，我一直将其束之高阁，没有出版，因为近年来，我一直想过一种安宁的生活，远离所有的是非纷争。”但事实证明，《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出版的确十分棘手。在最初的遗嘱中，休谟将其手稿全权委托给斯密，唯一的要求是：务必将《自然宗教对话录》出版。但当遭到斯密的婉拒后，休谟又对他的这一要求做了限定，并于5月3日授予斯密见机行事的自由裁量权。因不满于这一结果，休谟遂决定立即将其付梓，但因其糟糕的健康状况而只得作罢。最后，在8月7日，休谟又在其遗嘱上新增了一个补充条款，规定：所有手稿均交由斯特拉恩保管，并希望他能在两年内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而那两篇扣而未发的论文也交由他全权处理。休谟希望将《我的自传》置于其辞世后第一版著述的篇首。这条补充条款事后又增加了一条决定性的内容，它规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设若在我辞世两年半后《自然宗教对话录》仍无法如期面世……那么，其所有权将转归家侄大卫。为了满足其叔叔的最后一个心愿，他有责任将其出版，并必将因之而受到世人的称许。”就这样，作为一个行将就木的文人，休谟终于了却了他最后一块心病。

如果说此次英格兰之旅并未改善休谟的健康状态，那么，休谟也算是不虚此行，因为它证明了休谟友人对于休谟的深情厚谊。4月20日，休谟告诉斯特拉恩：“我明天就要乘邮车去伦敦了。但是，能否顺利抵达尚是一个未知数。这将是一次缓慢的旅程。”一路上不仅有男仆科林·罗斯（Colin Ross）的贴身照料（他是已故的缪尔男爵遗赠给休谟的），而且还准备了许多靠垫，以支撑休谟干枯的身躯。就这样，我们这位哲学家就不甚热心地从圣大卫街出发，并开始了其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旅行。

两天后，正当休谟在莫佩思（Morpeth）一家旅馆安歇时，站在门口的科林看见一辆马车驶了进来，里面坐的正是剧作家约翰 ·霍姆和亚当·斯密。这次相遇并非纯属巧合，因为为了探望老友休谟，他们正在急匆匆地从伦敦赶往爱丁堡。亚当·弗格森曾告诉身在伦敦的约翰：“我恐怕大卫撑不了多久。 ”“我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在爱丁堡见到你。在我们都抽不开身的时候，你可以多陪陪他。”于是，约翰立马决定返回爱丁堡，而亚当也决定随行。在莫佩思，他们一致同意：亚当继续前往苏格兰，以照顾其卧病在床的母亲，而约翰则陪同大卫前往伦敦或者巴斯，如果温泉有疗效的话。

现在，沉闷乏味的旅途因生性活泼的约翰的到来而增色不少。这位剧作家惊讶地发现：其朋友“从没未像现在这么开心，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才赋超群，他的记忆力、理解力和机趣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大卫第一次踏上那辆马车时，他注意到车上有两把手枪，于是他轻描淡写地评点道：由于他已没有什么东西可抢了，所以，还是让他的同伴去与劫匪们做殊死搏斗吧。要让邮差以每小时不足五公里的速度向前行驶，这诚非易事，因为他们痛恶被路上的每一位旅客所赶超。其中的一位邮差尤其如此，他根本就不愿减速，每当他因为速度太快而受到呵斥时，他就鞭打他的马。“这是在拿马撒气（Pour se dé dommager），”大卫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在马车上，这一对友人轻松地聊起了政治，并无所顾忌地品藻人物。大卫全面地回顾了他的一生，尤其是他在法国的经历。在对世界形势做了广泛的探查之后，休谟悲叹道：“作为世界上两个最文明的民族，英国人和法国人将一蹶不振，而身为野蛮人，德意志和俄罗斯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权势和声望将如旭日东升。”大卫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道：他此番去伦敦，只是为了取悦他的朋友，他们每个人都会让他折寿一个星期，他们对此负有责任。“因为，”他说道，“你们肯定都认同色诺芬的说法。他指出，即便一个人已奄奄待毙，也没有任何人有权杀死他。”休谟还平静地说起他在卡尔顿墓园刚买下的那块地，并指出约翰不愿谈这个话题毫无意义。他承认，除了不愿被“运往”国外——他更愿意死在国内，他已做好准备去约翰·普林格尔爵士和伦敦的朋友们所安排他去的任何地方。

大卫一路上胃口尚可，除了喝水，其他的饮料滴口不沾，而晚餐也只是一个鸡蛋。休息的时候，他们就玩惠斯特牌或皮克牌（ whist or picquet）。当只身一人时，大卫总是手不释卷，研读古典著作。他们一行于五月一日抵达伦敦，并投宿于与埃利奥特小姐家只有数步之遥的帕金斯夫人家。

约翰·普林格尔爵士接手休谟的诊治。他宣称，休谟的病情并无大碍，只不过是肠梗阻而已；爱丁堡的医生全都错了；巴斯温泉肯定能治好他的病。休谟在伦敦的友人全都赶往帕金斯夫人家探视，这其中就包括斯特拉恩和吉本。后者写道：“看到休谟途经伦敦，看到他那虚弱的身体和坚强的心灵，我既开心又难过。 ”经过几天的修整和放松之后，大卫和忠实的约翰继续赶往巴斯。

路上，他们就一个永恒的话题发生了友好的争执：如果亚当·弗格森、约翰和大卫都是相邻各邦的君主，他们将如何统治他们的王国？大卫不厌其详地阐述了他将如何培植和平的技艺，而他的朋友们则着力强调战争艺术的重要性。作为自保的最后一招，休谟将给其中的一位国王提供津贴，以资助他去攻打另一位国王。经过长期的征战，他终将成为这三个王国的主人。大卫一说到这种典型的借刀杀人之计，两位挚友总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这让路人们不由得认为，他们实在是最快活的旅人。

而在纽伯里（Newbury）附近的书脊山（Spine Hill）的一家旅馆里，他们发现了一个钓鱼派对，其成员有海军大臣桑威治勋爵（Lord Sandwich）和其他几位官员，以及“两三位风尘女子”。在给伦敦精明的政客威廉·斯特拉恩回信时，我们的历史学家说教道： 

就我贫乏抑或渊博的历史知识而言（我的历史知识到底是渊博还是贫乏，可由您和约翰逊博士来定夺），我还不记得有任何这方面的先例。而且我敢断定：这样的事例是绝无仅有的。在大英帝国命悬一线、生死攸关的时刻，作为海军大臣（在海军部，他向来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威），他居然如此的闲情逸致，如此的心平气和，如此的心不在焉，如此的散漫无归，以至于在一年之中的关键时节，在一个距其办公地点六十英里的地方以捕鱼为乐！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判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在未来的史著中，通过叙述这个光怪陆离的历史插曲，从而引申出此后的一系列宏大事件，这将让史著何其增辉！

在巴斯，约翰·古斯塔德博士（Dr John Gustard）接手了休谟的治疗。他发现，休谟所患的既不是布莱克医生所讲的出血症，也不是约翰 ·普林格尔爵士所称的肠梗阻，而纯粹是一种胆汁失调。这个病，温泉疗法几乎无往不胜。我们这位博学多识的病人遂开始抱怨，由于其所患的只是普通的胆汁失调症，他几乎已对死于那两种用希腊文命名的疾病不抱什么希望了。然而，事有凑巧的是，作为当时最久负盛名的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约翰·亨特（John Hunter）恰巧也要赶往巴斯，并表达了愿替休谟看病的愿望。在做过指检之后，在给其兄长的信中，休谟写道：“我的肝脏上有一个肿块。”虽然获得了实物证据，但我们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他观察道：“这一事实，虽非出于理性分析，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并且经过当今欧洲最伟大的解剖学家的法眼，应该说已确定无疑。而且唯有它方能解释我目前的身体状况。”3

此后不久，休谟自己就能感觉到“肿块”的存在，发现它“大约有鸡蛋那么大”，“呈扁圆形”。“如果这都不能说服你，那真是见鬼了！”他告诫诨号为“鱼”的克劳福德道，“甚至那个虔诚的使徒圣托马斯，除了相信自己手指所触碰到的东西，绝不信有其他的权威存在。他们告诉我说：由于战场已从大肠转移至肝部，我从中多有获益。但是，尽管将军们骁勇善战，我对‘取胜’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甚至还没有我们与美洲的战争胜算大。”此后，当医生们继续为疾病的位置争论不休的时候，休谟依然平静地自得其乐。实际上，就证据所及，现代医学或许会认为：尽管无法排除肠癌的可能性，但休谟很可能死于由急性杆状菌痢所引发的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在给休·布莱尔的信中，哲学家高兴地写道：“您一定听说过约翰 ·霍姆所带给我的那份惊喜……再也没有什么举动比这更友好、更恰逢其时了：要不是我们之间的谈话（conversation）、打牌（有时甚至是争吵），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挨过这倦怠无聊的时光！可以肯定，正是有了约翰·霍姆的陪伴，此次旅程才会收到如此好的效果……”与此同时，休谟还不忘借机打趣这位教士，他隐晦地暗示：“为了让她改信无神论，或为了让我皈依基督教”，他或许会接受他所认识的两位巴斯女士的邀约，与亨廷顿伯爵夫人会面。“我希望，”休谟补充道，“我还有精神开这个笑话。”而一向严肃的休·布莱尔却信以为真，赶忙回复道：“我不希望……你与那帮卫理公会教徒厮混在一起。无论你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我都不希望你与那帮人有任何瓜葛。你与她们的任何交往都将遭到讹传。你名动天下，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事，都会被添油加醋，并附会上一些愚不可及的故事。”

事实证明，巴斯温泉不仅与健康无益，甚或有害，休谟返乡之情日切。但直到6月底，约翰和大卫才途经伦敦，并取道北上返回苏格兰。27日，休谟从唐卡斯特给布莱尔写了最后一张便笺：

约翰·休谟先生，或者说霍姆先生，或者说那位霍姆先生，或者说那位新晋的保管人大人（Lord Conservator），或者说阿斯尔斯通福德（Athelstoneford）的那位新晋的福音堂牧师，已经安排妥当，将和他的朋友于星期三晚上准时抵达圣大卫街。他已邀请布莱尔博士的几位朋友与他一道在那里共进晚餐，时间为7月4日星期四。恳请布莱尔博士届时务必大驾光临。

休谟的绝大多数朋友都参加了这场告别晚宴，尽管有罗伯逊博士缺席此次宴会的传言，因为他宁愿接受此前的一个邀约，去参加一场甲鱼宴。 一个有意思的巧合是：就在他们聚会的当天，美国的国父们在费城签署了《独立宣言》，从而也使7月4日成为世界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与其绝大多数朋友不同，当这个消息数日后从美洲传到爱丁堡时，尚在人世的大卫·休谟由衷地感到高兴。

当发现休谟“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之后，其爱丁堡强大的“医疗团”开始对他进行会诊。尽管承认休谟的肝脏上有一个小肿块，但他们仍坚称英格兰医生的诊断是“荒谬的和错误的”，正如之前的诊断，休谟真正的病因是一种出血症。“死于这种病与死于其他病并无两样，”休谟反驳道。当乐观的医生们在休谟的朋友中间到处宣扬已治愈其病患时，休谟发现这个消息大受欢迎，“因为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消息。”在嘲笑完医生之后，休谟开始静下心来，一边对其作品做最后的修订，一边翻阅新书，并与友人们做最后的道别。

此时，一位友人——尽管算不上是挚友——前来探望这位垂死之人，而他之所以前来探视，与其说是出于同情心，不如说是出于病态的好奇。这个人就是詹姆斯·鲍斯维尔。他想知道的是，在大难将至之际，休谟是否改变了其对于来世的看法。7月7日，星期天，当鲍斯维尔匆匆忙忙地赶往圣大卫街时，他发现休谟正独自一人斜躺着在客厅里。“他形销骨立，脸如死灰。他身着一件镶有白色金属纽扣的灰外套，假发蓬乱，与以往的肥硕模样简直判若两人。手里正拿着一本坎贝尔博士的《修辞哲学》。他看起来平静，甚至欢愉。他说他正在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想，这是他的真心话。”

尽管鲍斯维尔试图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我不知道因何谈到了灵魂不朽这一话题，”但他立马暴露出其此次来访的真正目的，也即借机打探休谟对灵魂不朽这一论题的看法。“他说，自从开始阅读洛克和克拉克以来，他便不再有任何宗教信仰。我问他，他年轻时是否已不再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说是的……然后，他毫不隐讳地指出，任何宗教道德都糟糕透顶，当他说出‘每当听说某人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便得出那人其实是一个恶棍的结论，尽管他也知道有些大善人也是虔诚的教徒’这句话时，我真的觉得他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我急于知道的是，当大限将至时，他是否依然不相信来世。就其刚才所言，以及其说话的方式看，我相信他依然不相信来世。我问他，是否有可能有来世？他回答道，放进火里的一块木炭有可能不燃烧吗？他还补充道，永生只是人类最不合理的一个幻想……我问他，灵魂死灭的想法是否从未让他感到不安？他说他一点都没有感到不安，正像卢克莱修所观察到的那样，这种不安并不比他此前并不存有灵魂死灭这种想法时的不安强烈……我不断地试探他……说来世肯定是一个 令人愉悦的观念。他说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唯有透过一个阴郁的媒介才能看到来世。在抵达来世之前，我们总是要经过一条火焰之河（Phlegethon）或地狱。‘但是，’我说，‘有望与老朋友重逢不是很令人快意吗？’我提到了他最近刚刚辞世的三位故友——也即基斯大使，阿里莫勋爵和缪尔男爵，因为我知道他对他们甚为推崇。他承认，这当然令人快意，但又补充道，他们中没有人会抱有这样的想法。我相信，他本意是指他们中没有人会抱有这种愚昧透顶的想法。因为他对任何事总抱有一种粗暴的、不由分说的怀疑。‘不，’我说，‘阿里莫勋爵可是一位信徒。’大卫承认他曾有过一些信仰。”

“事实上休谟一直谈笑风生，整个谈话气氛一点都不压抑；濒临死亡看起来一点都不可怕。更让我备感惊讶的是，我发现，他心平气和、才思敏捷地谈论着各种话题，而这即便是搁在平常，也很少有人能够企及。有两件事情让我记忆尤新：一是他极力推崇斯密的《国富论》，一是他对蒙博杜的《语言的起源》极其看不上眼。我说，‘如果我是你，我将为灵魂死灭感到遗憾。要是我曾写出这么一部名震天下的《英国史》，我将会为离开它而备感遗憾。’他说，‘对于蒙您抬爱的这部《英国史》，在离开它时，我将尽量让它尽善尽美……’他说，他没有痛苦，有的只是日渐油尽灯枯。”

在结尾处，鲍斯维尔总结道：“我与他辞别，但访问时的情景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尽管休谟一直拿鲍斯维尔打趣，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关于自己信仰的表述有任何的虚假成分，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怀疑此次访问曾给他带来任何困扰。

其他的一些好事者，尽管不像鲍斯维尔那么变态，但同样粗暴无礼地闯入那位垂死之人的私人空间。有一位蜡烛商的妻子，信仰极为虔诚，她不仅粗暴地对休谟的怀疑主义之恶做了一番长篇大论，而且还祈祷他能认识到自己生活方式的错谬。在询问过她的谋生方式后，休谟回答道：“好心的妇人，既然你如此热心地希望我能受到内在光亮（inward light）的启示，那么，我恳请你也能给我提供一些外在的光亮（outward light）。”于是，拿着一笔两英石的蜡烛订单，那个妇人欢天喜地地走了。

而休谟的一些好友，诸如威廉·斯特拉恩，也不失时机地表达了他们的希望， 也即希望休谟能重新考虑其宗教怀疑主义。休谟的绝大多数朋友都认为他会康复，或者，至少能维持现状。一天，邓达斯博士告诉休谟：“我将告诉你的朋友埃德蒙斯通上校，经过我的治疗，你的身体已大有起色，并正在迅速康复。”对此，休谟回应道：“博士，我相信你会据实相告，你最好告诉他：就死亡之快而言，我一定会让我的敌人得偿所愿——如果我还有任何敌人的话，而就死亡之安乐而言，我也一定会顺遂挚友们的心意。” 

8月6日，詹姆斯·埃德蒙斯通前来道别。在给其侄子约翰的信中，大卫写道：“今天，可怜的埃德蒙斯通和我洒泪告别！所有的别西卜人（Beelzebubians）都不是铁石心肠。”第二天，上校致信休谟道：“我亲爱的大卫：我现在的心情万分沉重。今天早上，我实在不忍去看你，我想这对你我都好。你不会死，你一定会活在所有亲朋故旧的心中，而你的著作也将让你永垂不朽。我永远都无法想象会有任何人不喜欢你或讨厌你。如果有，那他也一定是鄙陋之极，以至于竟然与世界上头脑最清明、心地最纯良、为人最和气之人为敌。 ”正如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样，埃德蒙斯通上校又“引述了法国人肖利埃神父（Abbé Chaulieu）在自知大限将至时哀叹即将与友人德·拉·法尔侯爵（Marquis de La Fare）天人永隔的凄婉诗句”。

就在同一天，休谟还为自己的遗嘱起草了一个附加条款。在其中，休谟对自己的手稿做了最后的安排，正是这些手稿让他一直寝食难安。该条款同时还向几位朋友做了遗赠：

遗赠给我的朋友，基尔达夫（Kilduff）的约翰·霍姆先生，十打波尔多陈年红酒（任其挑选）和一瓶波特酒。此外，假如他愿意用约翰·休谟这个名号来签名，假如他两顿就能喝完一瓶，我愿意再赠送他六打波特酒。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两人在世俗事务上仅有的两种差别也将不复存在。

遗赠给我的朋友休·布莱尔博士一套我目前在版的所有著述。同时还遗赠给亚当·斯密先生、约翰·霍姆先生、埃德蒙斯通上校各一套，他们都是我的经年挚友。有无数的事例表明，他们对我情深义厚。 

遗赠给已故的首席大法官之女安妮·奥德（Anne Ord）十基尼，作为购买戒指之资，并借以纪念我对这样一位和蔼可亲、功成名就之士的友谊和推崇。4

第二天，也即8月8日，休谟刚收到埃德蒙斯通的来信，亚当·斯密就进了屋。两位友人一起拆阅了这封信。亚当发现大卫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以至于竟心存一丝侥幸。我们的这位哲学家则平静地回答道：“您的希望毫无根据。对于任何年龄段的人来说，持续一年多的习惯性腹泻都是致命的。每当晚上入眠时，我都自感要比早上起床时更虚弱，而待第二天早起时，我又自感比头天晚上更虚弱。不仅如此，我感到体内的某些重要器官已受到了疾病的侵袭。故而，不久之后我必死无疑。 ”“好吧，”亚当说道，“如果天意如此，您至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您辞世的时候，您的朋友们，尤其是令兄一家都兴旺发达、万事顺遂。”

根据亚当的记述，大卫回答道：“他对此感到如此的快慰，以至于几天前读琉善（Lucian）的《死者的对话》时发现：在向冥府渡神（Charon）所提出的可以暂缓登船的所有借口中，没有一个适合他。他既没有未完工的房子，也没有嗷嗷待哺的子女，更没有他希望予以报复的仇人。他说：‘我实在想不出可以向冥河渡神提出什么借口，以便能在人世多活几日。我打算做的每一件要事都已做好。即便我再多活几年，亲友们的境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好。故而，我现在可以说死而无憾。’”

“紧接着，出于自娱，休谟先生便开始编造他自以为可以向冥府渡神提出的几个搞笑的借口，并构想出符合冥府渡神性格的阴沉答复。他说道，‘经过一番思考，我想我或许可以对他说：仁慈的冥府渡神，我一直在修订即将出新版的拙著。请您再宽限几天，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公众对于这些修订的反应了。’但冥府渡神回答道：‘在看到修订后的反响后，你免不了还要做进一步的修订。这种借口可谓无穷无尽。所以，诚实的朋友，您还是上船吧！’但是，我或许还可以恳求 道：‘仁慈的冥河渡神，请再宽限几天吧！我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开启民智。如果再多活几年，我或许就能心满意足地看到某些盛行的迷信体系的倒台。 ’（1776年9月17日，卡仑博士致信亨特博士，专门讲述了休谟弥留之际的情况。依照他的说法，“尽管休谟一直致力于开启民智，尤其是致力于将民众从基督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却功亏一篑。 ”）但冥府渡神此时早已火冒三丈、斯文尽失，‘你这个游手好闲的无赖，就是再过几百年，这件事也不会发生。难道你以为我会让你再活那么长吗？立马上船，你这个懒惰的、游手好闲的家伙！’”

在复述完这段对话后，亚当·斯密继续写道：“尽管休谟先生总是若无其事地谈及自己死之将至，但他从未有意向人炫示自己的豁达……根据他自己的意愿……我同意离开爱丁堡（我之所以待在那，部分是因为他），并回到科卡尔迪我妈妈家……条件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想见我，他都会派人给我捎信……”

只要身体状况许可，休谟都会四处拜访朋友，与他们一一道别，只是不再乘坐马车，而是改坐轿子。安妮·默里 ·凯斯夫人（Mrs Anne Murray Keith）写道：“他去世的时候我不在爱丁堡，但就在他辞世十天前，他还专程拜访了我的妹妹，并与她们道别。我猜想，当他发现，她们根本就不会去触及与死亡相关的任何话题时，他也尽量回避，并竭力让整个谈话尽可能地愉快。凡与他交情匪浅的女士，他都一一与她们道别。”

当新近丧偶的凯瑟琳·缪尔夫人（Mrs Katherine Mure）前来与大卫告别时，他早已准备好一套由他亲笔签名的《英国史》，以作为礼物赠送给她。作为感谢，她利用自己作为其亲密友人的特权，在对其《英国史》表示称许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休谟哲学著作的不认可。“哦，大卫，”她说道，“这或许也是让您引以为傲的一本书，但在您辞世前，您最好一把火将它烧了。”听到这句话，大卫腾地从睡椅上站起来，半是愠怒半是玩笑地说道：“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那本书一把火烧了呢？”但由于自感身子骨太弱而无法深入讨论，休谟遂摇摇头，并下了逐客令。 

8月12日，休谟给斯特拉恩寄去了“尚需劳烦他的最后的修订稿：因为布莱克医生曾向我保证：我即将不久于人世。但这只是他的预判，而非出自他的诊 断。”在信尾，休谟写道：“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最近，在短短的数周内，我已不胜虚弱，生活甚至已成为一种重负。”第二天，休谟又致信约翰·普林格尔爵士，告诉他“他行将归西”，并接着写道：“若不是舍不得你们这帮挚友——我肯定会早‘走’一步，我早已对生命毫无眷恋。正如处于弥留之际的妮娜·狄朗克洛丝（Ninon de Lenclos） 在其卧榻上所说的那样，哎！人终有一死（Mais, helas! on ne laisse que des mourans）。对于死神的到来，我一点也不害怕。对于将英雄和哲学家引为坚忍不拔、视死如归之典范的做法，我向来不屑一顾。因为一个乐天一点的妇人——虽然她也是一位哲学家——就足以做到这一点。”

在更多的时间里，拖着病残之躯的休谟不得不闭门谢客，即便是挚友也不例外。两度登门拜访，想进一步与休谟探讨灵魂死灭问题的鲍斯维尔就被拒之门外。8月20日，休谟提笔给巴芙勒夫人写了最后一封信，以表达对其痛失孔蒂亲王的同情：

亲爱的夫人，尽管我可以肯定，几周之后，甚至是几天之后，便是我的死期，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对孔蒂亲王的过世深感震惊和哀悼。无论从哪方面说，他的辞世都是巨大的损失。而在这个令人悲伤的事件中，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您的处境。您的生活将会出现何等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请写信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但措辞需格外注意，以免落入他人之手。

我患的是腹泻症（Diarrhoea），或者说是肠胃失调症。在这两年里，它逐渐地掏空了我的身体。但是，很明显，在这六个月中，我的病症正在急剧地恶化，离死期已为时不远了。我看到死神正在悄悄地逼近，但我既不感到焦虑，也没有什么遗憾。带着极大的爱意和敬重，向您致以最后的问候！ 

休谟最后的通信人是亚当·斯密，但由于是通过马车而非邮车寄送，所以双方的信函都意外地受到了延搁。在8月15日给斯密的信中，仍对《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命运忧心如焚的休谟追问道：“假使我辞世五年后仍不见出版，本书的 版权就归您所有，您意下如何？您最好立马给我答复。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容我再等上几个月。”但斯密再一次让其挚友感到失望。对于休谟的请求——如果斯特拉恩没能兑现承诺，《自然宗教对话录》就改由斯密负责出版，斯密婉拒道：“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说我只是为了牟利，而不是为了缅怀友人，才出版一本就连出于同样的牟利动机的出版商都不愿出的书。 ”8月23日，休谟对这封信作了回复，那时，他的身体已异常虚弱，以至于不得不请其侄子代笔。将《自然宗教对话录》的事搁置一旁，休谟同意了斯密的如下请求，也即他可以视情况对《我的自传》进行增补。在信尾，休谟写道：“我的病情急剧恶化。昨晚又有些发烧，我倒是希望这旷日持久的病痛能就此一了百了，但不幸的是，我现在已基本退烧。我不能仅仅图自己的一时之快就将您喊来，因为一天之中我也只能见你一会儿。还不如让布莱克博士随时告知您我还能撑多久。”休谟的体力正在迅速地耗尽。尽管其他的官能仍完好无损，但到了8月24日的晚上，休谟已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

在8月25日星期天的一个晚宴上，专门为大卫·休谟举杯祈福的威廉·卡伦博士说道：“我尚未放弃休谟，为他的康复干杯！”

那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大卫·休谟在位于圣大卫街的家中与世长辞。

葬礼在8月29日星期四举行，期间，暴雨如注。当休谟的灵柩抬出圣大卫街时，早有一大帮民众聚集在那里驻足观看。只听其中的一位评点道：“唉！他可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他的一位同伴则回应道：“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诚实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