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自己对真理和自由的信念，哪怕自己是“孤家寡人”

我们看到，对奥威尔这部反乌托邦讽刺作品的目标的解码，取决于我们对讽刺作家和他对手、对手与理想读者以及读者与主人公之间特殊关系的理解。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关系都把注意力吸引到了小说写作的1948年的趋势与（极为随意地设定在1984年的）未来世界之间的因果关系之上。因而有必要问一声，小说告诉了我们这些20世纪90年代的读者，或者任何在它被写就的1948年之后的时代的读者什么？我们期待那些今天回应小说的读者做出怎样的反应？在我看来，奥威尔以心理小说的高度可信性作为写作策略，这意味着为使小说产生恰如其分的影响，读者需要摆脱他或她的危机意识，抛开温斯顿的困境可能变成读者自己的困境的预测。这种困境的可能性对今日西方年轻的读者而言是极其不着边际的，同时他们也很疑惑温斯顿的情况是否与他们自己的现实有任何关联。

在这些读者看来，温斯顿·史密斯的命运如同噩梦，事实上，他的命运根本不是奥威尔的狂想产物。在斯大林俄国和希特勒德国，人们都以惊人相似的方式受到监视、逮捕和折磨。猎捕替罪羊、肃清、公开操纵审判、公开处决——过去的历史档案中存有证据，而且因为近年来苏联和东欧的政局变化，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使了解情况的读者确信温斯顿的残酷命运并非出自奥威尔的妄想。关于这点，在最近对日本、韩国、南非和柬埔寨战俘的记录中，有大量证据表明存在此类关于身体与心理恐怖的制度。这些证据来自右翼和所谓的左翼独裁双方，来自诸如伊朗和伊拉克的神权政治，来自与美国基本教义派（fundamentalist）团体有关的“黑白”心态，证实了奥威尔对恐怖与谎言的“黑白”心态的分析。我们的时代与20世纪40年代一样，在各种“主义”，包括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宗教狂热主义的影响下，产生了和奥威尔对他的同时代人所做的准确诊断相同的可怕症状，例如“黑白”“保护性愚蠢”和双重思想等。

乔治·奥威尔

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强调，同所有伟大的讽刺作家一样，奥威尔在写作时也一定将他的对手或理想读者视为自己的同时代人，需要对创作作品时20世纪40年代晚期政治现实的紧迫事项做出反应。而且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文学价值不在于奥威尔作为未来政治预言家获得了成功：我认为，这部小说是对奥威尔所处时代的极权主义与西方世界对极权主义的接受所进行的异常准确的讽刺性“解剖”。然而，奥威尔的主要目标中至少有三个已经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获得了生动的阐明，在《纽约时报》称为1989年至1990年政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达到了顶峰，导致了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解体”。

我相信，这些事件证明了奥威尔在他三个首要目标的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它们表明，（1）奥威尔在他的文章和《一九八四》中均以术语“极权主义”形容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此用法仍然有效，而且有意义，（2）奥威尔强调，极权主义体系唯一的最重要的属性可能是为了对真理进行系统压制，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有组织地撒谎”（organized lying），他的这一观点是相当正确的，以及（3）只有追求和正视历史中未被破坏的真相，我们才能防止极权主义心理在未来的蔓延。让我们来逐一分析这些观点。

1.莱昂纳德·沙皮罗在1972年的《极权主义》一书中描绘了围绕术语“极权主义”产生的争议，指出“根据《苏联学院字典》（Dictionary of Soviet Academy），该词自1940年及以后在苏俄被使用，特指‘法西斯’政权。苏联官方作家强烈反对非苏联作家也使用‘极权主义’这个词，并宣称这是‘冷战’宣传的一个方面”。沙皮罗还补充说，不过“在过去几年中，苏联内部各种异见运动中极为广泛地秘密传播的作品频频将这个词用于形容苏维埃政权”（14）。

到1990年年末，“极权主义”一词已被苏联官方接受。在刊登于1990年10月22日《多伦多星报》上的题为《30个政党组成一个反对集团》（“30 Political Parties Join in One Opposition Group”）的文章中，史蒂芬·汉德尔曼（Stephen Handelman）阐述了由“一个自称‘民主俄罗斯’（Democratic Russia）的新组织通过的”一项苏联的决议，坚称“只有在广泛的群众运动中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对极权主义政府说不，对构建公民社会说好，才能拯救国家”（3）。这项决议的用语表明，1990年的苏联已普遍接受将“极权主义”这个术语用于指代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维埃制度，尤指斯大林政权。

当然，与接受术语“极权主义”相对的是苏维埃历史学家对斯大林恐怖统治这一事实的承认。因此，正如比尔·凯勒（Bill Keller）在1990年2月3日从莫斯科向《纽约时报》发回的报道所言，过去几年“苏联报界把斯大林的过错几乎说遍了，探究了神圣的神话，例如他在‘二战’中的行为，把他比作希特勒，一段段地剖析他的酷行。但是官方历史学家对此只字不提”（Collapse 13）。一些事实的披露引起了相当的骚动，当拥有2000多万发行量的周报《论据与事实》（Argumenti i Fakti）刊登了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Roy Medvedev）的估算……他估算的死亡人数约等于在“二战”中丧生的苏联士兵和平民人数的总和……梅德韦杰夫先生计算出共有约4000万人受到斯大林镇压的迫害，包括被逮捕的、被逐出故土的或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尽管对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记录不够准确、存有争议，但梅德韦杰夫先生的估算总体上与西方的估算结果一致，长期以来这一数据都被……苏联官方历史学家低估了。（Collapse 13）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在三四十年代奥威尔与对手进行辩论的核心就是：他坚持认为苏联是极权主义政权，因而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奥威尔的敏锐眼光被一些事实衬托得更为突出，例如奥威尔同时代的著名知识分子西蒙娜·德·波伏娃在20世纪50年代初仍认为“由于至今没有苏联领导人敢说出全部真相，完全的真相就还不存在。继而她语出惊人：‘无论是苏联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对斯大林时期做出的解释都无法让人信服’”。（Caute 106）另一个被揭示的双重思想的类似的例子是“萨特哀叹‘一个由官僚组成的军队所支持的社会主义政府会把人们变成奴隶’。疯狂之处在于连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不能问：当一个政权变得连再称其为社会主义政权也无济于事时，它该何去何从？”（Caute 105）相比之下，奥威尔一直否认斯大林政权是社会主义政权，并且他在《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中开始摧毁这种“苏联神话”，以作为在西方复兴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分别为2009年、1959年、2008年版本的《1984》

有意思的是，即使奥威尔逝世后的四十年间风云变幻，仍不足以化解他与老对手的辩论，他的老对手的形象在他那些文学批评家身上复活，至今坚称奥威尔在描述斯大林政权时一定是“歇斯底里的”，这个“情绪化的术语”（Rai）使冷战宣传者得以利用奥威尔的作品。

然而，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柯克帕特里克和塔尔蒙等西方政治学家设计了不同范式来定义极权政府，这些范式应该可以充分证明《一九八四》中描绘的极权主义景象显然切中了要害。所有这些学者都会赞同莱昂纳德·沙皮罗的观点，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个有用的术语”，可以用于说明希特勒德国和“以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政治体制为蓝本”（101）的国家。尽管沙皮罗承认由于这些政府的“起源与结构并不完全一样”，因而“对‘极权主义’定义的研究已经持续开展了二十五年，甚至更久”（101），他认为“‘极权主义’术语同等地应用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这是‘冷战’的后续或结果”（108）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同样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奥威尔的对手仍不能认识到，奥威尔将斯大林苏联定义成极权主义，这并不代表幻灭和绝望：这恰恰是奥威尔通过将社会主义与斯大林的极权政权分隔开，以设法拯救民主社会主义这一长期目标（顺便提一句，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也相当轻易地忽略了这一点）。

2.尽管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极权主义的定义与政治学家们发现的关于极权政府的“症状”“综合征”或“轮廓”等所有现象不谋而合，小说在探索“极权主义在智识上的含义”（v.4，520）时，突出了极权主义在政治和心理角度的一个特定方面，那就是极权主义集中力量对真相、表达自由和思想自由进行压制。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尤其是1989年和1990年的发展，证实了奥威尔的主要洞见：极权主义国家推行的有组织的撒谎行为，并不像有时所认为的那样是与军事骗局同一性质的权宜之计。它是极权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集中营和秘密警察不再成为必需，它也会继续存在……事实上，极权主义需要对历史加以持续改造，且长远看来可能要求人们不相信客观真理的存在。（v.4，85—86）

莱昂纳德·沙皮罗在他1972年的研究中进一步强调了奥威尔的关注点，他指出：极权统治建立在成功保密、与外界隔离、完美欺骗外界之上。现在“铁幕”（iron curtain）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使得苏联当局希望隐瞒的消息仍能传递到国外媒体手中……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形下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毫无疑问，如果苏联当局得以阻止[人权活动家]梅德韦杰夫被扣押在避难所的消息流向外界……他可能还在卡卢加精神病院关押危险疯子的病房中接受强制的麻醉治疗。（117）

贯穿《一九八四》的智识热情离不开奥威尔强烈的道德信念，他相信西方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拥有至关重要的社会责任，因为只有他们能粉碎弥天大谎、避开双重思想的陷阱，从而防止极权主义心理的蔓延。毫无疑问，1989年和1990年整个权力集团惊人地迅速解体是复杂的经济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我们也许需要经历漫长等待才能对其动力机制进行全面的历史解释。但没人会质疑，这巨大的群众运动的精神和政治根基在于少数“异见”知识分子的决心，他们像温斯顿·史密斯一样将表达异见、揭露真相并坚持发声为世界所闻视为己任。正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所显示的，思想、表达和交流的无限自由是反抗极权主义最重要的武器，奥威尔对此的强烈关切绝对正中要害：事实证明，一些异见者通过非暴力手段，跨边界地利用报纸与广播的自由，能在这个日益相互联结的世界中打倒一个又一个的独裁者。外国记者为他们自己的报刊写文章，但他们的报道会被翻译并传回那些禁止相关资讯的国家。便携式收音机和录像机的推广使这些信息更易获取。由于需和外媒比拼可信度，官媒被迫提供更多的信息和真相。东德人看西德的电视并了解波兰所取得的成就。在罗马尼亚，人们在南斯拉夫的电视台上看到自己的同胞被齐奥塞斯库的安全部队杀害后变得勇敢无畏。他们一旦了解了情况，就被动员了起来。在大多数地方，他们游行、呐喊、举标语，而在全球新闻记者的注视下，这些方式被证明足以揭露先前被禁止的真相，并导致了在不久之前看来仍然绝无可能的革命性变化。（Collapse 353）

《沉默的教室》剧照

双重思想这个谎言的网络和方法论，是对20世纪40年代末奥威尔同时代人的警告，警告他们揭示真理是防止极权主义体系扩散的第一步。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先前被禁止的真相”的揭露被证明是摧毁该体系唯一最重要的武器，这一事实毫无疑问证实了奥威尔的分析。

3.扭曲历史记录是极权主义政权不可否认的特征，奥威尔对这一点的强调又因这些事件获得了新的启示。在“共产主义解体”的余波中，奥威尔或许想警告我们，在一特定体系内猖獗一时的极权主义心理不会因为这个体系失败就立马消失。如果真的如他所言，“极权主义要求……对历史加以持续改造，且长远看来可能要求人们不相信客观真理的存在”（v.4，86），则只有通过对历史真相的不懈追求，我们才有望克服极权主义心理。过去几年，有很多书和电影表现了关于过去的力量“控制”现在这一深刻的“奥威尔式”见解。1984年，钦吉兹·阿布拉泽执导的格鲁吉亚电影《忏悔》（Repentance）是一部威力十足的政治寓言，讽刺后斯大林时代的这代人否认和拒绝接受自己在极权主义体系中的角色。电影展示了一个死去的独裁者——以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原型的组合形象——在他的继任者们准备好评估他政权的本质并承认自身在他充满恐怖、谎言和告发的统治下的责任之前，是无法被埋葬的。在人们准备好直面关于自身历史的痛苦真相之前，独裁者的尸体拒绝文明的葬礼；它不断重新露面，可怕地提醒着幸存者们想起自己忽视和否认的过去的邪恶与堕落。

《忏悔》海报

导演迈克尔·维赫文在他1989年的电影《我不是坏女孩》（Nasty Girl）中，通过一个德国小镇女孩的视角探究了相同的两难处境，女孩想自己找出自己的家乡辉镇（Pfilzen）在希特勒政权下的生活景象。她的历史研究遭到了市政厅官员的阻挠，这些人曾是希特勒忠诚的追随者，而在70年代依然当权。起初，他们拒绝给她查看文献的权限，随后试图以含蓄的威胁恐吓她，最后他们动用了暴力。不用说，不管自己和她年轻的家庭遭受怎样可怕的后果，她坚持进行自己的历史研究。两部电影均显示，忽略和否认自身所处群体在过去犯下的罪行，无异于赞成和参与“弥天大谎”，并使极权主义心理存活下去。德国电影和格鲁吉亚电影都探索了奥威尔式的主题，即如果不接受、不能够“掌控”我们的过去，我们就不可能把握现在和未来。

事实上，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主要政治动机的分析如今已被世界大部分地区广泛接受了。自公开性政策（Glasnost）实施以来，我们看到苏联越来越接受奥威尔的观点。此前《一九八四》已被翻译成俄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现在它也获准公开传播了。仅举一些最能反映奥威尔持久影响力的领域，如革命、大众传播、宣传运动和国家控制的增长，很多西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已经接受和验证了奥威尔在上述领域分析中的见解。

不过，奥威尔的目标的“时效性”或地区性不应使我们忽视《一九八四》中伟大文学成就“永恒”且普适的维度。因此，重要的是，尽管必须承认奥威尔讽刺的具体对象是产生于他自身的时代和地区的意识形态思维中的“黑白”心态，但《一九八四》从未被设计成冷战中对抗俄罗斯的武器，而且奥威尔抗拒那些倾向于如此看待这部小说的批评家。

我相信，他也不会接受一些批评家后来试图将他的作品变成一部反美讽刺作品的做法，尽管在遇到他认为的美国式民族主义、成功崇拜和扩张主义迹象时，他的确会在文章和书信中表达反美情绪。

Book cover for Faktoria K. © adria fruitos

虽然讽刺作家的“狂野的怒火”和“义愤”在定义上指向在他看来属于同时代人所处世界的失常，他的“激进的反讽”最终针对的是人类思维中接受谎言、容忍虚伪、在任何正统的“保护性愚蠢”中寻求庇护的癖性。极权主义恐怖的“黑白”心态仅仅只是我们向这种心态屈服的癖性的最高阶段。极权主义思维制造出的和可能会制造的恐怖很可能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它们威胁着我们的理智，而我们必须时刻加以提防。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我们时代的危机及其核心经验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政府形式，这一政府形式作为一个潜在且一直存在的危险，极有可能从现在开始就伴随我们，正如其他在不同历史时期中产生且基于不同基本经验的政府形式——君主制、共和制、君主专制、独裁和专制——即使暂时失败，也继续伴随着人类。（478）

事实上，这部小说的普适性和永恒吸引力来自读者的认知，即奥威尔赋予大洋国的思维模式是一种现存于我们周围和内部的清晰的危险。通过认知“黑白”心态的诱惑、集群本能、由崇拜各种主义的“世俗宗教”带来的情感满足，《一九八四》的现代读者能一窥维持“人类精神”所需的勇气，并实践奥威尔的格言：“敢于做个但以理那样的人/敢于独自站立/敢于使目标坚定/敢于公之于众。”（v.4，82）

同时，在读到温斯顿加入地下组织的“黑弥撒”时，读者们也得到告诫，要留意持异见者在反抗正统的思想专制时，是否在不经意间会变成一种自我狂热，变成反正统（counter-orthodoxy）。在危机时刻，通常是“最好的人丧失了信仰，而最坏的人却充满激情”。

散文和《一九八四》中作者的声音显示出奥威尔独有的平衡能力，兼顾空想家的强大承诺和理性主义者的智识谦虚。奥威尔的思想本身表明他努力在“黑白”心态的绝望冷漠和狂热自大之间取得平衡。这样的平衡很难实现。它的成功有赖于对批评、自我怀疑和自我反讽的持续监控。因此，最终这部讽刺作品传达出的最具普遍性的意旨是奥威尔对批判性思维、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之重要性的坚持：只要作家被允许说二加二等于四，其他一切就会随之而来。他对智识自由的热切信仰超越了其所处时代的特定争议，提醒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永远保持我们的兄弟情谊：“当你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压迫与迫害袖手旁观时，你不知道该鄙视他们的犬儒主义（cynicism）还是鼠目寸光……他们看不到对智识自由和客观真理概念的打击在以后会危及思想的各个部分。”（v.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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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自己对真理和自由的信念，哪怕自己是“孤家寡人”，因为“真理不是由人数多寡决定的”，这可能是奥威尔最后一部讽刺作品中最令人难忘的真正永恒的寓意，是自绝望或冷漠中传来的辽远呐喊。敢于为个体独特性和解放受压迫者挺身而出；敢于坚持高尚的道德行为，哪怕不能立即得到可衡量成效的结果；敢于坚守我们最重要的人类遗产——未被败坏的意识和话语：这是与奥威尔对人类精神的信念不可分割的斗争的本质。奥威尔的讽刺作品扎根于他自己的时代，也为那些新话试图摧毁的文献提供了永恒的视角。《一九八四》是一部20世纪的人道主义杰作，凭借悲剧反讽和激进的才智，带我们走向对“人类精神”的信仰。

本文作者 埃丽卡·戈特利布（Erika Gottlieb，1938—2007），1938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年少时辗转布达佩斯、维也纳和蒙特利尔学习视觉艺术，后于麦吉尔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博士学位，并定居加拿大，直到2007年去世。她曾任教于麦吉尔大学、康科迪亚大学、道森学院、塞内卡学院、瑞尔森大学；执教之余，还坚持绘画创作与文学创作，著有《天堂废墟的失落天使：浪漫主义悲剧中的普遍冲突主题》（Lost Angels of a Ruined paradise：Themes of Cosmic Strife in Romantic Tragedy）、《东西方的反乌托邦小说:恐怖和审判的宇宙》（Dystopian Fiction East and West: Universe of Terror and Trial）和《成为母亲的女儿：一个幸存和重生的故事》（Becoming My Mother’s Daughter:A Novel of Survival and Renew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