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如此中肯的社论，即使在今天，也可以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阅读。在恶面前产生的迷惘情绪，是贯穿加缪文学作品的主题之一，特别是在他的作品《鼠疫》和《反抗者》中。
这种思考至今仍然具有意义，因为在战争、恐怖主义和暴力方面，人类并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作为一名记者，加缪探讨了有罪与无罪、战争、遗忘、仇恨以及暴力等主题。他抨击了恶的根源，并对此进行思考，这些思考将在他的小说中得到升华，这在《鼠疫》和《局外人》中都有体现。恶的起因问题贯穿加缪的数篇社论，尤其是在他于1946年发表的系列文章《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中，他犀利的笔触在这一伤口上反复摩挲。这个系列是后来犹太裔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的先声。
阿伦特和加缪在谴责极权主义方面是一致的，在对人类的暴力和平庸之恶的分析方面也是相仿的。加缪将施刑者描述为外表普通实际上行为怪异的人：一些跟你我一样的人，早上还在地铁里抚摸着孩子，晚上就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刽子手。他们成为仇恨和酷刑的雇员。
4年来，这些雇员维持着他们的管理。他们让孩子成为孤儿；他们朝人脸上开枪，把人弄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他们把儿童的尸体踢进那些对他们来说过小的棺材；他们在妹妹面前折磨哥哥，在姐姐的面前折磨弟弟；他们培养懦夫；他们摧毁最骄傲的灵魂。加缪在1944年8月30日发表的一篇题为《轻蔑的时代》（ Letemps du mépris）的令人心碎的社论中，也描述了这种平庸之恶：1933年，一个时代开始了，我们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确切地称之为轻蔑的时代。
在那10年间，这一切是可能的，而今天，这些事情似乎是为了警告我们，武力的胜利并不能解决一切，这里仍然有被开膛破肚的同志，被扯断的四肢，还有被鞋跟戳瞎的眼睛。而这样做的那些人知道在地铁里应该让座，比如希姆莱（ Himmler），他把酷刑作为一门科学和职业，他晚上还是会从后门进家，以免吵醒他最喜欢的金丝雀。加缪在社论的最后强调了留住记忆的重要性：“将来掌握话语权的不是仇恨，而是基于记忆的正义本身。”
就像加缪通过希姆莱的形象来阐释平庸之恶一样，汉娜·阿伦特并没有把艾希曼描绘成一个恶魔般的存在—他被指控为恶魔—而是将他描述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公务员、康德的阅读者、合格的家庭主夫，对暴力过敏，痴迷于服从命令的要求。说到底，艾希曼是个普通人，他的缺乏思考和狂热“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之一”。在一次巴黎之行中，这位居住在美国并撰写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德国哲学家要求会见加缪，她说他是“法国最好的人”。虽然知识界人士极力鼓动她去见萨特，她却回应说：“但我从他那儿学不到什么了，我反而想去见见加缪。”
阿伦特认为加缪是20世纪头脑最清醒的人之一。两人最终在1952年4月30日成功会面。20世纪被加缪定义为“恐惧的世纪”。我们现在可以补充说，这种恐惧一直持续到21世纪。恐怖主义滋生恐惧。加缪对此进行了很多思索 ，这些思索与最近的时事相呼应。他指出：“人类唯一无可争议的团结（是）对抗死亡的团结。”在社论《恐惧的世纪》（ Le siècle de la peur）中，加缪特别谴责了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做出的恐怖行径，这在今天仍然能引起共鸣：刚刚过去那几年的景象摧毁了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人一贯的自信，它使人相信，可以通过对另一个人说人性的语言，而从对方那里得到人性的反馈。我们看到了说谎、堕落、杀戮、驱逐、酷刑，而每一次都无法说服做出这些行径的人不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还因为人们无法说服一个抽象化的东西，即某种意识形态的代理人。在杂志《南部思想》（ La pensée de midi）上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让· 达尼埃尔提到了加缪在面对人类灾难和邪恶本质时的痛苦：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再有无罪者的时代，这对加缪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在所有他留给我们的、得以重读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对文明概念的回归。在这样的时刻，加缪能做的就是自我思考：如果不回归人性，就不会有救赎。不是用压制暴力的方式回归，这样没有人会信服，邪恶仍在那里。我们必须驯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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