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影响公众的写作:《中国图书商报》采访

《中国图书商报》:现实生活中,个人的力量太有限,所以要尽量在公共平台上发表意见,影响人们的公共生活。所以,您怎么看待博客或微博这样的自媒体?

博客或微博这样的自媒体使得公共传媒和公共交际发生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由于出现了新的传媒工具,才成为可能的。我在《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的序里引用了美国传媒学家波兹曼说的话:人类创造的每一件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18世纪初,由于报纸的出现,有了夹叙夹议的公共随笔。19世纪末,发明半色调网点照片印刷技术,于是在1880年,美国出现第一家刊登照片的报纸,摄影进入新闻业,形成了“摄影新闻”。20世纪,电视更是改变了人们对信息的接受习惯。

博客或微博让普通人可以“自由”地发送信息。虽然这些“自媒体”事实上受到许多限制,但自由意志表达却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传播最核心的价值和动力。所以,一切想要控制言论和民意的权力,无不小心翼翼地防范自媒体。在健全的民主公共生活中,传媒一定是全面自由,多形式,相互支持的,不可能只用博客或微博来讨论公共问题。微博的信息量太小,起到的作用往往只是快速发布简短消息、表明态度、传递行动口号和断语结论。博客的信息量虽然要大得多,几乎各种写作都可以成为“博文”,但是,大多数仍然是随写随贴,比较简略的书写,娱乐消遣的东西很多,是最常被网站“推荐”的。

波兹曼曾对电视图像降低民众的思考能力表示忧虑,他认为电视使“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品都已经变成为与娱乐行业同类的附属品,……结果是,我们成为已经处在娱乐至死边缘的民族。”由于电视传媒深刻地在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辨认和感知,它已经事实上左右了“我们的意识和社会制度”。一个社会依赖博客或微博来进行公共交流,往往是因为其他传媒形式受到严格限制,不得己而为之,并不真的就是最佳话语形式选择的结果。博客或微博虽然展现了人的自由意志表达要求,但是,过于简略的自媒体写作并不是深入讨论复杂公共问题的理想方式,久而久之还可能产生与图像传媒相似的负面作用,那就是弱化公众的语言思辨和深入思想的能力。

《中国图书商报》:《文化批评往何处去》中,收录的是您在1990年代写的文章,探讨的是当时的中国的思想生态,但我看到,即便是20年后,很多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说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比如说您提到的90年代的文化争论明显撤离80年代涉及的某些社会政治问题,即便您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得不如此,但这是否说明我国的知识分子陷入了困境?

知识分子陷入困境并不是自90年代开始,只是9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困境与“又红又专”年代有所不同而已。在我看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困境主要是在写作的时候,弄不清楚到底对谁说话,要用什么方式说话,所以也就弄不清楚到底该说什么。这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专门知识和专长学问,而是说,除了他们自己的那些小圈子,他们的话,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普通公众是读不懂,听不懂的。

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把经院拉丁语的式微和普通民众方言白话的兴起看成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传播方式转变。可以说,今天中国学院知识分子的晦涩话语与大众传媒语言之间,已经形成了一道像16、17世纪的拉丁和白话那样的鸿沟。例如,博客或微博就绝对不会使用某些“学者”的那种学院“翻译体”文字。对于不喜欢公众启蒙的权力来说,学院“翻译体”是最安全的,因为不管它说什么,普通民众都听不懂,因此不必担心他们会对民众真的产生什么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略,他的“罪行”最主要的还不在于他发现了,说出了什么,而在于他怎么说,对谁说。伽利略在说出他的想法时,使用的是流畅的意大利语,而不是难懂的拉丁。在教皇当局关于伽利略的会议后,佛罗伦萨大使在报告中说:“当局告诉伽利略,如果他要坚持哥白尼的观点,就安安静静地坚持好了,不要费这么大力气去说服别人。”而伽利略偏偏拒绝这么做。后来有人说,伽利略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他要“离开大学,使自己扎根于广泛的,有知识的大众的方言之中。……伽利略并不在乎被放逐出那些害怕光亮的学究们的一个个小圈子……只有在大街、广场上他才觉得自在。”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像伽利略这样的知识分子,单就他使用的白话,就让他成了教皇当局所害怕的“公共”知识分子,何况他说的还是教皇当局所讨厌的真话。同样,知识分子写作的意义不仅在于说出了什么,而且还在于为什么说,怎么说,对谁说。21世纪以来,报纸的“时论”用的就是一种新白话,是对公共生活有影响的话语形式。“时论”谈的是普通读者熟悉、关心的话题,用的是明白、通晓的普通语言和常识逻辑。当然,非常重要的还是要说真话,尤其是那些“不方便说”的真话。而知识分子能否做到这个,则又是受到公共生活的整体条件限制的。我说的“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图书商报》:  您在书中谈到,虽然是文学出身,但因为时代的原因,转而将自己的眼光投放到政治和社会研究中,您身在美国做教师,谈论中国的时事,但是否会有隔岸观火之感?是否考虑过像刘瑜一样回国教书?

我没有隔岸观火的感觉,也没有因为空间的距离造成的隔阂感。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在旧金山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并不比在广州了解四川发生的事情来得困难。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已经不止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我的思想形成期是在中国渡过的,所以,我在骨子里是个中国人。我在美国教书有20年了,已经习惯了。我也比较喜欢美国的学校气氛,没有回国另找工作的计划。

《中国图书商报》:《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封底之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您的看法,还是编辑提炼的?我怎么没在书内文里找到:“好的公共生活是以民主来保障群体的共同“幸福””,它的伦理导向是鼓励美德,它的价值内涵是维护尊严,它的理智状态是推崇真实,它的智慧传统是接受教训。”

这个简介是我自己写的,我在书的序言里谈的主要是写作方式与理性思考的关系,并没有对“好的公共生活”直接去做一个定义,所以就在简介里补一个。书里最接近“定义”的说法是我在序里强调公共生活“整体性”的地方:由于公共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交织,它会在政治制度、道德伦理、群体规范、文化传统等方面形成比较统一的整体样式,而好的公共生活必须是宪政法治和民主的,这一点在中国和别的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然,简介里的4句话是特别针对现今中国公共生活的状况而说的。所以才有后面那一句:匮却这些条件不是中国公共生活的宿命,只要我们愿意,中国公共生活的现状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的。

《中国图书商报》:因为我们是读书类行业报,想请您谈谈阅读,马上就是4.23世界阅读日,我国自前几年国民调查阅读率走低后,政府就一直效仿国外,在推广阅读。我想知道,美国政府在推广阅读中,是否有我们可取之处?

 在美国,推动阅读是公民社会里的事情,政府并不干预。公民社会提倡阅读是因为,公民要能够独立思想和判断,要能够在民主制度中积极、有效地进行参与,就必须有相当的阅读、理解和文字表达能力。政府权力介入读书、唱歌这样的事情,往往弊多利少,弄得不好就是搞运动似地规定所有人都得阅读同一种书,唱同一种歌。美国有图书馆协会,各州也有,还有各种与教育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每个社区都有公共图书馆,经常有读书活动,儿童阅读活动居多,并非一年只有一次。小学、中学里有各种与推动阅读有关的活动。例如,我所居住的奥克兰,公立中学有一种叫“阅读是基本”(Reading is Fundamental,简称RIF)的活动,一年3次。RIF是美国最大的儿童阅读非营利组织,为学生免费提供各种各样的课外读物。到了发书的日子,RIF会给学校送来一箱箱的新书,老师带领自己班上的学生,排着队到学校图书馆,各人挑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写上自己的名字,读过了,还可以与他人交换阅读。每个学生一年可以领到3本自己喜欢的书籍。而且,学校每天都有一个全校统一的,20分钟的阅读时间,叫SSR(Sustained Silent Reading,连续默读)。每天这个时间,学生都各自阅读自己带来的书籍。SSR的目的是从小培养学生的阅读爱好和习惯。

我任教的大学的图书馆也常常有读书的专题活动,也不限于4月23日这一天。例如,图书馆配合一年一度的美国“禁书周”的图书馆活动,2009年的“禁书周”从9月27日到10月4日,展览了几百种在历史上被禁过的书,刺激了学生的阅读好奇心。“禁书周”是由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活动,从1982年开始,已经举办了30次,目的是“赞美人类的阅读自由”。参加主办的还有美国书籍销售协会、新闻业和作家协会、出版社协会、国会图书馆书籍中心、书籍业自由言论基金会等组织。 美国图书馆协会为“禁书周”设有特别的网站,着重倡导人的“想法自由”。 网站说,“人有选择和表达想法的自由。即使有的想法被视为不正统或不受欢迎,但对所有需要了解这些想法的读者,这些想法仍然是重要的”。像“禁书周”这样的活动都是由公民社会,而不是政府来推动的。    阅读不只是要读书,而且还要明白与读书有关的道理,知道为什么读书,读什么样的书。读书的关键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读书,读好书应当是自由的个人行为,也是好的公共生活所不能缺少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对别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另一个是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了解别人的想法。无论是用书籍,用报刊,还是用博客或微博来传播和交流思想,道理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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