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杂志》：传播女权主义的个案

尽管自由女权主义议题构成了《妇女杂志》的主体内容，但是中国妇女运动的自由女权主义的主题却在1919年五四之后受到质疑。1917年俄国革命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极大兴趣。译自日文、英文、德文、法文和俄文的社会主义文献拥有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读者。随着一些新文化主义领袖转向社会主义，他们开始用社会主义来分析妇女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者照搬了日本的社会主义分析法，按照生硬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术语对世界妇女运动加以分类。按照田汉的分类，中西方历史中的女性统治者代表了“第一阶级”的妇女运动；中世纪掌握权利的贵夫人属于“第二阶级”的妇女运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权运动是“第三阶级”的妇女运动；而“第四阶级”的妇女运动是由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阶级妇女发起的。“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的妇女运动的观念很快就被运用到中国的情景中，后来被用作中共术语，改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运动。

章锡琛在1921年《妇女杂志》上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一术语，呼吁人们关注中国的劳动阶级妇女。西方妇女运动很少关注妇女劳工运动，原因在于前者是受“资产阶级的第三阶级”所支配的，而后者是由“第四阶级”所领导的，章锡琛接受了社会主义者对这一点的批评。但是，与那些相信“第四阶级”妇女应该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主力军的社会主义者不同，章锡琛看到在中国不论是妇女还是劳工都没有强大而有组织的运动。同时，中国“第三阶级”妇女正在产生社会觉悟，“第三阶级”的妇女运动正在形成。因此，他提醒正在兴起的中国“第三阶级”妇女不要像西方妇女运动那样忽视劳动阶级妇女。他希望“已发生未发生的妇女团体，和一般站在第三阶级的妇女，务须注重在第四阶级的劳动妇女，不要局限于第三阶级的妇女的权利问题。这实在是今后妇女运动应取的新方针呵！”

章锡琛和其他一些提倡中国女权运动的人吸取了西方妇女运动的教训，并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自觉意识到未来中国妇女运动中的阶级议题。他们试图让中产阶级妇女进一步意识到劳动阶级与其他受压迫妇女的问题，以便下层阶级的妇女被纳入到中国的女权运动之中，这是拉近不同阶级妇女间距离的理想解决之道。作为对主编的阶级觉悟与社会主义取向的一种表达，《妇女杂志》刊登了用社会主义来分析妇女问题的译文，包括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妇女和社会主义》、日本社会主义作家山川菊荣（Yamakawa Kikue）《妇女的胜利》的选文，以及一篇介绍苏俄妇女解放的文章。

然而，“妇女解放”一词没有被清楚地界定。作者们异口同声地哀叹妇女运动在中国的缺失，并批判中国妇女运动的弱点。困惑部分源自男性鼓吹者们的尴尬角色。他们运用西方女权主义的观念来推动中国的妇女运动，试图把自己视作这一运动的制造者。但是西方的妇女运动主要是妇女制造的，并以具有特定目标的有组织的活动为标志。在中国，好像只有男性——那些认为他们的谈论必不可少的男性——在谈论妇女运动。正如章锡琛所说：“言论的鼓吹，对于有教育而未十分觉悟的妇女，实在万不可缓。我们因此可以说，[俄国民粹主义式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是妇女运动的基本；而言论鼓吹，在中国今日，又是基本的基本。 ”

一些妇女甚至认为男性的鼓吹就是妇女运动。一位女作家这样分析1923年以前的形势：“实行做妇女运动者，不外两种人，一种是学生，一种是教育界的人，就中大多数都是学生，学生之中又以男学生为多。所以狭义的妇女运动的中心分子，就是男学生。”

但是在许多男子看来，男子的鼓吹并不是妇女运动。到了1922年，越来越多的男性鼓吹者们感到只是谈论是不够的——是时候行动了。恽代英用这番话鼓励他的朋友：“再切实，再刻苦，再勇猛。多一个脚踏实地的运动家，比多一百个浮泛的志士，于社会还有益处。 ”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男性鼓吹者变成这样的妇女运动活动家；没人去组织运动，因为他们感到男子无法取代妇女去完成这项任务。中国妇女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中国妇女的独立人格。只有妇女自觉地为了自身利益而行动起来才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步。男子的责任在于唤醒妇女去行动。男子已经谈论得够多了，妇女是时候奋起了。男作家们的语气变得急切起来。其中一位坚持认为：

“新妇女即不为自身计，为救援大众计，也应该发大愿，肩大任，快起来作种种妇女运动，把各问题一一解决起来，实行起来。你看中国讲妇女问题，也有几年，他的成绩，不过几个新人物讲讲而已，并未曾解决了一个问题。..今日是中国妇女运动推行的时候了！不可再因循蹉跎了！你们奋臂一起，有知识的男子定当响应的。”

另一位试图吹响鼓舞妇女的号角：“敬爱的姊妹们！你们看吧，那欧洲中世纪之末，近世纪之处，男子们的新生运动是何等样的？现在呢，轮到你们的新生运动了……青年姐妹们！努力吧，努力吧！快燃着你们情热之火，快放出你们智慧之光，来干这可歌可泣的英雄事业呵！

敬爱的姊妹们，你们要觉悟：以前的文化，是男子的文化；以后的文化，要是男女均等的文化——或是竟是女性本位的文化了……你们还不奋起么？敬爱的女青年哟！努力吧，努力吧！光荣之宝座，正留待你们哟！”

事实上，很多女学生在五四事件后就很快行动起来。她们不仅勇敢地参加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政府软弱立场的爱国运动，而且还投身妇女解放。

早期女权运动家之一的邓颖超回忆到：“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这也是五四的民主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提出了“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各机关开放任用女职员”等。在天津首先把男女同学分别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合并，同时工作。”

Dora Black生动地描绘了五四妇女活动家的新风貌，她是剑桥大学社会学毕业生，1920年11月与恋人Bertrand Russell一起来华。她去过上海、杭州、南京、汉口、长沙和北京，发现中国的思想氛围自由而活跃。她结识了很多女学生，她们提出的问题总是让她吃惊。她们会毫不犹豫地让男翻译问她关于恋爱与母性的问题。在Black看来，她们对个人自由与社会改革的激进追求超过了欧洲最进步的女子，后者在争取妇女解放上是稳健而谨慎的。Black评论到，相信东方妇女尽在屈从状态下的欧洲妇女，听到了中国年轻妇女大胆、直率而果敢的言论之后会大为震惊的。她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年轻妇女身上军人的一面，并将其与传统中国戏剧中的“女战士”典型联系起来。“中国目下，这种女战士正横行于各处。”在描绘了年轻妇女衣着朴素，缺乏女性装饰，并且在公众面前落落大方之后，她说：“我觉得中国的妇女，都有似乎男儿的活泼精神，这便是中国女性的特色！ ”Black笔下的中国新女性的正面形象是当时男性解放者的描述中所严重缺失的。

根据Black的观点，女权主义议题已被全国范围的女学生所接受。但是诸如恋爱与婚姻等大部分议题，与有组织的活动相比，更适合用来鼓吹，因为它们表达了个人生活中的自觉与自治。尽管女学生与女教师开始办自己的刊物鼓吹新思想，但是主办有影响力的刊物的那些男性总是贬低妇女的出版活动。其它一些由妇女组织的活动出现了。比如，北京和天津的女学生们到教育部请愿，要求女校学生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然而，由于这类活动只是零星出现，因此它们与西方经验不同，在西方，全国范围或国际范围的妇女组织起来为某些事业而长期斗争。

尽管如此，最终还是出现了与西方妇女运动类似的事情：全国范围的选举权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参政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21年，当时各省军阀政府正在促成自治法，湖南、广东、四川、江西和浙江的妇女利用这个机会奋力争取妇女的宪法权利。这些在省级层面开展的有组织的运动取得了一些成功。女子平等的政治权利写入湖南、广东和四川的省宪法中，一些妇女甚至被选为省议员和县议员。1922年黎元洪总统下令国会起草全国性的宪法时，一股妇女参政运动的新浪潮席卷全国。

北京的女学生发动了这场全国范围的有组织的运动。1922年7月，来自北京三所学校的女学生代表聚集一起，计划参政运动。由于组织者们的目标不同，因此成立了两个组织。女子参政协进会宣布其目标集中在获得女子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权利。女权运动同盟会则采纳了一个内容更为广泛的纲领。其把女权主义语言与社会主义语言混合在一起发表宣言：

“社会上一切阶级的差别，都易泯灭，独有两性的自然差异，是带有永久性的；若不把随着这个永久性的自然差异发生的阶级差别，铲除净尽，这种阶级的压迫，将随永久的差异而存在。所以，我们对于两性间的民主主义的要求，比甚么都迫切，我们对于两性间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所负的责任，亦比什么都重大……”

“我们进行的步骤是：第一步要与革命的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对抗封建军阀。第二步要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抗帝国派资本主义；同时要平民阶级的男女注意了解并尊重我们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这是我们唯一的使命。”

女权运动同盟会要求女子各方面的平等权利，特别强调平等的教育与职业权利的重要性。它还特别为工厂女工要求同酬和保护性的法律，并要求禁止买卖奴婢和禁止缠足，从而将下层妇女也纳入进来。后来在国民革命期间，国共合作照搬了这个范围广泛的女权主义纲领，毫无疑问，这一纲领表明五四女权主义者们意识到了性别的阶级维度，并试图把不同阶级的妇女联合起来。简言之，正在兴起的参政运动尽管是若干年来自由女权主义蓬勃发展的产物，但也被灌注了影响力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

1922年7月后，女权运动同盟会与女子参政协进会迅速在全国主要城市成立了分会。成立宣言与妇女组织的请愿活动频繁出现在《妇女杂志》上。主编掩饰不住对于女权运动迅速发展的兴奋之情，在1922年底写道：“本年是我国妇女界最可乐观的时期：各地的女权运动，大有像花木一般，欣欣向荣之势；几千年来被闭锁在家庭中的女子，都已经或将要敲断了铁索，奔跑到社会上来了！”为了指导并进一步鼓吹正在壮大的妇女运动，章锡琛在1923年1月策划了这场运动的专号。

这期妇女运动专号以“中国目前妇女运动应取的方针”为主要讨论点来展开。热心的男女读者们自由地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见解。章锡琛在一篇重要文章中详细阐述了他的两步解放理论。他对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这场运动遵循的是英美个人主义的女权主义之路——表示欢迎。但是，他警告中国妇女要反对“女性与个人性”之间的冲突——他从英美的妇女运动中感受到这一冲突。他认为，尽管对于中国妇女而言，实现人的自觉这个第一步是必要的，但她们也必须同时为第二步即性的自觉做好准备。在他看来，女权运动是实现母权运动这个目标的一个步骤。尽管如此，妇女运动的终极目标却不仅仅是为了男子或女子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促进种族的进化、人类的进步。这有赖于恋爱以及妇女的“神圣的母性”的实现。

大部分作者对妇女最终的性解放没什么兴趣。相反，他们集中讨论了其他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大多数人都赞同把教育与职业置于首要地位，因为二者有望实现妇女独立。许多人对参政运动的效果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中国政治如此龌龊，女子参政只会让她们自己也被玷污。但是，大部分人还是相信这场运动本身是妇女改进其能力、提高其觉悟的一个过程。还有几个撰稿人提出了妇女运动中的阶级问题。上海缫丝厂女工近期的一场罢工就突显了劳动阶级妇女与受教育妇女之间的隔阂。尽管一些作者号召这两个阶级联合起来，但是几个作者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才能成为阶级分化社会中的主要力量。这一争论不仅表明女权运动同盟会宣言所提出的女权主义纲领已被广泛接受，而且也显示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的呼声越来越高。

令主编非常失望的是，尽管《妇女杂志》全力推动参政运动，但是其势头却没有壮大。不到一年时间，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妇女活动就销声匿迹了。在妇女运动号出版几个月后，对妇女运动的批判开始了。比如，晏始指出，在这些团体最初成立的时候，也往往召集一两次热闹的盛会，发表几篇激昂的宣言，有时或招待新闻记者、请求名人讲演，以及其他较近实际的运动。但是，他抱怨说：“然而此等举动，却竟像纸炮一般：当其初燃的时候，未尝不其声震耳，其高冲天，使人望而骇异；然不久便只剩几团破纸，散落地上。我们固然日夜盼望妇女的从事团体运动，然而像这样轻躁浮动的团体，我们却不得不极端反对了。”

晏始批判许多妇女参加团体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虚荣。他并没有意识到女权运动已经成为五四中国如此摩登的潮流，以致于引起了那些并未认真专注于此的男女的注意。晏始和其他几个作者还指出，有组织的活动是随意而为的，其主要原因是缺少有力而尽责的领导。高山提出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领袖人物必须有经验的老成的妇女们，而且将这事作终身职业看的，因此能任这事的，必须有闲暇的，有运用经济能力的，并且所处的环境是固定的。求学时代的女子在时间和经济上都不适于作这种团体运动，固不消说，一经结婚以后，环境为之一变，能否再继续前次的运动又是一个问题了。”

尽管这些分析认为羽翼未丰的女权运动根基不稳，但是它们仍对其未来发展抱有希望。由于这些作者有欧美女权运动这个“完善的”榜样，因此他们不赞同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是不切实际或毫无意义的这种批判。新文化主义式的厌恶龌龊政治的人认为，现时的中国政治太过肮脏，妇女不应卷入，对妇女来说，更有成效的做法是集中精力于教育和职业运动。章锡琛主编同意以教育和职业为重点。但是，他却强调，妇女参政是重要的世界潮流，中国妇女不仅要为参政权而奋斗，而且还要参与政治改革。此外，虽然教育和职业在不同领域推动了妇女的个体进步，但是参政运动却把全体妇女团结在同一个目标下。如此一来，追求教育和职业平等的妇女就可以毫无冲突地支持参政了。他预言说，基于他对欧美经验的认识，参政的成功将会立即提高妇女的政治和法律地位。

章锡琛始终支持一个完善的中国妇女运动计划，并坚持以性的革命为其中心。在1924年1月这期的一篇评论中，他再次指出，把男子和女子加以种种差别的社会的待遇，是人类的极大的谬误——这一谬误基于错误的性的观念。他论证到：

“男女间一切的错误，都从性的错误而生；而性的错误中最基础的错误，就是关于色情的错误。在人类把性的关系的行为、要求、欲望看做低劣污秽的时候，妇女将永远被置在卑微的地位，妇女问题绝不会有解决的希望，这是我们所敢断言的。”

“我们常常听到蔑视女性的人们说，女子不过是生殖的机器；这固然太把女子其他的能力忽视了，但即使照他的话，女性也并不是该蔑视的。许多人所以把这当做蔑视女性的话，只为了他们不知道生殖的崇高的价值的缘故。女性在生殖方面所负的任务，的确要比男子重大；人类如果能够承认生殖是人类的神圣的一件事情，便不会再有像今日那般蔑视女性的习惯了。所以我们的意见，以为改正性的观念，是今日唯一重要的急务，解决妇女问题的最初入手方法。”

然而，这篇评论只是表达了章锡琛和他的几个同事的关注点，其他文章却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在自由女权主义观点内部，至少存在着两个意见明显相左却未必互相排斥的主要派别。我们或许可以把章锡琛和他的同事归为自由文化女权主义者，他们强调的是改变男性本位的思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价值。另一派的主要观点可以归为自由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许多作者都分析了妇女参政运动的缺点，表明他们在要求平等权利时也意识到了阶级偏见。他们指出，大学开放女禁只会为富裕家庭的少数妇女的利益服务。尽管让这部分少数妇女获得平等教育、先觉醒起来是很重要的，但是把教育机会扩展到贫穷阶级妇女，并给予她们所需要的服务，也是很迫切的。渭川认为，只有当十分之九的妇女得到教育并且独立生活以后，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妇女运动。因此他号召少数已经觉醒并受过教育的妇女肩负起教育全国妇女的责任。他建议这些妇女开办平民学校，接收那些除此途径便不能上学的妇女。贫穷妇女要获得技术和经济独立还需要职业学校。这种自由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为大部分下层妇女提供实际的服务，并着力改善下层妇女的生活。

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女权主义者不是唯一关注下层妇女福利的人。根据向警予1923年所做的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调查，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和基督教妇女组织如基督教女青年会（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 YWCA）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简称WCTU），都在致力于改善工厂女工的状况。向警予评论到，基督教妇女组织“对于一般妇女所轻视鄙贱的工厂劳动妇女尤其特别注意”，并且“他们于劳动妇女要称不遗余力的帮助”。由于这些妇女组织与国际基督教组织的从属关系，因而它们具备为贫穷妇女办理福利事业所必需的资源以及制度保障。相比之下，新成立的女权组织尽管意图是好的，但却资源有限，缺乏组织经验。《妇女杂志》上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女权机构在影响下层妇女方面并没有取得太多成功。

自由女权主义的目标在于妇女的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性的平等以及新的觉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成立的共产党却明确指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条以苏俄为榜样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强调以经济制度作为妇女解放的基础，并主张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实现妇女的自由和平等。尚一在1923年写到：

“在这秩序的圈内，要求得妇女解放之实，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要求劳动者解放一样，到底难得成功的。从普通选举购不到劳动者的自由，同样，从妇女参政权的获得，也购不到妇女的自由。所以妇女运动和劳动运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可不放眼于新的社会秩序。真正的妇女运动，不可不为无产妇女的运动，更不可不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妇女运动。妇女运动的目标，既在用新的社会秩序代替今日的社会秩序，所以要使妇女运动的效果格外显著，不能不与无产阶级大众的运动相提携。”

《妇女杂志》的编辑们抱着开明的态度对待妇女解放的不同观点，起初并未意识到一种竞争话语的出现。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妇女运动的中共话语对自由女权主义构成威胁，使其黯然失色。1923年，当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时，对妇女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论争转而成为中共动员妇女的政治策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指示女党员要把女权运动引导进国民革命运动中去。决议通过后，中共妇女运动的主要女领导人向警予在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调查中分析了女权主义参政运动的“错误”，并强烈要求受过教育的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她在文章中批评《妇女杂志》的主编对温和的参政运动的支持，她自己对参政运动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他们不明白中国的大势，不明白中国现在的政治是军阀武人割据的政治，真正人民政治还在革命改革之中，只一味对向现实政治瞎冲乱撞，对于真正的政治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为完成女权及参政运动之先决条件的，他们反没有勇气参加。对于为女权及女子参政障碍的军阀政治——全国觉悟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喊打的，反而俯首将顺，妄想委曲求全！”

这篇猛烈的批判文章可能没有太多人看过，因为它刊登在一份名不见经传的中共刊物上。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看到，向警予给《妇女杂志》讨论妇女运动的未来这一期投了稿。在她长篇幅的文章《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她对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做出了中共式的分析。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忍受着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割据双重压迫的中国人民从未尝过人权、民权的滋味。

她论证到，针对这一背景，中国妇女如果遵循十八世纪欧美女权运动的“旧程式”将会是错误的。向警予预言，如果中国妇女只是要取得和中国男子同等的地位，那么后果将是一场灾难：

“参政运动成了功，一班桀黠的妇女趁机闯入北京或各省的猪圈伙同一般男性的猪仔干那祸国殃民的勾当；职业运动成了功，女子脱离被保护的地位投入社会谋独立的生活，那时候，便可随时随地直接领略外国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土匪般掠夺的滋味。总而言之，在中华民国未能达到独立、自由、和平、统一以前，漫说妇女的彻底解放不可能，就是十八世纪欧美妇女所悬为目标的女权也绝难办到。”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正轨呢？向警予把中国妇女置于全球帝国主义体系下，号召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推翻英美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扶植的中国军阀。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如何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呢？向警予认为，由于中国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受压迫民族，因此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加入到西方的工人革命中以形成一场世界革命。这场世界革命的胜利最终将解放劳动。由于私人所有制的经济制度把妇女和劳动者降格为奴隶，因此把劳动从这一经济制度内解放出来也会使妇女获得解放。

向警予的这篇文章是中共民族主义反对自由女权主义势力的重要发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有趣的是，她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批判尽管充满了民族主义情感，但却并非出自本土主义立场。相反，它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归根结蒂，她与她批判的那些人并无两样。事实上，由于中共不仅仅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在组织上还隶属于共产党第三国际，因此与提倡女权主义的那些人相比，她在把欧洲社会主义路线应用到中国的妇女解放上更为僵硬。大体上说，不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他们都鼓动人们改变中国——都向国外思想意识中寻找灵感以及分析框架。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并没有更少地让中共以西方为导向。对西方话语（主流的或边缘的，互补的或冲突的）的盗用、吸收并彼此影响，已经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不同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利益集团在这一进程中展开活动。

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被奉为真理时，就具有了独特的性质，向警予的文章就是一个例证。她强调，中国妇女参加国民革命不止是政治必要。她还指出了她所认为的妇女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重要的是，她两次提到“十八世纪欧美女权运动的旧程式”，以此与正确的道路——二十世纪的劳动解放——形成对比。出于阐述革命真理的需要，她有意无意地把西方女权主义描绘成“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过时的伎俩，而马克思主义则代表了正在兴起的二十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用她的话来说：“中国妇女运动，已到二十世纪劳动解放人类整个历史全体转变的时期。历史的进化，早把妇女解放的道路，指给世界妇女了。”

向警予的“真理”很明显并没让《妇女杂志》的编辑们信服。刊登向警予与其他人的国民革命宣言，可能表达了编辑对政治运动的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接受了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也不表示他们赞同女权主义纲领为民族主义纲领所取代。事实上，由男性主办的《妇女杂志》对于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花言巧语无动于衷。

1924年末，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有组织的运动又一次掀起浪潮。但是段祺瑞军阀政府不予妇女在议会中的参政权，妇女在实现参政权这一目标上再度失败。章锡琛分析了近期的国民会议促进运动失败的教训，建议妇女应该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宣传女权主义而不是参政运动上。女权主义会从根本上改变男人和女人的思想。他强调，没有这个思想革命的话，中国的妇女运动将会是徒劳的。重要的是，为了表达女权主义改造思想这种观点，他用了“弗弥涅士姆”这个词——从日本的女权主义著作中引入中国的、 feminism一词的音译词——而不是“女权主义”这个含有“妇女权利”之义的意译词。章锡琛对这个词的选择反映了他通过阅读和翻译日文女权主义著作而获得的对女权主义的认知，凸显了他要把中国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女权革命上来的意图。这也显示了他对以妇女权利为重心的“第一阶段”妇女运动的不满与难忍。

于是，章锡琛在1925年继续鼓吹女权主义。但是，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局面自 1920年章锡琛开始撰写女权主义这一主题时已发生了彻底变革。许多新文化主义者从漠然的文化批判转向热忱的政治活动。两个政党此时正在齐心协力发动一场国民革命，将民族主义提升为政治话语中的主旋律。可以理解，章锡琛对女权革命的觉悟的召唤，显然是不和之音，尤其在提倡民族主义运动的那些人听来。中共新出版的刊物《中国妇女》上的一篇文章公开质疑章锡琛的思想革命的理论。作者原田实（1890-1975）是一位将西方著作译成日文的教育学教授。他的译作之一就是Ellen Key的《恋爱与婚姻》，该书在五四中国激起了热烈的争论。

齐文论证到，章锡琛所谓的革命的觉悟只是“要改革社会习俗和道德对妇女的偏见”。这种“革命”不能改变妇女受压迫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她预言这种“革命”只有在生产和经济状况改变后才能到来。因此，她认为“章锡琛所谓的‘思想革命’在妇女解放中并没有占据重要位置。妇女运动首先要做的应该是相对容易的一步，即消除男女法律制度上的不平等；然后才是较难的第二步，即消灭私有制。也就是说，真正的妇女解放一定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并且消灭了私有制之后的。”

齐文的文章表明，中共有意识地把女权主义“引导”到国民革命上去。它也显示出中共意识到《妇女杂志》的重要性以及自己的新刊物《中国妇女》的作用。事实上，中共试图对国民会议促进运动施加影响，而在这场运动之后出版的《中国妇女》是中共所做的一种努力：宣传它的妇女运动定义，把城市女权主义的热情引导到国民革命运动上去。这一目标要求挑战现存的自由女权主义话语。章锡琛，这位著名的女权主义鼓吹者，一份有影响力的杂志的编辑，无意间成为了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话语的主要对手。

重要的是，主办《中国妇女》的妇女们是五四时期出现的新女性。杨之华、向警予和张琴秋等都是经历了五四学生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女学生。然而，这些新女性并没有成为像美国的Stanton夫人和Mott夫人（章锡琛在分析中国妇女运动的缺点时特别强调了这些人物）那样的职业的女权运动领袖，而是出于对妇女解放的追求而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被中共具体化了的新的政治话语和政治运动的出现，使高涨的女权主义热情偏离了独立的妇女运动，而主编和他的同事们似乎忽略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在1925年，《妇女杂志》的编辑们对于妇女运动的界定受到中共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严重挑战。以妇女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权利为中心的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在全国层面上仅仅存在于 1922年末至1923年初的很短的一段时间。伴随着1924年末的国民会议促进运动而掀起的妇女组织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标志着两个政党开始有意识地拉拢女权运动。虽然国共两党运用有效策略吸引了众多信徒，使得政党领导的妇女国民革命运动取得了话语权，但是，自由女权主义话语——其大部分已经融入到民族主义的妇女运动议程中——势力减弱到为了争夺追随者而竞争的地步。

女权主义堡垒的倒塌

《妇女杂志》所扮演的自由女权主义堡垒的角色并没有持续很久。它的所有者商务印书馆除了把目标对准大市场以外别无特殊的兴趣。当编辑们富有新意地对女权主义的鼓动迅速增加了杂志的发行量时，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是支持他们的。但是在新风气下，当公众对编辑们的“邪说妄谈”表示反感时，出版社是时候抛弃这些编辑了。

章锡琛执意提倡性自由，最终导使他的失败。1925年1月，章锡琛和他的同事周建人出版了一期关于新的性道德的专刊。在两篇重要文章中，章、周讨论了道德的相对性，并鼓吹一种以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自由与利益为基础的新的性道德。章锡琛论证到，由于性是人类的天生需求，因而不应被视为是肮脏的。此外，男子应关注并满足女子的性需求。两篇文章都充满了新思想，试图开放民智，并指出现存的性道德对妇女是不公正的。但是，他们对性自由的鼓吹超越了传统道德的限制，遭到了北京大学教授陈百年的猛烈抨击，他指责他们企图恢复一夫多妻制。知名大学教授的抨击引起了轰动，于是《妇女杂志》的执行董事们将章、周撤职。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在《妇女杂志》上替自己辩解。

1925年9月开始，《妇女杂志》完全换了新主人。关于恋爱、婚姻、离婚和性的讨论不见了。女权主义文本和西方故事的翻译消失了。新主编是一个关心培养妇女艺术品味的男子。他很快就出版了一期艺术专号。甚至连读者群也似乎迅速地改变了。现在，读者们不再问有关恋爱、求爱、婚姻或妇女运动的问题，而是问有关摄影与健康的问题。尽管《妇女杂志》上的许多文章都讨论了女子教育和女子职业训练的话题，但是这份杂志却不再是女权主义的喉舌。

以后见之明来看，这标志着激进的文化变革时代的终结。激进的新文化主义者失去了继续进攻的前沿阵地，他们的语气也变得防御、屈从。当鲁迅刊登章锡琛应对陈百年的指责的驳文——当时没人愿意刊登这篇驳文——时，他讽刺地评论到：“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96鲁迅是在暗示，即使在整个五四时期对恋爱和性道德谈论了如此之多后，公众却远没有做好性解放的准备。周作人在 1927年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有人请他就妇女问题写点东西时，他说：“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然而此刻现在这个无从谈起，并不单是无从着手去做，简直是无可谈，谈了就难免得罪。”尽管他继续对性以及妇女在旧的性道德下的困境进行写作，但是现在，这位曾经的先锋派新文化主义者的言辞却带有疲倦的语气了。

但是新文化不会在一场战争中就被打败。真正相信新文化愿景的那些新文化主义者们还在继续战斗。章锡琛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妇女杂志》离职后不久，和周建人一起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创办了他们自己的新刊物。1926年1月，《新女性》作为《妇女杂志》的续篇出版了。以前为《妇女杂志》撰稿的旧友们现在为《新女性》撰稿了。恋爱、婚姻、性等等，是这份新杂志始终讨论的问题。

有趣的是，周建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重道德》的重要文章。十年前，他的哥哥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贞操论》的译文而声名鹊起。《贞操论》使用了温和的语言与逻辑论证来挑战双重性道德，而《二重道德》则使用了科学的语言来精确描绘女性的生殖系统以便阐释双重性道德的根源。周建人对妇女经血和怀孕所做的事实分析，与他对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女性污染的观点的批判有关，这对于他的兄长而言是难以想象的。周建人对于文化和经济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看法，也表明他对妇女受压迫问题做了深刻的思想探究。他通过指出男女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强调了文化观念的易塑性，尤其是那些与性有关的观念。如果说周作人的译文开创了详细审视性道德的时代，那么周建人的文章则代表了十年思想追求的巅峰。但是，周建人并没有像他的哥哥十年前那样因他的文章而引起轰动。很有可能的是，对这类作品进行自我选择的读者们，即受过教育的男女，对这种语言太熟悉不过了，因而不再为之兴奋。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女权主义话语的成功削弱了像《新女性》这类刊物的话语权。陈望道在1926年哀叹妇女运动的无声，抱怨说：“真正觉醒的妇女大都在职业学习中葬送了自己。”但是他仅仅指的是自由女权运动。事实上，国民革命的妇女运动随着北伐的推进正在很多地区兴起。陈望道的观察反映了这样一种反讽现象：当受过教育的妇女真正在追求经济独立、确立自己的个人职业，并实现了自由女权主义者们广泛宣传的解放目标时，像《新女性》这样的自由女权主义杂志便不再吸引她们了。

女权主义的男性鼓吹者们充分认识到了这种反讽现象。他们最终于1929年停办《新女性》时，编辑们以相当悲痛的口吻祝贺自己取得成功：

废刊的原因很是单纯，就是时代已经不需要我们了。时代真是握有无上权力的专制暴君。在五六年前使人震骇以为邪说妄谈的议论，到了今日，人人都只觉得平淡无奇。“妇女解放”、“妇女运动”一类的名词，在五四运动以后的知识阶级里，人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宣传着，同时还有一部分思想落后的人在反对着，诅咒着；现在却被当作像饥饿了应该吃饭，冷了应该添衣一般的老生常谈，虽然饭有没有得吃，衣有没有添还是一个问题。

编辑们所强调的并非是五四自由女权主义话语如何决定性地使“妇女解放”成为中文语汇里的一个褒义词——这个壮举可以给他们赚些声誉。相反，他们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妇女解放的真正实现，与各种政治取向的人口头宣称支持妇女解放相比，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最终，尽管他们放弃了鼓吹，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已取得完全的胜利。相反，这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末期与五四时期相比，自由争论与鼓动的空间狭小了很多。1927年国共两党关系的破裂，以及国民党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统治的确立，使得左翼份子和左翼意识形态变成非法。现在，思想争论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政治蕴涵，因而是富有风险的。编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窘境。他们承认对自己“空谈”的不满，抱怨说：“但我们能转向哪里呢？左翼吗？在一个党的权力至上的政党统治的国家里，我们可能被当作红色分子而掉脑袋的。”政治环境已经恶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对妇女解放之路的自由探索不再受到允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比之下，以政治力量分裂为标志的军阀时期却是中国女权主义发展少有的黄金时期。

女权主义堡垒《新女性》最终的倒塌象征着五四女权主义在 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衰败。但是在这十年间男性的女权主义鼓动和女性的女权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城市社会见证了妇女生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最明显的两个变化就是，高中以上实行男女同校取代了性别隔离，以及妇女在不断增加的就业机会和政治参与方面的社会进步。

另外一个深刻的变化并不经常被记载：随着五四女权主义的普及，新的女性主体性形成了。 1924年，章锡琛对这个变化做了陈述：

“在这十年中，还有一种势力最大而成长最速的，便是无形的思想的革新。这革新的就是所谓妇女的‘人’的觉醒。在十年以前，虽然也有过像要求参政的那种壮烈的运动，然那时从事这运动的唯一的目的，不过在乎求得政治上的男女平等，并没有其他的意义。然从近年所谓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在妇女解放上，也加了不少的影响，使一般妇女，对于古来因袭的风俗、习惯、教条、迷信，起了根本的怀疑。凡是略为和新思想接触的女子，无不有一种‘女人也是人’的觉悟，历来奉为女子圣经的《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等书，都被践在新女子的脚底下了。”

章锡琛的观察抓住了五四自由女权主义的中心主题。新文化主义者可以宣布一项伟大的功绩：要求独立、自治和性别平等的妇女已经伴着五四女权主义的浪潮形成了。正如本章所证明的，在新文化主义者鼓吹妇女解放与中国妇女的新觉悟之间有直接的关联。然而，五四时期新女性的出现也是对自晚清开始的有关妇女的民族主义话语的长期回应的一部分。富国强种为废缠足、普及女子教育提供了根本依据。妇女健全的身体和女子教育分别为新女性的社会进步提供了身体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女性作为这个有关妇女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受益者，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首先，民族主义话语与自由女权主义话语之间看似并无冲突，因为以文化变革为中心的新文化主义的论点是，通过使中国妇女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独立个体，古老民族将迈向现代。这两种话语只是在中共诞生后才变为相互竞争和敌对。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中共话语号召妇女在现存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不要去追求平等权利。它力劝妇女参加革命，革命首先会确保独立、统一的民族，并最终会推翻私有制。借助于国共合作的力量，中共的民族主义话语在20世纪 20年代后半期得以壮大。但是，正如本章所揭示的，自由女权主义尽管黯然失色却并没有消失。事实上，自五四女权主义浪潮开始，“妇女解放”和“妇女运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现代性的一个永久标志，即使这两个词的定义为了满足各种历史背景下的政治需要而频繁转换。本书第二部分将展示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如何塑造五四一代的妇女的，这些妇女又是如何崛起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快速的社会变革中的主力军的。

（赵婧译 侯艳兴校）

（本文节选自《五四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