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多倒霉才能在一生中坐四次牢,共计二十五年。
“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年轻时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监狱,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的。”(见贾植芳著《狱里狱外》”序”)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贾植芳在上海震旦大学教书,后来做了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一大上海地区代表(未参会),《共产党宣言》首位全本译者)曾经这样评论他:”贾植芳这样的性格是不能当干部的,他上午当了,下午就得下来,还得挨批。”
不愧为”太阳升”擎奇者之一。
贾植芳有个哥哥,叫贾芝。
贾芝娶的老婆叫李星华,她是李大钊的女儿。李大钊牺牲,是胡适为之修坟的,周作人收留了李星华。
贾芝跑到延安后,要弟弟贾植芳帮忙设法把李星华及其子,还有李星华的弟弟从北京秘密送到延安团圆。
李星华告别周作人时,周说:我不认识在延安的人,除了毛润之,见到他就代我问个好。
李星华到延安后,正值延安整风运动,王实味的失踪、丁玲的挨批,想必这口信是被李星华咽下了。
贾植芳的妻子
贾植芳第四次入狱后,妻子任敏投靠贾芝。
嫂子李星华坚决不让她进家门,”你们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还有脸到这里来。”
在贾芝的恳求下,总算安顿了。任敏在贾芝家作起了佣人,女主人且有令:不许她接触孩子……
不久,有个有”人性的老板”(贾植芳评语)看不下去,很快把任敏送了丈夫的老家山西襄汾侯村。
在那里,她当了漫长的十八年村妇,直到丈夫回来找她,这对”牛鬼织女”(贾植芳语)才得以团聚。
贾植芳的入狱
在胡风案中,最后只有三个人被正式判刑:胡风十四年,诗人阿垅十二年,贾植芳十二年。
其他”分子”被免于起诉。
之所以有此”荣誉”是因为他的不认罪。
他曾说:”出卖不出卖朋友,难道还需要费心去选择吗?”
正是因为这个不需要选择的底线,让他最后这次的”东方红”牢狱,连同改造时间,就是二十三年。
二十五减去二十三,一个幼童都可以算出来的数学题,就是一部世界最短的”中国近现代极简史”,它的史观是:底线成了天际线,是历史的罪恶。
可惜极少有人能读懂。
王元化&陈沂
上世纪八十年代,胡风案”同犯”王元化找到贾植芳。
组织提出让王元化做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贾说:依我看,人家要是定了你,你不当也得当。不过,依我之见,你这部长怕当不长。
一年多,王元化下来了。
这一回,贾植芳用二十三年的牢狱修炼,接替陈望道,做了预言家。
王元化的前任是贵州遵义人,叫陈沂,有”文化将军”之称。
这是一个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人。
这样的人,谁都绕着他走,他很郁闷,就问贾植芳:我在上海工作多年了,文艺界文化界的人都是很熟的,可现在大家不理我,我不知道这是为啥?
贾不好回答,便说,小组开会(1984年全国文代会)时,问问大家吧。
这个部长也真问,于是黄宗英也真答:为什么大家冷淡你?你只要好好想想,这些年,你用棍子打了多少人?其中多少是上头叫你打的?多少是你自己打的?多少是你让下面人打的?
这么一想,应该就明白了。
黄宗英报了一箭之仇。
她丈夫赵丹有篇文章叫《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宣传部长看了,大骂:”放屁!”
可怜的阿丹听到后,又紧张又气愤。
对他出演主角的全封杀,直接导致刚从十年灾难中走出来,跃跃欲试的赵丹一病不起。
这个上个世纪中国最好的演员就这样含恨离世。
贾植芳对陈沂这个人的评价是:最要命的是他始终认为自己没错。
从活的树上被砍下来,磨成趁手的棍子,就是为了揍人的,棍子真没错。
这个早在1949年就写了至今读起来仍见文字盎然挺拔的《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贾植芳,对个人经济的观点,其中的铮铮风骨,有彭小莲(另一个上海宣传部长彭柏山之女。其父在十年灾难中,在河南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的文章。
引文如下:
贾先生直到最后的那个时刻,都在保持他认定的价值观。
记得2002年的春天,我去看(王)元化叔叔,他非常感慨地跟我说:”你要去看看老贾啊,他现在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一点点,还不如一个技术工人。
我托人给他送去了西瓜,他们回来说,他感动得都要流泪了。”多么沉重的故事,我一点都没有怀疑,直奔何满子叔叔家,我说:”我们一起去看看贾叔叔吧。”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满子叔叔坚决地说:”不去,我春节刚去看过他,他很好!”
于是我把元化叔叔的话转述了一遍。
满子叔叔更是一脸不屑的表情。
“不可能!你想想,这是老贾的性格吗?什么都要流泪了,胡说八道。不去,不去!”
但是,我还是去了。
一看,贾先生依然坐在他那把破藤椅里,双脚搁在另外一张条凳上,拿着一本他的学生刚翻译出来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他看见我走进去,只是扔下书,连姿势都没有改变,问我:”小莲,要喝水吗?”
“不要!”
“不要,那就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贾先生,你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块钱啊?”
他奇怪地看着我,似乎怀疑我不能是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大老远的静安寺跑到复旦来吧。
他几乎没有反应过来,我着急了,再追问他:”是吗?”
回答很简单:”是的。”
“凭什么?”
“因为我坐了二十五年牢,教龄不够,只能算一般教师退休,所以大家都是这点钱,我怎么办?”
我完全愣住了,他身边的学生解释说:”是贾先生自己不要的。因为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解放前一直帮助共产党,坐过日本人监狱,还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学校要给他写个申请报告,然后就会作为离休干部办理,那待遇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不要!”
我大声地质问贾先生:”为什么不要,你跟钱有什么好过不去的。”
这一刻,我看见贾先生显得有点不耐烦了,显然是太多人这样问过他。
他连看都不看我,这时候一直把我认为”贤侄女”的贾先生,意识到我原来也不是自家人,怎么一点都不了解他?
我第一次看见,没有笑脸的贾先生,甚至带着一点愠怒。
他管自吸着烟说:”我不是干部!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我是读书人!”
“读书人也要吃饭的呀!”
贾先生竟然没有再搭理我,就让我默默地在屋子里坐着,然后灰溜溜地回家了。
直到一年以后,我采访何满子叔叔的时候,我听见他说的一句话,我才明白他们内心的骄傲:”我们不要做官。我们是读书人,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没有权,没有钱。但是,我们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那一天,幸好我后来什么都没有说,我没有摆出我的实用主义经来念一念,你管这个,先拿钱再说。
在贾先生面前我不敢,我知道,他的幽默,他的插科打诨是有原则的,他的原则是最简单又是最有个性的。
在他认定的原则面前,不要说钱,就是生命都是可以付出的。
他的纯粹让我看见了自己的无聊,一份被世俗腐蚀以后的无聊,无聊得那么廉价。
对没有人性的人,贾植芳放过狠话:他们死了,我都不会送花圈;对那些曾把他踩在脚底的文痞或高官,他淡淡地说:我就是倒在地上,都比他们站得高。
中国的文人里,有一个我们不该不知道的山西人:贾植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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