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

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

拉铁摩尔进一步对长城出现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秦始皇长城的修建，加速了草原社会的政治发展，长城增加了所谓边疆地带的政治分割强度，使长城以外依存汉族的小部落不复存在，分散转为统一，最后是由头曼—冒顿整合起来的草原帝国。拉铁摩尔多次强调，在农业社会与草原社会的关系史中，主要是农业社会限定了草原社会，而不是草原社会“扰乱”了农业社会。

1996年，美国年轻学者Piper Rae Gaubatz（中文名字：高贝贝，现为马萨诸塞大学地理学助教授，1987年9月至1988年10月曾在北京大学地理系作高级进修生）出版了一部研究中国边地城镇问题的专著，对长城地带的城镇历史地理进行了系统考察。她提出，长城地带的城乡发展模式是，城镇先于农村，城镇重于农村，而城镇更多地受到商业而不是农业的支撑。城镇显示自身的意义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功能。由于军士们或多或少都要从事生产自给，军镇向民镇的转化，是普遍现象，许多军镇在转化开始以前便已多少具有了民镇功能。
城镇问题的提出，使长城地带的研究向前走了关键的一步。这里与长城共存的不是荒原，也不仅仅是稀疏村落，还应包括沿边城镇，而城镇与长城的关系更为直接，应该说主要是城镇与长城共同组成这里的人文地理结构。从长城城墙扩展到沿边城镇，使我们的观察从军事学移入社会学。由于沿边城镇在据守、管理、交通、商业、金融、手工业诸方面的社会职能，长城地带的社会生活才得以运转，长城自身也才能具有活力，离开人类社会的支撑，长城只是一件死物。

（原载《读书》1998年第4期）

姚大力: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

“拉铁摩尔是一个被涂上太多样的强烈色彩的奇人。他是从未获得过高等教育学位的美国和英国大学的常任教授；平生最感自豪的，是能在不带翻译的情况下做到广泛地游历中国北方三大边区，即满洲、内蒙古和新疆，‘每到之处，都需要用不止一种语言从事交流’。他曾被冷战中的双方分别指控为共产主义间谍、导致美国‘丢失’中国的罪魁祸首，或者‘反动学者和美帝国主义的特务’。他又是最早受聘为蒙古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最早接受蒙古国政府颁授给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北极勋章’的西方人。作为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罹害者，他至今被人批评为‘至少在道德上、智识上和政治上是错误的’。但也有人以为，拉铁摩尔事实上‘比他本人所知更多地受操控于国民党人蒋介石，以及共产党人冀朝鼎和陈翰笙’。还有人断言，如果可以说他终生有过两个深爱的对象，那么二者中最有可能首先是内亚，然后是他的妻子埃莉诺。拉铁摩尔确实具有某些与针对他的所有这些臧否相关联的性格特征，那应当就是他对于边缘人群的天生同情心，和过于简单，因而也使他特别容易受蒙骗的理想主义眼光”。
想当年，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基本立场，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与遭遇其侵辱的中国之间，他站在中国一边。在清朝、民国政府与饱受不平等待遇的中国各少数民族之间，他站在少数民族一边。在蒙古僧俗上层和被他们欺压的蒙古大众之间，他站在普通平民一边。其实他更有理由被看成是中国人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可见冷战如何像永久性创伤般地麻痹与毒害了我们感知外部世界的神经功能。“斗争哲学”留下的惨痛后果尚未变成“恍若隔世”的旧事，我们怎么可以就把这么沉重的教训忘记得一干二净？

有关中国历史的标准叙事，基本上是把两千多年以来这个国家形成与发育的历史，描述为仅只是由秦汉确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被不断复制与向外延伸的过程中逐渐调整、充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反观中国的各边疆地区，似乎永远处于被动地等待被中心地区“收复”“统一”或“重新统一”的地位。即使是像元、清这样起源于帝国内亚边疆的边疆帝国，它们的成功，也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统治者能主动学习仿效“先进”的汉文化，包括袭用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去统驭它们的全部国土。而它们的失败，又恰恰在于它们还不够汉化。但是拉铁摩尔对长城边疆的定位，却几乎与之完全相反。他的学术理路最宜于用“从边疆发现中国”这句话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说，长城边疆在拉铁摩尔的眼里，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
凭着对中国“长城边疆”诸地域的敏锐观察，拉铁摩尔指出，在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可以被我们称为“内亚性格”的共同属性，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使用这个词语来表达他的意思。对于至今把“中国性”（Chineseness）视为仅仅呈现了“汉族特性”的流行见解，这实在是一帖再适宜不过的清醒剂。这种内亚特性，是历史上的北方和西北各少数民族通过主导或参与历史上中国国家的构建活动，铸就在中国的实体之中的。没有汉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参与到历史中国的建构当中来，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版图辽阔的现代中国。

中国性的多元特征，甚至还要超出拉铁摩尔论述的范围。他对南部中国所知不多，因此他的讨论几乎不涉及那里。詹姆斯·斯科特在六年前出版的《逃避被治理的艺术》一书，以分布在东南亚陆块上由海拔300米以上的山地丛林所构成的“佐米亚”（Zomia）区域内形形色色的高地山民部落为研究对象。他指出，生活在该地域内的诸多部落或人群长期处于无国家状态之中。但与其说它是从自古以来的原生态的“原始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持续下来的，不如说是原来处于文明边缘的各人群为逃避被国家纳入治理范围的命运而作出的自主选择的结果。他们既不愿变成从外面逐渐逼近他们的那些国家的编户齐民，也力图防止从他们内部产生出国家来。所谓“佐米亚”是占地广达250万平方公里的多国之间的跨境地区，展延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中国之间。现在这里总共约有一亿人。云南、贵州和广西西北部的山岭地带就处于其中。长城边疆，再加上中国部分的“佐米亚”边疆，拉铁摩尔意义上的中国边疆的范围，大约才可以算是比较完整了。

我们所面对的“中国边疆”，就是这样一片占据了中国一半以上版图面积的辽阔地域。仅从这一点看，边疆问题对中国来说就已经不是一个“边缘”问题，而是事关我们生存基盘的全局性问题。中国边疆的绝大部分，由各少数民族的世居历史家园构成。因此中国的边疆问题从另一个方面去看，实际就是民族关系的问题。从这样两条理由出发，重新认识拉铁摩尔，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十分必要。

（原载《读书》2015年第8期，有删改）

罗威廉:欧文·拉铁摩尔、亚洲与比较史学

如今，作为内亚研究先驱和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受害者而广为人知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跟他的朋友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一样，是1926—1950年间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比较史学思潮中十分活跃的一位主将。拉铁摩尔在毕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发展出一种解释人类社会在边疆地带形成、进化、成长、衰落、变异并彼此互动的“科学”模式。由此，在构建这种模式的过程当中，他基于自己的需要，从当时最流行的分析方法中选取一些心仪的为其所用，但到后来常常弃之一旁，这其中包括生态决定论（ecological determinism）、生物学种族主义（biological racism）、经济地理学（economic geography）、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和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Marxist modes of production）。在其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他都力图挫败那些自以为是的目的论，不管是西方的“进步”观，还是中原汉地在对待游牧周邻时所持的“文明”观。

总体而言，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的研究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见解，这是一种在全球时空层面对流动人群所作的相对连贯、扩展性的分析。拉铁摩尔以其略显夸张的方式，惯于将其计划看成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各种“形式”（form）、“风格”（style）、“模式”（mode）、“规范”（norm）、“语调”（tone）所做的“科学”观察。这种分析的单位是人类群体，他对其有许多称谓：“社会”（society）、“种族”（race）、“文明”（civilization）以及“文化”（culture）。他的研究试图系统地解释这些族群是如何形成和分裂、兴盛和衰落、扩张和收缩、内部变异以及与周邻群体相互关联的。拉铁摩尔的分析方法被广泛地运用到广阔的空间领域：中国边疆地区（最著名的同时几乎专指性的“内亚边疆地区”）、中国内地、日本、欧洲、美洲，乃至整个世界。在这一计划中，拉铁摩尔并不是单打独斗的：在满怀雄心从事整体历史对比的潮流之中，他是一位关键参与者，这一潮流“追寻一种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碰撞过程中出现的历史形态”（Grew 1980，764；另可参见 Sewell 1967）。

跟法国年鉴学派（Annalistes）一样，拉铁摩尔也调低了与深层结构有关的个人、事件和政权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早在1932年，他就写道：“将军和政治家是历史之偶然；传统、生活方式、种族和地区在面对文化和国家时致力于表现自身，国家和文化致力于对种族与地区施加影响，这才是历史本身。”他在1940年又写道：“政治事件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而创造它们的力量却还在更深处，这些力量源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互动。”（Lattimore 1932，301；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83；Lattimore 1988，340）

拉铁摩尔早年的历史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年轻时在内亚贸易线路上做生意时，在随意阅读他随手放进行囊中的那些作品的过程中形塑的。(2)这些著作包括著名学者如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著作，也包括那些几乎不为人所知的作品，如温伍德·瑞德（Winwood Reade）1872年的《殉道者》（The Martyrdom of Man），拉铁摩尔从这部作品中获得形成其全球视角的“灵感”。在其晚年，尤其是在饱受政治打击那段岁月里，拉铁摩尔极力否认受到马克思学说的任何影响，尽管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拉铁摩尔主要通过魏特夫获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思想。不过无可争辩的是，拉铁摩尔史学视野中的核心部分受到阿诺德·汤因比（1889—1945）的影响。两人初次在京都相识，在拉铁摩尔的早年生涯中，年长的汤因比将其视为门徒和专业资料来源，在其著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934—1939）第三卷中权威性地引用拉铁摩尔所著《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1932）的相关资料。尽管拉铁摩尔逐渐远离汤因比的某些观点（此外，拉铁摩尔发现他过于“神秘主义”），但他正是从汤因比那里接受了其对民族史的厌恶态度、对于历史变化的基本观念以及很多独特词汇（Toynbee 1934—1939；Lattimore 1948；McNeill 1989）。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光，正是拉铁摩尔形成和提炼自身观点的阶段，在当时，地形和气候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受到学术界异乎寻常的强烈关注，而在相关讨论中，拉铁摩尔成为一位重要人物。在地理学中，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威廉·莫里斯·戴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s，1850—1934）拥有重要的发言权。他引进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生态决定论的“新地理学”观点。拉策尔认为一个民族的自然环境显示出人们想获知的关于他们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人类历史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变更居住地的人群运动；拉策尔也是“生存空间”（lebensraum）学说的一位主要构想者，这一学说为一个较强大的人类群体夺取较弱者所占领土的行为加以辩护（James 1972；Bunzl 1996）。
戴维斯创立了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培养了对拉铁摩尔产生最直接影响的两位人物：埃尔斯沃思·亨廷顿（1876—1947）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1878—1950）。亨廷顿1907年所著的《亚洲的脉搏》（The Pulse of Asia）取材于他穿越内亚草原的亲历，他认为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活动——他特别称之为“性格”——是由环境所决定的，而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由气候决定的。而也正是因为根据大致36年“脉搏”而出现的气候变迁，当地所在环境的人群的“精神”或“道德”特征也要相应发生变化。那些受到气候青睐的人群注定支配他们的邻居，因为他们更有“活力”和更加“坦诚”。在20世纪20年代，跟亨廷顿一样，拉铁摩尔也大致在相同的草原贸易路线上旅行，沿途怀揣着亨廷顿的著作作为指南。另一位对拉铁摩尔早年产生影响的是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学者毕士鄂（Carl Whiting Bishop，1882—1942），他在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理因素》（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详细阐发了亨廷顿的很多观点，该文于1922年发表在鲍曼主编的《地理评论》（Geographic Review）上。随着鲍曼在20世纪30年代当选美国地理学会（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主席，并从1935年至1948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他成为拉铁摩尔最有影响力的赞助人之一。

戴维斯研究路径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运用生物体隐喻来描述人群与其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在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在芝加哥大学——尤其是在地理学家哈伦·H·巴罗斯（Harlan H. Barrows）和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那里，这一概念被称为“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一篇以此为名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充满浓浓诗意的论文发表在1936年7月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帕克在文中认为，栖息地与其居民形成“共生群落”（symbiotic community），这是一种以“竞争性合作”为特征的封闭体系，经历了“均衡与非均衡”连续循环、“优势”（dominance）与“演替”（succession）的进化阶段。这种生物体隐喻，我们会发现在拉铁摩尔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在此期间，历史学家也同样开始对生态影响人类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着迷。在法国，年鉴学派成员如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像拉铁摩尔一样，号召历史学家超越文本资料，更加关注地形和气候。在《历史地理学导论》（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中，吕西安·费弗尔思考人类究竟在环境自然力面前“或多或少处于被动状态”，还是与之相反，“被赋予（他们）自身以能力从而能够创造和产生新效果”，最终认为真理大致就是这两种观念的某种“平衡”（Febvre 1925；另参见Bloch 1966）。在北美历史学家当中，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与拉铁摩尔一样，早年心向苏联，毕生憎恶帝国主义，在其扛鼎之作《加拿大毛皮贸易》（The Fur Trade in Canada，1930）中凸显生态决定论的浓厚烙印，而瓦尔特·普雷斯特科·韦布（Walter Prescott Webb）则走得更远，他在第二年出版的《大平原》（The Great Plains，1931）之中，将美国生活的所有方面的重大转变——技术（使用马匹运输，放弃精耕细作）、社会制度（司法体系）、文化（性别关系，服装和文体）、道德观念，甚至人类基本“心灵深处”——都归因于从东部沿海潮湿森林地带向中西部风沙暴虐的草原的扩张运动。

与拉铁摩尔有更紧密联系的是魏特夫，此人既是一位资深的中国史学家，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重要的、可以离经叛道的发言权。魏特夫愤然与崛起的斯大林正统派决裂，原因就在于后者坚决主张以欧洲模式为基础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历史阶段论。而在其著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1931）以及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众多文章中，魏特夫主张必须将中国理解为一个“水利社会”，这个社会在“半干旱”气候中实行精耕农业导致其依赖大规模官僚结构以管理灌溉工程。在此情况下，私有财产和经济阶层相对于令人生畏的国家力量而言必定是脆弱的。中国历史因此不存在西方生产方式，而只存在由魏特夫依靠马克思、考茨基（Kautsky）以及列宁早期作品中的只言片语概括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因此，中国历史缺乏西方经历过的进步阶段，而只存在无休止（或循环）的“停滞状态”（Wittfogel 1931；英文梗概参见Wittfogel 1935，1938）。到20世纪30年代末，魏特夫已将其观点提炼为《东方社会》（oriental society）这一跨文化模式，最终形成他1957年臭名昭著的冷战檄文《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拉铁摩尔起初与这位最坚决的生态决定论史学家来往甚密，但到20世纪30年代越来越不满其对于亚洲乃至人类历史发展的单因解释，而逐渐与魏特夫疏远。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社会科学界展开了对于环境决定论的激烈辩论，随后逐渐摒弃了这一观点，拉铁摩尔自身看法也遵循着相同的轨迹。在其早期学术研究中，最突出的是1928年发表的文章《内亚商路》（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在文中，他不加批判地运用从亨廷顿那里拾蕞的决定论观点。的确，生态并非长期一成不变——生态也要经历“气候脉搏”的变化——但人类社会历史却随之而无助地发生变化。不过，在后来的岁月里，拉铁摩尔极力否定这个看法，甚至谴责其他学者从他本人研究中吸收这些观点而形成的著作［例如，格鲁塞（René Grousset）所著《蒙古帝国史》（L' Empire Mongol）］。他也批评汤因比接受并进一步阐发了亨廷顿的“地理唯物论”（geographic materialism）（Lattimore 1928；1988，xii-xiii，xlix；1962b，116）。

在他于1932年出版的那部确立学术声望的力作《满洲——冲突的摇篮》当中，拉铁摩尔开始摆脱生态决定论：他认为，东北地区的气候尽管因短暂生长季节吸引移民前来长期定居而显得“重要”，但并没有给社会施加涵盖面更广的“决定性”影响（Lattimore 1932，17）。但在几年之后，拉铁摩尔在担任《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这一充满战斗精神、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期刊编辑时，才断然远离决定论。他对美国尘暴区（Dust Bowl）的认知，是形成这一转向的重要因素，他注意到这也是中国国民党人将内亚草原转变为稻田后所产生的同样适得其反的后果。拉铁摩尔为《太平洋事务》征稿的文章以及这一阶段他自己的写作大张旗鼓地声讨全球干旱化前景（Lowdermilk 1935）。这也同时展示出生态环境所造成的限制以及人类活动导致环境变化的可能性，不管是好是坏。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所写的文章中，尤其是在《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Mongol History，1938）中，拉铁摩尔对亨廷顿的观点进行了最周详的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人类—环境双向互动系统理论。在抨击“粗糙的地理决定论”时（尽管仍旧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刻烙痕），他写道：
我的看法是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复杂得多……我相信尽管环境强烈地制约了原始社会，但并不总是使社会进化不可能发生。而且社会在进化时，在利用环境的过程中，试图加以选择并发挥主动性……地理研究不该受到曲解，以至于试图诠释任何历史进程的全部问题（Lattimore 1938，1、5）。
拉铁摩尔承认生态尤其是气候可能因自身变化而不受人类干预活动的影响，但作为普遍原则，他认为“坚持这样的事实是十分重要的，即自然是被动的，主动因素是人”（Lattimore 1962b，532）。

拉铁摩尔成长的20世纪早期是将“种族”科学研究和“人种学”普遍合法地运用到人类历史基本进程的全盛时期。自从数世纪以来跃升至显著地位，“种族”这一词语自身经历着一个进化过程，尽管以旧瓶装新酒，但新含义却没有完全将原有含义取代。在更悠久的西方传统中，种族的概念起源来自谱系学（genealogy），基于自亚当开始的“《圣经》模式”，亚当的后裔在时间长河之中，或在逆境之中［例如，含（Ham）(4)的后裔］繁衍生息，贯穿在随后的历史中，在道德或其他劣势下维系着相对纯洁的后裔群体（总是假定包括叙述者在内）。到18世纪，伴随着新的需求，根据林奈（Linnaeus，1707—1786）以及其他学者首倡的生理类型（physiological type）对有机体进行分类，将人群按照不同的内在“性情和道德素质”、能力和历史命运分为外表可识别的不同“生物—道德”体，由此获得科学权威，从而影响宗教界。“民族史”开始逐渐被理解为不同“种族”类型之间的斗争。在19世纪中叶达尔文做出巨大贡献之后，种族开始越来越明显地被理解为“亚种”（subspecies）。尽管达尔文提醒我们种族基因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混合，由此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纯粹”的种族，他的研究为种族思想增添了更多的科学可信度，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乃至更广大的公众那里形成了更为顽固的种族本质论。

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媒介，种族主义在社会和历史思想中如日中天。“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1872年所著《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中详细阐述的。在达尔文进化模式中，将人种类比为物种，斯宾塞和其追随者则将生物学差异看成人类社会命运的压倒性的决定因素，而历史就是种族之间物竞天择的进程。尽管像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著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1893］那样有影响力的追随者在这一点上看法有所不同，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影响是将人类社会描绘为种族之间在身体和智力方面天然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过程。当然，这个帝国主义时代的推论就是最强大的种族必定内在地优于他们统治的种族。正如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55年所详细介绍的那样，贯穿于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在美国人思想之中深深扎根。在拉铁摩尔青年时代所居住的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也许更为普遍。随着严复在1898年、1902年分别译行赫胥黎和斯宾塞的著作，“黄种人”为生存而与白种人斗争的基本模式，以及需要将汉人从处于生物进化低端地位的满洲“种族”中自我解放以图生存的观点在迅速政治化的读者大众之间被毫无质疑地接受下来，并在政治上为改革者和革命者所共享。跟美国一样，改良种族血统的优生运动在中国20世纪的最初十年里获得了广泛吸引力（Schwartz 1962；Pusey 1983；Dikötter 198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乃至战后的美国，对东南欧移民潮深感担忧，掺杂着社会达尔文思想，从而煽动起一股强烈的种族排外主义狂潮，这种潮流充斥在学术界和公众之间，其标志就是1916年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的《伟大种族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这是反对刚刚涌现的“熔炉”（melting pot）思潮的一份盎格鲁—撒克逊宣言，1920年被《周六晚间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称颂为一本“每个美国人必读”之书。作为一名没有接受过科学培训的富有的纽约律师，格兰特却凭借美国自然博物馆和纽约动物学会（他曾一度安排在他的动物园里展出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非洲俾格米人）董事会的活跃成员以及博物馆优生学家高尔登学会（Galton Society）共同创建者的身份而为其种族主义思想镀上了一层学术光环（Higham 1988；Barkan 1992，66-76；Pierpont 2004）。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这一思想的反击主要来自处于学科发展之中的人类学界，而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A·L·克鲁伯（A. L. Kroeber）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为主将，他俩都是德裔移民。1917年在其开山之作《超有机体》（The Superorganic）中，克鲁伯对种族作为人类社会差异的一种解释进行了彻底的批驳，并意味深长地抨击环境决定论不过是种族主义思想披上一层薄薄的外衣而已（Degler 1989）。而曾长期在格兰特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的博厄斯则强烈抨击种族主义，指责这种过于统摄一切的聚合或分类方案，并贬斥对诸如体力和智力属性那些分离变量的肤浅关联。作为体质人类学领域的热情参与者，博厄斯承认某些体质和气质特征可能的确跟不同地区人群存在某种大致关联，但他否认关联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些特征可被归纳为遗传的“种族”特征，更不用说对这些人群或大或小的历史“进步”所确定的那种因果关系了（Boas 1940，3-17、191-195）。

拉铁摩尔自己对于种族概念的认知来源于他早年在阅读中对历史的地理因素的感知。在对拉铁摩尔早年产生影响的学者之中，魏特夫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似乎努力使其生态决定论完全避开“种族”话语。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中猛烈地抨击种族理论：虽然承认它们现在“非常流行”，但指责其不过是生物学的“拙劣翻版”而已，是对西方固有傲慢的“伪学术反映”，进而主张“我们大可放心地贬损它们”（Toynbee 1934—1939，3∶209、223）。然而，对拉铁摩尔早期影响最大的亨廷顿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在其1907年所著《亚洲的脉搏》中，亨廷顿将“人种”看成影响人类“性格”的气候决定因素的贮存库，认为气候环境自南向北的长期全球变化解释了为何地中海人种和中国人种随着时间变迁而变得越来越没“活力”，而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和日本人种却相应地越来越朝气蓬勃。二十年后，在其影响深远的《种族的性格》（Character of Races，1924a）一书中，他拓展了其种族理论，进而超越了生态决定论，为其打上更明显的达尔文学说烙印：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相当确定地说，一个人种与另一个人种之间在固有智力和体质方面的差异大体上是由三个主要因素导致的：第一，突然变异……其次，种族混合……第三，自然选择……遗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选择某些特征加以保留或抛弃，从而使某些心理特征成为种族遗产中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6-7）
1934年，亨廷顿担任美国优生学会主席（James 1972，374-377）。
罗纳德·B·狄克逊（Ronald B. Dixon）是一位体质人类学家，正是在他的指导之下，拉铁摩尔于1928—1929年在哈佛大学学习了一年，但此人问题甚多。他最著名的著作《人类种族史》（The Racial History of Man，1923）是一部怪诞的混杂作品，他对不同人群的头盖骨进行测定研究，并随意将其运用以佐证这一论点，即人类基本上由八个基本人种构成，并根据其“成就”和“遗传能力”而进行系统分级。这本书是如此草率而又武断，以至于一面世就成为世人的笑柄，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狄克逊的声誉。一位颟顸的学者竟然认为这可能是一本故意所作的讽刺书，旨在揭露体质人类学家喜欢荒唐地走极端——如果这样的话，没人能领会这一幽默。博厄斯在对这部书所做的评论中，无情地讽刺了狄克逊的假想，不过很奇怪的是，在该文发表后，他还继续当狄克逊的朋友；的确，这两位人类学家在反对科学化的种族主义的公众活动中是毕生的盟友。拉铁摩尔本人，也许有点天真，却选择借助其哈佛导师的研究为权威来贬斥将种族作为历史分析的一种有用工具（Dixon 1923；Boas 1940，160-164；Lattimore 1988，167；Barkan 1992，100-101）。

最吸引人的无疑是美国地理学会主席以赛亚·鲍曼。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成员，为拉铁摩尔1928年在中国东北的研究提供资助，而在大学校长任上，又在1937年延请拉铁摩尔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作为高等学府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为美国领先的研究型大学，一直是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中心；其大学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曾经有争议地撇开宗教领袖，邀请赫胥黎做1876年开学典礼首席发言人，而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设的极具影响力的“历史研讨班”（Historical Seminar）几十年来致力于记录条顿/盎格鲁—撒克逊（Teutonic/Anglo-Saxon）的胜利及其自治理念（Hofstadter 1955）。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教员当中，生物学家雷蒙德·珀尔（Raymond Pearl）尽管公开批评优生学，私下却以同样的热忱力保大学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座安全港，而这么做显然基于社会达尔文立场。尤其是一定要将犹太人减少到最低程度，他写道：“这对我们剩下的人而言是生存斗争的必要举动——这将是谁的世界，是我们的还是犹太人的？”

在1935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前后，鲍曼学术研究的专注点集中在向边疆地区移民这一被称为“开拓运动”的对比研究。例如，他认为汉人移民东北类似于美国西拓运动。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早期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一样，他极度关注边疆地区的闭合问题，但却从全球角度着眼。他认为世界人口危机不再可能通过向新土地移民和发现新资源加以化解，而主张采取多种方式，其中可以通过开发新技术的方式加以弥补。但鲍曼也是一个赤裸裸的种族分子，他为美国黑人和白人出生率的对比情况而忧心忡忡，担心低劣的南欧“人种”大量移民，并坚定不移地支持针对东亚人的排外法案，他认为东亚移民玷污了美国优越的种族遗产。拉铁摩尔将鲍曼亲切地称作“我的导师”（Bowman 1928；Lattimore 1962b，16）。

在拉铁摩尔的历史研究中，我们看到种族诠释经历着与生态决定论有些类似的进程：在其早期研究中，他接受这些理论，后来开始越来越有信心地形成自己的史学研究模式，而与此同时，随着那些理论本身在更广阔的学术界越来越受质疑，拉铁摩尔也就更为果断地排斥这些理论观点。在其早年在哈佛大学狄克逊指导时期写就的《汉族人在新疆》（The Chinese as a Dominant Race）一文中，“种族”的确在其中起着核心诠释作用。在该文中，拉铁摩尔写道：
政治体制并不是全部。这里还有种族精神，正如灯笼中的蜡烛一样光芒四射。据我所见，中国政治无足轻重，而种族精神则使其相形见绌。（Lattimore 1962b，217）
但即便在这儿，拉铁摩尔也将欧洲中心种族理论套在他们头上：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就是，中国人不仅不是更有“活力的”白人扩张观念——西方和中国学者本着不同的政治动机加以描绘——的被动接受者，纵观整个历史进程，中国人自身也呈现出一种遗传驱使力，对其他民族施加“帝国主义”控制力。
三年之后，拉铁摩尔对历史进程的种族解释首次明确表示持保留意见。在《满洲——冲突的摇篮》中，他否认了亨廷顿的逻辑——“种族”是地方之函数（function of place），而认为至少在某种情况下，“地域情感”（regional feeling，将满洲文化不同的居民联合起来的东西）可能与“种族状况”（conditions of race）背道而驰，甚至将其理论完全推翻；尽管拉铁摩尔没有完全摒弃“种族特征”，但却认为这被“过度强调”了（Lattimore 1932，8、46）。在1937年，他也同样抵制鲍曼的观点。在由鲍曼主编的关于移民对比研究的书中，拉铁摩尔坚持认为在决定迁移模式的各个要素当中，经济要素比种族要素更为重要，“资本能够或愿意向哪流动，人群就会跟着流动”。他进而补充道，“种族适者生存”（racial fitness）的观点是一派胡言（Lattimore 1937）。到20世纪40年代，在鲍曼担任校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拉铁摩尔实际上已将种族史学抛到九霄云外。在其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中，他屡次抨击种族史学的实用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种族”在生物学方面的概念，“是非常后起的产物，它所造成的混乱远比其所厘清的问题要多”。而到1962年，在拉铁摩尔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离开前夕，在总结自己的过往经历时，他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彻头彻尾的“错位类比”（Lattimore 1962b，25；1988，24、55-56、167）。

在拉铁摩尔的历史剧中，“种族”作为集体演员的标签被废止，那什么会将其取而代之呢？有两个现成的概念可随手择用：“文明”与“文化”，而拉铁摩尔两者兼用。到拉铁摩尔研究硕果累累的时候，“文明”观念已经受到费弗尔和越来越多其他学者批判性的审视。费弗尔指出，自19世纪后期就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但往往在这个单独的标签下加以混用。第一个也是最古老的用法是指一个单一的、积极评价的精神和物质状态存在，是由不同社会，以不同的速度穿越野蛮、未开化等较低状态而形成目的论进步的成果。“文明”在这种意义上与进化概念“种族”紧密联系，因为这两者都是根本上从拉马克（Lamarck）和18世纪其他博物学家所假想的单一、渐进秩序范式那里吸收而来的（Wolf 1994）；第二个即后来的用法是属于多元论的，不一定包含价值判断，是指“在一个人类群体共同生活中所能观察到的所有特征”，包含他们的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活。费弗尔将这个更具相对性的用法追溯到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其他18世纪早期的民族志学者那里，它反映出对乐观启蒙目的论所持有的后革命幻灭感。
在拉铁摩尔的导师当中，亨廷顿和汤因比都惯常不加以鉴别地使用“文明”这一术语。早在1907年《亚洲的脉搏》乃至1924年更具雄心的全球研究作品《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之中，亨廷顿试图将文明目的论根植于其环境决定论当中，其“文明”概念不过是费弗尔两个截然不同的用法的不经意糅合而已（Huntington 1924b）(5)。汤因比喜欢用“文明”一词指称他在全球史中所确定的文化相对单元，而与此同时，他将“文明”注解为自己调查过的不同“社会”在各个程度上所具有的属性。在拉铁摩尔恰巧指责过于神秘主义的这类论文之中（拉铁摩尔自己也跟着模仿），汤因比认为“文明”的时段是“贯穿宇宙之中的普遍具有节律的特定节拍”（Toynbee 1934—1939，3∶176、205）。
拉铁摩尔经常轻率地追随其导师使用具有多重含义的术语——“文明”。有时，他忽略“文化”和“文明”之间的范畴差异，但当他直接面对这一问题时，很显然，并非所有“社会”都是“文明”的。他在谈到亚洲、北非、地中海伟大文明帝国时，对于她们与周边“野蛮人”的互动模式大有兴趣。我们可以将“文明”推断为不同“社会”在不同程度上所拥有的属性，但拉铁摩尔往往会将这种属性所具有的内涵留给他的读者去思考。不过他明确认为，这不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必然伴随物。繁荣的游牧社会很可能比日渐衰弱的农耕社会更“文明”或更有“教化”。而且我们所认为的“现代文明”绝非历史必然的最终产物（Lattimore 1932，76；1938）。

的确，也许拉铁摩尔全部研究的中心推力就是反对“单向的”历史思维。他极其讨厌那种从采集—狩猎—游牧—轮耕农业—定居农业的历史发展顺序的假设，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目的论，他将其不仅与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和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1892—1957）联系到一起，而且也同数世纪以来中原汉地“同化”周边民族的宣传联系到一起（Childe 1936，1951；Lattimore 1962a）。拉铁摩尔的研究的确极为有力地抨击了民族主义政治家当时所进行的规划，即通过新引进的工业技术一劳永逸地“汉化”他们的草原邻居；他认为“同化”实际上意味着“灭绝”。他在《作为游牧民的罪恶》（On the Wickedness of Being Nomads，1935）等文章中讥讽这些计划，而中国民族主义学者则加以还击，严厉批评了他的研究（Lattimore 1962b，415-426；Lin 1935）。
拉铁摩尔认为，游牧业绝非“原始”，反而却合理有效地适应了草原的生态条件——的确比汉人垦殖者竭力将这种地带转变为其生态所无法支撑的农田的行为更为合理。也许是为了对特纳和韦布赞颂自力更生的平原居民（plainsman）狡黠地表达赞许，他问道：“美国牧场主在文化上比农场主‘低等’吗？”他指出：“我们过于不加鉴别地看待‘进化’”，才使得我们将“游牧业”看成社会的低级方式，必须最终进化到更高阶段。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一个“过渡”阶段，而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独立”的方式，同样地，它不会进化得无影无踪，而只会被富有征服欲的邻居野蛮地用推土机清除得一干二净。
如果一定要有时间顺序的话，拉铁摩尔坚决主张：“事实上，农业要早于游牧业。”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后来的副产品，是由“伟大古代文明的发展和扩散而创造的”，其间经历了一个过程——在拉铁摩尔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他称之为“分化”（differentiation）。一个不断扩大的人群，就其遗传和文化方面而言起初大致相同，面对一种他们不能以原有独特的经济手段加以开发的生态，于是原有人群中的一部分人采取手段加以应对，并最终形成新的文化人群。通过以生态隐喻取代进化论范式的方式，拉铁摩尔接着描述由新、老社会所形成的“共生关系”（symbiosis），这是一种处于持续紧张，实际上却互相依赖的关系。如此一来，“文明”实际上就是“野蛮之母”：“文明本身创造它自己的野蛮瘟疫”（Lattimore 1932，74-75；1938；1962b，420-421、504-505）。
而如费弗尔所描述的那样，如果有人宣布因“文明”的单一启蒙观念幻灭而索性将这一术语复数化和相对化的话，那么更普遍的反应就是用来自德国的“文化”概念来替代。由18世纪后期的赫尔德（Herder），更明确的是19世纪早期的洪堡兄弟发端，德国学者开始远离“文明”的限定化概念，而支持相对的、（理论上）价值中性的对于单个民族的研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kter）或文化（kultur）。亚历山大·冯·洪堡所使用的“文化”复数形式几乎可以和“文明”的复数形式相互替代，以描述其相对主义的调查研究对象，汤因比和斯宾格勒也是如此，他们对拉铁摩尔早年产生了深远影响（Febvre 1973；Bunzl 1996；Duara 2003，91-92）。

但是20世纪早期对于“文化”观念最自觉的宣传者是博厄斯，他将其作为武器而与生物决定论和进化实证论（evolutionary positivism）作斗争。博厄斯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后天压倒先天理论的拥护者，他一方面反对生态决定论，因为自然环境对于有着不同文化态度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含义，另一方面明确地反对种族理论家，因为“以纯粹生物学为基础来解释文化形式的任何企图注定要失败”。他也反对文化本质论（cultural essentialism），主张文化在历史时期会出现变异和适应性；例如，伊丽莎白时代喜好嬉戏的英国人和维多利亚时代性格阴沉的英国人都无可争辩地来源于同一族群基因，居住在同一地域，但这两种文化思维定势（mental sets）完全不同。虽然是从还原论（reductionisms）那里得来，但博厄斯的文化观念的确保留了来源于其民族精神（volksgeist）前身的一定的整体论成分，并最终导致人类学学科在20世纪后半叶将其抛弃，转而赞同更容易分解的概念“族裔性”（ethnicity）（Boas 1940；James 1972，406-407；Wolf 1994，5；Bunzl 1996，53-61）。
不管怎样，正如最近一位学者所言，拉铁摩尔受博厄斯的直接影响，将整体性的“文化”作为历史的主要推动力(6)，这一观念显然类似其后在民族志作品中所出现的东西。拉铁摩尔经常将他的分析单位称为“文化”，认为正是“文化特征”在历史发展中界定了这些人群，并明晰了群体成员的边界。这些文化特征至少通过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获得。第一，它们可能是对人群居住的生态环境特性所做出的反应，逐渐形成适应那种生态的经济和技术；例如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拉铁摩尔将中国早婚和“孝道”这种民族精神追溯到亟须繁衍大规模童工，以便“为水利工程成本提供适当的回报”。其次，文化特征在与其他文化“分化”进程中逐渐形成和确定，有些是在边疆地区的遭遇碰撞中形成，更通常的是抛弃母体文化本身而分道扬镳（Lattimore 1962b，495-498；1988，374）。

拉铁摩尔总是着迷于社会运行方式，但随着他远离早期接触到的生态决定论学说，而越来越突出强调“技术”战胜“硬环境”（hard environment）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运用技术能够改变环境本身，也许更为普遍的是，改变了环境的“含义”，就像航运技术的发展可能将河流从分隔转化为联系一样。这实际上是技术和生态之间复杂的历史相互作用，而拉铁摩尔大胆地将其构筑成周密的分阶段理论：一个特定的环境或许不能被所在地居民加以开发，除非他们的技术发展到足够水平，但一旦社会技术水平超出环境资源禀赋，最终可能会出现“匮乏”。作为通例，一个社会最终会“不得不”通过扩张，以便占据那些已有技术能够开发的所有临时环境，但通常不会再往外扩张。例如，正是这一因素使得中国北方边疆在历史上成为“硬”或“静态”的边疆，而南方为“软”和“动态”的边疆。在军事上，社会也有其技术决定的战略优化（strategic optimum）来帮助设定其空间参数（spatial parameters）（Lattimore 1962b，25-26、38、494）。
社会、文化和政治形式，包括国家的大小和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构建这一社会的技术的塑造，也受到旨在最有效地开发其环境所必需的某些“特定技术改造”的塑造。在某些情况下，正如在帝制中国时代的水利工程管理方面，“单一技术”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性的。当技术更新或一个社会扩张到新环境迫使其技术加以改造时，人类行为的新模式就变得“有利可图”，文化和政治变迁则是“必然结果”。换言之，技术革新往往超前于政治变化，并推动着后者。拉铁摩尔发现，中国从境外引进马拉战车和牛耕，从而加速了中国“封建制”（feudalism）的解体（Lattimore 1962b，126-128、475-477、548）。
但是，社会形式并非完全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拉铁摩尔认为一项新技术是当地产生还是由“征服者所施加”的，其差异甚微；技术接受和影响随着是否适合接收社会的需要而变，不管其社会体制是否为此“准备”，都是如此。拉铁摩尔列出了中国人和美洲土著在接受欧洲技术方面的差异，认为一项强加的创新只能在该社会现有技术“足够高”的情况下才能从中“受益”（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63）。
在分析技术革新对于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时，拉铁摩尔构建出一种模式，该模式受到20世纪早期诸如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和奥古斯特·廖什（August Lösch）等区位理论学者的影响，并敏锐地与社会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理念相契合。(7)尤其是在其20世纪40年代的杰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拉铁摩尔惯常援引“距离”（distance）和“范围”（range）等术语，运用“相对优势范围”“收益递减地区”等概念，甚至提出通过“距离”（distance）和“群聚”（mass）等因素的运算来对这些概念加以界定。和施坚雅一样，拉铁摩尔注意到了古代中国受制于其运输技术而形成一个个同心舱式（concentric compartment）的空间结构。处于基层地位的是“细胞”（cell），由一座带城墙的城市以及周围环绕的绿带构成——这是“一组无限增加的标准单位”。次一级单位就是“地区”（region），其中包含数十或数百个细胞。和施坚雅一样，拉铁摩尔坚称这两个同心舱式结构既是经济单位也是社会单位。尽管在一些商品中存在着“地区市场”，但中国的“国家市场”却从没有在本土产生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单独市场所经历的繁荣和衰退循环也并不必然与其他市场息息相关（Lattimore 1988，390-395；1962b，477-480、498-499）。
拉铁摩尔尤其将这种“水平的”细胞结构与中国没能出现工业资本主义联系到一起，而欧洲“多处毗海，河流流向四面八方”，其“地区产品的多样性比中国更容易促进贸易繁荣”，并拥有“垂直的”城乡分工而更有助于工业化。不过，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随着19世纪后期新运输技术引入中国，拉铁摩尔认为这个国家在社会方面已经“准备好了”——迅速克服距离的先天制约，允许更大规模的社会经济体制形成，使得帝国各地区实现统一。与此同时，新工业技术“打破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平衡”，并迅速摧毁了后者。

与此同时，拉铁摩尔时不时受到马列主义对于生产方式历史分期的影响。尽管现在看来很显然，拉铁摩尔从未如告发者所宣称的那样加入过共产党，但他肯定属于政治左派。他推崇马克思，并正如他所言，马克思与达尔文、亚当·斯密一样都是工业时代早期的开创性思想家之一，努力探明这个世界是如何达到这一状态以及将来向何处发展，但他抗议，他从来没有“尊奉”马克思主义学说。拉铁摩尔从未完全沉溺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分析方法，却时不时为之狂热着迷。在其较晚的文章《工业对中国的影响》（The Industrial Impact on China，1960）中，他抨击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他在论述中国历史状况时认为阶级利益薄弱的假设。与之相反，拉铁摩尔采取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分析路径，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地主阶级政权，由地主阶级统治，为地主阶级服务”。随着技术转移将这一切打破，争夺支配地位的新阶级是“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正好是受斯大林主义激发的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范畴。由此，尽管他避免引用任何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术语，他自己所使用的范畴“社会形式”和“社会经济”却表达出大致相同的内涵（Lattimore 1937，122-123；1960；1962b，27-28、101、479-480）。
虽然拉铁摩尔随意使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术语，但他要求这些术语应不断地接受批判性分析。他信心十足地谈论“资本”在其社会特定形式的具体化（奴隶、绵羊和谷物）历史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而在日本侵华时，他坚决认为当时进行的领土争夺的关键并非法西斯国家所鼓吹的“种族优胜劣汰”，而毋宁说是“资本的相对需求，并在一些地区人群中加以运用，而这些地区却尚未被资本利用并加以充分开发”（Lattimore 1937，129、134；1936，588）。
在1928年还属于亲英派的拉铁摩尔戏谑地写道：“‘帝国主义’是一个褒义词，只不过近年来被诡辩家所污名化，由此羞辱了很多曾引以为荣的诚实的人们。”（Lattimore 1962b，200）但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在因果要素方面，首先消失的是种族主义，其后则是生态因素，之后转向技术和经济因素，他有点更接近列宁主义者对那一术语的用法——争辩，例如他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认为，正是西方帝国主义，而不是任何“粗疏的”政治因素，能够解释太平洋战争的起因，而在1957年，他认为“帝国主义的掠夺刺激了工业的发展，而随后工业的发展加强了帝国主义”（Lattimore 1962b，509；1988，9）。鉴于其对边缘民众长久的同情，拉铁摩尔所保持不变的，就是避免下意识地将帝国主义仅仅等同于西方；对他而言，中原人自身就一直是头等的“帝国主义者”。在战争中，他观察到雄心勃勃的国民党人向西南地区迁徙，他预见了一个新时代，在这里，沿着缅甸公路推进的西方帝国主义将会被复兴的中国“帝国主义”所取代（Lattimore 1943，481）。

拉铁摩尔的历史书写中浸淫着种种隐喻，而他所选定的隐喻强调其信念，即他正在书写超越科学实证的历史。不过当他责难那种详尽地解释历史进程的做法，甚至汤因比的那些解释时，如同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书写“人类生态学”狂想曲一样，拉铁摩尔也毫不羞愧地借用物理学术语（“动量”“稳定性”“均衡”“此消彼长”“引力”）来描绘社会变化的动力。尽管拉铁摩尔在其学术生涯中断然远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观念并激烈抨击人类社会的直线发展方案，他却从来没有放弃社会“进化”和“退化”的措辞。拉铁摩尔“辩证”史学非常关键的是出现了退化，他对其描述的方式显露出对一种适当的，或者至少是推测的历史社会变迁路径所做的基本假设。

据我看来，最具危害的是拉铁摩尔套用生物学隐喻来揭示社会特征和描绘社会变化。受爱默生（Emerson）、柏格森（Bergson）和其他人的启发，社会如同单个有机物一样，经历着年轻、成熟和老化的观念，在20世纪早期大行其道。没有哪个地区能比东亚更接受这一观念，在那里，这激励着像“少年中国学会”和《新青年》杂志那样的民族复兴运动，也激励着像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那样具有扩张主义思想的日本理论家。内藤湖南认为年轻的日本要尽孝道，保护和监督衰老的母文化——中国（Meisner 1967，21-28；Chow 1960，176-182、327-332；Fogel 1984）。拉铁摩尔年轻时代在中国也受此思维方式的影响，他进一步从翻译自德文的社会思想中吸收生物体隐喻：这是拉策尔“新地理学”和斯宾格勒“比较形态学”（comparative morphology）的中心思想（Lattimore 1948，104；James 1972，220-225）。到了20世纪50年代，拉铁摩尔依靠生物学的“成长”语言来描述社会历史，更具体地说，以“成熟”的社会历史与生物体的生命周期相类比。但正是在他早期的开创性研究《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中，这一隐喻在他的叙述中占有支配地位。“满洲”仍旧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因而有着柔韧性和创造性；相反，中国内地不仅是“成熟”，而且也是“年老的”和“晚年的”（回应内藤湖南），因此必然是“静止的”和“重复的”。后来，在一段必定导致其深陷麦卡锡政治迫害的文字中，拉铁摩尔将年轻和年老的用语施加于西方头上：
似乎没有定论，但西方已经耗尽了其创造力，现在的这一时代，政党比领导重要，国家比政党重要……在现代英国或美国政治中，不管是哈定（Harding）、柯立芝（Coolidge）、胡佛（Hoover），还是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鲍德温（Baldwin）、麦克唐纳（Macdonald）都不是“应运而生的人”（men of destiny）……苏联看来是现代世界唯一一个因国家足够“年轻”，因此拥有“应运而生的人”之国家。她创造出自己的列宁和斯大林，他们萧规曹随，把握命运。苏联，不是中国，也不是西方的任何国家，正扬帆起航，蒸蒸日上，不管由谁来掌舵都不会改变（Lattimore 1932，293-294）。
正是不同国家出现的相对可预测的成熟阶段的概念使拉铁摩尔从事着他视为历史学家最崇高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比较。他在这项研究中，从汤因比和斯宾格勒那里受到启发，但更直接的是从加州大学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Frederick J. Teggart）1939年那部不可估量的著作《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Rome and China: 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中获得灵感。拉铁摩尔自己的边疆对比研究，是他倾注更多精力的比较史学的一个特例，部分效仿梯加特所强调的文化相对主义：对于历史理解的任何有收获的尝试必须从一开始就假定“所有民族都有历史”。拉铁摩尔将梯加特的罗马帝国和中国蛮族范围研究扩大到包含尽可能广泛的比较基础，包括英属印度和南北美洲的边疆地区，指出了特纳边疆假设理论所存在的缺陷，该理论狭隘地假设美国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例外和独特的（Teggart 1939，245；Lattimore 1950b，186；1962b，482、489-491；1988，xlii）

他的影响力是建设性的吗？看来无可否认的是，拉铁摩尔所建构的历史还原论对于过去经历中凌乱的复杂性具有很大的危害，尽管他极力摆脱，但当他将这种西方产生的模式运用到亚洲史中却带有“东方学学者”式的家长作风［例如凯伦·维恩（Kären Wigen）就恰到好处地批评拉铁摩尔和当时的人乐于为东亚“未能”工业化寻找生态根源，参见Wigen 1992，7-9］。拉铁摩尔行文中的浪漫主义要旨，尤其是他着迷于源自生物学和物理学的隐喻，则传递了令人不安的信息。
但与此同时，拉铁摩尔和汤因比一起作为主力共同打碎了“历史统一”的目的论设想，并在众多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化和社会之间建立了比较史学（Iggers 1997，7、143）。作为一位拥有专门知识而受到普遍尊重的亚洲学家，拉铁摩尔在这一方面所做的研究比他的导师更有成效。而且，在实际上，拉铁摩尔依然是极少数研究非西方世界的史学家，或多或少都有助于西方发展出更大的历史学科。

程　龙:鲍培与拉铁摩尔：学术内外的纠葛

说起20世纪的“蒙古学”研究，鲍培和拉铁摩尔是不能回避的两个名字。前者在阿尔泰语系研究领域的泰斗地位无人能撼，其身后的著述达到四百余部，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足以让人感到恐怖；后者以地缘政治和历史地理的视角研究亚洲内陆边疆，其成果虽不如鲍培之多，却也是著作等身，且历经大半个世纪，至今仍散发着学术魅力。二人之中，拉铁摩尔在中国的知名度更高，他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自民国时被译成中文后，便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鲍培的《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1986年才有中译本面世，加之曲高和寡，了解的人不多。鲍培和拉铁摩尔的学术成就可谓“彪炳千秋”，有志于“蒙古学”的晚生后辈们大概都不会错过他们留下的任何专著或文章。

鲍培（Nicholas N. Poppe，1897—1991）出生在山东烟台，他的父亲本是德国人，后移民俄国，在圣彼得堡大学获得东方学学位后，被任命为俄国驻华领事，曾在天津、烟台等地任职。1900年，山东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在一片“杀洋鬼子”声中，年仅3岁的鲍培不得不跟随父亲迁居中国东北，先后在齐齐哈尔、奉天和哈尔滨等地居留。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里比山东要安全得多。幼年生活和家庭环境对鲍培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东北的生活让他接触到大量蒙古族居民，他对蒙古语的兴趣大概可以追溯至此。此外，鲍培无疑也在熟悉东方学的父亲那里耳濡目染，父子二人选择同一所学校、同样的专业恐怕不是偶然或巧合。
鲍培回到圣彼得堡时还只能说汉语和德语，但他很快掌握了俄语和芬兰语。1914年，17岁的鲍培凭借在语言学方面的天赋进入圣彼得堡大学深造。而一年前，他的父亲在哈尔滨遭遇抢劫，不幸死于凶徒之手。鲍培选择东方语言作为自己的专业，大有纪念亡父、传承家学的意味。在他求学期间，俄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月革命成为很多人命运的转折点。然而，对政治毫无热情的鲍培却一心关注学术。1921年，他获得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旋即在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后改建为东方研究所）工作，负责为馆藏的蒙古手稿编撰目录。1925年，已经更名为“列宁格勒大学”的母校聘请年仅28岁的鲍培担任语言学教授。1926年，鲍培开始了他的蒙古之旅，作为苏联科学院蒙古访问团的一员，他第一次来到了乌兰巴托。鲍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当时的兴奋不已，一方面是他踏上了自己向往多年的土地；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当时“乌兰巴托是个典型的中国风格的城市，佛教寺庙遍布，中式商店和饭馆随处可见。俄式建筑只有很少一部分，跟现在的乌兰巴托风貌迥异”，眼前的景象唤起了鲍培儿时的中国记忆，让他感慨万千。

就在鲍培初到乌兰巴托的1926年，一对新婚不久的美国情侣也同时来到了蒙古，新郎官叫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以横穿蒙古和中亚的方式去度蜜月，这在当时的西方人中实属罕见，若不是对这片土地情有独钟，很难解释拉铁摩尔夫妇的“怪异”之举。与鲍培一样，拉铁摩尔也有“中国”背景和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教授英语，拉铁摩尔刚出生不久便被父亲带到上海，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汉语也是其母语之一。青年时代的拉铁摩尔曾在瑞士和英国读书，其中还曾短暂返回美国求学，但他未能取得高中以上的任何学位，以他后来的学术成就看，他完全称得上是“自学成才”的典范。1919年，拉铁摩尔回到中国，从事进出口贸易。虽然收入丰厚，但他仍倾心学术，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北方亚洲内陆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地理。终于在1926年，他弃商从文，带着新婚妻子踏上了蒙古之旅，也开始了此后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

1934年苏联肃反运动开始后，政治迫害逐步蔓延到学术领域，很多学者被无端怀疑为间谍或反革命而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害；言论自由大受限制，不能通过检查的学术成果均遭查禁。拥有德裔移民身份的鲍培自然是重点怀疑对象，好在他的学术地位极高，其语言学研究也未牵涉意识形态，加之多年以来不问政治，也没有留下什么把柄，算是躲过一劫。不过，鲍培对于大清洗中的种种做法深恶痛绝，对社会主义理想也缺乏信念，虽然在政治运动中能够独善其身，但他却陷入了思想的痛苦之中。鲍培后来承认，正是在肃反运动中，他产生了“离开苏联”的念头。
政治环境虽差，鲍培的学术地位却始终得到了苏联官方的认可。1941年，苏联与日本勘定蒙古国与“满洲国”的边界，鲍培作为苏联方面的首席专家提出了划界草案，由于两年前苏军在诺门坎战役中的胜利为谈判增加了筹码，鲍培的方案大多得以实现。如今，人们在地图上看到的分割中国与蒙古的边界线（东段）正是出自鲍培之手。
1941年6月，德军突袭苏联，鲍培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他离开列宁格勒辗转来到高加索地区，为当地的德国占领军担任翻译。这次“变节”行为可能是鲍培预谋已久的，是他“离开苏联”计划的一部分。鲍培的德裔身份以及无人能及的学术地位让德国人很快接受了他，待之如上宾，聘请他担任“苏联少数民族”顾问。不过，据鲍培自述，他并没有助纣为虐，相反还保护了很多人。例如，在高加索一带生活的达特人被德国人称为“山地犹太人”，但鲍培却列举种种学术证据，说明他们跟犹太人毫无关系。鲍培的学术权威得到了德国人的尊重，从而避免了一场屠杀。1943年，鲍培跟随撤退的德军回到柏林，继续从事蒙古学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是欧洲东方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季羡林等后来的东方学家当时都在德国留学。鲍培的到来既巩固了这一地位，也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德国图书馆保存的珍贵文献并与德国同行建立起学术交流。纷飞的战火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他进入了成果创作的旺盛期。

与鲍培这段时期略显曲折的人生轨迹相比，拉铁摩尔可谓顺风顺水。从1926年起，他多次考察蒙古、中国东北、新疆等北方边疆区域，他出版的多部游记和研究著述同时受到了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的欢迎，奠定了他在蒙古学界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其中，尤以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最为著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的必读书之一。1934年，这位“半路出家”，没有受过任何专业学术训练的业余学者受聘美国著名的亚太政策与外交杂志《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并担任编委；1939年，他更被任命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1941年，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推荐，拉铁摩尔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他密切关注中日战局，以决定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动向。在中国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随着对国民党的了解日益深入，他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愈发不满。他反对内战，对共产党抱有同情之心，甚至在一些文章中表达了赞许之意。多年以后，他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和苏联间谍时，这些言论都成了罪证。离开中国后，拉铁摩尔的仕途依旧一帆风顺。1942到1945年，他担任美国战时新闻局代理主任，专门负责太平洋战场的宣传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回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仍旧主导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学和科研。
在1945年之前，鲍培和拉铁摩尔虽然同是蒙古学研究的顶尖学者，但他们的命运轨迹似乎并没有交集。两个人显然早已闻知对方的学术成就和政治立场，不过，双方并没有建立直接联系，无论是讨论学术观点还是交流个人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人的命运急转直下，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对方的政治旋涡，二人也不顾各自的危难际遇，相互展开了有关蒙古的学术争论。

1945年德国战败，鲍培遇到了最黑暗的时期，他的人生走到了低谷。苏联占领柏林后，四处通缉这位“叛国者”，他不得不东躲西藏，隐姓埋名，颠沛流离。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都曾表示愿意接纳鲍培，但最终都未能兑现承诺。人们看中他的学术能力，同情他被苏联通缉的遭遇，但也对他曾经服务纳粹的经历心有余悸。就在此时，鲍培写信给拉铁摩尔，希望他能出手援助，让自己逃离是非之地，但仕途如日中天的拉铁摩尔却未能给出积极的回应。这大概是两个人最早的接触和交流。直到1949年，美苏冷战开始后，鲍培作为“苏联专家”才受到美国的重视，他终于登上了美军飞机逃离德国。他向美国情报部门报告了有关苏联学术研究的状况，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时学者们的遭遇。像在德国时一样，他再次担任“苏联少数民族”顾问，不过这一次，服务的对象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向鲍培发出了邀请，聘任他到该校“远东与苏联研究中心”任职。至此，鲍培的人生重现曙光，然而，他始终未能彻底摆脱为德军服务的那段历史，人们对他的怀疑和指责伴其一生。而拉铁摩尔也曾一度参与到对鲍培的指控中，声称他是德国纳粹军官。这让鲍培费了不少周折来洗刷罪名，他甚至援引了大量德国官方档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尽管时时受到政治干扰，鲍培却一如既往地潜心学术，在1950到1970的二十年间，他一直引领着美国蒙古学和阿尔泰语系研究的发展。
鲍培抵达美国的1949年正是拉铁摩尔大难临头的日子。由于蒋介石在大陆倒台，美国的远东政策彻底失败。以参议员麦卡锡为首的政要们将失败归咎于隐匿在美国政府中的大量共产主义分子和苏联间谍，正是他们左右了政治决策，从而导致美国“失去了中国”。麦卡锡们认为，拉铁摩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对中国及苏联共产党的友好态度就足以说明一切。从1949到1955年间，美国国会和联邦法院就拉铁摩尔一案进行了大量听证和司法调查，数以千计的有关人员出庭作证或提供证言证词。大多数人都站出来维护拉铁摩尔的声誉，其中包括很多他曾攻击和批判的人。虽然与他相处得并不愉快，但蒋介石写来了书面证词，否认拉铁摩尔曾为苏联或中国共产党服务。由于特殊的身份背景，鲍培也被招去出庭作证，虽然拉铁摩尔曾“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但鲍培在听证会上表示，拉铁摩尔的某些学术文章虽然写得很肤浅，很多观点值得商榷，但他绝不是共产主义者或者苏联间谍。不计前嫌的鲍培让拉铁摩尔很是感激，他特意写去一封信，表达谢意和歉意。1955年，由于证据不足，美国联邦法院撤销了对拉铁摩尔叛国罪和间谍罪的指控，但他已无法再继续担任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其薪金也被降到了讲师的水平。1963年，拉铁摩尔选择了离开，他前往英国利兹大学，担任该校中国与蒙古研究所主任，直到1985年才返回美国安度余生。

对方在学术上对自己的批评和诘难，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他更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他们二人刚刚度过了各自的政治危机，马上又投入了一场围绕蒙古的学术论战。
1955年，鲍培撰写长文，矛头直指苏联对蒙古学研究的控制和垄断。他认为，苏联完全控制了蒙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种情况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下来。专制和检查制度的确立给苏联和蒙古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害，学术常常与政治捆绑在一起。苏联和蒙古的研究者们无法参加在欧美举行的学术会议，也听不到来自西方的学术声音；而西方学者也被剥夺了到蒙古去做田野调查的权利。在当时的苏联，鲍培的名字已被从蒙古学著述的目录中删去，其著作也被查禁，人们只能将他与“叛徒”一词联系在一起，绝想不到他曾是大名鼎鼎的“蒙古学家”。鲍培的观点迎合了冷战的需要，很快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认同。然而，偏偏有人站出来和他唱反调，为苏联高唱赞歌，此人正是拉铁摩尔。
正当西方学者被阻挡在蒙古大门之外时，拉铁摩尔却获得了重返乌兰巴托的机会，他是美苏冷战时代最早访问蒙古的西方人之一。显然，他因同情社会主义而遭受的迫害，苏联人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点小小的特权权当是一种补偿。1962年，拉铁摩尔从蒙古返回后便出版了《游牧民与政委：再访蒙古》（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一书，为苏联歌功颂德。在书中，拉铁摩尔现身说法，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向读者表明：“外蒙古是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有计划帮助下取得成功经济发展的杰出典范。”他甚至说：“今日的蒙古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吃得好、穿得好。”蒙古的教育、住房、就业和收入分配也都值得称道。他最后总结说：“蒙古人民把苏联当作真正的盟友，这个同盟不仅仅是政治家之间的交易。”

鲍培对拉铁摩尔的观点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认为，蒙古与东欧没有太大区别，都已经沦为苏联的卫星国或者殖民地，蒙古不过是苏联巩固其亚洲利益的傀儡和马前卒。拉铁摩尔立刻反击，他认为鲍培仅仅看到了外蒙古，如果以当年日本人占领下的内蒙古来做类比，就很容易发现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有很多优越之处。当年日本占领东蒙，不但没有发展当地社会经济，还保留落后的世袭王公，扶植德王傀儡政权。而苏联到来后的外蒙古却日新月异，废除了封建制度，正一步步走向工业化。此外，拉铁摩尔还提醒鲍培注意，正是由于苏联的保护，外蒙古才免遭日本的侵略。
作为语言学家的鲍培并没有拉铁摩尔在论述史实时那种纵横捭阖的能力，他更多地依靠个人感受和经历作为论据支撑，其中显然融入了大量感情色彩。然而，拉铁摩尔的论点似乎也未能获得更多的赞许，人们不过认为这是他支持共产主义态度的延续而已，毫无新意。但不可否认，两个人各执一词，恰好反映了20世纪苏联与蒙古关系的正反两面。即使是今天，学者们也未能跳出这个范畴，或此或彼或折中而已。
鲍培和拉铁摩尔的身世及遭遇惊人地相似，又都富有极强的戏剧性。他们二人在蒙古学研究领域都达到了学术巅峰，又都因各自的言行而遭到政治迫害，虽然涉险过关，却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更让人感到吊诡的是，他们本已曲折多舛的命运却又纠缠在一起，在学术内外纠葛不断。两位“蒙古学”大家，一位从欧洲到美国，一位从美国到欧洲，客观上讲，他们的背井离乡促进了学术的交流，也维持了欧洲和美国在蒙古学研究力量上的平衡。鲍培“逃离苏联”在学术上的意义似乎更大，他将苏联“蒙古学”研究的传统和积淀带到美国，以自己的行动打破了苏联在蒙古学研究上的垄断。两个人在面对困境时都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而他们对于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也足以让人为之动容。面对各种诬陷和指责，鲍培和拉铁摩尔从未低头，他们奋起抗争，与各种敌对势力周旋，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誓死捍卫名誉。鲍培和拉铁摩尔的故事如果各自分开读，虽然也足够吸引人，但远不如放在一起那么荡气回肠、精彩绝伦，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原载《读书》2015年第8期）

1950年，美国共和党议员麦卡锡两次发表爆炸性的演说，史称“惠林演说”（Wheeling Speech），指控国会内有57个共产党人、205个威胁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作为一个毫无强大政治势力保护的学者，拉铁摩尔被指控为潜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头目、导致“丧失中国”（the“Loss of China”）的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策划者、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泰丁斯（Millard Evelyn Tydings，1890—1961）为首席的政府雇员忠诚审查委员会（又称泰丁斯委员会，Tydings Committee）经过3个月审查，最终做出了《反驳麦卡锡参议员告发国会内有共产主义渗透和影响的报告》，排除了对拉氏的莫须有指控。但接踵而至的次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委员会（又称麦卡伦委员会，the McCarran Committee）对太平洋学会的调查，复使拉铁摩尔横遭覆盆之冤，诸如魏特夫更是落井下石，令拉氏长期为此耿耿于怀。是时，“麦卡锡主义不仅横冲直撞于国会调查，也张牙舞爪于行政和司法部门的一系列行动中。甚至于美国公众在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之时也对它不无青睐。”

简评

这是论述拉铁摩尔的论文合集，内亚问题与新清史问题相连，已经不单单史历史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本书收录的文章中开头的几篇质量极高，后边的文章作者朝着正统史学看齐就显的很无趣。为了开头几篇这本书还是很值得读的。