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会：摇摇欲坠的共同信仰

撰文：张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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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门的喧嚣与动荡，似乎距离陈焕章越来越远。他的科考之路比老师和师兄们顺利得多，1904年考中进士，被授内阁中书，一年后，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并留在美国。而这其实是保皇会的秘密计划，陈焕章留美读书的资金，是由保皇会赞助的。

对这个年幼的弟子，康有为的建议是“游学”，梁启超也同样嘱咐他专心读书，不要兼营其他事务。陈焕章不负众望，1907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不料，仅仅半年后，这个不问世事的年轻人突然在纽约创办孔教会，他给梁启超写信解释，创办孔教会有四个原因，“一则愤于吾国人之无耻而自贱，二则愤于外人之肆抠讥评，三则遇外人之细心考问，不能不答之，四则寻常论辩之中，已亦不自安缄默。”显然，他从未忘记当年入师门时的志向——“立孔教，导国人”。他的博士论文也与孔教有关，他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解读儒学，凭借《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sius and his school），于191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既是进士又是博士的中国人。他的观点获得了凯恩斯和马克斯·韦伯的关注，而他终究没有走上学术之路，却在康有为布下的棋局中，开始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陈焕章

民国建立后，康有为要求陈焕章发起孔教会。陈焕章与保皇派关系游离，又拥有留美博士学位，显然是绝佳人选。在写给陈焕章的信中，康有为直白地表示，将来孔教会还应承担更大的政治目标——随着入会者数量的增加，终有一天，绝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是孔教会会员，“至是时而兼操政党内阁之势，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

陈焕章既无资历，又无名望，要在中国发起孔教会，“合群”仍是唯一的途径。康有为建议他依靠“耆旧”们的力量，“自为发起，当可一鼓而成”。强学会时代的旧相识沈曾植等人，此时都以遗民自居。康有为相信，时隔多年，他们终究还会以另一种形式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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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岁的沈曾植正过着闲适的隐居生活。不久前，俄罗斯哲学家卡伊萨林伯爵拜会过他，发现他不仅精通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也很深入，惊呼他为“中国大儒”、“中国之完人”。而在这位硕学通儒看来，君主才是中国的国性，民主制度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民国建立以来，沈曾植与名流们创立超社，遣怀明志，有时诗歌唱和，有时饮酒修禊，平日里更多的时间则在读佛经，或者为一些新刊刻的古代诗集作序。他已经无力挽救一个坍塌的王朝，传播旧时的经典就成为最后的精神阵地。

年轻的陈焕章坐在沈曾植面前，侃侃而谈。陈焕章戴着眼镜，看起来文弱、谦恭，与康有为截然不同，而他复兴孔教的计划，却温和而又坚定，似乎也比康有为的方案更加详尽、可行。年近古稀的沈曾植大感欣慰，承诺出面支持孔教会。

不久，强学会时代的另一颗遗珠、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邀请陈焕章到尚贤堂演讲，7月20日论证孔教是宗教，7月27日则说明中国为什么需要昌明孔教。两次演讲都座无虚席，许多江南名士对陈焕章的观点深表认同，其中有姚文栋，以及曾经加入强学会的姚丙然。在尚贤堂，陈焕章找到了更多的支持者。

此时，一股创建孔教组织的热潮正席卷中国。民国初年废止读经，学堂里也不再拜孔子，有人不满，有人警惕。一批以“孔教”、“孔道”、“尊孔”、“读经”为名的会社纷纷创办，从北京到香港，从青岛到四川，波及南北数省。陈焕章等人相信，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开始频繁地到沈曾植家中聚会，不久，一个更完备的计划成型了。10月7日，孔子诞辰纪念日，上海的山东会馆举行公祭。这次祭孔费用由沈曾植承担，各界到场者有五六十人，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后，陈焕章与师兄麦孟华，联合沈曾植、王人文、梁鼎芬、陈三立、张振勋、陈作霖、姚文栋、沈守廉、姚丙然、沈恩贵等人宣布发起成立全国孔教总会，旨在昌明孔教，救济社会，挽救人心，维持国运。陈焕章表示，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他一面强调“中国之历史，亦不过孔教之历史而已”，一面发展孔子学说，来适应民国的新需求。

沈曾植不肯担任会长或副会长，这个职位一直悬空，后来留给了康有为，但康有为也始终没有到任。陈焕章与姚文栋、姚丙然、李宝沅、麦孟华一起，被推举为干事员，后来又担任总干事。孔教会实际的格局，则是沈曾植“主持于中”，陈焕章“号召南北”，姚文栋和姚丙然率江浙人士为主力。不过，在递交民国政府的呈文中，沈曾植、梁鼎芬这些前清遗民的名字被刻意隐去。从诞生伊始，孔教会就小心翼翼地拿捏着与政治之间的分寸。

孔教会选择上海为总会，因为上海“当海路要冲，潮流最急，识微虑远之士，恒萃止焉”，其实也未尝不是权宜之计。因此，当陈焕章前往北京获得欢迎后，随即将总会事务所北迁，毕竟，那里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当年康有为创办强学会，断定“非合士大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民国其实依然如此。

孔教会的运作模式，同样有强学会时代的影子。它的入会条件非常宽松，“凡诚心信奉孔教之人，无论何教、何种、何国皆得填具志愿书，由介绍人介绍入会。”孔教会也坚持舆论先行，创立《孔教会杂志》宣扬孔教思想，并宣布杂志刊文不重门户之见，只要自成其说即可，但是声明经费有限，不付稿费。陈焕章在尚贤堂的两次演讲，结集为《孔教论》出版，像当年康有为出版的《公车上书记》、梁启超出版《戊戌政变记》一样，借助舆论推波助澜，年轻的陈焕章成为孔教复兴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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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会的崛起，让章太炎啼笑皆非，提笔写下《驳建立孔教议》，提出“学校瞻礼，事在当行；树为宗教，杜智慧之门，乱清宁之纪，其事不便。”他并不反对学校尊孔，但反对将孔子宗教化。他还在自己开办的国学会贴出告示：“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如果孔教会的会员要入国学会，必须先退出孔教会。

然而，大批退隐的遗民纷纷复出，一些政府官员和地方实力派也侧身于孔教会中。创建孔教会的热潮，从上海、北京迅速蔓延到天津、济南、青岛、南京、南昌、西安、贵阳、桂林、成都、武昌、兰州、长沙、福州、齐齐哈尔、香港、澳门，乃至纽约、东京和南洋各地，据说多达130余处。孔教会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声势，其实不仅是对民国教育方式的反抗，更是对共和制度的质疑与反思。当年强学会的入会者目的各异，此时人们尊孔的意图同样千差万别。遗民们试图为逝去的时代执素招魂，或者为未来的复辟大业提供理论依据；一些官员和军阀则是为了新的统治需求而做出本能的反应，毕竟，在他们有限的知识结构内，儒教仍是最为熟知、最为妥当的选择。

知识阶层在此时尊崇孔教，大多则是出于文化上的忧虑，试图为这个迷乱中的国家重建共同信仰。因此，当陈焕章在1913年8月15日向参众两院请愿，要求立孔教为国教时，领衔名单中出现了严复、梁启超的名字，也就情有可原。

严复和梁启超在清末就认为孔教不可保，亦不必保，时值民国，却做出截然相反的选择，并非观念的倒退，而恰恰出于文化的自觉。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潮、标榜民主的新政权，都没有让他们看到真正的转机，他们目睹日复一日的混乱，日渐忧虑，从力主引介西学，转而反思中国文化自身的处境。其实，章太炎与他们也未尝没有共识，只是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他们既希望革新旧弊，开创新路，又希望保全文化的独特价值，这悖论彰显出这一代人理想的恢宏，亦烘托出这一代人内心的悲凉。只不过，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好像只是因为年华渐老，曾经的激进者变得保守，曾经的改革派变得怀旧，变得不合时宜而已。

声势浩大的孔教运动，也就此埋下危机。随着复辟派行动的展开，人们之间的分歧将越来越明显，并最终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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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众两院，电文不断。陈焕章联合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等人递交的请愿书刚刚呈交，各地要求尊孔教为国教的电文也纷纷抵达，随即，十余个省的都督也表示支持。一场国教运动甚嚣尘上。

在陈焕章等人提交的请愿书中，不仅细数孔教的历史渊源，甚至出现了“民意”这个词汇——立孔教乃是顺应民意，“今日国本共和，以民为主，更不能违反民意，而为专制帝王所不敢为。”通过陈焕章等人的努力，生活在24个世纪以前的孔子，摇身变成共和的预言者和民主的实践者，与“民意”、“共和”、“革命”这些概念建立起关联，在民国的语境下，古老的思想被赋予全新的表达方式。

这次请愿看起来声势浩大，与此同时，反对的声音也蜂拥而起。很多人认为，在民国还倡导孔教为国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在宗教领域，国教议案也遭到一些其他宗教信徒以及信教自由者的抵制，认为此举有违信仰自由。议员们的表决结果让康有为和陈焕章等人更加失望，孔教终究未能被立为国教，大多数议案都遭到反对，只有“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获得通过，写进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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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争辩期间，第一届全国孔教大会在曲阜召开。

会前，陈焕章亲自前往曲阜，沿途考察，将一份详细的攻略刊登在《孔教会杂志》上。他列出了到曲阜的交通路线、转车所需的时间和费用，甚至还考虑到当地的天气，建议南方的朝拜者多带衣被御寒。

9月下旬，近三千人抵达曲阜，讲经、行礼、拜谒、参观。孔氏家族充当东道主，由孔子第75世孙、“衍圣公”孔令贻为大会主席，通过与孔氏家族合作，孔教会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

陈焕章儒服照

这次大会也掺杂了政府行为。交通部给予与会者往返火车票打折的优惠，教育部则规定，孔子圣诞节，各学校放假一天，师生们在校行礼。

通过对文化事件的运作，孔教会似乎形成了更强大的凝聚力，也赢得了更多关注。但陈焕章的意图不止于此，他更希望将曲阜打造成圣地，最终形成国民的集体行动。他相信，有朝一日，前往曲阜朝圣，将成为中国人最大的梦想和最重要的修行，只有去过曲阜，一生才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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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焕章的孔教理念比康有为更进一步，他试图建立起孔教的礼拜体系，直接渗入日常生活。

在《孔教论》中，陈焕章将曲阜与耶路撒冷、麦加等地相提并论，“耶教之耶路撒冷，回教之麦加，孔教之孔林，皆教主之圣地也。孔林之中，树皆异种，盖孔子弟子，各持其方树来种之者，葱佳气，万古长新，帝王展奠拜之仪，儒者讲乡射之礼。”

陈焕章构建的孔教制度，参照基督教系统。孔子为“教主”，孔孟的言论、著作为“圣经”，孔庙为“教堂”，曲阜为“圣地”，儒服为“衣冠”，孔子诞辰日为“圣诞”，同时还界定出孔教的“信条”、“礼仪”、“鬼神”、“魂学”和“报应”观念。他还提出孔教的“三本”，要求“祀天”、“祀圣”、“祀祖”，这或许也是对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模式的模仿。

陈焕章勾勒出一个孔教乌托邦。如果他的设想得以实现，中国人将生活在一个奇特的世界里——中国将采用孔子纪年，孔教会的教旗将遍布全国，各地大规模兴建文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入教，获得教籍，定期参加礼拜，听讲经，并唱诵孔教的“圣经”——陈焕章特地收集、整理出历代赞颂孔教的诗歌，以供教徒们记诵吟唱。中国的文化人则会以成为孔教会的“传教士”为荣，按照等第，他们将分为讲生、讲员、讲长、讲师，倘若能跻身大宗师，将是最显赫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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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乱局中，尊孔也成为袁世凯的一种统治策略，孔教会则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政府之间的距离。陈焕章应邀出任总统府顾问，但他不久就厌倦了政治。1914年，他前往香港面见康有为，希望辞去孔教会和《孔教会杂志》的全部职务，没有获得同意。次年秋，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袁世凯称帝的传闻不断涌现，陈焕章担心波及孔教会，从广东赶回北京，决定“自守门户，中立不倚”。

1915年年末，袁世凯称帝。陈焕章暂停了孔教会的活动，到西湖边隐居，专心写《孔教经世法》。据说，袁世凯还向麦孟华抛出橄榄枝，以教育总长之职相诱，希望他支持复辟。麦孟华自然没有答应。麦孟华早年也曾拒绝张之洞和岑春煊的入幕之请，不料后来却成为冯国璋的幕僚。这个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同门挚友，最终在一次醉酒后郁郁而终。

沈曾植还在与姚文藻、康有为等人密谋反袁，梁启超已经率先出手，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让袁世凯不胜其烦，打算出二十万买下这篇文章。随即，梁启超与弟子蔡锷合谋，发起护国军。护国军深陷绝境之际，梁启超又冒险南下，从越南偷渡到广西，说服两广军阀联合起兵。

康有为则写下一篇长达4000字的《劝袁世凯退位书》，对国内外局势详加分析，结尾处，话锋陡然一转，回忆起强学会的时光，“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觑，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以灭亡也。”这段话或许是一种论述策略，却也未尝不是肺腑之言。强学会时的意气风发、戮力同心，终究未能抵挡人世的考验。20年间，光阴催老了英雄，也碾碎了盟誓，那些时敌时友的故人，还是在尘嚣里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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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以闹剧告终，另一场闹剧却隐隐待发。这一次的始作俑者，正是康有为。

1916年5月，针对康有为提出的清帝复辟论，梁启超愤然写下《辟复辟论》，“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他并未直接点名，而是以“逍遥河上之耆旧”笼统称之，但所指已经非常明显。他还写信给徐勤，希望能规劝康有为，徐勤则回应，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年后，康有为悄然抵达北京。他的到来波澜不惊，与梁启超曾经引发轰动的那场回归大相径庭，只有4名辫子军士兵在火车站迎接他。北京和19年前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道路两侧依然是肮脏的沟渠，弥漫着腐烂的气息，行人用袖子掩住鼻息匆匆疾行，没有人留意康有为百感交集的目光。当年狼狈离京时，他只有40岁，此时已年近花甲。

张勋拥戴逊帝溥仪复辟，将康有为再度推向台前。站在望不见尽头的宫墙下，或许康有为也会生发出孤家寡人的感觉，旧日的弟子中只有徐勤仍对他不离不弃。麦孟华已在两年前醉酒病逝，韩文举则婉拒了他的邀请，韩文举说：“吾师受知德宗，心存魏阙，义不得辞。若弟子者，久在江湖，愿以布衣终老矣。”被他寄予厚望的陈焕章，更是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沉默。对此，沈曾植也忿忿不平，指责陈焕章不明事理，沈曾植说，孔教会的根本是“君臣之学”，陈焕章既然以孔教会为终身志向，却讳言君臣，是挂着驴头卖马肉，“不如早归，不谈孔教为得也。”这些指责也没能让陈焕章回心转意。 

听说张勋进京的消息，沈曾植也抱病启程，68岁的老人在酷暑中长途奔袭，昼夜不息抵达北京。与此同时，孔教会的梁鼎芬、劳乃宣、宋育人、郑孝胥等人，也纷纷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复辟。

康有为仿佛重又变回戊戌变法时的模样，孜孜不倦地起草诏书——《开国民大会以议宪法诏》、《召集国会诏》、《保护各教诏》、《免跪拜诏》、《免避讳诏》、《合新旧诏》、《亲贵不干政诏》……经历了多年的论战，他深知“名”与“实”之间的微妙关系，如果在民国还继续坚持一些旧式的避讳与习俗，国民们恐怕难以接受，他不希望这些繁文缛节成为阻碍清廷复辟的绊脚石，因此，他提出“复辟宜行虚君共和，政权当归内阁”，“更不宜恢复大清国号”。张勋没有接受这些建议，原本踌躇满志的康有为倍感失望，甚至扬言要剃度出家。

这场发生在未来的“将相”之间的矛盾，似乎并未影响疾风骤雨般的复辟大业。7月1日，民国六年改为宣统九年，龙旗沿着紫禁城的宫墙迅速席卷北京。街上又出现了旧式的装束，假辫子也重新垂在脑后，据说为了不落伍，人们甚至抢光了寿衣店里库存的衣裳。

民众无心过问时代更迭这样沉重的话题，与各种扑朔迷离的口号与主义相比，人们更关心的是粮菜的价格，他们只是不希望生活节奏被扰乱，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做出任何妥协。从宣统三年到宣统九年这6年间的空白，仿佛只是一场失落的梦境。

张勋复辟当天，梁启超就面见退隐天津的前内阁总理段祺瑞，敦促他起兵讨伐。一篇言辞犀利的讨逆通电，也出自梁启超之手，它像历朝历代所有名垂青史的檄文一样，排山倒海，韵味悠长，而这些酣畅淋漓的修辞，终于将他彻底推到康有为的对立面。

这次反复辟，与其说是一场战争，毋宁说是一场闹剧。段祺瑞方面几乎兵不血刃就赢得了胜利。北京政府的政治顾问、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莫理循（G.E.Morrion）估算，战争死亡人数不超过27人。复辟仅仅维持了12天就宣告结束，张勋避入荷兰使馆，康有为躲进美国使馆。

这场复辟闹剧，既是北洋军人之间的对决，也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这对师生的最后决裂。暮年的康有为后来时常独坐在夕阳残照中，叹息落泪。他似乎注定不该重返北京，他等来的不是梦寐中的光复大业，而是来自弟子的无情斥责——“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康有为用专吃父母之肉的枭獍来形容自己曾经最器重、最倚仗也无疑成就最高的弟子，时常不分场合地痛斥他为“梁贼启超”。他永远都记得那个17岁的少年，那个在他的“大海潮音，作狮子吼”面前服膺膜拜的孩子，他亲手塑造了那个孩子的精神世界，现在他们却成为彼此思想上最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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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60岁那一年，徐勤突然拿出一封信，请他作题跋。那是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在船上所写的托孤之信。他将老母托付给徐勤照料，当时由于不知梁启超生死，他又添了一句，“任甫若存，并以为托。”那时在他眼中，最值得托付的弟子，是徐勤和梁启超。

看着这张粗糙斑驳的纸，康有为一时百感交集，他在题跋中称赞徐勤的忠诚，“思门人忠肝义胆，不以死生易心，不以寒暑易节，可以托付者，莫如三水徐勤君勉”，随即他话锋一转，想起自己一生与人的离合聚散，“夫与吾游而党者不啻千万，其始勤终怠，或中道而变者，不可量数。”这正像一个悲辛的讽刺，他常以为，同道“不啻千万”，却沦为孤家寡人；他常以为旁人离弃了自己，却不知有时终是咎由自取。

后来，梁启超还是主动尝试与康有为修好。梁启超告诉他，自己准备创办文化书院，弘扬孔学，为康有为祝寿时，又将他比作孔圣人。这些举动都让康有为欣慰，但是，师徒二人已不可能真正重归于好。晚年的康有为低吟着些哀伤的诗句，“草堂万木久萧萧，吾道何之离索遥”，在回忆里慨叹自己一生被人辜负。康门师徒的分歧，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分歧，更是两个时代的分歧。这个国家如同一只奔波在歧路上的亡羊，面对各种汹涌的思潮，许多朦胧的选择，面前不断出现的分岔路口，刺激着它的好奇心，也加剧了它的迷惘。康有为与梁启超，正是在这不断出现的分岔路口前，最终分道扬镳。

康有为晚年照

1927年，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梁启超闻讯痛哭，立刻汇款给老师操办丧事。在祭文中，他描述了老师一生的努力，“惟师以天纵之资，当道丧之运，齐百家以折衷，执圣权而宅俊，虽游心于无垠，终明志于不忍，思托古以改制，作新民而迈进。”对于康有为托古改制的事业，多年后，美国汉学家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做出了这样的评判，“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儒家理论家，也是儒家走向终结的一个生动证明”。事实上，儒学走向终结，康有为本人或许也难辞其咎，在一个宣扬民主与共和的时代，是他固执地让孔子背负着沉重的君王冠冕，最终无路可去。

康有为一生经历重重变故，做出过无数令人瞠目结舌的选择，唯一未曾改变的，是他始终都不合时宜。他一直不肯用自己的双脚去适应时代的步调，不是太超前，就是太落伍。但这也该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事情，他恪守着独立的判断，固执，武断，而又执著。在漫长的一生里，很少有人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

当然，在康有为自己看来，他或许不只是一个思想家，更是一个预言者。他很早就开始写作《大同书》，引以为傲，却一直秘不示人。陈千秋、梁启超曾获准阅读过一些章节，为之欣喜若狂，迫切地试图传播、分享，康有为却断然拒绝。康有为说：“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他坚持要到自己去世后，《大同书》才可以全文出版。这本书仿佛是他决意要留给未来的一个时空胶囊。

包括《大同书》在内，康有为的一系列极其主观的著作，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孔教乌托邦，却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年，人们还习惯于谈论中国知识界的停滞时，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id Wilhelm）就预言，康有为的思想终将震惊世界。后来，事实似乎真的如此。清末以来，西学东渐一直是思想的主要流向，康有为却在自己的时代反哺了西方。

康有为一生宣扬“合群”，却从未真正有效地合群，然而，近代中国的历程中，结社之风因他而激扬，公共空间因他而生发，这个毕生的流亡者、时代的零余人，终究反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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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门弟子中，只有陈焕章仍在勉力维系孔教会的运作。当《新青年》杂志痛批孔子、儒学时，陈焕章却反其道而行之，再度掀起国教运动。这场请愿声势更为浩大，提出“宪法之真精神莫重于国教”这种更加现代的表述方式，甚至有激进者强调，不定孔教为国教，国将不国，是叛国之罪。

“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之际，陈焕章等人提交的《圣诞节案》获得参众两院批准。1918年，中国人开始过中国圣诞节，法律规定，孔子诞辰日“应放假庆祝，悬旗结彩。”不过，更多的倡议还是不了了之。

陈焕章继续用余生推行孔教事业，主持《经世报》，成立孔教大学，修建孔教大会堂，又前往香港创办孔教学院。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宗教和平大会上，他用英语解读孔子的思想，被推为大会的副会长。但孔子的时代终究过去了。1933年，当53岁的陈焕章在香港孔教学院去世时，孔教会已经名存实亡，一度转入地下，一度又沦为“排外的被限制在学术圈内的历史性的仪式”。尽管孔教的信徒们努力延续康有为的主张，认为孔子“拥有一个创造新文化的力量”，但是“少年新中国”迫切地需要新的精神偶像，古老的孔子成为他们攻击的标靶。

值得玩味的是，陈焕章去世一年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突然又通过决议，倡导“尊孔祀圣”，孔子诞辰日又被定为国家纪念日，“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后来则被蒋介石视作“立国的纲维”。孔子就这样与共和保持着暧昧不清的关系。在专制集权建立之初，为了收拢权力，打击异己，树立合法性，孔子遭到刻意的漠视甚至批判，而当政权稳固以后，孔子又受到尊崇，他的那些被篡改的学说，成为维系统治的利器。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从五色旗下的中国到青天白日旗下的中国，如此周而复始，轮回重演。于是，在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孔子时而代表倒退，时而象征革新，时而意味着文化的底蕴，时而又成为现代化的阻力，时而是民族主义的化身，时而又被粉饰成世界的共同信仰。他做了上千年的“素王”，终于等到一个标榜自由与民主的时代，却仍被捆绑着，扶上王座的祭坛。

孔子的遭遇，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宿命的写照。近代以来，他们一次次试图通过“合群”蓄积力量，挣脱时代的诅咒，却又一次次被命运扼住喉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