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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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北一辉在中国已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但他与辛亥革命的深刻关系，可以让我们在近代的风云变幻中窥见日本与中国的复杂关系。
影响中国的三个关系
在19世纪到20世纪转型的关头，判断中国的历史，如果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有三个关系对中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一个关系是中英关系（后来则变成了中美关系），从1842年确立的条约体系框架，中英关系一直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辛亥革命时期影响中国最深的国家是英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中国问题有很大的发言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辛亥革命以和平告终，是与英国的态度有相当深的关系，这一点从英国的外交档案，从《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的书信与日记，都可以看出。
但从1894年开始，中日关系逐渐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变得最重要。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五四运动、济南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一直到1945年以日本投降告终，在这激荡起伏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成为影响中国最深的一个国家。甚至可以说，将中日关系搞清楚了，中国的问题也就基本上搞清楚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命运大致上是由另外一个民族决定的，而不是由本民族决定的，这是一个最大的悲剧。如果说，英国还没有决定中国的命运，那么日本人却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第三个关系就是中苏关系，这层关系跟中日关系一样，也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地成了中国这个大共同体命运、每一个个体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将1921年中共建党作为一个时间起点的话（实际上1920年上海就已经创办了一个叫《共产党》的刊物，“共产党”这个名词在中文世界公开破土而出是在此年11月7日），俄苏对于中国的影响从1920年前后开始，比日本人慢了一步，经过孙中山跟越飞的宣言、北伐战争、宁汉分立、苏维埃运动、西安事变，一直到国共内战，到朝鲜战争、中苏分裂，一路下来，都可以看到俄苏成为像日本那样深入影响中国国运的邻国。
某种意义上，中国20世纪以来的走向就是由这两个邻邦规定的，我们的制度取向、价值取向都深受日本和苏俄的影响，地缘政治在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杠杆作用。中华民族历来是有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制度模式、自己的文化思想的，但不幸我们的生产方式，或者农耕文明在近代以来遇到了工业文明的挑战，于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制度方式、思维方式都遇到了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由英美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国家，日本所代表的亚洲新兴国家，和俄苏所代表的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国家，分别在中国产生他们的影响。20世纪中国道路和命运的转折，相当程度上是被这些国家或者说是被这些对外关系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我们本土自主的选择所决定的，搞清楚这三个关系，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现在的命运和处境、将来的道路和抉择。
“八零后”留日学生
在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视角就是留日学生。中国到日本留学的成本最低，不用跨越浩瀚的大洋。20世纪初大批学生留日，是所有的留学生中规模最大的板块，清政府在八国联军进京之后，最重要的政策可以概括为九个字：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其中“派留学”，多数的留学生来到日本，而不是欧美。
在留日学生当中，出生于一八八零年后的，我称他们为“八零后”，其中包括宋教仁、鲁迅、汪精卫、蒋介石、张季鸾、张东荪，这个名单一直可以开下去，企业界的范旭东也是“八零后”，“八零后”的代表人物多为留日的，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原因就在于20世纪初中国的留日潮，正好被他们那一代人赶上了，他们20岁出头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留日高潮。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或公费或自费，有的人其实从来都没有进过日本的正规大学，只是在日本上过日语补习学校，或者预备学校，包括蒋中正，也没有进过日本正式的士官学校，他进的振武学校，只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一所预科军事学校。不像蔡锷等人还继续进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那个时候，留日学生中真正在正规大学毕业的并不多，鲁迅也只是仙台一个医科学校没有毕业的肄业生，此前他一直在日语学校里补日语。在仙台学医，没有毕业就放弃了，租了房子，自己翻译小说。这样的人其实很多的，银行家蒋抑卮，就是最早资助鲁迅搞文学活动的，他到日本留学也几乎没有上什么学。
“九零后”这一代情况就不一样了，毛泽东、卢作孚、梁漱溟、叶圣陶、胡适之（留美，哥伦比亚，康奈尔）、晏阳初（留美，耶鲁大学）前面几个人都是中学生、小学生、师范生，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梁漱溟是北京顺天府中学堂的，叶圣陶是苏州草桥中学的，卢作孚只是重庆合川一所小学毕业，这些在不同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人，或是在本国受的教育，或是留美回来，这与留日高潮已渐渐过去有关，当然还是有一些留日学生在各自领域有建树，像郁达夫、郭沫若、雷震等人。
等到“零零后”这一代，也就是生于1900年后十年间的那些人，邓小平、蒋经国、王芸生、钱钟书、费孝通，留日出身的不大见了。钱钟书、费孝通可以算是学术界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留学背景是英国，蒋经国跟邓小平有相似性，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上过学，邓小平还有一个经历，在法国勤工俭学。一百年来的中国，包括未来的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中国人仍然将生活在这三代人的影响下面。
“八零后”、“九零后”和“零零后”的影响不仅覆盖了20世纪的中国，还将继续影响21世纪。“八零后”那一代留日学生，回国以后进入政界、军界、新闻界、文学界，其中产生了许多创造时代的人。
如果要论对于中国命运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还是要数年轻的时候就被折断了生命的宋教仁，他只活了32岁，但他倡导的宪政理想仍然是中国今天和将来要不断地去回应的大题目。在他留日归国前后，他也回应了中国正在发生的立宪运动，他不赞同立宪运动，他赞同共和运动，主张革命，但是他希望革命之后进入宪政的轨道，两党政治，轮流执政，议会民主。结果他被暗杀了，有人说中国还不具备两党轮流执政的条件。作为宋教仁的朋友，生于1883年的北一辉只比他小了一岁，年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意味着他们是同龄人，容易找到共同的话题，并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记录了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亲身经历以及他对辛亥革命和中日关系的思考，特别是他与宋教仁的亲密关系，对宋教仁之死的怆痛，以及他对孙中山的尖锐批评。难怪此书长期以来没有中译本，直到董炯明先生于辛亥百年之际将此书主体部分译出来（迄今尚未出版）。
“排满兴汉学”
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有这样一段话：
“德川氏希望幕府能够绵延万世，但汉学却成了王霸之辩的利器，为维新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实乃上天弄人也。”
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汉学一直是日本的最重要的支柱学问。王道还是霸道，就是当年日本倒幕运动的一个精神武器。难怪北一辉有此一叹。
日本这个民族从古到今都受汉学影响，中国一直是他的老师，但是一夜之间倒过来了。明治维新之后，尤其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成为了中国的老师。日本开始对中国发生致命的影响。这里面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留日学生的人数急剧增加。第二个因素，日本国内流行的各种思潮，将不断地成为中国学生和部分民众热衷讨论的思潮。比如说，民族主义就是从日本来的，中国原来是天下主义。《易经·系辞》里有一个高度概括的词——“天下文明”。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天下文明”被解构了，而民族主义就是从日本过来的。君主立宪的思潮也来自日本，并不是直接来自英国，中国人对英国并不了解，我们更熟悉的是邻国日本的君主立宪，这是近水楼台。大亚洲主义，当然也是从日本来的，只有日本动不动讲“大亚洲主义”，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口号。
社会主义也是从日本来的，其实社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从苏俄过来的社会主义，一种是经过日本进来的社会主义。 北一辉就是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他不是一个君宪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是一个大亚洲主义者，加上社会主义者，他的成名作就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也是日本政府打压的对象，是政府不喜欢的持不同政见者。日本的其他思潮比如自由主义，比如无政府主义也都影响了中国一部分人。
可以说，中国的各种思潮都是经过日本来的。梁启超1898年以后流亡日本，开始学习日语，在《新民丛报》、《清议报》这些刊物上写了大量的文章，把大量我们原本十分陌生的词汇、术语、概念变成了中文。民族、道德、公德、私德、政治、干部、群众、哲学都不是中文原有的，都是他通过日本转译过来的。严复认为这样的翻译不够本土化，而是日本化，所以他在翻译时，特别想追溯中国的文化传统，他把社会学译为了“群学”，经济学译为“计学”，逻辑学译成“名学”，在翻译《论自由》的时候，他苦思冥想译为《群己权界论》，多准确多简约啊！可惜，到最后，严复翻译的大部分词汇都淘汰了，保留下来的也许只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说法。不是严复译得不好，而是中国人不习惯，或者日本的影响太大了。
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在留学生的层面或思潮的层面，京师大学堂1989年创立之初聘用欧美的教习，1902重新复校以后，开始大规模地聘用日本籍的老师，引用日本的学制与教材，这是中国在高等教育层面受日本影响。在基础教育层面，商务印书馆在1904年编写小学教科书，完全是按照日本模式。邀请日本的有经验的行家，直接参与教科书的设计，这种影响是深入到编辑环节的。
那个时候，京师大学堂最流行的读物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册。这意味着，通过梁启超翻译的日本的名词与思想对中国的学生，包括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9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左舜生，他是历史学家，也是中国青年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回忆在长沙读小学时，夜里悄悄地点灯，一边读梁启超的文章，一边感动得流泪。无论在大学生中，还是小学生中，那个时候都有不少梁启超的读者，梁启超的思想资源、知识资源不是直接从欧美来的，而是通过日本来的。梁启超对他们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日本的影响。梁启超把日本对欧美的知识体系和精神资源的理解转换成了汉语，而中国的大多数人没有机会直接用英语去阅读西方著作，也没有机会直接接触日语的资源，只能通过梁启超的书籍、文章的中介。通过留学生，通过书刊，日本的思潮滚滚进入中国，包括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把日本的学制与教科书的设计潜移默化地带入中国。
所以，北一辉很骄傲地说，中国的学生到日本学什么学问？他造了一个词叫“排满兴汉学”。他说，中国留学生学的就是这门学问：
在不受异族统治的日本用于维持治安的国家民族主义，一旦西渡到被满人征服的中国，就被理解成革命的科学了。这就是说，用日本的国家民族主义解释的忠孝道德，教导中国人应与异族统治者不共戴天，与其受异族统治而活，还不如反抗异族而死。如此一来，对满清皇室而言，日本的一切教科书都成了革命哲学，日本的所有学校都成了革命俱乐部。更何况有千百种汉译的《百科全书》潮水般地涌向神州各地。
但两国政府都未料到这批人在日本学的是排满兴汉学。
可见日本对于中国的影响，明明讲的是民族主义，但是在中国人听来就是要把满人赶走。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所以他接着说，启发了中国革命的正是日本思想。他想到了18世纪英国对法国思想界的启发：
法国革命正因浅薄而肤浅地输入了英国思想而得以觉醒。伏尔泰的研究乃基于英国法，孟德斯鸠二十年苦心写成的宪法论也不过是英国法所说的那一套而已。
宋教仁翻译《比较财政学》，其他革命领导者也踊跃翻译日文书籍，从中吸收了许多新知识和先进的思想。……法译的英国《百科全书》唤起了法国的革命思想，提供汗牛充栋的汉译书籍的东方的英国(日本)对于中国革命的思想必然也会带来极大的启发。
与宋教仁结交
北一辉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主张者，最后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1937年就被枪毙了。1936年，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二二六”政变，日本政府认为罪魁祸首是思想理论的提供者北一辉，所以逮捕了他，第二年将他处以极刑。
他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906年他发表《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而一举成名，宋教仁那个时候正好在日本，这一年北一辉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吸收的八个日本友人之一。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另一个由日本人创办的社团“革命评论社”，这是倾向于推翻当时的日本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的一个小组织。1911年10月，他追随宋教仁亲临中国参加革命，一直到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之后，他被日本领事馆勒令返回日本三年。1916年他又重回中国，三年后再回到日本。回国以后他写出了《支那革命外史》（1921年出版日文版）。1923年他出版了军国主义者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本书就是将来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源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成为法西斯轴心国的核心，起源于北一辉的这本书，是他设计了日本军国主义道路。
从一个社会主义者演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这是北一辉一生的经历，而我关注的只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这段经历。透过他的个案，观察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他亲历中国革命十三年，这个时间不算短，从1906年到1913年是他的第一阶段，他不仅参加了同盟会，亲自到了武昌、南京、上海现场，是革命的亲历者。所以他的《支那革命外史》是有独特视角的。第二阶段，从1913年到1919年，这个时期他往来于中日之间，写出了这本《支那革命外史》。
由北一辉其人和他参与中国革命十三年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日命运共同体，或者说东亚命运共同体，而不仅是一个孤立的中国和孤立的日本。中日之间在命运上有相当的关联，中日两国的革命者有着精神血缘上的联系，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模式上、经历上，都有相当的共同性。
北一辉虽然与宋教仁结成了生死之交，却与孙中山成了死对头。起因于他在1907年就与孙中山闹翻了，北一辉加入同盟会不久，孙中山拿到了日本政府给他的一笔巨款，让他离开日本，其实就是驱逐出境。孙中山带着这笔钱走了，没有留一些给宋教仁他们办《民报》，埋下了分裂的隐患。北一辉最初在同盟会里最密切的朋友是张继、章太炎、刘师培，当时都是反对孙中山的，他们之间结成了反孙同盟。第一轮反孙的风潮由章太炎主导，张继为急先锋，得到了北一辉等日本志士的支持。后来北一辉跟宋教仁气味相投，结为最好的朋友，后期他的好朋友是宋教仁、谭人凤。无论是他早期的好友，还是后面的好友，都与孙中山不太对路，就是他们的路线或者说政治上的主张不大一致。
北一辉与宋教仁的交情起于1907年的夏天，当时宋教仁在东北策动“马贼”反清失败，回到日本。黄兴已经南下香港，准备在两广、云南边境地区策动武装暴动。张继就带着宋教仁来见北一辉，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北一辉非常欣赏宋教仁的组织头脑和苏秦张仪式的才干（策士游说的能力）。北一辉说：
他（宋教仁）具备作为泠静不惑的国家主义者所固有的立法素质，足以担当组织集团的大任。在革命领袖们最清醒的当时一、二年间，他的完美的国家主义，与太炎的国粹文化和张继的雷霆般热情相辅相成，建构了无懈可击的革命党的理论、热情、组织。但不幸的是，与革命如形随影的黄君欲在镇南关东山再起 又告败北，汪兆铭君谋刺摄政王事败而入狱……受清国政府的要求日本警方勒令唯一鼓吹革命的宣传机器《民报》永久性停止发行。 ……张君不得不流亡巴黎（转向了无政府主义）。
这是他对当时革命局势的一个分析。接下来他谈及他跟宋教仁之间的关系和他对宋教仁的评价：
孙中山走了、黄兴走了、张继也走了。这之后的中国同盟会，声势一落千丈，而且日本警方对它的弹压更日甚一日，愿意参加同盟会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少。就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处境下，故人宋君充分发挥了他的卓越的组织天才。他一方面继续扩大同盟会的力量，一方面将国家的觉醒和民族的热情深化成一党一理想的伟大目标，并且将经过实战教鞭锻冶出爱国魂的军事留学生源源不断送回中国，让他们去训练叛军准备与满清征服者作一死战。而且，在革命爆发的前二年，故人宋君拥立会党豪雄谭人凤，已经稳当而秘密地主宰了爱国革命运动的参谋部。
这都是在孙中山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事实上孙中山已失去掌控同盟会的实力。孙中山曾经一度不承认同盟会这个招牌，而另外搞一个中华革命党。1910年，孙中山就已经用“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发行募捐的钞票，还曾要求南洋的同盟会分部都改名为“中华革命党”的分部，这是历史上不太被注意到的一个微妙的细节。宋教仁他们在上海建立的中部同盟会，事实上也不以孙中山为领袖。1910年夏天，孙中山突然来到日本，几天以后他又被驱逐出境。北一辉观察到这一次孙中山与宋教仁的会面颇为冷淡。
1910年夏，被驱逐出境的孙君突然来到东京，但数日后再被驱逐出境。他与故人宋君的会见颇为泠淡。由于鄙人与故人宋君此较接近，我亲眼见到数年间宋的思想有彻底的转变，堪称质的飞跃，他终于走上了革命运动的正道。鄙人相信故人宋君一定能用他的热血挽亡国之既倒。
他认为宋、孙的冷淡会见，标志民主的梦想家与国家主义的思想家的事实上的分离。
在北一辉眼中，孙中山是一个民主的梦想家，而宋教仁是一个国家主义的思想家。他说：
孙君的民主理想天下无人不知，……作为正处于亡国边缘的中国所渴望的现实的理想，其实是故人宋教仁君倡议的国家主义理想，这才是真正值得大书特书，不能不予以特别留意。
前者（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是国际性的，认为接受外邦或外人的援助乃理所当然之事。与此相反，后者（宋教仁）着眼于自己的国家，推动爱国运动，警惕与外人的过分接近，对待外国的援助，除非是在万不得已的场合，而且必须在不损害国权的条件下才予接受。所以，前者采用外力宿愿策略，让数百名支那浪人啸聚在自身周围以壮声威。后者则坚持爱国的自尊心，其结果是受到排宋势力的孤立。
上海总领事有吉君对于原来被视为亲日论者的宋君曾以“渔夫”名号发表排日论深感不满，他对着忍不住想笑的鄙人忿忿不平地说这暴露了中国人的反复无常。其实，这话反而暴露了有吉领事本人的蔑视中国的态度。许多人都不了解革命与爱国运动之间的关系。一旦革命爆发，那些传统轻视论者难以想象的爱国运动也就熊熊燃烧起来了。这无关民主共和，也无关自由平等。故人宋君在革命史上的价值，正在于为一般人所忽略的这方面成为代表性的领导人。
有个事实可以证明宋教仁的立场，他写过一本《间岛问题》的小册子，当时朝鲜跟中国交界的一小块地方，成为中日之间有争议的领土， 因为他这本书，清廷在中日的外交战中获胜了。因此北一辉说宋教仁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立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主主义者，而像孙中山这样的民主主义者是不在乎把这些土地送给日本，只要能拿到军事的支持和财政的支持，只要自己的事业成功。而宋教仁非常强调中国主权，这是他们之间的不同，也是孙中山为人诟病的地方。孙中山没有特别强烈的要捍卫领土主权之完整的观念，或许这跟他从小在美国读书有关系，他从小就跟他哥哥到檀香山读小学，他的民族观念并不是那么强烈，虽然他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但他的“三民主义”中所谓的“民族”主要指的是排满，就是驱除鞑虏，并不是指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北一辉继续说：
有人把鄙人看成是宋派，其实非也。也有人认为鄙人是宋的顾问或参谋，这更加不实。鄙人与故人宋君不过是一对经常同声相和又经常争论不已的同龄益友。经多年相交，鄙人看到了他的异于常人的真正价值。也就是说，鄙人之所以看重故人宋君，并非因为如世人所言他的足谋多智，也非他的学富五车，更非他的雄辩滔滔，而只因为他是一名一以贯之的刚毅诚实的爱国者。
因为北一辉也是这样的一名爱国者，北一辉爱的是他的日本，宋教仁爱的是他的中国。所以，他们才可以相互理解。1908年，作为一个被大清国通缉的要犯，宋教仁竟然化名宋练，写下了《间岛问题》，献给朝廷。这本书是地理学著作，却为大清国赢得了外交的胜利。所以徐世昌、袁世凯对宋教仁都极为看重，要让驻日公使把他请回来做官，结果他没有答应，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北一辉不是从民主主义者的角度，而是从国家主义者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以往没有看到过的角度，北一辉自认为是宋教仁的亲密战友、也是他的知音，对宋教仁做出了近距离的观察。在孙中山与宋教仁之间，他一直认为孙是空想，宋是实干，而且认为宋是国家主义，孙是国际主义。站在一个日本人的立场上，他的这些观察，有时候可能比中国人更清楚。
亲历辛亥革命
他不仅从1907到1910年在日本与宋教仁有亲身的接触，而且在武昌起义发生之后来到了中国，在宋身边有很长时间。1911年10月17日，即武昌起义发生一个星期后，宋教仁给日本黑龙会主干内田良平发了一封电报，希望他能支援中国革命。内田良平就差遣《时事月刊》编辑北一辉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了中国。黑龙会与中国革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内田良平与孙中山、宋教仁都有交情。北一辉是以特派记者这个合法的身份来到中国。自他10月底抵达上海，直到1913年4月，他离开中国的前夕，在此期间他一共向黑龙会发了13封书信、36封电报或者建议。13封书信报告都是在1911年11月1日到18日，也就是他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用书信报告，发信的位址分别在武汉、南京、镇江。研究北一辉的台湾学者黄自进根据他写十三份报告，认为他对辛亥革命革命的观察可以归纳为四点：
第一点是，这次中国发生的革命运动核心是留日学生。他来到中国，并不通晓汉语，却一点障碍也没有，因为他所见到的许多人都会讲日语，他用这个来证明革命运动的核心是留日学生，所以他不会汉语也无障碍。
第二点的意思是，革命党人思想和行动模式都是从日本学去的，是日本的学生。
第三点是，宋教仁作为留日学生领袖，活跃于革命党人阵营。换言之，宋教仁为什么在革命党中有发言权，原因就是他是留日学生的头，所以他赢得了发言权。
第四点，孙中山在内地毫无影响力。1911年11月13日，他在给内田良平的信中特意提到自己到了中国，尤其进入长江流域内地之后，发觉愈是接近能内地，孙中山愈是没有影响力，他感到惊讶。（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128—133页）
当时孙中山还远在外国，不过国内大多数地方宣告独立时，打出的旗帜都不是青天白日旗。这倒是事实。当时大部分地方用的是白旗。北一辉来中国，是来追随宋教仁的。等到他抵达上海，宋已经到了武汉，宋是跟着黄兴来到武汉的。宋到了武汉之后立即提出建立临时政府的主张，但是黄兴认为要先打一仗，立下战功，再建政府，要不然何以服众。北一辉认为，革命家不理解革命乃古今之通则。黄兴把革命跟战争混同起来了，所以他批评黄兴是被身边的一批日本浪人给误导了，包围着黄兴的有一批日本浪人，如同孙中山的身边也有一批日本浪人。在中国革命当中，到处看见日本人的影子。
事实上，革命党早就明文规定在革命成功的地方必成立军政府，只需以人民承认的方式公布就可以了。建立了政府以后即可向军民发号施令，黎元洪作为一名军官就不得不奉命行事了。黄兴应该到武汉后马上建立政府，北一辉认为宋教仁的这个看法是对的。他认为从长江到武昌去的船上和在武昌的会议上，宋教仁提供了许多大局性见解，就是反复强调要把秘密时代的革命计划付诸实现。但最终黄兴没有听，大权还是落在了黎元洪的手里。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的结果，不仅老谭有责，黄君也难辞其咎也。
老谭就是谭人凤，谭人凤就是耽误了到武昌领导起义机会的那个人物，他本来准备去了，临时挂盐水，就没有去。叫宋教仁去，宋教仁还想再等等。谁也没有想到武昌起义这一战能成大功，大家认为以前搞了多少次都没有成功，这一次不也一样吗？都没当回事。武昌城里没有有分量的领袖，群龙无首，完全是革命党人的新军士兵临时发动起义。
在武昌期间，宋教仁一直郁郁不欢。为什么一直郁郁不欢？北一辉认为，自己作为参加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听到对岸隆隆炮声而感到雀跃万分。尤其得知菅野君率领一队日本浪人也奔赴前线参战，他就更加高兴。但是，宋教仁却是忧心忡忡，他很不理解。后来当宋教仁死后，他每当想起宋教仁靠在桌上双手捧头沉思考虑如何顺利夺回汉口，应对这样的大变局的时候，他心中总是感到无限悲痛。他对宋教仁有这样的评判：“宋君自认英才，这确实没错，其长处在于具有大局眼光。黄君热情雅量，也不失为一个优秀人物，但就是欠缺大局眼光。他不听宋君的忠告而屡误大事。世人视黄失守汉阳逃往上海的行为是中华民族怯懦的表现。”
这个评判与谭人凤的评判是高度吻合的，谭人凤在他的回忆录《石叟牌词》中，论宋教仁“英而不雄”、黄兴“雄而不英”。这一概括要比北一辉更加精炼。他很多观点受到谭人凤的影响，《支那革命外史》许多史料就是来源于《石叟牌词》。
黄兴缺乏的是大局眼光，宋教仁拥有的就是大局眼光，但是他们都有各自的不足。北一辉指出，宋教仁具有老谭本土帮会系统的实力，又有黄兴日本思想系的渊源，本该是前途不可限量的人物。不过，他也认为，宋屡屡不接纳谭提出的孤注一掷的大胆计划而替宋感到可惜，宋“英而不雄”，缺的就是“雄”啊。同时，他又为黄兴不听宋的忠告引致许多失误而替黄感到遗憾，黄兴是“雄而不英”。最终这两个人都成不了大事。
宋教仁虽然有冷静的头脑，但并非神仙，并没有估计到黄兴在汉阳会吃败仗。北一辉说，有一天晚上，在武昌都督府过夜，对岸的枪炮声震得卧室的玻璃窗悉悉作响。宋教仁对北一辉说：“我来此地，实在是被黄硬拉来的。像过去那样，他总是不听我的忠告。我认为老谭已在此地，我们俩人没有必要来武汉了。我正在策划率领南京的新军夺取江南诸省以制令天下的大计。但黄兴不听我的，拉我来此，反而在黎元洪的支配下失去了我党的领导地位。昨天南京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将顺江东下去南京。不管黄兴的成败如何，只要取下南京，收复汉口就易于反掌了。”
宋教仁这一席话，就是接下来辛亥革命的关键一步，成败不在武汉，而在南京。宋教仁不听黄兴的劝阻，一个人离开了。黄兴留在那里打败仗，宋教仁前往南京。此前，南京方面有新军里的革命党代表来找他，但是等他坐船到达南京，形势已经骤变，看到城门上都挂着人头。张勋进了南京城，杀了很多人，有些人仅仅因为没有辫子被砍了头。张勋已掌握南京的城防，原来的形势逆转了。新军第九镇撤到了南京城外。宋教仁当时还不知道，但是到了南京下关，就知道一切都变了。
但这个时候，北一辉却没有看到宋教仁沮丧的脸，而是脸露微笑，握着他的手，断然说道：“不如一起进城吧。进城看一看具体情况，或许能找到什么对付的办法。”这显示一介书生宋教仁也是有胆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敢到南京城去。北一辉因此说，“后代的史家必记得宋君这豪言壮语”。但是，恰恰后代的史家没有记得这豪言壮语，因为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一直没有翻译为中文，所以这句话一直没有进入中国历史的任何一本著作。宋教仁在船舱中托付另一个革命党人倪铁僧：“吾今日已计生死于度外，但你必须保护外国友人的安全。”这是他们在渡长江的时候，宋教仁的嘱咐，当时各省同志的居所、名册及暗号电报等也装在他的褡裢里，但他没有太顾及自己的安全，而是要革命党人保护北一辉的安全，北一辉深为此事感动。
到南京之后，北一辉给黑龙会发去了三十六封电报，其中三十三封是南北议和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期间发出来的。有两封电报很重要，一封是1911年12月18日、一封是12月20日，希望内田良平能劝阻山县有朋不得使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读过这批电报的黄自进从中归纳出四个要点，也就是北一辉当时主要的四项建议：一、日本应支持在南方革命阵营的基础上推动南北统一。二、今后应厚植以宋教仁为中心的亲日派势力。他认为宋教仁是留日学生领袖，亲日派在中国政坛上的代言人。“宋教仁在中国政坛上势力的消长，自然也可视为日本在中国势力的进退。”三、应联合美国，支援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四、反对满洲独立。（详情可见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135—146页）
这是当时北一辉通过黑龙会给日本政府的建议，试图影响日本政府对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革命的政策。
宋教仁的规划是，他已洞察到一旦汉口失守，天下人心对革命党的向背全寄予南京攻坚战的成败上，南京城能不能拿下，决定着整个革命的成败。最后南京果然拿下了，率先进城的镇江都督林述庆进驻两江总督府办公。各路的军头几乎要火并，争夺谁是南京城的主人。宋教仁以天才的手腕调停了几个将军的矛盾，林述庆为北伐军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扬州。徐绍祯为南京卫戍司令，朱瑞率浙军回杭州。请苏州的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宋教仁做政务厅长，掌握南京城的政务。这是孙中山回国前的事情。此时宋教仁不足三十岁，血气方刚，作为革命党的首脑人物，以为光复了南京，乃是天降大任于革命党，只要总揽大权，即可轻易打倒满清。但是，他没有想到脚下各处都是陷阱，革命的浪潮波涛汹涌，群众的心理变化莫测，朝不知夕，破绽逐渐暴露出来了。就在推选大元帅、副元帅时，闹了很多的别扭。他想既然南方已定，就要推选大元帅，最初以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反对最激烈的是浙军的将领朱瑞他们，说败军之将怎么能做元帅呢？他们是打下了南京的胜利之军，黄兴是汉阳败将，不能做元帅，最后只好倒过来，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元洪还是留在武昌，由副元帅代行元帅之职，到南京建立政府。革命还没有成功，但是革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内部的争权夺利。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回来了，回来的很巧，就摘了革命的果子。仿佛水到渠成。
当然宋教仁也有很多的失策，他不是神仙，也预料不到每一步的变化。北一辉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上讲：“昔者革命儿拿翁(拿破仑)，得悉巴黎危急，弃其军在埃及沙漠，单身归京。但孙公至今尚未归来，实为愚不可及。不过，随着武汉起义骤然爆发，身在美国的孙逸仙顿时全身罩上五彩光环。对于完全封锁在秘密铁函中的中国革命党的突然起爆，全世界不明其所以然，惟有将孙与中国革命视为一体。如所周知，拿翁冲破敌舰的封锁径自回国，但不见得比拿翁更伟大的孙，却缺乏直接回国的决断。他戴着五彩光环先在欧洲几国风光了一番，然后就以英雄的姿态站在上海埠头了。……比华盛顿还忠厚老实的孙逸仙，就在日本人的保驾护航之下安全回国，完全符合他提倡的依靠外援的美国式情结。”
自1907年以来，他一直对孙中山不满，却又说孙中山比华盛顿还忠厚老实，这是一个正面评价吗？其实，仔细一看，还是指向他所说的孙中山有“依靠外援的美国式情结”。他接着说：“英雄就在我们的眼前耸立起来了。对俘虏和败将表示不满的群众心理发酵了在大元帅之上必须得有英雄人物的想法。”谁是俘虏？黎元洪。谁是败将？黄兴。两个元帅，一个是俘虏，一个是败将，群众当然不满足，群众需要英雄，英雄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没有打一枪一炮，但是他没有成为俘虏和败将。对于这样的一个结局，北一辉极为不满，所以他说：“因世界之误判使之身披光环的孙，在获得本国同志拥戴之前，首先得到数百名日本浪人在他脚下顶礼膜拜的礼遇。”孙中山带着这些日本浪人来到上海，受到英雄一样的欢迎。
孙中山要做大总统，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与宋教仁的关系，宋当时对孙中山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孙中山到了上海先对宋发了封电报：“文离开袓国已十余年，今日得以重踏故土，乐不可言，此全赖诸公所赐。”这封电报是向宋教仁伸出橄榄枝，宋教仁却不乐意孙中山做大总统。当北一辉向宋教仁说了这件事情后，宋满面通红，严词说：“我已经被兄的大元帅说所误，又被黄的优柔寡断所误，如果再被孙的空想所误，这革命将何以处之？黄君食言不来也罢，我有兵力。但我绝不允许孙辈踏入这城门一步！”
这番话说得很清楚，最早建议设立大元帅和副元帅是北一辉，而黄兴优柔寡断迟迟不到南京来上任，现在他反对孙中山这个空想家来南京，决不允许孙中山来南京，这是他当时的态度。但是张继来了，张继做了说客，张继1907年在日本也是反对孙中山的。张继游说宋教仁，说服了宋教仁与孙中山握手言和，宋教仁终于同意孙中山做总统，一笑泯恩仇。
孙宋和解，北一辉认为这太具有戏剧性了，原来两个人都已闹翻。他最后感叹说，“此后的事实表明，宋君乃天底下最最不幸的命运之子。就在他的手与孙的手紧握之际，他不知道他的脚已被孙中山的手下的马君武紧紧缚住了。”他后来挨了马君武一拳头，马君武把他的眼睛都打出血来了。宋君对孙君的美国理想让步，虽设置了总理，但不负全责；大总统本身掌握大权，任命官员。对于这种让步，宋教仁向北一辉辩解说：“现在的临时政府，仅仅运作到北伐成功为止，今日最要紧的是讨满与共和的协调团结，美制与法制的孰优孰劣应该是天下统一后再解决的问题。”北一辉愤然说：“如果不南北议和，如此不堪的中央政府，最多撑一个多月就必定土崩瓦解。”面对北一辉的愤怒，宋教仁报以冷静的微笑。但他接受了北一辉的建议，准备出任法制院总裁。本来他的职务是内政总长，但是由于马君武等人的极力反对，他做不成内务总长，只能去做法制院总裁。时刻不忘政治考虑的宋教仁，还决定推选湖北都督府的民政长汤化龙做法制院的副总裁。
对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最初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包括《临时约法》对总统制、内阁制的设计，已经有两个学者对此有出色的研究，这两个学者都是留美的，一个叫张佛泉、一个叫鲍明钤。鲍明钤的著作最初是用英文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在1924年出版了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中国的民治主义》，就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过这一段政体之争，对当时设计的这个政治制度的缺陷有详细分析。鲍明钤后来是朝阳大学的教授。张佛泉也是一位政治学家，是胡适欣赏的年轻学者，他早期写的几篇文章，讨论了民国初年政体设计的缺陷，现在看来仍旧是很有见地的。
很多人都认为宋教仁是沟通中日的最佳人选，他自己也愿意担任遣日全权代表，两次表示愿意在中日之间做桥梁。参议院虽然通过了这个任命，但是由于形势发展的太快，他没有机会踏上前往日本的轮船。中国要顺利的完成和平的政体的转型，日本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这是他当时曾经想过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他鉴于当时南北对立的现状，权衡各种利弊得失后，提出在孙大总统下面设立责任内阁。同时，又保持孙中山的地位。这件事情引起了胡汉民他们的极力反对。这个争论，关于总统制和内阁制的争论，或者是法国体制和美国体制的争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争论。
宋教仁发现自己在民国初年的政治的斗争当中已经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所以他一门心思把精力放在另一个方面，专心于组织国民党，把同盟会改造成国民党，希望自己能够当上实权总理。终于在1912年的冬天到1913年的春天举行的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国民党掌握了参众两院的多数选票，他已完全有可能被选为总理。作为国会多数党的领袖，未来的正式大总统也不能不受到他的制衡。他既不想让南孙当总统，也不考虑让北袁当总统，而是想让第三者——被认为最愚笨懦弱的黎元洪——来当总统。这些因素或许都构成他被暗杀的原因。宋的意图是：实权由革命党掌握，让黎元洪担任虚位，来度过这个危险的过渡期。北袁南孙当然不会不知道宋的心思。宋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所以，宋教仁必死无疑矣。
探究革命因果
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不仅有他的回忆，更重要的是他的政策建言，他之所以要写下《支那革命外史》，目的是要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看的，不是给我们看的。所以这本书相当于他对中日关系的一个建言。他把自己亲历的中国革命和他对中国的见解杂糅在一起，写成了这本书。其中有与史实不合之处需要警惕，但同时他也提供了独家的、不可替代的史料和思考，具有珍贵的、不可复制的价值。可以说，这本《支那革命外史》是令人纠结的一本书，中国一直没有译为中文，日本人一直不愿多说，一本令人尴尬的书。他后来作为法西斯理论的缔造者被枪毙，更没有人愿意去谈论他和这本书了，但是这本书仍然很重要。在这本书的绪言中，北一辉说：
从中国革命党秘密结社起，鄙人就与该党的领袖和执行人物秘密接触且共同奔波达十年之久。虽然尚有其他数名日人同志均为豪士俊杰，但由于所交所视所行各有不同，故鄙人自有个人之独特见解。十年岁月虽然不长，但与革命领袖们朝夕相处，亲身耳闻目睹，在出生入死间得到第一手的资科和体认。所以，鄙人所云者绝非书斋里的空头议论，也非街头巷尾的流言蜚语，乃系对中国革命党和革命中国的有根有据的说明。
对于孙中山的理想，他有这样的分析：
鄙人参加秘密结社时代的中国同盟会时，在孙逸仙的家中当着他的面发誓立盟。……但是，通过漫长的岁月观察和严酷的事实，不得不得出这样的断言：孙君的理想从最初的倾向开始就是错误的，中国所要求的东西与孙君给出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假如这断言是正确的话，那么通过他来考察革命运动、认识革命的中国，就不能不说是徒劳了。而视孙逸仙之名为中国革命化身的观察家，当他们认真探讨革命党的真理想和革命中国的真要求时，就不得不面对孙逸仙的美国理想（孙乃亲美主义者）基本上不是中国革命党的理想和不符合中国的要求的事实。
孙君的中国与古德诺的美国，两者的立国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北美的建国者是那些为了信仰自由而不惜离开君主国家的移民的后代。美国人自诩他们的国家乃自由之乡，大多数的移民身上流着清教徒的血液，自由成为贯穿这个国家历史的国民精神。中国则与其完全相反，百姓遵奉与自由相反的服从式道德，即所谓孝顺父母和忠于君王的忠孝两全模式，齐家治国平天下。换言之，中国人是在统治道统异常发达的历史下生活的国民。
美国的立国淬炼出一批崇仰自由的移民，中国数千年的歴史则鞭打出一大群奴隶。美国和中国根本是从立国精神到历史发展方向迥然不同的两个国家，孙君生搬硬套的空想也未经美国人的充分论证，就自以为是的跃跃欲试。在世界上的共和国当中，只有美利坚合众国未经反动与革命的反复较量，立国就是简单的分离，毋需依靠革命。所以，大总统负全责，在反对党监督下领导国家，国民充分享有反对的自由和监督的自由。
对于那些自由尚末觉醒或正在觉醒但仍被专制的历史惰性牢牢抓住的国家，绝不可能实行像美国那样的制度，也不会拥护自由。这就是说，只有像美国那样实行两党对立政治的国家，才拥有反对的自由、监督的自由、批评攻击的自由、轮流执政的自由。而对那些不允许反对党存在，不将所有的自由蹂躏光绝不甘心的一dang专制政治而言，在野党似乎成了“叛徒”的代名词。
假如在中国的立国和它的漫长的历史中找不到赞成在野党自由的国民之自由精神，那么孙君抄袭美国式大总统政治的理想，从逻辑上推想，反而会背叛民主自由而让专制登台。
一百年后重温北一辉的这些想法，固然他对孙中山的反对带有个人偏见，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值得我们斟酌和深思。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要重新认识北一辉，需要重新看待他的《支那革命外史》。这本书中，他分析辛亥革命的因果关系：
为什么中国要采用共和政体？为什么孙逸仙被推举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呢？袁世凯怎么成了大总统？孙君怎么成了木偶？对孙黄谭宋等人的成败得失自有人予以褒贬，鄙人论述的目的则在于研究革命的因果关系。世人对于在武昌首义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有二十二行省之一半呼应，三个月就达到推翻满清的目标，认为乃中国的雷同民族性所致。殊不知革命的炸药早就藏在汉译书籍中被埋在三百九十一万平方英里的中国国土中了。鄙人也曾与中国友人一起战斗，归来后反遭官府的监视。革命乃书生之事业，那些靠官吏录用考试及第者对此是不可能产生共鸣和理解的。一个堂堂帝国，何必为见到雏鸭入水而狂乱如鸡？日本不应该对中国采取霸道的态度，应以其雄浑的思想，在破坏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业中尽一份棉薄之力。中国的新理想几乎全来自日本的思想。而孙君的照抄美国，不过是形而上的革命空想也。对日本而言，切不可以重蹈英国漠视对法国革命应有的责任和荣誉的覆辙。
他在思考辛亥革命时认为，真正要关心的不是谁成谁败，而是要探讨革命的因果关系，就是他提出的日本如何影响中国，日本的思想如何影响中国这个命题。北一辉真正想探究的其实是这样一种因果，而不在那些个人包括孙、黄、谭、宋的成败得失，或个人恩怨。他讲到正是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的策划孙黄联合才有了同盟会，这是一个丰功伟绩，希望邻国史家往后编纂民国史时不要漏掉这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分析——
孙中山的美国思想过于浓厚，令革命运动带有太多的世界主义色彩；而黄兴一系毋宁说具有排外的国家主义思想，所以两者的距离相差太远。提倡反清复明的章太炎出狱了，作为三百年不世出的大文豪，以其盛名给革命队伍注入了炽烈的国粹觉醒。实际上，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各有各的代表，代表了各个侧面。还有一个人，大陆豪雄谭人凤则率领哥老会会党在长江流域一带割踞称雄。这是他提出的第四条路，第四条道路。孙君革命之初提出的广东独立案与黄、谭他们致力于反清复明运动在根本性的国家观念上存在着不可踰越的沟壑。更由于章太炎的鼓吹和日本思想的普及，进一步深化了这些领袖们的觉醒，孙君的世界民主主义与其他领导人的国粹复古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等不得不分手乃理所当然之事。
整个的革命阵营内部充满了不同的思想倾向，而日本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谭人凤也曾长期居留日本，受到日本的影响。他对谭人凤有非常高的评价，认为谭是纯正的中国本土的豪雄，中部同盟会的主干。中部同盟会就是由谭把一批青年书生和哥老会的各个山头捏在一起的一个反清兴汉组织，他把谭视为中国气运的化身，认为谭的身上包容了爱国革命党的力量，能把中国从一个堕落的中国变成一个正派的中国，利用“东方魂”来改造腐败堕落的中国。
宋教仁的国家主义者集团视作为国粹会党化身的谭人凤为党的领袖绝非是偶发的或一时性的联合，而可看成是牺牲心理的共鸣和相同思想系的合理融合。
虽说附有将来有机会不排除两个系统联手的条文，但难以掩饰两者（谭宋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与孙领导的同盟会）分离的实质。
老谭（谭人凤）以“连络部长”和“文事部长”之名与诸省同志声息相通，宋、范两君则己牢牢掌握《民立报》——可惜两君前后横死，只剩下谭翁一人长寿，空悲切！
如斯不济的黎元洪、三天后（武昌起义三天后）姗姗来迟的谭人凤、在上海沉思的宋君、在香港灰心的黄兴、还有正在美国耽读华盛顿传的孙逸仙君──这就是当年中国革命党领袖们的众生相了。
宋教仁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但是年轻的宋教仁没能掌握中国的气运，最后他给宋教仁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
故人宋教仁君，其不幸生涯宛如慧星般迅速消失在空中的我的好朋友呀！他上北京组织国民党，在能决定正式大总统的总选举中取得可以控制两院的绝对过半数大胜，这可吓坏了袁。而辛亥的武昌一夕谈令黎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东下长江，其熠熠光辉开始为众人所仰视。作为卓越的革命家，当他横死于上海火车站，那些以前谗诬垢骂他的人都一改口风，盛赞宋乃肩负整个革命党命运的伟人。他在革命党内的统率地位至此才浮上水面。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在号令革命党的国民运动了。
“肩负整个革命党命运的伟人”，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北一辉对宋教仁的评价。如今这位伟人死了，革命党的命运逆转了，中国的命运也就此逆转了。阅读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我深感有许多问题值得重新思考，比如，在中、日两国急剧变动中，一代青年对国族命运、东亚命运的思考、行动与牺牲。那一代青年，包括宋教仁和北一辉他们，在那样的时代中他们是如何主动地回应了时代的剧变，无疑他们当时选择的是行动，是革命。
怎样重新定位或反思处于文明转型中的中日命运共同体、东亚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日两国是有血缘关系的，有着很深的文化血缘，不仅都是黄种人，而且文化是共通的，近代以来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北一辉和宋教仁两个“八零后”在那样的时代里作出的抉择，也是一个如何共同面对文明转型的选择，北一辉亲身参与了中国革命，而且参与得相当深。中日命运共同体其实也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个部分。
如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看待个体的命运和牺牲。像宋教仁、谭人凤、北一辉，像孙中山、黄兴，乃至很多无名的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人，包括那个向宋教仁开枪的武士英，难道不也是悲剧吗？难道他不是牺牲者吗？无论俘虏、败将、英雄还是凶手，都是悲剧，无论是伟人是懦夫，都是悲剧。一个个个体生命，在这个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尤其在风雨飘摇的时代转折当中，各自怎样选择自己的未来，有没有机会选择未来，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进一步思考。
（本文系作者为北一辉著、董炯明译《支那革命外史》撰写的导读，由作者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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