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

简评

对勒庞及其著作我在《乌合之众》的书评之中说过，简单说，其观念是在现代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建立之前，有太多的基于自身范式的主观臆断和偏见，而这恰好印证了其中正确的那一部分，人是感情偏见支配的生物。虽然不推荐阅读，但有助于理解100年前保守主义与今天的同与异。

第一部分 革命运动中的心理因素

第一篇 革命的一般特征

第一章 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一场革命的根源通常是理性的，但不要忘了，酝酿革命所需的理性，只有在转化为情感时才能够对大众起作用。人们带着理性逻辑抨击弊端，但为了煽动大众，仍需激起他们的欲念，此外，还得再添加上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因素，给人们的行动注入动力，才能达到目的。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哲学家们便用手中的理性逻辑，揭示了旧体制的各种弊端，唤起了变革的欲望。神秘主义逻辑从有着一定的规则且组织完整的某个社团的习俗中诱生出了信仰。情感主义逻辑释放了被压抑百年的激情，导致人们歇斯底里地放纵情感。集体主义逻辑规定着团体以及国民公会，并促使其成员采取行动，而理性主义逻辑、情感主义逻辑、神秘主义逻辑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一场革命，无论其缘由是什么，只有在深入人心后才能产生结果。大众独特的心理导致事件也具有独特的形式。由于这个原因，群众运动都具有某些鲜明的特点，描述其一便足以让人知道其他。大众是一场革命的目的，而不是起点。大众是一个中性的事物，若没有一个领头者引领，它原本是无欲无求成不了气候的。大众在引领下很快便会从冲动走向行动，但无外界激励，它永不会产生冲动。

与人们的看法相左的是，极为保守的人民热衷于最暴力的革命。源于保守，因而他们无从知晓，演化要缓慢，自己方能适应环境变化这个道理，当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他们被迫迅疾投入其中。这种突进的演化构成了革命。

与人们的看法相左的是，极为保守的人民热衷于最暴力的革命。源于保守，因而他们无从知晓，演化要缓慢，自己方能适应环境变化这个道理，当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他们被迫迅疾投入其中。这种突进的演化构成了革命。

第二章 宗教革命

在宗教革命中，信奉者无法借助实践来揭示他们被蒙骗了，因为只有上了天堂才能证实这一点。而在政治革命中，学说的错误可以很快被实践所证实，并必定被人们所抛弃。

在督政府末期，雅各宾主义信仰使得法国陷入了毁灭、悲惨、绝望的地步，连最狂热的雅各宾主义分子自己都不得不放弃了他们的主张。仅有几个无法通过实践验证的理论原则如“平等可以为人们带来普遍的幸福”得以保留下来。
沉湎于救赎的路德尤为害怕魔鬼，连忏悔都难以使其平静，于是千方百计寻求最有效的手段来取悦上帝，以免受炼狱之苦。
他从最初抨击教皇贩售“赎罪券”，到后来完全无视教会和教皇的权威，连宗教仪式、忏悔、圣人祭祀都一并加以谴责。
路德宣称，基督徒除了《圣经》以外，不该有其他的行为准则。此外，他还认为，没有上帝的圣宠，任何人都不应得到救赎。
最后这条教义，也即所谓灵魂归宿预定论，连路德本人对此都有些无所适从，不过加尔文对其做了精确定义。
加尔文规定，预定论是大部分新教教徒都应遵守的一种教理的基础。他说：“很久以来，上帝便预定了有些人要受到火刑，而另外一些人则将得到救赎。”为何如此不公？原因很简单，“这是上帝的意志”。
由此看来，加尔文不过是发展了奥古斯丁的某些断言，全能的神应为取乐而制造出了生灵，但仅是为了让其永受炼狱之苦，而不顾及这些生灵品德和行为的好坏。一种如此不堪的胡诌居然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并仍将继续让众多的灵魂为之折腰简直是一大奇观

加尔文的心理学与罗伯斯庇尔的心理学如出一辙。和后者一样，加尔文对事实的真相了然于胸，因而对于不赞同其教义的人，加尔文便将之处死。他信誓旦旦地说，上帝意欲“在有人质疑其荣耀时，就让整个人类消失”。
加尔文与其信徒的例子表明，理性认为最荒谬的事情在受到信仰蒙蔽的人看来，都是极其正常的。从理性逻辑看来，既然无论做什么，大家都坚信自己是被救赎或是被诅咒，那么基于灵魂归宿预定论来建立道德也就是不可能的。然而，加尔文却毫不费力地做到了，他在一个完全非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极为严厉的道德。他的信徒们自视为上帝的选民，由于自视甚高，他们充满自豪感，甚至认为自己的行为堪称楷模。

新的信仰不是通过演说，也非经过推论，而是通过上述机制得到了传播，也即通过强词夺理、一而再再而三、精神传染和个人威望得以传播的。革命思想后来在法国的传播也是如此。

我已重复过，不宽容总是与强烈的信仰相伴随。宗教及政治革命已经无数次验证了这个结论，我们还知道，相似的宗教其信徒间的不宽容要比疏远的信仰，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护教者之间的不宽容为甚。如果认为是信仰导致法国长期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那么人们就会注意到，信仰间的差别其实都只是在细枝末节处。天主教和新教都极为崇拜同一个上帝，只是在崇拜的方式上有些差别。在信仰形成的过程中，如果理性能够起到一丁点儿作用的话，人们就会明白，上帝对于以哪种方式来膜拜他是不介意的。

理性无法触动信奉者的大脑，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继续他们的鏖战。君主们促使二者和解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卡特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 Médicis）目睹着改革派在酷刑胁迫下反而日益壮大并且吸引着数量众多的贵族和官员加入进来，仍幻想着让二者停止冲突，于是便在1561年在普瓦西召开主教和牧师会议，意图撮合这两种教义。这样一番心思突显了梅迪奇王后对神秘主义逻辑是多么的无知，尽管她很精明。人们在历史中还找不到有关通过辩驳就改变信仰的例证。梅迪奇王后还不知道的是，宽容在必要时可以发生在个体之间，但宽容在集体间是不可能出现的。她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与会的神学家们引经据典，相互攻讦，但却无一人产生动摇。梅迪奇认为最成功的莫过于在1562年颁布的一项敕令，赋予新教教徒们集会并公开举行礼拜活动的权力。

从哲学的立场来看，这种宽容是值得推崇的，但从政治的角度而言，这是不明智的，这种宽容除了激怒双方之外，不会有其他结果。

所谓宗教战争让法国长期处在血雨腥风之中。城市遭到蹂躏，居民遭到屠杀，冲突瞬间便呈现出了宗教或政治战争特有的野蛮特征，这一幕在随后的旺代战争中得到了再现。
老人、妇女、儿童，都遭到屠杀。一个叫德奥佩德（D’Oppede）的男爵堪称是“劳模”，他是艾克斯市议会的第一任议长，在十天的时间里，指使人极端残忍地杀害了3000人，摧毁了三个城市以及22个村庄；蒙吕克（Montluc）堪称卡里耶（Carrier）的前辈，让人将加尔文信徒活生生地投掷到井中，直至井被填满。新教教徒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甚至连天主教教堂也不放过，他们对待坟墓和雕像的手段和后来国民公会对待圣德尼皇家陵墓（Saint-Denis）的手段完全一样。
法国在这些浩劫的影响下，在亨利三世统治的后期，逐步分崩离析，被肢解为众多的结成联盟的小城邦共和国，各自为政。皇家权力逐步丧失。布卢瓦邦向逃离首都的亨利三世坦诚了自己的想法[2]。1577年，旅行家李普马诺（Lippomano）穿越法国，历经奥尔良、布卢瓦、图尔、普瓦提埃等大城市，所到之处城市悉数被毁，教堂成为废墟，坟墓被捣毁。这几乎也是督政府末期法国的景象。
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中，留给人们最为灰暗的记忆是1572年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Saint-Barthélemy）事件，虽然被屠杀人数不是最多。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下令屠杀的。
不需要特别深奥的心理学知识就能明白，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下令这么做。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不是皇室的罪行，而是群体性的犯罪。卡特琳·德·梅迪奇觉得自己和国王的性命受到了四五个在巴黎的新教首领所策划的阴谋的威胁，于是按照那个时代通行的做法，派人上门刺杀了他们。巴蒂福尔（Batiffol）对随后而来的大屠杀作了非常清楚的解释。
“一听到所发生的事情，整个巴黎立刻谣言四起，说要屠杀胡格诺教徒，于是天主教贵族、卫士、弓箭手，都立刻拿起武器冲上街头，进行杀戮，大屠杀就这样在‘杀死胡格诺教徒！杀死胡格诺教徒’的叫嚣中开始了。”凡被认为是异端分子的都难逃厄运，或被打死，或被溺毙，或被绞死，仅在巴黎就有2000余人被杀死。
由于精神传染，外省的民众也群起效仿巴黎的做法，有六千到八千新教教徒被杀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狂热慢慢降温，所有的历史学家，包括天主教史学家，都对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感到痛心疾首。他们表示，以现在的视角，着实难以理解当时的精神状态。
事实上，在当时，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不但没有受到指责，反而在整个欧洲的天主教阵营中激起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狂热。菲利普二世在得悉此消息后，高兴得语无伦次，法国国王所收到的祝贺之多，堪比其赢得了一场伟大战争。
尤其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更是难以掩饰喜悦之情。为纪念这一欢乐时刻[3]，他令人铸造一枚奖章，点燃两堆节日焰火，鸣响火炮，举办庆祝集会，并召集画家瓦萨利（Vasari）在梵蒂冈的墙壁上描绘杀戮的主要场景，随后还差遣一位使节前往法国面见国王，对其这一壮举大加褒奖。有了这些历史细节，人们方才懂得信仰者的灵魂到底是怎么回事。雅各宾分子在大恐怖时期[4]的精神状态和格列高利十三世的精神状态相类似。
面对这样的大屠杀，新教教徒们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也取得了收获，到了1576年，亨利三世被迫向他们做了让步，颁发《博利厄敕令》（Edit de Beaulieu），允许他们自由集会并掌控八个要塞，而且在议会中，天主教和胡格诺教各占一半的席位。
被迫所做的让步根本无法持久。吉斯公爵（duc de Guise）领头组建了天主教同盟，战斗继续进行。但是战争不能无休无止。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Edit de Nantes）并宣布放弃新教信仰[5]，冲突因而告一段落，双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平安无事。
冲突得到缓和，但并没有结束。到了路易十三时代，新教教徒们又不安分起来，黎塞留被迫于1627年围攻拉罗歇尔（La Rochelle），造成15000余名新教教徒死亡。随即，政治抱负远大于宗教抱负的这位枢机主教对新教教徒又变得极为宽容。
但这种宽容无法长久。对立的信仰，一旦一方感觉有实力支配另一方，那么在对峙时便会不惜余力地毁灭对方。在路易十三时代，新教派从多数派变成了实力最弱的一方，于是便高挂免战牌，老老实实地过日子。此时的新教教徒人数大概在120万人左右，拥有600多个教堂，有700名左右的牧师负责管理。法国领土上出现的这些异教徒，让天主教士难以容忍，人们用各种手段对其加以迫害，但是效果甚微，于是路易十四于1685年使用龙骑兵对新教教徒加以迫害，造成大量新教教徒死亡，依然无果而终。需要采取一些一劳永逸的手段。在教士以及博絮埃（Bossuet）的压力下，《南特敕令》被废除了，新教教徒被迫要么改变信仰，要么离开法国。这种凄惨的移民持续很长时间，据称，这让法国人口减少40万，减少的这些人都是极为刚毅的人，因为他们毅然听从信仰的召唤，而不是利益。

宗教革命赋予一个民族一个道德体系，往往会极大促进其物质力量的发展。穆罕默德建立起的新信仰，将那些弱小的阿拉伯部落改造成为了令人生畏的民族。
新的宗教信仰不仅使得一个民族的精神得到统一，它还可以显著改变一个几乎不可改变的事情：一个民族的情感。这是任何哲学、任何法典都无法做到的。
人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生的宗教革命中最伟大的革命——推翻了异教，用一位来自加利利（Galilé）平原的神取而代之——观察到这一点。新理想要求人们放弃全部的尘世之乐，以寻求天堂中永恒的极乐。这样的一种理想很容易被奴隶、穷人、不幸的人所接受，因为他们此生已经没有了幸福可言，于是人们给他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以替代眼前毫无希望的生活。清戒的生活容易被穷人所接受，但富人也可以接受。这点展现了新信仰的力量。
两千多年来，基督教革命不仅改变了德行，它还给文明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种信仰成功了，文明的所有因素自然就要立即适应这种信仰，文明很快也就被改变。作家、文人、艺术家、哲学家，只是用自己的作品来表现新信仰的思想而已。
一旦某种宗教或政治信仰取得成功，理性便对它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但信仰总是念念不忘去阐释理性、证实理性并强加理性。在摩洛克神（Moloch）时期，可能会有诸多的布道者、神学家在论证以人祭祀的作用，这与人们赞誉宗教裁判所、美化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及大恐怖时期的屠杀如出一辙。
不要过于指望持有坚定信仰的人能够有多宽容。只有古代社会里那些多神论者才拥有宽容心。现代社会里讲究宽容的国家是认可多神论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在这些国家里有着不计其数的宗教派别。同一个名称的诸多教派，其信奉的神也是五花八门。
繁多的信仰，成就了宽容，成就了弱势的信仰。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难解的心理学问题：如何在坚持宽容的同时又能坚持信仰。
上述资料表明了宗教革命的巨大作用以及信仰的力量。尽管其理性价值不值得一提，但宗教革命塑造了历史，避免了没有信仰、没有力量的民众成为一盘散沙。人类在任何时代都需要信仰，以便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任何哲学都不能替代这些革命。

第三章 政府在革命中的角色

一个国家真正的引领力量，是非人为因素构成的行政机构，它们不受体制更替的影响。它们是传统的守护人，虽不显山、不露水但却连绵不绝，构成了一种隐匿的权力，其他的一切都得向它低头。这种权力的作用正如本书要分析的那样：形成一个隐匿的国家，要比形式上的国家更为强大。

第四章 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百姓目不识丁，他们不奢望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在社会阶梯上攀爬，也丝毫感受不到与贵族平起平坐的意义，他们本来也不想这样，人民的看法和利益都与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层极为不同。
国民公会和王权之间的斗争促使国民公会把人民牵扯进来。人民在其中越陷越深，资产阶级大革命很快演化成为一场人民革命。
一个没有力量的思想，只有依仗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才有所作为，为了打动人民，资产阶级理论思想变成了一种清晰的新信仰，它带有明显的功利因素。
这种转变是迅疾的，当人民听到眼前被视作政府的那些人对它保证说人民翻身做主人后，自视为受害者的人民大众便开始洗劫、纵火、屠杀，并自以为在替天行道。
革命定律的巨大力量在于释放出被传统、法律、环境长久压抑的原始野蛮的本能。
于是，所有的社会约束日渐坍塌。民众体味到了拥有无限权力以及追捕、洗劫前主人的快感。成了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民众，还会有什么不敢干的？

大众心理学的规律表明，没有领导人，人民是无所作为的，人民是因听信怂恿而信心满满地大规模地投身革命的，但他们绝不会成为所参与的运动的领导者。

这个群体可以被分解为两个迥异的类别。第一类由农民、商贩以及各类工人组成，他们需要安宁和秩序来从事生产。这一类人占了人民的多数，但却是一类绝不想革命的多数。他们只想平静地过日子，因而被历史学家忽视。
第二类人是由一群在犯罪意识支配下的具有颠覆性的社会边缘人组成。他们因酗酒和贫困而堕落，成了小偷、乞丐、一文不名者和没本事的失业工人，他们组成了起义军中一个危险的群体。他们是国家一切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
因害怕惩罚，这类人中的大多数在平时都是老老实实的，不过，一旦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他们罪恶的本性便暴露无遗。
让每一次革命变得血腥无比的大屠杀就是由这群阴森恐怖的乌合之众所为。
这类群氓军人，在其头目的带领下，不断冲击主要的革命议会。这群捣乱的军人没有别的想法，只想着屠杀、抢劫、纵火。他们完全不把革命原则和理论当回事。
通过精神传染，并受到运动的吸引，一群游手好闲且无所事事的人又加入到这群来自人民最底层的群氓中。听到别人高呼口号，他们也跟着呼喊口号，看到别人起来革命，他们也跟着革命，但他们却连喊口号、闹革命的最基本的目的也一无所知。这是受氛围感染的随大流、凑热闹行为。
这群心存歹念且不安分的人，却是自古至今一切义军的核心分子，是演说家们唯一看上眼的人，也是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人民。实际上，这里的至高无上的人民正是由梯也尔[7]（Thiers）口中的群氓构成的。
梯也尔说：“自从塔西佗目睹了群氓们为皇帝们的暴行欢呼雀跃的情形之时起，群氓卑劣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这些野蛮人在社会底层繁衍生息，随时准备响应权势的召唤。他们以其累累罪行让社会蒙羞，让一切建树都背上骂名……”

自野蛮的大众没了约束伊始，也即自1789年起，早在国民公会之前，大屠杀便已开始了。大屠杀手段的残忍令人发指。在“九月大屠杀”[8]事件中，人们用马刀一刀一刀地割着囚犯们的肉，这样做既延长了囚犯们的痛苦，又让目睹这惨绝人寰的情景的旁观者们感到莫大的快乐。
类似的情景在法国屡见不鲜，甚至在大革命之初也是如此。对外战争等任何借口都不足以来为此类暴行开脱。
从5月份到9月份，一系列的纵火、谋杀、抢劫等，让法国血流成河。鲁昂、里昂、斯特拉斯堡等都相继落入群氓之手，泰纳（Taine）记录下了发生在上述地方的120个事例。
特鲁瓦市市长的双眼被用剪刀挖出，并在被折磨几个小时后死去。龙骑兵上校贝尔曾斯（Belzunce）被活活剁碎。很多地方，都可见到受害者的心脏被剜出后挑在矛尖上招摇过市的情形。这就是束缚底层民众的体系被轻率解除后，群氓们在原始兽性不受控制的情况下的所作所为。这些暴行得到姑息的原因，就是政治家们要迎合他们以便从中获益。可以设想一下，在那一刻，这数千人融合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残忍的、偏激的怪兽，其状恐怖，连世上最嗜血的暴君都难望其项背。
然而这群暴戾而残忍的人，一旦遭遇到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又会变得极其乖巧。这群人的残暴是无边的，他们的奴性也是无边的。所有的专制者都对其大加利用。而恺撒一类的强人，如卡里古拉[9]（Caligula）、尼禄（Néron）、马拉（Marat）、罗伯斯庇尔或布朗热（Boulanger）等，则是这群人的偶像。

第二篇 革命中的主流心理形态

第一章 革命中个体性格的变迁

第二章 神秘主义心理和雅各宾心理

第三章 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第四章 革命群众的心理

瞬间形成的集体灵魂是一种特殊的情结。其主要特征便是：完全处在一些无意识的因素支配之下，并服从于一种特殊的逻辑——集体逻辑。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群体特征如极端的轻信、敏感、轻率以及理智的缺乏等。断言、传染、重复、威望是唯一说服他们的方式。事实和经验对他们不起作用。可以做到让群众接受一切，而在群众看来，一切皆有可能。
由于群众的极度敏感，因此他们的情感，无论好坏，都是夸张的。在革命年代，这种夸张尤为明显。一点微不足道的刺激便可促使群众做出可怖的行动。在平时就泛滥的轻信，到革命时期就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最为离奇的故事他们都相信是真的。

第五章 革命议会心理学

第二部分 法国大革命

第一篇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

第一章 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

第二章 旧体制的心理学基础

法国国王们的权势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并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巅峰，随后便迅速地衰落。因此说路易十六专制的确非常牵强。
所谓当家人实际上是宫廷、大臣、教士和贵族们的傀儡。他所做的事不过是别人强迫他做的，极少是其本人愿意做的。他的自由并不比其他法国人多。
君主制的巨大权势源于神圣的血统以及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传统。这些传统形成了一个国家真正的骨架。
旧体制崩溃的真正原因就是作为其根基的传统的式微。当传统在被一再质疑以至于乏人拥护后，旧体制便像一栋根基被掏空的建筑物一样轰然倒塌。

第三章 大革命期间的精神无政府状态以及哲学家们的作用

第四章 法国大革命的心理幻象

第二篇 大革命期间神秘主义、集体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的影响

第一章 制宪议会心理

托克维尔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但它采用的方式和外在的形式却与一场宗教革命无异。从几个特征和规律来看，大革命都与宗教革命相似，大革命不仅像宗教革命一样传播甚远，而且还像它一样，以预言和布道来贯彻。一场政治革命激发起了人们对新信仰的热忱，人们热切地劝说外国也开展他们在自己国家中如火如荼进行的革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景象！”

在大革命时期，每个人都会依据自己的期望，为自己的新信仰找到一件理性的外衣。人们看到大革命只是将祸害他们的等级制和宗教的、政治的专制统统加以废除了。像歌德（Goethe）这样的作家和康德（Kant）这样的思想家都认为这是理性的胜利。一些外国人如洪堡特（Humboldt）甚至还来到法国“呼吸自由的空气并观看专制主义的葬礼”。

大革命在付诸行动前便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酝酿着了。在上述因素的铺垫下，法国大革命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爆发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和指责与日俱增，胃口也越来越大。所有人都在呼唤着改革。
路易十六非常明白改革的益处，但是他太软弱了，根本没办法在贵族和教士阶层中进行改革。他甚至连他的改革大臣马勒舍布（Malesherbes）和杜尔哥都保不住。接连的饥荒和税赋的加重让各个阶层的贫困渐长，君主及其身边人的巨额俸金与普遍的穷苦形成了惊人的反差。
为了消除财政危机，贵族们被召集起来开会，但他们拒绝接受平等纳税，仅同意了某些无关痛痒的改革，而最高法院又不同意签署这些改革，于是最高法院被解散。各省的高等法院效仿最高法院，由此也全被解散。被解散的这些人掌握着舆论主动权，他们四处奔走呼号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而这样的会议已经有近两个世纪没有召开过了。
全国三级会议最终还是召开了。500万法国人中有10万教士，15万的贵族，他们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三级会议共有代表1200名，其中第三等级的578名代表主要由官员、律师、医生组成。教士阶层有300名代表，其中的200人是平民出身的代表，这些平民代表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站在一起反对贵族和教士阶级。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社会地位不平等、心理状态不同的代表之间的心理冲突就表现了出来。特权阶级的华丽服饰与第三等级寒酸的衣着之间产生了让人屈辱的对比。
在第一次会议上，贵族和教士代表根据他们的阶级特权，在国王面前没有行免冠礼，第三等级的代表欲效仿之，结果遭到特权阶级的抗议。第二天又爆发了一些涉及自尊的新冲突。第三等级的代表邀请单独坐在特设议事厅中的贵族和教士阶级的代表一起审议权力事宜，但遭到贵族代表的拒绝。磋商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第三等级的代表自恃代表了全国95%的人口，便根据西哀士（Sieyès）教士的建议，宣布自己组建国民议会。法国大革命序幕由此拉开。

第二章 立法议会心理

在各国反法联盟结成之时，雅各宾俱乐部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击入侵。此时，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站在一起，成了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号召群众武装起来，六十万志愿者随即获得了武器。王室认可了一个由吉伦特派控制的内阁。在这个内阁的操纵下，路易十六不得不向议会提议攻打奥地利。这项决议随即就被表决通过。
对此项决议，国王是言不由衷的。王后向奥地利泄露了法国的战争计划以及内阁会议的机密决议。
战争一开始法方便损失惨重。数个纵队受到突袭，溃不成军。巴黎市郊的人们在各俱乐部的鼓动下，确切地说，在确信国王与外国王室相互勾结之后，便发动了起义。六月二十日，起义的领导人雅各宾党人——主要是丹东——派起义者给立法议会送来废黜国王的请愿书。随后，这些人进入杜伊勒里宫，痛骂国王。
命运驱使着路易十六走向了不幸。雅各宾党人对王室的威胁激怒了众多省份的民众。人们获悉有一支普鲁士军队已到达洛林地区的边境地带。
国王和王后一直对得到外国支援抱有幻想。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1]对奥地利人和法国人的心理更是都寄予了完全不切实际的厚望，看到法国被这些狂热分子所威慑，她认为自己也能以威胁的方式来震慑巴黎人民，让他们臣服于王权的威严。在王后的授意下，费森（Fersen）谋划并公布了布伦瑞克公爵（Brunswick）的宣言[2]，宣言以“若王室受到波及，就把巴黎掀翻”一类的话来威胁巴黎人民。
然而事与愿违，该宣言激起了人民对国王的愤怒，国王被认为是入侵者的同谋，因此，他更加不得民心。从这天起，国王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在丹东的安排下，各分区代表在市政厅成立了一个起义公社，逮捕了效忠国王的国民自卫队的指挥官，让其敲钟召集全体自卫队成员，并派遣这些队员在八月十号和平民一起冲向了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六召集起来的军队四下逃窜，保护他的只剩下一些瑞士侍卫和贵族，但全部被杀死。孤立无助的国王向立法议会寻求庇护。人们要求废黜国王，立法议会宣布终止国王的职权，并让未来的议会——国民公会——来决定他的命运。

第三章 国民公会心理

但只要仔细琢磨一下国民公会“巨擘们”的心理，他们的神圣形象便会瞬间崩塌。他们都是些极端平庸的人，连为其辩护的热心人如奥拉尔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奥拉尔先生在其著作《法国大革命史》中这样说道：
人们曾说过，1789年至1799年的这一代人，完成了如此伟大的或恐怖的创举，不愧是伟大的一代，简而言之，他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人。但这是历史回顾的一种错觉。构成这一代人的公民，他们要么是市民，要么是雅各宾党人，要么便是民族主义分子。大革命便是由他们发起的，但无论从开明程度还是从智力水平来看，他们似乎并不比路易十五或路易·菲利普执政时期的法国人更高一筹。之所以他们能够名垂青史，这是因为他们身处在巴黎这个大舞台，或因为他们是革命议会中最杰出的演说家，难道他们有过人的禀赋？米拉波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但是诸如罗伯斯庇尔、丹东、维尼奥等人，他们真的比现今的演说家们更有智慧吗？在1793年，也就是在这个所谓巨擘辈出的时代，罗兰夫人（Roland）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法兰西就像是一个人才枯竭的国度；令人吃惊的是，纵观大革命，人们几乎只见一群侏儒，不见伟人。

第四章 国民公会政府

第五章 革命暴行

第六章 大革命时期的军队

第七章 大革命领袖的心理

米什莱说：“他的故事让人不可思议，与之相比波拿巴都稍逊一筹。我们没看到计谋、同党以及精心准备。我们看到的只是文人堆里的一位小律师，一个诚实、严肃，但相貌平凡、资质平庸的人。一个早晨，一场不知名的龙卷风袭来，将他吹起，顷刻间，他一跃高过了帝王，成了被供奉的对象，多么让人震惊的传奇，连《天方夜谭》里也没有这样的事情。”
或许是时势造英雄。他成了主心骨，每个人都离不开他。此时的他业已声名显赫，但我们对他迅速崛起的原因还是一无所知。我更愿意相信在他身上有一种至今不为人知的个人魅力。在这个想法的指引下，我们开始留心他成功中的女性因素。在他发表演讲的日子里，“走道里挤满了女人……观众台上有七八百人，她们使劲地为他鼓掌……在他对雅各宾派发表讲话时，常引来同情的啜泣声、尖叫声，还有足以震塌大厅的跺脚声……”夏拉布夫人（Chalabre），一位拥有四万法郎租金的年轻寡妇，还向他寄去了一封火辣辣的情书，并称非他不嫁。
罗伯斯庇尔的性格与他大受欢迎并无什么关系。忧郁的气质，智力平平，罔顾现实，沉湎于幻想，奸诈而又虚伪，他最鲜明的特征便是极度的傲慢，这种傲慢一直膨胀至其最后的时光。他俨然就是一个新教义的大祭司，自诩为上帝在人世间的使者，负责建立一个道德王国。人们写道：“他是弥赛亚，永恒的上帝允诺他来改造一切。”

塔里安、巴拉斯、富歇等人推翻了罗伯斯庇尔就像推翻埃贝尔、丹东、吉伦特派等人一样。但人群的欢呼声让他们意识到，罗伯斯庇尔的死被看作恐怖时代的终结，于是他们急忙声称这本来就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平原派是议会中的多数派，一直任由罗伯斯庇尔残杀，现在平原派满怀仇恨猛烈攻击这个自己长期以来昧着良心为之赞美的体制，他们没法不去附和平原派。一度害怕而如今不再害怕的人其实更可怕。平原派为了一雪自己曾被山岳派胁迫的耻辱，随后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罗伯斯庇尔的同事们在国民公会中对他的顺从绝非出于本意，而是独裁者让他们感到难以抑制的恐惧，在这种因害怕而温良恭让、溜须拍马的背后，隐藏的是强烈的仇恨。
在罗伯斯庇尔死后，1794年8月11日、15日和29日的《箴言报》刊登了几位议员撰写的报道，看了这些报道，尤其是看了关于“罗伯斯庇尔、库通和圣茹斯特三巨头的阴谋”之后，人们才明白仇恨是如此之深。连奴隶都绝不会如此谩骂他没落的主人。
“一段时间以来，这些怪物连马略（Marius）[2]和苏拉最可怕的流放手段都重新用上了。”在报道中，罗伯斯庇尔被描述成一个可怕的无赖；人们信誓旦旦地说：“他就像卡里古拉一样，总想着让法国人民对他的马顶礼膜拜。他不放过一丝的怀疑，他在严刑拷打中寻找安全感。”
这些报道忽视了一点，那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权力根本没有依靠一支强大的军队，这点与他们所影射的苏拉和马略不一样，他靠的仅仅是国民公会成员的纵容。没有他们的极度软弱，这位独裁者的权势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罗伯斯庇尔是历史上最可恨的暴君之一，但他又和其他暴君有别，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士兵的暴君。

第三篇 传统惯例和革命原则之间的较量

第一章 无政府主义的最后一搏：督政府

我们刚才说到，督政府统治末期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让所有人都翘首企盼一位强势人物出面来恢复秩序。1795年，一些议员还曾一度幻想过恢复君主制。在路易十八愚蠢地宣布他要完全恢复旧体制、要将财产归还给以前的主人并且惩罚参与大革命的人之后，人们便立刻抛弃了他。离奇的基贝隆（Quiberon）战役[1]使得这位潜在的君主失去了其全部的拥护者。保王党分子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无能和狭隘，证明了对他们采取的大部分的严厉措施都是合理的。
君主制看来是不可能了，于是一位将军来收拾残局。唯有一个叫波拿巴的将军堪当此任。意大利的战役让其崭露头角。在跨越阿尔卑斯山之后，他又接连取得胜利，攻入米兰和威尼斯，在战争中，他几乎所向披靡。在奥地利皇帝决定求和之时，他指挥的军队离维也纳仅有25古法里。
尽管波拿巴已经声名显赫，但这位年轻的将军还是觉得不满足。为了进一步提升他的声望，他说服了督政府入侵埃及，以便削弱英国的力量。1798年五月，波拿巴在土伦启程出征。

第二章 恢复秩序：共和执政府

波拿巴以个人的威望迅速平息了巴黎所有的叛乱，打消了复辟的企图，并让法国因强烈仇恨而支离破碎的道德恢复完整。
波拿巴以完美有序的个人独裁取代了无序的集体独裁。所有人都从中受益，因为他的专制远没有之前长达十年的专制那么沉重。此外，鉴于他的专制受到极大的欢迎，因此有理由认为，对其感到不快的人应该寥寥无几。
之前的历史学家认为波拿巴颠覆了共和政体，如今的人是不会附和这种说辞了。他利用制度和法典将大革命成果中可行的部分如法律平等、废除特权等加以固化，从而保留了共和政体中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若没有他，这一切便无从谈起。此外，执政府也一直自称是共和政府。
如果没有执政府，取代督政府的极可能是复辟君主制，大革命的大部分成果将会得而复失。实际上，假设历史上没有波拿巴，我想没人会认为督政府在一片萎靡中还能够支撑下去。督政府必定要被那些整天算计的保王党人的阴谋所颠覆，路易十八极有可能就此登上王位，而不必等到16年后。但在这16年期间，波拿巴把大革命原则落实到习俗和法律中，由此这些原则获得了强大的力量，从而使得复辟君主不敢造次，也不敢将财产归还给流亡贵族。

若路易十八当时直接取代督政府，那么事情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路易十八恢复的是旧的专制制度，而为了废除这种制度，必然就要爆发新的革命。查理十世就是因为有了回归过去的天真想法而被赶下台的。
对波拿巴的专制感到愤怒是很幼稚的。旧体制让法国人民承受了各种暴政，共和体制的暴政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专制成了常态。但只要不出现混乱，也就不会有人反抗。

第三章 传统惯例与革命原则百年冲突的后果

第三部分 革命原则在当代的演变

第一章 大革命以来民主信仰的变迁

第二章 推进民主的结果

第三章 民主信仰的新形式

在我们的立法机构恣意进行改革、立法之际，世界继续着其缓慢的自然演化。一些新的利益格局出现了，不同民族间的经济竞争加剧，工人阶级焦躁不安。方方面面都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而夸夸其谈的政治家们却对此束手无策。
在这些新问题中，由劳资双方对峙引发的冲突最为棘手。即使在英国等传统国家，这种冲突也十分激烈。工人不再履行曾被视作劳资契约关系的集体合同，工人们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动辄便会罢工，另外失业率、贫困率之高也令人担忧。
在美国，没完没了的罢工运动阻碍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催生出了解决方案。十年来，工业巨头组织起了强大的雇主联合会，要求工人们按照仲裁程序来解决问题。
法国因自身人口增长停滞，因而不得不接受大量外国劳工，这些人的到来使得法国的工人问题复杂化[1]。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的土地快要承受不了众多的居民时，这些居民必然会侵入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人口增长停滞的国家很难应对这样的入侵。
同一个国家中的劳资之间的冲突还会因外部的竞争而加剧，如亚洲人要求低，因而工业品价格低廉，而欧洲人要求高。二十五年前，我就已经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汉密尔顿（Hamilton）将军[2]，派驻日军的前军事专员，在战争结束前就预言日本会取得胜利。在一本著作中，朗格卢瓦将军（Langlois）这样转述道：
我认为工人应该做出选择。鉴于当今的世界格局，当务之急是要培养孩子们的军事理念，使之自觉肩负起军国主义的考验与重担，甚而要为生存而开展一场残酷的斗争，以对抗势不可挡的竞争对手。要想阻止亚洲移民，避免因竞争导致工资降低，并拒绝移民进入我们的生活，办法只有一个：刀剑。如果美国和欧洲忘记自己的特权是靠武力赢来的，亚洲很快便会采取报复行为。

在漫长、动荡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从未遭遇如此巨大而严峻的挑战。陌生而阴森的一幕已经上演，一个小小的组织居然威胁要全面使一个商业和制造业王国中的商业、制造业瘫痪。由此可见，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矿工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我们有过类似的经历吗？封建大地主能这样嚣张吗？有哪个依法行事的美国托拉斯会如此藐视共同利益？我们的法律、社会组织以及各行各业彼此融为一体，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但这却让我们的社会遭遇到空前的危机，比在艰难岁月中的祖先所经历的危险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些因素第一次显示其威力，稍不留神，整个社会都将会被其吞噬……而政府对矿工的要求做出退让的表态，就等于明确承认反抗社会的那些人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