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来源于失意感和痛苦感。倘使身历苦难而无痛感，革命的需要则无由产生。波兰诗人米沃什有一首诗，写一头灰熊的故事。它非常凶猛，既不理人，也不怕火。一天夜里，它用爪子打破米德尔的门窗，被米德尔用猎枪近距离射中了，于是不停地跑，跑得像一场风暴，一直跑到倒下来。当米德尔沿着血迹找到它时，才懂得了它的古怪行为的真实原因：
这畜牲的口腔给脓肿和龋齿烂掉一半。
成年累月的牙痛啊。一种不可言喻的痛楚，
经常逼得我们胡作非为，
使我们产生盲目的勇气。我们没有什么可丢失，
我们走出了树林，未必希望
天上会下来一个牙医把我们治好。
革命就是这样。没有上帝，没有“牙医”，只能由自己拯救自己。
勒庞从文化心理学出发解释革命，认为革命源自人类原始兽性也即本能；在此之前，这些本能一直为传统、习俗和法律所限制，是革命原则的力量把它们激活。这也就是为什么革命不久就以失序、暴力、无政府状态而告终的原因。他认为，当革命从中产阶级蔓延到社会底层时，理性对本能的支配便告终结了。
卡莱尔著有《法国大革命》一书，对于革命的起因，同样持自然本能的观点。在他那里，“暴民是自然的真实爆发，源自或相通于最深的自然深处。”他说，“这样一个人类力量与个别性的复合体在超越性的心境下投掷出去，在环境与彼此之间行动与回应，要找出其中的运作之道。”又指出，“这是一触即发的最盛大的烟花，它将点燃自己、燃烧自己。无论哪个时期、哪种程度、哪些结果，它都将燃烧殆尽……”
正是集体性、自发性和原始性，孕育着革命的某种宗教性质。两个极端，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宗教性，集权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宗教性。
革命在诗人蓝波眼中就是“改变生命”。革命的自发性，确实带有原始生命的特质，它使所有的革命计划几乎变得多余。因为革命是瞬间发生的，简直来不及形成时间；而在持续的过程中，它又逃离了时间，如米什莱在《法国革命史》的序言中所说：“没有世纪、没有年、没有月日，也没有时”，“时间不见了，只有永恒的闪电！”梅洛－庞蒂概括为革命的“超时间性”。在革命不断重复、不断再版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见由于群众的自发性和原始性的行动而闪电般惊现的独特场景：
在法国大革命中，农民暴乱是完全自发的；1792年6月20日和8月10日两天，决定王室命运的主要发起者是匿名的“无套裤汉”团体，随后才是汹涌的巴黎市民。1848年的二月革命，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自发性的，占领巴黎的暴乱没有计划，也没有命令。特别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当时有一位记者，也是革命中“最能干的代理人”之一的费利克斯·皮雅特说：“那是一个自然而偶发的力量，没有欺骗，也没有强迫，是受到卑劣手段挑衅下产生的公共意识所不得不采取的合法自卫情况。”他还强调指出，这是完全不受任何群体影响的政权，也不受任何光荣的权威、领袖的声望或政党的操纵；人民直接管理从革命运动中创立的法规制度，没有受托人，也没有任何官僚。巴黎公社的历史见证了：完成的革命在梦和现实之间建立了所有的人民团体，如俱乐部、“警备委员会”、“共和保卫委员会”，以及各种协会等。
在1905年的俄国，出现类似的革命团体，就是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苏维埃”。最初成立“临时执行委员会”，接着出现“议会自治社会主义”。在1918年至1920年间，议会迅速增加，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都成立了。这个自治的社会主义传统，完全源于工人和农民的集体自发性。1936年至1939年，共和国的西班牙成了自发性革命组织的汇合地。军事政变后，从乡村到城市，出现了无数的“委员会”，其中巴塞罗那是自发性革命最有生气的发源地。在这里，“委员会”以不同的名目迅速增加，如人民委员会、战争委员会、防卫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以及反法西斯、工人、农民或公共自救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是人民主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然发展。
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都经历了一次自发性革命。10月23日，有多达二、三十万人在布达佩斯的国会前集合，一如1920年的一次叛乱行动，许多自称为“全国的”、“革命的”组织由工厂、农村、大学、矿场和軍队产生，所谓“我们民主体制”，即“农民工人和军人委员会”，他们集体讨论成立人民自治政府，由众人或其代表决定国家的命运。
对于这些革命体，索布尔极其赞赏，认为它们“最能象征人民权力”；阿伦特把它们当作人民参与政治的榜样；巴黎公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更代表着革命政权的未来。
德古佛雷认为，在革命期间，“人民主权有一种全体性的本质”。用他的话说，是将权力构成为一方面是绝对的，一方面是扩张的，其实就是集权；只是到了后来，这主权交给了政府，变成为官僚集权，政党或领袖集权。他写道：“基本上，人民主权是不可分化的，没有特权的持有者，也没有代理持有者，充分占据革命日常性的整个空间；每天早上，它都是‘当天的口令’，随它的意思，志愿或贪婪孕育产生战斗、庆典、正义和恐怖。”
伊波利特·泰纳在《当代法国的由来》一书中这样描写革命群众，说：“群众是个奇怪的现象：是一帮成分不同、互不相识的人，然而只要他们之中由一个人燃起狂热的火星，就会立即象触电一样激发这帮乌合之众，突然之间产生一种自发生成的组织。支离破碎变成团结一致，嘈杂的传闻变成舆论的声音，成千上万急匆匆的个体不久就形成唯一的一头野兽，向着不可抗拒的最终目的前进。”
群众是行动者，集体行动可以唤起“失意者”的强烈反应。在群众运动中，个人获得了一种目的感和价值感；与其说他们因此遗忘自我，毋宁说发现自我，发现在喧哗和骚动中，封闭的空间敞开了，隔阂打破了，等级消除了，“小我”扩张为“大我”。霍弗说，行动者是最缺乏宗教性格的。其实不然。集体行动，尤其是革命运动，容易激发其原始宗教般的想象力。这力量是宏伟的。
法国社会学者涂尔干有一个将宗教性与集体性相叠合的观点。索布尔认为，任何共和国的集会都具有宗教性。他指出除了革命节日的宣布具有宗教性的简易方法外，还力图评估革命仪式参加者的宗教性情感。
勒庞也认为，群众的所有信仰都有其宗教形式。他把宗教性情感描述为盲目服从、残忍、偏执、强烈排外和对疯狂宣传的需求等等，并且把这些归因于群众对事物的确信性。自然，对革命的确信也如此。他说，一个群体很容易扮演刽子手的角色，但同样也很容易扮演殉难者的角色，即“犯罪”与“英雄主义”并存。他指出：“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就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
总的来说，勒庞是从阴暗的、消极的方面评价群众；除了信仰、热情、为公平正义（超越个人命运）而斗争等方面之外，群众在革命运动中临时制订许多典章制度，为构建民主所作的建设性努力，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首创精神，则被贵族化的偏见抹杀了。
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中说：“宗教史告诉我们，对传统仪式的一切反抗都是针对限制群众的，群众总是要再一次体验自己的增长。”
他把“封闭群众”向“开放群众”的突然转变称为“摆脱束缚”，并且认为，这类挣脱束缚的事件的迅速增加是十九世纪以来一百多年间历史发展的顶峰。事件主要指革命而言，他说甚至包括战争，在这其间，群众已不再满足于虔诚的约定和信诺，而是希望最充分地体验自己的动物性力量和激情，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反复利用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
他说到群众的四大特性，首先是“要永远增长”。他指出，“群众从来不会感到自己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只要还有一个人没有被纳入群众的范围，它就还有胃口。”
如果没有革命，人民将沉没在日常生活的寂静无边的大海中，习惯于宏大叙事的历史家根本无从发见其形影。唯有革命把它从无数个体中呼唤出来，并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联合到一起。个人只是单纯的生物性生存，这时才进入社会性生存。在革命中，他们超越了个人而有了共同的目标；为此，他们互相激励，无论理性、道德、生命整体的质量都优于散漫的往昔而有了普遍的提升。对于革命群众，历史家与政治家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前者大抵带有贵族化的倾向，强调狂热的、暴力的、非理性的方面。不能说他们的历史叙事毫无事实根据，但是，另一个事实是，群众又只能从革命——属于自己的节日中进行政治教育，从胜利或者失败中自己教育自己。
1792年的法国在第一声号角中奋起，米什莱写道：“丹东的狂风般巨吼，8月10日大炮的欢乐鸣响，把法国送进了其他许多节日。”革命十年间，众多的节日被创制出来贯穿始终：青年节、胜利节、老年节、农业节、伉俪节、共和国节、人民主权节……各地都在庆祝节日，最小的区镇一年也有几个节日，甚至一个月就有好几个节日。彩旗飘扬，鼓声激荡，颂歌到处传唱。节日是“大征召”，全体人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完全自发地汇聚到一起。他们的行动先于任何号召，没有人号召，没有人被要求，但是正如大家所熟知的攻占巴士底狱的一幕发生了，这种近于奇迹的冲击力是前所未有的。
法国历史学家，《革命节日》的作者莫娜·奥祖夫说，《马赛曲》的作者鲁日·德·里尔一旦找到“前进”这个词，就一气呵成了。她引米什莱的说法称，《马赛曲》的其余部分乃是自动生成的；又引了丹尼尔·阿莱维的评论：“法国人出发了，这便是他们的光荣。”斗争带来节日，节日带来团结与和谐。奥祖夫说，米什莱在革命节日里看到了某种“令人感动的宗教微曦”。
在节日里，乃至日常生活中，出现了新的礼仪、圣物和徽号。1793年夏，扫除教堂中的王室画像，焚烧国王模拟像及各种君主制象征物，改变街道和广场的命名。种“自由树”是最著名的。在橡树、白杨等以“自由”冠名的树上，装饰着红白蓝三色缎带，还有帽章、旗帜、红帽子，甚至《人权宣言》全文。人们围绕自由树跳起环舞，或作为集会中心；种植自由树要举行隆重仪式，仪式结束时常常跳民间的法兰多拉舞，而且高声合唱。收获或举行婚礼时，也要举行“五朔节花柱”仪式，种上自由树，竖起彩饰柱。自由普遍受到崇拜，这时成了孕育和生产的象征。
革命庆典可以发展到很大规模。1871年3月22日，巴黎公社选出的代表在市政厅前大广场集会，人数多达80万，而秩序之整齐几近完美。就在同一个集体符号中领圣式的接受启蒙，交流思想，德古佛雷用萨特说的庞大的“人类集合”来形容。在摧毁旺多姆广场中心的帝制时代建造的圆柱的过程中，革命的威力，仿佛是“大法师做法”，潮水般的人群冲向废墟，在欢呼声中，红旗插满了圆柱雕像原来的基座上……
革命者寄希望于节日的发明，建立革命的一种同一性，统一思想，统一情感，统一行动。他们设法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节庆并持续下去，目的在于使革命的一切得到强化。他们把节庆看作是成人的学校，事实上，接受情感教育的还有妇女和儿童，涵盖面及于全民。魯祖夫总结得好：节日成了法律体系的必要补充，因为立法者为人民制定法律，节日为法律提供人民。
节日使革命原则变得公开、永久和不容侵犯，以全民参与的方式强化革命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托克维尔说：“法国革命是一种政治革命，但它却是按宗教革命的方式运行的，并带有某种宗教革命的外观。”迪尔凯姆也说过，“1789年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但并没有因此完全加以否定；他指出，这一原则“有自己的殉道者和传道者，深深感化了广大群众，最终还产生了一些伟大的事物”。
诚如索布尔所说，民众有一种将社会事物“象征符号化”、“礼仪化”的天性；而且容易极端化，将某些事物神圣化或妖魔化。所以，自法国大革命以后，许多在革命节日中流行的做法仍然不断重现，如二十世纪初多国革命，无论武装起义还是集会游行都高举红旗，1956年匈牙利革命焚烧国旗，2011年利比亚革命推倒卡扎菲雕像，等等。革命的节日化、仪式化、象征化，并非是可有可无的现象，而是构成为革命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动员，团结大众以推动革命方面，无疑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危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革命节日讲求统一性，规范性，禁忌性，使群众易于被操纵，从民主出发的运动结果走向反民主。另一方面，革命精神也容易因为大众的节庆化、喜剧化而脱离个人性，流于浮滑和空泛，致使提前消泯。
红旗只不过是“破衣裳上血的颜色”，这是1871年萨尔塞讽刺的名句。拉马尔认为，红旗只有对“那些群众的（巴黎）郊区贫穷又无知的人组成的游荡、意志不坚定的群众”才会有利，有一次试图说服人们不要制作这个“恐怖与悲伤符号”的旗帜时，这位一直受到人们拥戴的诗人遭到群众的嘘声。面对坚决维护旗帜的人民，他不敢公开指责，终于退缩了。他背后批判说：“这个颜色激动人，像激动动物一样。”然而，红旗不倒，从那时开始便一直飘扬到现在。
奥祖夫在《革命节日》中指出：“革命节日希望自发性，但实际上充满了防范和强制；虽然旨在重新把整个共同体聚集起来，却触发了不间断的排斥，不断地制造贱民；它们变成了一种闹剧，最终造成了人的孤独。革命的节日狂热乃是一部充满失望的历史。”她用节日证明革命承袭了对乌托邦的迷恋，同时，又指出乌托邦设计在这中间遭到歪曲的情形：“乌托邦是光明的，而现实是阴暗的；乌托邦一直是稳定可靠的，而现实有无穷无尽且无法预料的后果。乌托邦是符合几何学规则的，革命现实则是乱七八糟的。最后，也是集大成的一点，革命从未设法摆脱最初使它得以成功，但也使它无法结束的暴力。在这种情况下，节日不过是在虚假地欢庆天下太平与和衷共济。节日变成了一种伪装：其使命是掩盖凄惨的现实，其本身成为镶贴在凄惨现实上面的装饰。”她认为，需要把我们惯常的视角颠倒过来：不是乌托邦给大革命提供认识自己的镜子，而是大革命暴露了乌托邦的真实面目。她引用历史学家基内的说法，由于乌托邦几乎都诞生于奴役状态，因此它们都保留了奴役精神。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思想。革命体系的缔造者总是把梦想寄托于绝对权力，把确立它们的任务托付给专制，所以最后不免与人性发生冲突。
革命节日完全忠于自己的乌托邦目标，这是一种不幸。但是，它同时存在着不可抹煞的建设性的方面。奥祖夫指出，在革命中，它似乎比其他事物更能协调理性和感性、时间和永恒、粗野和文明。就说统一性，节日宣布“统一的人”（homme unifie）降临。她说，“狄德罗漫游了多少国家和世纪的历史都找不到这样的人，他们从来不曾在自然准则、公民准则和宗教准则达成一致；而节日，力图证明的就是这些准则的相互兼容，其结果就是最终出现和谐的人。”
革命节日真的创造出这样的人了吗？在全书结束时，奥祖夫热情地辩护说：“雾月吞噬了这个令人惊异的体系，但是被它神圣化的新价值并没有消失。革命节日在现代、世俗、自由的世界诞生之际把权利、自由和祖国捆在一起，它们并没有马上被拆散。把神圣性转移到政治和社会价值上的工作到此完成了，从而定义了新的合法性以及一种迄今不可侵犯的遗产。在这笔遗产里，对人类的崇拜、对社会联系的信念、工业的恩惠和法国的未来都被包容进来。怎么能说革命节日失败了呢？它恰恰是自己所希望的情况：一个时代的开端。”
——摘自《革命寻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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