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源的「小函谷」

在苏州木渎穹窿山御道半山岭旁的溪边，石壁刻有“小函谷”三个篆字，落款：“廿六年三月，李烈钧、程潛、李根源來游；烈钧題此字，李根源书”。李氏题“小函谷”的意思，据说是“赞誉穹窿山为道教圣地，宛如老子倒骑青牛出函谷得道成仙之地”云云。

这当然有可能。但是函谷关之于李根源，有着别样含义。

1916年夏，袁死黎继。后者即任命李根源为陕西省长。而李氏需要面对的最复杂的局面，并非陕西的贫穷或混乱，而是那位枭桀难制的督军陈树藩。

袁世凯死后，坊间有一副对联，谑而不虐地用中医药方来讽刺袁氏最后岁月的遭遇：“起病六君子，夺命二陈汤”。“二陈汤”，指的是四五月间接连声称独立的陈宧、陈树藩、汤芗铭。其中，以陈树藩反叛的象征意义最大。

1.

督理四川、湖南军务的陈宧、汤芗铭这两位将军之所以独立，更大原因并非刻意对袁氏不忠，而是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逼人，护国军干戈相逼之下，暂时找一条退路罢了。陈树藩的问题要复杂尖锐得多。

他是陕西安康人，家道殷实。据说，其父曾为年幼的他算命，大师预测，陈树藩终将弃文习武，然后富贵，乃改换商人门庭。由于这位算命先生是川陕赫赫有名的“刘神仙”，因此刘氏父子对此深信不疑。后来陈树藩走的路，都遵照了“刘神仙”的指点。

陈树藩的个性很奇特，温和保守又矫强不驯，疏远政治又聪明机变。而且他有个特征，就是对同学朋友极好，愿意两肋插刀，同生共死。

他在陕西陆军小学毕业后保送至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并加入革命党。1910年毕业分配，到陕西新军任排长。这一年的7月9日，在西安大雁塔举行了革命党、保定军校陕西同学会、哥老会这三者的秘密结盟仪式。“三十六兄弟会盟”为一年后颠覆满清打下了人事基础和军事基础。

但陈树藩始终为革命党外围分子，且地位不高，不被时人所重。辛亥革命中虽浴血作战，率部拼死击退来进攻西安的由陕西巡抚升允统领的清军，但天下大定改编时也不过就是任了个旅长。

袁世凯上台后，尤其是陆建章督理陕西军务后，参加革命的民军大部分被编遣裁减，如郭坚等人重新落草，成为义军。而陈树藩对他们多加回护。这引起了陆建章的不满，将其由陕南镇守使调任陕北。

正在此时，陆建章令自己儿子陆承武率陕西最精锐的部队“中坚团”清剿郭坚的义军，路过陈部胡景翼营的防地，遭胡突袭。这事并非陈树藩预先策划，然而，一听部下闯了如此滔天大祸，他身上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气又涌了上来。

那是1916年5月9日，他一面以陆承武为人质，一边通电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命胡景翼、郭坚分两路进攻西安。

陆建章最有力的嫡系部队是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早就被袁世凯派到了陈宧身边，如今正在四川同蔡锷的护国军对峙。既然武力不够，儿子又在别人手里，凶悍如陆建章者也只能俯首帖耳，自动退出潼关。

陆建章还正在西安同陈树藩交接政务呢，他的妻女带着两百多车行李财物已经启程，走向临潼。没想到，半道上遇到土匪抢劫，财物被抢去一小半，其妻女还饱受羞辱，又被扔进了臭水沟里。

这消息一出，陕西百姓固然拍手称快，远在四川的冯玉祥部却如同晴天霹雳。冯氏的妻子是陆的内侄女，十六混成旅中的军官也都同陆建章感情深厚，有人听说主公妻女受辱，竟然愤然自杀。

抢劫的土匪其实是胡景翼假扮，对外却谎称是郭坚部属。后来冯玉祥公报私仇，于1921年设“鸿门宴”杀了郭坚。此时，陆建章已经被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杀害三年有余了。而胡景翼则在1924年成了冯玉祥的盟友。

这种毫无政治目的却更加凶悍的叛逆，其实比那些兵临城下的“独立”来得可怕。陈树藩驱逐陆建章后，恢复辛亥时期的称呼，自任陕西都督。黎元洪上台后，则遵中央统一部署，改称督军。

2.

1916年的陇海铁路才修建到河南陕州的观音堂。进陕西的旅客只能在此下火车，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西行八十公里，这里，就是豫陕交界处的函谷关。跨进此关，才算是进入陕西，进入关中。

接到任命的李根源，正是从函谷关入陕，开始了那段时间很短却凶险异常的政坛历程。但他在1917年夏督军团叛乱时，被陈树藩以死相逼却威武不屈，其决不背叛中央的高风亮节，一直为世人敬重。李烈钧之“小函谷”题字，是对李根源这段历史的追溯和缅怀和尊崇。

而事实上，李根源莅陕时间并不长。他在1917年春节后才到任接篆。在此之前，他要完成一件更重要的任务。

从今天看，1916年的秋天，才是李根源真正的“函谷关”。之前，他只是一位过气国会议员；而之后，他已经成为议会中派系领袖，并将领导这派系，长久干预甚至决定中国的政局。

1916年九十月间，李氏跨进他的“小函谷”。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最后的“蜜月期”。当时内阁中、国会中已经屡起党争，但两人还涉足不深。而且，他们毕竟联手打倒了意图干政的张勋及其组织的督军团。所以，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威胁，突然就显现在了眼前。

说是“威胁”，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冯国璋同其老部下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合称“长江三督”，控制了自宜昌到上海的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还好，至少在中央看来，冯国璋目前还没有政治野心。他没有豢养一批政客幕僚为其出谋划策或站台鼓吹，也不太联络京城名人伺机策动。

而且，随着袁世凯推行帝制，冯国璋就同整个北洋集团都产生了疏离感。1916年春夏，国务院发布“停兑令”，让全国中交两行停止钞票兑现的时候，冯国璋支持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谈荔孙公然抵制，引起了命令发布者段祺瑞的极大不满。

袁氏刚死，段祺瑞还要坚持袁记约法呢，冯氏就通电要求，恢复当初被袁世凯亲手废除的民元约法。这使得北洋系内的军头和政客都对这位老首长产生了异样的感觉，虽然还谈不上排斥，但政治上已经不把他看作北洋系的利益保护人和立场代言人了。

因此，虽然时常有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同冯氏亲密往来，但事实上，政坛上冯氏影响不大。尤其是国会中，除了江苏、江西几个议员，支持冯氏的力量少之又少。所以，黎元洪和段祺瑞认识到，把冯国璋拉到宪政制度下的中央体系中，反而能够遏制其独霸一方的可能。

3.

随着八月初民二国会复会，开始举行所谓的“第二次常会”，政坛上就出现越来越高的呼声：推举冯国璋为副总统。

冯国璋对此倒是毫不介意。虽然在责任内阁制下没什么实权，但副总统地位崇高，仅次于总统，而高于总理，人生尊荣至此，也没什么遗憾了。民初的黎元洪一旦当了副总统，只能放弃湖北都督的宝座，孤身进京。但冯国璋知道自己不会，他至少在长江中下游有着坚定的军政基础，整个中国还没谁有能力把他绑架北上。

但是，这个位子也有竞争者。首先是段祺瑞。段氏自己当然不愿做副总统，他明确地说自己起码还要干两年国务总理，甚至说出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狠话。但是，当时有两拨人最好他下台。

一拨是以张勋为主的较为保守的北洋系督军们。他们更希望段祺瑞退而专任陆军总长，总理由徐世昌来做。另一拨是国会中激进的国民党籍议员。他们试图先选举段祺瑞为副总统，然后推举唐绍仪为总理。

徐世昌一直在家乡观望。当时北洋系的分裂已经隐然可见，国民党/政学系和进步党/研究系在国会的争衡又使得政局愈发扑朔迷离。如此局面，徐世昌可不愿意出山，“不入政坛”成为了他的口头禅。

段祺瑞当然也拒绝参选副总统。而且国民党属意的总理候选人唐绍仪因为“历史问题”，仅仅跟张勋及其督军团打了一个回合，便落荒而逃。外交总长都当不了，总理就更别指望了。

既然段祺瑞不可能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国会议员们又推出了另一位：陆荣廷。

陆氏是反清会党出身，长期在广西龙州的中越边境以抢掠为生，到三十六岁才接受朝廷招安，成了一名管带，在清军中步步高升。

辛亥革命时期，他以广西提督而任新政府的都督，从而逐步掌控了整个广西。袁世凯死后，他又被调任广东督军。当时虽然还没被任命为两广巡阅使，但他的实权已经相当于前清的两广总督。

而且，在政治上，他同梁启超及其进步党人沟通比较密切；在地缘上，他又是还没有真正臣服中央的西南系实力派的代表。所以，推举他为副总统候选人，也很合适。

但是，陆荣廷明确表示不愿参选。表面上的理由，是现在护国战争刚刚结束，伤者未起，死者未葬，其根据地广西民穷财尽，不必要再去开销巨额的竞选经费。真正的原因当然不是这样。陆荣廷知道，国民党不会选他，他根本不可能当选。

辛亥革命时期，广西最重要的革命党领袖是柳州人刘古香。他1907年参加同盟会，一直为共和革命舍生忘死，曾经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其后广州革命成功，他出任广东都督府秘书长，遂被胡汉民派回广西领导革命，掌管柳州地区的政局。

“二次革命”时期，刘古香作为反袁起义的领袖被捕。其固然是因为部下沈鸿英的出卖，但下令处死他的，却是陆荣廷。

因此，国会的国民党议员在这样的血仇面前，宁可支持冯国璋，也不愿支持陆荣廷。

1916年八月初复会的民二国会，其运作之复杂精密和顺畅专业，几乎有了当今世界议会政治中的一切合理元素，为民国近四十年宪政史所仅见，可惜也不过维持了不到一年。

4.

对于国会复会，最紧张的是进步党。因为他们的对手国民党，非常强大。国民党在众议院中人数略少，和进步党差不多；在参议院中是绝对多数。因此进步党要用选票撼动这个庞然大物，很难。

然而，随着之前袁世凯对议会政治的摧折和对政坛的肆意凌辱，当时的中国形成了两种现代人看起来非常奇怪的观点：

一种是“不党主义”。

也就是将组党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朋党”，认为有节操的士大夫不应该勾结在一起讨论什么阴谋秘计。所谓“君子不党”未必做得到，但政党的名目，是取消了。因此，在1916年以后，中国已经没有“国民党”或“进步党”这种正式名称。

第二种，姑且可以称之为“不官主义”。

也就是，政坛是污秽的，官员是肮脏的，若还是要保持士大夫的高洁（这是对保守派而言），或保持革命者的斗志（这是对激进派而言），那就千万不能入朝为官，而一定要在议场和舆论场监督、鞭策、砥砺。

“不党”观念，导致当时政党所有的组织形态都已经消失。若还有政团存在，其维系者，一是靠共同利益，一是靠精神领袖的感召；“不官”观念，导致当时无论进步党还是国民党，对阁员人选不感兴趣，连梁启超都只关心地方督军、省长的人选。而国民党内的激进派甚至极端到将入阁当总长的党员视为叛徒。

这两种观念，事实上是时人对于民初四年共和体制和民主政治应该如何运作的反思，如果其后没有府院之争，没有国会解散，没有护法运动，没有南北分裂，那么，很可能会为中国的宪政运作开一条新路。

在这种“不党”“不官”前提下，又要面对强大的国民党政团，梁启超当然要思考应对之道。就在国会第二次常会开幕没几天，他对党内高层指示道：

“今决组强固无形之党，左提北洋系，右挈某党一部稳健分子，摧灭流氓、草寇两派。现国会即开始讨伐。”

这句话连标点符号也不到五十个字，但要解释清楚来龙去脉，可以写一篇论文。

5.

梁启超首先提出了个大方向：组党。将已经涣散的原进步党力量“强固”起来。但为照顾时人的“不党”观念，这个政团应该是“无形”的，无非就是成员范围在国会之内，不设支部和垂直机构，不设总理总裁等领袖职务，仅仅任命一些负责具体事务的总务或干事。

当时，以研究商讨宪法文本的名义，原进步党人员在国会中有两个小团体，领袖分别为汤化龙和林长民。现既然梁启超有了重新组党的想法，汤林二人就将团体合并，对外称“宪法研究会”，尊梁启超为精神领袖。

——这就是“研究系”的来历。其实，从清末的康梁党、保皇党、君宪党，到民初的进步党、研究系，到三十年代的国社党和四十年代的民社党，都是一回事；就像兴中会、革命党、同盟会、国民党、政学会，也是一回事。

 “左提北洋系”，指的是内倚段祺瑞，外联冯国璋。其他北洋系实力派，还不在梁启超眼里。然而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并没有提及西南系地方实力派。

任何一个政党社团，有资格站在台上指手画脚，必然有其合理性。国民党的合理性来自辛亥革命缔造的共和国体，这就是国民党人在北洋系权贵面前，“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的底气所在。

现在，这个底气进步党也有了。反袁大业虽然是国民党揭开的序幕，但密切联络西南豪强，逼迫或诱导他们起兵，都是进步党的功劳。

而且，毕竟护国军主帅蔡锷是梁启超门徒。他平时很注重不暴露意识形态立场，同黄兴等革命元勋也一直保持良好关系。但在私人信件中，他称呼进步党为“我党”。

进步党这个底气，至少在军事上来自西南系的支持。但梁启超显然非常漠然，在其政策规划中，并没有给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豪强留多少空间。

“右挈某党一部稳健分子”，指的是进步党必须“统战”拉拢国民党内的稳健派议员，如谷钟秀、张耀曾、李根源等人。这些政客也是总统黎元洪的政治基础。

至于要被“摧灭”的“流氓、草寇两派”，指的是国民党激进派和进步党的“叛徒”。所谓“流氓”，是指那些在议场上动辄就暴力抗议、肢体冲突的国会议员，即马君武、居正、田桐、邹鲁、谢持等人，他们往往是国民党内最激进的中华革命党成员；所谓“草寇”，主要是指孙洪伊。

此人之前是进步党的主要成员，但在洪宪时期领悟到孙文的先知先觉，因此在政治上产生了对国民党的仰慕和追随，反手打击前宗主进步党不遗余力。

孙洪伊是个十分古怪的人。倒不是说他性格极端脾气暴躁——这些缺点他都有，问题是，他在政治基本盘上“十三不靠”。

他原本算是进步党，但又脱党而去，当然被视之为“叛徒”；如今他转向国民党阵营，也委托好友向孙文输诚，但毕竟在党内没有历史功绩和人事基础，因此也得不到国民党真正的信任。

因为是直隶人，他跟其同乡冯国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冯氏又远在南京，鞭长莫及，对他政治上帮助不大。

所以，其人愈发急躁冒进，事事处处上蹿下跳，急于寻找出路。后来他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这位传说中的吴三桂后裔结盟，人称“孙吴”，在政坛搞出了滔天巨浪，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分裂、府院分裂，最后，民主政治崩溃。

6.

1916年八月初，民二国会复会，于北京召开所谓的“第二次常会”。这也标志着民元法统正式光复。这次国会常会的隆重举行，主要有四个议程：通过本年度财政预算案，批准总统提出的内阁人选，选举副总统，制订宪法。其中前两项是虚应故事。其实大部分阁员已经正常办公，国会的同意投票不过是走过场。财政预算案更加是走走程序而已。

不过，在八月底进行阁员同意投票的时候，已经有了不祥的阴影。我们知道，这份阁员名单名义上是由国务总理段祺瑞提出，但事实上的草拟者是总统黎元洪。

因此其中国民党人占了很大分量，有唐绍仪、陈锦涛、张耀曾、谷钟秀四人，孙洪伊和范源濂算是进步党，但前者已经明显倾向国民党。海军总长程璧光是黎元洪的老朋友，在政争中同北洋系比较疏远。只有交通总长许世英算是北洋系的嫡出政客。

然而，开票的时候发现，虽然所有阁员的任命都顺利通过，但细点票数，四位国民党阁员的得票率，竟然比许世英都低。客观而言，其中重要原因，是当时盛行的所谓的“不官主义”，所以，很可能许多激进的国民党员对于本党干部入阁投了反对票。

也有个因素，那就是国会中的进步党人可能按照其领袖梁启超的命令，“现国会即开始讨伐”，用选票“讨伐”对立的国民党。但毕竟此事给予国民党主要干部以浓重的心理压迫——党内再也难以团结了。

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分裂起源于癸丑（1913）之役时对袁世凯的态度。

当时有一批国民党籍议员委曲求全，留在了被袁氏日益压迫的国会苟延残喘；而反袁的国民党员，其一部分因反感领袖孙文的独裁倾向，转而团结在黄兴周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更是呼吁停止反袁，共同对外。他们当时成立了个小团体“欧事研究会”，外人遂以此相称。

国民党内的激进分子仍然坚定地以孙文为领袖，组成中华革命党，成为最坚韧的反袁组织，持续而血腥地用各种手段同袁政权鏖战，不死不休。

当然，袁世凯于1915年底称帝后，这三部分党人抛弃畛域之见，重新团结在反袁大旗下。但可惜护国运动已经形成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以唐继尧为政治领袖、以蔡锷为军事领袖的核心力量，李烈钧、李根源、程潜等欧事研究会成员虽然参与其事，然而并非主流。

国会复会后，国民党议员按照上述历史关系和人事关系，隐然分成三个派系：首先是那一批并未武装反袁而留在国会的议员，如吴景濂、王正廷等，人称“客庐系”；其次还是欧事研究会的李根源等人，还有性情旨趣比较相近的谷钟秀、张耀曾。

这批人是黎元洪的政治依靠，因此其继任大总统后，分别提名他们三人为陕西省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以上两批，在梁启超眼里，属于可以统战的“某党一部稳健分子”。

第三批是忠于孙文的中华革命党成员，马君武、居正、田桐等，组成了“丙辰俱乐部”——这些人，梁启超满心厌恶地蔑称为“流氓”，在国会中属于进步党的讨伐对象；梁氏另一个讨伐对象，其称之为“草寇”，外人称之为“韬园系”，领袖人物是民初进步党的重要干部孙洪伊，但后来同孙文越走越近，引起了梁启超的憎恨。

7.

国会复会的时候，段祺瑞在此时召集一些对选举副总统很有兴趣的国会议员开了一次恳谈会，表明了四个意见：

第一，他认为没有选举副总统的必要。因为《临时约法》所规定的是责任内阁制，即国务院和议会保持着权力上的张力，至于总统，只是“监印官”而已，多个副职，意义不大。

第二，他表示自己既没权也不会阻止国会补选副总统。

第三，自己绝不会参选副总统。这是他一直坚持的立场，那就是自己不会挪位子。之前有过另一种说法，是张勋提出来的，要求徐世昌当总理，段祺瑞退而专任陆军总长，也被段坚决拒绝了。

第四，如果一定要选举副总统，他提出的候选人是冯国璋。段氏不喜欢冯，而且整个北洋系的军事实力派们也不喜欢冯。但是他毕竟是北洋元老，让他做副总统，总比挑个外人放心。

至于梁启超和进步党，一心一意想推冯国璋上位。段祺瑞对议会制度和民主政治一向比较漠然。其生性孤僻，也不太愿意结交议员，不管他是哪个党派的。因此，梁启超还是觉得冯国璋更容易接近。

而且在发动护国运动前夕，梁启超原本第一个说服一同举事的对象是冯国璋。其实冯不过是虚与委蛇，但梁因为觉得他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毕竟心存感激。

孙洪伊因为是冯国璋的直隶同乡，一心一意推戴冯氏。他当时是内阁中的内务总长，但上任才一两个月，已经同总理段祺瑞闹得鸡飞狗跳。他觉得若是冯国璋当选副总统，那就明确为北洋系第一把交椅，至少能在私下压段祺瑞一头，自己的日子也能好过点。

孙洪伊的活动能力很强，当时就联络吴景濂，并得到了其领导的客庐系的支持。

但是，其他更主流的国民党议员有着不同意见。李根源提名的候选人，是自己所属欧事研究会的领袖黄兴。这显然是意气用事。黄兴声望卓著，既是民国元勋，也是反袁先锋。但论到国会中的选票，他最多能够得到湖南籍议员的支持，当选的可能微乎其微。

按照选举法，副总统选举由参众两院召开联合选举会投票，任何一位候选人只要获得出席议员的四分之三选票，才能当选。若都不足票数，即须再次投票。

第二次投票若还无人当选，则就此次投票时得票最多的两人来决选，以得票超过投票人总数之半的那位候选人为当选。两院议员人称“八百罗汉”，黄兴别说半数，估计十分之一选票都得不到。

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黄兴此时罹患肝癌，已经病入膏肓，躺在上海福开森路393号的寓所里气息奄奄。怎么还能做副总统？

8.

当时负责任的政治家都看得出，如果副总统也是北洋系，万一黎元洪同段祺瑞矛盾加剧，北洋系就会要么用阴谋，要么用暴力，迫使大总统下台，使北洋系的自己人取而代之。国民党是支持黎元洪的。因此，为防止将来局面恶化，他们一定要推举一位非北洋系的候选人。

岑春煊缺乏民意基础，黄兴又健康恶化。那么，只能推举西南系的一位盟主了。要么唐继尧，要么陆荣廷。前者在全国范围来看，资望太低，辛亥时期仅仅是一名管带（营长），后者好多了，清末已经是提督，其地位相当于省长。

陆荣廷以广西为基地，自己又新任广东督军，在西南六省中手绾两省军政民政大权，声望口碑到达顶点，在反袁战争中又功绩显赫，颇能得到进步党人的信任。若国民党操作得当，很可能会战胜冯国璋而当上副总统。因此，钮永建正式向国民党建议，以本党提名，将陆荣廷列为副总统候选人。

钮永建在国民党内威望极高。他是上海人，二十出头考中举人，然后以官费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就在此时，他感化徐锡麟倾向革命，并同孙文结下生死之约，发誓共同反清。

1906年，钮永建调任桂林兵备道帮办兼筹办广西讲武堂及陆军小学总监，以训练新军为掩护，组训新军，为广西培养了大量的革命军事和政治人才，李宗仁、白崇禧等后来赫赫有名的党国大亨均为其学生，他因此后来成为新桂系长期所倚重的党国元老。

所以，钮永建的提议也就代表着西南系的心声。于是，国民党同意将陆荣廷列为副总统候选人。

在1900年就参加反清革命的钮永建，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地位仅次于孙黄。而且此人目标坚定，性格坚韧，立场坚强，从未被外界的喜恶苦乐撼动过。因此，他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他曾在广西从事过军事教育，也领导过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光复起义。无论在西南还是苏沪，他的地缘身份也令人敬重。

当时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跻身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内部会议并发表意见，钮永建就是其中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是国民党同议员们的政治联络人，也是党内监控议会党团的“党鞭”。

然而，党内的四派议员对此意见颇有分歧。欧事研究会的诸君自然是尊重钮永建的意见。前中华革命党成员，即丙辰俱乐部成员表示不接受。因为在癸丑之役时期，陆荣廷心狠手辣，屠杀过很多著名的革命党人，因此，得不到比较激进的国民党人的信任。

孙洪伊的韬园系也不同意陆荣廷，他坚持要选举其同乡冯国璋。吴景濂的客庐系原本不置可否，但是他受到孙洪伊的游说，“联冯制段”可能是遏制段祺瑞独大的好战略。

9.

这样就糟了。四派中只有一派选举陆荣廷。算人数，可能占国民党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算个粗略的数字：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总数算他是八百，国民党或倾向国民党的议员如果是一半，那是四百，而愿意选举陆荣廷的议员只有三分之一，即陆氏只能得到一百三十票。

果然，在党内模拟投票中，陆荣廷得票一百二十几，同预想的一样。

欧事研究会非常惊讶，指责其余三派不顾党的决议而私自行动。其余三派当然也反唇相讥。吵到最后，竟然打了起来。这是国民党议会党团内部第一次肢体冲突，外界得知他们同志之间都拳脚相加，不禁哗然。

国民党的声誉于是一落千丈。更糟的结果当然在前面等着他们——陆荣廷没有当选。

首先，陆荣廷自己无意于竞选。他新任广东督军才没几天，而且广东人向来排外，他要在这块新地盘上建立威信，然后慢慢渗透势力，消化成果，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艰苦的耕耘。因此，他根本没有心力在竞选什么中央职务。

而且，竞选需要钱，至少需要开流水席请这些议员吃吃喝喝。广西原本就很贫瘠，他的军队出征湖南，如今回撤也需要粮饷。何必把钱浪费在看不到结果地方。再者说了，为什么去得罪冯国璋？所以，陆荣廷一口回绝了竞选要求。

尽管钮永建、李根源及欧事研究会作出大量努力，仍旧无法挽回大局。

1916年10月30日，参众两院举行副总统联合选举会，出席议员共七百四十一人。按照各位议员推选，合法候选人有冯国璋、陆荣廷、黄兴等三位。议员们开始第一轮投票。结果是，陆一百七十六票，总算比之前稍微高了点，但也远远没有达到当选要求。黄兴也有三十三票，这当然分掉了陆的选票。冯的选票比他们高出一大截，四百十三票，但还是没有达到绝对多数。

下午举行第二轮投票，陆得票一百八十票，基本没有增加，而冯得票五百二十八票，看来那些原本投给黄兴的票数都转给了冯国璋。

很显然，因为要执行党内决议，原本建议选举黄兴的李根源一系投给了陆荣廷，而投给黄兴的是丙辰俱乐部的同志。而今让他们二选一，这些激进派便临阵倒戈，宁可投给冯国璋也不投给陆荣廷。

第三次选举是冯陆对决。最后结果是，冯以五百二十票当选中华民国第二任副总统。

10.

钮永建、李根源得知选举情况，非常失望。原本外界外党将他们同吴景濂的客庐系都视为“稳健派”，现在他们觉得要划清界限了。于是，在十一月初，以原欧事研究会的国会议员为主，成立了“政学会”。这就是后来“政学系”和“新政学系”的来历。

十余年后，蒋中正一统中国，新政学系同CC、黄埔系鼎足而三，成为支撑蒋政权的重要力量。而其发源，便是政学会的成立。

政学会明确自己没有另立山头，仍然是国民党的一部分。在其成立政纲中，明确了三大路线：思想路线，仍旧是三民主义；组织路线，仍旧是尊奉孙文黄兴为领袖；政治路线，仍旧是“拥护共和，实现宪法”。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为何仍然尊奉孙黄为领袖？确实有点古怪。就在副总统选举会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31日，黄兴因肝癌于上海本宅去世，享年才四十二岁。在此之后，政学会才宣告成立。

这是个政治组织而不是宗教组织，照说不能以已去世的人为领袖。然而，政学会还是要列出黄兴的地位，不仅仅是尊重或追思，而是要以黄兴为一门槛，把孙文党徒拦在外面。也就是说，以黄兴为标准，同丙辰俱乐部那班激进派划清界限。

政学会还规定，入会者只能是国会议员。当然，此规则对钮永建例外——他本来就是政治联络员和“党鞭”，自然不能排除在外。而且，他还是总务之一，其余三人是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

所谓“总务”，其实就是集体领导制。因此政学会不设总理、总裁，就说以他们四位为首脑。

吴景濂也另立山头，成立了“益友社”，并且将老牌革命党人张继拉了过去。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系，曾经被梁启超合称为“流氓草寇”，在选举事件中倒是真的越走越近，也在同一时间合并，成立“民友社”。

国民党正式分裂了，并在国会中开启了三国鼎立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