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30日，民国第一任总理、国民党元老唐绍仪，在上海寓所遭刺客斧劈身亡。

唐生前，与日本军方接触颇多，是其极力拉拢的对象。唐身亡后，国民政府又明令褒奖，并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所以，唐究竟死于何人之手，又因何而死，在当时乃是一桩谜案。

如今，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这桩谜案已基本上可以解开。

图：任清廷农工商部大臣时期的唐绍仪

（一）蒋介石下达制裁令

据台北“国史馆”所藏戴笠档案，刺杀唐绍仪，乃是蒋介石直接下令，由军统负责具体执行。

蒋向军统指示制裁唐绍仪的具体时间，不会晚于1938年7月6日。该日，戴笠密电军统在上海地区的锄奸工作负责人周伟龙：十万火急，上海。密。任重兄亲译。1、明日之举动已准备齐全否？当此民族意识消沉之时，甚盼我在孤岛同志有轰轰烈烈之举动，以发扬我大中华民族之精神也。2、顷奉领袖面谕，唐绍仪平素反对国民党甚力，此次又复为敌利用，处处破坏中央，应即多方设法予以制裁。唐寓其婿诸昌年家，诸之寓所地址，电话簿中必有记载，请查明设法进行。弟淼叩 鱼未 鄂。①

图：戴笠密令周伟龙制裁唐绍仪

“任重”，是周伟龙的化名。戴在密电中，先是勉励周奋力完成一桩已谋划妥当、正待执行的锄奸工作；再向周布置新任务：奉蒋介石指示(顷奉领袖面谕)，唐绍仪妨碍抗战，应设法将其制裁铲除。

唐绍仪于该年9月30日被刺。10月1日，接获讯息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②

因唐绍仪之死，乃蒋介石亲自下令所致，故当其子唐榴在1940年1月，欲前往重庆晋谒蒋介石时，戴笠对蒋的安全略有担心，曾指示军统：唐（榴）系唐绍仪之子。唐如来渝，应密切注意其行动，惟此人胆小且略有神经，视钱如命也。③

图：1913年《真相画报》刊登的唐绍仪婚礼照片

那么，蒋介石为何要指示军统暗杀唐绍仪？唐到底有没有投敌，是不是“汉奸”？换句话说，暗杀唐绍仪，究竟有无必要？

（二）唐绍仪拒绝离开上海前往重庆

鉴于唐绍仪昔日的政治身份，1937年抗战爆发，唐之故旧亲朋即多次劝他离开上海，广东各界社团甚至联衔致电唐促其南返，且汇去旅费二万元。蒋介石也多次请求唐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武汉或者重庆，脱离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1938年初，蒋介石托人携带亲笔信，邀请唐绍仪前往武汉。稍后，又委派唐的女婿诸昌年等人，专程赴沪做唐的工作，促其离开日、伪包围圈移居香港。3月份，孔祥熙奉蒋介石旨意，透过上海名流钱新之，向唐表达问候，内有“相隔两地，躬侯无从”之句（孔当时已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且表示在金钱方面，凡唐绍仪之所需“自当照汇”。稍后，孔又致电唐，邀请其前来武汉，并承诺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4月份，唐之故旧罗家衡，又受吴铁城等人之托，赴上海劝说唐移居广东。……④

这些劝说，都没有对唐绍仪产生效果。

图：1930年，唐绍仪与妻儿及孙辈摄于上海

（三）唐与日本方面接触，志不在追求个人利益

唐绍仪不愿去重庆，而选择留在上海，且与日方多有接触。但唐如此选择，并非是要追逐个人权位。

1938年，唐绍仪已年近80。据孔祥熙系统的情报人员密报，该年2月，温宗尧向唐转达日方欲请其出山组织政府时，唐的立场是“我老了，不想干”，同时劝温不要干，“我辈出处应极端慎重，当此空前巨变之际，若稍有苟且，则一经投足，即无术自拔”。因唐之立场，“所谓粤派之温宗尧、陈锦涛、江天铎等亦与唐共进退，拒不参加。”⑤

唐、日之间的交涉，日方将侧重点放在“促唐出山”，唐将侧重点放在“促日和谈”。日方期望唐出面“组织统一政府”，故一再派要人向唐游说；唐无兴趣做伪政权领袖，但对战事心存悲观，“渴望于国事有所襄助”，有意促成“公正和平”的中日和谈，故坚持留在上海，并不避忌与日方频频接触。

图：1933年，时任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委员（这是一个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国民党组织，奉胡汉民为首）的唐绍仪

（四）唐的对日交涉与重庆政府内部的“擅自谋和运动”合流

蒋介石之所以对唐绍仪的一举一动格外重视，在于唐的对日交涉，与国民政府内部的“擅自谋和运动”合流，有可能会动摇“抗日”这一基本国策。

至晚自1938年5月份起，唐绍仪在上海与日本人的接触，已成为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孔祥熙为代表的主和派的“擅自谋和运动”的一部分。该月，汪精卫透过唐之故旧罗家衡，向唐致意：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 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⑥

孔祥熙也向罗家衡表示，最好由唐个人与日本方面试谈条件。罗回到香港后，遂致信唐绍仪：中央对我公将来出主和议甚表同意，日方条件程度如何，望由競庵（江天铎）兄向日方先事探知。⑦

图：1936年，避暑庐山的唐绍仪

与汪、孔搭上线后，唐随即在上海与日本人开启了谈判。

罗家衡书信中的“中央”，代表的只是国民政府内部的“主和派”，并不包括蒋介石在内。据杨天石的研究，孔祥熙此一时期的很多对日外交活动，乃是背着蒋介石秘密进行。其与唐绍仪之间的合作也不例外。蒋获悉孔、唐合作擅自谋和之后，曾于1938年8月10日，致电孔祥熙，严词告诫：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又日人近特放一种空气，甚传兄屡提条件交日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作用，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务请兄注意为祷。⑧

图：左，蒋介石严词告诫孔祥熙，不可令唐绍仪与日方擅自接洽和谈；右，孔回电解释，隐瞒了自己的擅自谋和活动

（五）暗杀唐绍仪，旨在震慑其他人

自全面抗战爆发，蒋曾反复强调，对日的和与战，乃国家最高外交决策，“亟需统一，不可各自接洽”。日方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等条件，则是故意催化“各自接洽”，旨在分化国民政府。

1938年的重庆国民政府，内部裂痕已深，实际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有三：

（1）汪精卫在国民政府内部串联组织“第三势力”，拟争取龙云、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在大后方另立政权，然后开启对日和谈。

（2）孔祥熙等蒋系要员，也不受约束，一再背着蒋介石对日谋和。

（3）吴佩孚等落魄旧军阀坚持滞留在沦陷区，不愿接受帮助前往重庆，待价而沽。

恰恰唐绍仪的活动，与这三者均有关联。他最终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暗杀之才，原因正在于此——唐的谋和活动（据今井武夫披露，唐曾起草并签名了一份“和平救国宣言”，准备公开发表），已成为国民政府内部的“擅自谋和运动”的前哨。杀唐，既是对该运动的阻击，也是对汪精卫、孔祥熙等人的一种震慑。

图：根据蒋介石和戴笠的指示，军统抗战期间的制裁行动，常不许用枪，而只能用斧⑨

在军统暗杀唐绍仪之前，1938年9月11日，蒋介石曾以空前严厉的口吻致电孔祥熙，勒令其停止所有对日“擅自谋和”活动：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敌想复订停战协定，以亡我国，其计划极毒，请兄负责制止，免误大政方针。千万注意是荷！

“贾某”，即贾存德，系孔祥熙在上海的亲信。

与唐绍仪类似，贾当时也受孔指示，与日方交涉和谈。蒋介石反对唐绍仪的对日谋和、也反对贾存德的对日谋和——在蒋看来，没有第三国介入压制日本、没有在战场上给予日军相当程度的打击，不可能有平等和谈，而“退让求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只会是“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

蒋拿“汉奸通敌论罪”来恐吓孔祥熙，并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效果。贾存德依旧在活动，只是孔不再将这些活动向蒋报告⑩。19天后，9月30日，唐绍仪被军统制裁，以“汉奸通敌论罪”，不再只是一种口头恐吓。

图：《中国画报》1938年第4期报道唐绍仪之死

注释

①（台北）“国史馆”藏戴笠档案，数位典藏号：144-010106-0004-001。

②《事略稿本·42》，P374。

③（台北）“国史馆”藏戴笠档案，数位典藏号：144-010113-0003-095。

④郑会欣，《唐绍仪被刺的原因》，收录于氏著：《民国权贵的私密档案》，P238-239。亦可参见：郑会欣，《唐绍仪被日蒋争夺及被刺经过》，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39辑》。

⑤胡鄂公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2月23日、25日、28日。收录于：《汪伪政权》，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华书局，2004，P566-569。

⑥《南湖致刚父电》(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⑦郑会欣，《唐绍仪被刺的原因》，收录于氏著：《民国权贵的私密档案》，P239。

⑧（台北）“国史馆”藏蒋档，数位典藏号 002-010300-00015-043。

⑨可参见“国史馆”藏戴笠档案，数位典藏号：144-010106-0001-057；144-010106-0001-068。

⑩杨天石，《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