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二○一九年二月十八日，我来到木樨地二十二号楼李锐故居。
物是人非，往常我们经常坐的大沙发已经变成鲜花的海洋。
「当代中国屈原─李锐同志千古」，我为李锐写的挽词，贴在墙上─李老照片边上。李锐一生追求真理，是坚定的改革派、是党内的先知先觉者。我是党抱大的，我属于后知后觉，我是觉醒在晚年。这是我跟李锐的不同，也是我更尊敬李锐的缘由。他一生大起大落，毛泽东说过「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前四项他都经历了。超出常人的经历造就了超出常人的胆识和魄力，一副硬脊梁，撑起一片天。
我早年的工作跟李锐没有交集。他在延安，我在晋察冀边区，我们年轻时并不认识。只是一九五九年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知道李锐也因右倾劳改下放到北大荒，所以后来我与李锐最有同感的是，人生最难受的事情是挨饿，因为李锐在北大荒差一点就被饿死了。了解李锐多一点，是读到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时，这是我当时看到最珍贵的史料。看后，令我对中央从批左到突然反右的谜团豁然开朗。后来又读了他的《龙胆紫集》，觉得他是条硬汉子。
「六四」事件后，李锐、于光远、李昌和杜润生在中顾委受到追查，不予党员登记，后被陈云挽回。但是，中宣部严格规定，李锐、于光远、李昌和杜润生这些人的名字一律不许见诸报刊、不许媒体提起，谁做处理谁。政治上的一致，使我对李锐增加了佩服和尊敬。
为李锐的名字脱敏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张罗《炎黄春秋》杂志出版发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李锐，是他的一篇稿件。那是一九九一年末，杂志编辑拿来一篇李锐写关于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稿件〈青年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杂志编委会讨论这稿能不能发，编委会争议非常激烈。当时，因为中宣部有明确规定，李锐的名字不准见报。 《炎黄春秋》刚创刊不久，各个方面都还很弱，跟中宣部进行捉迷藏式的斗争，为了生存，也必须非常谨慎。当时有明确的发稿标准，就是尽量刊登一些以史为鉴的、对人们有启发的文章。反对此稿的人认为：第一，此文是老生常谈，有「毛粉」之嫌；其次，让李锐的名字见报，是拿着鸡蛋碰石头，是找死，我们碰不起。于是有编辑提出，要不跟李锐说，用笔名发表可否？编辑问了李锐，但李锐说不同意，于是编辑就希望由我和方实去找李锐谈，我们就给李锐打了电话。李锐沉默了一会，说：「用笔名可以吧。」我又说：「那你想用什么笔名？」他说：「就叫『怒吼』吧。」然后，我们编辑部又讨论很久，分析局势，观察中宣部动向，最后我们觉得可以打个擦边球，因为这篇文章是正面评价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并没有刺激当局，表扬毛也不行吗？我们可以拿这个理由来为让李锐名字见报而辩护。尽管讲了毛的好话，但能够出现李锐二字，这个政治收益还是大许多。经过评估，我们认为这个风险值得冒，不至于被中宣部封掉杂志。最后，我拍板：「就用李锐的真名字发表吧。」这也算是一次「以身试法」吧。就如我们开始刊登实事求是评价陈独秀的文章，和国民党抗战贡献文章一样，成功地打了擦边球。果然，中宣部找不到缘由发作，此事就这么过去了。后来，其他媒体见我们杂志发了李锐的署名文章，居然混得过去，并没有被惩罚，于是他们也陆陆续续发表李锐的署名文章，这也是杂志同仁引以为豪的事─为李锐的名字脱敏。
我们查了一下，李锐这些年一共在《炎黄春秋》发表了五十六篇文章，每年大约有三四篇。文章有质量，切中时弊。
李锐：「我来向上面反映。」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炎黄春秋》杂志周围有几十个退下来的正部长，连老安全部长凌云都是《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那时《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扩大会，常有几十个前正部级老干部和好几个前省委书记参加，有凌云、任仲夷、朱厚泽、刘杰（河南省委书记）、项南（福建省委书记）、周惠（内蒙古书记）等等，当时有人戏称，《炎黄春秋》编委会是编外的中委会。李锐当时也是比较年长的一个，经常带头发言。
李锐多次说，要着力研究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个什么玩意儿？共产主义是个什么玩意儿？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玩意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什么玩意儿？他一直秉承其父的宪政思想，希望中国走向宪政。那时，不少老干部听他的话觉得有点刺耳，但随着国内形势的推进，令人匪夷所思的大事件一个接着一个，未出几年，李锐的逆耳之言竟没有一句落空。不少人回想起当年开会时的情形，都不能不佩服李锐的胆识。
进入二十世纪，《炎黄春秋》碰过许多坎。有一次，中宣部和上面一些人整肃《炎黄春秋》，用行政手段，不给《炎黄春秋》杂志年检，说要通过年检就必须挂靠到一家部级单位，这就引出一场「挂靠风波」。此事发生在二○○四年三四月前后（此前还有于光远文章风波，他的文章涉及「三个代表」入宪）。为解决挂靠问题，我亲自去找周惠，想让他疏通刘云山，还找了胡耀邦夫人和他的老大，希望挂靠到全国工商联。最后，还是费孝通疏通了，他说服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作为主管主办单位，杂志得以延续。
期间，李锐也参加了我们多次研究对策。后来，杂志多次出现类似的年检风波，无法出刊。在这种关头，总有李锐和其他老同志们帮忙。后来，当他们一个个病倒、辞世，杂志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有时候上面来头很大，部分有人脉的同志也觉得棘手。
有一次，面对同类风波，开会时大家都静静的，有点僵在那里。这时李老高声地说：「我来试试！我来向上面反映。」不管成功与否，这一句痛快的「我来试试」，就是一剂强心针，它给人力量和鼓舞。就像在前线，一句「同志们，跟我冲啊！」一样有号召力。
我还记得，老同志们帮忙转给中央的信，有一次果然转到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手里，据说胡还批过一段话，大意是《炎黄春秋》是一批老同志办的，他们还是爱护拥护我们党的，有错误可以加强管理和教育。他把中宣部整肃杂志的企图顶了回去。
回想二十五年的办刊历程，每一站都有许许多多老部长老省长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拼命为《炎黄春秋》护航，呵护着我们的杂志。我们要永远记得他们，感怀他们每一个人。萧克、张爱萍、费孝通、习仲勋、任仲夷、凌云、朱厚泽、周惠、刘杰、曾志、胡启立、田纪云等等，等等。
李锐，是他们中最长寿的一位，他跟二○一七年去世的何方一样，跟许许多多老同志一样，为这本呼吁改革的刊物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炎黄春秋》杂志就是这样跟中宣部的左倾路线拼搏了二十多年，闯过了一道道激流险滩。如果没有这么一大群老部长、老革命、老同志，《炎黄春秋》决不可能走得这么远、这么久。
始终站在人民一边
「《炎黄春秋》的顾问，我当定了！」
在杂志社的晚期，老同志们一一凋零，李锐的作用也更突出了。二○一四年，我们请李锐和何方为杂志社的正式顾问。李锐站到了杂志社的前面，坚定地跟杂志的全体同仁一起，用最后的力气为《炎黄春秋》护航。
李锐晚年成为一位卓著的党史专家和历史学家。他在〈如何看待毛泽东〉（二○○三年十二月）中写道：「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
在《八十自寿》诗中他写道：「欲唤人间归正道，学操董笔度余年。」正是这样的理念和决心，使得他坚定地、没有一丝犹豫地站在《炎黄春秋》杂志一边。二十多年间，杂志社不论何时开会，不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雪，只要他在北京，他总是一早来到会场。
晚年，李锐着重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他比我们更早地看到了这个制度对中国的危害。他著书立说，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这个制度的弊病，发出了呼唤宪政民主的强音。二○一五年，继《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和《南方周末》等被「和谐」之后，《炎黄春秋》已经是改革开放派唯一的阵地，而李锐就更加珍爱这唯一的阵地了。李锐与何方等老同志与杂志同仁更加频繁见面，研究商量《炎黄》的路究竟该怎么走。
二○一五年春，国内形势急转，更不利改革开放力量。有的老编委在该部门党组的要求下决定退出杂志编委会，杂志社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险，有的副总编、副社长也被迫退出，我们有几期杂志期刊，在印刷厂被公安截住，要停机换稿才可以重新开机印刷出版。
一天，中组部派了三个局长去李锐家谈话，目的很明确，说中组部要求李锐退出《炎黄春秋》杂志社的顾问一职，李锐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说完了吗？《炎黄春秋》这个顾问，我当定了。你们就回去如实汇报吧。就说是我说的，《炎黄春秋》的顾问我李锐当定了。」他下定决心与《炎黄春秋》共存亡，站在斗争的最前头。他也这样捍卫过当年被整治的《冰点》，使《冰点》在《中国青年报》得以恢复。李锐的仗义执言，让「冰点人」至今念念不忘。
二○一五年，大家明显感到了倒行逆施的诡异动向，李锐更是按捺不住，极力主张《炎黄春秋》重新刊登邓小平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编辑部争论很大，认为任何报刊都没有这种先例，但李锐反覆陈述理由，最后说服了大家，总编徐庆全动手编辑了李锐的按语〈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八．一八」讲话〉。
在国家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李锐始终站在人民一边，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一方。李锐和一批老同志的奋不顾身，感染和激励了一大批社会精英，与反改革的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抗争。资中筠、陶斯亮、钱理群、朱学勤、任小彬、杜光、李步云、高放、马立诚、王海光、杨奎松、沈志华、吴伟、邵燕祥、周瑞金、保育钧、秦晖、徐小岩、高尚全、韩钢、雷颐、陆德、张宏遵、蔡霞、杜高等都在《炎黄春秋》的平台上活动。
他的身体其实不算好
记得一次，我们一起去见胡启立，办公室在二楼，但是没有电梯。李锐已经九十好几了，却是一个人赶来。当李锐和我一起爬到二楼楼梯的拐角处时，他脸色发白，嘴唇发青，气喘吁吁，差点倒下了。我们赶紧扶着他。但他很镇定，慢慢靠着墙，从随身带的黑提包里拿出硝酸甘油喷雾剂，往嘴里喷了几下，又过了一会，他才说：「没事了。」我们继续爬上二楼。那天跟胡启立谈了许多。我们经常因为李锐儿女不陪着他而为他担心，也经常纳闷，为什么就不能多陪一下老人呢？其实，他的身体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好。尽管他快到一百岁时还坚持游泳，还经常在游泳池看见他，他一般游仰泳。但是他心脏安装了起搏器，又有冠心病，肺也不太好。在他看来，与身体以至生命比起来，为宪政民主奋斗才是更重要的。
二○一六年，《炎黄春秋》也迎来最后的寒冬。这时，我们这帮「老家伙」里，只有李锐、何方和我还健在，还能一起思考，在北京还能走动。这时《炎黄春秋》顾问小组，除了李锐、何方，还有郭道晖、江平两位法律界顶级人物，和中年骨干陶斯亮。当时我九十二岁了，深感到精力明显衰退，想劝回吴思一直无果。为了找到合适的、可以顶上吴思位置的人，心里非常焦虑，那一段时间因为李锐腿部拉伤，走不了路，我就约何方、宋以敏夫妇经常到李锐家碰头。
这时，杂志接班人的人选有陶斯亮、陆德、胡德平、胡德华、李大同、余焕春、杨天石、袁鹰、马立诚等十多个人，我们把所有想到的可能的人选一个一个谈了一遍。最后，胡德华勇敢地站了出来。这时，听说吴思又答应见面了，我女儿劝吴思回来工作有转机了，吴思发短信说愿意见面谈谈，而此前一直说没有时间。
可是，这时候我们三老已经开过几次会，定好了把杂志社的班交给胡德华。这时候，我们已经心力交瘁，没有力量再坚持了。吴思答应的只是见面，如果再犹豫下去，搞不好德华也不来，那么也许就彻底没人敢来了。后来的事实表明，对方确实没有给我们那么多时间。
二○一六年春，《炎黄春秋》依惯例举办迎春茶话会，遭到当局阻挠，李锐、何方和我坚决抗争。还有江平、郭道晖等等，我说：「茶话会非开不可，我们几个老家伙站在前头，就让他们抓走吧，这么冷的天，进去后估计就死在里头了，这是最好的结局。」李锐、何方都坚决赞同，会议转战几个会场终于开了，来盯梢的人挺多，他们就坐在会场的边上监视。
非同寻常的豁达
李锐的晚晚年，跟我来往就更多了，基本上不到半个月就见一次面，谈谈政局，说说心里话。不是我上他家，就是他来我家，其实，他老伴张玉珍跟我说了很多李锐家的苦恼，但是他从不谈这些家常事，从这个侧面显示出他的硬骨头，他默默独自一人承担着因家庭不睦带来的苦痛。每次跟我在一起，都是谈国家大事、谈他过去的经历，每次都是坦荡、轻松的语气。他经过那么多苦难，回顾往事时却从没见过他愁眉苦脸。我心目中的李锐，具非同寻常的豁达。
在他的晚晚年，他热情地鼓励杨继绳写完记录中国大饥荒的那部力作《墓碑》，李老多次为他提供资料和指导。杨继绳多次说，没有李锐和众多老同志们的支持鼓励，没有李锐的著作为基础，他不可能完成。
何时宪政大开张？
二○一八年三月，李锐因肺部感染住进医院，脑子清醒的时候，他总是要老伴张玉珍打电话给我：「李老惦记杜老啊，要我问问老杜身体还好吗？」我在家时也经常接到他夫人的问候电话。当他不发烧了，我们去看他，他在昏睡中听说我来了，果然睁开双眼，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握了很久很久。张大姐说话，他点头。
去年中秋节，我还专程到翠微路的华普大超市，给李锐买了盒月饼。后来，医生为了降低感染风险，不让外人探望，我们也就没有机会再去看他了。之后张玉珍经常受李锐之托来我家，谈他的情况，但我心里是放不下的，知道他前一段日子还在看报纸，也很是欢喜。我心想，硬骨头李锐，一定可以熬过这一关的。
一直到二○一九年二月十二日，突然听李锐的秘书说，李老不太好了，医生让他家人通知我去探望，那天，老天降下罕见的鹅毛大雪，我们赶到北京医院八一五病房。只见带着氧气面罩的李老脸有些浮肿，他的身躯还是那么伟岸。我轻轻握着李锐的手腕和脉搏，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还是有力的，突然，他的手动了一下。我清楚地感觉到，在即将永别的时刻，他最想对我说的还是那句他说过不下百次的话：「何时宪政大开张？」
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作主未宽松。
何时宪政施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他就是这样的人，中国的硬脊梁，他笑着走向生命的终点。
李锐老兄在天堂看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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