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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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袭来
一个巨大的阴影正在向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逼近，他早有所闻，但此时并未察觉。
这是辛亥年（1911年）六月十九日，一个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午后，李准（号直绳）乘坐八人抬大轿，在数十名兵勇护卫下，从广州城外天字码头的水师行营，拥入大南门，去参加两广总督张鸣岐召集的文武官员会议。这年李准四十一岁，充任广东水师提督已六年有余，作为地方高级军事长官，官从一品，在粤省地位仅次于张鸣岐，称得上封疆大吏，威震一方。按清代官制，在全国设陆路提督十二名，水师提督三名，其中水师在福建、广东、长江分设行营，管辖各区的江海防务。而广东沿海沿江水域广大，提督一职，尤其显赫重要，但这样一来，李准也便成了革命党人的眼中钉。
正午的广州城闷热如笼，李准坐在加顶藤轿里，官服正襟，心绪缭乱，更觉得酷暑难忍。如果他能从空气中嗅出近来粤省到处弥漫的革命味道，进而联想到无处不在的手枪、炸弹，就一定会汗流浃背了。在开道锣声中，轿从行至南门内双门底，转入一条大街时，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硝烟骤起，李准应声从轿中扑出。他在梦里常常看见的那种血淋淋场面，终于在自己身上发生了。按照官方描述，李与手下路经双门底时，“突有匪徒在路角，用炸弹向该提督抛掷，致伤左手腰际，并伤及随从十余人”。这一幕，振作了岭东的反清革命形势，也改变了李准的后半生。
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李准受到慈禧太后召见，谕令署理广东水师提督，为了报答朝廷恩宠，他统带包括水师在内的清军，四处平定“叛乱”，参与扑灭孙中山、黄兴等发起的潮州黄冈起义、广西钦廉起义，及同盟会在广州策动的燕塘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与革命党结仇既久且深。就在两个多月前，即辛亥年三月廿九日，黄兴率领一百多同盟会员进攻广州城内督署，水师配合巡防营堵截追杀，举事党人几被剿灭，事后收殓埋葬在城外黄花岗，有名有姓者就达七十二人，如此累累血债，革命党能不复仇乎？这天当街刺李，便是香港同盟会所属“支那暗杀团”蓄谋已久的报复行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党人经此失败之后，恨余尤甚，在港宣布余之死刑而暗杀焉”。
关于现场情形，总督张鸣岐在致北京内阁的电报中称，爆炸发生后，李准受伤，但“该提督即时力疾督率护卫弁勇，上前捕拿，匪徒仍连掷炸弹二枚，并施放手枪，向该提督轰击。该提督亲自跃登屋顶，与匪相持，当场格毙匪徒一名，经巡警拿获陈敬岳一名。”
同盟会背景的的上海《民立报》，捕捉新闻向称灵敏，根据内部消息，次日就刊发了一个专电：
今日午刻水师提督李准自行辕出行未远，忽值炸弹爆发，当时护卫等即拥李回辕，闻伤甚重。
轰炸李之际即有卫队会同巡警拿获三人，当场格毙，一面搜查余党，立将城门关闭，迨时复开。
午后五时，得提辕信，李伤势虽重，可保无恙，惟官场恐慌殊甚，加派兵警，沿街巷均随时密查。
另外，北方大报《顺天时报》两天后也刊发了“广州来电”，但显然它的消息来源有点问题，比如说李准是“被革党用小枪向其腰部及腕部狙击，当时护兵奋勇防护，击毙党人三名”，并称省城秩序一切正常云云。
关于刺客情况，官方报告说是格毙、拿获各一名，《民立报》则称“拿获三人，当场格毙”，《顺天时报》也载“击毙党人三名”，所述不尽一致。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编纂的《革命先烈先进传》、《革命人物志》等记载，被称作“执行员”的刺客共三人，其中林冠慈死难，陈敬岳被捕，潘赋西逃走。后面将要提到的李准自述中，李称自己除了击毙林冠慈，还打死了另外两个同伙。几方面说法各自表述了一部分事实，并非真相的全部。
行刺李准，及这次行动的酝酿、筹备和实施过程，是一个曲折复杂的故事，背后掩藏着形形色色的人物。报纸从街谈巷议中搜集整合出来的消息，不过揭示了冰山一角，最大的知情者还是官方。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最高军政长官需在第一时间向朝廷奏报详情，请示机宜，听候裁夺。那么，广东官府是如何处置此事的？在向北京内阁总协理大臣、军咨府及海陆军部的报告中，张鸣岐详述事件始末后，着重谈了李准的伤势：
……鸣岐闻讯，立即遣派勇队，前往救护，一面邀该提督（按指李准）回至城内水师行署，赶延西医施治，并亲往看视。该提督腰际受伤甚重，流血如注，衣襦皆赤。经医生检视，伤损及骨，随在受伤部位，割入数寸，取出炸弹铁皮一块，碎骨少许。据西医云：伤势虽重，幸非要害，医治可望得手。鸣岐与之接谈，该提督犹能将追匪情形，历历追述，神志极清，当不致有意外。
在张鸣岐的报告中，行刺李准“匪徒”仅两人，且当场“格毙捕获”，全部解决。对于炸弹手枪从何而来，略未涉及。至于李准为何要“跃登屋顶，与匪相持”等关键情节，更不着一语。
除了重点禀报李准伤势，表明未击中要害，对整个事变过程也采取了轻描淡写手法。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一次偶然发生、针对李准个人的意外袭击，于广东大局无碍，更与革命党的活动没有关系：
伏查该提督此次经受重创，犹能奋不顾身，亲自格毙匪徒，勇气实异非常。现值地方多事之秋，正赖将士用命，可否仰恳天恩，传旨慰问，以励戎行，出自鸿慈逾格。至此次事变，虽然出于仓猝，幸当场已将匪徒格毙捕获，人心勉可镇定。余仍严饬兵警查明，此次行凶，有无余党，认真将近日地方究缉。
如此化解危局，实与粤省政局和张、李二人关系等有很大关联，暂按下不谈。
有意思的是，在李准自编年谱中，行刺经过则没有这么简单，他也不是任人刺杀的目标；爆炸发生后，他立即反击，应手还枪，打死刺客林冠慈。接下来，他笔下展现的这一幕，俨然是现代枪战片的发轫，他本人则成了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晚清“好莱坞”版英雄：
其时街心地上之石板为炸弹炸裂，地下自来水总管子亦炸裂，水石泥土横飞天际，烟焰障天，对面不见人。而对面文玉堂书铺楼上似有人自高射击，弹掠余头而过，乃起而上天台，抚铁枝而上，直登屋顶于瓦面屋脊上，尚见有两人假充修电话线工人形状，踞电杆之横机上持炸弹下视，作欲击状，不知余已登屋顶也。余持自来得手枪遥击之，二人下坠而炸弹发矣，响声极大，血肉横飞，肚肠挂电线上，盖此二人已为炸弹粉碎矣。其城厢内均兵队云集，枪声不止，余下令停放，奈济军不谙号令，仍不肯停止，再三呼喊，始停放焉。
再现交战中各种细节的同时，李顺便把自己描写成了重伤不下火线的硬汉：
及余由瓦面下至平台砖地上，见鲜血顺瓦沟流至砖地，凝结至数分厚矣。察看再三，始知手腕及腰际受伤颇重，以兵士之裹脚布及包头以裹之，而血仍不止。缘梯而下，点查随行之人，死伤二十有三，分别医埋。余仍步行广双门往北而行，沿街铺户均已关门。余一路仍呼各铺开门，照常营业。及行抵属署，把门之兵士亦不识余，不知当时余作何状也。
李准的叙述虽然详尽细致，但用语夸张，如同演义，颇多自诩成分，且编写年谱时，此事已过去多年，也有回忆不确之处。惟可从中知道，革命党共三人死，李之卫队死伤二十三人，此种大规模杀伤，绝非林冠慈一人抛掷炸弹所致，而现场应该有多人相助。
林冠慈
对于李准的英雄行为，当年就有人提出质疑说：炸弹爆炸后，李被击中左手，并伤及右肋下，深二寸余，“当时人见其面无人色，经兵众扶入藩署治理裹伤，且恐性命不保：广督奏李准上房对战，当是文章之套”。
李准虽不知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参与了此次行动，对这声爆炸所包含的意味，对革命党人恨他入骨的原因，却心知肚明。只是没有料到，复仇之火这样迅速袭来，而且燃烧的如此猛烈，险些要了他的命。
2刺客画像
同盟会冒巨大风险，花许多经费，经营了几个月，以多名同志死伤的代价，仅刺伤了李准，看起来功败垂成，益不抵损，但此举造成的影响，远在其上。
谋刺李准一事，从革命党人三月廿九日之役失败起，就已拉开了帷幕。黄兴等幸存者逃回香港后，欲为死难同志报仇，除张鸣岐、李准而后快；继而同盟会组织“支那暗杀团”，招募死士，装配炸弹，分为若干小组，往来于香港、广州间，寻找动手机会。据参与行动的同盟会员郑彼岸回忆，当时他们在城郊龙眼洞准备炸药，并在珠江南岸长胜里顺和隆机器厂定铸了弹壳三十八具，用来制造各式炸弹。张鸣岐深居简出，不易下手，党人乃专谋李准。时隔不久，就得到一个线索：黄花岗之役后，清兵清理战场，发现革命党攻打督署时遗下的一枚炸弹，督练公所总参议吴锡永上前踢了一脚，不料弹炸，伤其左足，乃入长堤韬美医院治疗。这期间李准常来探问伤情，暗杀团成员李熙斌闻讯即托病入院，以便寻机阻击李准，但机会转瞬即逝。
不久，党人又得到情报，李准下令备船，将往顺德一带办理清乡，刚从南洋回国的暗杀团成员陈敬岳得知，立刻采取行动。他乔装成乞丐，以竹筐载炸弹，提前到顺德守候，白天求乞，夜则宿于破庙。但李准此行始终没有登岸，陈敬岳未能得手。
被捕后的陈敬岳
陈是广东梅州人，少时卓尔不群，胸有大志，早年遍历南洋各岛，落脚在槟榔屿，以设帐授徒为生，后来加入同盟会。此次应召谋刺李准，已四十四岁，他出自民族感情，愤于“汉贼”助清，屠杀同胞，才挺身而出，作此一击。据国民党官方《革命先烈先进传》所载《陈敬岳事略》，陈归国后，曾向海外同志报告情况：本欲设机关于省城广州，因“随带禁物及各炸料颇多，恐有失误”，“刻下省垣附近奸探密布，耳目众多，颇难驻足”；况且“所领队中有二三团友，未曾到过省垣，恐形迹可疑，诸多不便”，寻觅再三，最后把机关设在城外河南瑞仁大街附近。
当时，李准的水师行台设在长堤天字码头东，办公场所水师提督衙门则设在城内天平街，他经常往来于两处。经过多日侦查，暗杀团决定在中途阻击李准。具体任务由广州同盟会主盟人高剑父主持，执行员分为两组，林冠慈、赵灼文在城内，陈敬岳、潘赋西在城外，各自见机行动。
作为刺李行动中的关键人物，陈敬岳最早独自行动，志不得达，乃与林冠慈、潘赋西所在的“支那暗杀团”联合，才呈现轰炸李准的壮烈一幕。郑彼岸谙知内幕，也很了解陈在行动中的细节：
陈敬岳在城外，载两弹于木制小箱内，由长堤尾追李准至大南门口。闻巨响，知林冠慈已行动，便折入育贤坊至圣庙门前，但因不识路，东西乱跑，且兼剪发西服，为警察郑家森所疑，潜其后，竟被执。敬岳虽受严刑质讯，至死不屈。
行动当天，陈敬岳尾随李准至大南门时，林冠慈已经动手，可惜的是，陈在撤退途中，因不熟悉广州城内道路，且紧急状况下应对失当，而不幸被捕。其后，由张鸣岐、李准会审定案，判十年监禁，收押于海珠监狱。辛亥年九月十七日，即广东光复前两日，他被巡防营首领李世桂斩杀于猪山头兵营。及革命党进占广州，捉李世桂，愤而杀之。
这天，执行员潘赋西与陈敬岳同在大南门外，相距不远，他带着一只摄影镜箱子，内藏两枚炸弹，正在守株待兔，听见爆炸声，便知同志中已有人得手，乃按照约定，迅速出城，径至天字码头，雇一小艇渡河，途中投镜箱于水中。返回香港复命时，才得知陈敬岳被执，林冠慈已当场就义了。
按林冠慈别名阿庸，这年二十九岁，“支那暗杀团”机关设在香港摩士忌街，十分保密，按照团规，新加入之团员，最少须经过一月以上考察，才被正式接受。林少年时曾来广州谋生，在基督教会的福音船上学习驾驶，以后还乡务农，加入同盟会，萌生光复之志，当然经得起这种考验。不久便以做事忠诚，性格果敢，被批准担当执行员。与他同时进入“支那暗杀团”的郑佩刚回忆：
林阿庸是顺德农民，自幼曾饱受官兵敲诈、凌辱，满怀愤恨，常思反抗，恨无实力，高剑父在乡下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发展组织时，阿庸受到启发，就离家跟剑父到香港，加入了“支那暗杀团”，住在团部，担任勤务工作。阿庸对思复帮助很大，因为刘手已断，生活方面诸多不便。阿庸身材高大，豪爽乐观，我初见他是在辛亥初春，他闲时喜欢吹口琴和唱基督教赞美诗。我曾笑问他是否基督信徒，他摇摇头，说在乡间常听基督教徒布道唱诗，学识几首罢了。
按文中提到的刘师复，为“支那暗杀团”团长，同盟会中倡导暗杀最有力者，两年前在广州凤翔书院因装配炸弹失慎，火药爆炸，失去一臂，在现场被逮，得多方具保被开释，又到香港主持暗杀活动。高剑父为广州同盟会盟主，画家，曾参加三月廿九日之役，也是暗杀团的中坚分子。他们发展林冠慈入暗杀团，又亲自将其送上赴义之路，离别时十分伤感。林从香港赴广州执行任务前，刘、高照例问他有何遗嘱？林慷慨言曰：
我以身许国，所繫念者惟老母耳。有长兄在，想能侍奉尽职。但我死后，请勿使老母知之，以伤其心。
林冠慈领了任务后，每天与陈敬岳等人分路侦伺张鸣岐、李准的行踪，其间几次与之擦肩而过。六月十五日，林正蹀蹑于永清门外仓前街，遥见张鸣岐仪仗，急忙趋前，但张乘坐的肩舆已过十数丈，追之不及。到十七日，又逢李准出城，因距离较远，未及投弹。这天林冠慈回到机关，曾对同志说：“机会尽多，所恐者投掷不准确，使民贼漏网耳”。可见其临事审慎，从容不迫之态。到十九日得到李准将赴督署的情报，林冠慈以为志在必得，乃将两枚炸弹藏于茶萝中，于午前早早出门，来到双门底一家制衣铺守候，虽知此次必死，却没有留言。前述郑彼岸回忆中，也有一段对现场的还原文字：
是日下午一时许，李准肩舆行至双门底，林冠慈立在怡兴缝衣店门前等候，伪为购衣，待坐舆直至店前，林冠慈即将二枚重一磅半的炸弹掷准，只闻轰隆二声，李准即在轿内扑出，胸部双手俱受重伤，断肋骨两条，轿前后卫队死伤二十余人。但林冠慈亦因额上中弹，当堂就义。
林冠慈额上中弹，这一枪是谁打的？李准既已受重伤，无法还击，则有可能是卫队乱枪所致。林死后，尸身为官府所得，验明正身并照相后，秘密掩埋。彼时照相皆委托私人相馆，《林冠慈传》记载，“数日后，同志于某影相店购得烈士就义后遗像，一目闭，口合，无丝毫痛苦状。倚一木柱，辨发缠于柱上，其右目之上有血痕一条，流至颊下，弹尽于此穿入脑中，致命伤也”。
刺杀李准一幕，就此结束，但余波并未休止。事情的发展，正如两位舍生取义的志士所期待的那样，他们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拚出了一个新的局面来。几声轰响之后，广州的形势转变了，李准的命运也被改变了。这个往日在广东地面上飞扬跋扈的水师提督，痛定思痛，回想自己在慈禧太后亲切关怀下，在包括张之洞、李鸿章、岑春煊、袁世凯等各级政府领导的悉心培养下，茁壮成长的历程，自然是心存感激；但是，看看天下大势，反清革命来势凶猛，满清王朝前景不妙，心中又感觉一片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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