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夕,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研的沙叶新,不知天高地厚,或不管天高地厚,写出了”和姚文元商榷”的《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触怒左颜,犯了大忌。从此,这鼻子就常易感冒,不得安宁。”文革”中固然鼻运不佳,被批被斗;”文革”后还时不时因”过敏”而喷嚏连连。但他却总是乐呵呵地笑对人生,确有点宠辱不惊、看穿看透的味道,尤其在读他自谦为”丑文选”的散文集《沙叶新谐趣美文》的时候,常常读得你笑不可遏而又深会于心,体味到平时正二八经时难以体味得到的东西。
回顾他演《围城》里的曹元朗时,导演问他”第一次上镜头何以如此松弛自然?”他答以”不是专业演员”,演砸了也”不会评个三级职称”;”和漂亮的女演员演谈情说爱戏”,”绝对开心”;”结婚那段戏””没有床上镜头,老婆不会有意见,我紧张什么?”既真诚又幽默,无庄严之道貌,有平易之亲切。篇末写妻子看了海报上漂亮的结婚剧照,对他说:”叶新,我们也去拍一张结婚照,好吗?”他”连忙说:’好!好!好!'”就更是隽永耐思,余韵袅袅。
且听听他对自己那些似乎”没有主旋律的笑话”的看法。他举了他的话剧《寻找男子汉》里男主角江毅向女主角舒欣的自白:因为身材较矮,”不合标准”,所以至今还没有对象。”舒欣:你为此苦恼?/江毅:不。贝多芬一米六三,康德一米五二,拿破仑也是矮子。/舒:那你自豪?/江:我自豪我和中央高度保持一致!”当时胡耀邦是党中央书记,邓小平也还健在,两位都身材较矮,导演认为”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坚持删掉。戏上演二百场后,他建议恢复,恢复后得到满堂掌声,成为全剧效果最为强烈的地方。他说:”在大家不再狂呼’万岁’,不再高歌’救星’,不再把公仆造成’神’的今天,””一句轻松的趣语,不是更显得公仆和主人之间在关系上的民主、平等、和谐吗?”
从这些笑,可以体味得到:笑里有情。如果你再读他的《更十年,再为四老寿》《我以笑声悼阿朱》,你将感到,他的笑里不但有情,而且还有泪——为老艺术家们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而泪,为”一生都希望给剧场里的观众和生活里的观众带来欢乐”的戏剧演员阿朱夫妻双双先后被哮喘夺去艺术生命和生理生命而泪。颇不一般的是,他的泪是用笑包裹起来的,甚至可以让你笑得弯腰捧腹而泪。他”悼阿朱”的那或有若干艺术加工的笑话,读者诸君读了”想不笑都几难”。他写阿朱和庄老二新婚之夜,新娘把一个痰盂给套到新郎头上而又拔不下来,只好紧急求医,仍不解决问题,最后请花匠用大剪刀剪开痰盂,才把新郎解救出来的故事,细节丰富,铺陈有致,绘声绘形,活灵活现。惯于常规的人或许会问,这是在悼念亡友么?
一点也不错,沙叶新这样看问题:”用亲昵的笑话来纪念逝去的友人,也许暗合乐感文化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所谓”红白喜事”,正体现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旷达一面。庄子夫人死了,他不哭,反倒”鼓盆而歌”,曹操祭桥玄、苏轼怀念亡友文与可,都写下逝者”畴昔戏笑之言”,以见”亲厚无间”;有的农家出殡,不吹奏哀乐,反而吹奏欢快的《真是乐死人》。
紧接着的一段文字,我以为最能体现沙叶新为文的特色和思想的深度。他写道:
尤可喜者,这一新风已发扬光大,如今不论有什么天灾人祸,人们再也不垂头丧气,而是视灾难为考验,以牺牲为光荣;灾难过后,各地也都能不失时机地召开庆功会、表彰会,彩旗飘飘,锣鼓喧天,化悲痛为力量,将白事当红事,以昭示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既是正话正说,也有余味可吟。尤其结尾两句:”即便明年再有天灾人祸,中国人民也仍然是不可战胜的!”透露出对脱离了”红白喜事”准确原意的某些事物施以恨铁不钢的鞭挞,呈现出严肃的不是笑谈的笑谈形态,思想内涵自然而然地延伸开去,”审美的鼻子”审出了比悼念亡友更多更深的东西。要是加以简单的概括,不妨叫做”笑可笑,非常笑”吧。
他以”乌里乌里、哈罗哈八、加加加、嗄嗄嗄……”这样的”抽象发言”,在”当代华文戏剧国际研讨会”的大雅之堂上,批判”后现代主义”那些走极端的理论,诸如”艺术根本就不存在懂与不懂的问题。你欣赏一朵花,只要觉得它美,就无需要弄懂它是什么意思”,舞台语言”可以不要逻辑,不要句子,不要词汇;只要表现一种特定的情绪、特定的感觉、特定的印象就可以了”之类,他作了让与会代表们”面面相觑、惊诧莫名”的”抽象发言”,并说自己用的是”极为独特、极为个性化的抽象语言”,建议本次会议大家都用这种语言来”沟通”——可想而知,如然,那结果将是怎样的一塌糊涂,从而雄辩地证明了极端理论只能走进自造的死胡同。
之后,他为文作了进一步的剖析,也极具沙氏风格。他把艺术领域中的现代主义思潮和政治领域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列为”二十世纪的两大’幽灵'”,赞扬他们在各自领域中”曾树起造反大旗,冲决罗网,揭竿而起,革故鼎新、涤瑕荡秽”的革命精神;指出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阶段,出现了很多派别,都从萌生、发展、鼎盛到今日落入低谷。幸而中国共产党审时适变,”将人类改造社会,建立文明的共同经验纳入自己的改革开放中,而不再画地为牢”,”这才有了已见转机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而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如果仍旧一味的极端、偏狭、反叛、破坏,”不与悠久的艺术传统对话,不和人类的共同经验携手,那势必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笑,那里面正有着一颗冷峻而清醒的头脑,和一颗热烈的心。
鲁迅先生在《坟》的后记里写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这样做的难度不言而喻。沙叶新继承了严肃的前辈思想者这种自省的精神,解剖别人时固然并不将自己排除在外,便是在直接解剖自己时,也是相当真诚而且无情。
“四人帮”垮台后,好些人请他去介绍”怎样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经验,他一次也没去,反而在《沙叶新,何许人?》里,坦陈自己”当时没有顶住高压”,出于”怕株连”家人等等顾虑,打消了”准备顽抗到底”的决心,”撕碎了已写就大半的申辩稿”,改写假检讨,还是”说了假话”,因而”心中有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秀才遇见偷》里,开掘出隐含在内心深处本来无人知晓,甚至连自己一时之间也未意识到的似乎无意识的意识,加以挞伐,谴责自己”感觉到我没有以前那么勇敢了”,因为十七年前他曾在火车售票窗口,毫不迟疑地勇抓把手伸进别人口袋的小偷;而十七年后的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他眼看小偷和追小偷的被盗者从自己面前跑过而”一声不响”,但在回家路上由于”不满意自己”,折回去找见似乎是小偷的人,又怕万一认错,仍不能当堂抓获,最后只好向长宁分局刑侦科报了案,而”心里仍不平静”。十七年后的没”那么勇敢”,自然有着人所共知的社会因素,但沙叶新却着重解剖自己的灵魂深处,确又很需要一点勇气。
何燕屏在《开心的泪滴》里,状沙氏的”为人为文,往往三言两语,淡写轻描,就令你笑得前合后仰”,喻之为”开心果”。同时也体味到这”‘开心果’掰开,滴出来的液汁是泪珠”,这泪来自沙氏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所以沙氏称”一切有价值的文艺作品,都可以称之为情书”。(《我的欢快脚印》)在同文里,他宣称他的”情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趋时、不媚俗,不去狭隘地为现实政治服务,也不去故意地贬低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形象”。这就极有助于理解他在写出以”几句’不严肃’之词,点破很严肃主题”(魏明伦语)的好些鞭挞丑恶的作品,同时,又写出饱含崇敬之深情的《陈毅市长》的原因。我个人极为赞赏这种公允求实、光明磊落的态度。但这态度常常两边不讨好,右眼看你”刺儿太多”,左眼看你”前卫不前,先锋不先”——仿佛人是必须选择一个极端走去才行似的。所以沙氏感到”经常有一种形而上的寂寞”(《出售”鼻子”》)了。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我想,我辈凡夫俗子,只要良知未泯,有时也会让寂寞在心里跑马的。于是,我觉得我有些理解沙氏的感叹了——他说,”其实,地上本来有路,折腾的人多了,也就没有路了。”(《门前那条路》)
自然,似乎没有路的地方,人们还是会走出一条路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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