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回忆录

一．潜山九年

　　1930年，我在天津出生，而我的籍贯却是安徽潜山。不过我的籍贯不是挂名的，因为我后来在潜山故乡住了九年（1937-1946）。为了说明为什么会在乡间住了这样长的时间，我必须交代一下家世背景。这要从先父（讳协中，1899-1980）一代说起。 
　　根据我家的家谱，余家早就在潜山县官庄乡落户，但余氏一族中在明清以来都没有产出过举人、进士，因此都守在乡间，没有迁移到大城市中去。我的祖父好像是一位秀才，但没有更高的功名，仍然鼓励四个儿子读书，只有我父亲因为是最小的儿子，才获得较好的机会。但父亲生在清末，已无科举可考，只能争取接受现代新式教育。因此先后在安庆、南京、北京读中学以至大学，最后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毕业论文是〈刘知几之史学〉，由陈垣（援庵）教授指导写成。但他对欧洲史、美国史兴趣更大，所以1926至1928年在美国考尔格大学（Colgate College）和哈佛大学都是读美国史。我家是中小地主，每年收租还不够开销，我父亲上学和留学是靠借钱和出卖部分田地才办得到的。他只在美国读了两年，取得硕士学位便回国了。回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工作还债。1929年他继蒋廷黻出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本来是有意长任下去，不幸我母亲因生下我而逝世，这对我父亲的打击太大，一年以后便离开天津了。 
　　以后我记得随父亲先后住过南京和开封。父亲曾在资源委员会担任过专门委员之职，研究美国史与国际关系，这是在南京的时期。抗战前几年，父亲的好友萧一山在开封河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长，邀请他做文史系主任，当时范文澜也在系中，他们认识，不过不算有深交。所以我的记忆中有不少关于开封和河南大学的片断。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我记得一家人乘铁皮火车从开封到南京，再坐轮船去安庆，在安庆住到年尾，日本军队已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了，这样便回到潜山的故乡官庄。我有系统的记忆便是从这时开始的，以后的事有些至今犹如在眼前一样。我说这一段故事，表示我父亲这一代才离乡外出，但根还在故乡，遇到战争的危机，父亲决定把家人送回乡下。不过父亲跟政府迁去重庆，我是和伯父、伯母一起回乡的。如果父亲、伯父这一代或更上几代早就移居大城市，我便没有机会回乡了。 
　　我那时才七岁，初从城市回到农村，事事新鲜，兴奋之至，所以记忆深刻。我在乡下住了九年，和父亲隔得很远，但他的影响还在我心中发生作用。第一是从他那里得到重视知识和学问的价值。父亲受上一辈人如陈垣、洪业等人影响，尊敬有学问的人，自己也时时进修。他虽在抗战时期进入考试院作参事，这是清水衙门，仍有时间读书写作。抗战后他在沈阳受杜聿明委托创办东北中正大学，这是他在中国大陆上做的最后一件事，仍是研究与教育。第二是父亲编著的一部几十万字《西洋通史》，对我很有启发。小时候看不大懂，但渐渐入门，对著作很肃然起敬。这大概是我学历史、又好读西方文化史之书的一个背景因素。 
　　官庄乡是一个典型的穷乡僻壤，是万山之中的农村，当时与安庆之间还没有公路，步行需要三天。相信我当时所看到的官庄乡，和一两百年前的情况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过更衰落、更贫困而已。那里没有电灯，只用油灯照明，也没有自来水、汽车之类的现代设备，乡亲依然过着原始的农村生活。那时我们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很少与政府发生关系。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都互相联系，地缘和血缘把一乡之人织成了一个大网，大家都是亲戚朋友，靠家族的族规维系生活秩序。异姓家族之间，或同族之内，有时免不了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大致都可通过乡绅或本族长老而得到调解，从不向官府讼告。 
　　我在乡下生活了那么多年，无意中对中国传统社会获得了亲切认识，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这一段经历使我和同一代的知识青年略有不同。在我大学时期的同学中，很多人是在都市长大的，谈到中国乡村生活，没有切身经验：传统社会的种种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往往不甚清楚，因此很容易接受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认为地主和农民之间只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是两个互相仇视的阶级。就我所见，地主和农民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彼此不能容忍、对立的。在我们安徽那一带，实行永佃制，佃户只要租了地主的田，地主便不能赶走他，也不能欺负他；佃户上交得不多，也就算了。我在邻县桐城县舅舅家里，有一次看到他去收租，看佃户打稻子，打稻子是有艺术的，打得不干净，有三分之一还在里面没打出来，地主一点办法都没有，也没有那么深的阶级意识。有些租田的佃户还是地主的长辈，过年过节地主还要向他磕头，这就是阶级界限减轻了。我常常说，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比整个欧洲还大，不可能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不能说没有冲突，佃户与地主的冲突到处都发生，但是那个冲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谓”阶级斗争”呢？个人所见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户欺负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儿寡妇，那是没有办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强的退休官员，有势力，欺负佃户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论。 
　　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帮助。这种体验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所以我后来读到有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中国调查，在我看来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并没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经验与精神，只是表面上的、数字上的，因为社会学调查通常都是问卷方式。然而中国人对问卷的态度跟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答复常常不可靠。外国人答的问卷基本上是真实的，他们有这个传统。中国人就怕我这个话说错了，将来出问题，所以要保护自己，许多话都不肯说真的，或者有相当保留，甚至于歪曲的。有一位人类学家在印度尼西亚华侨社群做过问卷调查，但他发现两次问卷，同一问题都有先后不同的答案，他很困惑。 
　　我的教育一般讲是”失学”，从1937到1946年的九年时间，很少正式上学，小学、中学都是分散地上过一两个学期。严格地讲，我不但没有受到完整的现代教育，也没有受到很好的传统教育，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时期，我是在山水之间度过的。唯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读的是《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一类的普通文字，还是选读，并非从头到尾背诵。《四书》是读过的，也不很完整。作文一律用文言，乡间老师都保守，不会写白话文。我大概十二三岁就接触唐诗、宋词了，因为记起来容易，比较喜欢，接着便学会平仄，试作五、七言绝句。关于西方的书籍，我根本没有碰到。 
　　父亲抗战期间一直在重庆，我跟着二伯父（讳立中）一家在乡间生活。1938年的旧历年，我第一次看见伯父写大批的红纸春联，其中有一条幅是”天地国亲师”五个大字，贴在放祖先牌位的厅堂中间墙上。伯父向我解释，这五个字原来是”天地君亲师”，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所以”君”字改为”国”字。 
　　1945至1946年，我在桐城县舅舅家里住了一年。那是我少年时代唯一记得的”城市”，其实也是闭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负，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传统之中。我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响，对旧诗文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我的二舅父张仲怡先生能诗、善书法。他是清初张英（1638-1708）、张廷玉（1672-1755）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与方、姚、马、左齐名，但那时也相当衰落了。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我至今还记得他在钟馗画像上题了一首七绝：”进士平生酒一瓯，衣衫褴褛百无求。夸人最是安心处，须发鬅鬙鬼见愁。”他的初稿首句最后三个字原作”仕不优”，他以诗稿示一位诗友，那位诗友立即指出：”仕不优”当改作”酒一瓯”。二舅父大喜称谢，称他为”三字师”。”酒一瓯”自然浑成，远比”仕不优”的生硬为佳。我在一旁听到这改诗经过，很受启发，懂得诗句原来是要这样”推敲”的。 
　　我后来研究的对象像朱熹、方以智、戴震、胡适都是安徽人，但这跟地缘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从来没有很深的乡土意识。刚好这几个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我看这些人时没有注意是哪里人，更不是认为他们是我的同乡，我一定要予以表扬。朱熹虽然说是徽州婺源人，实际上是在福建出生与长大的，所以他在理学上是归于”闽派”的。我根本没有考虑朱熹跟安徽的关系。事实上，我本来并没有计划要写朱熹，只是由于为《朱子文集》作序，才引出一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二．文字祸

　　我乡居九年，可记之事甚多。这里姑且只说两个比较特殊的经验。 
　　第一是私塾的教育，乡间没有现代小学，因此我在十二岁以前只好在私塾读书，十二岁以后则到邻县如舒城、桐城去上初中。私塾是由一位先生教十几个学生，读的全是传统课本，分为初、中、高三等。初等读《百家姓》、《三字经》；中等读《四书》、《古文观止》；高等读《左传》、《史记》、《战国策》、《诗经》之类。我前后大约上过三个私塾，每次都不到一年。其中最好的一次是在我十一岁左右，老师的名字叫刘惠民，大约四十岁上下，他的学问在我们乡间算是最好的，因为他早年曾在安庆上过新式学校。跟刘先生读书时，我先在中等组，但他也让我旁听高等组。他讲书很灵活，引人入胜。我在这一组渐渐能提问题，解答文本中一些疑难，他便让我升入高等组了。总之，我感觉在刘先生教导下，古典文学上的训练得到了益处。更值得一记的是，他把我们引进了作诗的大门。春天到来的季节，刘先生忽然非常热烈地写起诗来，而且也指导学生习作。他从平上去入四声开始教，因此先教我们背”天子圣哲”四个字，刚好是四声；然后又介绍我们用诗韵。当然，《唐诗三百首》中的五、七言绝句也是我们必须背诵的。我至今还记得他的两句诗：”春花似有怜才意，故傍书台绽笑腮。”并不是因为这两句特别精彩，而是因为我们很快便发现，原来他正和一个年轻寡妇闹恋爱。这位少妇偶然到我们讲堂附近走动，面带微笑。所以诗的字面似是写讲堂外面正在怒放的”春花”，其实是写人的。他后来娶了她，但结局并不圆满，夫妻生活似乎不是很愉快。 
　　我乡居九年中另一件印象深刻的遭遇是无意中闯了一次严重的文字祸，几乎送了小命。这件事在六七十年后本已记忆模糊，但最近因为香港电台拍一部关于我的纪录片而全面在我脑海中恢复了。香港电台翁志羽先生为了制片不辞劳苦，带着摄影人员专程到潜山官庄去采访我早年的亲戚、族人、邻居等。我已离乡六十年以上，真正和我熟的人已没有了，不过还有人记得我在十三四岁时闯的文字祸。翁先生回来告诉我采访所得，帮助我恢复了记忆。这件事大致如下： 
　　在八年抗战时期，安徽省成了桂系（广西）的势力，省主席李品仙是李宗仁的部下，广西军队也盘踞在安徽各县。大约在1943年前后，桂系有一个营的军队驻扎在潜山官庄，营长杜进庭大概做了不少贪赃枉法、欺压乡间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腾。我才十三岁左右，并未见过杜营长，也未亲见他为非作歹的劣迹，但是我听乡中长辈说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体详细，所以心中颇为愤怒。不知怎样忽然异想天开，竟写了一个很长的状子，向政府控诉杜营长的种种罪行。我写状子完全是泄愤，并不真是要送呈营长的上级，因此写完了，便留在我的书桌上，后来我自己也忘记有这样一回事了。但是无巧不成书，不知为什么我去了一趟舒城县，有好几天都不在家。恰好杜营长的一个勤务兵到我家来询问什么事，被引进我的书房，他无意中发现了我的状子，大惊之下便把状子送给杜营长去看。据说杜读后不但愤怒而且惊恐万分，怀疑状子不是一个小孩子写的，必是官庄乡绅合谋控告他，要致他于死地。因此他先派人到我家来逮捕我，以便审问出真正背景。但因我不在乡，他才召集乡中有地位有头面的人，当面追究。这些乡绅本不知情，自然矢口否认，都说不过是一个淘气孩子的游戏之作。事后有人告诉我，当晚乡绅准备了丰盛的酒席为营长解忧，营长喝得大醉，醉后失声痛哭，说这状子如是官庄乡人的阴谋，他反正活不成了，一定要大开杀戒，把相关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枪毙。这当然是情感极端激动下的威胁语言，但当时真的把我们一乡的人都吓住了。 
　　大概这件事发生的一二日后，我夜晚从舒城回到官庄，先经过乡间唯一的一条街（官庄街），街上熟人见到我，好像见到鬼一样，脸上带着一种恐惧的表情。其中有一二老者只催我赶快回家，不要在街上乱跑。这是因为杜进庭的营部便在附近，他们怕我被发现而捉将营里去。不过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待我跑回家中才明白自己闯下了大祸，使全家都吃惊受累。家人怕杜营长闻风来抓人，把我连夜送到一位行医的老族兄余平格家，躲一躲眼前的风险。家人和平格族兄都一再追问我为什么写这一惹祸的状子，我实在答不上来。事过境迁，我已无法重建写作时的心理状态了，但这一事件在我个人生命史上却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夜之间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进入了成人的世界。这一转变并非来自我自己，而是我周边的人强加于我的。平格族兄年已四十多，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那晚接待我，开口便说：”我因为你年纪小，一直把你当孩子。但你做了这件事，你已成人了。从此以后，我要另眼相待了。”（大意如此）不止他一个人，其他年长的亲友也一改常态，把我当作大人，甚至戏称我作”小先生”。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结束了我的童年，逼得一言一行都不敢不慎重，以免被人讥评。我可以说是被这件意外之事逼得走上了”少年老成”的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不自然的。 
　　这一”告状”事件还有一个尾声。时间稍久，杜营长大概已接受乡人的解释，也认为是一个顽皮孩子的戏笔。不过，他还要派一个受过较多教育的政治指导员来谈一次。这位指导员经族人安排，和我在一个晚上吃酒用餐，谈话中顺便考考我的诗文知识，最后他相信状子是出于我之手，而我并无真去控告杜营长的意图。我记得他临走时还紧紧和我握手，表示愿意和我成为忘年交之意。这一场喜剧就这样落幕了。

三．五四运动的性质

　　上面所呈现的是1937到1946年官庄的一般教育和文化状态。今天的读者一定会疑问：为什么在五四运动二十年之后，我的故乡竟完全没有接触到现代新文化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在这里先交代一下我是怎样认识五四运动的。由于”五四”是我个人教育过程中的”史前史”阶段，我也有必要进一步说明我对它的基本性质的理解。 
　　我在乡间第一次听到陈独秀的名字，也第一次接触到胡适的白话诗，大概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因为那时我才具备了初步的阅读能力。恰巧这两人都是安徽人，胡来自绩溪，陈出生在怀宁，与潜山为邻县。我也可以藉此清理一下个人对”五四”的认识。 
　　五四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题目，这里当然无法展开讨论。我只谈从乡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对”五四”的理解的变迁过程。在这六十多年中，我的理解不断在修正、在改变，最后得到的看法大概和今天的主流观点很不相同。但我只想直抒己见，既不敢自以为是，更无意于说服别人同意我的见解。 
　　我最初知道有陈独秀这个人，是听说他在一个集会的场合中曾写下了”父母有好色之心，无得子之意”，以摧破”孝”的传统基础；又说他公开提倡”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事实上，这些传闻都是反对他的守旧派所伪造，并无根据。前一句话是改写王充的名言：”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这个说法经汉末孔融、祢衡等人的发挥，终于流传天下后世，现在又强加于陈独秀的身上。后一语颠倒原来的儒家格言，更是恶意诬栽，胡适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作”中国文艺复兴”系列演讲时，特别为陈辟谣。由此可见陈在他的故乡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正合乎西方人所说：”先知”在本土最不受尊敬。 
　　我最早接触到胡适则是通过他的诗和书法。我在家乡的阁楼上翻到了胡适赠给我父亲的一个条幅，他写了自作的五言诗：”风过镜平湖，湖面生轻绉。湖更镜平时，毕竟难如旧。”他的字很秀气，长手长脚，但不是书法家的字，而是典型的文人字。因为是为我父亲写的，我无意间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后来我又找到他的《尝试集》，对白话诗虽感新奇，却并不欣赏。我比较喜欢的还是他的旧体诗，或浅近如说话的旧体诗，如”风过镜平湖”之类。 
　　我在乡间所知的陈、胡仅止于此，完全不知道陈、胡之间关系，更不知有所谓”五四”。王星拱赠胡适诗，其中两句说：”珍重文坛开国史，当年四海说陈胡。”我在1946年以前根本未闻有陈、胡共创”文学革命”之事。”五四”的影响巨大是我们共同承认的，但其影响主要在大城市，特别是有大学的城市，但”五四”似乎从未在乡村生过根。而且即使在城市中，”五四”影响的传播也需要时间。例如《胡适日记》记述1922年7月24日，北京大学预科招考，一个奉天（沈阳）来的中学生在考场上问胡适：”五四运动是个什么东西？”胡很诧异，为此特别去其他几个考场查问，监考人员说：至少有十几个考生不知道”五四”是什么。这时上距1919年的”五四”不过三年，不少学生或者已忘记、或者根本没有注意过这件事。所以我们不应在想象中过份夸大”五四”的作用，以为”五四”发生以后整个中国的精神面貌便立即焕然一新。 
　　1946年以后，我回到城市，走进高中和大学，当然弄清楚了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首先是当时一般人对”五四”的了解并不限于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学生爱国运动。我们都把”五四运动”等同于自1917年以来的文学和思想运动。最先是白话代文言而成为雅俗共享的文字媒介，这是胡适首倡而得到陈独秀的有力响应所造成的，即所谓”文学革命”。其次则是陈、胡及其他同辈学人通过《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和北京大学的讲堂不断地攻击旧礼教、传播新思想，终于激起了青年学生求新求变的热情。”五四”学生运动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两三年来他们的知识和思想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孙中山在南方观察北京的形势便得到这一结论。胡适1919年写了一篇〈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大纲领，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多数人大致是接受的。他在文章中曾用”新思潮运动”一词来界定 
　　”五四”的性质。后来也有人改用”新文化运动“或”新思想运动”的，其实大同小异。总之，”五四”在一般理解中是一个先后持续了十年以上的思想、文化或知识的革新运动，在长期进程中发生巨大的影响力。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学生抗议示威便为这一运动的影响力提供了具体的例证。如果把这一天单独提出来作孤立的理解，则将无从说起。今天颇有人强调这一天的学生运动而将”五四”界定为”爱国运动”，这未免有故意挖空”五四”的精神内容的嫌疑。中国知识人针对外国强权侵略而爆发的”爱国”运动早始于晚清，何须等到1919年？如果”五四”的意义仅在于”爱国”，它和以前的许多同类的运动，如1895年的”公车上书”又有何区别？所以，我虽然承认”爱国”是整个五四运动（包括5月4日那一天的学生运动）的基本动力，但必须郑重指出：”爱国”是十九世纪下叶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情操，而不是”五四”所独有的特色。 
　　以上是关于五四运动的一般认识，我自早年到今天都没有重大的改变。但再进一步分析，”五四”的性质却包涵着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前后的看法便不一致了。 
　　首先我要说明，二战结束以后，回到城市，我最早读到的课外书是《胡适文存》，对于白话文起源的故事感到十分有趣，因此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胡适对于”五四”的解释。胡适早在美国提倡白话文时，便注意到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土语文学代拉丁文而起的现象。这个现象并不限于意大利，欧洲其他各国也都有之。胡适因此认为他提倡白话代文言，也有将中国从中古解放出来，走上近代世界的重大意义。1917年，他回到北京大学教书，不但白话文风行全国，取得意外的大成功，而且在学术和思想两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1918年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在筹划出版一个提倡新思想的刊物——《新潮》时，胡适便毫不迟疑地将英文刊名定为”Renaissance”。在”五四”学生示威游行爆发的那一年（1919年），他已自觉是在推动着一场”中国文艺复兴”的大运动。这时在白话代文言以外，他更进一步强调无论在思想、学术或文学的领域，”中国文艺复兴”自十一二世纪便不断地发生：如宋代理学是由中古佛教中解放出来，从出世转为入世；元明以下白话文小说和戏曲的兴起已为现代白话文运动打下基础；清代考证学则是”科学方法”在中国人文研究中的新发展，与十五世纪意大利的瓦拉（Lorenzo Valla）所代表的辨伪考证，恰好东西辉映。这样一来，胡适便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刻画得与西方文艺复兴十分相似。从这时起，他在中外各地演讲”五四运动”都一律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同时，我又读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也是以文艺复兴与清代学术相比拟，我因此颇为此论所说服。1956年，我入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决定选”文艺复兴与宗教革命”这一段欧洲史作为我的副科，原因便在这里。我希望通过欧洲文艺复兴的原型来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化变迁的历程。 
　　但在深入地阅读了西方史学家关于文艺复兴的许多专题研究之后，我发现五四运动并不能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若干表面现象的近似不能掩盖这两大运动之间的实质差异。即以白话代文言而起一事来说，便绝不能以欧洲各国土语和拉丁文之间的关系乱作模拟。其余思想和学术上的不同，中国与欧洲更是各有背景，相异远过于相同。所以我在1959年写了一篇〈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第一次公开对”文艺复兴说”提出质疑。 
　　1933年胡适在芝加哥大学作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演讲，后来印成专书The Chinese Renaissance，在描述1917至1919年这两年间北京大学师生所推动的新思潮运动时，他竟用了下面这一段话：”它是理性对抗传统，自由对抗权威，以及颂扬生命和人的价值以对抗压迫的一种运动。”这样的说法更像是刻画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而不甚适用于文艺复兴了。值得注意的是：恰恰从1930年代起，将五四运动比附为启蒙运动开始在中国知识界流行，于是”启蒙说”便代替了”文艺复兴说”的地位。提倡此新说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派。十八世纪的伏尔泰（Voltaire）写了无数文字，针对着中古黑暗时期和教会的压迫作尖锐的攻击。狄德罗（Denis Diderot）写信向他致敬，说：”在我们心中激发出一种对说谎、无知、伪善、盲目崇拜、专制等强烈的憎恨。”就这一点而言，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某些文字在”五四”时期也确实产生过同样的效果。所以”五四”在打破偶像，攻击”孔家店”、旧礼教等等破坏方面，以及在提倡”进步”、”理性”、”科学”等积极方面，都有可以与欧洲启蒙运动相互比较的地方。我相信，这是因为”五四”的倡导者直接或间接已受到西方启蒙思潮的影响。 
　　但若深一层观察西方启蒙与中国”五四”的历史文化背景，则二者迥然不同。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下一判断，说中国”五四”即相当于欧洲的”启蒙”。我也曾为此而广泛涉猎过西方专家的研究及其主要论断，如美国贝克（Carl Becker）和盖伊（Peter Gay）两大家。我和盖伊在耶鲁大学共事十年，私下也常有交往，并讨论过启蒙的性质问题。我最后得到的看法与对于”文艺复兴说”的看法大同小异。我在1998年曾写过一篇英文论文”Neither Renaissancen or Enlightenment: A Historian’s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中译本题为〈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简言之，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精神源头都在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是欧洲文化的内在发展，而中国的”五四”主要是受西方文化侵入中国而引起的反响，其中虽也有中国文化内在因素的接引，但精神源头不在儒、释、道，而在西方。 
　　我不否认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曾影响到”五四”新思潮的出现，但”五四”是中国现代文化与思想史上的一个独特的事件，西方未见其例。如果坚持”五四”必须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相比附，那便会陷入一个极危险而毫无根据的历史预设之中：所有民族或文明都必须经过相同的发展阶段，这是所谓”必然的历史规律”，西方既比中国先发展一步，中国当然只能亦步亦趋；凡是西方发生过的运动也一定会在中国重复一次。但今天的历史知识已不允许我们盲目接受这一预设了。总之，我早年对于以上两种比附都没有很强烈的负面反应，甚至认为两说也都持之有故，未尝不可并存。但是在深入阅读有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论著以后，我才发现这种比附是误导大于引导，实在得不偿失，而且没有必要。 
　　在不断修改关于认识”五四”的进程中，有一个改变特别值得提出来一谈。从早年到中年，我一直接受流行的看法，即以”五四”为全面反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反儒教的运动，因此，”五四”彻头彻尾是一个激进化历程，而且激进的步伐一天天加速。但最近十多年来，我觉得这一看法必须重新加以检讨。五四运动中确存在着这一股激进思潮，但不能代表整个”五四”的新文化或新思潮运动。即以《新青年》杂志而言，1919年5月4日学生运动以后，其中几位负责人已开始左右分化，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向”左”转，胡适、陶孟和等则被视为”右翼”。这种分化主要起于对政治活动的不同态度：激进派要求采取”革命行动”，而温和派则仍然要在文学、思想、学术等方面继续开创，对于政治则仅评论而不实际参加。 
　　事实上，只要我们把”五四”看作一个长期的新文化或新思潮运动（如所谓”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而不过份看重其政治作用，那么我们马上便会看出：上述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仅提出”评判的态度”作为所有参与者的共同精神。他更进一步强调，这种”评判的态度”应该表现在三个方面：”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是最后的结果）。《胡适手稿》收入1955年胡适一篇未完成的长文〈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其中对这三项作了一个更清楚的阐释。他说：

　　第一是研究当前的社会、政治、宗教、文学上的种种问题；第二是输入外国的思想、学理、文学；第三是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要做一番有系统的整理，这工作可叫做”整理国故”。

　　经过这一解说，即可见这三项工作都是需要无数知识人的长期努力才能取得真实成绩的。我们无法想象，参加这些实际工作者，每一个人都必须先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反传统、反孔子的激烈观点。无论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或”整理国故”，我们都只能要求工作者具备”评判的态度”便足够了，至于他们个人的思想或信仰取向，则是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首先，让我略举”整理国故”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中最有长久价值的学术成绩主要出于”整理国故”这个领域，而此领域所产出的大师，绝大多数是认同中国文化传统和儒家价值的，其最著名者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钱穆、冯友兰等人。但他们的研究已达到现代学术的最高水平，则是世界所公认的。其中王国维尤其值得注意。以思想和信仰而言，他可以说是最守旧的，但以著作的”科学性”而言，当时号称激进的学人如胡适、郭沫若等无不对他推崇备至。如果我们因为这些国学大师没有反传统、反儒教而把他们排除于”新文化”之外，则”五四”只是一场空喊口号的”运动”，在学术上便全成一片废墟了。 
　　其次，让我再就国故以外的领域另举一证。梁漱溟的演讲结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五四”以后轰动一时的作品，属于”研究问题”的范围。这一系列的演讲是立足于颂扬中国文化和尊崇孔子的基本前提之上，当时曾被人看作是”反五四”的声音。但梁氏在书中又多次强调中国必须完全接受民主和科学两大法宝，然后才能重新振兴中国文化，使之在现代世界上占据其应有的重要地位。我曾很惊异地发现，胡适1926年在英国几所大学中讲”中国文艺复兴”，竟不止一次引梁漱溟及其著作为例，证明新一代的中国学人已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主流价值。可见至少在胡适的心目中，梁漱溟虽然拥抱中国文化和孔教，却仍不失为”吾道中人”，即”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有机部分。 
　　此外，让我就”输入学理”的方面检讨一下梅光迪、吴宓等人所创办的《学衡》杂志。这是针对着胡适的白话文运动而发起的反对刊物，自始即被”五四”领袖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然而细细考察起来，却不如此简单。《学衡》全力输入了美国文学批评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人文主义学说，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和思想界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白氏的人文主义是要把孔子”身教”的精神修养和希腊以来西方的法治与民主结合起来；他的名著《民主与领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便专门发挥这一见解。在文学上，他主张古典主义，而攻击鲁索（Jean-Jacques Rousseau，转载者注：大陆通译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他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虽被”进步派”看作保守者，但到了80年代许多”进步派”的学人如史家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却发现他确有不少卓见，被埋没了几十年。白璧德学说传入中国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推崇白氏学说者并不限于梅、吴诸人，白话文学的健将如林语堂、梁实秋也在哈佛大学上过他的课，同样对他十分倾倒。梁实秋后来征得吴宓的同意，将《学衡》上关于白璧德的论文和其他同类文字，汇为一编，书名《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出版者则恰恰是新文化大本营的新月书店。所以白氏学说不折不扣地是”五四”以后”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尊重孔子和儒家传统。再就民主这一中心价值而言，梅光迪因为是白璧德的信徒，也同样奉持甚坚。他一方面在《学衡》上批评胡适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却写信给他，称赞他谈政治”多合弟意”、”有功社会”。这明明表示他在政治上也是一个温和改革者。我们又岂能因为他不赞成白话之故，便将他从”新文化”或”新思潮”中一笔勾销？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个例子，以加强我的论点。前面已提到梁实秋与白璧德的关系，以及他与《学衡》之间的合作。另一个清华学生萧公权的经历则更能说明问题。他是1919年5月4日学生运动的参与者，曾与同学到天津办报纸为运动鼓吹。后来在美国专攻政治哲学，在”输入学理”方面很有成绩。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整理国故”的杰作。他又写过很多文字讨论现代教育和民主宪政，因此在”研究问题”方面也成绩卓著。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多方面贡献是无可怀疑的。然而一查他个人对中国文化与孔子的态度，竟是相当保守的。例如他对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甚为称许，因为他自幼父母双亡，全靠伯父母抚养成人，同族弟兄对他也多扶持。他坚定地说：”我觉得’新文化’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他曾批评提倡白话文者的言论过火，更不赞成”打倒孔家店”。在文学兴味方面，他自小爱好旧体诗词，造诣极高。因此他在清华任教期间和吴宓成为知交，吴宓说他们两人”论道论文论事，皆深相契合，盖皆有取于西洋之积极的理想主义”。我认为这个例子更能证实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并不必然都是反传统、反儒教的激进份子。事实上，对”新文化”有真实贡献的反而是那些富于理性而又肯长期耕耘的学人。狂呼激烈口号的人最后往往走上政治活动的领域，至少在”新文化”方面少有成就。 
　　上面我极其简略地陈述了我对”五四”的认识和先后的看法。总结一句，我目前的见解大致如下：”五四”时期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怎样接受西方现代的若干中心观念和价值，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沟通，最后引导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但仍不丧失原有文化的认同（这个想法最早已见于1917年胡适英文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的序言）。这一探索早在清末便已展开，不过到了”五四”前后才明确化，变成一个大规模、有系统的长期运动。这是因为”五四”时期的知识领袖对西方的学术与思想已有直接的了解，和前人的西方知识间接由日本转手而来（如梁启超），完全不同。由此可见，”五四”作为一个知识或文化革新运动发生在中国现代史的特殊转折点上，其精神源头在西方。而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则为西方文化史的内在发展，其精神源头来自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复兴。这是我坚持”五四”不能与前两者互相比附的主要原因。至于”五四”与前两者各有若干表面相似之处，则是不必否认的。但造成此种表面相似的原因也不难理解，”五四”一代的知识领袖都成长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刺激之下，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和语言很多也是辗转从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流传下来的。不但如此，由于受到西方近代史的启示，他们往往情不自禁地期待着中国也将产生它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所以分析到最后，”五四”带着二者的某些色彩，毋宁求之于语言和心理的层次，并不是同样的客观因素逼着中国史必然步上欧洲史的后尘。 
　　谈到西方现代的中心观念和价值，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及人人皆知的”民主”和”科学”。1918年，陈独秀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说《新青年》有两大罪状：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主），一是赛因斯先生（科学）。九十年来，”民主”和”科学”始终都被奉为中国所必须追求的两大”价值”。与之相关联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价值，如”自由”，这是”民主”与”科学”都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如”人权“，则是”民主”所要实现的终极目的。总而言之，陈独秀把这两大”价值”特别挑出来作为”新文化运动”或”新思潮”的中心宗旨，当时在中国知识界获得共同的承认。而陈文写在”五四”学生运动尚未爆发之际。 
　　必须指出，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引入中国也早始于十九世纪下叶。我想强调的是，陈独秀以”德先生”、”赛先生”的特殊方式介绍这两大”价值”，有一象征意义，即”民主”与”科学”从此正式入籍中国，变成现代化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晚清时期，”科学”还以”西学”之名行世，但辛亥革命以后已改成今天这一普遍的专名了。同样，”民主”在张之洞笔下还称之为”西政”，但王朝体系崩溃以后，中国争政权或保政权的集团无不以”民主”为号召，这就表示”民主”已中国化了。今天回顾广义的”五四”，我们不能不承认：”民主”和”科学”是它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因为德、赛两先生虽久已入籍，却仍未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地安家立业。”科学”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科技”，是”艺”而非”道”；为真理而真理的科学精神尚未充分建立。”民主”的地位则是”尊”而不”亲”，甚至还时时有取消国籍、遣返西方的呼声。正因如此，我才忍不住发出”『五四』尚未完成”的感慨。从”未完成”的角度说，”五四”作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不但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而且在今天仍放射出亲切的现实意义。

四

　　共产主义的兴起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历史事件，不但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一切中国人的个体生命，包括我在内。我从十九岁（1949）便开始自我放逐，中间过了二十多年的”无国籍”（stateless）的生活，便完全是受这一大事之赐。我当然不可能在此对这一大事作深层的、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我自幼年以来怎样一步一步认识共产主义，和前面谈五四运动的方式大致相同。不过，我必须强调，这里所表达的基本上是我个人的观点，以亲身所见所闻为根据。 
　　我童年有系统的记忆是从抗日战争那一年（1937）回到乡间开始的。但在乡间九年中，我从未听过”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我只知道陈独秀和胡适是两个著名文化人物，但陈独秀又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我便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这大概是因为乡间没有什么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根本接触不到城市中流行的新思想、新名词。潜山县处于群山之中，官庄乡更是闭塞，但是，我们乡下人却与”共产主义”关系密切的武装势力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便是”新四军”。乡下年长的人大概清楚它是属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至于共产党所奉行的”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似乎便说不明白了，而且也没有兴趣探问。但我是一个小孩子，没有人告诉过我”新四军”即是共产党的军队。所以在重回城市以前，”共产主义”、”共产党”都是我不曾听过的词汇。 
　　在潜山地区活跃的一支武装力量，1938年被收编为”新四军”的第四支队，但这支武装力量以绑票杀人著称，官庄及附近便有很多受害人。为什么第四支队这样凶恶呢？这必须追溯一下它的历史背景。（按：以下论高敬亭的事迹，我的主要资料来自已故族人余世仪的〈高敬亭为祸大别山区及其覆亡与翻案始末〉长文。此文后来刊行，但我未见刊本，所据为原稿影印本。） 
　　这支武装力量最早是由一个名叫高敬亭的人组织起来的。高是河南光山县一个小康之家的子弟，自幼不肯好好读书，先在乡间结交一些痞子，为非作歹，到了二十多岁，胆子愈来愈大，竟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最后在本县不能立足，他带着一群农村边缘份子，窜入大别山区（跨越河南、安徽、湖北的边境）落草为寇。山区的百姓淳朴，又很怕事，高和他的手下对这些可怜的乡民予取予求。同时，他们又大批抢夺枪支，扩大徒众，到1930年代中期已拥有千人左右，自称”第七十五师”。再过三四年，人数激增至数千，则扩大为”第二十八军”。这支武装力量是打着”红军”旗号展开活动的，但它和”红军”之间究竟是否存在着某种组织关系，则外人无从知悉。抗日战争发生，国共再次合作，共方正式成立了”新四军”，终于将高敬亭的武装力量收编为第四支队，高本人也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 
　　关于高敬亭及其徒众在官庄一带残杀百姓的事迹，我初回乡间便开始听人绘声绘影地加以描述，后来又不断有人重复谈及，因此在我童年心中产生了一种很深的恐惧感。最残暴、规模也最大的一次残杀事件发生在1935年2月15日，乡人称之为”二一五事件”。这一次高派了徒众五百多人到高庄及附近乡村绑票，稍有一口饭吃的人都被抓去，一共有三百多个肉票，逼他们共同缴纳十万银元的赎金，这当然远远超过他们的能力。在勒索不遂所欲之后，绑匪大怒，将三百多个肉票集体屠杀了。后来只有一两个年纪较小的侥幸逃脱，把屠杀的真相传了出来。 
　　”二一五事件”不仅盛传于潜山，而且震惊整个南方，上海《申报》、南京《中央日报》等都有报导。这是因为死难者之一余谊密（1873-1935）是安徽的重要人物。谊密先生与我同族而长一辈，他是清末拔贡，一直任地方官，从知县到道尹都做过。民国以后，他在安徽省很受推重，最先被选为省议长，后来转入行政部门，先后出任财政厅长、政务厅长，并且一度护理安徽省长。他的官声极好，为人正派，尤以清廉为人所敬。1930年代初退休后，由于经济拮据，他住不起城市，因此从安庆迁回潜山林家冲（与官庄是紧邻）。他的被害特别惨烈，除他自己外，一子一孙也同时遇难。当时报纸对他一门三代被杀之事特加渲染。我这样介绍谊密先生并非出于宗族之私，最近编成的《潜山县志》（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潜山县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中有他的传记，并无一字贬斥，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我回到官庄时，”二一五”惨案才过去两年，还算是新近的事情，因此仍然是乡人谈论得最多的话题。由于高敬亭一向打着”红军”、”革命”的旗号，后来又被正式收编为”新四军”，所以，”二一五”这笔帐是记在”红军”或”新四军”身上的。但据最近关于高敬亭的史料（如耿嵘：〈枪声，在这里回响——高敬亭将军传略〉，《新华文摘》，1989年7月8日），高的残暴行动也许应该由他自己负责。因为高在被收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后，并不接受叶挺、项英等人的领导，而且处处抗命，仍然一心一意发展自己的势力和地盘。终于在1939年6月，中共中央派人到合肥将高逮捕，经过三天的斗争，予以处死。 
　　但处死高敬亭以后，”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军纪并未见有什么改善，残杀人命，一如既往。我亲见的一件事便是一位族兄之死。前面述及我幼年的文字祸，曾提到在平格族兄家躲藏过一段时期，平格兄是乡人尊敬的医生，而且是官庄唯一的医生。但他性格倔强，不肯听人摆布。据知内情者事后透露，第四支队的人曾数度逼他合作而他坚决不肯，因此在一个夜里把他从家中抓了出来，用刀在他的咽喉上戳了几个洞，他就死在家门外面的水井旁边。我清晨闻讯赶去看他，他的尸体还在原处未动。这是我早年（大约在1944年）亲历的一件悲伤的惨事，至今记忆犹新。 
　　整整九年间，从未听说这支武装力量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希望，一个新世界将代旧世界而兴起。一直要等到1946年重回城市，我才知道有”共产主义”这样一套理想，并且有人号召青年为这一理想的实现而奋斗。但是不巧得很，由于战后我居住的城市是沈阳，这个理想一开始便在我心中罩上了一道阴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到沈阳是在苏联红军撤走后不久，而苏军的奸淫抢掳在整个东北已激起了人民的普遍愤怒，我从本地同学口中听到的令人发指的暴行简直无穷无尽。 
　　我最早正式接触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在从沈阳迁回北平以后。1947年年底，沈阳已在共军包围之中，我们不能不离开。在北平住了十一个月（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华北局面又重蹈东北的覆辙，于是全家又离开北平，流亡到上海。但在北平这十一个月期间，我失学在家，无所事事，和北平的大学生偶有来往，因此才接触到当时最敏感的思想问题。我又爱读当时一些流行较广的期刊，如《观察》、《独立评论》、《新路》之类，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论题，详情留待后面再说。 
　　回忆1948年在北平的思想旅程，我必须特别提到我的表兄汪志天。他比我年长十岁，当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三年级。其实我们早知道他在1937年前后便已参加了共产党的”少年先锋队”。1949年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而且是北大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北平的学潮都是他和他的”同志”共同发动起来的，不过每当大批学生在街上示威游行时，他却从不参加，往往在我们家中吃茶聊天。我们当面戏称他为”职业学生”，他也付之一笑。 
　　1946年在东北时，他也常往来于北平与沈阳之间，名义是”跑单帮”，买卖西药，赚一点钱奉养他的老母亲（我的姑母）。我记得他在沈阳时，常常约朋友多人到我家聚会，在大客厅中关起门来谈话，一谈便是三四小时。1949年8月，我回北平时，他才告诉我当时在我家开会的都是党中重要的地下领导人，因为当时北平风声很紧，保不住身，因此转移阵地到沈阳活动。但他是一个很恳切的人，确有一股为中国寻找新方向的热忱，因此我很尊重他。我觉得他对我们一家（他的舅舅家）有真感情，并不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生任何芥蒂。我还记得1948年暑假，他带着我和另一个年轻的亲戚作三天三夜的近郊远足，从城中徒步走到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等地。我们都没有钱，各人背着一条毯子，随时在风景区露宿。那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今天回想还像是眼前的事。 
　　汪志天是最早向我灌输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他的信仰是很虔诚的。由于我们之间互相信任，我很尊重他的看法，因此才开始研读并思考种种流行的思想流派。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便是他介绍给我的。就这一意义说，他是我的一位”启蒙者”。但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我自己探索的结果并没有让我完全接受共产主义。我当然反对社会财富由少数资本家垄断，因此倾向于一种分配公平的体制，同时也愿意接受某些涉及全体人民生活的大企业（如铁路）应由国家经营，但是我一开始便认定”自由”是现代社会和个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价值。当时许多人都讨论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但在我和表兄的思想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他并不属于非常激进的一群。例如对于他的校长胡适，他并不像多数左倾学生那样一味谴责，有时也能持平看待。他当然责难胡适亲美，但胡适在1947年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却不止一次加以称许。另一方面，在企图说服我接受他的一套信仰时，他也偶然使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武器。然而，他毕竟只是一位实践者而不是理论家。我记得他有一次向我宣扬”宇宙一切皆变”的”真理”。我问他：这条”真理”也应是宇宙间之一事，它本身变不变呢？他冷不防有此一问，便很坦率地说，他的理论修养还不能立刻对这个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这是他”不知为不知”的具体表现，但我也因此悟到：他的信仰并不建立在理智的认识上，甚至可以说，他对”共产主义”的整个体系实在不甚了了。
　　1949年8月，我从上海回到北平燕京大学时，表兄已是市长彭真手下的一个重要干部，负责全市青年的组织和活动，经常到各大学和党、团机构联系。有一次他到燕京大学，顺道访我而未晤。事后有人告诉我：项子明同志今天找你不到，他说是你的亲戚。我初闻”项子明”之名，为之茫然。几分钟后我才省悟，原来这是表兄的党名。但这时他已成忙人，我再没有机会和他深谈。后来在文革初期，海外报刊有关于所谓”北京畅观楼事件”的报导，记述了他反对毛的言论。不用说，他必已变成了”革命”和”专政”的对象。 
　　我最后一次和他聚会是在1980年代初的纽约。那时他以北大代书记的身份到美国访问各大学，在西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东岸的哈佛大学都受到隆重的接待。由于事前约定，我们在纽约畅谈了两天，这是分别三十多年以后的重晤，彼此都不胜感慨。这次他虽然是官式访问，所到之处皆获礼遇，但他的意气却相当消沉。在谈话中，我终于发现，他在文革后并不受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北大已是一个冷衙门，何况他还只是”代书记”。我不愿再深入挖掘这个问题，以免触及他的伤痛，而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 
　　最后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到纽约唐人街去吃饭，途中经过一座很大的孔子铜像。他看见了，忽然十分兴奋，一定要和我在像前留影，作为纪念。在他早年信仰诚笃的时期，这是不可想象的事，然而他确是出于内心不可抑止的一种冲动。很显然，在早年的信仰彻底幻灭之后，他的价值观似乎向两个源头回归：一是”五四”以来流行的西方主流价值，如民主、自由。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所参加的”革命”最早本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以吸引知识青年的。二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主要表现在对于人的尊重。这是他对孔子抱有很深敬意的根本原因。 
　　九年乡居生活是第一阶段，我所接触到的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我乡间的种种活动。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新四军”第四支队是代表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甚至也没有听过”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更不用说了解它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第二阶段，即1946年回到城市以后，我才明白共产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其中有整套的复杂理论和一百年以上的革命经验，终于在1917年以后在苏联获得成功。当时左倾的知识人普遍相信：中国的革命必须跟着苏联走，这是唯一的出路；美国则代表着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阶段，不久一定灭亡。这些说法，我在北平听过很多次，当时很难判断。 
　　上述这些个人经验很有限，不过来自真实生活中的体验，和书斋里的空论不同。最后，我想作一点反思：我的认识过程既然如此困难，他人想也相近。那么，为什么这个外来的主义在中国能流行得那么广，又那么快呢？ 
　　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背后的历史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这里不能展开讨论。最主要的动力当然是民族主义，尤其是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刺激。 
　　1936年的”西安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两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下面谈抗日战争时再补充一下）。以”国际主义”为号召的共产革命运动最后竟靠民族主义的动力来完成，这是历史的一大吊诡。但是我想谈的不是这些后来的历史进程，而是在开始的时候，即清末民初中国知识人为什么热心把共产主义介绍到中国来？这些早期介绍人究竟是怎样理解共产主义的？ 
　　我认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发生了一种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识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首先是儒家特别注重”均”的观念，孔子”不患贫而患不均”是最早的表现。从观念发展到制度化，后世便有”均田”、”均税”、”均役”等措施。”均”的观念也从儒家传到道家，从上层文化传到下层民间文化，所以东汉时代的一部《太平经》便把”太平”的概念理解为”大平均”。我们可以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一方面源远流长，一方面无孔不入，为中国知识人接受共产主义奠定了一种心理上的基础，因而才有一拍即合的效应。在”均”的思维框架之下，士大夫最感义愤的社会现象便是”豪强兼并”，即土地分配极端不均，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代董仲舒以来的无数奏议都是明证；这一反”兼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宋，甚至更后。一般而言，”士”阶层中人是极端同情贫民而鄙视富人的。 
　　儒家另一有极大影响的价值观是关于”公”和”私”的尖锐对比。士大夫一向都强调”公”是善，而”私”则是恶。《礼记·礼运》中的”大同”观念一直是受到特别重视的。近代提倡改革的康有为写《大同书》，而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也宣扬”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这又构成了清末知识人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种背景。 
　　清末知识人通过传统思想的接引而拥抱共产主义虽有其方便的一面，但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便是误读了来自西方的现代学说。清末中国知识人是从日本学者那里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家河上肇（1879-1946）。河上肇当然对西方政治思想有较正确的认识，这是因为日本接受西学比中国早得多，日本的现代化也领先于亚洲各国。但是河上肇的中国信徒包括李大钊在内，究竟懂得了多少马、恩思想和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让我举几个例子作为具体的说明。 
　　我记得《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似与刘师培有密切关系。同时刘又提倡过无政府主义，因为他欣赏魏晋时期思想家鲍敬言的”无君论”。当时章太炎、吴稚晖、李石曾等许多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早期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有不少是先信奉无政府主义，甚至分不清二者之间的界限。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判断中国是否可以实行共产主义？又如梁漱溟在回忆录中说：他早年一听见资本主义是维护私有财产的，便马上大起反感，所以宁可选择社会主义。他大概从来没有听见过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关于私有财产是文明基础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之类的说法，根本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只因有”公”和”私”两个价值在心中，一听见”私”便义愤填膺，只承认”公”是正面价值。又如黄侃（笔名”运甓”）写过一篇名文〈哀贫民〉登在《民报》（1907年第17号）上宣传革命，文中大意说：贫民是因被富人夺去了财产才陷于贫困的，这是极端的不平等。因此他号召所有贫民都起来，消灭富人，”复我仇雠，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如果革命成功，自然是”贫民之福”，如不成功，则”当以神州为巨冢”，把所有富人和自己一齐埋葬进去。这篇文字当时轰动了革命阵营，其中显然有共产主义的影子，等于要”一切无产者联合起来！” 　　

五

　　1937至1945年的八年抗日战争，是二十世纪中国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本已摇摇欲坠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旧秩序，经日本全面武力侵略而彻底崩解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一跃而成为工业与军事强国，它不但”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明，而且学到了西方的”野蛮”——这是指一般所谓”帝国主义的扩张与侵略”。所谓”帝国主义”，基本上起源于西方的海上霸权诸国争夺市场、世界资源等等。英国最先进也最成功，所以殖民地遍布天下，其他如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无不争先恐后，到处扩张。德国因为统一得太迟，殖民地已被别国瓜分光了，因此才成为两次欧战的祸首。日本崛起得更迟，由于本身太缺乏自然资源，侵略的眼光便投向亚洲大陆，先是朝鲜半岛，进一步则是中国。何况早在1592年，丰臣秀吉已派兵十六万人渡海占领了汉城，并准备攻取中国的北京。丰臣的侵略虽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并因他的早死而中止，但毕竟为三百年后的日本军国主义发挥了示范作用。 
　　1902年英国与日本建立”英日同盟”，可见英国已承认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地位，1905年日本在东北打败了俄国，接收了俄国在东北的一切权益（控制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两大港口，以及经营从长春到大连的南满铁路），更加强了它的霸权基础。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之后，立即将目标转向中国的东北（东三省，即所谓”满洲”）。 
　　由于”东北王”张作霖不肯完全听从日本的摆布，1928年日本关东军设计炸死了他。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竟借口”沈阳事件”而全面攻占了东北，史称”九一八事变”。今天日本史研究者已证实这是日本军方准备已久的预谋行动，决非由”偶发事故”所造成。日本为什么在1931年开始侵略中国呢？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北伐以后定都南京，张学良在1928年11月归附国民政府，东北也悬挂了青天白日旗，日本军方大概感到，如不及时动手，中国很可能变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强国。 
　　1937年在北平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也同样不能理解为”偶发事故”，日本军方再一次感到非抢先动手不可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政权在1928至1937年这十年间也进行了不少现代化的努力，包括军事现代化。1930年代日本侵略步步加紧的时期，南京政府似乎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一再退让，以致为左派所抨击，学生运动也因此愈来愈升级。但事实上，国民政府一方面积极训练新式军队（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另一方面成立国家资源委员会，动员各方面的科学家参与经济建设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创办钢铁、发电、机械、兵工等基础工业。1936年闻一多到河南安阳调查甲骨发掘的情形时，也顺道参观了洛阳的军事训练学校。他回清华大学后对学生说：这次经过洛阳，看到政府对抗日还是有所准备的，与北平所见不同。因此他说：”我们不能对政府完全失望。”（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486。）日本军方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背景主要在此。 
　　蒋介石最后决定对日作战虽因迫于民意压力而然，但毕竟准备远远不足，牺牲极为重大。1937年上海的”八一三”淞沪抗日，打了三个月，蒋在十年中所训练的新兵死伤过半。当时日本军方夸口，三个月内便征服整个中国。蒋为了向国际社会证明日方狂言不足信，因此不惜任何代价死守上海战线。此役之后，新兵补充便成为严重问题。以后虽仍打了几次胜仗，但败退居多，只能”以时间换取空间”了。正如1944年12月6日胡适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所云：”在这次战争中，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不得不和一个第一流的军事与工业强国〔日本〕打一场现代战争。”（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203。） 
　　抗日战争的后果更是中国几千年未有的大劫。以我的乡间为例，1937年冬初回去时大致还算安静，但不久便有大批广西军队驻扎或过路，军纪极坏，骚扰乡民，几无宁日。再加上”新四军”加强建立游击基地的活动，也时时波及官庄。后来还有盗匪出没，一夕数惊。我在抗战后期常在夜间看见后面山林中有手电筒闪光，乡人都知道是抢匪，企图俟机下山来打家劫舍。总之，抗战期间乡间秩序显然一天不如一天。据老辈回忆，在清末民初时期，乡人携带银子或银元到安庆、芜湖等城市去购物，路途中并不担心遇到盗贼。广大农村秩序的败坏为战后翻天覆地的大动乱铺平了道路。这里我要特别引美国汉学领袖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最后一部著作《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的话，来说明抗日战争的祸害：

　　若不是日本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影响。在战时的环境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要打阶级战的新型态的中国。二十世纪的这一群中国革命者，将要攻击并重组已经有至少三千年历史的社会结构了。（费正清着，薛绚译：《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台北：正中书局，1994〕，页356。）

　　为什么要引费正清的论断呢？因为他从1930年代起便厌恨国民党，同情共产党，但晚年则重新调整了他的看法。这部书是1991年9月11日完成的，第二天上午他把原稿送到出版社，两天后便逝世了。这部书真成了他的”晚年定论”，他是美国人，超乎中国内部政治恩怨，判断比较客观一些。 
　　抗日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从江西流窜到陕北，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仍然挥之不去，所以林彪有”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因此1930年代初开始，中共在中国各大城市发动抗日运动，逼国民党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反蒋的社会及政治名流和左倾的大学生承担起这一任务，通过游行示威和组织活动，使抗日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响亮。 
　　1936年，中共竟说服了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造成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终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战争如不发生，中共仍不能到处建立游击队和地方政权。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共才绝处逢生，有如龙归大海。 
　　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阶层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然而日本逼得如此之紧，除了奋起抵抗之外，已别无他途。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一意求和，甚至不计一切，去日本占领区建立傀儡政权，便是因为估计到战争持续下去必为中共提供扩展势力的机会，最后则将中国送进苏联的怀抱。这在早前出版的《周佛海日记全编》（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中可以找到明确的证据。汪精卫在宁汉分裂时本是左派领袖，与中共关系最深，周佛海更是1921年中共创党的领袖之一，陈公博也曾一度参加过共产党。正由于他们对中共的认识很深，忧虑也远远超过他人。他们急于求和，以为这是唯一挽救中国陷入苏联极权体制的办法。他们对与日本实现和平的幻想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对于中共利用战争以夺取全国政权的估计却十分准确。 
　　据比较审慎的统计，从1937到1945年，中共党员人数由4万增至120万，军队则由9万左右增至91万（参见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页362。但据陈永发的说法，1937年军队人数仅4万左右。参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页341）。中共因抗战而得到大幅扩张的机会，上自变量字即是最有力的说明。本来被围困在陕北一个角落的政权，在战争发生以后竟迅速向全国扩散，至1940年年底，中共各根据地所控制的人口已将近一亿（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页341）。 
　　抗日战争中正面的阵地战当然由中央政府的军队全部承担了下来，中共则从旁以运动战或游击战对日军加以牵制。在整个对日战争史上，中共宣传最热烈的共有两次战役：一是1937年9月的”平型关之战”，由林彪指挥；另一是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由彭德怀指挥。关于平型关之战，杨奎松曾作过分析（杨奎松：〈有关平型关战斗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2期）。当时国军集结在平型关准备死守，共军则奉命参加右翼防守。但共方最后决定在附近山谷埋伏四千兵员，等日军辎重和补给部队七百人经过时，起而突袭。日军部队是非战斗性的，战斗兵不过百人而已。尽管人数如此悬殊，共军还是经过了十几小时的战争，伤亡了四百人，才能全歼日军。这一战对内的宣传作用极大，许多不明内情的青年都深信中共有打败日军的能力，因此投奔延安者络绎于道。但以对日抗战而言，很难说有多大意义。至于百团大战，最初的目标只在破坏和攻击公路和铁路，以突破日军的封锁，并不是正面交锋。由于交战之初日军受到奇袭而损失颇重，彭德怀才扩大兵力至百团左右。然而，此战引起日军此后对中共华北根据地的集中扫荡，一连三年，使中共占领区不断缩小，处境十分艰苦。所以毛泽东当时对此战虽不能不公开赞扬，但暗地里则极为不满，认为是战略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百团大战反而成为彭的一大罪状了。同样地，林彪叛毛之后，平型关之战也顿时变成咒骂的对象，只有负面的意义了。 

六．入读东北中正大学

　　我是在1946年夏天从桐城重回安庆的，然后到南京转北平，最后定居沈阳。当时抗日战争胜利才一年，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可以过几年太平日子，但不到三年，中国便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 
　　我父亲协中公和杜聿明是多年老友，胜利后杜奉派去东北负责军事，力邀我父亲同去，主要是为他筹办一所大学，即1946年成立的东北中正大学。大学聘请了张忠绂为校长，专业是中华民国外交史，在南开大学时曾和我父亲共事，后来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抗战开始即参加政府的外交工作。但他不久便奉派到联合国工作，变成了一位挂名校长，因此我父亲以文学院长代理校务。 
　　我此时已十六岁，只读过两年左右私塾，上过安徽临时中学一两年，而且都是半途而废，没有从头到尾读完一学年。以程度而言，我大概只在初中二三年级之间：英文单字认得极少，一篇两三页的短文便有八十多个生字；数学、物理、化学则所知更少。但我的年龄已到了考大学的阶段，所以我一方面在中正大学先修班（相当于高中三年级）上课，一方面找老师课外补习，希望在一年之后可以考取大学。 
　　关于补习，我至今还记得两位先生的讲课。第一位是教数、理、化的刘老师，东北人，也是先修班教师。他教得很有条理，代数、三角、几何，在三四个月之内便让我得到了一个大概的认识；物理、化学也稍稍打下了根基。这些当然都是急就章，我也是以应付未来考试的心情而临时抱佛脚的。刘老师不久便移居台湾了，从此失去联系，可惜我连他的大名也忘记了。 
　　第二位补课老师是教我《史记》的沈伯龙。他授课的时间不长，前后好像只讲了〈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两篇。但我至今还记得他讲鸿门宴的一幕甚为生动，又解释”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一句是当时口语，也说得入情入理。我最初以为司马谈父子写的都是精心构思的典雅之文，经他点破之后，我才注意到经史中颇有直书俗语的地方，文言白话之间的界限竟不易划分。几十年后我写过〈说鸿门宴的座次〉一文（余英时：〈说鸿门宴的座次〉，载沈志佳编：《史学、史家与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70-77），大概种根于沈先生的讲授。但不久之后，我才辗转听说，他原来是一度颇为著名的沈启无，大概在抗战时期曾与日本或傀儡政权有关系，因此改名藏身关外。沈启无的名字今天已很少人知道，但在二十世纪30、40年代却在文坛上极为活跃，他曾与俞平伯、江绍原、废名并称”苦雨斋（周作人）四大弟子”。他在1932年出版的《近代散文抄》，所选的文章以晚明公安、竟陵派的小品为主，周作人的序对他的取舍眼光甚为赞许。据当时人的评论，他的文章学周作人而得其神似。但他后来得罪了周而被逐出师门。周作人晚年写《知堂回想录》，在〈元旦的刺客〉一节中提到沈也在场，好像还受了点伤。这些故事当然都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的，但当时听说沈是周作人弟子，且为文学名家，我已经感到十分意外了。 
　　那时和沈启无背景相似的文人学士，流寓沈阳的尚大有人在。我特别想提一下燕京大学法学院长陈其田。他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突袭后曾与燕大其他重要领袖如赵紫宸、陆志韦、张东荪、赵承信等同时被日军逮捕，拘押半年之后，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参见邓之诚：〈南冠纪事〉，载邓瑞整理：《邓之诚日记》，第八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但他最后终与日方妥协，因此抗战胜利后不得不远走关外。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我父亲所办的”东北政治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工作，显得很萎靡不振，不知底细者决猜不到他当年在燕大是多么飞扬跋扈。他在1937年所写的《山西票庄考略》一书，至今尚不失参考价值。但他任法学院长时期则权势炙热，令人侧目。1932年5月，萧公权应约准时到院长室谈话，他竟让萧在外面鹄候半小时以上才予以接见，而且说话极不客气，其架子之大可以想见（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页99）。 
　　我在先修班一年，以补习数、理、化为主，但还记得国文老师王森然先生教得很生动，他同时也是一位画家，在沈阳开过画展。天下事无巧不成书，1970年代末，我的北京亲戚托人带了一幅画赠给我，说这位老画家在北京很有名，并且是他们的邻居。我打开一看，赫然是王先生的作品。这大概只能说是缘分了，可惜后来我没有机会去拜访他。 
　　1947年夏天，我考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东北学生在伪满时期受教育，多不能适应中华民国的考试题目，所以我也居然在录取名额之内。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的数、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受了父亲的影响。我父亲在燕大已专攻西洋史，后来在哈佛大学则追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研究美国史，回国后在南开也教西洋史和美国史。我家所藏英文书籍也以西史为主，我虽不能阅读，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读西史的强烈愿望。我的课外阅读则由梁启超、胡适的作品开始，种下了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一位青年讲师讲授，教材是钱穆《国史大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著作。因此，我在这所新办的大学虽然仅仅读了三个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中正大学虽在遍布战火的关外，第一年居然也聘请到了几位名教授，不过有的是以访问的身份应聘而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梁实秋，他在北大任教，我父亲特别以厚酬请他到沈阳教一个半月。我已知道他是鲁迅的论敌，也看过他写的《骂人的艺术》。我父亲在家中设宴接待他，我因此有侍坐的机会。他的幽默或俏皮话往往引起哄堂大笑，而他自己则仍然保持着一副冷面孔。遇到这种情形，听者无不感到这是极大的精神享受。另一位受尊重的是孙国华教授，他是行为派心理学名家，曾任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多年。1920年代末他曾在东北大学教过书，很喜欢沈阳的环境，这时适逢清华休假，所以全家前来。 
　　最后我要介绍一下高亨（晋生），他是东北人，又与我父亲有私交，因此接受了国文系主任的职位。他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在国学界颇受尊敬，虽然当时尚无藉藉之名。高先生是一位刚正的有道之士，我没有跟他读过书，不过在他面前我自然而然地从内心发出一种敬意。他为人非常严肃，不苟言笑，偶然问我一两句话，我只恭恭敬敬地作答，不敢放肆。有一次特殊的经验则使我对他更加钦敬。1947年夏天，我考中正大学入学试，恰好他是监考人。不知道我是否有什么动作引起了他的疑心，他忽然走到我的座前，掀起我的试卷，察看下面有无挟带之类。幸好我无任何作弊情事，否则一定被他赶出考场。他并不考虑我是朋友的孩子，真正做到了执法如山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忽然特受推重，许多新发现的文书（如马王堆《老子》）往往由他注释。但我对他的人格从无半点怀疑，他必然是为当时某种道德说教所折服，因此甘心以所学为”革命”服务。后来我读到《吴宓日记续编》，发现他1950年代初在重庆时仍然没有任何趋时的迹象，我更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在沈阳时，我作梦也不会想到他在1970年代会扮演以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角色。 
　　国共在东北争锋的情势到了1947年夏天已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一年5、6月间共军全力攻四平街，国军则在军长陈明仁的指挥下死守不退，终于在6月底将共军击溃。当时报上注销陈军长囚首垢面的惨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一场双方死伤惨重之战，也是国军在东北最后一次胜仗。7月以后已是共军反守为攻的局面。到了年底，沈阳已处于被包围的状态。 
　　我在12月中从沈阳飞回北平时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惊险。当时机场一共有三架飞机，我父亲被安排在第一架，我则在第三架。我正在排队登机的时刻，父亲忽然招手要我过去，因为第一架机还有一个空位。于是我在最后一剎那坐上第一架，结果第三架失事了。

七．北平闲居

　　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我在北平闲居。1948年春季，我不可能转入任何大学，秋季曾考取了辅仁大学一年级，但北平又已在共军包围之中，我父亲既决定南下上海，我便从未进辅仁的大门。不过这一年对我而言，还是有特别的意义，我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了。 
　　在中正大学时，由于东北籍同学对苏联军队的暴行深恶痛绝，左倾的风气没有机会发展。学生偶有游行示威，大都是针对苏军而发，如抗议他们杀害中国工程师张莘夫事件。但是一到北平，思想空气完全不同，逼得我不能不面对当时意识形态的冲突。 
　　我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便在这一时期。这是一本宣传辩证唯物论的通俗讲话，用最浅近的常识诱导青少年入彀，从宇宙观到人生观，全书构成一封闭系统。书中常引”卡尔”、”伊里奇”的话，我初见简直不知所云，再读下去便慢慢发现原来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Karl和Ilich，为逃避检查而改。当然”艾思奇”三个字也是”爱（马克）思（伊里）奇”的意思。《大众哲学》当时流传很广，在青少年读者中有相当影响。它虽没有把我变成一个信仰者，却对我发生了一种刺激作用，即书中触及了一些我过去没有注意的问题。这是我接触马列思想之始，所以特别提及。 
　　当时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的要算储安平办的《观察》周刊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在《独立时论》上的〈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经过调整之后，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 
　　《观察》是我每期必读的刊物。它的基本立场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因此采取了多元开放的编辑方针，各种不同甚至冲突的论点都兼收并蓄。对于像我这样刚刚开始思索政治、经济、社会等大问题的青年人，恰好是一种实际的思想训练。我必须不断地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至于正或误则是另外的问题。当时又值暴力革命或和平革新争持不下的局面，我受了胡适的影响，偏向和平革新，所以我对于费孝通《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两本书特别欣赏；他和吴晗合编的《皇权与绅权》也提出了我感兴趣的历史问题。费孝通留学英国，略知英国近代史上绅士阶层（gentry）怎样由封建地主转变为企业家的过程，他的《乡土重建》便是想用英国模式来为中国地主谋求一条和平演进的出路。由于他在乡村（即江村）作过实地调查，所描述的地主生活状态大致很客观，这是他的作品当时对我有特殊吸引力的根本原因。但暴力革命终于来临，他关于乡土中国的一切分析和讨论也都成为废话了。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耶鲁大学访问，费孝通是团员之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我当面告诉他，早年曾读过他的论著，他遵守官方规定，赶快声明：那些错误的东西不值得再提了。我忍不住说：如果先生不曾写过那些东西，今天也不会到这里来了。他只好尴尬地一笑。平心而论，到1948年为止，费孝通是中国极少数最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英文论著也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1955年秋季，我在哈佛旁听巴森思（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一课，涉及中国方面的参考书便有费孝通和张之毅合着的《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和他在《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绅士（China Gentry）的论文（编者注：参见Hsiao-Tung Fei, “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no.1[1946]:1-17）。可惜进入1950年代以后，他的学术生命便划下了休止符。晚年在中国出版的英文著作《走向人民人类学》（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实在令人无法卒读，偶然在中文杂志发表的随笔之类也光彩无存，远不能与《观察》、《大公报》时代相比，这是令人惋惜的。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新路》周刊。这份刊物是由钱昌照出钱办的，他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获取经费毫无问题。他留学英国时受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影响，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这份刊物是1948年夏天在北平创办的，清华社会学教授吴景超任主编，发表的论文也较多；在经济学方面，清华刘大中和北大蒋硕杰最为踊跃撰文。1970年代以后，我在美国与台北常有和刘、蒋见面的机会，偶尔还追忆过《新路》的往事。1975年夏天，刘大中已接受了香港新亚书院董事会的聘约，继我之后出任院长。不幸他回美国康乃尔大学之后发现癌症已到了晚期，这年10月他和夫人双双自杀，是当时一大新闻。我从《新路》中吸收了不少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社会平等之类的知识，扩大了我的眼界。1950年代初，我在香港写《民主革命论》、《自由与平等之间》等书，虽都肤浅不足观，但思想的根源必须上溯至1948年在北平的闲居生活。 
　　我在北平时期当然并不是整天都在严肃地关心思想问题。作为一个文化古城，北平确实有说不尽的生活情趣，我偶然会到郊外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等地远足。至今不能忘怀的乐趣之一便是逛旧书店，琉璃厂固不必说，隆福寺、东安市场以及其他小书摊都是令人流连忘返的所在，有时发现想找的旧书而又索价甚贱，可以使人高兴好几天。夜晚听免费京剧也是一大乐事。北平戏院上演京剧往往在晚上7、8点钟开场，门道精的朋友告诉我：如果你过了10点去闯戏院，那时门口已无人收票，便可大摇大摆直入，且可能占到好座位。我曾有好几次看白戏的经验，如谭富英的《定军山》之类（压轴戏一定排在最后面）。这是旧北平最令人恋恋不舍的文化生活。1978年10月，我在离开了二十九年之后重到易名的北京，竟感觉到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在北平时期，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学生示威游行，也没有加入读书会组织，但是偶然遇到我感兴趣的演讲，则一定去听。例如杨振声在北大讲鲁迅先生的旧体诗，我便听得津津有味。这也是我在北平和在校大学生接触的机会，使我可以感受他们的思想脉搏。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青年对国民党的贪污无能普遍地不满意，但除了地下党员外，很少学生认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信奉的主要还是”五四”以来的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之类的普世价值，何况当时中共也是打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号，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是在打下南京、上海以后才发表的（1949年6月30日）。知识青年和民主党派人士反对国民党的另一重大理由即是它的”一党专政”，他们之所以要推翻国民党政权，决不可能是希望找一个有效的”一党专政”来代替一个无效的”一党专政”。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足惜，但是天翻地覆的结果竟断送了民国以来缓缓出现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雏型，则是当时知识阶层完全没有想到的。

八．上海行

　　我们在1948年10月下旬离平赴沪时，北方的形势已在共军的控制之下。胡适10月22日从南京飞回北平，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出外三十六日，真有沧桑之感。局势一坏至此！”（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367。）我父亲便是在这一情况下决定暂迁上海的。这时火车早已不通，飞机又不能多携行李，所以我们改从天津乘船，这是我第一次航海之行。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在上海的九个多月是相当沉闷的。和在北平时不同，我人地生疏，又不会说上海话，简直没有活动的余地。但这几个月恰好是中国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我是在上海目击国民党崩溃及共军入城的。现在就记忆所及，略说当时大势。 
　　我们到上海不久，淮海之战便结束了，国民党的现代化精锐部队在这一战役中几乎损失殆尽，接着便是和谈的呼声复起。从1949年1月蒋介石退位，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与中共重开谈判，到4月中和谈破裂，中国大致处于停战状态。当时一般人自然盼望和平能够实现，但深知两党历史和”专政”本质的人，对和谈并不抱任何希望。2月4日，傅斯年给李宗仁的信说：”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傅斯年：〈致李宗仁书〉，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2495。）他因此断定：一、中共只与地方谈和，彻底消灭中央政权；二、绝对走苏联路线；三、必尽量摧毁以往掌兵符的人以及知识界领袖。他的预言事后证明是很准确的。 
　　战争虽然暂停，但一般人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仍急速地恶化。我在上海碰到了两种非常特别的生活体验，至今稍一回想，好像刚刚发生的事情。 
　　第一是通货膨胀。那时金圆券贬值一日数十次，因此上海居民手中只要有纸币便立时到黑市去买银元。民间流通的银元有两种，一为袁世凯像，叫”袁大头”；一为孙中山像，叫”孙小头”。黑市钱贩子个个把手中的银元盘弄得锵然有声，口中则翻来覆去嚷着八个字：”大头小头，买进卖出！”我每天早上从家中拿着一两个银元到黑市去换纸币，然后飞跑到菜场去买当天所需的食物，因为跑得慢了，手中纸币便会降值不少。年岁已久，我的记忆已模糊，彷佛一个烧饼的价格便可以高到多少万元。这是经济崩溃的明确症状。 
　　第二是黑社会的猖獗。由于内战关系，城乡之间的交通常在混乱状态中，影响物资运输，以致城市居民的日常必需品供不应求。黑社会组织便趁机而起，抢先霸占市场，将一切物资控制在手，然后以高价转卖给消费大众。这些黑社会份子当时在上海到处活跃，人称”黄牛党”，很多市民戏称它是国共以外的第三大党。举一个我亲历的经验为例，在上海看电影，电影院售票所是绝对买不到票的，因为所有的票都早被黄牛党买光了。我每次买票都只有向电影院前人数众多的黄牛党手上去转购，票价比电影院正式规定的要高好几倍。这更说明市场和一般社会生活都已失序了。当时上海警察局的人似乎也和黑社会打成一片，已没维持秩序的能力。 
　　仅仅从上述的两个现象看，国民党的统治无法持续下去，已是很明显的了。和谈破裂，共军4月21日渡江，很快攻破南京。一个月之后，同样的命运落在上海的身上。用中共的说法，我是在上海”被解放”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既不恐惧，也无兴奋，把政权易手看作是平常的事。萧公权记他在离开上海前听人说：”共产党要来哉？呒底怕头！”（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页204。）我可以为他这句话的真实性作证。这大概便是中国历史上所谓”民心已失”的状态。淮海战役后，殷海光为《中央日报》写社论，大声疾呼：”赶快收拾人心！”，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中共拿下上海两个月左右，控制渐渐由松而紧，我父亲已开始听到新政权有探问他的迹象，这是因为他在东北与杜聿明的一段关系。情势陡然变得十分紧张，他必须赶快离开上海。在和谈的几个月中，我父亲也曾多次和朋友及亲戚讨论去台湾或香港的可能性。但是当时传闻，香港生活水平极高，我们住不起；台湾更是人地生疏，而且安全也无保证。避难的事便这样拖延下来了。现在形势逼人，不得不走，却只剩了一条险途，即坐船到舟山群岛，再转台湾。这是险途，因为不仅海上风浪难测，而且常有海盗出没。由于时间紧迫，我父亲携母亲与幼弟匆匆登程，我是唯一能代我父亲结束上海寓所的人——顶来的房子必须顶出，收回顶费，书籍和不少杂物也要装箱运回北平。我身为长子，义不容辞。到杨树浦码头送他们上船的一幕，真如生离死别，所以至今不忘。 
　　他们是6月初离开的，我在月底便参加了燕京大学在上海的招生考试，侥幸考取了二年级插班生，一个多月后乘火车回到北平。

九．燕京见闻

　　我家在北平有一所住宅，坐落在交道口北兵马司十七号。平时有不少亲族家人共居，是很热闹的。我回北平后当然先回自己家中，和亲族重聚。但燕京大学远在西郊，必须住校，因此我平时在燕大，周末则进城家居。最初乘三轮车往返，后来骑自行车，就更方便了。 
　　我离开北平九个多月，回来后发现气氛完全改变了。此时，北平建都已成定局，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重要人员都集中于此，一方面等待封官，一方面争取住宅。”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杜甫这两句诗恰好可以借来描写当时的北平。不久分官已定，北平城里到处流传着下面这个”顺口溜”（当时尚无此词）：”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一股怨气当然是从老革命干部胸中吐出来的。其实这是为了应付”统战”需要而采取的暂时策略，将不少高级职位分配给国民党降官、降将及其他党外人士。但党内干部纷纷不平，提出严重抗议，逼得党组织派出大批人员去做说服工作。我的表兄项子明还私下告诉我，毛泽东在党内讲话时曾用过一种说法：毛说，排斥党外人士加入政府是所谓”关门主义”，三国时关羽便是一位典型的”关门主义者”，他不肯联合孙吴以共同抗曹，终于失了荆州，败走麦城。这个说法很巧妙，所以我至今未忘。 
　　上面是关于权力世界的事，下面再说两个一般社会上的小故事。第一是从城里去燕大的路上，我和三轮车夫闲聊，不经意中我说了一句：”你们现在翻身了。”不料这句话引起他满腹牢骚，他说：”翻身！我今儿是从床上翻到了地上。”原来那时百业萧条，三轮车的乘客也不多，难怪他对”翻身”两字的反应竟这样强烈。第二是表姐汪志华（项子明的二姐）在银行当小职员，有一天下班回家（北兵马司住宅），又哭又气。大家问她遇到什么不如意事？她说，今天银行失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党委书记要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搜身，但党员和团员一律免而不搜。他的理由很简单：入了党和团的人都已经过了重重考验，他们的品德完美已有可靠的保证。未入党团者叫做”群众”，无论在政治上或道德上都低于党团员一等到二等。顾颉刚在上海也受尽了干部的盛气凌人，因此称他们”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七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页253）。可见当时无论南北都是”道一风同”。这些都是小事，但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极深，所以五六十年都未忘却。后来我有机会读到顾颉刚、邓之诚所写的日记，与我的记忆大体吻合。 
　　我非常喜欢燕大，不仅因为它是我父亲的母校，而且校园之幽雅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我被分配在第二食堂中的一间宿舍，与另一新生同住。这座房子紧接着未名湖，我闲时即在湖畔徘徊或静坐，冬天湖面结冰后，我还在夜间跟着其他同学去湖上学溜冰。所以1978年11月随美国科学院所派的”汉代研究考察团”访问”北京大学”时，因恰好经过未名湖，我曾脱队去第二食堂匆匆一转，不胜今昔之感。 
　　燕大是美国教会出钱创办的，创办人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在战后出任驻华大使前，一直是校务的实际负责人。我到燕大报到时，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一文刚刚发表不久，学校的处境似乎很窘迫，但我们这些新生并未感到任何不安。我进燕大时，它已没有丝毫外国的教会作风，相反，中国的政治气氛却异常浓烈。从前大学师生最厌恶的是校内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两种组织，因此1949年以前，民主自由派的人一直要求党团退出校园。不料此时的燕大除了专业课程表面上仍由各学系安排外，其余一切课外活动都在党团的控制之下，例如钱俊瑞、艾思奇等前来演讲，或对有问题的人进行”斗争”之类，一切功课都停止，以便师生全体参加。

十．燕大学人

　　1949年是燕京大学末日的开始，再过三年，它便不存在了。我已在另处写过燕京末日（余英时：〈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巫宁坤先生《孤琴》序〉，载巫宁坤：《孤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页3-27），这里不想重复，只想介绍一下燕大的几位教授，以及我在燕大所受到的冲击。 
　　我最早认识的是聂崇歧先生，那是一年以前，我们全家去游颐和园，准备在那里过夜。因为我父亲和他是同学，我们特别绕路到燕大去拜候他，并向他借了一些被单和毯子。但是事隔一年，他已不记得我了，经过自我介绍，他才弄清楚我是故人之子。聂是山东人，苦学出身，专精宋史和历代官制。后来我在哈佛听太老师洪煨莲（业）先生说，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编纂，聂先生的贡献最大。洪先生还特别称赞他的人品，1948年秋季聂先生到哈佛访问一学年，但因北平局势紧张，他顾念长兄一家，于12月便匆匆赶回。洪先生说他”孝友无双”。他在哈佛期间，杨联陞老师正在任教，杨先生注释利玛窦中国游记中的明代官制名称，得到聂先生的帮助不少。这些官制的民间通称以西文拼音写出，极难辨识。若非如聂先生那样对明制和掌故烂熟于胸，根本便无法还原。所以，杨先生后来在英文本《中国史讲题纲要》（Topics in Chinese History）中特别向他致谢。 
　　1949年秋季，聂先生没有开宋史课程，他开的是必修课”中国近代史”，始自鸦片战争，用的教科书则是署名”武波”（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最近邵东方先生还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中找到此书，并将封面影印给我看）。我最初还以为聂先生是应付当时需要，勉强讲授此课。最近读《邓之诚日记》，才知道聂先生早在1949年2月15日已表示要教这门新课，可见完全出于主动。邓还讥笑他”可谓发愤维新”（《邓之诚日记》，第五册）。依我现在的推测，他大概已认清”中国近代史”一课将愈来愈重要，与其让史学修养不够的人把它变成一个政治课程，不如由他承担起这个任务，仍能保持学术的水平。我的推测是有根据的，因为他讲授时虽不背教科书的基本线索，但对某些细节似乎另外下过功夫，深入原始史料，并提出重要的客观事实。我至今依稀还记得的是关于曾国藩打太平天国的部分。他当然也谴责曾国藩，但却讲了许多曾怎样起来组织地方武装和最初一再失败，有一次几乎自杀的经过。他说得源源本本，显然读了不少资料，有些是教科书上所没有的。他也没有用当时流行的”汉奸”、”刽子手”这类激情口号。 
　　除了”中国近代史”外，我又选了一门”历史哲学”，讲的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由翁独健先生讲授。他是燕大历史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到哈佛研究蒙古文和元史，获得博士学位。他颇爱好语言，回国后又学了满文，当时则在自修俄文。在这门历史哲学的课中，他指定普列汉诺夫（Georgi V. Plekhanov）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译本为教材，但他说自己正在努力读俄文原本。我当时已听说过普氏和这部著作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性，普氏在政治上虽反对列宁，但列宁还是承认普氏此书教育了整整一代的俄国读者。这部著作追溯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来源，除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霍尔巴哈[Paul T. d’Holbach]等）、日耳曼哲学（黑格尔[Georg W. F. Hegel]的历史必然性）、乌托邦社会主义外，普氏还特别强调法国史学家基佐（François Guizot）、迭利（Augustin Thierry）、米尼（François-Auguste Mignet）等的贡献：他们把历史进程解释为各种社会阶级为不同的物质利益而斗争，这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有铺路之功。但普氏认为马克思不仅充分吸收了以上种种思想资源，而且扫除了其中一切缺点，从此奠定了社会科学的基础，因此他把马克思比之为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和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普氏此书和翁先生的讲解确实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的思想世界，而且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特别是关于法国史学家的部分。必须承认，我当时的理解是相当模糊的，不过兴趣确是很浓。以后我常常研读欧洲近代思想史，其根源在此。 
　　翁先生在班上又介绍了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英文本给我们读，他说罗书有两点长处：第一，书名《西方哲学史》是一种谦逊的表示，不取西方中心论的傲慢立场；第二，罗氏说明他同时注意哲学和社会、政治背景之间的关联，这也是此书的一个特色。大致说来，这门课并没有把我变成历史唯物论者或一元论者，但我以后研究思想史并不专重抽象观念，而往往寻求观念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因素，也许是从这门课程中得到的启发。期终以论文代考试，我所写的〈墨学衰微考〉便是从战国到秦汉间的社会变动着眼。 
　　学期还没有结束，翁先生已被任命为北京市文教局长，这多少有点出乎意外。他问班上同学，有谁愿意随他去文教局服务？好像没有人积极响应。我说”意外”，是因为他在班上从不流露出任何政治倾向，也从无一句政治宣传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和共产党在政治上竟已达到如此互信的地步。我读《邓之诚日记》才发现他厌恶国民党，同情左倾知识人与学生，由来已久。但他似有一套明哲保身的本领，在国民党时代未引起注意，后来在共产党下面当官，也终能全身而退，没有遭到特殊的劫难。他是我离开燕大后唯一重会过的老师。1986年秋季，他在美国访问，他的女儿和女婿从波士顿开车绕道耶鲁，在我家中盘桓了一个下午。他这时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是相当消沉的。他告诉我最近刚刚入党，为的是老年生活可以得到不少方便。 
　　我选的第三门课程是”大二英文”，由西语系赵萝蕤教授主讲。我在巫宁坤先生《一滴泪》和《孤琴》两书的序中已分别写了不少关于赵老师和她的先生陈梦家的遭遇，这里便不多谈了。我只想补充一点，赵老师是用英文授课的，也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说和写英文。这对于我而言则是破天荒第一次，开始时很不适应。不过一个多月后我的英文口语、阅读和写作都有明显的进步，虽然离通顺之境尚远。在这一学期，我的英文真正打下了一点基础，所以至今感念不忘。 
　　我的第四门课是”欧洲史导读”，主持的老师是一位女讲师（或助教，已记不清），这是一对一的指导，相当于西方的”tutorial”。我因读《邓之诚日记》才发现了她的大名——李文瑾。她为人极和善，引导我读书很有耐心。因为我是插班新生，她在导读之余也告诉我不少关于学校和历史系的故事。翦伯赞编辑庚子义和团史料，竟列清初记录书画的《庚子销夏记》为参考书，便是她告诉我的。又据她说，燕大当时有所谓”四大真空管”，翦即其中之一。”真空”指学问空疏而言。 
　　关于翦伯赞，我在《邓之诚日记》中发现了不少材料，顺便再说几句。早在1949年2月12日，历史系主任齐思和便告诉邓，”本校社会系聘定翦伯赞任教，历史系从此多事矣”。1950年4月19日，齐又来和邓谈，说”翦伯赞非安分之流，宜加戒备”（《邓之诚日记》，第五册）。可见历史系旧人对翦疑忌之深，齐思和似乎知道翦来燕大必有政治背景。1952年6月30日，邓在日记中记他的姨太太（名半云）予翦以”臭虫”的绰号，因为翦”眉眼挤在一处”，像臭虫（《邓之诚日记》，第六册）。此后日记中即常用”臭虫”一词，我最初读之不解，最后找到了起源的一条日记，才恍然大悟。 
　　翦伯赞在文革时夫妇双双自杀，结局很悲惨，这里谈到他决不忍再涵责备之意。我是要指出：他打进燕大并非个人行动，而是代表党来收拾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而这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也不全是呆子，他们早有所觉。 
　　《邓之诚日记》的史料价值便在这里，细读这部日记，我们才能懂得翦在反右运动中所说的那些凶霸霸的话，例如”我们一进北京，资产阶级的教授们就准备了一个鸿门宴来迎接我们”（参见翦伯赞：〈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载《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页32）。 
　　既然交代了《邓之诚日记》的史料作用，也应该对邓本人稍作说明。邓之诚（1887-1960）原籍江苏江宁，但生于成都，十一岁以后又旅居昆明十八年。他早年参加过反满的革命活动，后又反对袁世凯帝制，因此和陈宧（二庵）建立了很深的关系，其日记记载与二庵在北平往来的事迹极多。从政治背景说，他自始便反对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对南京国民政府敌意甚浓。在学术思想上，他鄙视胡适及其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定居北平后，先后在北大、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30年起则一直在燕大历史系讲授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等课程。他虽然对共产党既不了解也不拥护，但在国民党败势明朗化时，则在日记中时时流露出快意恩仇的情绪。他可以说是一位文化保守派的老学人，而没有国民党或自由主义者的”反共”意识。因此，他的日记反而保存了许多客观事实。 
　　我在燕大时只见过邓之诚一两次。《邓之诚日记》1949年12月19日记”晚历史系新生十余人来吃水角（饺）子”（《邓之诚日记》，第五册），其中便有我在。又因为他的儿子邓珂和我同年插班二年级，而我们两人又同好围棋，偶尔也有到邓府下棋，因此与老先生多见过一面，也未可知。不过无论如何，我不记得和他交谈过。他好骂人是出了名的，我对他敬中不免有畏，这是不必讳言的。

十一．”入团”经过

　　最后我要谈一谈我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经过。我从来没有参加政治组织的意愿。我父亲曾在闲谈中提及他战时虽在考试院任参事之职，却一再婉谢加入国民党的邀请，这一态度对我发生了无形的影响。我从上海回到北平后，和项子明相见时竟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大概潜意识驱使我避开趋炎附势的嫌疑。在新政权下入党或入团，更是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因此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开国大典，我也没有去凑热闹。但是出人意外，大约在11月尾，历史系的团组织开始积极地发展我”入团”。最初一两次，我都以”不够资格”为理由婉言辞谢。不料他们紧追不舍，攻势一次比一次更猛。他们的说辞是很能打动年轻人的心的，例如：入团对于个人不但没有任何实际利益，而且要求个人作出更大的牺牲；团员在组织中，由于得到群体的帮助，更能发挥个体的能力等等。 
　　后来经过自我分析，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使我最后同意申请入团。一是我性格上的大弱点，往往因为顾全情面，不能斩钉截铁地对别人的要求一口回绝。我总觉得人家是一片好心，应该极力避免让人下不了台。这便留下了余隙，使对方永远觉得有机可乘。二是虚荣心，我并未以”入党”或”入团”为荣，但是看到团组织如此争取我，认定我有很高的”为人民服务”的潜力，一种自我陶醉的心理不免在潜滋暗长。我记得被说动之后，一连几天曾在宿舍的走廊上来回走动，低头苦想，相识的同学都看出我有满腹心思。其实这是内心在进行当时所谓的”思想斗争”；用中国传统的话说，则是”天人交战”，不过何方为”天”、何方为”人”，却很难分辨罢了。 
　　我同意申请入团之后，大规模的调查便开始了。这又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事，因为我以为组织已对我有了充足的认识才发展我入团，而组织方面事先也未提过申请入团的复杂程序。调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个别地向认识我的老师与同学调查我在言与行两方面有什么缺点；二是在个别调查结束之后，团组织召开一次全系师生大会，我必须出席听取大家的质询和评论，并一一当面回答和澄清。我已记不清此会的专门名称，当时只感觉这是专门针对我一个人的批判会。幸好我在燕大的时间很短，没有太多的毛病落在大家的眼里，最严重的批判也不过是说我有点知识上的傲慢而已。所以，我轻松地过了这一关。大概两三个月之后，我才在香港收到通知，申请已获准，等我回校后正式办理入团手续。 
　　我在燕京时期既未正式入团，自然远没有机会仗组织之势以欺凌群众。但是在申请入团的时期，我在精神上发生了一次变异（这是事后自我分析所得到的认识，当时并不自觉）。这一变异表现在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是感染了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情绪；另一则是”左倾幼稚病”。这两种精神变态互相支持，有时一触即发，造成个人的罪过。 
　　这里我要讲一个从来没有对人说过的故事。1949年12月下旬，有一位安徽同乡到北兵马司住宅来访我的一位堂兄，适家中没有别人，我接待了他。他是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安徽芜湖传教，那里也有不少余氏宗亲。他告诉我安徽的近况，主要是地方干部怎样杀人逼钱的残酷行为，以及穷人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为困难等等。他的话还没有讲完，我的左倾幼稚病和狂热症已同时发作了。于是我声色俱厉地驳斥他的事实陈述，所持的理由大致不出刚刚捡来的宣传八股。他猝不及防，满脸错愕，狼狈而去。但我当时如饮狂泉，完全无法自制，不但失去理性，而且人性也已歪曲得所剩无几。大概十几天后，我去香港，在上海亲戚家中住了两三天，听到南方的情况比那位牧师所说的更为可怕。我虽然还勉强为之辩护，然而心中已后悔不应该对那位牧师如此粗暴无礼了。时间愈久，我的愧悔之感也愈益加深。六十年了，我每一思及此事便觉得无地自容。如果说这件事对我起过什么教训作用，那便是让我认识到人心中深藏着种种邪恶，一旦释放出来，整个人一定会被吞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