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在中國北京出生，卻是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省省會成都長大。成都是母親名義我是獨生女，生於一個動盪的時代。幼小的我已感覺到家裡有一種未知和不安的氣氛。我察覺父母經常為了某些事情（或許是很多事情）苦惱。日子久了，遺憾和怨氣層層堆疊，新的不滿逐漸顯露，諸如未能實現的夢想、瀕臨崩潰的悔恨，以及揮之不去的感受：我們不屬於這裡，即使我們嘴裡稱這個地方為「家」。這是我逐漸拼湊出來的生活圖像──孩子總會這樣，自然而然地把聽來的對話和零碎的旁白串聯在一起。
我雖然在中國北京出生，卻是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省省會成都長大。成都是母親名義上的娘家，因為他們是搬遷到這裡的「難民」。他們祖上本來住在杭州，離上海沿海地區不遠，在1930年代中日戰爭期間，和成千上萬的人一樣倉皇逃離慘遭戰火摧殘的家園。他們慶幸自己活了下來，但無法擺脫的顛沛流離依然影響到下一代。
成都雖是個文化遺產豐富的古城，但我童年時的成都卻是一首反映蘇維埃中央計畫風格的頌賦，有著一圈又一圈同心圓的環狀道路，往郊外無限延伸。城市垂直發展，樓房設計一致，但高度不斷攀升，伸向常年籠罩在薄霧中、被周遭山脈包圍起來的溫暖天空。
建築密密麻麻地從地平線的一頭延伸到另一頭，壯觀卻呆板；這是個由圓形和長方形組成的世界，色調是一系列的灰和棕，規律地點綴著大紅色的宣傳海報，交織出一種獨特的工業風格。當然，仔細觀察狹窄的街道、低矮的屋頂、層層傾斜的瓦片、周圍的露天庭院和翠綠的景觀，還是能發現整座城市的根源。況且，俯瞰便能看出明顯的趨勢。功利主義彷彿已提升到都市藝術層次，表面的素樸掩飾了一種尚在早期但毫不妥協的國家雄心。
文化大革命爆發，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大時代，她不幸生於被鬥爭的階級──執政黨的對立面，被打敗的國民黨與我母親的家庭有關聯。儘管她自己的政治觀念尚未形成，出身還是讓她一生注定多苦多難。
歲月流轉，母親的挫折感與日俱增，她的博學被一種簡單、更原始的東西掩蓋——她想逃。這種欲望在她內心燃燒，使她緊張兮兮，變得更不耐煩，也很難相信別人。無論她想的是逃離工作環境、她的國家，還是她的世紀，她相信，她的前途在別的地方等待著她。同時，她感覺自己永遠無法平靜下來，只能等待時機，直到眼前出現一條道路，通往未知的地平線。她知道這將是漫長的等待。
她只剩下想像力可以無拘無束、無遠弗屆，因此從小就窩在書堆。書成了她的窗口，讓她窺看無法觸及的地方、生活和時代。就像父親熱情地帶我探索大自然，母親熱切地與我分享她對書的熱愛。她樂意把書放在我手中，任何書都好，書中的歷險愈是曲折幻妙，她的熱情就愈有感染力。因此，儘管我對魯迅的書或是《道德經》等道家經書並不陌生，我對西方經典作品的中譯本更是愛不釋手，例如《第二性》、《雙城記》、《老人與海》和《基度山恩仇記》等。
其實，對外界來說，我父母理念的區別幾乎無法察覺。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我們似乎都是中國新興中產階級裡極為典型的一群人，大抵免於前一代人的物質匱乏，而且尚未被消費主義的旋風捲入。即使如此，如果把他們那溫文儒雅的外表解讀為屈服，甚至是冷漠，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們知道，變革，有歷史意義的變革，終會到來，而他們願意耐心等待。
在我小學快畢業時，一個平凡無奇的日子，老師在放學前提出一個很不尋常的要求。她讓女生先回家，要男生留在座位上。因為好奇，我躲在門外，偷聽老師說什麼。我永遠忘不了她說的這一番話。
「我讓女生先走，是因為我有話要對你們說。你們的成績慘不忍睹。你們是男生，天生比女生聰明。數學和科學應該是你們拿手的科目，但你們的平均成績卻比女生低。這是沒有任何藉口可以開脫的。今天，你們真是讓我失望透頂。」
然而，或許老師覺得這些男生也需要一點鼓勵的話，她的語氣似乎在最後緩和了。
「但是，我不願看到你們失去希望。等你們再長大一點，就會發現女生自然會變得愈來愈笨。她們的潛力會消退，分數也會下降。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你們能更加努力，發揮男生的潛能，不能輸給女生。明白了嗎？」
後來，我進入一所吸引全市資優生的重點學校。說什麼女生學業成績比不上男生以及種種對女生的偏見都教我不屑。儘管在同輩眼裡，我已經成了「男人婆」，但那個老師的話依然在我記憶中迴盪。我的行為表現在別人看起來是怪癖，其實那也是我個人使命的體現。我頭髮剪得很短，拒絕穿裙子，我的興趣更是讓人跌破眼鏡，我特別關注航太科學、超音速飛機的設計，甚至像幽浮這類的超自然話題。
就像青少年傾向把生活看成一齣鬧劇，我認為我獨自一人在孤軍奮戰，反抗中國的性別規範。我習慣和一群男生混在一起。我們常一起騎自行車、打打鬧鬧。我們對校園八卦沒興趣，比較喜歡聊戰鬥機，他們似乎不在意我不像一般女孩。然而，不管我有多麼厭倦，我知道，父母總站在我這邊。
1989年，一切都變了樣。
首先，學校開始停課。我們本來以為只是停個幾天，結果愈來愈久。沒有人告訴我們為什麼，讓人更加困惑。學校終於復課時，我們發現老師的態度變了。每天，不管上什麼課，都暗示我們要愛國，不只是國文課、歷史課、公民課，就連上數學課和科學課，也都不斷灌輸愛國思想給我們。
更奇怪的是，學校和家裡的生活形成鮮明的對比，我父母變得神祕兮兮，用隱誨的言辭窸窸窣窣地談著即將到來的某件事，看起來既恐懼又興奮。父親似乎不像平常那樣吊兒郎當，母親好像懷抱著一種新的希望。無論我對政治有多少了解（其實，那個年紀的我對政治所知甚少），我知道我父母跟其他人的想法不一樣。這是否和這種奇怪的新現象有關？不管發生什麼，已超過一個十二歲少女的認知範圍。但有一點很清楚──這個世界比我知道的要複雜得多。
然後，在某個本來生氣蓬勃的夏日，我們家突然變得死氣沉沉，歡樂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以朋友家的標準來看，我們家可說是異常的坦率、民主，但這樣的開放被一反常態的閉門談話取代──而且是刻意把我排除在外。家裡的氣氛變得非常嚴肅，但這不足以打消我窺探的念頭。深夜，我躡手躡腳地在門外豎起耳朵偷聽，依稀聽到這樣的隻字片語：教育……機會……自由……讓她過更好的生活。我也一再聽到我的名字。這樣的父母讓我覺得好陌生。我溜回床上時，只是更加困惑。
「飛飛，我們有話要跟你說。」
總算要打開天窗說亮話了。我們圍著餐桌坐下──這裡過去一直是我們家「民主」精神展現的地方。
「你父親要離開一陣子。他要去美國。」
此刻，我的大腦變得一片空白。太多問題湧上心頭，教我一時之間不知從何問起。他們從我驚愕的目光看到大大的問號，於是為我解釋：這個決定其實只是第一步，還有更大的計畫。我很快就了解，這是我母親一手策劃的，第一階段是我父親先去美國工作，尋找一個可以落腳的地方。在隨後不久的第二階段，我們會去美國跟他會合。
回顧職涯，我相信這趟橫越大半個地球的經歷給我留下的印記，我要到現在才開始理解到它的影響，而且如今也持續影響著我的研究與思維。我還想起那些緊張的局面，是怎樣讓我母親，一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國民黨家庭的女兒，願意孤注一擲遠走他鄉，而如今晚年竟然能在帕羅奧圖住家的後院度過。科學家的生活，就像移民、或說冒險家的生活一樣，「家」從來就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最好的研究總出現在邊界上；在那裡，想法永遠困在來去之間，由陌生的人在陌生的土地上探索，由裡面和外面的人共同探尋。但這也正是讓我們如此強大的原因。這能讓我們的觀點獨特，也讓我們得到解放，能夠去挑戰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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