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本书是“二战”之后十年的德国日常生活文化史及人民精神史，尤其聚焦在普通德国人的精神心态和情感生活。 作者抛弃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和政治框架，从普通人的日常出发：清理废墟的动员，物质匮乏与黑市经验，及时行乐的追求，流离失所的困顿，女性的自主意识，盟军的再教育，经济起飞的奇迹，“重塑思想”的政策，艺术的变迁，以及集体回避战争的罪责感。 通过本书能重新理解战后德国的复苏与德国人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也能了解德国如何以及为何能够从法西斯主义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
作者简介
哈拉尔德·耶纳（Harald Jähner），曾在德国《柏林报》担任记者和编辑，现为柏林艺术大学文化新闻学名誉教授。
那股在战争结束前把德国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幸亏已被扯烂了。旧的秩序荡然无存，新的规则尚未建立，基本需求由盟军来安排满足。1945 年夏天，留在德国尚存国士上的总共大约 7500 万人几乎不足以被称为一个社会，人们将这个“他人即恶狼”的时代称为“无人时代”，一个“狼性时代”。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在一切早已开始好转时，这个人人只顾及自己及家人的自我形象依然延续着，人们目睹的那个从原来的同胞堕落之后的那匹狼。
在战后有一半以上的德国人身处异地，其中 900 万是由于轰炸而失去家园和被疏散的人，1400 万难民和被驱逐者，1000 万被解放了的强迫劳工和在押犯，还有数以百万计逐渐被释放回归的战俘。这些被冲散、被强征、逃亡和幸存的人群是怎样流散后又重新聚合的呢？当年的“民族同志”如何渐渐地再次成为公民的？
这是哈拉尔德·耶纳的《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德国与德国人：1945-1955》所要讲述的历史。这是一段在重大历史事件的重压下几近消失的历史。而最重要的变化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发生的，比如如何搞到食物，用掠夺、交换、购买等手段；甚至在情场上，战后掀起了一波对性冒险的崇尚，但当翘首盼望的男人们归来之后，也有过一些苦涩的失望，人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许多事情，并想要从头开始，离婚人数急剧上升。
战后德国的失范
苏联红军的大规模强奸
在德国东部，战争行为之后紧接者的是一波前所未有的强奸浪潮。50 年之后，人们对其严重程度做出了如此详细的描述，以至那些痛苦的细节可以在此予以省略。对强奸案例数字的估计是极其粗略的，有着好几十万的浮动。近 200 万的妇女被强奸，而且经常是被多次强奸。伴随着的还有残暴的折磨和凶杀。
对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现存的柏林妇女的相关记录中充满了骇人的描述。没有一个夜晚人们可以免受被狂乱撞门、入室抢劫和强奸的困扰。玛格丽特·博韦里做出了如下总结：“我必须说：我觉得每晚等待炸弹和手榴弹的来临要比担心受到这些陌生男的骚扰好受多了。我对铁器爆炸的恐惧要比对脾气暴烈的人小得多。有两个夜晚我靠吃安眠药入睡，所以什么都没听见。直到天亮才知道，后院的哈特曼太太被强奸了四次；我根本不认识的泰小姐，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被强奸了一次，大家打心眼里觉得她活该受到如此报应。”
对于这些“无耻行径”做了最为生动记录的是女记者玛尔塔·希勒斯的日记，2003 年这本日记以《柏林一女子》为名再版后成了畅销书。作为该书的作者她一直以“无名氏”的笔名出版，尽管 2003 年她的身份因媒体上激烈的争论而被公开。正如她所描写的那样，4 月底战后仅仅两周的时间就足以让她见识了一整套“强奸类型”的“样板目录”。她经历过那种把自己的丑陋当作享乐的残忍，强奸者将他奇臭无比的口水慢慢流人她被压开的上下颚并以此为乐。她也经历过一些相对温和的家伙，事后他们把她扶起来并拍拍她的肩以示抚慰。还有一些爱说话的家秋，他们在行事间舒坦着，还想和她打牌。她幸好没有经历过那些用枪杆把女人的牙齿打落，特别粗暴野蛮的那一类。
一场持续很多天的性暴力当这一切过去之后，她在 5 月 13 日总结道：
一方面，事情对我来讲还不赖。我年轻，健康。一切并设有对我造成生理上的伤害。我感觉为了生活我已具备了精良的装备，发好像我在泥沼里长出了璞膜。我在这个世界上随遇而安，我并非冰清玉洁…但另一方面来看，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做什么。没有谁缺我不可，我只是闲在那里，等待着。既看不到目标也看不到在眼前的任务。
6 月底当她未婚夫格特从战场上归来，玛尔塔·希勒斯就停止写日记了。这位回归者也同样无法爱女性全新的自我意识。有个晚上这对伴侣和邻居们聚在一起各自倾诉着这几周来她们的经历。格特气得拉长了脸。觉得她们像母狗一样不知廉耻。他厌恶地推开她，而不是给予她安慰和温暖。冰冷的情感结束了很多恋爱关系。
假如伴侣们还是共同生活下去，他们就会无言地对此事保持沉默。这些柏林女性对官方所称的“被迫性交”的开诚布公只维持了短的时间，然后像格特这类的男人们所要求的羞耻感便重新登堂人室，于是这些所承受过的罪恶被沉默像块毯子那样所掩盖。由此耻辱感被集体化了。对于被波及的妇女来讲，它作为多重的不公平在她们身上。假如有人像无名氏一样公开她的经历，她将被判定为“无耻”之人。
1959 年当《柏林一女子》首次出版时，柏林的《每日镜报》写道：“用‘柏林一女子’的目光去看这近 300 页篇幅的书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这并不只是因为其主题的残忍一一折磨的是叙述这个话题的语气语调…，几乎所有女人都无法将她们生命中的可怕经历写成这么一本淫秽的书。”44 年之后，当这本日记经由出版人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的《另类图书馆》再度出版时，作者当年那种玩世不恭，贯穿于全书的毫无感情的语气在读者的耳朵里听起来则完全不同。2003 年这本书一再加印。直到两代人过后，很多德国人才想要面对其战败史里显而易见最棘手的部分，即女性之命运。并且在某一时刻，这些曾经饱受嘲笑的“威尔默斯多夫的寡妇们”，这些众多单身、带着骄傲和经常有点怪异的柏林老妇人终于被人们用温柔的眼光来看待。
西德的女性境遇
历史学家卢茨.尼特哈默尔将民主德国称为一个“被玷污了贞洁的瘦弱女孩”，相反将西德比作是个“生机勃勃的轻浮女子”，他虽然没有提到这个内在的关联。却把东西德的区别说到了点子上。
美国大兵不需要花费多大周折就能结识德国女性。他们只需稍有勇气来无视禁盟令，并且将悬挂在各处的性病警示置之不理。不久这些小姐们就到处被称作薇罗妮卡·多谢，它其实是个文字游戏，来自英文里“性病”的缩写。由于相应药物的缺乏，性病曾泛滥成灾。然而即使面对这样的风险，德国和美国的男女仍竭尽全力互相交往着。早在 1945 年的夏天，美国人根据《雅尔塔协议》例刚刚进驻被划分到的柏林区域，柏林万湖的沙滩上就挤满了一对对恋人，他们穿着军服和碎花裙到来，然后穿着泳装晒太阳，冲锋枪则放在野餐的毛毯边上。
在寻求一个美国大兵的行为里也隐藏着一种文化或亚文化因素。对这些年轻的妇女来说，这意味着从德国的生活方式，从这种时常束缚着她们的污浊环境中解脱出来。大多数的德国历史学家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愿去想象人们对陌生的异国事物的渴望也不愿意去想象可能正因如此才使得美国士兵具有吸引力。在他们看来，人们不仅仅出于对巧克力的喜爱，而是可以出于其他原因而受到美国士兵，甚至是黑人士兵的吸引，这是根本无法理喻的。对这种通敌行为，“纯粹的物质匮乏”是唯一能被人所接受的动机，把此类事件看作是对民族的背叛，这类冲动似乎依然沉睡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这也使后来的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美国士兵的情人们是德国与美国友好关系的先行者。事实上在走向西方的漫长路途中，她们就是先驱，是我们共和国走向自由化的先锋人物。就从精神上让德国人复员的过程而言，她们不带政治色彩的，纯私人性质的行为使我们忽视了她们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无论那些在兵营四周的村庄出现的舞场有多么的破旧和无趣，正是这些薇罗妮卡·多谢们替过去的历史画下了重重的句号，她们做得如此彻底并往往充满了很多爱意。
德国境内的700万外国劳工
为了填补大批人因战争被送上前线而造成的劳力缺失，德国在“二战”期间一共将 700 万外国人驱送至德国境内。在战争最后几星期里这些苦力经历的地狱般的苦难可谓无以复加。他们受到的非人待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残忍。盟军的炸弹也同样地会击中他们，但与德国人不同的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保护。不少强迫劳工虽然能够在爆炸的混乱中获得自由，但他们从此只能毫无生存保障地到处游荡。为了寻找食物，他们在森林里流浪，或者以小团体形式在城市里分散隐居下来。他们时不时地出现和存在造成许多德国人的神经质反应。怀着日益增长的恐惧，纳粹当局监视着那些还固定在工厂卖命的强迫劳工。当局势越来越不明朗时，德国当局对这些奴隶工人起义的恐惧就越大。政府对这类人的担忧始终比对德国本土的反抗恐惧更大，而现在它成了一种极度的慌乱时，那种对强迫劳工还能派上用场的信心消失了，于是德国治安部队开始对他们进行大批屠杀。大屠杀的发生，部分是出于对囚犯目后报复的恐惧，但部分也是出于“世界末日的惯常行为”。他们想让尽可能多的“敌人”一起去死，即使他们手无寸铁，无力自卫。
无家可归的犹太人
盟军政府尽了最大努力将尽可能多的难民遣送回家，但反方向却涌来了新难民：他们来自东欧，特别是来自波兰的十多万犹太难民涌向德国一一这是没有人预料到的迁徙。然而偏偏曾经是纳粹运动老巢的慕尼黑却成了大批犹太人从被解放的东欧逃亡的中转地。他们并不打算永久留在德国。他们真正的目的地是美国或巴勒斯坦。在他们眼里美军占领的巴伐利亚州似乎是美国在欧洲的一块飞地，也许从那里能更容易前往应许之地。由于战争结束两个月后的 1945 年夏天，接连在波兰发生的几起大屠杀震撼了犹太人，使他们觉得美军控制下的德国比波兰安全得多，即使移民美国依然不会很快成功。
战争结束一年后在华沙以南 180 公里的凯尔采，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可怕骚乱。战前原有的 2.5 万名犹太居民中只有 200 个幸存者返回凯尔采，不到原来的 1%。但即使这样，对一些人来说这仍然太多了。1946 年 7 月，反犹分子强迫一名 10 岁男孩声称他曾被犹太人绑架和糟蹋。被激怒的暴徒随后杀害了 40 名犹太人，并重伤了 80 人。凯尔采大屠杀是大多数波兰犹太幸存者看不到未来的最后标志性事件。他们中的三分之一逃往被占领的德国，其中一部分人自发行动，另一部分人则在犹太救援组织的人员引领下前往巴伐利亚。
作家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在写给父母的信里针对这次骚乱做了如下表述：“毫无疑问这里还存在反犹太主义，但遗憾的是它也一再被这些流离失所者的所作所为激起。这真让人无奈。”慕尼黑的犹太人带着越来越多的不信任看待这些东欧的同胞，反之亦然。根据 1933 年之前的统计数字，慕尼黑犹太社区大约有 1.1 万人，其中只有不到 400 人幸存下来，他们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是受洗皈依了基督教或者与基督徒成婚，当中一部分人幸免了被驱逐的苦难。此外，还有 160 名慕尼黑犹太人是从特菜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回来的。这个小社区的大部分成员在 1933 年之前就生活在犹太教的边缘”，他们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现代的、世俗化的世界。对他们而言，这批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几乎和那些在慕尼黑的非犹太人同样陌生，而且他们担心被来自东欧的犹太人所压制。后者除了人数众多，宗教信仰还格外强大。东欧犹太人是更保守更虔诚的信徒，他们意志坚定地要移民到他们的应许之地以色列，这使得他们在很多人眼里，尤其在国际犹太组织的眼里，被认为是更好的犹太人。东欧的犹太正统派鄙视慕尼黑犹太人的世俗取向和“德国人化”，认为他们与巴伐利亚人毫无差异。东欧来的犹太人不认同慕尼黑犹太人是“真正的犹太人”，指责他们背叛犹太教，因为他们想留在杀人犯的土地上。在慕尼黑的犹太人眼中这一争端变得尤其具有威胁性，因为它也触及了他们战后赔偿的要求一东欧犹太人与国际犹太组织一致认为纳粹窃取的所谓“无继承者财产”应归入大部分被灭绝了的犹太社区的共同财产而被世界各地的太人共享，而不只属于德国的幸存者。
尤其重要的是那些被纳粹分子从欧洲的犹太社区盗窃后，收藏犹太人在德国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数百万本历史书籍。为了查明被毁灭的犹太文化的残存部分，并向德国政府索取这些遗产和管理它们，各种犹太组织主要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了。带着这样一个与图书馆和博物馆相关的任务，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以“犹太文化重建组织”的执行董事身份来到德国后，与犹太社区发生了极大的争端。这些争端涉及犹太人的身份和完整性问题，对刚刚逃脱了种族灭绝灾难的双方来说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深层意义。因此，慕尼黑的犹太人希望看到这些东欧原教旨主义者尽快前往巴勒斯坦，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也得益于对方。
但是，为了避免加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在中东出现的种族紧张关系，英国拒绝让他们前往英国在中东的托管地区（巴勒斯坦托管地）。在这种情况下，将他们迅速遣返故土的政策无法被推行。因为以清醒的政治观点来看，那个东欧犹太人所说的家园早已不复存在。即便回到原籍地，他们仍然是难民，尤其在波兰东部他们更是不折不扣的流离失所者。因为在 1943 年的德黑兰会议和随后 1945 年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西方盟国和苏联决定恢复波兰国，但其国土得向西方推移。东波兰成为苏联的一部分；在西部，波兰获得了德国原来在奥得河-尼萨河线以东的领土。德裔居民不得不离开波兰领土，而波兰人不得不撒离讲俄语的人口占多数的东部—这是一场巨大的被迫迁移，同时涉及德国人和波兰人。有了这个划分，那个很大一部分曾经是犹太人家园的波兰地区就属于苏联了，他们从此永失家园。冷战期间，随着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美国就越不会考虑将犹太难民驱逐到东欧。他们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前往不再被人追杀的生活之路上，他们有时一连数年被困在由联合国在德国建立的难民营里。
逃难的德国人
苏联占领东德后，东德人向西逃难。最近几年的考证纠正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沾沾自喜所鼓吹的那个所谓的“接纳奇迹”。从冷酷无情上讲，很多德国人对待逃难的同胞并不比对那些外国难民好到哪里去。也许从中至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这些冷酷的自私行径至少不是出自种族歧视。这些被驱逐的德国人不管如何金发碧眼，还是经常被辱骂为“吉卜赛人”。他们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邻居那里接受的很多嗜好比如对辣椒和大蒜的喜爱，也被西德人所鄙夷。好心人士不停地提醒大家是同一个民族，有同一个根。这些当初被行政部门称作“从外地迁来的移民”遭遇了一堵拒绝之墙。 在那些人满为患的城市里他们因发布的移民禁令最多只能滞留两天，有些乡镇干脆封界。
在重新安置后，三分之二的移民都换了职业。在他们当中，将近 90%的“前”农民不得不到处寻找其他工作一这是一支不讨价还价，但随时准备辛勤工作的劳务大军。没有这些被驱逐者的工作激情，1948 年经济改革后的迅速崛起是不可能的。摆脱了之前的种种社会羁绊和牵制，他们大都专注于通过工作来创建新的生活。此外，许多被驱逐者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技能，因此在巴伐利亚和巴登一符腾堡州落后的农村地区发展起来的中小型工业企业里，他们逐渐成为那里的中坚力量。
这些新居住区还时常被老城区的居民冠以一些比如小韩国、新波兰、茅茅（Mau-Mau），或者小莫斯科之类的绰号，以此暴露出他们最想把这些移民往哪里赶走的念头。茅茅，在这里是外国人飞地的同义语，即便在这个居住区里，由于房子被炸毁而从汉堡或曼海姆逃难至此的德国人其实多过从东部被驱逐过来的人。茅茅，这个口口相传的词语标志着德国人开始对彼此感到陌生的那个节点，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节点并不是德国人开始理解犹太人大屠杀的那一刻。
战后回归者的心理问题
那时的医学家们把这类战争回归者的心理变异归为一种叫“营养不良”的综合性缺乏症。长期集体性极度饥饿的经历不仅给身体也在心理上导致了深刻的变化。1953 年《明镜》周刊介绍了心理医师库尔特·高格针对这个话题的一本书并摘录道：“所有关于规范和品德，道德和法规，清廉和腐化，友谊和背叛，甚至于信仰和残暴的定义及其可能性，全都围绕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兽性般的对进食的重新评估。”饥饿的后果是一种习惯化了的孤狂性的自私自利。这样的一个营养缺乏症患者在今后也无法做到先人后己。
战后的性别失衡
生于 1920 年至1925年之间的年轻男性，至少五之二已战死疆场。大城市的性别比例从数字上看尤其明显失衡。正如伯林口口相传的那样，六女对一男，总之这非常接近所感受到的事实。
这样的两性之争说穿了还是一种对大苦大难的互相攀比。谁过的苦更多，男人还是女人？
女性乐于照顾他人的天性是男人手里的一个理想杠杆，这让他们最终赢得了两性之争。1946 年 6 月慕尼黑的《终结和开始》报刊里有一篇社论，在这份“年轻一代的报纸”上，一位拉罗斯博士以《当代女性永恒的使命》为主题写道：目前，“当野蛮兽性带着自私和暴力从各个角落以令人发指的可怕尺度爆发出来后”，命运赋予了女性力挽狂澜的使命：“出于她们天生具有的爱之原始力量，她们对其丈夫表现出一种新的体谅，赋予他们一个心灵的家园，在这里他会重新复苏并在多年的破坏之后再次获得积极工作的动力。”结尾处这位拉罗斯博士转向了恐吓：“假如你们现在不好好听着，不愿意理解的话，那你们会吃苦头的！我们民族的命运前所未有地掌握在你们手里。”
战后德国人的道德崩溃
“现在每个人都在与他人搏斗。”人们表示“战争结束后我们才真正认识 了 人性。大家将之称为“狼性时代”，一种“自然状态下的人狼，所有的法制观念都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威胁。”然而真的如此吗？道德是否真的就整个儿被弃之如敝屣，抑或为了避免正视而进入了深度睡眠？
在孩子的面前人们尤其会陷入无法解释的困境，特别是当孩子看着母亲偷东西甚至自己被派去从事偷窃活动时，这在许多没有父亲的家庭中是很普遍的做法。跳上运煤火车或卡车是一种锻炼，它将整个街区，也将街上偶遇的人群凝聚成了一个团伙。小家伙们把煤块扔下来，大人们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它们收集起来。《菜茵日报》在 1948 年 2 月报道，许多装着煤球的卡车经过科隆歌剧院的十字路口时不得不停下来：“一群孩子如同在围猎野兽一样爬上货车。一瞬间装载的煤球被扔了下来，其数量是人们在 10 秒钟之内所能够拾取的最大量。煤球在等待的人群间纷纷飞落一落在车道上以及被高抛至人行道上。最熟练的是一个 9 岁的女孩，她后来对记者透露自己曾经学过芭蕾舞，而现在她像女皇一样坐在一辆卡车的煤球山上，它对男孩们来说太高了。‘给我扔点东西吧。我还什么都没有‘，一位戴着毡帽的老太太边抱怨边打开了手中的包。”登峰造极的偷煤行径也包括把数节货运列车车厢和其他部分脱钩。一且火车开动后，人们就有时间不慌不忙地将这些车厢清空。个别情况下人们还会在开阔的火车道上布下停车信号，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卸载煤炭。
如果谁还良心不安的话，教会将帮助他消除悔意。1946 年正值“饥饿之冬”，科隆红衣主教约瑟夫·弗林斯在他著名的除夕夜布道中将第七条“你不可偷窃”的诫训相对化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时代，一个人如果无法通过工作或通过请求以及任何其他方式获得维持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物品，那他可以用变通方式来获取。”此主教的这番通告引起了极大的社会震荡，教会当局发出抗议，然后弗林斯赶紧想方设法做出另一种较为委婉的表达。然而为时已晚：从那时起，人们简单地将“想办法搞到物品”称为“弗林森”。他们说：“我弗林森了一些煤。”当英国人对科隆的一些机构进行系统性搜查时，人们在红衣主教弗林斯家里也发现了很多非法囤积的煤。
“你只有机灵才能养活三个孩子”，一个德累斯顿人这么说。一个人得灵活、消息灵通，抓住每一个机会。如果有谁不怎么特别介入有组织的偷抢行动，他不会觉得自己有多么道德高尚，只会认为自己太过愚蠢。“我们在这方面不够聪明”，“我干这个不行”，“我爸爸偷东西不行但是他很擅长组织大家去搞来各种东西”一许多类似这样的叙述就是来自这个集体弗林森的时代。这不再关乎诚实或不正当，而只是关乎一个人在这个灰色地带的经济中是否能灵活地浑水摸鱼。
在对咖啡进行投机倒把时，人们的非法意识特别弱。在比构边境的村庄，由于英国占领区的高额税率，走私成为一种获利极高的群众运动。警察的反制措施具有特别激进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很快将那里称作“咖啡前线”。在冲突中曾有 31 名走私者和两名海关人员丧命。由于海关人员对向儿童开枪有所顾忌，因此孩子们也被派上前线。在此过程中孩子们利用他们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数以百计的儿童和年轻人背着装满咖啡的袋子冲过边境，小孩子从海关人员的跨下钻过。年轻人则从他们的腿边蹿过。即便边境营卫成功地从人群中抓出来一个孩子，到了晚上他们还是不得不将他释放。因为长期以来少教所早就被更严重的案犯挤满了。
在1947 年除夕之夜，柏林杂志《对》里一篇题为《我们是罪犯》的报道对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做出了一种刑法意义上的清算。为了维持其简朴的生活标准，这个“苟延残喘”的三口之家必须打破该篇报道中整齐列出的许多法规和法律：从废墟上偷厚木板，在黑市上买美国陆军男鞋，从工作场所拿1 0 块玻璃，提供虚假信息以获得内衣配给卡，不一而足。所有罪行都是读者为了维持日常生存的惯常行为。如果一旦被抓获，这些罪行对这个家庭成员将造成 12 年 7 个月的总刑期。这篇报道特尾语是：“这就是曾经被称为一个良民之家的我们。”
“任何没挨过冻的人，都曾偷窃过。”作家海因里希·伯尔言简意赅地断定，“任何人都可以合理地指控任何其他人的盗窃。
在其 1946 年 7 月 18 日刊载的社论中，《时代》周刊主编恩斯特·萨姆哈伯确认了“丛林法则”的生效。他认为：“在德国，我们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里。”在一个世界里，人们尽量仅仅依靠自己的食物配给卡挣扎求存，在另一个世界中则充斥着黑市交易和非法的勾当。“只需在德国主要城市乘坐有轨电车或火车，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区分这两个世界的人。我们看到了来自货币价值世界的那些消瘦、饥饿的面孔。这是些不幸的人，他们几个月以来必须依靠每天 1000 卡路里维生，是一些体内耗空和有着饥饿性水肿样子的人。在他旁边坐着来自有形资产、以物易物世界里的人，我们甚至不必说‘黑市’，他身体溜圆，充满活力并且轻松愉快。今天，在电车中点上一支雪茄烟的任何人都属于这个超越法律规则的世界。”萨姆哈伯继续说，世界上一直有两个世界，但是在过去，这些不法之徒会寻求黑暗的保护。“今天这个地下世界跻身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更糟糕的是，它对残余的有产阶级世界有着一种危险的吸引力。这个无法无天的幽灵在四处游荡，吞噬着曾经隔离着混乱与秩序的那一堵越来越狭窄的墙。”
假如我们暂时离开这个战后德国日常生活的地平线，带着一定的历史距离感来看待这个有关寻常百姓犯罪的争议，这一切就显得荒诞不经了，在全世界的眼里，这些德国人因其犯下的战争罪以及种族屠杀就早已是罪犯。他们早就告别了文明，离开了信奉人权的民族之林，作为一个民族他们自毁名誉的程度，只有那些移民海外的德国人才明了。但在德国境内，即使是那些为纳粹政权感到羞耻的反对人士也不是很清楚，他们在世界的眼里到底跌落到了何种地步。德国人觉得秩序和教养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品德，即使是对千百万犹太人的屠杀和德国国防军所犯下的罪行都没有让大多数德国人丧失这种自我感觉。而当他们看到触犯法律如何在战后困境中成了一种常规现象后，其惊骇的程度就越发剧烈了。
没有任何一个集体感受会比这个更扭曲：当境外人士将德国的崩溃视为德国人重新社会化的机会时，境内的德国人却刚刚开始对陷入集体性犯罪而感到担忧。当现今的我们如此轻描淡写地说出“肇事民族“这个词时，德国人曾觉得自己是在战后才成为罪犯——因为他们偷窃了土豆和燃煤。至于他们仅仅在德国就洗劫了 50 万犹太人，将他们驱逐出其住所并且最终杀害了他们中的 16.5 万德裔犹太人，在所有的针对战后法制意识之沦丧的思考中，这些事实根本就没有被作为众多理由之一而被提及。在战后这一时刻，根本就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们所惧怕的文明之沉沦在这之前其实早已发生了。
法律观念上的这种转变无疑给犯罪动机加上了一个不堪一击的伪装。其中不乏双重标准。“投机倒把者们都去死吧！”在鲁尔区的饥饿示威活动中，人们高声疾呼着——而他们也正是在黑市上做小商品交易的同一伙人。然而，我们还是不能轻易地将此称为普遍的道德沦丧。无论如何，如果战后头几年的犯罪学家曾预测他们经历的是道德沦丧的开始，如同一场无法被扑灭的大火一样，那么他们其实大大低估了平民百姓对道德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之后发生的事情与之相反：在苦难结束之后，在黑市经济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发展成历史上表现最佳的一群人。平均来看，很少会像 50 年代时期东西两个德国的人民那么让警察省心，尽管他们因其出了名的小市民气而为人所耻笑。
战后德国的重建和阴影
黑市：狼的美好时光
恩岑斯贝格尔在他的诗歌集《为狼而舞》对羔羊群发动了猛烈的抒情式攻击，即当时那些逃避责任的、“不愿意学习，而将思维留给狼”的小人物们。约尔格·劳这样描写着他在这个崩溃社会中的乐趣：“即使没有学校，现在也可以学到很多关于政治和社会的知识：例如，人们会认识到，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府的国家可能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会认识到无序也可以是一件好事。在黑市上人们会看到，资本主义总会给机智的人一个机会。人们了解到，在没有中央命令和控制的情况下，社会能够自行组织自己。在物质稀缺的条件下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实际需求。了解到人们可以随机应变，并且最好不要依靠他们庄严的信念。…一言概之：尽管艰辛，假如一个人年轻而充满好奇，这个短暂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夏季会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作为战败者又同时作为贸易伙伴，人们来到黑市，而他们自己也有一些货物可提供。一些人只想随便看看，在五颜六色的集市里到处瞧瞧，那里可以听到并明白各种新鲜事儿。这是个荒谬的场景：战争的赢家和输家，受害者和犯罪者，为了尽量做一笔赚钱的、双赢的买卖，都相遇在这块非法之地。只是这个交换买卖经常有着极度不对称的结构。有的人拥有那些原本稀松平常却因为配额制度一下子贵得离谱的物品：黄油、人造黄油、面粉、巧克力、橙子、干邑白兰地、油、汽油、煤油、缝纫用线。另一些人则提供自己还留存的奢侈品：手表、珠宝、照相机、银餐具。在饥饿最严重的时刻，用徕卡相机换取两根风干香肠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笔很值得的交易。但是，一旦他吃饱喝足这场交换就好像是一桩严重变相的盗窃案，而他就是受害者。对许多人来说，黑市似乎是一个痛苦的地方，他们将整个家庭的遗产用来换取他们以前丝毫未曾注意到的东西。他们的感觉就像童话中的笨汉斯，但却变成了大萧条的版本：一块黄金衫换成马、牛，最后是磨刀石，但所获得的幸福感与好人汉斯完全不同它很快就被消耗掉并永远消失了。
在其他情况下，重演人类发展史上的货币交易对黑市而言更为实用。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传统货币在这里被香烟所代替。由于禁止在士兵和平民之间进行美元交易，并且由于即将进行的货币改革，帝国马克变得愈加不安全，因此香烟代替了钞票。香烟成了战后时期的贝壳类货币。它们的价格虽然波动不定，但依然是那几年较为可靠的确定性之一。作为货币它其实非常适合：体积小，易于运输，堆叠和计数。它像捆成一捆的钞票一样以小包的形式出现。
只有将它与其对立面，即通过食品票券建立的管理系统联系起来看时。黑市才具有彻底的指导性意义。一方面是原始市场力量的野性神弃，另一方面则是人均配给量的理性分配。一个人在两个不痛系统之同的平衡动作着，总是在同一天经历这两种情况：短缺经济下的国家管控和不受限制的无政府式市场自由。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分配逻辑都有各自极其严重的缺陷。这种每天都要用艰苦实践体验出来的社会学，解释了西德人后来对“社会市场经济”体系所表现出的坚定忠诚，该体系从 1948 年成为新成立的联邦共和国的专利口号。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像是一个魔法公式，因为它调和了两个方面：一个关注每个人都能获得基本所需的照顾国民的国家和一个由需求控制并着眼于客户利益的自由市场体制。短短几年的黑市确保了“社会市场经济”成为世世代代的忠诚信条。该体制“之父”路德维希·埃哈德，联邦共和国第一任经济部部长，继阿登纳尔之后的第二任总理，成了经济起飞的标志性人物。
西德货币改革的奇迹
1948年东德进行货币改革。他们可以在 6 月 20日 那个星期日到食品配额卡的发行地点，以 60 帝国马克换取每人 40 德国马克的人头定额。一个月后，他们将以一比一的交换比例再获得20德国马克。而其余的帝国马克现金资产将变得毫无价值：1000 帝国马克只能换得 65 德国马克。就这样，大约 93%的帝国马克的存量被无替换销毁。储户们剩下其原先财富的 6.5%。人们对于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财没收”的抵制却颇为克制。
只有当获得新贷币成为必要时，常规机经济才会复兴，真正从事一份正式工作的意愿开始上升，就像贸易商人将其货物投入正常贸易而不是将其倒卖的意愿一样，农民现在也有了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收成的理由。这导致了一个一再被误传的印象，即商店从星期天到星期一突然一夜之间摆满了货物，人们因而言之凿凿地称之为奇迹。改革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历史学家乌尔里希·赫伯特将其描述为一年后成立的联邦共和国的“大爆炸”。与 1949 年 5 月 8 日议会委员会在波恩通过的《基本法》相比，当时的人们对货币改革的感受更为深刻。对于西德人来说，战后的事件再没有像货币改革那样更令人记忆犹新了，它就如同一出没有导演的大型歌剧。作家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在新币诞生的第一天就经历了两个奇迹，他的回忆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们不知所措、难以承受的感受：“我们途中经过一家小商店，是我们以前曾在那里凭票购买的毫不起眼的一家杂货店铺。就是在这里，货币改革的奇迹开始发生，这是真正的奇迹。这家商店看上去完全变了样，到处都摆满了商品。陈列架上摆着应有尽有的蔬菜品种：鲜大黄、花椰菜、卷心来、菠菜，很久以来我们所设有的一切我们走进了商店，这时另一个奇迹发生了。以前店员对我们虽不算十分不友善，但经常是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现在对我们很有礼貌。一夜之间，我们从凭票购买者和祈求者成为顾客。”
即便是对拥有自由选举权的自豪感，也无法与再次享有被长期剥夺的“顾客”地位带来的满足感相提并论。正常的购物行为其实也代表着一个自由的时刻，只有习惯了无拘无束，购物从不曾受限的人才能将它视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货币政革并能未终止所有食品的配给，通货膨胀浪潮席卷而来，许多人深受其害，但是突然出现的新兴商品世界至少给了他们一个清晰的未来前景。情况显然正在好转，那些尚未从经济起飞中受益的人都感到有信心能够很快过努力奋斗而起飞。1948 年 11 月 12 日，战后最后一次大罢工以反对“哄抬价格”为号召而发起，这场罢工所激起的愤怒被一种乐观情绪冲淡，即认为不久以后将会有更多的商品被分配给大家而不会持续短缺。1950 年 1 月 1 日，当只有在购买糖才需要交票证时，科隆的一家报纸就欢呼了起来：“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许多令人不偷快、连政府自己都很反感的官民间的摩擦消除了。我们可以再次吃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商人不再需要粘贴票据，也不必再为缺货而烦恼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掐指算来总共大约是 160 个月即 4600 天苦日子！我们又有了黄油一关于食糖我们以后再讨论”正如这位开心的作者不太精确的估算那样，不自由消费的时期可以从战争的结束追溯到 1939 年配额定量经济的开始。这是种微进的消费者观点，它忽略了战败投降这个重大事件，似乎除了食糖之外，战争现在才真正结束。
这是一个令人相当愉快的夏天，即使大多数民众物质状况的改善进行得非常缓慢。 经济学的一半是心理学 ——这个金句据说恰恰出自路德维希·埃哈德之口；很少有比货币改革更能形象地证明这句话。即使城市依旧是摧残之相，棚房破败不堪，汽车的价格高到令人无法承受，布料也是粗糙又昂贵，但是新的光辉温暖了蒙尘已久的灰色生活。
货币改革在心理上的影响如同一个辉煌的起跑点。德国人感到自已有可能或必须从头开始的三年之后，货币改学第二次重设了历史的时钟。几乎没有人能逃脱这一精心策划开端的魔力。这次重启在大众心理上的成功还包括一个平等因素:货币改革通过为所有公民配备相同的 60 马克财产，令其积蓄极度贬值，就像在大富翁游戏中一样使大家一起“回到起点”，它此创造了一个机会均等的魔力，这是联邦共和国至今仍然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经济崛起的力量对于战后历史的良好结局至关重要。它使 1200 万被驱逐者、1000 万复员军人以及至少同样多的失去家园者能够得到安置，哪怕是在临时搭建起的住处；把这样的庇护所称作“家”意味着对未来的一种改变。战后传奇般的政治稳定使孩子们在“不做[政治]实验品！”的口号下得以安然无恙地成长，他们从而能以此作为资本在 60 年代以蚍蜉撼树之勇发动一场“文化革命”。假如没有“经济奇迹”，联邦德国是否能取得这一稳定呢？幸好，这纯粹只是一个事后的猜想。
冷战中两大阵营的竞争
作为对英国人撤退的回应，美国总统#杜鲁门#于 1947 年 3 月 12 日在华盛顿的国会发表了一个震撼性演说。在这个演说中他呼吁。今后任何想要捍卫自由价值观、反对苏联支持的少数派恐怖行为的国家，都应得到帮助。这个所谓的杜鲁门主义将未来描绘成两种生活形式之间的竞争——民主的资本主义与极权的共产主义的对抗——从而在战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对战胜国联盟和战败者之间的力量平衡做了新的梳理。冷战被宣告开始。俄罗斯和西方盟国成了对手，西方盟国有意将昨天的被征服者变成未来的伙伴。不少旧日的纳粹分子意识到，自已已与美国人并肩作战，加入了一场新的反俄战争。
沃尔夫斯堡与极右翼的崛起
在 1948 年下萨克森的地方选举中沃尔夫斯堡再创辉煌。极右翼的德意志帝国党在 2.4 万张选票中获得了 1.5 万张选票，使其成为市议会中最强大的党派一—】而在下萨克森其他的乡镇，这个右派党很少取得超过 10%的选票。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沃尔夫斯堡之震撼”的选举结果几个月后被宣布无效，沃尔夫斯堡的居民重新投票，但是这次也还是出了差错，之后被取缔的德意志帝国党的后继组织德意志党‘依然获得了 48%的选票。
这种重新爆发的右翼激进主义从何而来？假如它泛滥于整个德国，它是否会导致一切为建立联邦共和国而做的准备立刻被盟军禁止？记者们蜂拥而至，就为了一睹这个纳粹小镇的真容。“沃尔夫斯堡是一个殖民主义式的城市，这里最极端分子旗开得胜，然而由于东欧难民的存在，这些极端分子不可能是共产党人”，在地方选举之后《明镜》周刊这样写道。原因很快就被找到了：太多男人，太多难民，太多失根之人，太多退役士兵和太多年轻人。因为太过肮脏，没有人愿意将沃尔夫斯堡称作试管里培养出来的城市。这个城市过早地被遗弃，犹如一个只有着十年历史的躯干。它没有
丝毫传统的遗产可以保护居民抵御大声喧哗的激进主义。它没有教门堂，没有家庭结构，没有市民阶层的传统，没有共同的建筑风格司以给这些混杂居住一处的人们一个心理依靠。连一个可以让居民对亟待恢复的稳定抱持信心的地方都没有。它只有工厂及其无知蒙昧的劳动力，而且“他们当中有许多可疑的人物”，几乎所有关于激进的沃尔夫斯堡的报告都没有提及这一点。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1948 年，经济刚刚开始稳固，一场新的讨伐运动就以歇斯底里的热情发动，很快人人都在谈论“反对污秽和垃圾的斗争”，伴随而来的是之后长达多年的相关达律条款的备案工作，即 《关于传播对青少年有害的出版物法》。恰恰就当未来在大多人的眼里刚刚开始明亮的时候，一样道德卫士把德国的未来描经成一团漆黑。在货币改革之前，“社会上的犯罪倾向”大都是那些囤货者、盗窃燃煤者以及黑市投机商人，他们让人们对德国的道德滑坡感到担优。而当经济开始好转，犯罪率开始下降时，年轻人的道德状况成了人们担忧社会秩序时关注的焦点。面对刚赢得的自由他们必须受到一定的约束。
带着民族保守意识的那些人和年轻共和国的精神格格不入。盟军自由意识的影响，新的电影和书籍，抽象艺术以及欢快摇摆的、“激情高昂”的音乐令他们深恶痛绝。他们不无理由地认为这些会给德国社会带来彻底的改变。漫画书被等同于“图片愚民主义”“下流的文化”“美化暴力”以及“毒害灵魂”。它们是一种“侵略者文学”，在女性跟随者的提袋里分发传播，是“儿童的鸦片”，一种“大众瘟疫”以及“文化耻辱”。有一个 14 岁的少年，因为想看看“一个人怎么上吊自杀”就把一个 5 岁的孩子吊在了窗钩上，这个事件当时被看作是反复阅读漫画的后果。老师们定期在孩子们的书包里搜查米老鼠、阿吉姆、西格德和狐狸兄弟的漫画书。这些书册都被没收，一旦这些低级读物多到放不下时，就在学校的广场上被公开焚毁。
除了漫画外，性泛滥也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幽灵困扰着战后的头十年。同时青少年无人管教的现象已到了无法被忽视的地步。这场战争使16 0 万名儿童成为半孤儿或全孤儿，其中有些人连他们自已的姓名都不知道。流浪青少年独自或成群结队地到处游荡。他们抢劫、撒野、卖淫。许多成年人不愿将青少年令人悲哀的无政府状态看作是战争苦难以及纳粹政权下灵魂遭受毒害的后果，而是将污秽和垃圾的文化入侵视为原因。仿佛既不是全面战争，也不是极权主义对儿童心理构成的摧残，以及对战后崩溃的无尽失望，而是这个“现代的生活环境”被指控为“污染了年轻人“的元凶，顺便一提，当年的魏玛共和国也曾经采用了同样的论点控诉现代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的慢慢复苏和生活条件的正常化并不被视为一种改善的转折点，而是被视为危险局势的一部分，而早在 1933 年之前，人们就已经偏爱把这种情形称为时代危机。
1953 年，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的州政府青少年保护行动办公室的首席执行官汉斯.塞德尔用了在这场反文化的争论中很典型的方式如此定义了此“时代危机”：“它的内部典型特征就是现代人与至关重要的生存价值分离的历史过程，我们可用诸如唯物主义和虚无主义之类的关键词来描述这个过程。这种分离导致了自然纽带的丧失，特别是社群纽带的丧失，这意味着重要文化内容的分裂及退化。就这样，爱情退化为色情，职业退化为谋生，锻炼退化为运动，音乐退化为娱乐。现代技术过分强调物质上和速度上的提升，它一方面造成傲慢，另一方造成恐惧。还有文明的影响，正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以及我们整个生活条件的去自然化也都与此相关联。”
非自然化和退化，以及与生俱来的自然社群分离一从这个民族的立场来看，被盟军所推动的西方文化的进入自然而然地对青少年造成危害。这位在年轻的联邦共和国担任公职的青少年保护者因此还认为“我们 40%的年轻人显而易见受此之扰，健康状况欠佳，并且深受其害。”他的心理学家同事黑尔玛·恩格斯在绝大多数年轻人身上看到的只是“一伙迷恋享受，毫无节制的未成年人”，他们完全被“对电影院的沉迷，在精神上可怕的毫无追求，那种看来毫无意志力的纵欲乃至毫无一丝责任意识的过早的性行为所捆绑，他们没有任何集体精神，仅仅依附于触手可及的当下”
在孩子们的眼中，独裁政权及其瓦解已彻底地否定了这些年长者。年轻人当年越是热衷于希特勒，现在他们就越是感到被欺骗。当他们的父母无法保护他们免于丧失家庭平安时，孩子们将父母一辈视为失败者，这使得孩子们只能靠自己。就在年轻人美国化之际，父母一辈对于失败和错误的全部耻辱感拧成了一股劲一在歇斯底里的反对“堕落青年”的斗争中，他们寻求着一种貌似非政治化的、文化上的出气口。人们可以借此继续当一名纳粹而无须公开自己的身份。于是他们就针对自己的孩子，针对贝亚特·乌泽之流，针对漫画，针对“黑人音乐”以及吉特巴舞进行了一场替代性战争，简而言之：针对所有的污秽和垃圾文化。他们为了将其定性为腐化性作品就重新运用了“好菜坞垃圾”和“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些标签，单从这个事实就能清楚地看出，往日的政治界限还在起着多大的作用。在臭名昭著的少管所里，所谓的“堕落女孩子”只因为未成年就有过性行为而受到了人身攻击和非人待遇。相反男孩子们则大多因侵犯财产罪而被贴上“恣意妄为”的标签，而这导致他们遭受破坏人格的惩罚性措施。从各个方面来看，许多年轻人确实是孤儿：他们在精神上无家可归，心理受到创伤并且饥饿不已。伴随着他们的被遗弃，他们跌跌撞撞地从一个资助者投奔到另一个，其中不乏心思可疑之人。在许多管教所里拳打脚踢、严格训练和枯燥的工作取代了理解和宽容。单是管教所的档案将女孩们标签为“道德低能”“本质欠佳”“性冲动异常”和“不可调教”的事实，就表明了当年这些教育者们想出了何等残酷的改造和惩罚性策略。
但是，天主教会可以声称他们对纳粹政权下的性自由化早已进广泛犹判。第三希国的青年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教会的怀疑。在他们眼中，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少女联盟 助长了年轻人的性淫乱：许多父母不幸地经历了国家剥夺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权，并引诱他们的孩子远离父母。
幸运的是年轻的联邦共和国的社会对这类镇压的抵抗力，远超过 50 年代那个腐朽不堪的社会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出版商、电影发行人和作家们通过法律手段来抵抗右翼对大众的煽动性言论，并把控告他们的人告上了法庭。在媒体中，正如《时代》在 1952 年所称的，“正在不断推进的威权主义的国家观念”受到了顽强的抵制。“反抗威权的秉性”实际上并不是 1968 年那代人的发明；这个名词早在 1951 年就出现在《明镜》周刊上了。不过那些道德卫士也使用了这个词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有关文字和图像的自由以及道德与淫秽之间界限的文化之争蔓延开了。国家为保护艺术的自由挺身而出。
如何看待德国人在二战中的罪责
德国人的集体罪责的讨论
在一个以《在德美国军方人员行为守则》为题的备忘录中写着：“在不表现出报复与恶意的情况下，美国人的行为应表现出冷淡的敌意和反感。…应该清楚地让德国人明白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责任，并且他们在德国统治下对其他民族所犯下的严重迫害是不会被原谅的。…他们要明白不仅德国将会因其侵略行为而再次受到战败的惩罚，而且还会因此受到那些他们原本心仪之人的蔑视和惧怕。”被禁止的行为有握手、散发巧克力、一起去餐馆，起庆祝，当然也包括性关系。
众所周知，士兵们并未长期遵守这些规定。他们吃惊地发现大多数的德国人和《在德美国军方人员行为守则》里的敌对形象相去甚远。
卡尔.雅斯贝斯在《答西格里特·温赛特》一文中就德国人的集体罪责提出异议。挪威女作家温赛特对于德国人的再教育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德国人所犯下的行径是由其“德意志思维”所导致，作为一种历史常态它是由微慢、自负和政击性所决定的。她认为再教育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意味着孩子们必须和他们的父母一辈决裂。针对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文章，雅斯贝斯做出了如下回答：“在我看来，对整个民族以及对这个民族的每个成员做出一个总体性的评判，这样做有悖于人之为人的要求。”他甚至认为德国人的“自我教育”都是可能的。不过这就得承认当年对几百万人犯下的谋杀案，对通过宽容和适应而导致的共犯罪责进行毫不留情的审查以及对过往做出公开的讨论：“这取决于我们是否在真理的条件下赢得我们德国的生存权。我们必须学会彼此交谈。”这不只是意味着性格上的改变，甚至涉及对话形式上的变化：“教条式的断言，叫嚣，固执的愤慨，一感到被羞辱就中断对话的荣誉感，所有这些都不能再发生了。”
德国人对战败的反应
令人惊讶的是，战斗结束之后就真的再也没有了枪战。无论在哪里，每当盟军占领了一片土地，那里就会一下子归于平静。前进的士兵们简直不敢相信：即使在局势早就毫无希望的时候，这些德国人还在丧心病狂地背水一战，可是一旦投降，他们就变成了最驯服的羔羊。狂热主义似乎就像蜕皮一样从他们的身上消失了。没有抵抗，没有埋伏，也没有敢死队。离前线不远的地方一些零星散布的狙击手曾经从他们的躲藏处向前进的部队开火，但这都是些例外。盟军对此始料未及。这些德国人怎么了？多年的轰炸并没有使他们丧失斗志。在撤退之前的战争最后几周中，他们还无情地杀害了好几十万的强迫劳工和囚犯。照此来看，哪怕只要还有一丝机会他们都会在投降后怀着同样的对人类的蔑视继续肆虐，这似乎才是合乎逻辑的。尤其是年轻人，胜利者把他们想象成被遗弃的幼兽只能用手枪和铁棍才可靠近他们，并且得经过漫长的过程才能将其驯服。
也正是纳粹自己让同盟国早就做好了在德国遇见这些野蛮困兽的心理准备。1944 年 10 月，“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宣布了一个类似游击队的“狼人行动”。战争结束前两个月，戈培尔把这个行动上升为每个公民的责任，每个德国人现在都必须战斗到牺牲为止，因为对于狼人来说：“在德国土地上的每个布尔什维克、每个英国人和每个美国人都是格杀勿论的猎物。只要我们有机会就要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去消灭他们。仇恨是我们的祈祷，复仇是我们的呐喊。身为一个狼人，他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然而实际却与此相反，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少数狼人行动曾由常规的国防军和党卫队的士兵执行，而且几乎完全是针对厌战的德国人。他们最残酷的行径发生在 1945 年 4 月 28 日，在上巴伐利亚的彭茨贝格，在作家、文化局局长兼冲锋大队负责人汉斯，策贝莱因的指挥下，这些“上巴伐利亚狼人”杀害了 16 名男女。这些受害者先前罢免了纳粹市长，并试图将村庄不战而降地移交给美国人。
留在本土的作家们全力回击对他们的批判。蒂斯说，逃跑是件轻松的事，可是他在忍受纳粹统治的同时也在为文学服务。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一旦然过了这个“恐怖时代”，“我在精神和人性的发展方面将会获益良多，比起在国外的剧院包厢或正厅内遥望德国悲剧的这些人，我从中走出时所得到的知识和经验会更为丰富”。这些斗士互不相让，把流亡者比作将自己的同胞们弃于污浊而不顾、远望德国悲剧的惬意观众，这个描写对所有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被迫离开故土，而且大都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人来讲，简直就是一种放肆之举。
1946 年，在柏林试映了两场大独裁者之后，美国文化官员认为德国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到会去嘲笑希特勒的地步。《纽约时报》对柏林的试映做了报道：“多年来崇拜着希特勒的德国人现在不愿意被告知他们其实跟随了一个小丑。”戏剧评论家弗里德里希·卢夫特就是试映时的观众之一，连他也对卓别林的希特勒笑不出来：“现在的我们无法用欢快的眼光看待这个讽刺剧，因为我们为其原始乐趣付出的代价太过沉重。所以这个电影现在还不能给我们看。也许以后，很久以后吧。”在某些城市，当地军事行政部门曾决定强迫德国人观看有关集中营的电影纪录片。这么做本来是出于好意，但从大众教育效果来看却很值得怀疑。许多观众将视线移开，在整部电影放映时他们固执地注视着地板。而那些已经看到了银幕上尸体的人们则呕吐不已并在离开电影院时哭得晕倒。
作为一种判断，汉娜·阿伦特的个人印象字字句句都是具有毁灭性的，因为它将战后的德国人从具有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理性国际社会中除名，并把他们归并到了僵尸的领域。汉娜·阿伦特就在这群庸庸碌碌的尸体中独行——人们可以猜测到她在德国，尤其是在“[纳粹]运动之都”慕尼黑所感受的这种恐怖感。在她的德国交谈对象中，汉娜·阿伦特找不到一个依靠支持。她形象地描写道，每当她向人表明自己是犹太人时，德国人的滔滔不绝如何瞬间卡壳。“通常接下来会有一个短暂的尴尬；随后，他们不会提出‘您离开德国之后去了哪里？，这种关乎个人的问题也没有像‘您的家人当时遭遇如何？’这类的同情表示—紧接着的是一长串关于德国人吃了多少苦头的叙述。”
他们要么避而不谈，要么顽固执拗，要么看似无动于衷地喋喋不休，或者像受了刺激一样地狂躁。“除了一些令人怜悯的傀儡式老恶棍，我在这儿还未曾遇见过什么纳粹分子，”1949 年底，阿多诺在法兰克福给托马斯·曼的信中写道，“而且这绝对不是单纯从讽刺的意义而言，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曾经是个纳粹，而更为令人惊悚的是，他们坚信自己从来就不曾是个纳粹。他们彻彻底底地把它给压抑排挤了。是的，我们可以一时做如此推想，他们真的不曾是纳粹，因为面对这个将人异化的独裁怪物时，他们并不是把纳粹主义当作一种公民社会的制度来接纳，而是在对此感到陌生的同时容忍了纳粹，将它作为一个游离于身份认同之外的邪恶机会和希望，如此一来，人们就十分诡异地轻易用心安理得代替了原本的良心不安。”
这种羞耻感往往还输给了与之较量的安逸舒适感。在讨论过去时，人们开辟了许多条可让人避开责任的逃生之路。其中最流行的紧急出口之一就是坚信自己是麻醉毒药般的纳粹主义的受害者。通过自己成为纳粹的受害者，从而参与了他们的令人发指之举。在战后的德国人看来，纳粹主义如同一种毒品，它让他们变成了毫无意志的顺从工具。当时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措辞：“希特勒滥用了德国人的热情”，这个说法使之前希特勒狂热的崇拜者感到受骗和被背叛，而不是内疚。这个毒品有各种称谓：它一般被笼统地称作“邪恶”或者甚至是“一种被指数级叠加了的邪恶，它以前所未见并且万万不可预知的粗暴闯入了我们的时代”。人们带着神话般的狂热将这个恶魔认定为罪魁祸首，就是它打破了“文明的封闭外壳”并怒放中了“毁灭的力量”。
无论战后德国人何等疲惫、烦恼不堪并摒弃了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热情，但从团结的角度而言，他们的凝聚力显示了持久和连贯性：人们宽恕了彼此犯下的纳粹罪行。使盟军惊讶的第二个现象是，德国人不想互相清算。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为什么不对折磨过他们的人报仇呢？盟军最初曾预计会发生内乱，会有一波暴力浪潮，纳粹反对派将利用暴力对迫害他们的人进行复仇。在她访问德国的报道里，汉娜·阿伦特也在思考着这个可能的揭竿而起行动：“去纳粹化程序唯一可想的另类方案或许曾经应该是一场革命，即德国人对那些纳粹政权中有名的代表性人物突发性的愤怒爆发。哪怕这样的起义会失控并且血腥，但它肯定会采取种比书面程序更为公平的尺度。可是革命并没有发生，这并不是因为在四方盟军的管制下它可能很难被组织起来。其唯一的原因也许在于，不管是德国士兵也好、盟军的士兵也好，他们根本没有必要保护真正的罪人免遭民愤报复。这种民愤今天根本就不存在，并且很显然从来就不曾有过。”因此“个人的复仇”不曾发生—可是国家性的报复也进行得不尽人意。
全世界公众对海伦堡审判给予了很高的关注。法庭为来自 20 个国家的记者们预留了 240 个席位。其中包括约翰·多斯·帕素斯、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壳、路易·阿拉贡、伊利亚·爱伦堡和康斯坦丁·费定等著名作家。德国演员玛莲娜·迪特里茜也作为听众出席旁听。维利·勃兰特为挪威报纸做了报道，诺贝尔奖获得主托马斯·曼的女儿埃丽卡·曼为《伦敦标准晚报》做了报道。她的报道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即使他们那种希望仅通过阅读报道就能更好地了解德国人的期待并未得到满足。只是在审判地所在国，人们对此依然漠不关心。日后成为《南德意志报》总编，当年是该报记者的威廉·埃马努埃尔·聚斯金德抱怨道：“我们不得不听凭外国观察家们告知我们，普通德国人对纽伦堡审判的态度可以说是极度的无动于衷，充其量也只是对其报以怀疑态度。不幸的是，这是事实。我们很难不同意这些英国和美国批评者们现在经常提出的第二个观点：他们说，德国人最希望的就是纽伦堡的盟国们来个快刀斩乱麻——说穿了就是直接把这二十几个主犯处以绞刑。当然，他们从希特勒时代起就已经习惯于此了——但实际上，这只说明当年纳粹统治下的军事紧急法庭和人民法庭的精髓直到现在仍然盛行，这其实是个可悲的胜利。”
大多数德国人集体同意将自已视为希特勒的受害者，这对于数百万被杀害的受难者而言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狂妄。 从更高的历史正义角度来看，这个主要通过对加害者的宽大处置而做出的自我卸责，对受害者而言是令人愤慨的。但对于西德建立的民主制度来说，这却是一个适宜的，估计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因为它为新的开始奠定了精神基础。正是由于坚信自己是希特勒的受害者，人们可以借此卸下自己对这个已灭亡的政权曾有过的全部忠诚，而且他们不必为此感到不光彩、怯懦和投机取巧。无论东德还是西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得不将自己置于旧敌的保护之下，这就使得这样的观点更加成为必要。无论是在东德的德俄两国之间的友谊，还是联邦德国与西方盟国之间的友谊，这两段友谊的构建都借助于这种受害者叙事，而这种叙事的登峰造极之处在于，德国人最终声称他们在 1945 年获得了解放。
这一幸运根本就不是德国人的功劳。在战后短短几年内，东德人和西德人在各自的世界权力阵营中把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巅峰，可是这跟历史的公平与否没有任何关系。在好几十年内无人追究这场关乎数百万性命的杀戮，一直到 1963 年至 1968 年间的奥斯威辛审判之际，人们才对此开始了广泛讨论。在 1955 年作为连载小说首次发表在《回顾》杂志上的德国占领区小说《禁区》中，汉斯·哈贝写道：“‘生活还将继续’这句表现乐观主义的说法，实际上道出了人间即地狱这一事实——生活之所以还能继续，是因为良知的不作为。”活下去的意志迫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孰轻孰重做出权衡，作为在美军服役的再教育者，哈贝对此有着清醒的感知。他继续道：“诞生和死亡、妊娠和疾病、贫困和工作、住房、取暖以及交配——即使在人类的伟大时刻，它们仍然是生活继续的象征，希望在此攀升，而愤怒在此消亡。”
正是那些“平凡至极的德国人”集体造就了纳粹主义，这一认知直到最近 20 年左右才被广泛接受。与此同时，通过细致的细节研究证明了纳粹政权的群众性，从而把每个人特有的罪责正确区分开来，这在格茨·阿利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litlers Volksstaat一书中得到了最有力的阐述。
雅斯贝斯坚持认为，让德国人改过自新最有效的道路必须从深刻改变其讨论方式开始：“只有当我们德国人在交流中找到了彼此，德国才能再次复苏。”对他来讲，不遗余力的诚实就是其前提。他知道人们会用太过明了的相对化让自己躲避责任，即使如此他还是提出了极为迫切的请求：“我们要学会彼此交谈。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只是重复我们的想法，而是要倾听他人之所想。我们不能只想着以言制胜，而是要对内在关联进行思考，倾听其原因，做好获得新认知的准备。我们要从内心尝试换位思考。对，我们正是要找出与我们相左的意见。和急于坚持那些彼此互相排斥的立场从而使沟通无望而终、一拍两散相比，在针锋相对之中找出共同点更为重要”
CIA对现代艺术的资助
从事心理战的美国战略家们很快就认识到，可以通过艺术制造出强大的民主氛围。像苏联人一样，他们意识到绘画对战后国家重建的重要性，但要使艺术朝着适当的方向发展，他们面临着比苏联人更大的难度。对他们来说，抽象艺术是一个不错的从想象力层面上去纳粹化的美学程序，但它甚至更适合用于对抗苏联并对西德自身的美学认同感给予保障。美国情报机构特工唐纳德·詹姆森说，借助抽象绘画，美国人能够“使社会主义实主义流派比实际上看起来更加风格化和僵化，更加如井底之蛙“，美国人尽全力推动抽象艺术，他们为年轻画家没立了奖学金，资助画展，并购买大量画作。私人的倡议行为和国家的补贴政策齐头并进；通常是高级军方人员购买艺术品并将艺术家介绍给各种赞助基金会。
借助波洛克作为抽象表现主义最为显赫的代表性人物，美国的艺术脱离了巴黎这个伟大的榜样，并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成功地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凭借着波洛克、罗伯特·马瑟韦尔、马克·罗斯科和巴尼特·纽曼在欧洲引起的极大的轰动，美国得以对抗那些认为它文化匮乏的陈词滥调。在艺术领域，美国正准备接手扮演一个先锋角色。这导致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局势：“如果这是艺术的话，那我就是个非洲霍屯督人”，杜鲁门总统这句 1947 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所说的话获得了众多人士的热烈掌声。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的冷战战略家们将这类艺术视为能有效将美国推上世界舞台的最佳手段。而且，正因为他们确定国会绝不会批准出口这类艺术品所需的资金，所以他们将抽象表现主义视为一项秘密行动。就这样，正是这些在美国国会被嘲笑为亵渎上帝的艺术家被美国外交政策的心理战术用来进行美学上的宣传。即使罗斯科、波洛克和马瑟韦尔可能将自己视为无家可归的激进分子和孤独的个人主义者，人们却通过有针对性的艺术展策略将他们在国外塑造成了理想的美国代表性人物。
这个任务如此自相矛盾，以至于中央情报局毛遂自荐地担起了这项重任。特工托马斯·布雷登领导着一个取名为“国际组织部”的秘密情报部门，也就是在这个毫不起眼的机构名称下，他想利用艺术和文化的手段进行冷战。在“我们必须以秘密行动来鼓励开放”的宗旨下，他开始把前卫艺术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其他国家青睐的竞赛的一部分，前卫艺术成为一种平衡手段。中央情报局的一些部门成了艺术品经纪人，他们将美国最优秀的表现主义作品成功地送到了各式巡回展、双年展和借展，以至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有段时间就像落毛的凤凰一样空旷。
中情局通过“文化自由大会”资助了许多一流的文化知识杂志，例如由梅尔文·拉斯基于 1948 年创办的《月》。它还资助 格内修斯：西隆创立的杂志《当下》以及第期索瓦·邦迪（的期刊《证据》。还为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的翻译支付稿费，并赞助将这部小说改编为电影。它更通过不记其数的展览活动促进了抽象艺术在德国的传播，1959 年举行的第二届卡塞尔文献展上，展出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抽象派作品，抽象艺术终于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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