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革”与其说是证明有一个与“正统文革”(毛的文革)平行存在的另类文革,还不如说是揭示了“文革”(一个文革)中“群众”的多元杂异。文革中出现的不是一种“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式的、整齐划一的“革命群众”,而是各种各样带着个人动机、背景、目的和意向的“杂异群众”。他们的相互作用、交叉渗透的参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革的进程。
但是,毛对杂异群众一直牢牢地维持着全面控制。毛对群众的杂异性可以说是了然于胸。毛始终非常成功地在利用和控制这种杂异性,将它转化成同一股供他随意调遣,派作不同用途的基层力量。在这一点上,毛展现了他巨大的蛊惑天才和权威资本。控制局面的始终是毛,而不是任何别的企图这样或那样利用文革的个人。毛发动文革,利用的不仅是群众“热情”(亢奋),还有群众的积怨和报复欲(称北京市委为“阎王殿”),和群众的无理性暴力(文革中的斗老师,斗弱势阶级敌人)。从一开始,毛的文革就同时利用各种复杂的群众心理(各人有各人的心理或心理组合),将之统统纳入由毛的暴力强权规范导向的发泄渠道。
毛对群众的彻底宰制和群众个体的杂异动机,这两者间的关系可以用现有的两种群众理论加以解释。这两种群众理论中,一种强调群众盲目愚忠和暴力破坏,另一种强调群众有自我保护意识和在革命中寻找“羊咬狼”的机会。文革中,毛正是通过群众的狂热盲从和给群众一些“羊咬狼”的机会来挑动并驾驭群众的。
第一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勒庞(Gustave Le Bon)和弗洛依德(S. Freud)。许多论者都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极权制度下领袖对群众的彻底控制和群众运动的凶暴残忍。“红卫兵”和“造反派”便是典型的勒庞式群众。勒庞群众心理学中的“人群”是一群乌合之众。人群不需要真的聚集在一起,也能成为“心理”的众人。成千上万孤独的个人,甚至整个国家,都可以聚集为一个心理的人群。勒庞认为,人群智力低下,极易冲动闹事,法国大革命就是因为这些人才弄得血流成河。人群就象微生物,其作用就是分解已经死亡、腐烂的政治机体。人群的特征是极端冲动、非理性、感情用事、变化无常、经不起挑衅煽动。他们直观形象想事情,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群众喜欢仪式化的聚合,情绪一激动就如疯如狂。文革中的游行、检阅、忠字舞、早汇报、晚请示等就是这种仪式化的整合。群众凭直觉行事,野蛮粗暴、喜怒无常。人群有色厉内荏、欺软怕硬的本性,它挟裹着每一个人,见到稍有不同的,就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极具强制性。[注3]文革中口号震天、声嘶力竭的群众斗争会就是这种场面。
勒庞群众心理学刻划了群众“洗脑”(“思想宣传”)的过程。勒庞概括出领袖煽动信众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手法，“断言、重复和传染”。根据勒庞的观察，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但却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因此，大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这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然、上帝还是人，都不能。” [注4] 由于有这种强大持久的意志，他所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最初受到群众的赞成也许是因为其正确，但即使在已经铸成大错，思想的荒谬已经暴露无遗时，也还能操纵群众的信念。文革中,即使在林彪事件以后,群众对毛的指示照样是理解的和不理解的都一律执行。
弗洛依德是一个受过系统训练的心理分析学家,他十分赞赏勒庞对“群体心灵的极为出色的心理性格素描。”在《群众心理和本我分析》一书中,弗洛依德始终用“群众”(mass)来转述勒庞所说的“人群”(foule)。他赞同勒庞关于个人在群众中就会变得野蛮粗鲁、残忍凶暴、轻信易骗的性格分析。弗洛依德对此解释道,这是因为,个人在变成“群众人”的时候,就会抛除潜意识本能所受到的压抑,“(群众人)那些看上去象是新性格的特征,显现的其实正是压抑释放前的人的下意识,在这一下意识中,人心灵中的所有的恶都因受到遏制,而只是处在一种(隐性的)倾向状态。” 〔注5〕文革中革命群众的血腥暴力、残害和破坏,前所未有地释放了久经压抑的人性恶。
弗洛依德强调,群众是因为领袖才可能,才需要结合到一起的。群众中的每个个体都与领袖之间有一种“利比多”(性欲)的束缚关系,后者成为前者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恋对象。领袖因此对群众有一种催眠力的影响,正是在这种集体受催眠中,群众才得以相互认同。群众代表的是一种向原始游牧人群情感结构的倒退,因为原始游牧人群就是由那种对同一父亲又爱又怕的共同情感所结成的兄弟关系。〔注6〕文革中群众对毛癫狂般的父亲崇拜和热爱中同时包含着畏惧和害怕。毛控制群众的不只是他的“慈爱”,而更是出手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
第二种群众理论以卡耐提(E. Canetti)的表述最为系统。他的《群众和权力》代表一种现代群众理论脱离勒庞和弗洛依德的重要转折,把对群众的纯负面刻画转化为一种对群众的双重性和暧昧性的描述。卡耐提所分析的“群众”可以给个人以同伴的友情认同和集体抗争的力量,但也可以极端残忍地排斥、摧残,甚至毁灭个人。卡耐提在这二者间更强调群众对个人的保护作用,因为只有在群众中,人与人的隔阂才会被被扫除,个人才能免受上司权力的命令和摆布。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尤其是“造反派”组织,给参与者的就是这样一种人际相互依靠、彼此亲近的感觉。这种“生死战友”的无间关系给孤独的个体以一种他所渴望的安全感。
“指令”和“蜇刺”是卡耐提解释现代群众以及群众与权力关系的两个核心概念。卡耐提指出,“每一个指令的背后都有死亡判决的意思。”〔注7〕因为从根本上说,任何一道命令都是以不服从则可能受惩罚至死的肉体威胁为支持。每个人都不得不屈从于指令,每一道指令都在人们身上留下“蜇刺”。人间距离的重负有一部分就是由积累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蜇刺所造成的。这些指令的蜇刺应当理解成人所受的一切权威支配的指令,在人身上留下的心理后果。群众的反抗和革命,卡耐提称作为“逆反群众”(reversal crowd)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拔除这些积累的蜇刺。〔注8〕文革中造反派的行为动机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这就是一种群众的逆反。但是,这种逆反的作用是有限的,就在它冲击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时,它也加强了其他官僚或更大官僚的地位。
卡耐提说,“ 一个人是无法独自把自己从(蜇刺)的重负下解放出来的,”因此才会形成“逆反群众,为的是一大群人一起从他们无法独自摆脱的蜇刺下集体解放出来。”〔注9〕卡耐提在介绍逆反群众时,引用朱丽安(Jullien)夫人在法国的革命时写给她儿子的一句话,“亲爱的朋友,狼总是吃羊;这一次羊要吃狼了吧?”〔注10〕卡耐提把革命称作为羊群咬狼。但是，他指出，羊在咬狼之前,会先咬兔子。法国革命其实不是在7月14日发生的,而是在6月10日即已发生,它不是发生在巴黎,而是先发生在Brittany。50多个青年人在Brittany杀死了四、五千只为贵族打猎而饲养的兔子,以表示平民的愤慨,“在羊群壮胆攻击狼之前,他们先攻击兔子。在逆反(群众)直接攻击在上者之前,他们把怒气发泄在可以最轻易找到的猎物身上。” 〔注11〕文革中的造反群众最保险的斗争和迫害对象不是当官的,而是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的、早已成为人下人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家属。
卡耐提的“指令”和“蜇刺”直接指向二十世纪最令人痛苦的问题,那就是,平常的人怎么这么容易做出残忍的事情。卡耐提说,只有一种人能够受到指令而不感觉到它的蜇刺,那就是刽子手。刽子手受到的是杀害或迫害别人的指令。这种指令的威胁并不针对刽子手本人,刽子手可以立即将指令的蜇刺转嫁到被杀(或被迫害)者身上。刽子手可以心安理得地杀人,因为他是在很负责地执行命令,或者很光荣地表现革命热情。〔注12〕文革和其它各种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打手”一样,都是这样的刽子手。极权统治炮制“响铛铛的造反派”，要他们扮演和充当的也是刽子手那种暴力行使者的角色。
丁学良在一篇回忆文革的文章中,津津有味地回忆他自己在文革中用暴力“报复”而得到的痛快,便是一种卡耐提所描述过的“释放”。丁学良成为红卫兵造反派,他母亲工作的那个农场的领导“张书记”成了斗争对象。1960年左右,飞扬拔扈的张书记曾为一点小事把丁学良打成残废,他妈妈对邻居说,“我孤儿寡母,张书记要你命,你也只好给他。”
文革中，张书记被整死了，丁学良记叙道，“他是被农场造反派连连批斗而病死的。造反派们对这位走资派施加了比对其他的走资派酷烈得多的惩罚：给他戴的高帽子特别高，顶着这么高的帽子游街示众，一不小心掉下来，就会挨耳刮子。有时侯给他挂的牌子是用特别厚重的木板做的，钻两个孔，细铁丝穿过去，挂在脖子上，批斗会开两、三个钟头下来，颈子的皮肉都磨破了，渗出血滴。天不冷的季节，还会罚他穿一条单裤跪在尖细石子地上，向所有受过他种种欺压——辱骂、捆绑、关押、毒打——过的农场工人和家属们请罪。张书记刚开始的时候还咀硬气傲，不主动向他往日视同农奴的下属们下跪请罪，造反派就强按着他的脑壳，一脚横踢他的内膝，便扑通一声倒地。几次下来，他就学乖了，要他怎么跪就怎么跪，要他怎么骂自己就怎么骂。据说他的血压与日俱增，人瘦得像根枯藤，可面容浮肿。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没能挨过，‘翘辫子’了。”
张书记被整死后，他的妻子求丁学良接见她。丁学良记叙道，“张书记的老婆竟然哀求我接见她！母亲一辈子受人欺负，对所有的落难人都一律同情，要我赶快答应下来。接见是在宣城北门的一间卖豆腐的小店铺里进行的，是在一个阴冷的冬日的上午。人高马大的张书记老婆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大女儿和小儿子，让我看在她孩子们的份上，帮她家说句话。“你晓得，”她说，‘老张他死了。’她挽起破烂的外衣下摆擦擦眼睛，双眼完全失去了光彩，往日里令农场大人小孩不敢仰视的又冷又辣的光彩。”原来，张书记被整死后，农场造反派不让他的家属安葬他。造反派的“革命决定”是，把张书记家那条咬过许多农场职工和家属的大狼狗给打死，与张书记合埋一个土坑，泼上猪血人粪，这叫做“恶狗伴恶人”。张书记的妻子来求丁学良向造反派说情的，为的是好给张书记下葬。〔注13〕
红卫兵和造反派斗争和迫害了张书记，也斗争和迫害过无数仅仅因为“成份不好”而沦为“阶级敌人”的坏人。他们咬狼，也咬兔子,包括那些被看成是狼的兔子(如学生们自己的老师)。参加红卫兵造反和迫害行为的,并不人人都是象丁学良那样来自羊群。他们有的出身干部家庭，本身就来之狼群。不仅如此,他们即使在咬狼时,也并不是单纯的逆反行为,因为他们是在帮一群狼咬另一群狼。
“人民文革”论者赞扬所谓的“合理造反，”其实就是卡耐提说的“羊咬狼。”但是， 逆反群众暴力在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又远远超过了卡耐提的比喻。文革中，造反暴力伤及了太多的无辜。造反者越感觉到蜇刺在自己身上积累, 越想拔除蜇刺, 就越把蜇刺转移到他人身上。文革前许多人遭受到共产党基层干部“指令”所造成的“蜇刺”,一有机会当然要发泄和报复。群众斗干部,甚至学生斗老师都无可讳言地具有某种拔除“蜇刺”的作用。而迫害无辜者(如根本从未对他们造成伤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则是把蜇刺转嫁到别人身上,以求自己的一时轻松。这是典型的“刽子手行为”，将指令的蜇刺转嫁到被害者身上。这种暂时的发泄根本不具有所谓“革命”的意义,因为它只是按照原先暴力威胁和伤害的逻辑,重新挑选其对象而已。它不但不能改变正统文革的暴力和恐怖,反而是在以它自己的方式加强这种暴力和恐怖。痛恨文革的人,也痛恨造反派,往往正是因为文革和造反派都联系着暴力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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