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硅谷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是由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 (Herbert Hoover) 于1919年创立，成立最初宗旨，在于收藏与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资料，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广泛收藏、研究与战争、革命及和平有关、且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历史文献之学术重镇，时至今日，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拥有图书馆藏八十万册，档案馆的专档收藏超过六千宗，其中包括10万种政治海报、10万种录音史料、1万种影音史料、以及5千种电影微卷史料，全部史料排起来总长度超过40公里。尽管胡佛研究所自初创起即保持其浓厚公共服务与决策分析之智库(think-tank)属性，但其档案馆的史料收藏数量之庞大，地域之宽广，类型之多样化，无疑地皆使其名列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历史档案机构之林。胡佛档案馆中有关1949年前后近代中国历史相关收藏，数量极为丰富，高达一千余专档，其中除少部分如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合作计划、以微卷方式收藏其党史数据之外，绝大部份皆为私人文件，亦即由家属以捐赠或暂存等形式，交由胡佛进行整理编目后，向学术界公开。这些私人文件又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中国近代名人为主体的中文档案，包括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私人日记与专档，以及张嘉璈、白崇禧、陈布雷、黄郛、胡世泽、张君迈、颜惠庆、梅贻琦等其他党、政、军、经要员私人文件等，另一类则是近代史上曾经前来中国，或者涉及对华关系事务与决策之外籍人士个人档案，这部份以英文为主，夹有法文、德文与日文等其他语言，例如史迪威(Joseph Stilwell)、魏德迈(AlbertWedemeyer)、陈纳德 (Claire Chennault)、居里 (Lauchlin Currie)、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Stuart)、名记者斯诺 (Edgar Snow) 夫人韦尔斯 (Nym Wales) 等人。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一方面开启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可与其他文献产生互补对照之功能，在海内外近代史研究领域引起极大关着与影响力。本文以胡佛馆藏中的数个个人档案为目标，向读者们做一评介，并对这些史料的价值提出观察。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1蒋介石日记
在胡佛档案馆内众多与近代中国历史相关的史料中，蒋介石日记无疑地是最受到海内外研究者所关注的文件。2005年春，胡佛研究所与蒋介石家属达成协议，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私人日记暂存于胡佛五十年。蒋经国的日记目前仍在整理之中，尚未对外公开，而蒋介石日记则于2006年起陆续公开。蒋自1915年起开始写日记，到1972年7月21日写下“近日体力疲倦益甚，心神时觉不支”这段话为止，前后时间长达五十七年，现存的全部日记中，1915年份只有山东“反袁”一星期的记事，其他部份都在1918年冬，蒋于闽南地区讨伐福建督军李厚基的“永泰之役”中遗失。1916与1917年两年份的日记，也在1918年的“广东战役”中遗失，1924年的日记，目前无法找到，而1918年以前的行事，蒋本人事后曾经两度补述，有一部份详细叙述了他幼年的回忆，附在日记手稿之前，有一部分则放在1929年7月份日记的“杂记”里，以及1931年2月的“回忆”之中。
蒋日记大部份原稿，皆已经历半个多世纪时间，部份文本遭受严重损毁，粘着斑剥，被墨迹覆盖，甚至完全缺失，胡佛档案馆因而只能向读者开放影印版本。蒋日记大体上是采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的二十四开本“国民日记”型式的日记本，以毛笔字书写，每一页大约可以容纳两、三百字，通常包括日期、天气、格言、正文等部分，除了极少数事后补记和经他批准由人代抄以外，其余均由其本人亲手所记，55年来几乎从不间断。初期的日记，字体大，字数不多，记载多半是个人的日常生活。大约在1928年北伐“济南惨案”之后，他的日记开始有“雪耻”一栏，顾名思义是不忘日本侵略与悔辱，此栏后来纪录一些警语，引用文字多半是来自传统经典的格言，或者是圣经上的字句，主要作为惕励之用。1931年以后的日记越见丰富，内容主要为当天的政治、经济、军事与会客。此外还有“本周反省录”、“下周预定录”、“本月反省录”、“年终反省”、“每年大事记”以及不连续的“杂录”等，多为全面性对国家重大议题的检讨、概括与规划，也有读书札记、人事任用方案等。
蒋介石
蒋介石自1920年代于中国国民党内崛起，至1970年代于任内逝世为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无可否认。能够将这样一位政治领导人的私密记事，摊在阳光下检视，作为学术研究的材料，恐怕也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事。蒋记日记极有恒心，偶有间断，常会自责，例如1928年10月14日记谓“不记日记十日，如此放肆荒荡，尚何论雪耻，更何论革命也！”
蒋的日记为谁而写？答案应该是为自己，因此真实性可以受到肯定。因为写给自己看，故内容记载了许多隐私，并有对其所交往人物严格的品评，而其早年日记中颇透露其“荒唐岁月”，北伐完成以后，蒋一跃成为全国知名人物，虽然自许“昔以豪杰自居，今以圣贤自期”，到了1930年代，仍不讳言“制欲”(1936年5月9日)、仍有“暴怒，记过一次”(1936年5月1日)，“私到太平馆吃鸽子，不正也”(1936年8月22日)等记载。
整体而言，他的日记大体有类似传统读书人作自修功夫与治国施政凭借的味道，故眼光会逐步放大放远。“五四运动”之后他自言：“自思日记所记者，于人则怨尤，于己则牢骚，适足以彰心性之鄙劣；而于世界大势，国家成败之时势，多未记录。其病由于褊陋，执抝太过也。以后当于高明广大处用力为要。”（1919年8月22日）。1940年4月，他检读1927年记事，自认当时之军事政治与文字反不如1926年以前之裕如，“势短机拙，并无远大整个方略，怪不得何白程朱等之背离也，于人何尤！”（1940年4月21日）
蒋日记涵盖甚广，所记之内容，几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密不可分，举凡对重大事件如“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七七芦沟桥事变”、“西安事变”等事件及国民政府的应对；“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主义”、剿共等政策方针的制定推行；对日本、苏联、英、美等外交问题的反复讨论；对东北、外蒙古、西藏、琉球、台湾与香港等国家领土主权问题的商榷决定；国民党内的民主化问题、行宪、国共关系，以及1949年以后台湾时期的党政军大计等，皆有详尽论及。由于日记里所记之事，皆为蒋亲身经历与所思所想，其日记公布后，内容自然引发外界极大关注与好奇。有趣的是，某些以往专家学者较为瞩目的事件，在蒋日记里却鲜有相应的记载，例如1927年“四一二”上海清除共产党事件前后的日记里，并无关于该事件的记载，殊堪玩味；相较之下，同年7月15日“武汉分共”、以及9月国民政府成立“特别委员会”、蒋介石被迫下野等事件，其记载则较为详尽。另一方面，对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与立场，蒋在日记里所持意见亦颇与时人殊异，例如1928年，针对当时令全中国百姓与舆论振奋的“关税自主运动”，蒋在7月25日的日记里，指出当时中国已经成为独立国家，关税主权得到列强认同，“其实为平常应有之事也。”而对于当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其未来的政治地位，蒋在1927年3月11日于北伐途中会见日本特使山本条太郎时，也曾告以“日本如欲与中国亲善，须从根本上着手，即对高丽、台湾应许其独立。”这一立场，直到1943年开罗会议举行前夕，才有根本上之转变。
蒋日记内容所呈现的不仅是他本人在国民党军政体制内地位的变化，同时还以亲历者的身份，见证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因此日记的开放，必然有助于吾人了解历史的真实性与复杂性。以蒋对日本态度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为例，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当天，蒋在日记里写到“忽得日军与我各部士兵冲突，在街上开火，各军皆有加入。”“下午日军开炮，隆隆不绝，事情扩大。余限各军于下午五时撤离济南，各军照撤，但日军仍连夜放炮，破毁我电台，种种暴虐情状，非人所能出也。”此时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但是蒋本人主张以北伐为重，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随后几天，蒋曾先后与冯玉祥、谭延闿、张静江、吴秩晖等人商量，众议以北伐为重，对日采取忍耐措施，因大家“皆主忍耐，余决心通告日军以余率领全部渡河北伐，仅留少数部队在济南维持秩序。”可见虽然蒋本人主张对日退让，但最后方案却是集体商议之结果。
1947年的蒋日记，对于台湾当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记载，是颇受时人关注的敏感议题，影响所及，至今台湾朝野对于蒋介石是否为该事件负首要责任，依然争论不休。蒋日记里显示，该事件甫于台北爆发时，蒋介石正在为当时华北、东北地区的国共战局，以及盘算国民党部队出兵占领延安而煞费苦心，在第一时间并未意识到此事件将如何蔓延。对于该事件发生的背后因素，蒋在第一时间认为“以军队调离台湾实亦一重要原因也。”(1947年3月1日) 此后，蒋决定采取“怀柔”与“镇压”双管齐下的政策，以寻求早日敉平事件，而在处理该事件过程中，蒋则苦于中央与地方，以及国民党内部上下讯息不通，并曾对时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多所批评，认为他“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乃至事态燎原乃始求援，可叹！”蒋又怨他“粉饰太平，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1947年3月8日) 然而随着该事件的发生，吾人得以知悉蒋本人对于战后台湾与岛上人民的想法，他在3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此种台民初附，久受日本奴化，遗亡祖国，故皆畏威而不怀德也。”因而认定：“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也。”从蒋日记里的记述来看，“二二八事件”的恶化失控，诚然有相当部份导因于他本人判断和处置失误所致，但更重要的意涵，在于从其日记里得以知悉，蒋当时受限于整个国民政府所处的困难情境与国共内战胶着之不利态势，使他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处理该事件时往往处于“苦心焦虑，不知所极”的无奈境地。近年来台湾政坛颇有蒋介石是否为该事件“元凶”之争辩，日记里的相关记载，应能提供吾人对此争辩进一步思索的线索。
“二二八事件”
无庸置疑，1949年是近代中国的关键转折年份，中国国民党于国共内战中全面溃败，退守台湾一隅，中国共产党则于北京建立新中国，迈向历史新局。蒋介石在这一年日记里的诸多记载与想法，让人对这段重要历史事件有了新的思索空间。现以蒋介石与其所栽培的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之间关系为例，加以揭示。1949年风雨飘摇之际，于该年初辞庙下野的蒋介石以及过去对他忠心耿耿的军事僚属之间关系，出现了微妙的转变。蒋日记里清楚显示，下野之后，他曾不只一次领受到昔日忠诚国军将领们的骄横与冷落，影响所及，也使他此一时期的领导统御与领袖权威，受到相当严重之挑战。1949年5月12日，蒋于舟山群岛上的定海作短暂停留时，曾有“空军高级干部十余人来见”，表明希望蒋能够同意“台湾行政希望交由空军负责”，且在“语意中不信仰王叔铭而拥戴周至柔为空军领袖”，蒋虽当场对这些空军将领严厉斥责，但他也开始对空军感到悲观，甚至对周至柔的动机不正而感到极端忧虑。同月25日，当蒋抵达澎湖巡视时，他又在日记里写下：“甚觉文武干部之骄横，其对余之态度，渐不如前，郭(郭忏)陈(陈诚)皆如此也。”6月5日，蒋同样在日记里记载“将领意见日深，对余亦有妄加干涉之怨，周至柔来函表示更为显露，痛心罔极。”国军诸将领对于蒋在下野之后，却继续统御军队的权力来源，更是公开表示质疑；6月6日，蒋介石接获周至柔致蒋经国函，周在信函里对蒋介石颇多批评，令蒋极为心痛，以至于在当天日记里写道：“朝课后阅周至柔致经国函，中有‘总裁亦有直接统御干部，使空军统帅权有分裂之势’，阅之不胜悲痛，余以为周之不愿来台者，与辞修有怨隙之故，不料其对余亦有手段之疑忌，殊为匪夷所思也。”该年6月11日，国军诸将领们自台北飞来高雄与蒋会面，蒋决定利用此一时机，对其军事上的领导统御权力来源做一说明：“晚课后再约彼等(按：林蔚、陈诚、周至柔、桂永清)聚餐毕，训示周之观念与思想之错误与危险，说明余之革命领袖权力，并不关于总统名义职位之存否，尤其无总统职位，不必有法律之限制，故今日对革命军队有绝对无上之权力也。”蒋介石的这番辩解，是否真正能够说服国军将领，不无疑问，然而他对于这些过去军事僚属态度的转变，自然是点滴在心头，无怪乎他会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写道：“人心之恶劣，世态之炎冷，诚非梦想所能及，投机取巧与诿过卸责，岂仅李(宗仁)、白(崇禧)而已。”
李宗仁（左）、蒋介石（中）、白崇禧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与他所钦点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之间的关系，同样出现微妙转变。蒋日记揭示，1949年间，蒋、陈两人关系几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蒋于该年夏天于台北组设“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视该公署的组织运作，为整合台湾、澎湖，与东南沿海地区军、政资源的重要一环，然而陈诚一来顾忌当时代总统李宗仁与桂系的态度，二来疑惧蒋介石日后将在幕后指挥操控此一长官公署，因而迟不愿就任军政长官一职。与此同时，陈诚对于蒋介石屡屡催促其自台湾增援国民党部队在福建参加作战，亦置之不理。1949年7月19日，当时停留广州，出席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议的蒋介石，于日记里有如下记载：“一、接辞修覆电，拒绝拨借福建军粮并以封建自居，毫不顾忌，又闻雪艇言，辞修已派远持函来穗辞职，未几，果接其来函，余未忍启封，仍将原封置案不拆，因拆视更生苦恼，恐误要务耳。”7月31日，蒋介石进一步获悉陈诚坚持不就东南军政长官一职，乃因“怕余干涉其职”，因而“气愤难抑，余以其病态甚深，拟听之。”到了8月12日，蒋介石对陈诚依然不愿就任军政长官一职，显然已经忍无可忍，当天，他召陈诚加以痛斥责备，当天日记里，蒋写道：“正午与辞修谈话，见其体弱面瘠，不胜忧虑，而其心理病态多疑不决，以致诸事延误，尤其福州军事紧张，而东南长官部拖延不就，更为着急，故训斥之，未知其果能觉悟否？”隔日，蒋找来顾祝同，要他传话给陈诚，当时似已决心与陈摊牌，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十时约见墨三，告以辞修言行病态，令人忧愤，余受内外侮辱欺凌，忍痛茹苦，已勿能胜，如欲我再受一般干部之凌辱与抗拒，为人所讥刺，则余年越六旬，决不能忍受，如欲余在台而不预闻军政，亦决不可能，余今正欲发奋图强，矢志雪耻之时，如其真不愿就东南长官职，应即实告，俾可另选，切勿延宕时间。” 陈诚在接获来自蒋介石近乎“最后通牒”的讯息后，终于勉强答允接任东南军政长官，并回话将于8月16日正式就职。尽管如此，蒋对于陈诚不听命于他的指挥，仍感到痛心至极。蒋在8月18日的日记里写下：“福州失陷，台湾如此危急，而辞修事事消息表示不负责任，更为痛心。”蒋介石在1949年夏、台海局势危急之际，与诸国军将领关系失和，而相较之下，他与当时在高雄凤山练兵的孙立人，互动关系反而颇佳。蒋明白孙立人与陈诚两人关系不睦，而为了安排孙出任台湾防卫司令，蒋煞费苦心。他于6月12日的日记里记载：“自九时至十四时，召见蔚文、辞修、至柔、永清、恩伯、立人各将领，分别谈话，决定台湾军事指挥机构及东南战斗序列，仍以委员制改为长官制，但长官公署之下仍设军事会议，以调节周、汤等之意见，对任用孙立人为台湾防卫司令，亦颇费心力，此乃用之政策，属辞修信任之。”7月初，当福州的局势岌岌可危之际，蒋不但怪罪陈诚不愿伸出援手，也责备其他重要将领畏苦怕难，指出“此次 (指福州保卫战)失败，几乎不可收拾，前途不堪设想者，汤恩伯、顾祝同、郭忏、林蔚皆应负其重责。”(1949年7月4日) 此时的孙立人，是极少数愿意遵照蒋介石指示，派兵增援的国军将领之一；蒋于7月9日在日记里写道：“召见孙立人，知其增援福州之部队已遵命准备为慰。”一周之后，他又在日记里提及对孙立人所部增援福州的欣慰：“三、台湾新练部队已遵令调闽增援，其兵力虽仅步兵一团、炮兵一营，然效用必大，以对内可为整军之骨干与模型，振奋士气，安定民心，而对敌寇土共亦可以威慑牵制，勿使土共猖獗无忌也。”蒋在此时也曾派遣孙立人，前往福建视察国民党军队状况，8月21日，孙向蒋回报视察结果，蒋在日记里写道：“召见立人，报告其视察厦门海陆军毫无互信，陆军间对友军视若敌人，道德纪律完全扫地，忧痛之至。”种种迹象可见，1949年之际，蒋与孙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某种程度而言，反而要比蒋与其他高级将领之间关系来得更好，只不过受到美国人青睐并暗中支持的孙立人，于1955年因被控拟对蒋发动“兵变”而遭终身监禁，其最终下场仍然抵不过那些曾与蒋争吵顶撞、却无外国势力背后撑腰的嫡系黄埔将领们。
陈诚
国民党于内战失利后，于1949年底迁往台湾，蒋介石自此在岛上渡过余生，直到1975年4月病逝，未曾离开台湾一步。若从他1928年北伐期间掌握权力算起，蒋在台湾主政的时间，要比大陆时期来得更长。蒋日记里所揭露的内容，为理解1949年后台湾政局与发展，提供了第一手的重要讯息。蒋本人于1949年12月随国民党政府播迁来台，来年8月，他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取代当时已不堪任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就是国民党大陆时期两个权力最大的机构。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这批新的改造委员引进新的机制与观念，来振兴国民党，包括向党内领导人推荐新的理念，为台湾打造一个以孙中山思想与理念为原则的进步社会。回想起国民党在二次大战后所遭受的失败与挫折，身为战时同盟国四巨头之一的蒋介石，必定感到悲愤至极。在内战接近尾声之际，蒋介石下了最大决心，推动党内改造。1949年1月22日，在他宣告引退后的隔天，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毁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同年7月18日，解放军逼进华南，人在广州的蒋介石曾向几位国民党中常委透露了他改造党务的新构想，这些中常委们同意研拟蒋的方案，但对于能否成功却不抱太大希望。之后蒋飞往西南，督导反共作战，然而西南各省军政人员，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已难以阻挡解放军的进逼。至此，蒋意识到台湾是他最后的希望了，在蒋经国的陪同下，蒋介石于1949年12月10日，自成都飞赴台北，此后再未曾踏上中国大陆一步。
尽管局势如此险恶，蒋介石对于党务改造依然念兹在兹。1950年1月初，他在日月潭，召集幕僚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负责起草党务改造计划。在1月3日的日记中，蒋记下他对党务改造的看法如下：“所有准备工作，特别注重新组织、新纲领、新号召及新任务，与新份子之吸收计划，政纲政策与理论等有关文告。”很显然地，蒋认识到只有彻底进行党机构的重组，消弭党内派系之争，改造才有可能成功。然而蒋日记中所呈现出当时台湾所面临的形势，却是极端严峻。党与政府里各派系各部门之间的冲突恶斗，从未止息，党政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依然不断，蒋在5月31日的日记中，表达了他的愤怒：“党员蛮横无道，其心目中不复再有党国存亡，不能不下决心整肃图存矣。余自矢以身殉国之决心，公布国人，而仍不能邀冀若辈之谅解，复有何言？本党如非澈底改造，实无救国之道矣。”另一方面，随着台海局势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党国要员，宁可因循茍且，而不愿推行党务改革，他们担心目前还享有的权势与地位，可能会因改造而一夕之间完全失去。此外，当时防守台海所面临的一连串军事决策，以及所伴随而来的沉重压力，也让蒋暂时无法专注于党务改造。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意识改造国民党的机会来了，8月5日，蒋着手任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新成员，16位新被任命的中央改造委员皆是蒋所钦点。他们成为党内新的领导核心，负责规划和执行党的改造政策。这些新委员的特色是：年轻 (平均年龄47岁)，而且受过良好教育，成员都是大学或大专以上学历，新的党领导核心确立之后，蒋深信他能够完全信任这些新的改造委员。他准备迈出政府迁台后最重要的一步：澈底改造国民党，建立一个崭新的、忠诚的政党，作为他推动台湾政经与社会改革的最佳利器。随着党务改造的启动，党的新战略思维也开始被提出讨论。对蒋介石而言，党内派系之争必须被清除，党员的忠诚必须建立起来。蒋深刻体认，台湾时期的新国民党和当年大陆时期的旧国民党不同，如今的领导核心只有16名成员，而原来中常委和中执委则分别有50和223名成员之多。改造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必须同时承担起党的政策规划与执行两种职责。很显然地，蒋介石本人对于振兴国民党的改革终于有机会逐渐展开，感到很满意。1950年7月26日，他在日记里如此评价党内的改造：“本党改造提案正式通过，改造委员名单亦已发表，此乃革命史中之大事，实亦本党起死回生最后之一服丹方也。此关一过，则今后革命行动当较易为乎。事前所谓独裁与反民主之反对声浪，与对内对外之疑虑，皆一扫而空，不可不谓熟虑断行之效亦在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耳，是诚天父所赐也。”
蒋介石日记手稿
回顾这段历史，1950－1952年国民党在台湾的改造，可以说是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袖数十年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产生了一个新的核心领导集体，认同党在台湾的长期经济与政治目标，并积极投身以实践此目标。至此，蒋介石重新巩固了他因内战失利所失去的权力与威信，党内再也没有人有能力向他挑起对抗。所有的改造委员都是阅历丰富且忠诚于蒋的人，他们被授以实权，运用他们的学识和才能，来贯彻党的政策。此外，藉由党的改造，蒋吸收了一批年轻能干的新领导菁英，为国民党服务，他们没有受到那些曾在中国大陆时期任职的老党员的负面影响。新生代成员的加入，同时也让国民党注入了此前一直缺乏的组织与动员能力，这样一股新的动力，日后让国民党得以在台湾延续成长茁壮，达半世纪之久。 蒋介石日记何以重要？许多学者读过之后最大的感受，认为这是一套有血、有肉、有灵魂的资料。1927年12月1日在与宋美龄完婚后，他记下“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飘霞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处矣”；1929年8月25日记“妻病小产，其状苦痛不堪”，破除坊间蒋宋家庭生活的诸多传言；1933年10月，他一方面忙于应付日本侵略，另一方面又要处理红军问题，内心无奈之余，他“与妻观月，独唱岳飞满江红词”（1933年10月4日），这些描述与蒋介石平日严肃刻板印象，颇有落差。可见这日记提供的不只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更重要的是人性的揭露。历史的研究本来就应该以人性作基础，要作有“人味”的研究，这套日记正好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材料。蒋日记的开放，诚如评论所称，一方面将他从国民党“伟大领袖”的神坛上拉下来，另一方面却也将他从“人民公敌”祭坛上拉下来。虽然“私人日记”作为历史研究的素材，仍有其局限性与必须谨慎留意之处，然而毫无疑问地，以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无可否认的重要地位，其所留下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私人日记，必然是日后研究与理解中国近代史不可或缺的最珍贵原始材料之一。
2宋子文档案
宋子文是蒋介石的连襟兄弟，宋美龄胞兄，是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中国政治、财经与外交领域的一位风云人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公众对他的基本认识，仍停留在“中国四大家族”、以及席格列夫 (Sterling Seagrave) 所著《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 的负面评价当中。1971年4月，宋子文在旧金山去世后，其长女冯宋琼颐女士将其父亲的私人文件捐赠胡佛研究所，为数58盒。1978年，胡佛研究所将整理过后的1至35盒先行开放，之后数年又陆续开放了36至39盒。其余19盒，则决定留待蒋宋美龄去世后，方得公布。
2003年10月，宋美龄女士在纽约去世后，胡佛研究所即于2004年4月，将所余19盒宋档全部开放。除此之外，冯宋琼颐女士亦分别于2004年4月与2006年10月，再分两批捐出新的文件。过去数年来，胡佛档案馆与上海复旦大学合作，将宋文件进行数据化工作，藉由这些史料的公开，对于宋子文的历史地位与评价，有了一个可以认真检视与研究的机会，宋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所保存的日志，即是一个重要例子。在日记里，宋详细记载了1936年12月20日至12月25日之间在西安与南京所发生的重要内幕，以及他本人对于事变的看法。从日记里可以清楚看到，宋为了实现和平解决事变，而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之间有多次的折冲与互动。
宋子文
就厘清该事变的相关历史细节而言，宋的日记内容至少在四个方面，为过去论述的不足或分歧，提供了新的左证与解答。首先，蒋介石本人对于从“军事解决”到“政治解决”该事变的转折，宋子文扮演最为关键的角色；其次，宋子文日记证实了蒋介石、蒋宋美龄与周恩来之间，不只一次的会面与谈话，且这些谈话的内容与蒋所提出的承诺，显然令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方面颇为满意，也为张随后释放蒋介石的举动，埋下伏笔；第三，从宋的日记里，吾人知悉虽然蒋介石对张、杨与中共方面提出了一些口头承诺，但却看不出来双方曾经签署过任何的文字协议，反之，正因为蒋以国家领袖的人格作为担保，而未有文字保证，使得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对于是否释放蒋介石，发生冲突，这在宋日记里皆有所揭露；最后，对于南京方面由谁飞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来谈判周旋，宋的日记显示，绝大多数的人事安排皆出自宋本人的构想，也因为有宋子文的提议，才有随后宋美龄前来西安安定蒋介石的情绪，并舒缓南京与西安之间对立的形势，让整个事变和平落幕。从宋子文的日记文句中显示，部分内容可能为其事后所补记，但这份珍贵的文件，与现有海峡两岸所刊布出版的西安事变相关文献之间，仍有极强的互补作用，这让西安事变的基本叙事进一步得到清晰完整，有助于深化相关的研究。此外，该份日记还附有宋子文副官所写的西安事变英文日志，其内容虽未涉及宋子文本人与各方会谈交涉的具体情况，但仍大体记载宋子文每日行止，并充分反映出当时在西安的高度紧张气氛，值得一阅。 宋子文档案里有关抗战时期他与蒋介石的往来函电，亦为研究蒋介石、特别是研究抗战时期蒋介石对美、对英外交决策与国民政府对美、英外交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在以往已出版的史料汇编中，有不少涉及宋子文在美期间的史事，1981年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所出版的由秦孝仪主编的三大卷本《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已被公认为是迄今为止研究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最重要的中文官方档案文献集，〈战时外交〉收入了宋子文驻美时期与蒋介石之间往来电报共282封，其中蒋介石致宋子文电文94封，宋子文致蒋介石电文188封。胡佛档案馆宋子文档案里有关此一时期的蒋宋函电，总数约为530封，其中蒋介石致宋子文约为150封，宋子文致蒋介石则超过300封，不论在数量或内容上，皆远比〈战时外交〉里所收录的抗战时期蒋宋往来电报稿，要来得丰富，也因此能够为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多新的史料。
藉由胡佛馆藏宋子文档案中，宋本人对于诸多函电草拟稿的分析研究，学界也能够对当时诸多重要对美外交决策的形成，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并且可以作为与其他已出版的史料如〈战时外交〉等的文件内容，提供参照与比对，让战时中美关系与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研究，更加丰富与强化。此外宋档里有关1945年夏中苏友好同盟谈判的文件，内容亦颇为丰富，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该部份文件完整地保留了中苏两阶段会谈期间，宋子文发给蒋介石的各函电原稿及清稿，第一阶段自6月30日至7月12日共24份电报稿，第二阶段自8月7日至8月14日共12份，其中有部份电报稿并未收录于秦孝仪所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时外交〉中的“中苏关系”之中。因此，对于研究此一历史事件中过去所疑漏的问题，譬如蒋经国没有参加第一阶段谈判的原因、战后东北行政长官从蒋介石本来所意属的沈鸿烈改为熊式辉的决策过程、以及中苏谈判最后文件签署之前的各项折冲细节、特别是蒋介石的立场，以及国民政府当时对整个对苏谈判的策略与底线何在等等，此部分新增的宋档文件，或可提供吾人一些新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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